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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力量依附在都柏林这座城市之上,《澳门新葡新京大全:尤利西斯》布鲁姆日爱尔兰地理阅读

“时间啊,时间啊,我们去过什么地方——你还要带我去哪里?”班维尔在结尾如是感叹。于我们,何处是彼岸,同样难以回答。

很惭愧我和约瑟夫都没有正儿八经读过《尤利西斯》这部意识流“天书”,但依然可以像布鲁姆那样在一个昼夜间游荡在都柏林的街头。那天晚上,我指着奥康奈尔街中央那根高耸入云的“旗杆”问他那是什么。他告诉我这是名为“都柏林尖塔”的地标建筑,原址曾是英国海军纳尔逊将军的纪念柱,与伦敦特拉法尔加广场一样,但1966年被爱尔兰共和军炸毁。每当夜幕低垂之际,塔尖光柱就会点亮,是在悼念那段动荡的历史,也是在指引未来的方向。

从《尤利西斯》到布鲁姆日:一部天书引发的狂欢

2019/07/05 | 冯祎| 阅读次数:1204| 收藏本文

《尤利西斯》布鲁姆日爱尔兰地理阅读

1924年,詹姆斯·乔伊斯住进了医院,他的眼睛被打上了绷带。朋友们送给他一束白色和蓝色的花,但乔伊斯沮丧地在笔记本上潦草写道:“今天是1924年6月16日,20年后的今天,有人会记得这个日子吗?”

《尤利西斯》以时间为序,讲述了居住在都柏林的广告推销员利奥波德·布鲁姆,在1904年6月16日游荡在都柏林街道的平凡一天。

不用等到20年后去检验。1929年,因《尤利西斯》而诞生的布鲁姆日就真正“诞生”了。《尤利西斯》的法国出版商在凡尔赛附近的一家酒店组织了一场新书推广活动。到了1954年,在乔伊斯的故乡——爱尔兰都柏林,迎来了第一个布鲁姆日。当时,爱尔兰乡村诗人帕特里克·卡瓦纳和作家弗兰·奥布莱恩参观了一系列在《尤利西斯》中出现的地方:都柏林的马泰罗塔、戴维·伯恩酒吧、埃克尔斯街7号。同时,一边阅读《尤利西斯》的内容,一边喝得酩酊大醉。

爱尔兰虽长久处在欧洲“蛮荒”的边缘,连高晓松在《晓说》里都称其为“欧洲的尽头”,但在首都都柏林,每年6月16日,都有一场全欧洲,乃至全球最伟大的地理阅读活动——布鲁姆日。

2019年6月16日,是都柏林第65个布鲁姆日,也是乔伊斯创作《尤利西斯》的第105年。无论你是否读完了这本被称作天书的《尤利西斯》,你都可以毫无障碍地加入到这场规模仅次于圣帕特里克节的第二大盛会中。并把它当做一面镜子,看尽爱尔兰的过去和现在。

从“圈地自萌”到伟大的地理阅读

羊腰子、猪下水、血肠布丁……桌子上放着“Molly”的牌子。

两年前的布鲁姆日这天,我在埃克尔斯街7号,小说主人公布鲁姆的家,面前的盘子里是这些挑战我味蕾的玩意儿。这顿经典的“布鲁姆早餐”是为了向《尤利西斯》致敬。

《尤利西斯》中有许多关于“吃”的描写,摆着下水的食品摊儿是中年男人布鲁姆的最爱。“他喜欢浓郁的杂碎汤、有嚼头的胗、填料后用文火焙的心、裹着面包渣儿煎的肝片和炸雌鳕卵。他尤其爱吃在烤架上烤的羊腰子。那淡淡的骚味微妙地刺激着他的味觉”。

正当我思忖着如何下口时,身旁一位来自西班牙的男士悄声说:“我敢打赌这屋子里读过《尤利西斯》的人不超过10个。”

