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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同样也在昆虫学、澳门新葡新京手机app下载象棋等领域有所贡献,纳博科夫就想到了Humbert

(原载《外国文艺》)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以《洛丽塔》蜚声文坛。那时已经是1950年代。一直以来,制造“洛丽塔”的原材料都在积极的筹备。人们广为熟知的是纳博科夫写于1939-1940年的中篇小说《魔法师》,讲述一个中年男人因迷恋12岁小女孩而成为她的继父并且难抑欲念的故事,它显然是《洛丽塔》的雏形。 然而,事实上,萌芽还得往前推。 1975年,纳博科夫打算整理出版一部短篇小说集。他在1920、30年代因为生活所需,曾经用俄语创作过大量的短篇小说,现在他需要把它们翻译成英文。在此过程中纳博科夫不由得大吃一惊,“我遇上了亨伯特,有点衰老但分明是他,正陪着他那位早熟的*****女在我写于近半个世纪前的故事中散步”。这就是1926年写于柏林的《一则童话》。 名叫“埃德温”的老男人路遇一名魔鬼,魔鬼答应赐给埃德温一位妻子,条件是埃德温从中午到半夜在街上选中的姑娘的总数必须是单数。埃德温的目光在青春稚嫩的身体上游移,渴望拥有他的小仙女,但他犯了一个错,约定时间到来之前跟踪的最后一位姑娘,就是他看中的第一位。魔咒就此破碎。 在这个甚至被作家本人忘记了半个世纪的故事里,我们发现了亨伯特和洛丽塔最初的身影,假如我们的视线在这批1920、30年代的短篇小说中巡游,我们还会大吃一惊——到处都是亨伯特和洛丽塔。当然我指的并非纳博科夫写了很多老男人和小女孩的故事,而是指他不同寻常的写作风格,居然起始于那么早以前,似乎在他一拿起笔,就形成了他后来在1964年接受《花花公子》采访时所说的,“我的写作只取决于唯一的读者——我的自我”。 有必要重新阅读纳博科夫的短篇小说。这套《纳博科夫短篇小说全集》,总共68篇,以出版时间的先后线性排序,最早的是1921年的《木精灵》,下册后半部分是一些50、60年代的晚期作品,其余都写于20、30年代。在这套集子里,特别是构成其主体的纳博科夫早期的短篇小说创作里,我们可以发现作家四处散放的“自我”,起初有点简单,不那么成功,渐渐得心应手,偶尔有些反复,总体越来越明朗。 没有哪个“自我”是一蹴而就的。木精灵前来造访,向“我”诉说丛林中正在发生的可怕变化,战争带来了死亡和毁灭。这部作品写于纳博科夫21岁,构架非常简单,近乎平铺直叙。但其中有些东西是重要的。比如,俄罗斯文化传统,神话在文学中的隐没。普希金的血液不可避免地流淌在他的静脉中,包括后来被他厌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此时却对纳博科夫造成了某些神秘主义的倾向。纳博科夫发表《木精灵》时的署名是“弗拉基•西林”。在俄罗斯民间传说中,西林是一种神鸟,具有猫头鹰的身子和美女的面孔,像古希腊神话里的塞壬一样用歌声迷惑世人。“西林”这个笔名将在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在俄罗斯流亡文学圈子里成为纳博科夫的身份代号。纳博科夫在1970年接受《小说》访谈时,解释“西林”这个名字的内涵,意谓“蛊惑、愉悦和继承”。这个理念贯穿了他一生的创作。 在这次访谈中,纳博科夫还说取名之时,“我仍然没有摆脱拜占庭式意象的魅惑,这一意象非常吸引勃洛克时期的俄国年轻诗人”。这是纳博科夫的一条文学亲缘。纳博科夫出身世袭贵族,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和文学的熏陶。