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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有作家写了四五部小说都是卡夫卡这种风格,它的德文标题Statt

2002年,席尔马赫谴责《批评家之死》的公开信再度在媒体引发燎原大火。从普通读者到作家批评家、从学界精英到政界领袖,各界人士都卷入这场充满情绪的大讨论。这场持续一个夏天的媒体风波被称为“联邦德国文学史上的头号丑闻”。之所以说丑闻,一是因为这场辩论始于小说尚未问世之前,参与讨论的人多半不知道小说里面写了什么;二是因为小说出来之后众人发现,里面基本找不出什么可以支持反犹指控的文本依据。但是,后果却很严重。在一段时间里,瓦尔泽在德国什么地方公开亮相,常常会遭遇抗议者。烦恼之中,他甚至考虑过是否需要移居奥地利。与此同时,英美国家中止了对瓦尔泽作品的翻译和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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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2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德国文学批评巨星马塞尔·赖希-拉尼茨基 图/新京报 2013年9月18日,德国文学批评巨星马塞尔·赖希-拉尼茨基逝世,享年93岁。9月26日,包括联邦总统、黑森州州长、德国犹太协会副主席、德国最大报纸《法兰克福汇报》发行人在内的几百个社会政要、社会名流出席了在法兰克福中央公墓为他举行的遗体告别仪式。正式的追悼大会将于10月在德国的政治、文化圣地——法兰克福保罗教堂举行。 赖希-拉尼茨基说过,没有警车出现的葬礼没有意思。26日的法兰克福中央公墓出现了警车和安保人员,他的追悼大会肯定有更多的警车和安保人员出现。应该说,他对死后待遇的隐含期待也如愿以偿。 赖希-拉尼茨基 联邦德国最最有名、最最重要的批评家,而且堪称孤本。他的去世,不仅让德国文坛,而且让世界文坛失去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作为文学批评家,他无疑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 他几乎成为家喻户晓的批评家,一项民调显示98%的德国人知道他的名字,而且不时有出租司机认出他; 批评家约阿希姆·凯泽说他是“人们读得最多,最令人生畏,最引人注目,所以也最招人恨的文学批评家”; 小说家沃尔夫冈·克彭有过一句笛卡儿式的评论:“他评论我,所以我存在”; 美因茨科学及文学院在给他的授奖证书中不仅盛赞他“把文学变成了公共事务”,而且“估计没有一个西德的男作家或者女作家不曾梦见过赖希-拉尼茨基”; 他1999年出版的自传《我的一生》不到四年本土销量就突破百万大关;2002年,马丁·瓦尔泽针对他写成《批评家之死》,未及出版就引起一场席卷全国的文学风波,卷入其中的,不仅有许多学者、媒体人士及普通读者,还有多位政治家,还有格拉斯这样的文学家和哈贝马斯这样的哲学家。 给作家“颁发死亡证书” 拉尼茨基的批评活动总是面向读者,他底气十足,崇尚启蒙精神,其座右铭是:“能够毁掉作家的人,才能做批评家”。 赖希-拉尼茨基是一个神话,一个奇迹。这样的神话和奇迹,别的国家没有,中国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可能出现。批评家总是面临这个问题:你是为读者服务还是为作家服务?歌德希望作家们选择后者。