“那你读过吗?”我问。

“嘿嘿,我尽力了。但又有什么关系,通过布鲁姆日了解乔伊斯,不是更有趣吗!”他答道。

我相信他的话。《尤利西斯》经常被人称为“天书”,很多人在阅读时甚至需要一本字典在手。我记得大二时第一次在图书馆借到这本书,全书一共18章,我花了一个学期也没有读完前3章。这部小说堪称意识流文学巅峰之作,女作家曼斯菲尔德称它“晦涩难懂到可怕的程度”,心理学家荣格号称花了三年时间才读通此书,而中文版的译者萧乾当年在剑桥研读完此书,也曾工整地写下了“天书”二字。直到参加完布鲁姆日的第二年,我终于读完了它。但你要问我情节,我真的答不出。因为它没有情节,只有情绪。

乔伊斯于1914年3月开始创作《尤利西斯》,但为了完成他的剧作《流亡者》,他又把它搁置一边。1915年6月16日,他写信给他的兄弟斯坦尼斯劳斯,说他已经完成了《尤利西斯》的第一部分。1922年《尤利西斯》出版后,乔伊斯的朋友们正式将6月16日定为布鲁姆日,当然,那时只是非常私人的一个聚会。

为什么会选择6月16日这一天呢?据说1904年的那一天是乔伊斯第一次和他的妻子诺拉·巴纳克尔约会。6天前,乔伊斯刚刚和诺拉在都柏林着名的商业街拿骚街上相遇。那一年的夏天对乔伊斯意义重大,他不仅认识了“能安抚他灵魂”的缪斯,还开始了《都柏林人》的创作。被赶出国家戏剧协会、因醉酒打架而受伤,以及当天发生的新闻事件,也全部成为了《尤利西斯》的素材。

你可以说他们是“圈地自萌”,但不可否认,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越来越多游客的参与,布鲁姆日让这部天书变得平易近人了,普通人也可以从中找到通俗化的乐趣。

人们会为自己装扮上爱德华时代的复古造型:女士们会将自己弄得前凸后翘,穿上令人呼吸困难的束身衣,发型弄得像云朵一样蓬蓬的,再撑一把阳伞;男士一定要选择最经典的三件套,如果有手杖、怀表、领结的加持,那就更完美了。嫌麻烦?那直接来一顶经典的乔伊斯圆帽——Shevlin家族从1960年代就开始以布鲁姆和乔伊斯为名制作礼帽,每年的布鲁姆日,家族第三代传人John Shevlin会Cosplay成乔伊斯的模样,引得人们疯狂地求合影。

布鲁姆日的活动不局限于一处。吃完重口味的烤羊腰早餐,可以到林肯广场路附近的Sweny药店买一块柠檬香皂。书中的布鲁姆想借着柠檬香皂,洗掉都柏林的陈腐与污垢,也洗掉自己狭促的生活。这家老店已变身为一家书店,许多存书都与乔伊斯有关,店铺还保留了那些塞满医用瓶罐的橱柜。之后去大卫·伯恩酒吧喝一杯,干酪三明治配勃艮第红酒就是布鲁姆在6月16日的午餐菜单。

你还可以造访爱尔兰国家图书馆、在小酒馆里学骂人俚语、到森迪蒙特沙滩寻找艳遇,如果有人过来问时间、搭讪,记得像小说中的人物一样回答:“亲吻的时间已过去一半了”。海边还有一座“乔伊斯圆塔”,1904年,乔伊斯与他的大学友人在这里蜗居了六个晚上,而今圆塔已改建为乔伊斯博物馆。爬上《尤利西斯》中多次提及的“昏暗的螺旋状楼梯”,经过当年乔伊斯住过的起居室,塔顶海风猎猎,远眺泛着银光的海面,这与百年前乔伊斯所见过的场景并无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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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前,中爱两国已经签署了《关于中国旅游团赴爱尔兰旅游签证及相关事宜的谅解备忘录》,爱尔兰艺术、体育和旅游部长约翰·奥多诺休表示,爱尔兰正在期待迎来更多中国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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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这里还孕育出众多闪耀在世界文坛的名字:斯威夫特、斯托克、萧伯纳、王尔德、贝克特、叶芝,以及梦呓般的乔伊斯,都已化作爱尔兰卓尔不群的形象符号,让我为之好奇仰望,成为长久以来的心驰神往之所。

