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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学便最大幅度地受惠于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或许我们就会明白

尾声

当时,中村有个亲戚住在埼玉县的川口市,经营一家制铁厂。有一次,为了送他的独生子出征上战场,特地把年龄相仿的青年们请到家里,给孩子开了一个“壮行会”。中村叫我一起去川口市。作为军需工业的分包铸造厂所在地,川口市可谓是应运而生,尽管有灯火管制,但熔炉里的火光还是把川口附近黑黢黢的天空照得一片通红。就连当时在东京已经很难搞到的酒,那里也是多得喝不完。聚到一起的青年们有的喝醉了,有的喝多吐了。大家都知道征兵令就在眼前,而且战败也离我们不远了。

一、我第一次在中国成为有嘴巴的人 访问中国并在中国的知识分子面前发表演讲,在我来说还是第一次,我衷心感谢为我提供了这个机会。其实,我并不是第一次访问中国,此前曾两度来这里进行访问。不过,那时我只是观察和倾听,也就是说,在中国旅行时只用眼睛和耳朵而不是嘴巴。尽管如此,在我的生涯中,这两次旅行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人生经历。 对中国的第一次访问,是在一九六O年的夏天。我得以目睹其人和耳闻其声的那些人物,不仅在中国的文学史上,即便在中国现代史上也是声华卓著。我想在此列举这些人名。由于他们都已是融入历史之中的人物了,谨按照当时所记忆的日本式发音并去掉敬称来列举这些名字。他们是:毛泽东、周恩来、许广平、陈毅、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赵树理。大家一定会认为,这都是一些声名显赫的人物的名单。一九八四年第二次访华之际,在这一长列人名后面,又加上了胡耀邦的名字。当时,身为我们这一行之中心的大作家自不待言,就连在我国产业界对造成公害病负有责任的某公司前任社长,以及多年来大受欢迎的女演员,也都得到了发言机会,惟有我一人被同行者告知,要在总书记面前继续做一个没有嘴巴的人。我在想,这是否同我被加利福尼亚的大学的学者们托付了一封公开信有关。 现在,包括上述这一切,作为我生涯中最为重要的经历之一,已将这些巨人们栩栩如生地镌刻在了记忆之中。在小说家来说,对于那些必要的事物,较之于在短时期内作出评价,不如先将其储存在记忆里。在不断保持这些记忆的新鲜的同时,与这些记忆共生共存,以期将来获得可以准确表述这一切的必要词语。较之于政治性的评价,它们更应该是具有极为深远的影响力的文学语言。 今天,我第一次在各位中国听众面前成为一个有嘴巴的人,此外,我还感受到了一种幸福,那就是我的诸多作品被译介到了中国。我之所以能够如此幸运,则是得益于那位发明了炸药的人。因此,今天我想要谈一些有关诺贝尔文学奖的题外之话。第一个题外之话是这样的:我在受奖演说中,曾叙说从孩童时代起便深为瑞典作家拉格洛芙的《尼尔斯历险记》所吸引。被变化为小人儿的那位生气勃勃的少年,与那只在共同克服困难的过程中结为同志的母雁阿克一同飞翔在瑞典的天空。借助小说中的这些情景,我甚至详悉了瑞典这个国家的地理。现在,我也有幸与自己的阿克(暂且不论我的妻子对于自己被喻为母雁是否会感到愉快)一同飞降在了斯德哥尔摩。 接着,在颁奖仪式后的晚宴上,我还说起了日本文学中具有代表性的古典文学作品也同样描述过一个小人儿,这个小人儿作为使者,骑乘在大雁背上飞翔于天际,往来于异界与人世之间。在《源氏物语》的《幻》这一卷里有一个场景,说的是失去了爱妻的光源氏远望大雁飞渡长空,不禁呼唤般地吟咏道: 梦也何曾见,游魂忒渺茫。 翔空魔法使,请为觅行方。 这里的“幻”或“幻童子”,便是以大雁为骑乘之物,往返于异界的那个小人儿,是《源氏物语》的作者从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长恨歌》中援引而来的。自最初用文字来表记日本固有的语言以来,日本文学便最大幅度地受惠于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平常我并未特别意识到本国的文学传统,可现在要面对各位中国听众进行讲演,这才重新强烈感觉到与日本文学的历史相关联的自我。 而且,还不只是与日本文学相关联,甚至可以将其广泛地说成与日本思想相关联。在大学时代,我学习的是法国文学专业,以欧洲思想为核心进行学习并接受了影响。我开始关注十七世纪初至十九世纪后半叶构成德川幕府之基础的思想,相对来说也是最近的事。其契机,则是接触了美国历史学家纳吉塔.哲夫所作的从封建时期至近代的日本思想研究。他是第二代日裔美国人,对德川幕府中、后期构成日本经济中心的大坂地区商人们经营的学问所——怀德堂进行了研究。在纳吉塔这一研究的引导下,我得以学习了儒教和儒学在日本被接受的状况,以及这种状况在德川幕府时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简略说来,以下的这一切为我开启了眼界:经历了形成幕府体制意识形态的荻生徂徕的学问及至伊藤仁斋的学问后,德川末期的大坂商人们(他们承担着面临危机的封建时期的日本经济)如何接受了独自的儒教和儒学,并将其应用于现实的。 也是在这一时期,与儒教和儒学为其基础的学问——汉学相对抗的另一门学问——兰学也问世了。即便那些以西洋医学研究为核心的兰学研究者们,也发现构成其学问和思想的人性基础,是从中国的思想中生成的。 比如借助兰学来推广西洋医学的开拓者绪方洪庵就认为,最为重要的还是“医者仁术”。在他青年时代的信件中,便强烈显现出了对鸦片战争的忧虑。就连在意识形态领域提倡脱亚入欧并因此而招致批判的福泽谕吉,也认为与其将欧洲思想直接引入日本,不如将欧洲的语言(首先是荷兰语,其次是英语)与汉语这种日本人的学问专用语言相对照,从而在比较的基础上创造出崭新的日本语。与近代化相并行的日本超国家主义思想核心由国学者本居宣长做了前期准备,这位本居宣长就曾认真学习过刚才提及的那位在日本具有代表性的中国思想专家荻生徂徕。 也就是说,我只能将现代化前不久的日本思想,与始于明治维新的现代化得以实现时的日本思想联系在一起思考,同时,就中国的思想传统为日本带来的巨大影响进行思考。当然,我还不得不思考与现代化的完成同步发展的超国家主义的日本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 前不久,法国哲学家罗兰.巴特提出了“绝对零度的写作”理论,研究了将文本从政治性、社会性、历史性的文理和内容中剥离出来,单纯地用语言本身来书写文本。然而,身为一个日本小说家,我却无法将中国的近、现代文学作为“绝对零度的写作”来加以探讨。 再来看看日本最近的社会氛围,问题就更加复杂了。日本曾侵略中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人员和物资方面的巨大牺牲。战后,日本国以及日本人清偿了这一切吗(尽管这场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牺牲的侵略战争是无法彻底清偿的)?我的答案是否定的。我认为,我们应当面向未来,坚持不懈地赎罪,并为此而不断努力,这才是日本人对中国以及亚洲诸国的基本态度。然而,在今天的日本,却出现了以首都东京都的那位知事为首的一批新的国家主义者,他们不仅想要忘掉侵略中国的责任,甚至还针对现在的中国和中国人民说出和做出一些攻击性和歧视性的语言和举动。 在这种现状之下,日本的文学者果真能够与中国的文学者建立起平等的和批评性的相互关系吗?我日益感觉到“绝对零度的写作”绝对是不可能的。我想接着这个思路继续说下去。 二、我如何领悟中国的近、现代文学 对于我这个在战后迎来青年时代的日本小说家而言,又是如何领悟中国的近代和现代文学的呢?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首先想到了日本近代作家芥川龙之介与中国近代文学开拓者之一的胡适之间的邂逅。大家听到这里,或许会觉得不可思议吧。我并不是研究中国文学的专家,是通过我国也许最优秀的专家藤井省三教授的《中国文学的这一百年》而得知的。现在,一面对照这本书中的事实就几个问题进行确认,一面将这个话题继续下去。芥川于一九二一年前来中国旅行,在北京与比他年长一岁的北京大学英国文学教授胡适过从甚密。后者在日记里这样写道:“这个人似没有日本的坏习惯,谈吐也很有理解。”所谓日本的坏习惯,好像是指除了日语外,不能用其他语言与外国人交谈。这个坏习惯至今还残存着,最近还在一部描绘中国有名的英语会话教师的电影中受到讥讽。即便现在,日本的小说家不想用外语交换看法的情况并没有得到改善。就这个意义而言,芥川与胡适借助英语进行的交谈,在文学史上就有了值得铭记的意义。 胡适在日记中继续这样写道:“芥川又说,他觉得中国著作家享受的自由,比日本人得到的自由大得多,他很羡慕。其实中国官吏并不是愿意给我们自由,只是他们一来不懂得我们说的什么,二来没有胆子与能力可干涉我们。芥川说,他曾编一篇小说,写古代一个好色的天皇把女子驮在背上,这书竟不能出版。” 文学家奔赴同时代历史的现场,他们撰写报告并进行批评,这其中同时存在着新奇有趣和危险。而且,新奇有趣之中时常蕴涵着危险,而在时间和距离的作用下,危险之中也存在着可以转化为确实新奇有趣的因素。 芥川痛苦地表示,日本小说家没有中国著作家可以享受到的自由。这并不是芥川在信口开河。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便开始了现代化进程,很快就形成了统一的国家。接着,在国内通过彻底推行国家主义思潮,对外则挟日清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之威,巩固了国民国家的基础。对此进行了抵抗的宗教思想家内村鉴三被开除教职,社会活动家幸德秋水则被处以死刑。然后,日本在包括侵略中国在内的超国家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直到一九四五年毁灭之时。我们不得不认为,除了共产主义者小说家中野重治以外,从夏目漱石到芥川龙之介,再到昭和时代前半期的小说家们,没有任何人能够像内村鉴三、幸德秋水那样对国民国家进行彻底的批判。 在这一点上,芥川感叹于审查制度造成的不自由(这种审查制度导致自己被指为犯下了对天皇不敬罪),却又不去尝试着打破那个不自由。我认为,这个事例清晰地显现了那个时代(所谓大正民主主义时期)的日本知识分子的思想与现实生活的真实状况。 不过,同时代的中国文学者们就没有与此相似的困难吗?情况当然不是如此。胡适所表现出的文风中就蕴涵着一种讥讽。假如芥川遇见曾翻译了他的《罗生门》的鲁迅并与之交谈,或许就会痛切感受到与胡适的讥讽所不同的另一种东西。下面要稍微偏离一点儿话题。面对日本独特的天皇制,也就是说,面对不仅仅是政治体制,还包括思想体制在内的那个制度,芥川所感到的不自由,即便在太平洋战争败北之后,在理应将天皇从所有政治权利中驱逐出去的新宪法之下,却仍然存留了下来。我的小说作品《政治少年之死》现在依然不能出版便是其中一例。 我还想说一些话,尽管这些话并不一定非要面对中国的听众述说。