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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哀歌》自1990年在越南出版后,回忆者阿坚

这些年,许是看多了奇奇怪怪作品的缘故,我总是渴望能有那么一个文本,它的语言是优雅的,主题是经典的,情感是细腻的。我希望这样的文本能将我带回到很多年前阅读欧洲浪漫主义小说的那段日子,因为那是段难得的只沉醉于单纯的阅读快感的日子,所有的思考、回味、遗憾,都不会超出这个文本本身自设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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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剩下一个人活下来,在经历纷飞战火、血肉模糊的战争之后,我们如何面对他和那些日夜困扰的记忆?如果知道一场战争需要一个人的余生或几代人反思才可走出画地为牢的内心困境,是否还会有“The Sorrow of War”?

在美国文艺创作领域,“越战”向来是一个引人关注的母题。既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美国社会的彷徨动荡交织于一处,又成为那段伤痕岁月最鲜明的时代背景。毫无疑问,英语世界绝大部分以越战为主题的作品,无论是从哪种意识形态出发、持何种立场、或褒或贬,几乎都是从美国人的视角来看待这场战争。无论是越共军队,还是南越军人,又或是被卷入战场的寻常百姓,都与绵密的丛林、难熬的雨季一道化为这场远东冒险的另一个符号而已。无论是美国的“越战电影”,还是“越战文学”中,大概只有美国人才会被赋予复杂、具体的内涵,而他们面对的越南人都只是一个个模糊、抽象的形象。这类形象要么被塑造成亟待美国人拯救的对象,要么就是理应被消灭的“赤色敌人”,要么就是身材婀娜的异国少女,要么就是凶神恶煞或“被洗脑”的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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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意外的,在一个越南作家的身上我找到了这种久违的感觉。也许正因为越南不是文学大国,对世界文学思潮的感知不是那么敏锐,何况这还是一个饱受殖民和战争苦难的国家,我能更深刻地感受到一种书写的急迫感,这是一种原始冲动。《战争哀歌》,书的名字十分质朴,主题一目了然,且符合作者所处的真实环境。大名鼎鼎的杜拉斯也写过越南,写过湄公河,写过西贡,美国也出版了许多反思“越战”的非虚构作品,但在土生土长的越南人保宁的笔下,越南从不以“异域”的方式存在。这片土地就是他见证了无数死亡与破碎的土地,是作为共性和永恒意象而存在的土地,而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战争,虽然是“越战”,但也不仅仅是“越战”,甚至不仅仅是战争。我甚至固执地认为,一部止步于战争的战争小说是没有深度的,就如任何一部局限于某一题材的文学作品都没有深度一样。

保宁,原名黄幼方,生于越南义安省,主要作品有《战争哀歌》《摩托车时代》《凌晨的河内》等。《战争哀歌》于1993年在美国出版,引起世界性反响,成为当今美国许多高校文史哲研究生必读书目之一,获1994年英国《独立报》最佳外国小说奖。

读完越南作家保宁的长篇小说《战争哀歌》(夏露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不论人们承认与否,战争之痛始终会在时间长河中迸出振聋发聩的追问。合上书页的夜晚,我的身体像是哪里遭遇撞击,一道不显眼的伤口裂开,隐痛起先波澜不惊,却在某个不易察觉的缺口处突然溃堤,阻挡不住它的汹涌成灾。

2016年,颇有纪念意义的第一百届普利策小说大奖颁给了美籍越裔作家阮清越的小说《同情者》(The Sympathizer)。这是自1993年,美国作家罗伯特·奥伦·巴特勒的短篇小说集《奇山飘香》(A Good Scent from a Strange Mountain)后,又一本以越战为背景、越南人为主角的得奖作品。《同情者》《奇山飘香》之所以能获得高度肯定乃至推崇,或许都可归因为这两部作品都试图站在越南人的角度来书写这场战争所带来的影响。《奇山飘香》的作者巴特勒之前是一位精通越南语与当地文化的美军情报人员,而阮清越则是在年幼时随南越难民潮逃到了美国。对外界而言,真正站在北越的视角来叙述这场惨烈战争的文学作品似乎仍是稀少的。在欧美乃至世界范围内,真正有影响力的、来自越南本土作家的越战小说更是凤毛麟角。而越南作家保宁的小说《战争哀歌》或许可算是一本。