每逢布鲁姆日,在詹姆斯·乔伊斯的故居,身着《尤利西斯》书中所写的年代服装的书迷都会来参加早餐会,一边看演员表演,一边吃着书中描述的早餐。

在写《尤利西斯》之前,乔伊斯经常随身带着一个本子,记录下城市的每个细节,连行走路线的时间点都掐得惊人的准确(当然,这也要得益于都柏林的原貌被保存得非常完好),城市地图、尺子、秒表都是他的工具。

乔伊斯还是都柏林小酒馆的代言人。他曾提过一个有趣的问题:怎样穿过都柏林而不经过任何一家酒馆。这话并不夸张,在这座人口只有53万的城市里,有近2000家小酒馆。从1904年宣布“流亡”开始,他便把对都柏林小酒馆的眷恋都写到了《都柏林人》里:杜克街21号的大卫·伯恩酒吧;公爵街的苏格兰酒馆;普尔贝格街的马利根酒馆;奥尼尔酒馆、麦奥利酒馆等等。小酒馆的名字、老板身世、店内的装潢摆设,都可一一印证。

但在所有与乔伊斯有关的小酒馆中,大卫·伯恩酒吧和The Bailey是最重要的朝圣地。前者是《尤利西斯》主人公布鲁姆常去的地方,后者的老板则从地产商手里抢到了一扇门板——布鲁姆夫妇所住的埃克尔斯街7号,这绝对算得上是爱尔兰文学史上最着名的一扇门。

乔伊斯,并没有生活在叶芝的反面

在西欧诸国中,爱尔兰是唯一一个被另一个欧洲国家殖民统治的国家。从12世纪下半叶英国侵入爱尔兰开始到20世纪初,战争、起义不断。连首都都柏林的气质亦是如此。据说都柏林之名源于古爱尔兰语Dubhlinn,即“黑色池塘”,加重了天生注定的忧郁宿命。

不知道是不是应了中国那句老话:“国家不幸诗家幸”。沧桑的爱尔兰总是出些浪漫文艺的作家、诗人,甚至算得上诺贝尔文学奖得奖大户。威廉·勃特勒·叶芝、乔治·萧伯纳、萨缪尔·贝克特、谢默斯·希尼……在文学上,它从未被排除在主流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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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底楼熙熙攘攘都是跟着布鲁姆日步行路线来到图书馆的读者们,这里曾是小说里整整一章写到过的地方,在底楼,小说里一直分开漫游的两个主角,布鲁姆与斯蒂芬,在这里第一次会合,但擦肩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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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里,“能见度”是记忆的构造元件。都柏林的文学地图、历史画卷与他们生活的旧迹不断重叠,也不断重生。贝克特经常光顾的小酒馆、王尔德出生的故居与“我”的姨妈的老处女生活杂糅在一起;毁于大火的艾比剧院的遗址、风景如画的伊菲花园与“我”小时候穷困的生活、父母的吵架交错在一起。每座城市必有一些废墟供人缅怀,酒吧和咖啡厅是文艺家的逗留之处,还可以加上教堂、美术馆和音乐厅,以及街头的拱廊和拐角,帮助人们邂逅,排解生活的紧张和残酷。历史与文化深入在城市的筋骨里,而少年的荷尔蒙在涌出的那瞬间就开始消散,时光沉淀一切,倘若物与人不能融为一体,你将从何醒来?

