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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她的批评理论进行研究澳门新葡新京大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哈普林因其在性别批评和“酷儿理论”方面的建树获得多种荣誉,本人也毫不掩饰他的同性恋倾向。问题是,当“酷儿理论”意欲超越性别批评,将形形色色的社会不平等一网打尽,它是不是同样面临着一个身份迷失的问题?

●我以为在诸多对德里达的误解中,对他理解得最不清晰处,或者说最不应该误解的就是他的关于历史与主体的思想。因为人们把解构历史与主体看成是后结构主义思想的根本特征,当然也是解构主义的根本特征,由此就断定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是反历史反主体的思想理论。实际上,这只是看到事物的皮毛,并没有真正深入到德里达解构思想的深处。解构的历史性问题历来是一个难题,长期以来,解构主义被看成是历史与主体性的天敌,也正因为此,解构主义被理解成是抽空了人文学科的精神底蕴。德里达及其解构主义也因此而备受怀疑和攻击。当人们把解构理论称之为虚无主义、怀疑主义时,德里达明确声称,解构是一种肯定性的思维,他这么多年就一直致力于反对虚无主义和怀疑主义。这可能让非议者大跌眼镜。然而,德里达近年来却明显在强调“历史性”问题,这不管是他对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的回应,还是他对人文学科在这个时代的功能与意义的看法,以及他反复谈论的“宽恕”和“正义”的问题。这些都表明,德里达对“历史性”的重视。而他本人多年来在访谈中也再三强调,他一直在反对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言下之意,他一直也在肯定和创建这个时代的思想。这都使我们有必要对解构主义重新加以理解和阐释。而且有必要回到德里达早期更偏向于语言学的解构层面去重新阐释。

佳亚特里·斯皮瓦克1942年2月出生在印度加尔各答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大学毕业后来到美国,进入了康奈尔大学,1962年获得英文硕士学位,后于1967年获得比较文学博士学位,导师就是当时大名鼎鼎的耶鲁大学教授保罗·德曼,他是著名的浪漫主义文学研究权威,解构主义批评在美国的最杰出代表和旗帜性人物。斯皮瓦克也和许多从第三世界来到第一世界留学的莘莘学子一样,获得博士学位后没有回到印度,而选择了在美国发展自己的学术,而且成了少有的成功者之一。她先后在美国多所大学任教,自1991年以来,一直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2008年以来,她又接替赛义德的空缺,担任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校级讲席教授。每每和她谈到这一点,她都感到由衷的自豪:她不仅是整个哥伦比亚大学有史以来获此殊荣的唯一一位女性,而且也是其中的唯一一位亚裔学者。斯皮瓦克著述甚丰,不仅在英语世界影响很大,在中国也一直有着持续的影响。在中文的语境下经常为学界讨论和引证的就有这样几部最有代表性的著译:《在他者的世界:文化政治论集》(1987)、《外在于教学机器之内》(1993)、《后殖民理性批判:走向行将消解的当下历史》(1999)、《一门学科的死亡 》(2003)、德 里达 《论文字学》英译等。

30. [美]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译林出版社2004年。

于是我想到另一种完全不同的阅读经验:六十年代我初抵美国留学时,偶尔买到几本文学理论书,包括威尔逊、特里林、史丹纳和韦勒克等名家的著作,亦曾浏览过。这些名家的文史知识十分丰富,广征博引,似乎早已遍读群籍,所作的“批评”并不仅仅是对某一经典名著详加分析而已,而是把一本本书、一个个的作家评论一番,逐渐形成一己的观点和主题,我认为这是一种西方人文批评的传统,可以追溯到英国的约翰生和亚诺德,但较这两位以捍卫文化为己任的十八世纪保守派批评家更为自由。特里林的一本书就叫做《自由的想象》,书名中的“自由”指的当然是人文知识,用当代的话说,就是“通识”教育。特里林的另一本书《真诚与真实》则把西方文学和哲学史上的两个有关主观和个人的传统分析得淋漓尽致。

五、性别批评

○有些人认为,作家有感性、悟性和思维的活性,但是一读到那些文学理论,这点活性就会被限制。您的专业方向一直都是文艺学,这些年来您所从事的文学批评工作恰好是把文艺理论和当代文艺紧密结合在一起,我想请您谈谈是什么因素推动您往这个方向探索?