这位来自越南的作家,于1969年参军参加抗美斗争,越战期间在大名鼎鼎的第27青年旅服役。

《战争哀歌》首先吸引我的是语言。作者在中文版的自序中详述了自己家族与汉语的渊源。保宁的父亲出生在法治时期的越南,作为被殖民者,除了母语越南语之外也被要求学习法语。作为语言学教授,保宁的父亲曾于上世纪50年代来到北京教授越南语,他们一家也在北京做过短暂停留。《战争哀歌》出版后,年迈的父亲曾以一杯葡萄酒向儿子表示祝贺,并用汉语朗诵了唐代诗人王翰的《凉州词》。或许是受到了家族的影响,保宁在语言表达上有一种融汇中西的古典韵味,气息绵长、厚重、华丽,还偶有欧洲19世纪小说常有的那种极为抒情化的长句。但语言背后渗透出来的情感却隐忍、幽怨,东方式的优雅与含蓄显然影响了作者的情感结构,以至于他笔下的战争场面无论怎样血腥惨烈,都不会给人浑浊混乱的感觉,反而是干净的、清新的,因节制而更加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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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以越南人的回忆和自省为视角来真实描写越战的作品,已然在世界军事小说的版图上立起了一个标高,早在十多年前就成了“世界上译本最多、读者众多的越南小说”。回忆者阿坚,17岁入伍,在侦察排服役,战争结束进了收尸队,回到故乡成为了一名行为怪诞(沉默寡言、彻夜写作)的作家。亲历与书写是并行的铁轨,死亡列车就在其上缓慢行进。小说开场,列车驶进的是战争“余烬”之地。眼前雨雾潮湿,田园抛荒,丛林茂盛,飘着腐烂的气息。与阵亡将士骸骨一道睡在车厢里的阿坚,必然陷入到战争后遗症的典型表征之梦游当中。子弹像“无数的黄蜂扑面而来”,被宰杀后像肥胖女人的猿猴“死死盯着”屠戮者,没有战事时战友们乐此不疲的扑克大战之后是“一个个被带离了人生的牌桌”……这些回忆,“仿佛发生在久远的年代,却只是去年的事情”。

《战争哀歌》在欧美国家的影响力很大,也被定为不少院校的必读书目。此间缘由除了题材以及小说本身高素质外,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这本书非常独特的传播路径。《战争哀歌》的原名是《爱之命运》(Destiny of Love),1990年前后就已经问世。之所以叫这个名字就是为了故意让小说名字听上去不像是有关战争的。不过,当时这本日后的名著并未在越南国内正式出版,而是以自印本、复印本的方式在知识分子群体中悄悄流传。不久后,越南裔诗人Phan Thanh Hao将其翻译为英文并联系英国出版社塞克和沃伯格(Secker & Warburg)。当时,英国出版社的编辑读了译稿后,建议在英语世界里找一位精通越南风土人情的作家,由他根据Phan Thanh Hao略生硬的译稿来润色这部作品。于是,这个差事落在了澳大利亚记者弗兰克·帕默斯(Frank Palmos)身上。1965至1968年期间,帕默斯本人曾作为战地记者深入越南各地,亲眼见证过1968年北越发动的“春节攻势”。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帕默斯的“润色”更近乎“重译”,即根据之前译本的内容,以更符合欧美人阅读习惯的方式来“重写”这个故事。当然,这种“重写”并不是任由帕默斯随意发挥。在正式动笔前,帕默斯曾多次前往越南河内与作者保宁见面,确认细节和翻译方式。而保宁在读过帕默斯的越战回忆录《与魔鬼同行》的越南语译本后,也对其文笔表示认可。前后花了七八个月的时间,帕默斯在西澳大利亚的老家完成了这部译稿,又或说是重写了这部作品的英文版。最终,保宁的这本小说在欧美正式出版,书名则改成了现在的名字——《战争哀歌》。显而易见,这段曲折的出版经历也给这部小说增加了几分传奇色彩。不过,若比起作者本人的战争经历,这或许也只是一段不大不小的插曲而已。在《战争哀歌》中文版序言中,保宁还提到《战争哀歌》在越南正式出版时,他父亲特意用汉越音为他朗读王维的《凉州词》以示庆祝。