自胡适以后,中国的文学者们面临困难以及克服这些困难去实现目的的过程,也就是说,通过文学使得国民国家的理念具体化,并且为了实现该目标而引导民众的那种行为,与芥川感觉到并羡慕不已的中国著作家们所享受的自由的程度,是一种完全不同质的东西。经过漫长的岁月后,当人们回顾这一切时才会发现,当时那种困难非常之大,而试图克服那些困难的文学者们的实践之所以能够留存后世,是因为它们本身具有的强大力量所致。反过来说,我只能认为日本的近代和现代文学不曾经历过这一切而造成的脆弱,直到现在还是依然如故。 自一九一九年的反日、反军阀的“五四”运动以来,很多文学者投身于国民革命的北伐战争。一九六O年,我有幸邂逅了在那场北伐战争中非常活跃且幸存下来的文学者郭沫若和茅盾。当时,在中国这一百年历史中,从中国的这些文学者们(当然,也包括鲁迅在内)得以显现文学者这个角色之原型的北伐战争时期算起,也只经过了四十年时间。当回顾一九六O年以来的这四十年时,就在我被同时代的邻国所关注期间,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对所发生的这些事情,我为之感慨不已。 我觉得,尽管中国的文学者们在种种主张上存在着分歧,但在时代的进程中,却总是为了巨大的连续性而不懈地付出艰辛的努力。那么,这个巨大的连续性又是什么呢?那是一种使命感,是要在中国建设国民国家,维护国民国家,并且试图用文学来引导这一切。我在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巴金先生年过八旬还能重新进行文学活动,是因为时隔半个世纪之后,他在二十年代的上海进行工作的经验依然充满活力。而年轻一代中的莫言的《红高粱》和郑义的《老井》之所以能够让我为之赞叹不已,则是因为他们明显表现出来的一种意志,一种将中国人今天的生活现实与过去的深远连接起来,并建设他们独自的想象力中的共和国的意志。 日本的情况又是如何呢?现在当我重新思考这个问题时,却只能一如芥川对胡适所陈述的那样,羡慕中国的著作家们。我只能认为,尤其在这三十年间,日本文学没能像刚才提及的莫言和郑义那样雄心勃勃且非常现实地扎根于他们的土地和民众之间,也没能在那个不具备上述环境的国家里建立起与这种现实相适应的想象力的共和国。 不过,我的这种说法可能已经使大家感觉到了不适。从胡适和芥川的对话中,我清晰地发现了两者间的“分歧”。尽管如此,我首先要向各位表明的是,即便我的看法是存在着巨大“分歧”的看法,却也如同我现在所表述的那样,从近代和现代中国的文学者们的进展中,我看到了巨大的连续性。 三、我是一个怎样的小说家 接下去,我想说一说在今天的日本,我这个日本人是如何生活的?我又是一个怎样的小说家?也就是说,打算向大家介绍一下我这个日本作家的现状。我出生在日本四国一个森林中的村庄里,那一年是一九三五年。两年后,日中战争爆发了,在我进入仿效纳粹德国而建立的被称之为国民学校的小学那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十岁时,我迎来了战败,因此,我的少年时代的前半期实际上是处于超国家主义意识形态之下的。当时,对于我这位少年来说,天皇是神,为了天皇如何勇敢地去死便成了我的最为重要的人生课题。 然而战争结束后,这一切却完全倒转过来,日本全国都开始施行民主主义教育。就在这个时期,我度过了少年时代的后半期。在我的印象中,战时的日本是个在世界上处于孤立,并被从外部封闭起来的国度。战后,日本向世界开放,天皇也不再是神,这种民主主义体制就成了我心目中的国家形象。就在这种民主主义的解放感之中,我决定前往东京的大学。尽管那是一段生活贫困并充满了辛劳的青春,却从不曾失去对民主主义的信赖。我觉得,这一切构成了我的整个人生的基调。 在大学里,我学习的是法国文学专业,是一个从让—保罗.萨特那里接受了很大影响的学生。不仅仅萨特的小说,在时事评论和哲学论文等所有领域,萨特都是我的引导者。我在大学期间开始写小说。那时,我想表现战争时期地方孩子的生活以及笼罩在这种生活之上的超国家主义的阴影。此外,地方出身的青年在战后的都市生活中所感受到的不安和社会矛盾,也成了我作品中的主题。运用从法国现代文学中学到的手法来写这一切,是我的文学的第一期。《摘嫩菜打孩子》这个比较短的长篇小说,则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之作。 在那段学习以萨特为中心的法国文学并开始创作小说的大学生活里,对我来说,鲁迅是一个巨大的存在。通过将鲁迅与萨特进行对比,对于世界文学中的亚洲文学充满了信心。于是,鲁迅成了我的一种高明而巧妙的手段,借助这个手段,包括我本人在内的日本文学者得以相对化并被作为批评的对象。将鲁迅视为批评标准的作法,现在依然存在于我的生活之中。当年,我是以青年小说家的身份登上日本文坛并开始文学创作的。二十八岁那年,我经历了一次重大的考验。那确实是一次“个人的体验”。作为年轻的小说家,应当如何面对日本的社会现实?我从这种萨特式的立场出发,将自己置于不得从个人的闭塞状态中后退半步的危机之中。 而引发这一切的,则是一个头部存在着医学上问题的婴儿出生在了我的家庭里。我感到非常苦恼,不知该如何调整自己以与那个孩子共同生活下去。首先,我不懈地进行医学上的努力来救治那个孩子,接着在心理上也坚定了共同生活的意志,在实际行动上朝着那个方向开始前进。以这个经历为基础而创作的长篇小说,便是《个人的体验》。 在创作这部长篇小说的同时,我还写了《广岛日记》。那是一部长篇评论,说的是太平洋战争末期在广岛遭受原子弹轰炸而受到伤害的人们。我在这部长篇评论中描述的,首先是广岛的诸多医生们。尽管他们本身也遭到原子弹轰炸的伤害(这里不包括因此而死亡或重伤的医生们),仍然连同那些身负轻伤的医生们一道,投身于医治受原子弹伤害的患者的工作。护士们也是同样如此。对这些护士而言,当他们和她们开始医治伤者时,不可能从医学意义上了解核爆炸给人们的肉体带来的危害是怎么一回事。人们摸索着不断获得医疗上的实际效果,从这种努力中,创建并推进了包括针对白血病的治疗方法在内的医学,比如对切尔诺贝利核事故那样的放射能造成的伤害进行医治的方法。 那些放射能受害者又是怎样地从医学、经济以及人权等领域的痛苦中恢复过来的啊!甚至在遭原子弹轰炸而被伤害多年以后,他们还不断有人因为放射能障碍而被迫苦度与疾病作斗争的日子。尽管如此,他们却从不曾忘记作为广岛幸存者(长崎的幸存者们也是如此)对社会责任所具有的自觉。为此,我感受到了深深的感动。我认为,广岛和长崎的那些放射能受害者所发起的废除核武器的社会活动,是日本人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所显现的最为重要的行为。 通过直接接触广岛的放射能受害者们的思想和行动,我得以深入个人的内闭状态(能够坦率地描绘处于这种状态之中的自己,对我的文学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并且恢复了面向社会,进而面向世界开放自我的勇气。 不得不深入个人内部的倾向,以及试图面向社会和世界开放自我的态度,经常同时存在于我的身上,并创造出了我的文学。作为一个专修法国文学的学生,我从萨特那里学到了参与社会。从那时起,我就反复将个人的内部这个课题与面向社会和世界开放自我的课题重合在一起,不断重复着回到原点后再行出发的循环行为。 一九六八年,我写了《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也是与一篇作为社会性报告而创作的长篇评论《冲绳日记》同时进行的。在日本带有国家主义性质的现代化进程中,从社会状况直至文化的细部,冲绳人民蒙受了怎样的压制啊!那里的知识分子对这种压制曾进行了怎样的抵抗啊!在太平洋战争的最后时刻,最为沉重地背负着日本现代化中的矛盾的冲绳民众,又付出了怎样的牺牲啊!战后,作为美军在亚洲/世界战略的军事基地,冲绳的人们更是一直在承担着怎样的重荷啊! 在这种长期存在的困难中,冲绳又是如何维持其独特的思想和文化并予以创新的呢?我对此作了调查,而且曾打算进行研究。我对冲绳展开的工作,一直持续到今年七月所发表的一系列随笔作品。我的这个经历——在冲绳从事这种时事性和文化性的调查和报告的经历,构成了创作长篇小说《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的思想基础。先前已经说起过了,我出生于日本列岛的四国。正因为那里远离文化中心地东京,至少直至我的孩童时代,我们那个村子还保留着独特的大众性历史和传统。我就在那种地方文化的环境中长大成人。受战后民主主义时期的解放感所鼓舞,我前往东京,学习以法国为中心的外国文化。在这一过程中,尽管自然而然地开始了小说的创作,但在我的内心底里,却总是存在着根本性的窘迫。 四国的山村是边缘,而东京则是日本现代化最直接的目标,同时也是现代化最核心的据点。那里还是中央集权的场所,吸收着地方的多样性指向并使其均一化,使得日本的现代文化被赋予一种特殊的性格。东京的中心文化形成了神话的中核,作为王朝文化而昌盛,并支撑着那个超国家主义的体制,尽管被战后的宪法从政治权利中驱赶出去,却依然具有极为强大的影响力,与天皇这种文化的中心相互重合。三岛由纪夫和我之间之所以相互对立,是因为彼此间存在着文学观的差异,更是因为他怀有图谋复活作为他的文化中心的天皇这种意识形态。三岛这个人在出生、成长以及美学上都体现出东京文化。 而我,则在边缘地区传承了不断深化的自立思想和文化的血脉。对于来自封建权利以及后来的明治政府中央权利的压制,地方民众举行了暴动,也就是民众起义。从孩童时代起,我就被民众的这种暴动或曰起义所深深吸引。我注意到,在冲绳,人们在日本和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影响下,从以往维持琉球独特的政治性自立和文化的时代,直到被现代国家日本所吸收以后,仍然没有丧失抵抗的思想和文化。我曾写了边缘的地方民众的共同体追求独立,抵抗中央权利的长篇小说《万延元年的足球队》。这部小说的原型,就是我出生于斯的边缘地方所出现的抵抗。明治维新前后曾两度爆发了起义(第二次起义针对的是由中央权利安排在地方官厅的权利者并取得了胜利),但在正式的历史记载中却没有任何记录,只能通过民众间的口头传承来传续这一切。此外,小说中描述的在现代社会里进行尝试的年轻人所发起的第三次暴动却没能取得成功。不过,与那个中心进行对抗的边缘这个主题,却如同喷涌而出的地下水一般,不断出现在此后我的几乎所有长篇小说之中。 在我创作《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的前后十年间,以拉美地区为核心,不断出现以神话般的想象力和与此相适应的方法(魔幻现实主义这个词汇可以适用于这个方法)进行表现的小说。这些小说描述了与前面说到的那个中心相对抗的民众,以及他们自立的政治构想和文化。我发现,自己的《万延元年的足球队》所指向的目标,与它们有着很深的血缘关系。在后来的一段时期内,我得益于米哈伊尔.巴赫金的荒诞现实主义理论,并开始意识到和强化了这种小说的方法。直至现在,我的小说世界仍然是用这个方法论构建而成的。 在刚才提及的十年后的第一年,我前往墨西哥城的大学任教职,从一位中国文学专家的同事那里,见到了一份将拉美文学翻译为中文的书目单。