父亲是有名的政治家,博闻强记,母亲爱好象征主义诗作。纳博科夫的整体创作风格比较接近果戈理和象征主义作家安德烈•别雷,但他对不同种类的庸俗及其心理机制的关注却让人常常想起契诃夫。纳博科夫的早期短篇小说创作就突出了象征主义意象和心理意识描写。写于1923年的《振翅一击》,从头至尾以科恩视角描绘他对伊莎贝尔的感观,直至小说结尾,全速滑雪的伊莎贝尔突然连翻了几个跟斗,科恩心头的眼睛清楚出现了“复仇,振翅”的字样;类似的主题还有1924年的《报复》,教授的妻子因床上惊现的惨白骷髅而猝死,那是教授为大学博物馆从国外带回来的,也是教授策划的一次对妻子“出轨”的报复。 背叛,死亡,无可名状的性欲,突如其来的暴力,这些是纳博科夫迷恋的主题。他的人物身上没有道德感,体现随心所欲的自我。纳博科夫在1967年接受《巴黎评论》的访谈时,谈到《洛丽塔》的创作,他说“我不关心公众道德”,其他的几次访谈也有类似观点,纳博科夫认为人物不是作家的傀儡,写作不需要处理思想,“最好的观众就是他每天在剃须镜中看到的那个人”。比起思想,纳博科夫更关心修辞。他很早就摸索到了主题与声音“布局”的原则。在1925年的《柏林向导》里,叙述者强调了无人雪道上“Otto”这个词语的音色之美,很多年后,我们在“洛丽塔”的发音里更加明确这种体会。纳博科夫从小就喜爱蝴蝶,博物学的研究让他坚定了对一般化、对概括的厌恶,拜托,那不是“一只虫”,而是一只亚卡飞蛾。个体是特殊的,生活是偶然的,他绝不愿意让他的主角成为某种道德或者反道德的化身,相反,他热衷于用戏仿去化解那些刻板固定的经典文学。 对纳博科夫来说,意识活动远远高于思想活动。象征主义的意味逐渐退潮,而深入人物的意识仍然是笔墨的重点所向。《洛丽塔》较之《魔法师》的成功,很大原因在于高度隐喻性的文本创造了“复杂的并置”和“反讽的颠覆”,比起《魔法师》里写作者呆板的叙述视角,亨伯特的视角显然更能够自然展现人物热烈滚烫的内心意识。通过建构一种多层面的叙事,亨伯特否认自身之外的其他视角的存在,但在亨伯特的视角之外肯定有一个隐蔽的空间,没有被他唯我独尊、自私自利、激情汹涌的目光所触及,却能被读者自觉感知。 这种视角转换的技巧正是纳博科夫在短篇小说里一再练习的。《恐惧》探索了对视角和身份之可变的关注。一个年轻人似乎人格分裂,自己很陌生,他爱的女人很陌生,整个世界很陌生,事物失去了它们原本的意义。在《完美》里,伊万诺夫溺亡,但他以为自己还活着,以一种飞翔的姿态俯瞰城市,正如在《未知的领域》,濒死之人的视界重叠了真实世界的幻影,“我”目睹库克和格雷格森的搏命厮打,读者则疑惑“我”是第三者还是这两人之一。《海军部大厦塔尖》采取的是书信体形式,一位流亡读者以轻蔑语气给一位流亡女作者写了一封信,指责她肆意篡改了他的一段私情。这一简单的事件中隐藏了对男性与女性、青年与成年、过去的热情与现在的冷静、生动的个人回忆与庸俗的文学滥调之间的多视角讨论。《被摧毁的暴君》干脆使用了内视化的视角,“杀了我就等于杀了他,因为他整个就在我体内”,很好地表达了权力对人的精神的控制。 纳博科夫的作品里有许多面貌酷似的设置,但他的魅力之一就是用独特的视角和意识流动的手法,赋予了每个人物独特的自我。除了《一则童话》、《魔法师》至《洛丽塔》的演化,我们还会发现,《未知的领域》构成了长篇小说《天赋》的预演;30年代的最后两个短篇《极北之国》和《单王》则在长篇小说《庶出的标志》里得到了回鸣。纳博科夫在早期创作了那么多短篇小说,无疑是出于当时流亡之时的经济考虑,但纳博科夫并没有屈从于商业化的需求,而是把它们当作了持续性的“风格练习”,来为他的长篇小说尝试主题和技巧。 BBC电视台在1962年的一次访谈中,询问纳博科夫为什么让“同一类事件反复出现,有时只是在形式上略有差异”,他回答:“那取决于我的人物。”换句话说,只取决于作家自己。自我——纳博科夫和他的人物的唯一风格。