希尼出生在北爱尔兰德里郡,这一地名在古爱尔兰语中是“橡树林”之意。民族主义者主张使用这个纯正的爱尔兰称呼,而支持英爱统一的联合派则习惯称其为“伦敦德里”,以此宣示国土的归属。地名争议只是旷日持久的冲突缩影。谁也不曾料到,四十多年前,这道纠缠不清的国境线,竟使这座秘境般绿意盎然的岛屿掀起血雨腥风。“血腥周日”“绝食抗议”的记忆让北爱和平进程始终笼罩在阴影之中,以至成为挥之不去的历史症结,导致如今的英国依然深陷泥沼,从“脱欧”又到“拖欧”,寸步难行。

1954年6月,爱尔兰诗人帕特里克·卡瓦纳和安东尼·克罗宁在蒙克斯顿的教堂外乘坐马车,他们沿着布鲁姆的足迹穿行都柏林。

但是,乔伊斯和王尔德不在其中。

作为爱尔兰文学界最重要的两个人,乔伊斯总会被拿来与叶芝做比较。叶芝笔下的爱尔兰是田园牧歌的,是诗情画意的,是温暖和煦的,是符合人们对于这个遥远岛国想象的,加之他个人曾为革命奋不顾身,爱尔兰人毫无疑问更爱叶芝,

两人曾在1902年有过一次伟大的会面,那一年,叶芝37岁,乔伊斯只有20岁。不同的家庭教育、成长环境,让两人之间的代沟不只是年龄。叶芝生活在上流阶层,在青年时代就旅居过大不列颠和欧洲的许多城市,而乔伊斯呢,父亲酗酒成性,看看乔伊斯的长篇《一个青年画家的肖像》吧,那就是他青年时代的缩影。

叶芝毫不掩饰欣赏乔伊斯的才华,乔伊斯年轻时也曾崇拜过叶芝,但也会说:“你太老了”。当叶芝后期文风发生很大变化时,乔伊斯又开始欣赏他。两个人都对脚下的土地有着炽热的爱和执念,这让他们不再非此即彼,乔伊斯并没有生活在叶芝的反面。如果非要定义,乔伊斯画出的是一个具象的都柏林,而叶芝吟诵出了一个更悠远的爱尔兰。同样伟大,且不可替代。

但如果选择其中一人做我的爱尔兰向导,我一定选择乔伊斯。他的所有作品都在试图深度剖析都柏林这座城市的灵魂,基于那些具象的描述,旅行者也很容易跟随书中的点一个个地去印证。而且,他亲切,粗俗,不矜持。你不用怀疑,他一定会带你去海边寻找艳遇,去小酒馆和一群当地人高谈阔论,还会一路唱歌给你听。

犹记得大学时欧洲文学选修课的老师对乔伊斯爱得欲罢不能,他说:乔伊斯比任何人都有着更复杂的情感,你要去理解他的绝望,并最终在绝望中生出怜悯和仁爱。

又一年布鲁姆日到了,你读懂《尤利西斯》了吗?其实无所谓,布鲁姆日在当代是一种缓慢的、身临其境的,最终也是私人的体验,也可以与《尤利西斯》无关。

乔伊斯就这样领着动荡不宁的爱尔兰社会的写作者们,越过文学的煽动性,文学的服务性,越过殖民地文学的传统化与殖民化的各个特有泥沼,甚至越过民粹主义者泛滥的激情,走向真正的现代。他直面爱尔兰经过七百年殖民后委顿与躁动的心灵世界的勇气,昭示了爱尔兰人强健深厚而且不可征服的精神,和无法扭曲的文学能力。在小说里,爱尔兰的知识分子们在图书馆里讨论着英国的莎士比亚,过了一百一十年,作家们在图书馆里朗读小说中的这一章来致敬乔伊斯。一百一十年后,图书馆遮阴又凉爽的底楼是诗人叶芝永久的殿堂,而走过圆柱,街道上满是来自世界各地参加布鲁姆日漫游的读者,乔伊斯在大街上仍旧生机勃勃。在他去世后,他书中的生命迎来了自己的时代。