在那份清单中,我看到了胡安.鲁尔福的《彼得罗.巴拉莫》。这位墨西哥作家的杰作,构成了拉美的所谓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群的源流之一。我曾预想过,无论在想象力的质量上,还是在叙述的方法上,从这个源流中接受了影响的小说一定会出现在中国。 然而,中国的年轻作家们却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料,对于他们业已实现并获得的巨大而丰硕的成果,我不胜羡慕并致以敬意。我在斯德哥尔摩的演说中,之所以提到郑义和莫言的名字,是因为将他们视为这种新文学的代表者。我期待着日本的年轻作家们能够向他们学习并展开积极而多彩的文学活动。同时,我还期待着他们能够与中国的那些优秀作家和韩国的年轻作家们一道,完成确实可以被称之为亚洲文学的事业,并在这个名称之下参与世界文学。 另外,我最新的一部长篇小说,是去年发表的《空翻》。小说始于被称之为“师傅”的教祖与被称为“引导者”并扮演预言者角色的男子,试图在现代的东京创建新的宗教教团。其实,十年前他们曾一度建立起拥有超过二千名信徒的宗教教团,其后却又通过电视发表声明,表示他们的教义是错误的,并说那只是一个玩笑而已,从而解散了那个宗教教团。 他们之所以被迫解散教团,是因为信徒中出现了过激的激进派小团体,而且具有强大的力量。作为呼吁日本社会进行彻底悔改的手段,这个激进的小宗派计划行使他们的实力,采取炸毁核电站之类巨大的恐怖行动。于是,教团的领袖们便与国家权利合作,出卖了这个激进的小宗派,使得他们行使实力的图谋归于流产。 如果情况仅止于此,教团的领袖们也已声明自己在宗教上的教义只是个玩笑一般的东西,也就没有必要再进行全面的转向了。那么,为什么又产生了这个必要呢?那是因为在这个教团的内部,还有一个由信仰虔诚的女性们所组成的宗派。这个女性们的宗派认为,引入国家权利以封杀激进派的行为不仅束缚了教团的领袖们,整个教团也将遭到镇压。为了阻止这种情况的出现,她们以其信仰为基础,对领袖们的受难表示抗议,并可能为声张教团的正统性而集体自杀。因此,在激进的宗派与信仰虔诚的女性们的宗派这两者的追逼之下,教团的领袖们不得不采取了刚才所说的全面否定教团的这种转向措施。 将教团解散以后,教团的领袖“师傅”和“引导者”切断了与所有信徒之间的关系,在来自社会的批判和蔑视中孤独地度过了十年的时光。小说就从他们决心重建教会处开始。他们得到了一小部分新的理解者,开始了重建教团的活动,但“引导者”却在前面说到的过激派残存下来的一部分人执拗的追逼下而死去。以此为契机,“师傅”转移到了四国森林中的一个处所。这个处所是由这十年间最为稳健却也颇有实力的信徒集团所准备的。 自《万延元年的足球队》问世以来,我一直在考虑与中心相对抗的边缘“根据地”这一模式。我还以这个森林中的小村庄为舞台,选择各种各样的时代,描绘发生在那里的故事。于是,“师傅”们试图创建新教团的活动,便与发生在这个边缘场所的故事汇合了。 然而,像是在等候着“师傅”公开发表将要创建新教会的声明一般,前面说到的过激的宗派和信仰虔诚的女性们的宗派也汇集到了这个地方。在这种情况下,“师傅”并不打算清除他们。在“师傅”有关新教会的构想里,一些生长在这块边缘的土地上的年轻人也参与了进来。于是,前所未有的展望就要开始实施了。但是,就在新教会开始明确显现其性质的同时,曾将“师傅”和“引导者”逼得无路可走的激进派和信仰虔诚的女性们这两个宗派之间没有解决的问题,却又一次紧紧地抓住了“师傅”。 后面我还会再度就此进行叙述。我觉得,无论在现实的历史进展中,还是小说的叙述方法里,都存在着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包含着分歧的重复”。作为小说的叙述方法来说,它也是一个方法论。 宗教教团的这位领袖创建教团和重建教会,与此同时也身陷危机并面临崩溃。这两个悲剧非常相似,甚至可以说,这两者间的差异只在于“分歧”。因此,我们可以批判性地认为,就重建教会而言,“师傅”只是在表演“包含着分歧的重复”。其实,当“师傅”重建教会时,他并没有从辩证法的角度去超越当初的失败,同时也没有树立起新的理念。 然而,“师傅”这次却没能像第一次那样,借助“包含着分歧的重复”这种同样的方法来进行第二次转向。在他以悲剧性的方式悄然消失以后,就在这片森林中的土地上,在那些经过锤炼的年轻人(像是这个边缘地区长大成人的少年般的年轻人为核心)对他的支持下,他真的得以开展他那“新人的教会”的活动了。 四、我一直在关注着中国文学 我想,即便在中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印度的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教授也是广为人知的吧。森教授的阿马蒂亚这个名字,意味着“永远的生命”。据说,为森教授起这个奇妙名字的,是那位在大学里曾与他父亲同过事的诗人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我记得,早在我的孩童时代,当时日本和中国之间战火正炽,我那位并不是专门研究学术的母亲对我说:在亚洲,继泰戈尔之后适合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是鲁迅先生。不过很遗憾,他却去世了。 刚才,我之所以在这里提及森教授的名字,并非想要谈论他在专业领域内就饥谨与贫困,以及不平等问题做出的骄人业绩。我只是在考虑将森教授在经济学领域里的两个独特的专业用语转用于文学世界。一个单词是在日语中被译为“福利”的“Well-being”,表示“优裕的生活”。这个单词包含了个人所具有诸如健康、长寿、自豪之类的所有生活机能。在如此定义的基础上,森教授将已经实现的机能包括在内,又提出了一个引人瞩目的“Capability”,在日语里,这个单词被译为“潜在能力”。为了确立“优裕的生活”,作为今后的机能而需要实现的“Capability”便很重要,而从妨碍其实现的社会性因素中获得自由就很有必要了。因此,何为不平等这个课题也就成了一种新的思考方法。 我认为,在评价一个国家某个时代文学的发达程度、广度以及深度时,经济学中的专业用语“Capability”与自由这种概念是为之有效的。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以实现国民国家的体制为奋斗目标而进行了最具有先驱性的实践,我为他们的这种工作而深深感动。因为,我从他们在各个时间点上的实践中,发现了巨大的“Capability”。 鲁迅所从事的工作当然自不待言,参加了国民革命的郭沫若和郁达夫等创造社的同人们也好,茅盾也好,他们都创作了丰富的作品,并拥有从这些作品中接受了“Capability”的大量青年知识分子。 国民革命前后的作家们,有老舍、丁玲,还有年轻的巴金等人,以及在日本发动全面侵略战争期间,在上海开始工作的张爱玲和发表了《围城》的钱钟书等人。赵树理也是不可或忘的作家。他们都是优秀的“Capability”。 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尤其是作为同时代的亚洲文学,我一直在关注着中国文学。我认为,没有必要就政治性时代的进展与文学的动向进行尝试性分析。或许,在你们这些从那个时代生活过来的各位听众的脑海里,已经映现出了那一切。 我可以说的是,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在中国已经出现了各种势头非常旺盛的新文学,它们确实充满了强大的魅力。刚才所列举的远比我年轻的作家们的《老井》和《红高粱》,给我留下了何等深刻的印象啊。我一再提及这一切的本身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些鸿篇巨制的长篇小说所显示出来的,首先是小说家们的才能、方法和热情。同时,作为今后应该会实现的“Capability”,这些作品还显示出了何等丰富、广阔和深远的前景啊。我相信,今后也将不断会有中国的新“Capability”的所有者们,获得不再被妨碍其表现的自由,并取得切实而巨大的收获。 现在,或许我还要重新使用八十年前芥川与胡适的对话一般的叙述方式。我也像当年的芥川那样,对中国现在正活跃着的小说家,以及今后将会实现其“Capability”的年轻小说家们,表示我的羡慕之情。可是,在这个会场上,也许会有一些可称之为今天的胡适的知识分子,会从我的这番羡慕的话语中发现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并对我显现出充满讥讽却也是宽厚的表情吧。 刚才,我就自己的小说进行了解说,从中可以看出,通过将“分歧”这种有意识的方法系统化,是能够找出文学上的有效性的。我的文学论《小说的方法》也被译成了中文,倘若大家能够予以参照的话,我想,大家是能够理解我所说的这一切的,那就是将刚才借助实际创作来进行说明的“包含着分歧的重复”这种小说的技法,作为我的认识方法而予以重视。在八十年后的北京,我有意识地重复着从芥川与胡适的对话中发现的、确实意味深长的“分歧”,是出于以下两个意图。 首先,虽说我现在正面对各位中国听众讲述着这一切,其实,我也希望将这一切作为一个信息,传递给日本的青年知识分子。中国的近、现代文学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努力提示出新的国家形象和国民形象的典型,而日本的近、现代文学却不具备诸如此类的问题意识。夏目漱石是日本开始现代化进程后最大的国民作家。他提示了由于快速推进现代化而造成了扭曲和弊端的国民国家日本,并批判了没有自觉到这一切的日本人。然而,夏目漱石却从不曾创造出他独特的新日本这个国家以及日本人的积极性典型,并因此而引导同时代的青年知识分子。 在日本的近、现代社会里,一些知识分子最为综合性且多角度地试图认识日本是个怎样的国家,而日本人又是怎样的人。这些知识分子从战后的废墟中,面向再生而迈出了自己的步子。他们曾体验过战争,其中有些人更是直接充当了侵略中国的士兵。他们在战争刚刚结束时所构想的知识分子群体,一如政治思想史学者丸山真男所说的那样,具有“悔恨共同体”的含义。战前,尽管也存在着具有各种见解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他们却各自孤立,没有形成抗拒战争的一股势力呢?出于悔恨这一切的力量,他们试图积极地构想崭新的国家和国民的形象。这就是他们的意图。而且,我认为文学者们也加入了这个行列,并具体地完成了巨大的工作。他们是野间宏、武田泰纯、大冈升平等小说家。 然而,从那时算起,五十年过去了,这群战后知识分子的“大志”被年轻的知识分子们继承了吗?我不那么认为。我本人也是一个希望继承战后文学者们的“大志”,试图站在他们这个构想之行列的最后一名,并因此而开始小说创作的人。但是,我却无法过高地评价自己所完成的工作。因此,包括我的自我批评在内,我想在北京向现在的日本年轻作家们和年轻读者们呼吁,希望他们继承战后文学者的“大志”,并希望在这个意义上丰富、拓展和深化他们自身的“Capability”。 谢谢大家。 2000年9月28日