对于讨厌的批评家,他喊出了一句名垂青史的口号:打死他,这个狗东西,他是一个书评家! 而赖希-拉尼茨基的批评活动总是面向读者,但他并不认为自己选择了下里巴,选择了媚俗。他底气十足,他有尚方宝剑——启蒙精神,他最大的榜样就是德国启蒙运动主将和德国文学批评之父莱辛。启蒙,面向大众,走向民间,开启民智。 他的启蒙诉求也决定了他的审美趣味。他反对深沉、晦涩、故弄玄虚,所以他很不欣赏荷尔德林这类深得哲学家青睐的诗人。他自己的语言则永远生动活泼,通俗易懂。所以,赖希-拉尼茨基在其批评活动中一直扮演类似罗马帝国的保民官的角色,总是作为普通读者的代言人去议论文学,去质问和批判作家。他的话,总是赢得身后的千万民众的掌声与喝彩。 赖希-拉尼茨基为自己的批评活动抢占了一个道德制高点:不受限制的文学批评是开明社会和民主社会标志。 德国的常规化制度化文学批评产生于启蒙运动如火如荼的18世纪中叶,纳粹德国则禁止批评:在第三帝国,“艺术批评”被“艺术鉴赏”所取代。所以,他认为,批判精神对于文学批评最为重要,真正的批评,就必须做到一针见血、毫不留情,真正的批评家,就必须唾弃为人要厚道的庸俗哲学。批评家的一项天职就是给作家“颁发死亡证书”。 他还告诉世人,他有伟大的批评前辈做榜样,其中多半是犹太裔批评家,如海涅和伯尔内,如卡尔·克劳斯和库尔特·图霍尔斯基,如阿尔弗雷德·凯尔和瓦尔特·本雅明。后者的一句话是赖希-拉尼茨基的座右铭:“能够毁掉作家的人,才能做批评家”。 赖希-拉尼茨基也说到做到。瓦尔泽小说《爱的彼岸》,不仅被他认定在“文学的彼岸”,他还总结说:“为他好,同时也为了我们自己,希望这本书尽早被人遗忘”;评论格拉斯的《说来话长》的时候,他上一句话夸某一段落写得如何好,下一句话却抱怨说“这本781页的书就这5页拿得出手”。传记作家门德尔松写托马斯·曼的前半生就写出了一千多页并因此获得托马斯·曼奖,他却调侃门德尔松“跪在地上写作”。 “施虐”的文学教皇 他以文学和启蒙的名义打击作家,仿如一种表演,一场娱乐,是表演给他身后的千万读者和观众看的。欢乐的是读者和观众,愁的是作家。 与此同时,他还时时嘲笑作家们自恋,嘲笑他们相互吹捧:“你喊我歌德,我叫你席勒”。赖希-拉尼茨基这种置人于死地的犀利文风给许多作家留下了终身的精神残疾或者伤痛。当然,作家们的反击也不可避免。他们给了他许多绰号。除了“文学教皇”,还有“外科医生”“法官”“裁判”“异端裁判官”“魔鬼”“死神”等等。他还被屡屡描绘成批评杀手和批评斗犬,进了小说,也上了漫画。 虽然,赖希-拉尼茨基的批评实践是傲慢的,但他的批评理论是谦虚的。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反差。他承认批评活动具有派生性质、服务性质、寄生性质,因为批评家就是翻译家,其天职就在于“把非理性的语言翻译成理性的语言”,而且批评家多半是蹩脚的翻译,因为理性语言“永远点不透艺术品”。 从批评套路看,他太简单、太传统、太十八世纪。他永远奉行知人论世的原则,做传记-心理研究,并佐以大量高级八卦和花边。他最欣赏的作家,也是达到德语文学巅峰的作家,如托马斯·曼和卡夫卡。他们都是善于反讽、善于描写小鬼厄洛斯如何捉弄人的伟大作家。他总是拿这样的作家、拿这样的标准来要求当代作家、当代文学。 在他的批评活动中,残酷性和游戏性、神圣性和娱乐性已经水乳交融。他对作家的打击是残酷的,他打击的理由是神圣的——以文学和启蒙的名义,表情也多半非常严肃,但是这种打击又是一种表演,一场娱乐,是表演给他身后的千万读者和观众看的。他的嬉笑怒骂无论对观众读者还是对他自己都是一种享受。所以,在赖希-拉尼茨基进行文学批评的时候,总是几家欢乐几家愁。欢乐的是读者和观众,愁的是作家。 在26日的遗体告别仪式中,除了两位曾被他大力提携的女作家,见不着其他作家的身影。