日前,作家蒋方舟在“蜻蜓FM”上讲纳博科夫的名著《洛丽塔》,引发了不同观点的碰撞与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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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纳博科夫是惊心动魄的事情。台上老师念着PPT,台下的我假装看课本,悄悄拿出《洛丽塔》,想象着穿棉袍的少女,双腿慵懒地蜷曲着,湿漉漉的嘴唇,唤起亨伯特压抑的欲望。那时候,我把《洛丽塔》当黄书看,《金瓶梅》《黄金时代》,还有这本《洛丽塔》,都成为课余时间的猎奇读物。理论家的大道理,当时还是不懂的,只觉得洛丽塔很早熟,又很有诱惑力,很多段落读起来让人面红耳赤。

文/布宜诺斯

她认为,《洛丽塔》本质上是个道德故事:纳博科夫在小说中设下了考验,而90%以上的专业读者都没有通过,这考验便是纳博科夫深刻描绘主角亨伯特这个恋童癖者内心世界,并不是让人去理解他,而是为了让人看出他的丑恶和有罪,“坚持自己在一开始最朴素的道德判断”。由此进一步断言:“那些世界上几乎最专业、最懂文学的人全都失败了,他们接受了亨伯特的辩护,对他网开一面。” 上周五,我们刊发了针对此争议的评论《为什么说蒋方舟“误读”了《洛丽塔》?》,与大家探讨:将《洛丽塔》看作一部道德小说,是否容易导向一种反文学的观念。其中作者维舟同样考察了纳博科夫与友人的通信等资料,指出纳博科夫推崇小说的审美意义,并未在小说中设置道德考验,《洛丽塔》也不含有教化或道德意图。

洛丽塔

那大约是12、13年左右的事情,《洛丽塔》在国内已经流传。这本1955年首版的小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才传入中国,历经市场化浪潮,很多书商把它当色情读物来宣传,打着让中国人了解资本主义乱象的幌子,推出删节本,封面画上性感女郎,为原作者纳博科夫带来名气,却也让很多人误解,以为他就是个地摊色情写手。到2005年,上海译文高调出版新版《洛丽塔》,加之纳博科夫其他著作的引进和介绍,人们对《洛丽塔》才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1955年,《洛丽塔》由巴黎奥林匹亚出版社出版,甫一面世便引发极大争议,毕竟,如果把纳博科夫那些绵密如水的语句枝叶尽数剥落,最后剩下的故事主干惊世骇俗——中年男子的恋童情节;和12岁少女的乱伦情欲。1956年,纳博科夫也曾撰文《关于一本题名<洛丽塔>的书》来解释小说的写作因由,在他笔下,最初的创作悸动竟然来自这样一则新闻:一只猴子在科学家几个月的调教下完成世界上第一副动物画作,内容是囚禁它的笼子的铁条——多么讽刺的一个说法,我们无从判断真假,只是明白他狡黠、傲慢、叛逆的性格特质大概从来不屑于掩饰。他还强调“《洛丽塔》并不带有道德说教 ”,并用讥诮的笔调详述了这部书稿被多家美国出版社退稿的经历,理由包括“书中竟没有好人”、“书的第二部太长了”、“要是把这本书印出来,社长和你都要去坐班房了”。不过,1958年这本书毕竟还是在美国出版了,并且很快被译成纳博科夫的母语——俄语,并在随后的二十年里,伴随着各种争议和禁令,不断扩大着声誉和世界影响力。