本书中文版由活字文化引进,预计今年六月面世,敬请期待!

1959年至1960年间,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安保斗争”在日本爆发。这场运动更加彻底地促成了加藤从旁观者到参与者的转向。“当我走到大学正门的时候,在门口突然碰到了一群扛着‘反对安保’标语牌出来游行的大学生。他们慢慢地排成一队,静静地走出正门,朝着三丁目方向走去。……看着他们的背影,我不由得回忆起战争末期‘学徒出阵’的情景。……可是我,既不能加入他们的队伍,也不能阻止他们的牺牲。这是何等无奈!又是何等悲哀!……我把自己培养成了一名旁观者,但就在那个时候,我黯淡的内心已经产生了一种怀疑:我始终都会是一名旁观者吗?”(346页)那一刻,战死的友人与蓬勃青年的身影交叠在一处,不难想象这幅景象给予加藤的震撼。他加入了运动的大潮,通过撰写评论文章和参加座谈会宣扬废除安保条约的主张。《羊之歌》中清晰地归纳了在安保斗争中与加藤互通声气的丸山真男的观点。即反对安保条约“主要是反对强行表决的程序”,民众要求政府在对法案进行充分审议,并认真听取民意的基础之上再做决定。而且,运动本身恰恰是“民主主义实质化转变的台阶”(352页),对建设成熟的市民社会而言,可谓难能可贵的实践经验。