2002年6月,《批评家之死》在德国出版后畅销,并引起一场风波,被多数人当作“反犹小说”来读。君特·格拉斯出来为瓦尔泽鸣不平,称该书“绝无反犹倾向”。 萨特做的事换成我就是虚伪 南方周末:歌德学院北京分院院长阿克曼提及《西塞罗》杂志2007年推举的德国500位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名单中,你排名第二位仅次于教宗,你否认了排序的客观性。你说你不知道这个调查是怎么形成的,说它们通常没有任何可以检验的实在的结果,是不可信的。我想知道你对这种桂冠式的评价究竟怎么看? 瓦尔泽:我知道我不是知识分子,我很清楚。根据我的理解,什么叫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知识多于体验和经验。我要举个例子,丹麦哲学家克尔恺郭尔说过一句名言,无论我写什么或者说什么,我的目的不在于增加写作对象或者说话对象的知识,而在于增强他们对于人生的感受。我们知道的太多了,我们的知识成为了我们的一种包袱。若无对立,无物为真。这句话是我说的,它的精神和思想源头是克尔恺郭尔,知识分子总想证明自己说的话是正确的,不想证明反面,任何事情要在反面成立我才讲,所以我不是知识分子。 南方周末:通常我们认为欧洲是有知识分子群体的,他们以社会担当为己任,您怎么看这样一个群体?他们是您认为的知识分子吗?比如萨特、加缪。 瓦尔泽:我知道萨特一直受人尊敬,因为他是知识分子,而且他把知识化为实践。参与社会事务是萨特的一个特征。我以前专门写过一个文章,其反讽标题已经透露出我的立场:作为作家必修课的参与精神。什么叫必修课,虽然萨特那么做也很好,可是我们不一定非这么做不可。你也应该赋予作家不管社会、只管自我的权利,他有这个权利。即便这么做,伟大的萨特也不会由此变得渺小。 南方周末:您被形容为具有社会担当的作家。您怎么看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包括作家的责任感?现在有一种潮流,就是对责任感的疏离和逃避。 瓦尔泽:不论责任还是责任心,在德文里面都是好听的词汇,它们在政治生活中常常沦为修辞学词汇。我关心的是如何把你的责任感和义务感化为行动,你光是说人要有责任心没意思,那是空话。萨特把责任心化为了实践,他是行动者,而且他是惟一一个拒绝诺贝尔奖的。他的整个姿态比较彻底。当然我们也不用学萨特这么彻底。换了我来做这个事就是虚伪了,如果我去做萨特做的事情,我就是虚伪。各人有各人的生活原则。 反法西斯小说不等于战争小说 南方周末:您在青年时代的研究方向就是卡夫卡,研究卡夫卡对您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瓦尔泽:我8岁就读到了卡夫卡,一般的人是14岁接触卡夫卡,对卡夫卡是有接受过程的,我受他文学的影响。我不很了解中国文学,但是我了解卡夫卡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如果一个中国年轻作家读卡夫卡,写寓言小说应该是什么样的作品,在英国有作家写了四五部小说都是卡夫卡这种风格,但是这些小说都没有获得成功,反响平平。今天没有一个作家能够学会卡夫卡的视角,必然的生存的狭隘,没有人能达到。如果要去尝试这种风格,只能是一种模仿,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和经验,我在研究卡夫卡五年之后开始写作,1955年发表的作品《屋顶上的飞机》,当时评论家说就是模仿卡夫卡的一部作品。虽然我非常尊敬他,我不会愿意以他的风格写长篇小说。卡夫卡关心的是他自己,但是他会责备自己、谴责自己。比如《审判》这部小说,这个主人公缺乏自信,他找不出他生活方式的理由是什么,找半天还找不到理由,最后就自杀。