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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体现在看重社会整体的生计发展,欢迎大家阅读

对于20世纪初的西方而言,中国道家思想最重要意义在于:它是一缕东方之光,为之呈示可以克服西方文化危机的一种文化精神。西方知识界掉头东顾,在古老的中国哲学智慧中寻觅抚慰心灵创伤之甘泉,其本质在于借东方之道,浇自身块垒。

1.德国哲学家、启蒙运动学家康德认为,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和亲近自然的思想与中国的老子思想有关。

问:《道德经》在德国真的很受欢迎吗?

  赫尔曼.黑塞(1877—1962年)继承了以思辨见长的典型日尔曼文学传统,但显然他又大大超越了这个传统,这不但表现在他创作了《荒原狼》、《席特哈尔塔》和《玻璃球游戏》等经典德语作品,而且从跨文化视野上他更超过了他的前辈作家。如果说歌德作为第一个提出“世界文学”概念的人曾指点江山,那么,黑塞就是将这种宏图付诸东西方文化融合的德国文学第一人,至少从世界性影响来说。当然,不是人人都会喜欢黑塞的小说,因为他的作品需要用心去阅读,而不只是用感官(他的绘画和童话作品稍微例外)。蕴藏在黑塞锋芒理性下的精神矿藏很大一部分取自印度、波斯和中国等东方文化,中国先秦的古典思想尤其成为他取之不尽的源泉,这其中就包括儒家典籍。
  
  一、黑塞对儒家的借重
  
  中国文化一直对黑塞具有神秘的吸引力,道家、儒家、《易经》、禅宗都是他曾经涉猎的对象,作品中道家思想痕迹犹为明显,如《席特哈尔塔》和《玻璃球游戏》中的主人公都经过“天人合一”、“归依自然”、完善个体自我等道家理念的洗礼,他也很重视老子,在他早期文章中他常将老子与耶稣并重,而不是与老子的近时代人苏格拉底作比,实际上他是把老子当作了东方文化的教主。比较而言,黑塞文学中儒家文化似乎没有那么彰显,但这并不是说他就不关心儒家,他接触儒家几乎与道家同时,而且到了中后期,由于他的创作重心的转移,他对儒家予以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或许皈依儒教”
  
  黑塞正式接触儒家是在1910年(此前他已于1907年读过《老子》),并且是儒家引发了他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他在《世界文学书库》(1929年)这篇重要文论中,回忆他接受中国文化的过程时就这样写道:
  “(我的)中国书系列始于耶拿迪德里希出版社翻译的孔子《论语》(即卫礼贤1910年译本——作者):我不会忘记,我是多么惊异和奇妙地陶醉于其中,这一切时我来说,多么陌生又多么实在,多么有预见性,多么精彩又是我多么渴望的。从此,这个书列变得可观起来,跟在孔子后面的是老子、庄子、孟平吕不韦,还有中国民间童话。”
  可见,黑塞对儒家的孔、孟著作都是有过热心阅读的;如果把吕不韦也置身儒家之流的话,黑塞对吕也不乏厚爱,他在《玻璃球游戏》中就曾大段引述《吕氏春秋》有关音乐的论述。1925年黑塞在《生平简述》中说:“假如一个人自己选择宗教不是痴想的话,我一定会顺从内心最深处的召唤皈依一个旧式的宗教:儒教、婆罗门教或天主教。”在此,他的皈依愿望没有首选向来所钟爱的道教却选择了儒教,这并非无心,而是关系到他人生观和创作志趣的重大转向,即由此前重在对个人独立的个人伦理关注转而为对个人融入社会的社会伦理探索。从对人的关注来说,黑塞早期小说着重探讨人与社会对峙中个性价值的弘扬,也就是所谓的“反社会性”,在道家中表现为追求个体的心灵自由,远离世俗而回归自然;而后期则表达人的社会性价值的实现,并在儒家伦理道德和仁爱文化中找到一定的寄寓载体,表现为服务于他人而重新走入社会。
  
  “以完全中国式的方式理解孔夫子”
  