——作家 单向空间创始人 许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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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姿态在《续·羊之歌》中也延续下来。在战局正酣,日常生活朝不保夕之际,加藤形容自己“对所谓的家国天下之类的宏图大论,却总是保持冷眼旁观的姿态,安稳地过我自己的日子”(192页)。广岛遭受原子弹袭击后,加藤作为日方医师代表之一前往当地从事病理学方面的检验工作。面对满目疮痍,他仍然无法甩脱“局外人”的外壳:“在这次旅行中,我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感受。我觉得自己既不属于当地人,也不属于占领军,我只是一个旁观者,一个见证了当地人和占领军军医相遇这一幕的旁观者”(201页)。

后来原田当了干部候补生,有一次还佩着军刀出现在我们面前。中村说他:“很有军人的派头嘛!看来你天生是个当兵的料啊!”原田说:“你可别笑话我了!你哪知道我心里的痛苦!”不过,在我看来,原田的那身军装看上去真的特别适合他。中西没有申请做干部候补生。有一段时间,部队里还能经常跟家属通信,后来他们坐着运输船去了南方战场,之后就彻底音讯全无。战争结束后,原田回来了,而中西却再也没有回来。在东京,没有被征入伍的就只有我和中村,中村留在了法文研究室,我留在了大学的附属医院。