保宁服役的营队最初有500人,战后仅有10位幸存者。他是其中之一。

当然,真正进入这部小说之后,再用“质朴”“简单”这样的词语去形容它就不合适了。小说的展开看似漫不经心,使人产生类似于纪录片或回忆录的错觉,但其实如果仔细梳理过文本推进过程中的时间脉络和写作视角,会惊叹作者在结构设置上的煞费苦心。首先,时间线是被折断的,作者更喜欢用“闪回”的方式去回溯与战争有关的事,并且有意识地模糊这些往事之间的彼此关联。也就是说,到最后我们其实很难把握小说中某一个具体战争的片段,而只能体验到这些片段背后高度一致的表达方式,它们共同指向了一样东西:宿命感。其次,叙述视角是在不断转移的,作者本人时而与主人公阿坚重合,时而又刻意与之保持距离。于是,随着视角的不断变换,小说的每一章节虽然看似是平行关系,实际上却呈现出叠套结构特有的进深效果。作为士兵的阿坚、作为作家的阿坚、作为男人的阿坚,以及作为作家的作者,叙事人不经意的变化使战争、爱情、写作构成了一种奇特关系,它们时而彼此作注,时而独立成长。阿坚反思战争和自我过往的生命历程,作者则通过阿坚的书写反思创伤与创作之间的关系。对自身所有经历的审视构成了文本的第一重视角,而对审视的审视则为读者提供了更深的挖掘空间。作者对书写行为的追问,其背后的动机是对人类意识的求索——人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他身上所发生的一切?书写可以反映这意识吗?意识能反映这存在吗?在面对战争这一重大的人类历史创伤时,个人意识到底能做些什么,又无法抵达什么呢?于是最终,当意识的内质被充分挖掘了以后,事件,或者说人类的极端处境本身,被抽象成了某种感受方法,它帮助我们通过不同的角度切入个体对生命本质化的体验。

越南战争,士兵在丛林中。

对时间的模糊预示着记忆的断章性与随机性。战场上的每一个人就像一张扑克牌,被命运之手抽取打出。阿坚是手中最后剩下的扑克牌,他被留下,只为祭奠那些先行离去的同伴。书中写到一种魔玫瑰,这种嗜血的植物闻起来是甜的,虽然带有深厚的死亡气息,但人们趋之若鹜。战士们依靠它来麻痹自己对战争的恐惧和哀伤,这是战争的残酷,就在于它让人憧憬的不是生存,而是被称为牺牲的死亡,以及此后挥之不去的悲痛。而一次次掉进回忆陷阱的阿坚,也像是食用魔玫瑰般,不能自拔。他在回忆中倾听疼痛的声音,然后将其传递出来。

小说中的主角阿坚在1969年二十一岁时参军,投身战争,随后被分配到了B-3战区。在1961年越南劳动党代表大会上,将当时整个战争区域划分为越南北方、越南南方、老挝、柬埔寨,并分别以字母A、B、C、K来指代。到了1966年,越南南方即B战区又被细分为五个战区,其中,B-3战区包括越南西原地区的嘉莱、昆嵩、多乐三个省,当时的司令员是北越著名将领阮友安。而在现实中,当时十七岁的保宁同样在1969年加入战争,“就跟那时所有其他越南人一样,你会迫不及待地投身其中”。

保宁在1975年越战结束后退伍上大学,198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1986年,越南的文学界兴起了一场革新浪潮,在这个背景下,保宁写出了享有“东方战争文学的标高”之称的长篇小说《战争哀歌》。