  乔伊斯在这里的短暂停留启发了他对小说《尤利西斯》的创作,它的炮台及景观,及其内部的起居室都像极了他在书中的描写。而他把小说的开场就置于那座孤塔。

斯威夫特在18世纪就以《格列佛游记》等作品宣扬了爱尔兰意识,不过都柏林这座城市的文化和文学身份直到20世纪才开始确立。这种情况并非巧合,在此之前,都柏林一直近于恍惚地隐藏在大不列颠灿烂的光环之下。仿佛开启魔法的时间,有一群天才成群地来。很难解释这种文学现象,勉强地说,爱尔兰文学的发展一直伴随着民族意识的进程。

“领地、教区在我出生之处接壤/当我站在中央的踏脚石上/我是水中央马背上最后的伯爵/仍在和谈,与同侪有一耳之距。”希尼在诗集《山楂灯》中曾留下这样一段自白。他深知,北爱问题本就是个矛盾重重的混合体,固执己见只能导致冲突和暴力,与其争个你死我活,不如竭力寻求折衷之道。这亦是他的创作哲学,唤起我们久被埋没的宽容之心。

2013年6月16日,爱尔兰都柏林,当地民众聚集,穿着布鲁姆的服装,试图打破最多人参加这一活动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2012年对布鲁姆日来说是特别的年份。在乔伊斯去世后的第71年,他的作品过了版权保护期。这意味着全世界的乔迷可以在不需要获得许可的情况下,在公共场合阅读、分享、表演或重新诠释乔伊斯的作品。要知道,自1982年继承遗产以来,乔伊斯的孙子斯蒂芬·乔伊斯一直严格地管理着祖父的基金会,在2004年的布鲁姆日,他甚至对公众公开朗读乔伊斯作品而威胁要将爱尔兰政府告上法庭。所以2012年的庆祝活动尤其丰富,《为芬妮根守灵》的音乐剧版本发布,爱尔兰图书馆也公开展示了乔伊斯的手稿。我参加的“布鲁姆早餐”活动,斯蒂芬·乔伊斯也是座上宾。

乔伊斯文化馆的人说,布鲁姆日对每个人都有意义:学者们可以分享对这部作品的了解;嗜酒如命的人,有了名正言顺的理由去喝酒;读过的、没读过的人都可以参加到聚会中来。无论什么人,一日的行程走完,你就会在不知不觉中贴近这座城市的心跳。

乔伊斯通过描述一天内发生的单一事件向人们展示了一幅人类社会的缩影,人世的悲与喜、英雄与懦夫的共存以及宏伟与沉闷的同现。“尤利西斯”这个词是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的英雄奥德修斯的拉丁文版本,两部小说在人物关系、情节发展、结构设置上也有许多暗合之处。只是英雄时代的英雄故事到了20世纪初,变成了油腻大叔布鲁姆的自我放逐,因为他知道妻子下午将在家中与情人幽会通奸,而他无处可去,不得不在大街上游荡。布鲁姆无疑是反奥德修斯、反英雄的翻版:卑琐、软弱、屈辱。

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乔伊斯和都柏林之间的关系是可以用“紧张”来形容的。他不仅毫不介意展示都柏林的各个角落,明快的,卑劣的,热情的,肮脏的,而且抛弃了文学上对语言“得体”的要求,充斥着大量脏话与猥亵的字眼,还包括一些令人难堪的场面描写,比如排便、自慰等等。所以当学者把它理解成一部关于两个民族的史诗时,大部分的阅读者只能把它看作是一趟周游人体器官的旅行。