加藤周一热心于中日友好交流活动,曾先后七次访华,最后一次是2005年,当时85岁高龄的加藤周一为传达九条会的和平理念,与小森阳一、岛村辉等日本“九条会”成员共同访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地进行了演讲和学术交流活动。

因罹患肋膜炎,加藤被免除了兵役,但他的朋友们却没有这样的运气:“我的朋友一个接一个地离去,战争结束前,没有一个人回来。”(162页)才华横溢、从高中起便与加藤共同尝试文学创作的好友中西哲吉战死沙场,对他的打击尤为沉重:“当我得知中西的死讯时,大脑一片空白,良久才恢复意识,我感到了难以遏制的愤怒,而不是悲伤。就算原谅了太平洋战争的一切,我都不会原谅中西的死。那是罪,是无法挽回的罪,是罪,就必须抵偿……”;“我活了下来,中西死了——这件事情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163页)值得一提的是,上文虽曾提及加藤那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孤独感,但他并非孤立无援地行走于世,而是拥有相当一批志同道合的伙伴。他在《羊之歌》中以诙谐的笔调记叙了“小说之神”横光利一因鼓吹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而遭到包括自己在内的东大学生“围攻”的事件,可见当时保持清醒和锐气的青年人并不在少数。此外,二战结束后不久,加藤便与两位友人中村真一郎、福永武彦合著出版了《1946:文学的考察》,其后又邀请更多同伴一起创办杂志,为战后的文学界吹入新风。多年后,八十五岁高龄的加藤和八名友人联名发起“九条会”,令人仿佛窥见他当初与一众好友携手重塑文坛的风采。

作为一个文字方面的专家,至少是未来的专家吧,中村很在意自己在这方面的能力。经过训练后,专家就能够区别于外行。训练要成立,这个工作就必须有它的规则。汉诗早就有了平仄上的烦琐规则,就连俳句,也要讲究用季题。除了和歌、俳句,其他的日本诗歌也有格律,如果在音节数和行数之外,在韵脚上也做格律方面的限定的话,那恐怕就是诗歌的最高规则了。早在战前,九鬼周造就提出了非常有说服力的相关理论。但他所用的几个范例仅仅实现了韵脚格律诗的部分可能性。中村提议说,我们一起来创作韵脚格律诗吧,我们的探索和研究肯定能比九鬼的尝试做得更加深入。听了他的话,我们都对这个新的诗歌实验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母亲说:“幸亏你们没上学去!”不久之后,我们便得知,就算那天去永田町附近上学,中学生也不遇到母亲们所担心的事情。兵变队伍在赤坂见附一带阻断了交通,扛着枪的士兵看到那天早上去上学的中学生就跟他们聊天,对他们说:“总之你们先回家吧。”然后,学生们就各自回家了。再没有比中学生更安全的身份了。军人们杀了大臣、袭击了警视厅、往朝日新闻社的轮转机里扔沙子,但却不会以东京市民为敌。

在《日本文学史序说》(下卷)中,加藤对日本著名经济学家河上肇的自传《自叙传》评价甚高:“河上的《自叙传》之所以是优秀的文学作品,不单是因为他的文章明了,情景的描写生动,而且还因为主人公,也就是河上肇本人是复杂而多面的,同时又具备了自己的个性,即一贯坚强的人格的自我同一性。因此他的人格的形成史与思想发展史重叠在一起,这种重叠又敏锐地反映了时代本身。”这段评语用来形容《羊之歌》自也十分贴切。今年恰逢加藤诞辰一百周年。读他的回忆录,既是读个人成长,也是读时代变迁。

吉在本乡校区的法学部上课,他们对马拉美非常着迷。德文科的原田义人,不光对德语诗文,对法国象征派诗人也很感兴趣。

那天,我们一边听广播,一边在饭桌上讨论怎么照顾妹妹带回家的那只小猫:喂它吃点什么好啊,在哪儿给它做个窝呢,怎么让它养成好习惯呢……当我们听到广播里说这次兵变的结果以失败而告终的那一刻起,整个事件就已经变得不如一只小猫来得更为现实了。妹妹说:“它一直都喝牛奶的,咱家要不也给它喝牛奶吧。”“你这也太奢侈了!”“不是啊,就一段时间嘛……”

民众的反对并未动摇岸信介内阁通过法案的决心,斗争以失败告终。加藤也坦诚此次运动在自己与好几位朋友和“一些人群”之间“造成了裂痕”(352页)。然而,这绝不是加藤最后一次出于“道义感”在社会运动中挺身而出。战后日本的前途走向始终令这位特立独行的“羊年生人”挂怀不已。

ISBN:978-7-200-15008-7

我们就这样在宁静祥和的气氛中聊着战争的话题,却不理解战争的意义,听着“可怕的、重要的”内幕,却从不思考“可怕的”事件会发生自己身上。总之,我们就是善良的市民,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等着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的日渐临近。

在《羊之歌》后记中,加藤说自己想为“平均状态的日本人”作传。这种表达与萨特在自传《词语》中所写的“一个完整的人,他由一切人所构成,又顶得上一切人,而且任何人都可以与他相提并论”似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见杰出的自传与其说是传主本人为回顾人生历程所撰,不如说是试图将时代精神浓缩于个人经历之中,为时代作传,亦为大众发声。从局外人到活动家,加藤走过漫长的岁月。他将这一切记录下来,为曾经或正挣扎于黑暗时代的人们提供智慧与勇气。

有几个朋友常去我在赤堤的家,这就是所谓的物以类聚吧。法文科的两个学生,山崎刚太郎和中村真一郎,他们仔细阅读了《追忆似水年华》之后,正打算自己动手写小说。福永武彦当时肯定已经翻译了《恶之花》和《巴黎的忧郁》。窪田启作和中西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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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法国文学研究者和评论家海老坂武认为,《羊之歌》的写作或许受到了萨特出版于1964年的自传《词语》的启发。两书的开篇的确如出一辙:“上个世纪末,佐贺县一个资本家的独子当上了明治新政府陆军骑兵将校”(第3页);“1850年左右,在阿尔萨斯这个地方,有一位小学教师为养活众多的子女而不得不做了食品杂货商。”两书在简洁介绍家庭构成后过渡到传主本人,对自己的生涯经历展开剖析。

《青春》里写到的1940年代的日本年轻人,似乎和当下的文艺青年们没有什么两样:他们搞读书会,聚在一起写诗,总想搞出个大新闻,迷恋于小说中的传奇与情爱……只不过他们同时还经历着战争的阴霾,忐忑不安地等待着如死亡通知书般的征兵令,身不由己地投身于必败无疑的战争。他们有的死在了绚烂的二十岁,有的背负着挚友身亡异国的梦魇,踉跄地走过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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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娜•阿伦特在《黑暗时代的人们》中写道:“即使在最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illumination),这种启明或许并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地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这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们的生命,它们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点燃着,并把光散射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要摆脱“黑暗时代”的影响和控制绝非易事。然而,恰恰是这些年轻勇敢、曾点亮黑夜的生命付出了最为无可挽回的代价。这种惨烈的牺牲使得加藤逐渐卸下了“旁观者”“局外人”的铠甲。

