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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翻译澳门新葡新京手机app下载:,因而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不够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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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语言、任何文化中都有讲故事的传统。不同的语言结构对讲故事的方式有怎样的影响呢?作为译者,我认为译作应该尽量体现写作语言的特点。把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会给作品带来特殊的变化。用中文叙述和用西班牙语叙述,呈现给读者的故事不是一模一样的。阅读一部中文小说和阅读一部西班牙文作品给读者带来的感受也不相同。即使译者十分了解文学作品的文化历史背景,在将其译成另外一种语言时总会有对原作的再创作。好的译者都是如此。但事实上,有的译者翻译中文作品时往往会做出巨大的改动,甚至让人无法认出原作的风貌。他们经常会保留原故事,却采用截然不同的文学叙述风格。而有时,译者又会过于局限于原文,使得译作失去了文学作品本应有的通畅优美的语言特色,让读者感觉像在坑坑洼洼的道路上艰难行走,无法顺畅阅读。

郭英剑,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文学翻译、英语教育与高等教育研究。曾翻译卡罗尔·欧茨的《大瀑布》、E.L。多克托罗的《创造灵魂的人》、凯特·格伦维尔《神秘的河流》等作品。

翻译文学要想成为世界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就必须通过翻译,使之成为域外文学的独特景观。在这一过程中也存在一个经典化的过程,翻译文学经典是原文和译文在多种因素影响下共同作用的产物。其中,巨大的阐释空间是文学经典之所以为文学经典的内在原因。越是优秀的作品蕴含的可阐释空间往往也越大,文学经典翻译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在目的语文化中创造一个类似的可阐释空间。唯有如此,才能促使翻译文学在目的语文化中被不断阅读、不断解释、反复出现乃至变异衍生,加速其在异域的经典化进程,形成原语母体经典与译语衍生经典并存的局面。

阿伦·阿吉(澎湃新闻 蒋立冬 绘)

中国文学英译已走过一百五十多年的历程,我国几代外语学者为之做出了不懈努力,但效果始终不如人意。个中原因当然十分复杂,但有两个显而易见的原因却往往被忽略了。首先是我国译者对目标读者的接受力不够了解,因而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不够灵活;其次是翻译之外的宣传推广做得不到位。当然,个别外国译者随意增、改、删中国文学作品最终导致失去读者的现象不在讨论之列。

好的译者该怎么做呢?他们应该在何种程度上对原作进行再创作呢?直译与意译该如何取舍呢?根据我的文学翻译经验,在最初的翻译工作中,我总是尽可能的贴近原文。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会在忠实原文的基础上,更加注意目的语的文学风格。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学作品在发生着很大变化,这让我不得不思考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翻译策略。翻译二十世纪50年代“简化版”的巴金的《家》跟翻译当代小说大不相同。该版本的《家》语言简单、词汇有限,而当代作品则大多具有实验性的语言风格,词汇也更为复杂,如阎连科的小说。众所周知,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作家应该使用平实简单的语言,为工农兵服务,这让作家们不得不放弃富有主观创造性和实验性的写作方式。所幸的是,如今的文学创作已然脱离了这些曾经的条条框框,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丰富多彩的文学世界,而这些风格鲜明、各有特色的文学作品却给译者的工作带来了更大的挑战。

说到文学翻译,我想表达三个观点,第一,文学翻译,除了信达雅、除了归化与异化的研究,还是译者与作者的一种精神对话。第二,呼吁对翻译家要宽容。第三,翻译家,要更加注重翻译质量,而不是传递基本的信息。

《红楼梦》在国内之所以被奉为经典,主要在于其思想的深刻性、文化的丰富性、艺术的精湛性和语言的优美性,再加上作者、版本、脂批等文本外因素,更是进一步拓展了小说的可阐释空间,体现了小说主题的复调性与解读视角的多元性。

阿伦·阿吉(Aron Aji),美国文学翻译家协会主席,爱荷华大学文学翻译艺术硕士项目主任。出生于土耳其的他翻译了包括比尔盖·卡拉苏(Bilge Karasu)、穆拉特罕·蒙甘(Murathan Mungan)与艾丽芙·沙发克(Elif Safak)在内的多位重要的土耳其当代作家。他翻译的卡拉苏三部曲中的第二部《昔日狸猫之园》(The Garden of Departed Cats)荣获了2004年美国国家翻译奖,第三部《长日之夜》(A Long Day's Evening)是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资助项目,进入2013年翻译笔会奖短名单。他也编辑出版了论文集《米兰·昆德拉和小说的艺术》(Milan Kundera and the Art of Fiction)。