  黑塞首先从纠正西方人对孔子儒家肤浅片面的认识着手,对孔子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把他视作智者贤人,并表示要以中国方式去理解他,以力图恢复孔子原本的生命活力。几乎从认识儒家伊始,黑塞就很警惕对这一思想流派尤其是对孔子认识的正确与否,早在1911年他就提出要用中国式的思维方式去理解孔子的博大思想,他说:
  “中国自古至今最著名的贤人当之无愧是孔子,他是思想家中对本国人民的生活和历史产生最大影响的一位。我们只有用完全‘中国式的’思维方式,也就是用形式的、甚至学究气的方式,去理解介绍他,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评价;而如果我们基于‘中国式的’这个判断由此认为这个中国人的思想是死板的、是缺乏哲理深度的,那我们对中国人就不公正了,孔夫子自己就足以驳斥这点……《论语》可以让我们了解孔夫子。”
  黑塞对孔子的深刻理解是与孔子所倡导的道德伦理分不开的,他认识到儒家是一种“道德学说”,十分欣赏其精神虔诚性,而这种虔诚性正是现代西方文化所欠缺而亟需的(这在《玻璃球游戏》中多有表现)。1930年黑塞在《中国智慧》一文中表示:
  “古老的中国智慧,像所有智慧一样,一部分是道德学说;这是中国哲学的儒家部分。另一部分是神秘主义,是离群索居的沉思冥想产物和对心灵生活激情领域的探索,这就是道家部分。两种思想的共同之处是敬畏、诚实,对任何粉饰和任何诡辩的弃斥,对过眼享乐生活的某种超越,某种入世性或者对现实世界的虔诚。”
  黑塞年龄越长,对人的社会性重视愈多,这与儒家对人世的关怀是一致的。晚年的黑塞更以孔子智慧审时度局,在1945年的《新苏黎士报》上我们还可见到黑塞如下的思想轨迹:
  “孔夫子,老子的伟大对手,制度建立者和道德家,立法者和礼仪维护者,是古代圣哲中唯一有些郑重其事的智者,有时会说:‘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者与?’这是一种沉着、幽默和纯朴,我在其他文学中从没有见到过类似例子。我经常思索这句格言和一些其他的格言,也用于思考世界大事和在未来几年或十几年将要统治世界并要制造完美的那些人,他们所做所为像伟人孔夫子,但在他们的行为背后不具备他的智慧,即‘不可为’。”
  可见,黑塞对于孔子的人世与对老子的出世一样看得十分清楚,在处世上,孔子的哲学和智慧也许更让他感到亲近。
  
  “我们自己的个人主义文化并不是理所当然的”
  
  与曾经看待道家思想一样,黑塞在最初关注儒家时也是把儒家看成欧洲现代文化的一个反极力量加以欣赏,希望它能促进对欧洲文化的建设。1910年,在华传教士卫礼贤翻译了自己的第一部译著《论语》,并得以在德国出版,这对译者来说是初试锋芒,但从此开始了他多达数十部汉文化典籍翻译的辉煌生涯,黑塞在当年就及时写了书评《德语孔夫子》,他在该文中写道:
  “这本读物不容易理解,总让人呼吸到一种陌生的气息,它与我们赖以生存的气息相比是属于不同内容的另一种类。但我对阅读《论语》的这些日子并不感到后悔。这种中国智慧对我们的触动就像我们乍看到一个陌生天体物一样,所以它对我们是有益的,并且是一次出色的锻炼,而不止是表面的过问一下。因为它将迫使我们思考,我们自己的个人主义文化并不是理所当然的,而应通过与它对立面的 比较来进行思考。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而应该是:在阅读中,有时会灵光乍现,将两个对立世界综合起来。因为,与孔子这位伟大外国人的本质内涵相同的品性,也早存在于我们西方伟大历史人物中。那些在开始时让我们感到迷惑不解的事物到后来对我们就变为正常的了;开始让我们吓退的枯燥事物后来会变得迷人、漂亮。我们个人主义者羡慕中国人教育与制度力量的安全可靠和伟大,在这方面,只有我们的艺术和我们对超自然的崇拜可与它相提并论。”
  这是黑塞第一次接触卫氏翻译的儒家作品(其后他在1930年也为卫氏所译《礼记》等写过书评),在对这部东方典籍的阅读碰撞中,也就是在儒家观照下,黑塞直接抓住了西方文化的致命点,那就是个人主义,认识到西方个人主义不是理所当然的,因而开始质疑它的合理性,他希望将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结合起来,借以改良暮气日重的西方价值伦理,这是黑塞借重儒家文化的最重要原因。西方个人主义确实是一把双刃剑,有其积极面,也有其消极影响。黑塞认为他自己就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他这种具有自由思想的个人主义有一部分就源于基督教,他曾说:“我是个人主义者,我认为基督教义里对每一个灵魂的敬畏是它最好最神圣的一部分。”西方社会也确实藉着个人、民主、自由、正义这些原动力一路凯歌迈入工业社会。但西方以个人为本位的个人主义伦理与儒家的“由己推他”伦理相反,它以“我”的索求准则来获得公平和民主,因此很容易导致利己主义,黑塞就是以此为原点开始了对人尤其是对个人的反思。黑塞反思的一个独特性是他从解剖自我出发,认为社会混乱或战争,都是由个人的内心分裂所引起的;他为反思“一战”所写的小说《德米安》就表达了关于战后精神重建的时代主题,他所开的处方也是从个人出发,说:“假如外部世界毁灭了,我们当中的一个人就能够把它重建起来”,因为我们的心灵始终参与了世界的不断创造。所以,“由我及他”的个人一社会伦理是黑塞关于人的价值思考与儒家核心伦理的一个契合处;后期的黑塞,在个人与社会的衔接上更是找到了广阔的天地,那就是服务于社会,创造更好的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以作为对个人主义的反拨,而这种社会服务思想,与其说它来源于基督教或佛教(黑塞与二者关系都很密切),毋宁说,它与儒家,尤其是儒家的仁爱说,有着更大程度的吻合,并且在黑塞的作品中也多处留下了儒家的痕迹。
  