保尔·瓦雷里,法国象征派大师,法兰西学院院士。他的诗耽于哲理,倾向于内心真实,追求形式的完美。作品有《旧诗稿》、《年轻的命运女神》、《幻美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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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并非加藤第一次摆脱旁观者的束缚,明确发表意见。早在1946年出版的《1946:文学的考察》中,加藤便对“星堇派”,即知识渊博、趣味高雅,却在战时对军国主义政府毫无批判甚至盲从的青年知识分子们进行了严厉批评。《1946:文学的考察》还指出,“从战争到战后,日本没有足以对抗外在现实的、完成内在力量充分成长的作品”,因此有必要反对超国家主义和极具破坏性的“革命精神”,从而培养日本人的“理性和人性”,重燃日本社会已濒临消亡的民主主义精神。尽管加藤自诩“跟羊的温驯性格有不少相通之处”(357页)——《羊之歌》也是因此得名,但在这批评论文章中却流露出言辞锋锐明快的性格特征。

出版时间:2019年7月

政变部队在屋顶升起上书政变口号的旗帜:尊皇讨奸。

进入旧制第一高等学校之后,加藤在“学生自治宿舍”过上了残留着民主主义之风的校园生活。他由衷欣赏这种生活方式,同时也并未忽视其中暗含的与外界有所区隔的特权主义。更重要的是,面对日本社会中日渐扩散弥漫的集体主义风潮,十八岁的加藤表达了明确的反感和拒斥,并誓言捍卫个体的自由独立:“驹场的生活让我第一次认识到,所有的集体生活可能都需要放弃、妥协和糊弄。在集体生活中我学会了如何自我保护,但我绝不学习如何为集体献身。拒绝为集体献身——把这个理念正当化才是我为之献身的事业。”(102页)

有一个青年喝得脸色苍白,踉踉跄跄地走过来对我说:“我会活下去的!”但我并不认识他。“我会去当兵的,但无论如何,我都要活下来!死了就啥都没有了。这都是为了啥?啊?为了啥啊?死了就什么都完了。就这么轻易地去死吗?我可不干……”另一个人微笑着,好像跟自己没什么关系似的,嗫嚅道:“你觉得啥时候能完呢?我还能在大学待六个月。六个月还完不了吧?这六个月,我把想做的事情都做好了……六个月看着挺长,其实,一眨眼就过去了。”

很多狂热的爱国主义者,他们大概是因为不爱自己的邻居,所以就去爱自己的国家。父亲身上就有狂热的爱国主义者的一面。不过,母亲对自己亲密交往了五年的英国修女太过熟悉,所以她是不会去抗议李顿报告书、诅咒全体英国人的,而她对自己的儿子以及他的朋友们的生命太过珍惜,所以她是不会接受“圣战”的。

上世纪三十年代,经历了短暂繁荣稳定期的日本开始显现出向右转的不祥之兆。日本著名政治学者丸山真男在《福泽谕吉与日本现代化》一书中概括道:“九·一八事变那年……用经济术语来表达,是出现剪刀差的一年。亦即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的曲线渐渐下降,右翼的、或国家主义的路线急速上升的时期。”

出版方: 活字文化/北京出版社

翁家慧,北京大学日本文学博士,现为北京大学日语系副教授、东方文学研究中心成员、世界传记研究中心成员;鲁迅文学院第三十五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员。代表性译著有柳美里自传体小说《命》、《生》;大江健三郎随笔集《广岛札记》;学术评传《大江健三郎传说》等。

1968年8月和9月,日本著名知识分子、文学评论家和思想家加藤周一的自传体小说《羊之歌:我的回忆》(以下简称《羊之歌》)和《续·羊之歌》在岩波书店相继出版。这部作品从1966年10月至1967年12月在《朝日杂志》上连载,颇受欢迎。集结成书后也好评如潮,畅销不衰。在2018年岩波书店创业一百年之际举行的“读者优选佳书”调查中,该书荣登“岩波新书”系列第三名,仅次于斋藤茂吉的《万叶秀歌》(上下卷)和丸山真男的《日本的思想》。

翁家慧,北京大学日语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日本现代文学,译著有《大江健三郎传说》、柳美里小说《命》、《生》,大江健三郎随笔集《广岛札记》等。参与教材编写包括《日本文学简史》、《日语笔译》、《基础日语综合教程4》、《基础日语综合教程4 教学参考书》等。担任过大江健三郎等人访华时的随同口译工作。

有一个下雪的早晨,父亲从晨间广播里听到陆军将校发动兵变的消息,就对母亲说:“今天还是别让孩子去上学了。”一家人聚到收音机前,一听才知道,财务大臣高桥是清、内大臣斋藤实、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等人,恐怕还有首相冈田启介都被杀害了,而叛军部队已经占领了首相官邸和国会议事堂所在的永田町一带。

芥川龙之介的作品为加藤种下了质疑官方宣传的第一粒种子:“我很佩服芥川(龙之介)的那些短篇小说,但更让我惊讶的是《侏儒的话》。芥川写‘军人犹如小儿……’这句话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我读到它的时候,完全是把它当作三十年代中期,也就是同时代人所说的话来看的。不管是学校、家里,还是社会,一直以来所信奉的被神圣化的一切价值,竟不堪芥川龙之介的这一击,它们在我眼前瞬间坍塌。爱国心变成了利己主义,绝对服从变成了不负责任,美德变成了怯懦或无知。针对同一个社会现象,还有可能做出跟报纸、学校和整个社会所做的解释完全相反的另一种解释,我为这一可能性的存在而惊讶不已,兴奋得手舞足蹈。”(80页)“二·二六事件”发生后,无比敬畏天皇的父亲对“陆军在国内日趋增强的政治影响力”赞赏不已,尚就读于初中的加藤却能看破新闻宣传的谎言和欺骗,敏锐地意识到“通向荒凉未来的军部独裁之路”(94页)正在逐步铺就。

ISBN:978-7-200-15008-7

日本1989年拍摄的电影《二·二六》剧照,政变军官将“尊皇讨奸”作为政变口号

作为一名大学生,加藤表达愤懑不满的方式不外乎翻起一对白眼,将疯狂的时局视作无物。《羊之歌》中有一则脍炙人口的片段。太平洋战争爆发当天,东京已开始灯火管制。但加藤若无其事一般依照原计划前往东京新桥演舞场观看大阪文乐剧团的演出。这场表演给他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这里早就没有了战争,没有了灯火管制,没有了内阁情报局,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个世界,一个任何事物都难以撼动的、固若金汤的世界。……唯有此刻,这个世界才无需通过密匝匝的观众,无遮无拦、毫无退让地展现出所有的自足性和自我目的性。它就这样色彩鲜明地、威风凛凛地存在着,宛如一出悲剧,与剧场外面的另一个世界——军国主义日本的概念和所有的一切现实——形成鲜明对比。”(140页)