原文 :《文学外译,道阻且长》

汉西文学翻译中有关时间和空间的翻译问题繁多而复杂。西班牙语对时间更为重视,而中文的空间意识更强。具体说来,中文在时间方面的用词较为模糊,而西班牙语通过动词变位可以更加精确地描述时间。中文没有动词变位,同一句话在不同的语境中可以对应不同的时间。西班牙语是屈折性语言,动词的地位最为重要。但在中文语法中最为重要的是动词的态而非时间。另外,汉语的“形容词”实际上都有动词的作用。遗憾的是,西班牙人学中文时往往将西语的时态和中文动词的态进行了错误的对等,这给他们的中文学习带来障碍,而这些人以后有可能成为文学翻译。

我想从几个小例子谈起。我在学校时给研究生讲授“世界文学经典:阅读与批评”,主要是用英文来讲授自古希腊以来的世界文学。由于外国语学院开设了英美文学方向的课程,因此,我讲授的内容是除了英美文学之外的世界文学,当然也包括中国文学。

译者的补偿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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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上海师范大学 朱振武

另一个问题与空间有关,汉语的方位词、处所词与趋向补语特别丰富。西班牙学生较难理解对“里、上、下”等空间词汇的使用,他们觉得这些词是多余的。此外,他们在“来、去”等词的使用上也有困难。比如说,西班牙语不区分“上来”和“上去”,西语只有一种说法∶“上”,不细分说话者与听者的位置。有的时候译者想尽可能表达这些与空间有关的词,但是所呈现出的西班牙语会给读者很不自然的感觉。

由于课程用英文讲授,但内容又是世界文学,就意味着,这些世界文学作品都是根据不同的语言翻译成了英文。我在用英文讲授的过程中,鼓励研究生与汉语译本做对比。而通过这样的对比,还真发现了一些有趣的问题,或许可以引起我们的重视。

中西语言文化存在巨大差异,如何才能把《红楼梦》的阐释空间“运送”到国外;译者历经艰辛,运送过程中阐释空间是否会发生变异;如何正确看待译文在艺术层面与思想层面的变异;译文中的阐释空间大多是再现原文或是由译者再创造,译者的补偿策略对译文的阐释空间有着怎样的影响,这些都是在《红楼梦》的翻译研究中亟待深入探究的问题。

《昔日狸猫之园》

图片 |网络

中文对语境的依赖性较高,有很多言外之意需要靠语境来理解。西班牙语则完全不同,故事中的人物关系可以通过语言的形态变化体现出来。中文作品的读者需要通过构建语境来理解故事。中文习惯将句子的主题词置于句首,西班牙语则往往相反。“话题-解说”的句子结构分析对理解中文的语法极为有用。遗憾的是,现有的汉语教材对以上提到的问题都未曾涉及。在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的过程中,如果不使用“话题-解说”句子结构的分析模式,就很难还原文本的语境。实际上,很多“话题-解说”句子结构在译成西班牙语时会失去原本对话题词的强调,例如:

举四个例子。我讲授和探讨了四个作家及其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鲁迅的《狂人日记》和莫言的小说。

在英语世界,《红楼梦》有编译本,如王际真、麦克休姐妹(F. Mchugh & I. Mchugh)等人的编译本,有全译本,如杨宪益、戴乃迭和霍克思、闵福德(D. Hawkes & J. Minford)的两个全译本,还有早期的片段选译,如马礼逊 、德庇时 等人的选译,以及稍后的节译,如包腊、裘里等人的节译。诸多早期译本为《红楼梦》在英语世界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基础。然而,要讨论译文的阐释空间问题,好的对象还是全译。已有几家编译本基本上都是出于市场考虑,聚焦于宝黛爱情,注重小说的故事情节,删除了原文的有机整体性,也大大缩小了原作的可阐释空间。海外红学研究者若基于编译本研究《红楼梦》,结论的可靠性就很难保证。早期的片段选译或节译大多出于帮助英语读者学习汉语的目的,如马礼逊、裘里等人的译文,对小说的艺术性与思想性不够重视,也不可能再现原文的阐释空间。在《红楼梦》英译史中,还有一个彭寿的全译本,偏重直译,可读性与艺术性不是太高。由于其未正式出版,影响也不是太大。相对而言,杨译与霍译的知名度更高,尤其是后者,更是诸多国外红学研究者的参考译本。