文章刊发后,大家在我们的后台掀起了热火朝天的讨论,对于这两类不同的解读,支持与反对者,各自都很多。从大伙儿的留言也可以看出,文学与道德的微妙关系,是个剪不断理还乱的话题。年初,《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的出版、作家林奕含的遭遇,也令我们在公共领域内掀起了对文学与道德议题的争论。在今天我们推送的这篇文章中,作者进一步考察了文学与道德之间的张力。在本文作者看来,文学之中不存在完全的、纯粹的审美意识,它必须经由经验(当然也包括道德)才能产生意义。而一部好的小说,可以提升我们的道德敏感度,丰富我们的道德情感。

简介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1899年4月22日 -- 1977年7月2日)是一名俄裔美籍作家,1899年出生于俄罗斯圣彼得堡。他在美国创作了他的文学作品《洛丽塔》,但真正使他成为一个著名散文家的是他用英语写出的作品。他同样也在昆虫学、象棋等领域有所贡献。

纳博科夫在1955年所写的《洛丽塔》,是在二十世纪受到关注并且获得极大荣誉的一部小说。作者再于1962年发表英文小说《微暗的火》。这些作品展现了纳博科夫对于咬文嚼字以及细节描写的钟爱。

除小说诗歌外,还发表过贬抑托马斯·曼的评论,和4卷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的译作和论述。70年代,他的声望达到顶峰,被誉为“当代小说之王”。

纳博科夫是家中的长子,他的童年在圣彼得堡度过。纳博科夫的家庭里使用三种语言:俄罗斯语、英语、法语,所以纳波科夫在孩提时就能讲三种语言。但是让他爱国的父亲懊恼的是,纳博科夫在学会俄语之前,就能阅读和拼写英语了。  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爆发,纳博科夫一家乘船离开俄国,前往克里米亚Crimea。他的父亲成为了克里米亚的司法部长。在朋友家中暂住了18个月后,克里米亚的白军起义失败。于是纳博科夫一家离开克里米亚前往欧洲西部开始背井离乡的生活。

961年10月1日,他和维拉搬到瑞士蒙特勒Montreux的蒙特勒皇宫酒店直至他生命完结。
1977年,纳博科夫在洛桑患严重支气管充血,同年7月2日,纳博科夫在家人的陪伴下病逝。他的遗体火化后埋葬在克拉伦斯的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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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顶着“情色小说”的名头为世界瞩目,也是我们值得庆幸的一件事,对一部小说来说,被广泛讨论总好过汲汲无名,而《洛丽塔》也最终得到世人认可,成为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小说之一,毕竟,在其“情色”、“低俗”、“有伤风化”的外表之下,它包含了至少三种不朽的东西:一种靠情绪推动情节的后现代派文体;一种对“女孩”性审美的范型;一个男人最疯狂无望的爱恋。

这或许比单个的社会现象更值得探讨,它事关文学的根本,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持续关注。不同角度的讨论之后,对于这一争议,恰当的态度或许是:我们不能要求文学作品中必须承载道德功能或教化功能,而如果一部文学作品中包含着道德功能或教化功能,我们也没有必要回避——在今天,文学与道德的关系,应当包含更丰富的想象。

思想

他本人在不同场合多次表示,不应按照机械的原则硬将作家套进某某主义的模子:他也反对作家过分依赖现成的文学传统或模式,甘心充当时尚和潮流的俘虏。

他说:“世上只有一种艺术流派,就是天才派。”他总在追求艺术创新,捍卫艺术的纯洁性。他不赞成“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但他相信,“使一部小说流传不衰的,不是它的社会影响,而是它的艺术价值”。

他不喜欢所谓“十九世纪现实主义”传统,连司汤达、巴尔扎克和左拉都被他贬为“可憎的庸才”。他尤其反对“逼真”地模仿现实,因为世上没有逼真的模仿,任何作者都在歪曲地模仿现实。他公开声称自己的小说就是一种揶揄式模仿,而“揶揄模仿的深处含有真正的诗意”。纳博科夫的小说从形式、结构到内容都充满了幽默的摹拟,他本人作为叙述者时常会站到前台来讲话,或是颠倒时序,或是直接干预情节的发展,往往使作品读来“像是中世纪的梦中幻境”。