因为研究卡夫卡,所以我要跟卡夫卡不一样。确实我的写作跟卡夫卡不一样。 南方周末:您说德国作家跟历史有很困难的交往方式,您说经历了战争年代,从未需求要写一部战争小说,不想写战争,不去反思战争,不写反法西斯小说,不写伪法西斯小说。您跟君特·格拉斯相反,他是不断描写战争,不断对战争罪恶进行反省。 瓦尔泽:我对格拉斯的小说《铁皮鼓》的定义,第一是反法西斯小说……第二还是反法西斯小说。反法西斯小说其实不等于战争小说,对我来说,里面写的法西斯都是特别戏剧化的场面,敲着鼓,唱着歌,他写这种戏剧化的场面,表达反法西斯的立场。我给他戴了顶高帽子,说《铁皮鼓》是最后一部还可以创作的反法西斯小说。法西斯已经消亡了。格拉斯与其说在写战争写历史,还不如说他在表达自己的意愿,反法西斯的意愿。 南方周末:您的意愿是什么呢?对于那场人类的浩劫,您的态度是什么? 瓦尔泽:我有个问题整整思考了二十年,我母亲怎么会加入纳粹,她笃信天主教,这样一个女人怎么会加入纳粹,如果我要把这个问题想清楚了,德国怎么变成纳粹德国这个问题就得到了解答。这个是跟《铁皮鼓》截然相反的立场。《铁皮鼓》使用怪诞手法,把法西斯宣布为非法,然后就完事了,但我思考的问题是德国人为什么受法西斯的诱惑。我作品里面写的就是这个,这是我小说的一部分。 奖项之于作家犹如化妆之于女人 南方周末:您是1957年成为职业作家的,除了写作不做其他工作,在德国做职业作家要面对什么样的压力? 瓦尔泽:回头看,我不知道当初怎么就没怕过。当初我成了家、生了小孩,还有车,钱从哪来。什么叫青春,什么叫年轻?青春就是无畏,青年人有未来,所以不怕事,胆子大,敢成为职业作家。对于压力不能泛泛而谈,只能谈我自己。一个青年作家、未成名作家很容易受制于人,受制于出版商和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我年轻时候是怎么一种情况呢,我从小受到的教育是不对别人说“不”,我妈妈是这么教育我的。本来该说不的地方没有说不。比如我在《时间过半》这部小说里面写得很细的,青年作家要面临哪些问题,有些还是一些很讨厌的问题,看了小说就明白了。四十年以后,我在前年出版的《恐惧之花》里终于说出了这句话,独立的条件就一个,就是有钱,说别的都是谎言。 南方周末:经过这么多年您是怎么看文学荣誉的,德国著名的文学奖您都得过,非文学奖也得过,作为作家,您是怎么看这种荣誉? 瓦尔泽:我11月2日回德国,4日就要去慕尼黑领奖,我现在就在想,到时候怎么写答谢词,我想说的一句话是:“奖项之于作家,犹如化妆之于女人”,一个美女不化妆也美,但你也不能否认化妆有帮助,这就是奖项对作家的作用的。 南方周末:在您作为作家的成长经历中,这种文学荣誉对您影响大吗?您会在意这种文学荣誉吗? 瓦尔泽:一开始是因为钱,得奖就是得钱。青年作家不能靠市场生活。我的第一个奖是“四七社”颁发的,当时的奖金为1000马克,我买了一辆大众汽车。第二个奖是黑塞奖,已经是10000马克了。我当时拿着这笔钱没花,而是给我母亲看,证明作家也能挣钱,结果我母亲不相信。所以后来我拿到钱就花,拿到奖金就用。 南方周末:在德国战后文学中,君特·格拉斯和海因里希·伯尔是对中国影响比较大的作家。您怎么看这两位作家? 瓦尔泽:伯尔是个令人起敬的作家,伯尔写了他自己的亲身经历。伯尔比我大十岁,他总在寻找和研究各种各样的语言,譬如纳粹和教会的语言。他在公众场合、在社会事务中的表现和立场比他写的东西更重要。格拉斯一直坚持的是社会民主党的立场而且搞得很好,我在格拉斯眼里是左派,是共产主义者,我还有别的毛病。我们两个人的立场不一样。1990年代之后,我跟格拉斯之间多了些理解,我们的关系也好转。但是我们也会互相指责。我跟格拉斯最本质的区别是,如果格拉斯公开演说,他会说这个对那个错。我不一样,我发表演说的目的,只是想通过演说验证自己的想法跟别人的想法是不是一样。格拉斯喜欢教育大众,我只是表达自己的信仰。