以下采访发生于2019年5月,《上海书评》和阿吉聊了一些更大的问题,有关文学翻译,有关母语和外语,有关世界文学,等等。这一对话基于歌德最早于1827年创造的“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这个词,以及哈佛大学比较文学教授大卫·达姆罗施(David Damrosch)于2003年在其著作《何为世界文学》(What Is World Literature?)中做出的回应。达姆罗施指出,歌德口中的“世界文学”实际是“文学的世界性流通”,这个过程无疑会涉及读者接受以及基于读者接受的文学市场操作的问题,经典文学或许可以逃过一劫,然而当代文学难免受到来自译者、编辑与出版商等的多方“宰割”,因而翻译的文本和原文其实早已是两个文本,尚不提语言和文化审美本身的差异。离达姆罗施的回应又过去了十多年,如今文学的世界性流通较之前规模更大、速度更快,向来以很少读翻译文学而“臭名昭著”的美国读者也越来越重视翻译中的世界文学,在这样的时代里,作为译者、作者和读者的我们面临哪些新的挑战,我们可以对世界文学的版图做出何种贡献?

一冷一热两“红楼”,个中原因在变通

汉语:学者的脸,一下成了苍白色。(阎连科)

第一个关于翻译的小问题来自《地下室手记》。在英文译本中,我注意到,作品中一个关键词是the sublime and the beautiful。经过与中文译本对比发现,汉译本译为“美与崇高”。从中可以看出,词语的先后次序有所颠倒。我不懂俄语,请懂俄文的研究生查看俄语原文后得出结论,俄语原文与英译本的顺序一致,但原文中的用词,其基本意义和原始意义是“高”、“高度”的意思,延伸出“崇高”也在情理之中。而在汉译本中被翻译为“美与崇高”是因为不同的版本,还是因为“美与崇高”这种语序更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呢?这一点正是通过世界文学的互译发现的。

杨译本比较忠实原着,包括很多加注补偿,有利于译文读者对译文进行深入解读。杨译的注释往往是点到为止,不做过多解释,旨在为译文读者提供一些交际线索或深度解释的突破口,尤其是原文一些互文资源,如引用《西厢记》《牡丹亭》中的话语。值得注意的是,杨译对一些语言文化现象并没有过度解释,越俎代庖,剥夺译文读者的解释权。小说毕竟是小说,译文注解要适度、适量,在引导读者解释与保留译文解读空间方面保持适度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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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的英译就是个典型的案例。《红楼梦》已经正式出版的英文全译本有十一种,其中最令人称道的两个版本,一个是英国汉学家戴维·霍克斯和徒弟约翰·闵福德的译本,另一个是杨宪益与其夫人戴乃迭的译本。然而这两个在中国国内备受好评的英译本在英语世界的待见却差异很大。

西语:脸的学者成了苍白色一下。

第二个例子川端康成《伊豆的舞女》。在英译本中,男主人公19岁,女主人公13岁。但在汉译本中,男主人公是20岁,女主人公则是14岁,与日语原文里相同。由此推断,英文译者根据的是减去虚岁年龄后的结果,年龄的不同反映出了东西方文化差异的不同。

针对中西语言文化之间的差异,霍译也有很多补偿,但往往把补偿的内容有机地整合在译文之中,读起来更加流畅、自然,如对《红楼梦》中戏剧名《满床笏》《南柯梦》的整合补偿。这类补偿同样起着引导译文读者对其进行深入解读的作用,同时还不会打乱译文读者的阅读思路。中国文学作品外译也不妨多采取这种翻译补偿策略,但不宜补偿过多内容,尽量不露痕迹,巧妙引导,适度保留,为译文读者营造一种与原文读者类似的阅读体验,建构一个类似的阐释空间。

《何为世界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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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句子在“话题-解说”之间用逗号来强调“话题”,西语不能这样写,在这句话中“话题-解说”之间不能用逗号。西语的结构不强调“话题”。

第三个是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我们都知道,这部小说有一个用古汉语所写的前言。但在英译本中,小说的前言仍然是使用现代语言翻译的,与正文的语言无异。由此,对于鲁迅先生何以在前言使用古文而在正文使用白话文这一点来说,现在的英译本无法传达其中的内涵了,也就是说,这样的翻译,很难体现出鲁迅先生采用古汉语写作前言的意图了。

开放的阐释空间

您成长的家庭环境里说四种语言:拉迪诺语(Ladino,在1492年遭受西班牙驱逐的塞法迪犹太人所说的西班牙语)、希伯来语、土耳其语和法语。这是一种怎样的经历?是不是这种经历把您引向了译者的道路?