  二、《玻璃球游戏》中的儒家伦理和文化诉求
  
  可以说,孔子儒家是一种仁爱伦理学说,儒家的仁爱没有基督教的神学色彩,而有更多的世俗意义,它的“泛爱众”也比基督教的“爱邻人”指涉范围更广。除了爱,仁的另一方面是约束自己,即“克己复礼为仁”,它的一个极简单法则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意味着社会共同体的稳定、繁荣和变革都始于作为自我的个人,个人的“修身”是与“齐家治国平天下”互为依存。另外,儒家还提出成就“君子”的三个递进步骤:“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和“修己以安百姓”。这种强调个人修养、良知的个人伦理是西方的“正义、公平”伦理所缺乏的,儒家在思考他一我关系上,实际上是一种重他轻我的“事人”思维模式,也就是一种利人的服务伦理。而黑塞的社会服务思想一度成为《东方之旅》的主题,在他的扛鼎之作并因此而获1946年诺贝尔文学奖的《玻璃球游戏》中也体现得最为充分。
  《玻璃球游戏》(写作于1931—1943年)是一个界于现实与超现实之间的艺术象征体系,“玻璃球游戏”是人类精英文化的综合与最高代表,而“尽量消灭个人主义”是游戏“最重要的指导原则之一”,主人公克乃西特成为这个游戏技艺至高无上的大师,按理说,他的个人世界很完满了,但他认识到:一个与世隔绝的象牙塔世界是缺乏生命力的;只有融入普通社会,服务于人类,才能汲取力量的源泉,文化也才会产生源源不断的生命力。这是黑塞总结了自己的终生探索——从浪漫主义到印度教到道教到儒教——而得出的最重要的思想结论。黑塞将他的这个服务思想甚至寓含在主人公的名字中,因为“克乃西特”(Knecht)本身就是“仆人”的意思。克乃西特先是服务于卡斯塔里教育王国,也就是服务于精神需要,后又自愿服务于世俗社会,并为了教一个少年,为了作出行为表率而致献身,表明了作者服务宗旨的彻底性。
  除了将接近儒家的社会服务思想寄托在主人公形象上,黑塞还把具有儒家特色的社会模式、教育理念化为他作品中理想社会的图景,如卡斯塔里的教育体制和等级森严、尊卑有序的文化也染上了浓重的中国儒家理想色彩:“精英学生以及后来成为宗教团体成员的人们……他不认为自己比老师更能判断自己的才能。他对自己在团体中的地位和职务的选择总是接受师长的安排,总而言之,倘使一个人没有做过太出格的事,那么老师就必得按照这个人的品格、才能以及缺点,作出适当的安排……每个人都安排在最适合他的位置上,就如他自己所愿,他既能够服务,也能够在服务中得到自由。”小说中所构想的这种等级伦理是与西方自古希腊以来张扬个性与自我的传统格格不入的,却为儒家所倚重;而因材施教,各得其所亦是孔子的教育“理念”之一,黑塞都将它们化而用之。这些黑塞式的儒家理想有一个共同的思想基础,那就是对儒家体系的推崇:“在中国历史上无与伦比的例子是儒家体系之历久不衰。”为此,“孔夫子的一句名言”也可能成为游戏的语言之一,甚至对烦琐的儒家礼仪也另眼相看:“无穷无尽的打躬作揖……这种混合了尊严和讥讽,智慧和客套的见面礼节,是克乃西特早就从中国人那里领教过的,现在像一杯清凉饮料使克乃西特神清气爽。”
  德国学者于尔根·韦伯(Jiirgen Weber)在诠释黑塞与儒家的关系时认为:儒家的一个重要基本思想是,变革始于个人;只有从个人着手,个人、内心才能得到促进,才有了正确的准则,人才能改变世事;黑塞作品的许多地方就体现了这种思想。这也许是西方人对孔子修身治天下的另一种解读,这种社会变革始于个人的儒家基本思想,与以德化人、以德育人,与以仁为核心的服务理念和社会的有序化等其他儒家思想一道,是黑塞主要继承自中国儒家文化的重要遗产。
  文化也像任何有机体一样,需要发展、变革,需要不断增添新的活力,就如现代欧洲需要掺入儒家的道德伦理;但这并不意味着儒家或者某种文化就变成至高无上,黑塞清醒地意识到了这点,对儒家采取了批判继承的辩证态度。在《玻璃球游戏》中,带有儒家理想色彩的卡斯塔里因其自闭太久而日益变成一个“象牙塔”,最后主人公克乃西特不得不走出这个象牙塔,对它所代表的文化(包括儒家文化)进行超越。因此,小说既表达了欧洲文化自新的母题,同时,它也毫不吝啬对自身的否定与超越,这正是黑塞思想维度的开放性所在。
  