关熔珍这部专著的出版不仅对国内的斯皮瓦克及后殖民研究起到一定的推进作用,而且她基于中国学术立场提出的一些新观点也可以与国际同行进行对话和讨论。本书的出版或许可以成为中国学者介入到国际性的理论争鸣和讨论中,从而改变中国学者在国际学界的“失语”状况的一个契机。

文化批评

特里林、威尔逊、巴参、凯森等人都是纽约的著名知识分子,前两人还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可以各领风骚。早在台大时期我已从业师夏济安先生处得知纽约还有一本名杂志《党派评论》,更是这批文人墨客的大本营。记得当年的主编是Philip Rahv,我看过他的几篇评论文章,只觉得英文文笔犀利之至,但内容颇为深奥,读得我一知半解。这些大师都是“批评家”,而不是现在所谓的理论家,但他们的批评背后显然有一个共同的人文传统,他们将之引用发挥到当代美国文学和文化的领域中。我当时知识有限,所以对于他们书中所涉及的这个人文传统也不能窥其全豹。在沮丧之余,遂发奋听课和多读此类的书,但又觉得时间不够,因为我尚须应付本科学业上的书籍,加以自己的兴趣广泛,除了文学之外,特嗜电影,又看了不少电影方面的书籍,特别是法国“新浪潮”名导演——如杜鲁福——的文章和剧本,弄得自己的思想迷乱不堪,中西各种思潮在脑海中交战,以至产生所谓的“认同危机”:到底我是谁?到底我的兴趣是什么?为什么在思想上如此西化?是否应该“回头是岸”?后来我出版的第一本杂文集就叫作《西潮的彼岸》,指的就是上述的这些人物和著作。内中我精读再三的一本书——后来又为之写了一篇详细的书评——就是乔治·史丹纳的《语言与沉默》。此公与上述纽约各文豪不同,虽也是犹太人,但似乎不屑谈论美国文化,代表的是一种欧陆人文传统的精神。在此书中,他处处反思欧洲文化经历纳粹浩劫后的反响,令我深深感动。我再三咀嚼此书中的篇章,甚至学习史丹纳的英文文体。多年后我在哈佛暑期班旁听过他的一门课,却惨遭滑铁卢,这个经验我曾在拙著《我的哈佛岁月》中详述过。另一位我读来佩服之至、但却莫测高深的巨著就是奥尔巴赫的《模仿论》,书中所讨论的西方文学经典名著,我很多没读过,所以读这本书犹如瞎子摸象,摸到哪里就是哪里,心中暗暗惭愧:为什么我对于西方文学的传统知识如此肤浅?

文化研究与文学意义和文学内涵毫不相干。尽管这听上去匪夷所思,但事实却是,文化研究有意识叛逆高雅艺术,对经典文学和大众文化一视同仁。它非但拒绝对文学顶礼膜拜,而且埋怨它的文学父亲拉伊俄斯被神谕警告,恨不得将他这个蠢蠢欲动的婴儿脚跟穿钉,扔到荒山野林中去。但是,文化研究的两个基本方法——文本研究和符号学分析,都是来自文学;从历时态、共时态的意义而言,文化研究也是从文学的母体中脱胎而出的。

●90年代初以来,中国学术界确实有倾向于保守性的价值认同的思潮,但主要是从事国学研究的一批学人,这也是要回应国际学术界时兴的新保守主义立场。但要说后学倾向于保守也不尽然,可能有一部分人是降低政治无意识在学术话语中的含量,其颠覆性和反叛性打了折扣,所以显得保守也不奇怪。另外,我不同意有这样一个笼统的“后学”群体存在的说法,实在没有一个利益一致的“后学团体”或后现代群落。但后来90年代后半期,海归的“新左派”在大陆学术界影响卓著,这就另当别论。这些人是新“后学”,他们与原来的“后学”根本不是一回事,完全南辕北辙。