“在一个战士的内心深处,战争的痛苦竟然和恋爱中的痛苦那么相似,又像是某种对故乡的思念,像是夜晚在茫茫大海上漂流的船只的孤独。”我记得自己学生时代有一段时间特别痴迷于战争(革命)加爱情这种模式的小说,现在想来虽然有些浅薄可笑,但也未尝没有道理。战争和爱情本就是同构的,不仅因为它们都以迥异于日常生活的方式出现,更因为它们都保存着一种原始冲动,一种向往极端甚至是冲向毁灭的生命动力。当死的可能成为生的一部分,伤痛就成了一种必须,回忆也就成了必然。保宁在小说里写到:“他相信,自己已经复活,但不是活在当下,而是退回到过去的生活里。每天都在回溯,在一幕幕回放中不断复活。他好像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新生活,那正是过去的生活,是在战争的悲苦中逝去的年少时光。”在写作中不断地激发已经逝去的生命动力,却又对这动力感到恐惧甚至忍不住质疑它,这难道不是每一个作家都在做的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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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伴随着每一场战斗降临,没有人统计书中被描述的亡者数目,那些和幸存者阿坚一样被称为“阿某”的人,中弹、肢残、血流不止、尸肉横飞,残忍的场面你可以在电影《血战钢锯岭》中找到匹配。阅读中的死亡野蛮生长,像抬头看见夏日到来时满墙爬山虎的迅速蔓生。没有人知道下一刻谁会倒下,刚和你说笑的兄弟眨眼就没有了声息,争先赴死的人却死里逃生苟且偷生。命运如此戏谑,让人体验死亡追赶的时时刻刻。各式各样的死亡并不是作家阿坚要去追忆、蓄意谴责的战争之痛。死的恐惧、痛苦、悲伤,只是呈现出那个特别年代,“由无数生命及其山崩地裂般的经历构成的年代”。所有的亡者都是替生者死去,如同战友们在阿坚的余生里,一遍遍地活过来又死去。阿坚的记忆像是一台扫描仪,随时重复着他们的死亡经历。他也在不眠之夜拼命书写着死亡,让他们在纸上复活、永生。

一年之前,即1968年1月底北越集中超过五十五万人的兵力发动了著名“春节攻势”。战斗在南越三十六个省会、五个大城市、六十四个县城和五十个村镇一起爆发。同时,潜伏在敌后的游击队也向西贡机场、南越总统府和南越总参谋部发动了一系列袭击,甚至美国驻西贡大使馆也遭到了夜袭。从军事上来看,尽管北越的“春节攻势”声势浩大,但并未收获相应的战果,反而遭受近十万人伤亡的重大损失。但在政治上,“春节攻势”则成了整场战争的转折点。两个月间,超过两千五百名美军阵亡的消息,深深震动了美国舆论界。新闻中惨烈的战斗画面与越来越长的伤亡名单,成为了美国国内反战运动的“助燃剂”。另一方面,在经历“春节攻势”的遭遇后,美国军方认为至少需要再投入二十万美军,才有可能够彻底摧毁北越的军事力量。这也导致美国政府渐失战意。1968年3月,宣布放弃连任的约翰逊总统表示美军将逐步从越战撤出。5月,交战双方在巴黎展开会谈,10月,约翰逊宣布暂时停止对北越的空袭轰炸。1969年1月,尼克松正式就任总统,开始推行所谓“越南化”政策,即美军逐步撤军,将战场转交给南越部队。同年8月,美国已单方面撤出了两万五千名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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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哀歌》 作者:保宁 译者:夏露 版本:博集天卷|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9年4月

战争之殇归根到底是生命之殇、情感之殇,这也是《战争哀歌》动人心弦的地方。困扰阿坚的回忆,造成了书写的混乱、模糊、变幻、虚无,但他真诚的情感抒发,屡屡使人感怀不已。他一遍遍地回忆友情、同志情、爱情,经历过战火洗礼的这些情谊,触手不及、渐行渐远却又纠缠不休,这也是作家保宁在竭力歌颂的世上最美好的事物。小说中最让人遗憾和哀痛的,莫过于阿坚与阿芳纯真爱情的死亡。两人青梅竹马情投意合,但纯洁的爱被旷日持久的战争所埋葬。阿坚回味阿芳的初吻、年少时代的无邪甜蜜、痛苦的别离与欣喜的重逢,但战争下的世道蛮横无理,爱被横刀斩断,人生扑克牌的顺序被悄悄偷换。阿芳陪同阿坚追赶部队时遭遇暴徒的奸污,最后选择了离开,以残忍的方式扼杀了这份原本美好的爱情。站在弹坑旁潭水里裸身洗澡的阿芳,被远处偷看的阿坚误解为是“炫耀身体的耻辱”,她的沉默和满不在乎消解了阿坚心中的“完美主义倾向的纯洁”。这种陌生的伤痛充满阿坚的心,这种被损害的美,是他在战场上冲锋陷阵最沉重的背负。无法消磨的误解,爱与身体纯洁性的背离,爱过的人不能长相厮守,都终结于战争背景下爱的不确定性。