  三、黑塞儒家观的历史语境及其当下启示
  
  自从17世纪初孔子儒学由传教士利玛窦介绍到欧洲后,儒学在西方已有着三个多世纪的接受史。儒学的接受者呈现两极分化、两种话语模式:或贬抑,或赞美。贬抑者从基督教中心主义出发不问青红皂白将儒学打入冷宫,尤其在十八世纪,随着资本经济的快速上升发展,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主流话语形 成对以儒家为中心的中国文化的排斥和批评,这条学院批评之线到1916年终于发展为系统的理论阐释,那就是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的发表。韦伯在这部专著里归根结底表达了一个重要观点,即:儒教的本质仅仅是一种适应世界及其秩序和习俗的俗人伦理,它“归根结底不过是一部对受过教育的世俗人的政治准则与社会礼仪规则的大法典”。韦伯认为这种建立在宗族纽带上的个人关系严重阻碍了商业信任的建立,“儒家君子只顾虑表面的‘自制’,对别人普遍不信任,这种不信任阻碍了一切信贷和商业活动的发展”,因而儒家伦理成了东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阻力。
  但从儒学传人西方之始一直也存在着另一种话语,即肯定和称颂。这种话语多从儒学吸收异质营养,如儒学就对伏尔泰、莱布尼茨等启蒙思想家起过重要的文化“撞击”作用,并引发了西方的第一次汉学热。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快速的工业化进程给西方国家带来前所未有的人文危机,促使一部分知识分子把寻求精神救助的目光投向了东方,如德国汉学家卫礼贤汉籍翻译的流行就是顺应了这股历史潮流。作为这时期中国文化最重要的使者,卫礼贤曾针对这股思潮提出了他的“精神拯救论”:
  “在过去几百年间,东亚文化世界从根本上讲在自己地域内固守不动,小心地同咄咄逼人的西方隔绝,从里到外都以不同的方式对西方文化类型采取一种激烈的抵制态度。而在我们这里则显示出一种不断增长的对东方的爱慕,一种对东方宗教文化素材的有意识接收,甚至发展到许多人不满地背弃自己的过去,而在东方寻找全部的拯救。在我们整个精神生活中都可以发现这种东方的浪潮。
  ……可以看到,每当这从总体上讲积极进取的欧洲精神到达战争、军事高潮并开始突变时,就会从东方传来让人镇定、收心内视并起着充实丰富作用的精神思潮……
  但对欧洲来说,拯救将在于让我们所需要的自我意识发生作用,让除了外部世界、物、技术和机构外的内在世界、人、生活艺术和组织重新进入意识的中心。这是我们所需要的来自东方的光芒。”
  卫礼贤从自身经历和东西文化观照出发,道出了黑塞用以抗衡西方个人主义的真谛,即东方救助。黑塞,及另一东方文化大家布莱希特,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接受,是从文学上自觉回应了这股第二次汉学思潮。在对多种东、西方经典文化的整合上黑塞尤为出类拔萃。
  有别于韦伯等西方思想家对儒家那种量化的理性分析,黑塞对儒家文化的借鉴更多地是从文学乌托邦出发,藉东方传统精神资源为西方文化重建的“后现代”伦理目标构筑一种文化理想。可贵的是,黑塞将精神文化与世俗价值区别对待,在这里他显示了与韦伯等思想家们的最大分野。黑塞并没有因为当时中国国势的积弱成疾而放弃中华文化,正如他曾在一篇名为《中国观察》(1921年)的杂论中抨击让中国沦为西方列强瓜分对象的“华盛顿会议”,并借一个中国人之口指出,中国虽是被侵略的对象,但她是个文化上的强者,她即使一时被征服,但侵略者是往往要被这种文化所同化的,所以她必定是文化的最后征服者。黑塞对中国文化的推崇与汲取代表了二十世纪上半期西方知识分子对东方的精神倾斜,是站在西方本己立场借助于外来异类文化对一种既有文明的反思,带着明确的改良社会的理想色彩。当今,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已意识到中国原生文化对他们的鉴照作用,如法国哲学家兼汉学家弗朗索瓦·于连在其近作《(经由中国)从外部反思欧洲——远西对话》(与人合作)中,也同样明确地提出“经由中国反思欧洲”的文化战略之道,视中国为哲学迂回的工具,目的就是打开思想的可能性。较之黑塞时代的“东方救助”及西方伦理道德重建,于连的“中国工具论”不啻是新一代欧洲知识分子的又一次理性选择。
  韦伯对儒家的考察结论与新文化运动的主题不谋而合,那场运动曾因此而撼动了两千多年的文化之根。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胡适和周作人等虽然为了张扬民主和个性都成为砸倒新老“孔家店”的坚定拥护者,其实他们在根本上是将孔子的儒家思想跟礼法教条区别对待的。周作人在反思“五四”启蒙运动遭受挫折后甚至提出了复兴旧文明的新设想,他说:“中国现在所切要的是一种新的自由与新的节制,去建造中国的新文明,也就是复兴千年前的旧文明”,以“与西方文化之基础的希腊文明相合一”。“旧文明”无疑以儒家为核心,周作人此一价值取向再次说明了儒学的丰富性。胡适在1930年所写《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篇》以一章篇幅讨论儒家的“有为主义”,又在1934年的《说儒》中重新阐释了孔子建立“新儒家”的积极意义。但胡适从儒家引申出来的有关文化的思考对我们应更有启发,他曾用孔子“形乃谓之器”之说得出如下结论:“东西文化之区别,就在于所用的器具不同。”(“东方文明是建筑在人力上面的,而西方文明是建筑在机械力上面的。”)②胡适告诉我们,文化具有形而下的属性。文化的作用是维持共同体的稳定,本身随社会变化而变动,因此需要取长补短,黑塞向东方“取经”,中国的西学运动,都因“器”而延伸、变化。同时,历史教训也警告:要防止任何“器”的僵化或“石化”,否则就真成古董了。
  可见,无论是黑塞从儒家文化中获得鉴照或救助的源泉,还是韦伯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它的批判或反思,抑或今天我们对儒家文化的喧哗与迷惘,其实都离不开一个总则:任何文化(经典文化)都是相对的,这个相对性表现为因人、因时、因地而异,为各取所需;而任何人为的绝对定性化只会走向死胡同!