当然,作家也不是吃素的。必要时他们可以来点批评的批评。瓦尔泽就是反批评的高手。早在1962年,瓦尔泽就根据自己在四七社的观察和感受写了一封《给一位初出茅庐的青年作家的信》,对包括赖希-拉尼茨基在内的几个称霸四七社的批评家进行了妙趣横生、淋漓尽致的调侃和讽刺(四七社既是新作博览会又是作家批斗会)。1977年,瓦尔泽撰写了《论教皇们》一文,对批评家们深信自身绝对正确表示诧异,因为这世界上除了罗马教皇不可能有人绝对正确(梵蒂冈坚持教皇永无谬误论)。1993年,他发表长篇小说《互不相干》,里面出现了一个无比自恋的批评家,大名叫威利·安德烈·柯尼希——柯尼希意为“国王”,绰号叫埃尔柯尼希,意思是“魔王”。1998年,赖希-拉尼茨基主持的电视书评《文学四重奏》指责瓦尔泽写纳粹德国的小说《迸涌的流泉》没有出现奥斯维辛这个字眼儿,瓦尔泽随即做出反应:“每一个受其虐待的作家都可以对他说:赖希-拉尼茨基先生,就你我的关系而言,我才是犹太人”(赖希-拉尼茨基恰恰是一个虎口脱险的犹太人)。2002年,瓦尔泽发表长篇小说《批评家之死》,给赖希-拉尼茨基画了一幅惟妙惟肖、活灵活现的文学肖像,而且给他取了复姓埃尔-柯尼希即魔王谐音。