尽管如此,战争的惨烈程度却没有丝毫降低。无论是在前线密林还是在后方城镇都无法摆脱随时从天而降的美军空袭阴影。亲身体验过这种恐惧的保宁曾这样回忆:“当炸弹落下时,只有石头才能不被吓到。美国人一旦注意到森林有动静,就会摧毁掉整片森林。天晓得这花多少钱,都是美国纳税人的钱。如果扔下了凝固汽油弹,整个雨林都会化为一片火海。你能想想‘火海’的样子吗?”在小说中,主人公阿坚所在的第27营,经受了美军凝固汽油弹的轰炸,几乎全都葬送于丛林的火海之中。1972年3月,北越集中了比1968年“春节攻势”更大的兵力,发了“复活节攻势”。在美军B-52的狂轰滥炸下,整场攻势以失败告终。1973年1月,筋疲力尽的各方终于签订《巴黎和平协约》。随后两个月间,美军除保留小部分海军陆战队守卫美方机构外,驻越美军全部撤走。

这部小说以越战为背景,一反越南军事文学数十年来一味歌颂保家卫国的基调,转而揭露战争所带来的巨大创伤,真实再现了战争的残酷和参战士兵的凄惨命运。

从美国1965年直接介入南北越军事冲突,到1975年撤军、南北越统一,越南战争持续了十年,这也是大多数人心目中越战的起止年限;若从1955年南北越冲突算起,越战持续的时间是二十年;再加上1945年开始与法国的近十年战争,越战持续有三十年;如果算上二战期间与日本的战争,越南被战争笼罩的时间更长。反殖民战争、民族独立战争、内战、冷战,几十年间缠结密织在这片狭长潮湿的国土上。

爱的存在,是阿坚在战后悲惨个人命运里勇敢活下去的动力,失去了爱,整日以泪洗面的阿坚质疑活着的意义。那个许多次出现在战场上的呼唤,支撑着阿坚生存下去的呼唤遗憾地消失了。“她依然是他精神世界的全部。而他,也只剩下精神世界了。”无数次回忆唤醒心中残存的希望,又无数次在现实中被踩踏碾压。最可怕的不是他人踩踏而是自己的碾压。人是情感的动物,当那些情感因生命的消失、爱人的离去而变得虚妄时,阿坚必然陷入谵乱的情绪中。孩提时代萌生的爱情,像战场上一丛丛炸起的火光,照耀着无比孤独的阿坚。正如小说原名叫“爱情的不幸”一样,这不幸何以所致?是战争之乱,是青春迷茫,还是爱之真切?但是,我们又何尝不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文学书写中的“爱的哀歌”,是离散的痛楚、失去的悲伤,而我们懂得的是何为永恒、如何珍惜,看到的是光芒所在,是爱的不绝如缕的力量在生命中的抓痕,掐皮带肉,刻骨铭心。

尽管美国人走了,但越战依旧在继续,甚至因为临近尾声而变得更加血腥与激烈。正如小说中阿坚讲的那样:“对B-3前线的步兵来说,1973年签署《巴黎协定》之后的日子实在是漫长难熬。连续个月的撤退、反攻、冲出一条血路,之后接着反攻。一场战役接一场,没完没了,令人绝望。在雨中能听到100公里外传来的加农炮开火的回声,这就是该死的旱季的前兆。昆诺战役、芒登战役,接着是芒布战役,9月,我军开始攻打昆嵩镇的防守线,炮火声震动天,彷佛要把北翼的每一寸土地都撬开一样。”

《战争哀歌》自1990年在越南出版后,一石激起千层浪,使得越南公众对越战的看法发生了巨大变化。而这种变化又迫使越南政府去面对和处理战争所遗留下来的问题。甚至连美国人自己都说,美国的政治家与政策制定者都应该读一读《战争哀歌》。

越南的大部领土,在公元十世纪之前的近千年中主要由中国王朝直接统治,清代被嘉庆赐名“越南”,因其在中国的“百越”以南。汉语曾是越南长期的国家通用语言,后来出现的民族化的字喃一直未居于主流地位……中越之间存在着太多联结和纠葛。印度支那半岛诸国,也数越南与中国地缘密迩:它北接云南,东北接广西,北部地区与海南岛仅隔三百公里的海湾。在印度洋与太平洋之间,越南东海连着中国南海,但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大多依然难以凭空体会那片热带国土的蓊郁潮湿,连同他们的历史和境遇,如若没有小说文本为人们的共情提供土壤。