李耳,即老子,别称太上老君,中国春秋时期思想家、道家学派创始人。著有《老子》一书,共81章。接下来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李耳的神话传说,欢迎大家阅读。

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中国哲学精神曾对西方文化产生重要影响。20世纪以前中国哲学思想对西方的影响主要是儒家思想,20世纪以来道家思想逐渐影响西方。在20世纪初的二三十年间,西方文化界甚至掀起了一阵不小的“道家热”,冀望从古老东方文化中寻觅精神之救赎。

2.德国哲学大师黑格尔(17701831)在《历史哲学》中说:中国人承认的基本原则是理性叫做道;道为天地之本、万物之源。中国人把认识道的各种形式看作是最高的学术。老子的著作,尤其是他的《道德经》,最受世人崇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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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热”的兴起

3.德国哲学家谢林在《神话哲学:中国哲学》中指出:道不是人们以前翻译的理性,道是门。老子哲学是真正思辨的,他完全地和普遍地深入到了存在的最深层。

是的,《道德经》在德国非常受欢迎,从首相到平民,从哲学家到科学家到各行业,《道德经》受到广泛的欢迎和深入的研究。据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报道:2016年底,《道德经》销量超过了《圣经》,荣登世界书籍排行榜榜首。《道德经》的外文译本超过500种,仅在“德国就有300种之多,研究老子的专著高达700余种。

李耳的神话传说

春秋时期,咱鹿邑名叫苦县。城东十里有个村庄,叫曲仁里。村前有条象小河一样的赖乡沟。沟水清凌凌,两岸有很多李子树。沟边有一户人家,这家有个闺女,年长一十八岁,模样俊俏,知书识理,爹娘把她看成掌上明珠,这闺女有个犟脾气,她决定终身不嫁,一生守在二老身旁,安心攻读诗书,侍奉爹娘。

一天,这闺女到赖乡沟洗衣裳,在石头上搓了一阵,举起棒槌正要往下捶,忽然看见两个对肚子长在一起的李子从水面漂了上来。她放下棒槌伸手把李子捞起来。只见两个李子都是一面鼓肚儿,一面扁平,象两个切开的半拉李子对到一块,又象两个耳朵合在一起。这李子青里透黄,黄里透红,咬一口尝尝,又甜又酸。这闺女还没顾得仔细品味,几口就吃完了。