我和斯皮瓦克在相识之前就神交已久,我们于2005年在弗吉尼亚大学举行的 《新文学史》杂志研讨会上一见如故,并由此成了长期的挚友。当斯皮瓦克得知我下半年要去她曾经作过“底层人能发言吗?”的著名演讲的伊利诺伊大学讲学半年时,立即邀请我前往哥伦比亚大学演讲,也就是在那次重访哥大期间,我得知斯皮瓦克自本世纪初以来一直坚持学习中文,现在她不仅能够进行简单的口头交流,而且在阅读方面也没有什么问题。2007年,我应邀在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从事研究半年,期间斯皮瓦克再度邀请我前往哥大演讲,并邀请了我们共同的朋友戴维·戴姆拉什为我的演讲作介绍。就在那以后,我逐步进入世界文学研究领域。2006年和2015年,我也曾两次邀请斯皮瓦克到北京和广州讲学,她都十分爽快地应允。有鉴于此,我期待着学界对关熔珍这部《斯皮瓦克理论研究》的反应,同时也期待着斯皮瓦克本人对这部中文学界的研究专著的反应。

43. [英]吉尔伯特等编:《后殖民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I109.9/42,4

如果从“解构主义”谈到其他“后现代”潮流中的文学理论则更复杂,因为内中牵涉的题目和科系更多——所谓“文化研究”就是一种应运而生的“跨学科”的学科,至今似已到强弩之末,却开始在中国和港台生了根,也许它运用起来更能切合太平洋此岸的需要,而美国学界则又在挖掘新的理论土壤了。我认为在美国各种新兴理论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性别理论,其意义远超过“后殖民论述”,当然二者又可以混在一起,成了所谓“少数论述”,目前研究此二种理论的华人学者甚多,不必我在此赘言。

所以,美学无关意识形态。按照布鲁姆的看法,假如坚持美学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那就不可避免地落入了“憎恨学派”的窠臼。它的六个分支分别是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拉康派、新历史主义、解构主义、符号学。

●文学批评应该在创作实践中占据主导地位,这并不是说批评要去领导文学创作实践,而是批评始终有自身的文化目标,它和创作是一种对抗性的关系,而不是相互抚慰、共同投机的关系。创作可以有它自身的目标,创作非常个人化的特征,使得创作总是顽强地逃离批评。创作不是简单地呼应批评,或者对批评置之不理,而是在与批评构成的呼应/逃离关系中,两者的内在对抗性,形成文学创作实践和批评实践的革命冲动。创作每一次的背叛,都是对批评权力实践的质疑,它促使批评不断去探索新的起点,解决新的疑难,迎接新的挑战。某种意义上,正如马修·阿诺德所说:“在这些时代里,它要求更多的智力去掌握如此巨大的思想和资料库。”由于我们处在一个极为复杂的历史语境中,各种历史事实都被强制性地堆放在一起,这就要求我们能够把握那些错位的、误置的历史环节,清理出更加清晰和真实的历史面目——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杰姆逊语)。批评依据自身的文化目标,对创作提出各种读解,提出各种质疑,批评以它不自量力的理论妄想对文学创作实践强行切入,它无须顾及创作的反抗、拒绝与厌恶,它以饱满的“主观精神”对文学写作进行全新的阐释,给文学实践的历史重新编码,使之成为批评的知识谱系,成为批评重建自身的理论话语的无穷资源。我试图把文学理论和文学评论都写出独特的个人感觉,文学批评应该是对文学作品文本的再创造,而不是简单的意义解释。