西方文学的先锋意识对保宁的写作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阿坚既是战争的经历者,也是战争的书写者,对战前、战时与战后的交叉叙述,现实与回忆的流动,战争是以结果(死亡、伤残、痛苦、迷惘、沉沦等等)来呈现的。他的写作也成了一场延续军旅生涯的“战斗”,写作将他逼到生活的悬崖边,又是死死拽住他的救命绳索。最后出现一个“我”来打扫写作的“战场”,对那些杂乱的文稿像玩魔方式地“翻转和编排”。《战争哀歌》就有了“小说中的小说”的意蕴和结构。这样的空间感刚好顺应了作家阿坚像随性翻转扑克牌般的记忆与书写。没有正义与否的谴问,没有胜败之说的生死存亡,只有时间里属于人性的表达和情感的真切缅怀,对战争之痛的深刻追思和看似随意实则结构巧妙的书写,使这部作品在题材与文本上具有了更多可言说性。批评家、越南河内作家协会主席范春原评价:“在越南,自从《战争哀歌》出版后,人们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描写战争了。”一位作家若将某类题材的书写封住了去路,带给他人的必然是一种崇高的痛苦。

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北越持续不断地蚕食南越的前线,并在敌后组织游击战。1975年1月,缺少美国人支持的南越政权在苟延残喘近两年后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末日。从“复活节攻势”中恢复过来的北越发起了决定性的攻势。短短三个月间,几乎击溃了南越所有的主力部队。1975年4月30日7点53分,搭载最后一批美国人的直升机飞离西贡。五个小时后,北越坦克轰鸣着冲入了南越总统府。成为南越总统才三天的杨文明随即宣布投降。

全书以主人公阿坚和阿芳的爱情故事为主线,描述了他们一同经历的年少青春与美好,随之被卷入战争所度过的残酷和血腥,以及在战争结束后,爱情、生活甚至精神都被彻底粉碎的人生。

热带蓊郁的丛林,无尽的雨水和瘴气,正是1994年英国《独立报》最佳外国小说《战争哀歌》的关键词,也是它予人的开篇印象和基调。

掩卷,窗外,京城漫天飘着四月飞起的杨絮,远远的弱小的它们,突然间扑到你的脸上,像不像阿坚在战后无数日夜书写的记忆呢?小说结尾有一句话可作回答:“我们都经历了沉重的战争,但又有各自不同的命运。” 回声响彻过往,生者的当下与未来,人人仍要踩着各自不同的痛往前走去。

战火纷飞数十载后,终于迎来了和平,但对于从一场场煎熬中幸存的战士来说,战争却并未结束。《同情者》的作者阮清越有过一句话,“我们的越战永远不会结束”。这句话,对“隐居”在河内的保宁来说,或许同样适用。用他在小说中的话来说,就是:“我们被战争毁掉了,只是各自被毁的方式不同。”

《战争哀歌》的叙述手法,有时是阿坚的第一人称,有时是作者的第一人称,有时又是第三人称,这种多重的叙事方式,穿插结合,时空不断跳跃来回,如一疯人的思绪。保宁布下了一张网,对叙事和细节的展开极具掌控力,这种困难的写作手法,令人肃然起敬。

找回在战争中逝去的青春

若用现代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小说主人公在战后的迷茫状态是一种非常典型的PTSD症状:“每天都会有新的噩梦,甚至连父母都怕我。我渴望能忘记战争,但它却拒绝减轻施加我身上的挞伐。”保宁在小说中称之为“战争之痛”:“ 那是一种崇高的痛苦,甚至比幸福还要崇高,超越战争本身。正因为这种痛苦,我们逃过了战争的劫数,逃过了无尽的杀戮。我们经过扛枪战斗的困苦,经历过那些暴行,又重新回到各自生活的道路上,可能不会有欢乐,甚至会犯很多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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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的雨季,战斗已结束,幸存者阿坚作为收尸队成员重返玉博瑞,每经一处,沙泰河,招魂林,炒人肉坡,升天隘……当年北越军队向南挺进攻打邦美蜀的惨烈回忆便汹涌而来。无数人随时在死去,一些人暂时活着,战斗间隙,还苟活着的士兵,靠着南越魔玫瑰的迷幻勉强聚起自我的存在,如果侥幸活到战后,他们就靠酒精。有人即便侥幸活过几场战役,也熬不到战斗结束,他们终将死在沼泽和鳄鱼湖中,死在茂盛的雨林里。