所以有人把他的小说称作“寓意小说”、“玄奥小说”或“超小说”。这种“反写实”的艺术特征在他的后期作品《微暗的火》、《阿达》中表现得最为充分,然而在常被人们忽视的他的早期俄文小说中,“纳博科夫式小说”的基本主题、结构与技巧已经初具端倪,研读这些作品能为我们了解这位作家深湛而繁丽的艺术全貌提供一个清楚的脉络。

纳博科夫的艺术观:纳博科夫有很多深刻的偏见:“风格和结构是一部书的精华,伟大的思想不过是空洞的废话。”

他认为伟大的作家集三者于一身:讲故事的人,教育家和魔法师。他强调的是后者,认为大作家最要紧的是大魔术师。他并不看好现实主义,认为这是一个伪名词。他崇拜纯艺术,称文学作品为神话故事,强调作品的虚构性。

他说:“文学是创造,小说是虚构。说某一篇小说是真人真事,这简直是辱没了艺术,也辱没了真实。”他认为“狼来了”的故事就是绝妙的文学,因为在丛生野草中的狼和夸张故事中的狼之间有一个五光十色的过滤片,一幅棱镜,从而形成一种艺术所需要的迷幻效果。

纳博科夫的阅读观:他要求学生在阅读的时候不要先入为主,因为这样第一步就走错了,而且会越走越偏。而是要“把它当作一件同我们了解的世界没有任何明显联系的崭新的东西来对待”,研究得越周密越好。

《洛丽塔》

       或许,从这三个角度来析别两部电影《洛丽塔》,未尝不是个好主意。

对唯美主义的一个溯源式考察

评价

为了让小说尽可能吸引人,纳博科夫连人物名字的发音都考虑在内。比如:女主角需要“一个有诗意、念起来节奏欢快又小巧可爱的词”,他想到最清澈明媚的字母之一“L”,后缀“-ita”则充满了拉丁语的温柔,拼在一起,于是有了Lolita这个名字。而男主角需要“一个令人讨厌的名字,也是一个君王般的名字”,纳博科夫就想到了Humbert Humbert,这个名字浑浊、低沉,兼具“狂暴者与谦卑者的双重共鸣”(纳博科夫语)。

       1962年,库布里克首度将《洛丽塔》搬上大银幕,一方面被时代要求、审查制度拘泥,一方面故事不可避免被老库的纯男性化思维扭转。在小说中,赖以推进情节的是亨伯特的感受、感官、情绪,在老库电影中被一概放弃,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情节、节奏、手法都非常通俗剧的爱情犯罪甚至喜剧片。毕竟,这个项目本来就是匆匆上马的——小说出版后第二年引起轰动和争议,世界各地马上出现许多山寨作品,包括一些意大利、西班牙的情色电影,而库布里克和制片人哈里斯在1959年争取到剧本改编权后,必须争分夺秒树立“正版”形象。哪会儿美国电影审查制度犹在,“性解放”思潮还得等六十年代末尾才有,因此库布里克在应对电影审查时的首要问题已经不是女主角“洛丽塔”是否淫荡、为大众接受了,而是男主人公亨伯特是否足够高大、英俊、正派,不可以带出一丁点猥琐、低级的印象,甚至连配乐师都要为此承受巨大压力,因为库布里克生怕一点不和谐的旋律都会损害亨伯特的形象。