英语世界学术圈对霍译本的认同程度大大超过杨译本,霍译本的馆藏量及亚马逊购书网读者评分也高于杨译本。杨译本大多数放在高校图书馆,仅为一些东亚研究者和翻译研究者所查阅和参考,而霍译本则为更多的普通英语读者所接受。其实这原因并不复杂。杨译本偏于直译,学术界称之为归化,也就是更加忠实于原着;而霍译本侧重意译,学术界称之为异化,也就是尽量为读者考虑。

在翻译中文作品时,印欧语系的译者不得不对场景进行想象,比方说,在翻译唐诗的过程中,正如苏东坡对王维诗作的评价:“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译者脑海中也会闪现出那些山水组图。再如,翻译当代作品时,也需要熟识语境来正确理解作品。很多欧洲的语言中一个动作的施事者可以通过动词的变位显示出来,可以知道动作的主体是一人还是多人,而在中文里读者必须重建当时的语境才能明确知道动作的施事者和受事者分别是谁。在对性、数、时态有清晰标志的语言中,文本外的语境对文本的理解没有那么重要,但中文里大部分的信息都需要译者自己从语境中挖掘出来。

第四个是美国翻译家葛浩文对于莫言的翻译所引发的争论。2013年4月,在美国普渡大学举行的中美比较文学双边会议上,葛浩文应邀做主旨发言,会议后,我问了葛浩文一个问题,如何看待中国国内对他翻译的评价,比如认为那不是翻译,而是改写。他听了很不悦,给我举了一个例子,说中国作家喜欢用短句,比如:他坐在桌子旁边。他站了起来。他走到门口。葛浩文说,像这样的语言,我只能用英文的表达方式去表达,把它改成一个单句:“他坐在桌子旁边,然后站起来走到了门口。”葛浩文说,如果严格按照中文的语言习惯进行翻译,可能没有美国读者愿意读这样的作品。

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一个有机整体,译者翻译时要有强烈的整体意识,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稍有不慎,便很有可能缩小原文的阐释空间,减损原文的艺术性与思想性。《红楼梦》有典型的“尚红”意识,“红”不仅是小说的标志性色彩,更是一种象征,象征众多红颜女子,如“悼红轩”、“怡红院”、“千红一窟”、“落红成阵”、“红消香断有谁怜”等,组成了一个强大的象征语义场。杨译通过再现这些核心短语中“红”之意象,为译文读者创设了类似的解读空间,结合具体语境、文本整体以及中华文化传统,精英读者也不难体悟其中的微言大义。若对每个含“红”的核心意象都加注说明其中象征意义的话,译文就会变得索然寡味,文学性也会随之大打折扣。翻译文学经典的意义也是一个开放结构,译者不能一味地填补空白,把意义的开放结构“封死”,还要给读者留下足够的品位余地。霍克思认为“红”在中西文化语境中有不同的联想意义,基本上对这些核心话语中的“红”进行舍弃,如把“悼红轩”译为“Nostalgia Studio”,把“怡红院”译为“The House of Green Delights”,把“千红一窟”译为“Maiden’s Tears”等。霍译体现出极大的创造性,若逐个评论,也不失为有效的选择。不过整体而言,原文“红”之象征语义场便大大减弱了,不利于表现小说为女子呐喊与平反的主旨。

阿吉:我出生在伊兹密尔,这是奥斯曼帝国晚期和土耳其共和国早期的第二大城市。它是座港口城市,也是地中海东部人的母城,这些人包括希腊人,意大利人,法国人,亚美尼亚人以及其他。说实在的,伊兹密尔的居民每天都生活在一个“翻译的空间”,小到油盐酱醋,大到生意往来,他们都需要和说其他语言的人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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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有独特的语法手段来解释动作发生的时间,所以中文里表示时间和空间的词汇常位于句首,往往与西班牙语的顺序相反。中文的语境需要在文本的开头解释清楚,只有这样读者才可以明白故事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口语不同于书面语,在口语中时间和空间通过对话参与者之间的语境关系体现出来。但是在书面语中没有现实环境,上下文构成全部语境。这就要求译者需要具备较强的想象力和理解力,因为文本中的词汇没有固定唯一的意思,需要根据语境选择其最恰当的含义。中文里模糊的时间概念在译成西班牙语时需要更清楚明确地表达出来,而且,事件发生的顺序有时在两种语言中并不相同。无论如何,译者都必须调整语序,这样才可以让译文通顺流畅。例如:

上述四个例子,就翻译来说,有言之成理的地方,也有无奈之处。我们知道,翻译中,有误译、节译、编译、转译、改编,在比较文学之中,这些被称为“翻译的创造性叛逆”。但我想说,除了“创造性叛逆”,文学翻译当中,还要勿忘“叛逆的创造性”。

贾宝玉有强烈的“女儿崇拜”思想,典型的言论便是“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针对“女儿”的翻译,杨译、霍译皆为“girls”,措辞准确到位,裘译和彭译分别为“woman”与“females”,很大程度上扭曲了宝玉的女性观。宝玉类似的话语还有很多,如“凡山川日月之灵秀,只钟于女儿”等。裘译与彭译很少注意到“女儿”与“女人”的区别,使贾宝玉的思想出现了较大的变异,原汁原味的解读空间也随之受损。若从女性主义视角解读《红楼梦》,裘译与彭译的措辞提供了一个新的解读空间,与作者的女性观并不冲突。所以译文的解读空间也不一定完全是移植原文的,误译的现象有时也可为译文读者创建新的解读空间。如果把译文作为独立文本的话,这种新的解读空间的创立便有了存在的合理性。

能不能具体谈谈这种生活体验?

杨宪益认为,翻译的时候,不能做过多的解释,译者应尽量忠实于原文,既不要夸张,也不要夹带任何别的东西。过分强调创造性则是不对的,因为这样一来,就不是在翻译,而是在改写文章了。戴乃迭在1980年接受澳大利亚《半球》杂志主编访谈时也曾开诚布公地表示:“读者不爱看,因为我们偏于直译。”当然,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越来越高,忠实于原着的直译也会越来越容易为英语读者所接受。葛浩文对莫言、姜戎和刘震云等中国作家作品的忠实翻译在英语世界顺利得到接受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汉语:朝孩子似乎岁岁月月都是关住的屋门看一眼,我默默朝我的住屋走过去。(阎连科)

文学翻译不能单纯追求信达雅,文学翻译也不单单只需要讨论翻译理论中所探讨的“异化”与“归化”的问题,文学翻译是个复杂的工程,有时候需要译者主动求变,需要译者根据不同的文化语境,根据具体的语汇与词义及其背后的文化背景,对原文做出必要的调整。而这种必要的调整,对于译者来说,既是其主体性的体现,也是翻译的责任所在,从某种程度上,它是与原作者所进行的一种精神对话。

整体而言,杨译对小说中思想话语的翻译更到位,这与译者的身份有关。作为中国人,杨宪益对中国思想文化的理解更为透彻。英语读者想通过研读《红楼梦》了解中国文化与思想的话,杨译无疑是较好的选择。换言之,若从文化交流层面解读译本,杨译的解读空间似乎更大,也更有利于实现文学经典翻译的跨文化传播。从审美空间的大小而言,霍译却更优秀,更具有作为独立文本的价值。霍译尤其注重在文学性上下功夫,出现了很多“创造性叛逆”,也给译文带来了不少灵气,有助于实现“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的阅读胜境。海外红学研究的视角很多,如文体叙事学、神话原型批评、女性主义批评、互文性理论、寓言与反讽等,多从文本内部挖掘《红楼梦》的潜在价值。如果海外学者对《红楼梦》译本进行分析的话,杨译自有其不可忽略的研究价值,更加接近小说的“真面目”,也更有利于中西文化与思想的交流。如果把译文作为独立的文本来阅读的话,霍译或其他编译本也许更适合当下英语读者的胃口。不同的翻译目的,会针对不同的受众群体,不同的受众群体在不同译文的阐释空间中会发现不同的东西。

阿吉:我们的多语言之家坐落于一个更大的多语言城市,不过我出生的时候,伊兹密尔迎来了很多外省人,所以土耳其语就成了小商贩,包括菜贩的通用语。我读小学之前,接触了大量的拉迪诺语(在伊兹密尔生活的塞法迪犹太人的语言),法语(地中海东部人的通用语)以及希伯来语(我们的宗教仪式所用的语言)。我的祖母不喜欢让人听见她那口蹩脚的土耳其语,所以要求我们都说拉迪诺语。不过,我小的时候,见到不少犹太商人上门兜售商品,他们讲的就是拉迪诺语。我仍然记得那个卖犹太洁食的酒商,肥嘟嘟的萨贝塔伊,他的大风衣有很多很多口袋,装满了各种瓶瓶罐罐。我们的节日晚宴,尤其是逾越节,需要用希伯来语、拉迪诺语读经,为了年轻一代好,也用土耳其语读。当南美洲的亲戚过来看我们,我们都说西班牙语和法语。因为上学的关系,土耳其语成了我的主要语言,但是,回过头看,我觉得其他语言已经对我的生命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从中学开始一直到大学,我上的都是英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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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语:我看一眼朝门的屋的孩子似乎都是岁岁月月关住,默默我走过去朝屋的住。