刚吃完李子,她就感觉心翻难受起来,光想呕吐,又吐不出来。她刚想站起来回家,忽听肚子里有人说起话来:母亲大人,莫要难过,等孩儿坐正了也就好了。她红着脸,小声对着肚子问:你是谁:咋钻到我肚里了:肚里说:你刚才吃下李子,怀了我,我是你的孩子呀。你既然是我的孩子,也会说话了,快出来吧。不行,我要在娘肚里用心思考问题,考虑如何能使笨人变聪明,恶变善良。你啥时候才出来呢?要等到天长严,牵骆驼的人来了,我才能出去。转眼过了十个月,孩子还没有降生,这闺女害怕了。她偷偷跑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小声问肚里的孩子:儿啦,人怀了孕有七个月。八个月生的,也有九个月十个月生的,你都十个月了,咋还不出生呢?肚里问:天长严没有?天没长严,牵骆驼的没来。时间不到,我不能出来。

就这样,母子两经常隔着肚皮说话,可孩子一直不肯出生。整整过了九九八十一个年头,这闺女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姑娘,她觉得自己没有几年陽寿了,实在等不下去了。这天她走进自己的屋子,坐在床 上,问肚里儿子说:儿啦,我的冤家呀,整整八十一年了,你还不该降生吗?儿子又问:天长严了没有?牵骆驼的来了没有?你咋老问这两句话呢?到底是啥意思?娘啊娘,天机不可泄露,反正是天不长严,牵骆驼的不来,我不能出去。又过几天,老闺女想:反正天就剩了东北角一点没长严,今天我干脆给孩子说天长严了,牵骆驼的来了,把孩子给哄出来。主意拿定,她坐在床 上,对着肚子说:孩子快出来吧,天长严了,牵骆驼的也来了。话音刚落,肚里的孩子就顶短母亲的右肋,拱了出来。咦,原来是个小孩模样的白胡 子老头,连头发眉毛都是白的。

母亲右肋流血不止,儿子见牵骆驼的没来,知道是母亲骗了他,一时慌了手脚,不知如何是好,哭着说:母亲大人,牵骆驼的没来,我无法撕下骆驼皮补在您身上,这该咋办呢?说着,双膝跪地,给母亲磕了三个响头。母亲说:儿啦别哭了,我不埋怨你。你是为娘吃李子怀孕生下来的,李子又象两个耳朵,娘给你指姓起名,就叫李耳吧。临死只前我没别的话讲,常言说人过留名厣过留声,娘进入九泉之后,你在尘世上做个好人,也不枉费我怀你八十载余了。说罢,气绝身亡。李耳跪在母亲身旁边,好生痛苦一场。因为李耳出生时是老头模样,后来人们就把李耳称为老子。

大约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二三十年间,西方对中国道家思想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

4.德国哲学家尼采曾评论《老子》一书说:老子思想的集大成《道德经》,像一个永不枯竭的井泉,满载宝藏,放下汲桶,唾手可得。

德国有两大特点,一是精工制作,一是善于思索,因此被誉为精密制造之国,“哲学之国”,就像中国是礼仪之邦一样,我们耳熟能详的德国哲学家谢林、黑格尔、费尔巴哈、叔本华、海德格尔、尼采等等,哪一个都是世界重量级的大哲学家,就连马克思、恩格斯也是德国人,可见德国在哲学领域的世界地位和影响。

外国人论老子

1.德国哲学家、启蒙运动学家康德(1724-1804)认为,"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和亲近自然的思想与中国的老子思想有关"。

2.德国哲学大师黑格尔(1770-1831)在《历史哲学》中说:"中国人承认的基本原则是理性--叫做'道'";"道为天地之本、万物之源。中国人把认识道的各种形式看作是最高的学术。老子的著作,尤其是他的《道德经》,最受世人崇仰。"

3.德国哲学家谢林(1775-1854)在《神话哲学:中国哲学》中指出:"道不是人们以前翻译的理性,道是门。"老子哲学是"真正思辨的",他"完全地和普遍地深入到了存在的最深层"。

4.德国哲学家尼采(1844-1900)曾评论《老子》一书说:"老子思想的集大成--《道德经》,像一个永不枯竭的井泉,满载宝藏,放下汲桶,唾手可得。"

5.德国社会学家、古典社会学奠基人马克斯韦伯(1864-1920)在《儒教与道教》中说:"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每当道家思想被认可的时期,经济的发展是较好的,社会是丰衣足食的。道家重生,不仅体现在看重个体生命,也体现在看重社会整体的生计发展。"

6.德国明斯特大学教授赫伯特曼纽什,在《中国哲学对西方美学的重要性》指出:"中国哲学是我们这个精神世界的不可缺少的要素。公正地说,这个世界的精神孕育者,应当是柏拉图和老子,亚里士多德和庄子,以及其它一些人。可惜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许多哲学著作总是习惯于仅提欧洲古代的一些哲学家,却忽视了老子的《道德经》,从而很不明智地拒绝了一种对欧洲文化的极为重要的源泉"。

7.德国学者克诺斯培说:"解决我们时代的三大问题,都能从老子那里得到启发。"