在三位最重要的后殖民理论家中(另两位是霍米·巴巴和萨义德),斯皮瓦克是唯一的一位女性,同时也是唯一的专注形而上思考的思想家和理论家,但这也并非意味着她就不关心反抗殖民主义斗争的实践。她对印度“底层研究”小组的介入之深是任何一位印度的后殖民理论家都无法比拟的,因此她并不喜欢人们称她为“后殖民理论家”,而宁愿被称为“底层研究者”,因为她确实也是这三位理论家中最为直接地投身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历史和当下现实研究的一位学者和社会活动家。我早就听到学界有人作过这样的比较,阅读斯皮瓦克的著作,假如不知道她的性别,我们很可能将其混同于一位男性思想家,因为究其思考的形而上特征和理论推演的抽象性,以及风格的雄辩性,她堪与德里达相比美。但德里达本人很少从事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他对文学的阅读和阐释,大都将其作为演绎自己的哲学理论的文本材料,他所处的位置是哲学和文学之间,而且是从哲学走向文学乃至整个人文学科的。而斯皮瓦克则首先是一个文学研究者,十分关注对文学文本的批评性阅读,而且她的阅读和批评视角也具有鲜明的第三世界特征。可以说,她的学术生涯与德里达的恰好相反,她是从文学走向历史和哲学乃至整个人文学科的。在当今的北美乃至整个西方文学和文化批评理论界中,斯皮瓦克的批评和学术生涯是相当有代表性的,同时也自然而然成了来自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批评家们兴趣的中心和争论的话题。这种现象的存在实际上正好实现了以斯皮瓦克等人为代表的有着第三世界血统和民族文化身份、同时又有着第一世界的深厚文化修养和良好教育背景的后殖民批评家的这一尝试:从边缘向中心运动,通过对中心的消解而达到消除旧的中心和重建新的中心之目的。这就是为什么当后殖民理论一经被推上后现代主义大潮衰落之后的学术理论前沿,就立即受到了来自第一世界 (前殖民地宗主国)和第三世界(后殖民地)批评家的激烈批评的原因所在。一些对后殖民理论批评抱有偏见的白人学者甚至断言,所谓后殖民主义不过是几个印度裔学者自己“炒作”出来的,维持不了多久就会自然消退。但事情果真如此简单吗?恐怕并不尽然。至少我们读完关熔珍的这本专著后多少会改变这一看法。就目前的研究以及后殖民理论批评本身的现状来看,对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的研究远未达到深入的地步,而在中文的语境下,对后殖民理论的研究可以说才刚刚开始。随着全球化时代以来更多后殖民理论著作中译本以及中国学者的著作的出版,围绕它的争论将结合第三世界国家的一些实际问题而进一步展开,因而现在就武断地对之进行价值判断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28.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直到萨义德逝世前最后的一本著作《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我读后心中才感到踏实。他在此书中甚至特辟专章详论奥尔巴赫的《模仿论》,并强调philology的重要性,可以视作一种人文批评的工具。他也一直坚持在课堂上教授经典。我读了此书后,才逐渐领悟到:原来这位“后殖民论述”的开山祖师、《东方主义》的作者,从来没有摒弃过西方人文主义的经典传统!可惜为时已晚,美国的文学理论早已是“后现代”的天下了,还有多少人愿意复古?

斯皮瓦克早在1985年发表的著名文章《底层人能说话吗?》中,就显示了女性主义与后殖民主义批评的双重立场。该文援引福柯、德勒兹、马克思和德里达理论,在此典型的西方语境中将印度骇人听闻的寡妇自焚殉葬恶习推向前台。底层人能够说话吗?知识分子对此能够有何作为吗?斯皮瓦克发现:

——“解构主义没有被认真对待,这就是当代思想捉襟见肘的根源所在”

《斯皮瓦克理论研究》关熔珍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1. [英]麦克盖根:《文化民粹主义》,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G0/234,8