《批评家之死》书影

歌德学院院长米歇尔·阿克曼在向中国读者介绍瓦尔泽时,用了一连串的排比句:“他出版了22部长篇小说,他得了所有德国有名的文学奖。他除了是伟大的作家,还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发言人,他在德国公众中的影响仅次于德籍教宗本笃十六世。” 黑色的呢制礼帽,灰色的呢制风衣,颈项间是红色的围巾。 银发,白眉,脸膛微红,身躯高大。 81岁的马丁·瓦尔泽端坐在藏经阁的大厅里。 10月31日下午7点,位于北京西城区大石桥胡同61号的翠翠和刘利年艺术馆,曾经是明清时期的寺院,数十位来宾在偏僻的胡同里找到藏经阁的大殿,他们聚集一起,聆听瓦尔泽与莫言的对话。 据2007年6月公开的档案显示,瓦尔泽可能曾于1944年1月30日加入过纳粹党。在瓦尔泽引起广泛争议的小说《迸涌的流泉》里,作家塑造了一位为了生存只得加入纳粹党的原本洁身自好的母亲形象。“瓦尔泽是制造政治雷阵雨的作家,”《批评家之死》的中文译者、北京大学德语系黄燎宇教授说,“瓦尔泽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并不意味着他比同为四七社成员的君特·格拉斯和海因里希·伯尔缺少艺术才华,他是惟一在有生之年享受到其他德国作家只能在死后才享受的待遇的人:在他的家乡博登湖畔的于伯林根建了一尊具有怪诞风格的瓦尔泽悬崖勒马塑像。” 他曾对奥斯威辛被“工具化”表示不满。他不仅承认自己至少有20次遇到恐怖的集中营画面时“扭头不看”——此举违背了“正视”历史的道德律令——他甚至明确反对在柏林市中心修建犹太大屠杀纪念碑的计划,因为这无异于“在首都的心脏用混凝土构筑一个足球场大小的噩梦”,无异于“把耻辱化为巨型艺术”。瓦尔泽的讲话结束后,包括联邦总统在内的现场听众起立鼓掌,唯有德国犹太人协会主席伊格纳茨·布比斯夫妇纹丝不动地坐在那里。德国媒体纷纷报道布比斯说瓦尔泽搞“精神纵火”。 2002年6月26日,《批评家之死》在德国书市亮相。不到三周便高居畅销书排行榜,两个半月的销量就已接近20万。相关的讨论更加热烈。因资助“德国国防军暴行”展览而成为新闻人物的文学教授扬·菲利普·里姆茨玛在《法兰克福汇报》历数《批评家之死》的反犹罪状,其中一条是给批评家安上一根有点犹太特征的鼻子。《新苏黎世报》随即嘲笑里姆茨玛的阅读方式过于粗枝大叶,因为那根鼻子并没有长在埃尔·柯尼希的脸上,而是长在汉斯·拉赫的脸上。 不久,经常与瓦尔泽发生歧见的君特·格拉斯也出来为瓦尔泽鸣不平。格拉斯不想对《批评家之死》的艺术水准发表评论,对于“反犹说”却是嗤之以鼻。他在《奥斯纳布吕克报》上写道:“那些据说有反犹倾向的地方根本就没有反犹倾向。我认为那些批评家们言而无据。”《批评家之死》的读者十有八九难逃由德国教父级批评家席尔马赫的指控所决定的“期待视阈”,不得不把这部作品当作“影射小说”和“反犹小说”来读。 今年2月,马丁·瓦尔泽出版的小说新作《恋爱中的男人》,以大文豪歌德为主人公,写歌德在1823年73岁的时候,戴着面具参加玛利亚温泉城的异装舞会,对19岁的少女乌尔丽克一见倾心。 11月2日午夜,在忙完了所有当天日程后,在藏经阁一间僻静的房间里,瓦尔泽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老人有点发低烧,裹着厚厚的衣服。

一方面,诸多迹象表明,瓦尔泽实现了胜利大逃亡。《逃之夭夭》开篇第一句话就是:“我的日子有点太美了。”这是叙事者对自身状态的总结和概括。这句话反复出现。如果说这部小说是一首歌,这句话就是一首副歌。叙事者的日子为何太美?因为他远离世界,远离尘嚣,因为他不再相信乌托邦,不再有执念,不再对任何事情刨根问底。他在自己的美丽而富足的小天地里优哉游哉,常常听见自己念叨“做做梦就够了”或者“宛若浮云,远在天边”。他还把自己的生活比作“一座五星级酒店”。叙事者只想独善其身,不想被外界打扰,所以,每当从什么地方——譬如非洲——传来求助的呼声,他就赶紧把耳朵堵上。