将《洛丽塔》解读为一部“道德小说”,此解读引发的争议点在于:以道德角度去评判《洛丽塔》,可能从根本上误读了纳博科夫的写作意图。持此类观点的读者认为,对纳博科夫式的作家来说,“文艺的目的就是文艺本身,它的存在都是为了美”。对小说的“文学性”、“审美意识”的推崇和对小说作为道德说教之批评,构成了他们论证的内在线索。如果将《洛丽塔》的道德解读归入传统文以载道的脉络中,那么被高度推崇的“审美意识”,则往往与道德相互冲突——进而,对小说作道德式解读(起码是纳博科夫式的作家的作品),很可能根本上“是基于一种反文学的观点”。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强的断言了。这一观点的另一种表述是道德与文学是相互外在的,文学究其根本而言,是与道德无关,而与“风格”相关的。概而言之,风格即美,与是否道德无涉。

洛丽塔

1955年,《洛丽塔》遭四家美国出版社拒绝后,由巴黎之Olympia Press出版。1958年,《洛丽塔》在美国出版,作品一路蹿升到《纽约时报》畅销书单的第一位。《洛丽塔》已被改编成电影。内容的奇特与写作的精妙使它成为一本雅俗共赏的书。使纳博科夫有足够的金钱回到欧洲,献身于写作事业。

该作绝大部分篇幅是死囚亨伯特的自白,叙述了一个中年男子与一个未成年少女的恋爱故事。

关于小说,争议的焦点自然是有关艺术的社会责任问题。《纽约时报》的一篇书评称:“《洛丽塔》无疑已是图书世界的一桩新闻……”《洛丽塔》争议的关键和最令人难解的是,纳博科夫对道德问题显得很没兴趣。许多人的阅读动机可能确实出于要看一看《洛丽塔》到底有多“不道德”,好奇的读者总是由它联想到因为色情描写而引起世界性争议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和《尤利西斯》。一位论者自觉找到了被这种含混性掩埋了的真义,称《洛丽塔》是“衰老的欧洲诱奸年少的美国”的象征,但另一位论者却发现:《洛丽塔》是“年少的美国诱奸衰老的欧洲”的寓言。

很多人对《洛丽塔》的认识源于电影,那就是1997年阿德里安·莱恩对《洛丽塔》的改编。在莱恩之前,大导演库布里克也拍过《洛丽塔》。两版《洛丽塔》,莱恩版是爱情悲剧,从亨伯特的视角出发,诉说一个一往情深、怅然若失的爱情悲剧。一切的因果,都为烘托亨伯特的悲情之爱蓄力。1962年库布里克版,则是一个冷峻的人生悲剧,它不同情亨伯特,也不同情洛丽塔,库布里克另辟蹊径,增加了奎迪的戏份,把小说里的亨伯特视角,改成了电影中的旁观视角,亨伯特和奎迪的戏份双线并进。库布里克之所以冷峻,是因为他戳破了爱情神话,剥离那些华美的泡泡糖一样的言辞,呈现主人公的自私、残酷、平庸。如果说莱恩版是那个歌颂幻梦的人,库布里克则是冷距的摄像师,拍出幻梦中的虱子。

       在这样的考量之下,亨伯特的演员人选从詹姆斯·梅森、劳伦斯·奥利弗到大卫·尼文,都是当时人气极旺且以绅士形象著称、带点古典气质的英国男演员,却得到他们各自的经纪公司阻挠,其间已成为好莱坞巨星的马龙·白兰度倒也主动表示过兴趣,而这位著名的“bad boy”显然不符合导演预期。幸而最后詹姆斯·梅森在妻子的劝说下改变了主意,以他的文雅魅力出镜,显然的,书中亨伯特那一肚子时刻满溢的七情六欲在梅森身上毫无任何出口,书中各种意乱情迷的小情绪推动的情节,在影片中全部被充分逻辑化了,比如亨伯特和洛丽塔最初的互动有种非常诙谐的程式感——在门廊上读书的亨伯特被摇呼啦圈的洛丽塔弄得走神,亨伯特用非常绅士的姿态抚慰电影院里惊恐的女孩……女孩显得成熟、端庄,男人克制、冷静,只是暗示两人的缓慢正常相爱,感觉不到什么火花。在黑兹太太不幸身亡后,两人之间火药味渐浓,一路旅行中的争吵,亨伯特对洛丽塔的无理管制、洛丽塔的不堪压力逃离,更多在表现男人的控制欲和女孩的叛逆,两人间的关系完全用第三方视角、按“正常”的情人关系来演绎解读,只是一场随处可见的老夫少妻不和谐而已,倒是挺符合当时美国电影协会主席为帮助他们通过审查提出的剧本意见——“将影片的主题改为一位中年男子和后来毁了他一生的年轻妻子之间的感情故事”。

我的疑惑也正在此:文学性真的可以和道德撇得那么干净吗?