《尤利西斯》中的语言,被当时很多人视作乔伊斯对都柏林的诋毁性报复。但乔伊斯对此的解释是:“我只是在表达真正的自己”。另一位爱尔兰着名作家萧伯纳也坦承过“它实在真实得可怕:我曾经行走在那些街巷里,对那些商店了如指掌,也听过和参与过那些对话。在我20岁那年我逃离它们来到英格兰,40年之后从乔伊斯先生的几本书中得知都柏林还是老样子,那儿的年轻人仍与1870年的人们一样胡言乱语、喋喋不休、出言不逊”。

1904年,乔伊斯宣布“自愿流亡”,他和妻子离开都柏林,辗转于欧洲大陆,并在这种流放中度过了生命的最后30年。乔伊斯众多小说都像一个多维的既虚拟又现实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视觉、听觉和嗅觉都与情感、记忆和幻想纠缠在一起。与《尤利西斯》相比,早期文学对现实的渲染就像艺术家掌握透视画法之前的中世纪绘画一样。而《尤利西斯》就像生活本身,令人困惑。尤其最后一章那个无标点的、长达60多页的句子,更是让这种梦魇攀升至一个奇幻的高潮。

直到20世纪50年代,乔伊斯才开始被主流文化接受。在美国,从《日落大道》开始,《尤利西斯》通常被用作精英文化的象征。连当时最着名的影星玛丽莲·梦露都特意拍摄了一张她在泳池边读《尤利西斯》的照片,试图摆脱她的固有形象。当然,这张照片,以及更多的照片都不足以证明——是否有人,更不用说好莱坞明星——真正读过它。我们能知道的只是,美国人真的很喜欢乔伊斯,纽约的布鲁姆日也是全城狂欢。同一时代的弗吉尼亚·伍尔夫,《达洛维夫人》的主人公达洛维夫人也是身临其境地穿越伦敦,无疑是受到《尤利西斯》的影响。

1990年代,是“凯尔特之虎”的年份,爱尔兰的经济突飞猛进,考古上也有重大发现。爱尔兰人是如何记录历史的呢?据说只要一个地方有点历史可说,便会建一座文化遗产中心。所以布鲁姆日的“出圈”,既是爱尔兰人对文化的珍视,也可看作是都柏林这座城市与这位伟大作家的和解。

毕竟乔伊斯笔下的都柏林,太具体了!明明描写的语句是如此主观,但呈现出来的故事就像把都柏林建筑的钢筋铁骨都暴露出来一般,清晰、准确。乔伊斯自己都说过:“如果有一天都柏林被炸毁,人们可以根据我的小说一砖一瓦地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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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灿烂的街上充满夏日的欢快。一个诺拉打扮的年轻女子穿着在熏风里飘扬的蕾丝白裙走过。她经过停满在路边的汽车,去听街角露天乐队的演奏。她在腋下夹着一顶宽边草帽。一百一十年前的这天下午,年轻的乔伊斯就在不远的街上遇到了年轻的诺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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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维尔以他的作品致敬大师。世上所有城市都要解决文化身份的问题,这已经成为文学意识的基础。城市的气质会影响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班维尔在根本上并非都柏林人,他出生于爱尔兰韦克斯福德郡,在他笔下,同时有着“新城市人”普遍存在的漂泊感,本书起笔就说:“都柏林从来不是我的都柏林,这使得它更加诱人。”探访都柏林,也是回望韦尔斯福德,在心理上靠近原乡的过程。故乡,并不一定等于出生地,更是愿意安心的所在。

从我居住的曼彻斯特跨越爱尔兰海,到北爱首府贝尔法斯特,只需短短四十分钟的飞行航程。晨曦中,巴士一路驶过街巷,略带困意的我努力向窗外张望,打量眼前陌生的城市。除了市政厅周围的小片区域之外,并没有多少熙攘人流,亦无高街商铺林立,倒真是有几分“临冬城”的萧瑟。唯一斑斓的是路边的政治涂鸦,尤其是那面堪比柏林墙的“和平墙”,很容易就能从一些士兵警察形象、三色国旗和大字标语中,看出其中根深蒂固的心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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