书中曾有政委这样开导道:“在B-3前线当兵多年,青春挥洒在这里,双手沾满鲜血,现在和平了,应该重归自然,与劳动人民亲近,才能感受到生活的祥和,才能化解内心的痛苦。”但在保宁看来,这种“战争之痛”几乎将伴随战争幸存者一辈子,并非意识形态话语抑或政治教育所能化解的。

越战摄影 Horst Faas

当十年越战老兵阿坚终于活着回到了故乡河内,整个人像一座废墟。狂野血腥的战斗回忆,依然时时攫住他。踏过无数尸骨幸存的阿坚,艰难地收拾破碎的身心,试图重建自我身份。他努力将过往的战争记忆付于笔端,但并没立刻意识到这就是他的天职,只以为是一种解脱方式。当他用笔唤醒战死在招魂林里的战士,重温激烈的战况,回顾他所在侦察排的悲惨命运,在回溯中终于找到了自己在战争中逝去的年少时光,那是过去,也是他的新生活。通过写作,叙说战争的狰狞面目,阿坚终于发现了昭昭天命。也许这正是诸多战争亲历者在战后终于成为战争书写者的根本真相。

小说中的主角阿坚在1969年二十一岁时参军,投身战争,随后被分配到了B-3战区。在1961年越南劳动党代表大会上,将当时整个战争区域划分为越南北方、越南南方、老挝、柬埔寨,并分别以字母A、B、C、K来指代。到了1966年,越南南方即B战区又被细分为五个战区,其中,B-3战区包括越南西原地区的嘉莱、昆嵩、多乐三个省,当时的司令员是北越著名将领阮友安。而在现实中,当时十七岁的保宁同样在1969年加入战争,“就跟那时所有其他越南人一样,你会迫不及待地投身其中”。

在《战争哀歌》的美国读者群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那些越战的老兵。他们身心都创深痛巨,回国后又受到冷遇,很多人患有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症。因此,他们一直在苦苦思考那场战争的意义。

《战争哀歌》在1987年初次出版时名为“爱情的不幸”。阿坚与阿芳,携着爱情走向战争,万幸各自挣扎着活到战后,又何其不幸地眼看爱情被这战争玷污、碾碎、消逝。阿芳的故事在前四分之一篇幅里若隐若现,阿坚书写战士们的命运,但并没有把他最重要的人阿芳写进自己的小说,那是阿坚的成长故事,由《战争哀歌》的叙述者来讲述,属于另一重结构。

一年之前,即1968年1月底北越集中超过五十五万人的兵力发动了著名“春节攻势”。战斗在南越三十六个省会、五个大城市、六十四个县城和五十个村镇一起爆发。同时,潜伏在敌后的游击队也向西贡机场、南越总统府和南越总参谋部发动了一系列袭击,甚至美国驻西贡大使馆也遭到了夜袭。从军事上来看,尽管北越的“春节攻势”声势浩大,但并未收获相应的战果,反而遭受近十万人伤亡的重大损失。但在政治上,“春节攻势”则成了整场战争的转折点。两个月间,超过两千五百名美军阵亡的消息,深深震动了美国舆论界。新闻中惨烈的战斗画面与越来越长的伤亡名单,成为了美国国内反战运动的“助燃剂”。另一方面,在经历“春节攻势”的遭遇后,美国军方认为至少需要再投入二十万美军,才有可能够彻底摧毁北越的军事力量。这也导致美国政府渐失战意。1968年3月,宣布放弃连任的约翰逊总统表示美军将逐步从越战撤出。5月,交战双方在巴黎展开会谈,10月,约翰逊宣布暂时停止对北越的空袭轰炸。1969年1月,尼克松正式就任总统,开始推行所谓“越南化”政策,即美军逐步撤军,将战场转交给南越部队。同年8月,美国已单方面撤出了两万五千名美军。

参加战争的一些人从来就没有想明白。但是,战争定义了他们的人生,永远地改变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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