上高中的时候,有一次,中西草就一文用以讥讽时事,我打算把它登在学生报上。文艺部长看到校样就把我叫了过去,让我把好几个“不妥之处”删掉。“这样的东西要登出来,就会把宪兵给招来,我可负不了这个责!”我跟他解释说,那些内容并无“不妥”,中西他不过是用了迂回的方式说出了大家内心的想法而已。文艺部长始终不肯让步,不停嚷嚷着“宪兵”,但中西根本不理会他的要求。为了报纸能发行,就只有撤稿一条路。不过,下一期的报纸上又出现了中西的另一篇文章。署名是“空又觉造”,不是中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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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正、续《羊之歌》的内容侧重有所不同,但作者为自己塑造的“旁观者”/“局外人”的形象却是极其鲜明且一以贯之的。加藤自幼便对周遭的人事淡漠疏离:“对我来说,不论做法事,还是办婚礼,这样的宴会跟我没有丝毫关系,我就坐在一边静静地观察。……我是一个局外人,也许会永远过着局外人的生活。”(21页)“突然地,没有任何动机,也没有任何理由,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一个不容否定、奇特又清晰的想法——这里的一切都毫无意义。屋里所有的人,他们兴奋的表情、他们说的话、他们的大声喧闹,都像潮水般迅速地退去,退向无垠的彼岸,变得跟我没有丝毫的关系。”(22页)随着年龄渐长,他似乎愈加安然于以“局外人”为自己的为人处事定调:“‘局外人’这个词好像概括了我跟社会的所有关系。”(171页)

如果他九死一生,如果他回来了,中西会怎样看待那些把他置于死地的东西?如果死的人是我,不是他,他又会想要做些什么呢?“替天行道”这句话肯定是没有意义的。第一,天意,无从知晓。第二,即便知道天意,也无人有资格来代替它。但是,也许能察觉朋友热切的期望。也许没有替天行道的资格,但应该会有模糊但却强烈的诱惑。后来当我决定主动撤退,像绵羊一样、老老实实地保持沉默的时候,实际上,我还是会时不时地想起中西。

我的理解自然是幼稚的,但在心里却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合逻辑的矛盾之处。我厌恶军国主义,在我看来,狂热的爱国主义者的宣传就是一种滑稽的时代错误,同时,对于大日本帝国政府发动战争的目的,我从来都不持肯定意见。

另一方面,加藤有意识地与外部环境保持距离,与其作为血液学专家的理性客观也有着密切的关联。他曾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后在该校附属医院工作数年,直到1946年正式弃医从文。多年的学医和行医经历使得他自然而然地形成一种“只在准确的事实基础之上得出可能范围内的所有结论,对无法验证的所有判断都持怀疑态度”的“看待事物的思维方式”(165页)。终其一生,无论是创作还是投身于社会活动,加藤都践行着这套思维方式。韩裔日籍政治学者姜尚中在一篇题为《超越战争的世纪》的评论文章中指出,加藤对法国著名诗人保罗·瓦莱里的作品一见倾心,是被其“知性的明晰性和美感”所打动,并决意效仿。在一篇名为《读书的回忆》的散文中,加藤曾写道:“后来上大学预科,我在瓦莱里的作品中发现了采取分析方法来处理语言表现的可能性,以及这种方法的无与伦比的乐趣。”加藤的著作确实兼具“明晰的逻辑与优美的诗性表现”(立命馆大学图书馆“加藤周一文库”介绍语)。作家池泽夏树也注意到加藤身上并存着观察者和分析家的特质,“他从不混入私人情感,拥有凭借逻辑立身处世的强大决心”。在《羊之歌》中,将加藤此种特性展现得最为淋漓尽致的莫过于他对日本政府发动侵华和侵美战争的反感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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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的联合舰队集结到东京湾表示反对陆军,当这个消息传来的时候,父亲高兴地说:“看来陆军也不能随心所欲了!”然后,戒严司令官香椎浩平在广播里说:“现在归队还不晚……”的时候,事情的结局已经是非常清楚了。如果兵变部队归顺,事态就不会进一步恶化;如果不归顺的话,那就通过一次短暂的战斗收拾掉局面。不论是那种结局,都跟我们这些老百姓没有关系。……

加藤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家境富裕,自幼便有与同学格格不入之感。随着青春期的来临,这种感触愈发炽烈。在加藤于十七至二十二岁(1937-1942)记下的八册《青春日记》中反复出现“孤独”的字眼。他为“无法逃离这个喧嚣的世界”而孤独。《青春日记》中记载了他的多首诗作,其中一首题为《孤独》,诗中前四句写道:“世界喧嚣无比/我居住的世界喧嚣无比/无法忍受的我/逃往只有我一个人的所在。”他为难以理解日本国民对战争的狂热而孤独,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加藤在当天的日记中记下医学部教授鼓励学生在战时坚持上课和从事科研的细节,以示对战争的反抗。他在《羊之歌》中这样回忆当天的心情:“我怀着黯淡的心情注视着东京市民的狂喜,感觉自己跟他们之间的距离从来没有如此遥远过。”此外,也不乏加藤恋爱受挫后的孤独寂寥。这种深入骨髓的孤独感或许可以部分解释他常年置身事外、冷眼观望的人生态度。

跟小时候一样,生病之后漫长的康复期,我都是靠看书来度过的。不过,我看书的兴趣早就发生了转变,不再是小时候的银河系宇宙和史前时代的故事,而是转移到了和美女的艳遇以及恋爱大冒险。我开始对文学产生了兴趣,整日沉迷于近松的私奔故事和明治以后三代的小说。

译者简介

正、续《羊之歌》各由二十篇散文组成。《羊之歌》从童年写至求学,中间穿插作者的战时遭遇以及对日本参战的感悟,以题为《8月15日》的篇章作结。这篇文章传达出痛楚、愤慨与欣快交织的复杂心态:“被战火夷为平地的东京……有的就是那种巨大的徒劳感消失之后的无边空虚”、“当时的我,心中充满了希望。我再没有像当时那样对日本的未来充满了乐观的情绪”(181-182页)。“终战日”于国于人都是终途和起点的双重象征。到了《续·羊之歌》,作者主要将笔墨投注于战后的留学生活,夹杂对西方和日本文学文化的评论感悟,并以隐晦的笔触记录了几段恋爱经历。在本书的最后两个篇章《永别》和《审议未了》中,作者以虚实相间的手法回顾了自己在1960年安保斗争中积极发声的动机、经过以及对这一运动的思考。全书戛然而止于1960年,“我对自己的审议还没有完”(356页),经历斗争洗礼的加藤写道。他似乎还是十五年前那个站在东京的晴空之下、焦土之上的热血青年,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

在2020年的第一个工作日,活字君想和书友们分享日本著名知识人加藤周一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撰写的散文体自传《羊之歌》中的篇章:《青春》。这本书在上周二颁发的第五届单向街书店文学奖上获得了“年度作品”奖项。

《羊之歌》是日本著名知识人加藤周一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撰写的散文体自传,最初连载于1966年到1967年的《朝日周刊》,1968年被收入岩波文库出版,作者将自己的成长、青春时代和太平洋战争的时局发展变化进行了同步记录,以其一贯的独特视角,站在时代的高度俯瞰了自身,被不少日本读者认为是加藤周一的最高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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