8.前德国施罗德曾在电视上呼吁,每个德国家庭买一本中国的《道德经》,以帮助解决人们思想上的困惑。

9.德国诗人柯拉邦德1919年写了《听着,德国人》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号召德国人应当按照"神圣的道家精神"来生活,要争做"欧洲的中国人"。

10.德国人尤利斯噶尔的1910年写了《老子的书--来自最高生命的至善教诲》一书,他说:"也许是老子的那个时代没有人真正理解老子,或许真正认识老子的时代至今还没有到来,老子已不再是一个人,不再是一个名字了。老子,他是推动未来的能动力量,他比任何现代的,都更加具有现代意义,他比任何生命,都更具有生命的活力。"

11.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在1957年出版的《语言的本性》中说:"老子的'道'能解释为一种深刻意义上的'道路',即'开出新的道路',它的含义要比西方人讲的'理性'、'精神'、'意义'等更原本,其中隐藏着'思想着的道说'或'语言'的'全部秘密之所在'。。

12.法国传教士马若瑟(1666-1735)从《老子》第十四章中发现了: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所以,他认为:"Yihiwei等于"夷希微",就是上帝耶和华名字。"

13.法国传教士傅圣泽(1663-1739)认为:"真正的儒教就是《道德经》的教义"。他还提出了神道教的观点,"是否可以说在中国古经中唯一真实的道即代表着基督信仰的神?答案是肯定的。道是神,是救世主";"道是唯一,是宇宙之创造及保存者,在本质上与宇宙真主合而为一。"

14.法国第一位汉学家讲席雷慕沙(1788-1832)认为:老子的思想与稍后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和柏拉图学派所提出的"学说有无可争辩的共同之处"。

15.法国哲学家德里达(1930-2004)认为:"整个西方思想与民族精神,都以逻各斯为中心概念。逻各斯是西方民族精神的最高概念,道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最高概念,二者惊人的相似,可以说是'逻各斯与道同在'。"

16.英国生物学家、科学史家、两次诺贝尔奖得主,李约瑟(1900年-1995年)博士在其名著《中国科技史》中说:"中国人性格中有许多最吸引人的因素都来源于道家思想。中国如果没有道家思想,就会像是一棵某些深根已经烂掉的大树";"说道家思想是宗教和诗人的,诚然不错;但是它至少也同样强烈地是方术的、科学的、民主的,并且在政治上是革命的。"

17.英国天文学家沙里斯在其1985年出版的《新科学的诞生》一书中认为:"前进的惟一道路是转过身来重新面向东方,带着对它的兴趣以及对其深远意义的理解离开西方的污秽,朝着神圣的东方前进。"

18.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1889-1975)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一书中说:"在人类生存的任何地方,道家都是最早的一种哲学,它推断人类在获得文明的同时,已经打乱了自己与'终极实在'精神的和谐相处,从而损害了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人类应该按照'终极实在'的精神生活、行为和存在。"

19.英国当代哲学家克拉克说过:"现代经济自由市场的原理就是源自《老子》的无为而治"。他还认为:"道家在西方的发展可能与佛教、印度教不同,它不会表现为宗教运动,而会体现在:挑战过头的启蒙理性精神、非此即彼的简单化思维原则,提供新话语、新洞识、新范式,影响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以及个人选择与生活方式,替代唯物主义与彼岸宗教信仰并引导我们树立生态化精神的态度,有助于西方人灵肉二元论的克服和整体精神态度的转变,道家治疗性的哲学对西方人有关真理观、自我、性别认同等的反思有积极作用,对诊治西方虚无主义的顽症具有显著疗效,因而一般性地对西方反思启蒙的后现代计划有意义。"

20.英国学者J.M.霍布森在他近作《西方文明的东方来源》中指出:"魁奈思想当中有很多概念受惠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概念,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把"无为"概念译成法文的laissez-fa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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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6、17世纪,中国道家学说就与儒家学说一起被译介西传,但由于传教士的亲儒排道政策,其时道家思想鲜受关注。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方科技理性的发展,导致了人类的生态环境、精神等方面出现“现代性问题”,西方兴起了一股“东方文化救世论”思潮,作为一种“精神科学”和生存智慧的道家思想为西方文化界竞相采集,他们把道家思想作为人类至高智慧的榜样加以崇奉。瑞士心理学家荣格认为,对道的追求,对生活意义的追求,在当时似乎已成为一种集体现象,其范围远超人们的想象。当时西方出现的这股“道家热”以德国最甚。

5.德国社会学家、古典社会学奠基人马克斯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说: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每当道家(道教)思想被认可的时期(例如唐初),经济的发展是较好的,社会是丰衣足食的。道家重生,不仅体现在看重个体生命,也体现在看重社会整体的生计发展。