参考

百科

亨伯特与奎迪,看似对立,实是一人两面,演绎着文人巧言令色下的平庸内核,亨伯特对洛丽塔的感情,与其说是爱,不如说是对一种审美对象的偏执,一旦洛丽塔不符合那个审美,亨伯特也会毫不留情地冷漠,而洛丽塔,对这个中年文人也谈不上多么热爱,欺骗、游戏、表里不一,控制与反控制,贯穿这段关系。两个版本最直接的不同,从亨伯特形象的不同即可看出,莱恩版是个深情款款的知识分子,一脸世界辜负了我也依然热爱的表情,而库布里克版,亨伯特是一个残酷的唯我主义者,他对黑兹太太的冷漠、对洛丽塔哭泣的不耐烦,暴露他的心性。

       影片上映后,纳博科夫显然非常不高兴。首先,他受到邀请,花了六个月时间亲笔写就了剧本,被库布里克保留下来的内容寥寥无几,但这位导演还充满敬意地,或者说,贱兮兮地把影片的编剧名头只署给了纳博科夫一个人,令他在翌年的奥斯卡颁奖礼上得到“最佳编剧奖”提名时哭笑不得;其次,纳博科夫想要出版自己“原版”洛丽塔剧本时还受到这位导演及其经纪人在法律上的阻挠。也难怪最终剧本出版时,纳博科夫在前言里刻薄地写道“我一边为浪费了我的时间而深为惋惜,一边又对库布里克的毅力不胜钦佩,因为他前后有六个月都在忍受着一件无用的作品发展成形的折磨。”

如若把纳博科夫式的作家置于唯美主义之中,那么我们有必要先对唯美主义做一个溯源式的考察。唯美主义,可进一步将之归于19世纪德国思想家的一种思潮,这一思潮认为可以依靠直觉、艺术和想象将生活彻底审美化。这一派导源于18世纪末康德的美学,康德在讨论鉴赏判断的四个契机时,第一个契机就是审美的无利害性,即“鉴赏是通过不带任何利害的愉悦或不悦而对一个对象或一个表象方式作评判的能力。一个这样的愉悦的对象就叫作美”,这种美的愉悦与善的愉悦不同,后者与利害结合着。沿这样的思路,我们似乎很容易说,经由德国浪漫派(以施莱格尔兄弟等人为代表),在唯美主义那里,我们得出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审美意识。也许不是经由浪漫派,而是经过叔本华、尼采等唯意志主义而走到唯美主义。但不论是经由唯意志主义,还是经由德国浪漫派,这条线索都是成问题的。

纳博科夫肯定了库布里克的版本,但也对电影的改动颇有微词。在纽约时代广场勒夫国家剧院的首映式后,他说:“几天前,在一场小型试映会上,我发现库布里克是一位伟大的导演,他的《洛丽塔》阵容豪华,堪称一流,只不过他把我的剧本改得面目全非。”