西方的文学理论,是一项专门的学问,甚至有人认为:理论本身就是一种“文本”,应该精读。然而中国学界近年来对于这门学问却是一知半解,有的人往往从译文中断章取义,或望文生义,自作主张“演义”一番,因此错误百出,贻笑大方。这个“乱成一团”的现象,必须有行家和有识之士一起来补救。

如果以1966年作为后来风光无限各类后现代话语的起点的话,这一年正是法国的结构主义之年。它见证了巴特《批评与真理》、拉康《文集》、福柯《词与物》的出版。一些结构主义口头禅诸如“人之死”“范式转移”等等,都堂而皇之出现在主流媒体的头版上面。但是,当代西方文论前沿的确切起点是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确切地说,是标志“结构主义”替代“新批评”成为文学理论主流,并且见证“后结构主义”几乎是同步登场的约翰·霍普金斯会议。是年,该校的两位教授迈克西(Richard Macksey)和多纳托(E. Donato,1937—1983)突生灵感,邀来法国结构主义一线人物,在福特基金的资助下,于10月18日至21日在巴尔的摩校园召开了题为“批评语言与人的科学”的研讨会。在百余人规模的会议上,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到场的十位法国明星:巴特、德里达、拉康、吉拉德(RenéNoël Théophile Girard)、希波利特(J. Hyppolite,1907—1968)、戈德曼(L. Goldmann,1913—1970)、莫哈泽(C. Morazé,1913—2003)、普莱(G. Poulet,1902—1991)、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韦尔南(J-P. Vernant,1914—2007)。

○那您认为文学批评在文学的创作实践中应该占据一个怎样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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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汪民安主编:《身体的文化政治学》,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C912.4-53/1070,8

二○○五年六月二十四日于香港

三、文化研究

○当年您的宏文《解构的踪迹》算是国内最早有系统性正面处理德里达解构主义的博士论文之一。即使在西方学界,对解构理论也一直存在着争议。1992年,英国剑桥大学在要授予德里达荣誉学位的事件中,一些出自该大学教授的反德里达文章指称解构主义充满了令人不安的影射与暗示,它瓦解了人们心智对危险的非理性意识形态和体制的防御能力,甚至有人说如果把德里达的思想称为一种虚无主义,其实还算是在恭维它的不可理解。2004年底德里达去世,美国媒体也出现类似的指责。您如何看待这些对德里达的误解与指控?

在当今的西方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及女权主义运动中,斯皮瓦克的名字一直十分引人瞩目,随着2003年赛义德的去世,斯皮瓦克成了后殖民理论批评当之无愧的最杰出的代表。再加之她本人既是一位多产的理论家和比较文学学者,同时也十分关注翻译问题,发表了大量的批评性文字和译著,在整个文学理论界、比较文学界和翻译学界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因而,对她的批评理论进行研究,不仅在英语文学理论界和她的祖国印度的比较文学界是一个重要的课题,而且近20年来也开始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关注。

27. 陈新主编:《当代西方历史哲学读本(1967-2002)》,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

美国的学界以前的理论——我在六十年代看过的那些书——主流就是“新批评”,它产生于五十年代,甚至更早,在文学研究上它坚决反对的是更早的“传记”作法——只重作家,而不重文本。“新批评”最大的贡献就是提供了一种“文本细读”的方法,从诗歌到小说,逐渐形成了一套理论,当时几乎所有英文系的教授和学生都奉之为规范。关于美国“新批评”的来源,早已有专著。我当时知道美国南部有几位诗人和评论家,办了几本同仁刊物,谈诗论道,逐渐形成一股潮流和风气,后来这批人中有人被邀到东部名校任教,如Robert Penn Warren,而他们编写的书籍也逐渐成为美国大学英文系的教科书。除了Warren之外,还有Cleneath Brooks、Ransom、Crane等人,他们的大本营就是耶鲁,所以耶鲁的英文系从五十年代以来,一直独执牛耳。哈佛则比较保守,只有哈利·列文在比较文学系任“白璧德讲座教授”,但其涉猎的范围远较白璧德为广,也是研究西方现代作家的权威人物。他和耶鲁的韦勒克分庭抗礼,鼎足而立,他们的书都是当年研究生所必读的,我虽非专攻文学,还是买来读得一知半解。这两位大师皆已作古,似乎也被人遗忘了,然而如果重读他们的著作当会发现,虽然“理论”性不足,但内容上却极为精博,远非目前一般美国学院中的理论家可以比拟。除了韦勒克和列文外,还有一个怪杰菲德勒,他写过一本巨著《美国小说中的爱与死》,是第一位以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法来研究美国小说中的几个“原型”的学者,当时引来不少争论,譬如马克·吐温的小说《汤姆·沙耶历险记》是否有同性恋的色彩?当然,菲德勒的视野早已超越了“新批评”的范畴。