我们来看一下德国各界对《道德经》的评价,就知道德国人为什么喜爱《道德经》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出现一股译介中国古典哲学的热潮,其中贡献最大的是卫礼贤。他对中国经典特别是老庄道家哲学的译介成就卓著,主要有《道德经》(1911)、《庄子》(1912)、《中国人的生活智慧》(1922)、《老子与道家》(1925)等。其译著一版再版,并被译为多种文字流传欧洲,为战后的西方人注入有益营养,并为西方盛极一时的“道家热”奠定了基础。

6.德国明斯特大学教授赫伯特曼纽什,在《中国哲学对西方美学的重要性》指出:中国哲学是我们这个精神世界的不可缺少的要素。公正地说,这个世界的精神孕育者,应当是柏拉图和老子,亚里士多德和庄子,以及其它一些人。可惜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许多哲学著作总是习惯于仅提欧洲古代的一些哲学家,却忽视了老子的《道德经》,从而很不明智地拒绝了一种对欧洲文化的极为重要的源泉。

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在任时期间曾六度访华,德国《时代》周报曾刊发罗德《为什么我们需要北京》的长文,文中说:担任联邦总理时,我每年都要到中国一次。退休以来,我每年都要到中国三四次。

老子被视为一位伟大的先觉人物,首先在西方思想界广为接受,当时西方不少思想家纷纷巡礼于道家哲学殿堂。

7.德国学者克诺斯培说:解决我们时代的三大问题(发展、裁军和环保),都能从老子那里得到启发。

他曾针对人们思想上的混乱,发表电视讲话说:每个德国家庭都要买一本中国的《道德经》,以帮助解决人们思想上的困惑。

韦伯的《儒教与道教》深入探讨了中国的宗教文化心理。他认为,东方宗教的特点是以出世的态度,通过冥思默想达到天人合一,获得自身的救赎。道家思想中的“清静无为”等观念具有与儒教理性主义相反的神秘主义色彩,而其“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则与儒教的大同世界相似,两者都试图以一种价值理性来规范人们的现世行为。虽然韦伯在书中并未呼唤人们到东方文化中去寻求治世良方,但该书的问世激起西方知识界对中国文化更深层次的兴趣。

8.前德国总理施罗德曾在电视上呼吁,每个德国家庭买一本中国的《道德经》,以帮助解决人们思想上的困惑。

总理如此说,不是出于他一己之好,而是有深厚的民意基础和哲学背景的,因为在德国,从十六世纪以来,随着《道德经》在西方世界的流行,老子的“自然无为”、尚阴守拙、贵柔守弱等思想为西方广泛接受,各个时期的哲学家都对《道德经》给以高度评价。

斯宾格勒盛极一时的《西方的没落》一书主张从“道”来把握中国文化,并详细论述了他所理解的“道”,其所关心的并非作为物质本原而是作为变化规律之“道”。他认为世界有“道”,因之它具有节奏、韵律和周期性,这与他致力于探索不同文化形态的发展规律是相一致的。斯宾格勒对中国的“阴阳之道”也十分熟悉,他对“道”所包含的对立两极,即受阴阳变化所制约的世间万物相辅相成的两面作了细致阐述,并将此原理运用到自身对宇宙社会的具体分析中。

9.德国诗人柯拉邦德1919年写了《听着,德国人》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号召德国人应当按照神圣的道家精神来生活,要争做欧洲的中国人。

比如200年前哲学大师黑格尔就说:老子的《道德经》,最受世人崇仰”。谢林则说:老子哲学是“真正思辨的”学说。

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与道家思想在“贵无”方面不谋而合。德国学者赖因哈德·梅依曾在《来自东方之光:处于东亚思想影响下的海德格尔著作》一书中列出海德格尔文字与道家文本大量相似之处,通过将其著述的部分行文与老庄的德文版对照比较,他发现海德格尔有时几乎是逐字逐句挪用了道家的主要观念。海德格尔对老庄思想的确十分推崇,他曾认真阅读过《道德经》《庄子》,并与中国学者萧师毅合作翻译《道德经》,其工作间所挂中文书法作品就出自《道德经·十五章》:“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久之?徐生。”

10.德国人尤利斯噶尔的1910年写了《老子的书来自最高生命的至善教诲》一书,他说:也许是老子的那个时代没有人真正理解老子,或许真正认识老子的时代至今还没有到来,老子已不再是一个人,不再是一个名字了。老子,他是推动未来的能动力量,他比任何现代的,都更加具有现代意义,他比任何生命,都更具有生命的活力。

黑格尔是站在唯心主义哲学顶峰的大师,他的整体国家观直接导致了西方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政治理论的垮塌,并对19世纪、20世纪的新自由主义产生深远影响。1844年2月,马克思在《德法年鉴》发表了《黑格尔哲学批判》一文,通过对黑格尔学的批判,揭示了国家与社会的真实关系,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理论基础。列宁评价说,这是马克思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转变的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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