由此,我想表达第二个观点,就是呼吁读者和评论家对译者要宽容,对译品要宽容。目前的情况是,一旦有翻译家被发现在其翻译作品中出现了错误,就被批得一塌糊涂。处于这样的生态之中,实在不利于翻译家的工作以及新的翻译家的出现。

这么说吧,我一直经历着从一种语言向另一种或多种语言的转换,因为我想表达的意思往往形成于一种语言,但我必须用另一种语言说出来。翻译就是我的生活状态。

莫言

要构建语境,译者需要非常了解中国文化。目前在西班牙出版的中国文学作品大部分都是译自英语或法语,汉学家可以看出这些译者并没有很深的中国文化知识。除此之外,这些译本中的西班牙语也不地道。比如,中文和英语都习惯说“黑白”,而西班牙语正好相反,惯用“白黑”。这个小例子印证了我们之前所提到的,以西班牙语为母语的读者虽然可以理解“黑白”的含义,但是颠倒的语序会给他们的阅读带来不顺畅感。

话说回来,当今世界,翻译家作为媒介的作用在大幅下降,因而公众与读者对于翻译作品的质量有了更高的要求,也在情理之中。因此,我以为,当今翻译家的使命,不是要通过翻译作品告诉读者或者公众原作者究竟写作了什么——这一点,一般懂一点外文的读者大都可以通过不同渠道加以了解,而是要尽大努力,尽可能完整地将作品的文学艺术特性呈现给读者。对此,翻译家需要转变观念,对文学翻译有清晰的认识,对译作精雕细琢,注重翻译品质。

来到美国十年之后,您开始翻译土耳其当代著名作家比尔盖·卡拉苏(Bilge Karasu),以此重建和土耳其的联系。当时是怎么做出这个决定的?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其作品的主要英文译者葛浩文名声大噪,被誉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英语世界的“首席翻译家”。有人认为葛浩文对中国文学的英译是“连改带译”,甚至是“改写”,因为葛浩文对原文做过删减或调整。

文化知识的缺乏及语序的颠倒并不是翻译过程中存在的唯一问题。在理解原文的基础上,译者需要有能力用西班牙语或其他语言比较忠实地表现原文的写作风格,同时还要使译文符合目的语的语言习惯,也就是说,译者既不能背叛原文,也不能背叛目的语。为了成功地翻译一部文学作品,译者需具备写作的才华,还要付出时间和精力在语言上字斟句酌,反复推敲,尽量减少读者的阅读障碍。译者可以让一个作家成功也可以让一个作家失败。不幸的是很多中国文学的西班牙语译本都不属于前者,没有为这些中国作家打开西班牙市场。另一方面,也有不少由中国人翻译成西班牙语的文学作品,但恕我直言,虽然这些译者有较高的西班牙语水平,但他们的译本带给读者的不是坑坑洼洼的路,而是根本不能走的路。

阿吉:在我来美国的第一个十年里,英语几乎成了我唯一的语言——我教美国学生,用这个语言做研究,写论文和作诗,建立社会关系;它几乎压制了我的其他语言,因为它逐渐主导了我的身份认同。我还记得有一天早晨醒来,发现梦里也全是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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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文学翻译从来没有得到应有的报酬,译者的收入跟他们所付出的劳动和时间完全不成正比。所以文学翻译从来就是靠兴趣来进行的工作,从来都不以盈利为目的。很少有靠文学翻译发家致富的译者。在此我要以译者的身份感谢作家协会对文学翻译的支持,也感谢各位作家愿意百忙之中抽空来跟译者们进行交流。在当今时代,随着科技和机器自动化的发展,在很多与书写有关的工作上机器正在慢慢取代人工,这让文学翻译人员的处境更为艰难。但是,不管今时还是未来,永远需要优秀的译者用最贴切的目的语来重现原作的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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