塞芝维克认为,在大多数人看来,上述延续关系被断然摧毁了。但是,她要坚持这关系完好存在。这里不是指基因遗传,而是指男人们怎样用它来塑造社会身份。是以有“男同社交欲望”之谓。塞芝维克本人对马克·吐温(M. Twain,1835—1910)《哈克贝利·芬》和莎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等一系列作品的分析,即以女性为父权制文学中的“社会胶水”,而使男人们的“同性社交”关系得以可能。按照她的看法,传统文化是以异性恋为规范的,故同性恋,特别是文学中的同性恋情是隐身的,必须通过异性人物的中介,然后才有可能被接受。如霍桑《红字》中海丝特、丁梅斯代尔和齐灵渥斯三个人的关系,《白鲸》中“裴廓德号”水手们生死与共的兄弟情谊也被读出另一种意蕴来。此外,塞芝维克认为,狄更斯(C. Dickens,1812—1870)、亨利·詹姆斯(H. James,1843—1916)的小说中都有同性恋的副线,主张假如不对同性/异性恋的现代定义作批判分析,一切西方文化的理解都是不全面的。为此,她还发明了“反恐同”(antihomophobic)这个术语。所以,性别批评的主旨之一,即是探究今天的性别视野与作品时代的性别视野有着何种差异,以及此种差异背后的社会与文化缘由。

●我把这四门课作为培养学生的基本课程,是与我本人对当代文学研究和研究生的学术训练的理解相关的。也如你所说,试图把理论与当代活的文学实践结合起来,但要说“完整”这就言过其实了。这只是我的很个人化的理解。我比较偏爱前卫一些的理论和文学实践,所以会开这几门课。关于中国高校的当代文学课程,我曾经发表过几篇文章谈这方面的问题,也惹恼了不少人。我觉得大学面向当代文学和文化的课程还是太少,也缺乏活力,还是由过于老化的知识占据太多的空间。大学的知识传授应该是有活力的,应该是能回应当下问题的。

  1. 徐贲:《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I109.9/22,4

  2. 王宁:《后现代主义之后》,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年。

  3. 王宁:《超越后现代主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

  4. 王治河主编:《后现代主义词典》,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

以上的杂感似乎不足为序言,但我只能用这种方法匆匆写下来,提供给国内学者及有心人参考,并请不吝批评指教。

在1970年代,“法国理论”的美国化旅行又有所不同。它更多出于一种自发的追新本能,由此也与舍我其谁的美利坚主流文化不可避免地发生碰撞。事实上,无论是斯皮瓦克划时代的德里达《文字学》英译本及其长序的面世,还是一批新锐刊物的创办,一开始都举步维艰。法国学者库塞(Francois Cusset)在《法国理论:福柯、德里达、德勒兹公司怎样改造了美国的知识生活》一书中认为,有三家杂志是美国引进“法国理论”的先驱刊物——哥伦比亚大学的《符号文本》[Semiotext(e)],康奈尔大学的《析辨》(Diacritics),威斯康星大学的《潜姿态》(SubStance)。1973年的《析辨》(夏季号)封底刊印了一首打油诗,惟妙惟肖地勾勒了一幅“法国理论”漫画式肖像:

○这十多年来你对解构主义有些什么新的想法?