       1997年,以情色片著称的英国导演阿德里安·莱恩将这个故事二度演绎,反而传神地触摸到纳博科夫的原意,一方面,莱恩本身非常擅长用影像捕捉情绪,另一方面,男主角杰瑞米·艾恩斯的表演令人惊叹。在没有了审查制度的羁绊后,莱恩尽情地用独白、音乐、特写、慢镜和适当的情色镜头,非常主观化的视角,将亨伯特对洛丽塔的情欲刻画得如织如锦,那最初惊鸿一瞥的少女,趴在草坪上读杂志,被洒水淋湿的衣衫和发辫,那五月的阳光和烟雾,碾碎的雏菊和汗水的气味,中年男人心里绷紧的弦被怎样时时弹动,从杰瑞米·艾恩斯的眼睛弥漫出来,从他时时精准的惊呆、失措、窃喜表情中,纳博科夫笔下那个善感、博学、联想力丰富的亨伯特被披上一身悲悯,他的情欲、幻想和对洛丽塔的占有并没有散发猥琐、令人不适的气氛,反而让人心生体谅。

在康德那里,鉴赏判断属于“(优)美的分析论”,而审美判断除了“优美”之外,还有崇高美,后者在康德那里明确指向道德。在总结审美判断的时候,他指出“美是德性-善的象征”,且这种美是共通的,在美之中,我们“意识到自己的某种高贵化和对感官印象的愉快的单纯感受性的超升”。

纳博科夫的抱怨并非没有道理。《洛丽塔》本是个第一人称故事,到了库布里克手上,叙述视角变了,小说的华丽、谜语、象征,也被电影大大削弱,取而代之的是库布里克高鲜明的自我风格。这当中固然有小说转换为电影的媒介问题,但两个人强烈的作者属性,本身就难以兼容,纳博科夫是一个执着的作者,库布里克以强势著称,一山不容二虎,自古皆然。

       与库布里克版最值得比较的一处桥段处理在洛丽塔被送去夏令营前,和亨伯特的突然道别,库布里克版让洛丽塔奔上楼梯,和亨伯特来了一段真情流露的对话,“你会不会忘了我?”很明显,这是礼教范围内的互诉衷肠,而莱恩完美还原了纳博科夫原著里那个令人惊异的亲吻,甚至更让人难忘——镜头随着洛丽塔蹬蹬的脚步快速而摇晃地接近那个穿着睡衣傻傻迎出来的中年人,她用毫无保留、完全信任的方式扑到他怀里——整个人张开双手双脚挂在他身上,在他唇上狠狠印上深吻,然后不发一言扭头跑下去,留下“几乎被极为有力的膨胀的心毁掉”的中年人,享受一刹那“命运的停止运转”。调度、摄影、表演、情绪,一场天旋地转一气呵成,一切无懈可击。就算纳博科夫自己在写剧本的时候,都没敢还原这样的浓烈,而是改成“在她踮起脚尖亲吻亨伯特的时候,亨伯特避开了她凑近前来的嘴唇,在她的脑门上情感丰富地吻了一下。”

如果说,在康德那里,优美和崇高美、审美意识和道德意识之间存在某种张力的话,在德国浪漫派那里,审美意识和道德意识的结合是明确的。比如在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中,认为人通过审美经验从感性状态发展到理性(道德)的状态,“只有美才能赋予人社会的品格”。再比如在尼采那里,艺术具有形而上学的价值,是对“存在的肯定、祝福和神化”,“增强力量,刺激欲望”,虽然尼采说美与真、善无关,但这种真、善是特定的柏拉图式的真与善,与我们一般说的纯粹审美意识不同。他的美外在于特定形态的道德,比如奴隶道德,但作为一种不断自我创造的主体,指向主人道德。

那么,《洛丽塔》的原著想表达什么呢?关于忘年恋的小说这么多,为什么这部小说最出名?

       到了影片后段,我们又可以非常精准地进入他担忧、疑虑、惶恐失去洛丽塔的心绪,那些小旅馆夜晚的不安,露台暗处的窥视和烟雾,导演亦成功通过亨伯特的视角慢慢拼出来“拐带者”奎尔蒂的形象,多处呼应滴水不漏,完美重现纳博科夫小说里面时空拼接的技巧——令读者或观众都可以一路“感知”那个人,然后通过回忆让他清晰,最后引入复仇,一切都通过恰好的情绪铺陈。

如果这一描述是正确的,那么作为“文学性”这一概念的基础还剩下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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