魔王的传说源自丹麦。最早由赫尔德译成德文。1782年,歌德创作了叙事诗《魔王》。这首诗不仅脍炙人口、妇孺皆知,而且激发了音乐家们的灵感。包括贝多芬、舒伯特以及有“北德舒伯特”之称的卡尔·勒韦在内的作曲家纷纷为歌德的诗歌谱曲。最后,舒伯特谱写的艺术歌曲《魔王》脱颖而出,它和歌德的同名叙事诗一样成为不朽之歌,世代传唱。魔王的形象也常见于造型艺术,有多幅绘画,还有一尊雕像矗立在毗邻魏玛的耶拿。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叙事者常常作为面壁者出现。他不仅面对一堵溜光的白墙,他还巴不得自己就是那堵溜光的白墙。但结果却是他的脑袋受到历历在目的清晰回忆的残酷折磨、轮番攻击。对于他,往事不堪回首,往事并不如烟。他很清楚自己的逃之夭夭是怎么一回事:“亲爱的对手,尊敬的敌人,你们掐指算算,看我现在已经离你们多远。我已逃之夭夭。但我未能逃避自己!还没有。会有这一天的。啊,乌托邦!你坚不可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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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批评家死了,可他依然活着。叙事者在火车上请占他座位的人让座,对方纹丝不动。定睛一看,把他吓个半死:这是他的敌人,是那个曾经对他大加挞伐但已经死去的批评家。事实上,叙事者从未真正摆脱这个可怕的批评家,批评家始终像幽灵一样在他的生活中徘徊。批评家无名无姓,但是有各种各样的代称,如“全知者”、“那个人”、“副刊大咖”、“全城最有名的思想家”等等;叙事者也没有描写批评家的具体相貌,只是说“他周身挂满了敌人的头皮,就像一个凯旋归来的印第安人”等等。由于有这个批评家的存在,叙事者对上帝很有意见,所以他拒绝接受莱布尼茨那句为无数人所称道的名言:“我们的世界是众多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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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逃避文学批评?

文学家瓦尔泽一生却与政治有不解之缘,还数度出现在社会政治的风口浪尖。早年的瓦尔泽,为社会民主党助过选(联邦德国建国之后的头20年里一直是基督教民主同盟简称基民盟当政),坚定地反对过越战,还一度站在德国共产党一边(德共1956年被禁,1968年改名重建),甚至短暂访问过苏联,所以他被视为左派。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起,瓦尔泽公开反对德国分裂(认可两德分裂的现实是当时德国左派知识分子的共识),还与比基民盟还保守的基社盟议员过往甚密,所以逐渐被视为右派。

看见这一释义,读者的眼前多半会浮现出电视上常见的动物节目画面:在一片辽阔的原野,捕猎者(如猎豹、细狗)对猎物(如羚羊、野兔)穷追不舍,并逐渐接近后者。这时,命悬一线的猎物突然来一个让猎者始料不及的闪弯。结果,一方望尘莫及,灰头土脸,一方逃之夭夭,得意洋洋。拜拜了,亲爱的细狗,亲爱的豹子。据此,我们可以将这部小说译为“逃之夭夭”。

1998年,获德国书业和平奖的瓦尔泽在德国的政治地标法兰克福保罗教堂发表答谢演讲。他谈到德国历史问题,并表示反对把奥斯维辛当“道德大棒”使用。为此,德国犹太协会主席布比斯指责他“精神纵火”。此言一出,立刻在德国媒体引起轩然大波。“瓦-布之争”变成一场蔓延全国的燎原大火。

发明了“非理性”这一概念的“理性总管”是什么人?他有满满的自信,有强烈的自我意识,说话总是粗声大气,走路总是昂首阔步。他的精神状态类似《批评家之死》里面那位因为“长期直立行走”而“落得骶骨疼痛”的韦森东克教授(圈内人都说是哈贝马斯)。我们生活在一个高举启蒙和理性大旗的时代。

政治正确对人可以产生什么效果?一方面可以产生类似手术的效果,因为叙事者说他的体内被莫名其妙地植入了观察者,被莫名其妙地装上了监控探头;另一方面,它可以把普通人变成苏格拉底,因为有一个内在的声音在随时警告叙事者不可以做什么。

瓦尔泽1951年从图宾根大学博士毕业。他的博士论文研究卡夫卡的叙事技巧,题目是《对一种形式的描述》。在德国,瓦尔泽是通过研究卡夫卡获得博士学位的第一人。更为重要的是,卡夫卡不仅是瓦尔泽的研究对象,而且变成了他的艺术先师。从他的文学实践看,他得到了卡夫卡的真传,因为他擅长反讽和怪诞艺术。而且越到晚年,他的艺术就越是反讽,越是怪诞。《逃之夭夭》更是一部反讽和怪诞艺术的杰作。这部小说充满变形、夸张和大胆的想象,所以字里行间常常亦真亦幻,神神鬼鬼。

对于作家,作品就是自己的孩子和亲生骨肉。因此,一个糟蹋文学作品的批评家,哪有比埃尔·柯尼希更合适的名字。

这幅世外桃源图也可以视为瓦尔泽本人生活现状的写照。在过去的15年里,他的生活美好、充实而且平静。他一如既往地在风光旖旎的博登湖畔生活、创作、锻炼,他的别墅永远面对湖光山色,永远面对着瑞士和阿尔卑斯山。他是富裕的,幸福的,也是多产的。他几乎一年出一本书(有人调侃说,这个世界天天在变,一年出一本书的瓦尔泽则是以不变应万变),而且保持了旺盛的人气。所以他不时地要离开他的博登湖畔,去不同的地方朗诵作品或者参加各类文化活动。其间他还三度来华访问。批评家们也不再讨伐他,他的宿敌也先后退出历史乃至人生的舞台:赖希-拉尼茨基死了(2013),席尔马赫也死了(2014)。他和政治也达成了和解。政治方面他说话不多,偶尔发话也很主流、很正面,譬如他呼吁保卫欧元,他对默克尔的难民政策表示赞赏,他还预言德国选择党将昙花一现,等等。政治不仅不再找他的茬儿,反倒暗中给他平反,并输送温暖。2007年,权威的政治学杂志《西塞罗》公布了德国知识分子影响力排行榜,他在500个榜上有名的德国文化精英中间位居第二,仅落后于德裔罗马教皇本笃十六。2009年5月,当瓦尔泽在魏玛王宫朗诵其新作《恋爱中的男人》的时候,联邦总统科勒还前往现场聆听。对于自身这种幸福状态,瓦尔泽曾用小说《童贞女之子》(2011)里面的一个老太太的话做了一个俏皮而精辟的概括:“高寿,健康,保守,所以幸福。”

为什么要逃避爱情?

要逃之夭夭,还有第三条道路。这就是反讽之路,荒诞之路。只有借助反讽和怪诞艺术,才能实现精神超越,才能与上述的乌托邦取得某种和解。这既是卡夫卡所指引的道路,也是瓦尔泽自己走出来的路。

批评家能把作家吓成什么样?《逃之夭夭》的叙事者策划了一个题为《孤独,一项欧洲的发明》的展览。临近开幕的时候,他变得忧心忡忡,因为他担心开幕式将变成早已摩拳擦掌的批评家们的狂欢节。于是,就像《变形记》里的格里高尔·萨姆沙一觉醒来变成了一只仰躺在床、蹬着无数细毛腿的巨型爬虫,《逃之夭夭》的叙事者在展览开幕的前一天一觉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陷入了让他无法动弹的四边形状态。换言之,批评家可以把作家吓瘫。

第三条道路

本期编辑 | 吕漪萌

女人如何纪念旧爱?一位写情色小说出名的女作家,在自家花园建造了一个露德圣母洞,然后以圣母洞为中心建造了一个扇形旧爱墓园。墓园由一个个扇形排列的花圃组成,一个花圃里面种一种花,一个花圃代表一个昔日的情人,情人的名牌则挂在矗立在花圃前面的竹竿上面,竹竿象征十字架,长眠在此的旧爱们正对着圣母洞时时敬拜……圣洁和情色、玩笑与正经、诗意和恐怖在此水乳交融。这难道不是绝无仅有的艺术景观?如果有做装置艺术的读者,也许可以借助这一灵感进行创作,然后参加五年一次的卡塞尔文献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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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有多重要?叙事者应邀到大学讲堂做题为“语音学要义”的讲座。被主持人请上讲台后发现自己把讲稿忘在了家里。折腾一圈后,他说其实不用讲稿,因为语音学要义就一句话:只有一个声音值得我们讲授,这就是“爱”。

瓦尔泽逃脱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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