77. [德]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学林出版社2002年。B089.1/121,7

其实西方文论所代表的就是一种西方传统,和西方文学名著一样。而这些早期的文学批评和理论书籍,也大部分以分析西方文学名著为主,两者是并行的。在目前的“后殖民”立场看来,似乎有点“政治不正确”,因为这些经典名著都是西方白人男子写的,而且背后可能暗藏其他动机。这种“反经典”的态度,我一向不赞成,因为它把西方人文传统一笔勾销,甚至把“人”的价值也解构殆尽。我们从另一个传统——中华文化——来重新审视这个西方传统,并不能完全用“后殖民”的方式处理——处处挖掘它西方本位主义和权力论述。特别是对于这个传统一无所知或了解甚浅的中国读者,这种一棍子打死的态度更是有害而无利。如此一味批判下去,经典全被埋没了,如何是好?何况这些我当年喜欢看的理论书,讨论的大都是西方现代的文学经典,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密切相关。

或者是美学价值,或者是种族、阶级以及性别的多重决定,你必须选择。因为,如果你确信所有属于诗、戏剧或小说与故事的价值只是服务于统治阶级的神话,那么,你为什么要读这些作品而不去为那些受剥削阶级的迫切要求服务呢?阅读受侮辱受损害作家的作品而不是莎士比亚就会帮助那些与他们有相同经历的人,这一思想是我们学院派提出的最奇怪的谬见之一。

——“文学批评应该是对文学作品文本的再创造,而不是简单的意义解释”

  1. [美]贝蒂·弗里丹:《女性的奥秘》,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

  2. [英]玛丽·伊格尔顿编:《女权主义文学理论》,湖南文艺出版社1990年。

  3. 张京媛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I206/328,4

“复古”是一种极端保守的行为,其实萨义德并非复古,而是希望“古为今用”:从现代的生活领域中重新探讨这个西方人文传统,所以终其一生萨义德从不以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为耻,而对于法国各后现代理论家把“人”解构得体无完肤大不以为然!

二、“法国理论”

●对我来说,理论是不会死的,正如文学在消费主义的当下也不会消亡,只是有必要意识到,文学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的关系有必要重新反省。长期以来,人们阅读文学理论与批评主要是从中获取一些关于当前文学现象的解释,这表明理论批评本身就不是一个自足的体系。文学理论批评应有自身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它提出自身的问题,解决自身的难题,它才能构成自身的知识体系。中国的文学批评一直是作为文学创作的第二位的附属存在,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从来只关注文学批评在谈论文学创作的问题,而不注重文学批评谈论和提出自身的问题。当然,当代文学批评提不出自身的问题,使得它无法在摆脱作为一个附庸地位方面迈开第一步。这并不是说文学理论和批评就要与文学创作实践相脱节,文学理论与批评无疑要与文学现实紧密结合,问题在于以哪一种方式结合,在哪一个层面上结合。我并不赞成西方当今的新理论批评与西方文学创作实践完全脱离的状态,它们通过对第三世界文学实践的阐释来获取理论批评的灵感,找到新的理论话语。当然,这种状况,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而有明显而根本的改变。但文化研究关注当代传媒,关注政治经济新闻,这使它扣紧当代现实的同时,依然无法与文学实践保持直接对话。当代中国的文学理论与批评还算幸运,文学创作实践在这个第三世界国家依然占据相当的地位。但是,当今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只是在形式上貌似结合得紧密,它只是摆出一种姿态附属于文学创作实践,而实际上,当代文学批评站在自身的立场和层次上去看待文学创作实践,没有提出自身的文化目标,它只是盲目地跟随在创作的潮流后面随波逐流。归根结蒂,对文学说话,而不是对非文学的社会功利说话,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才能找到永久的更新之路。

42. 林丹娅:《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I209.7/128,外语学院资料室

萨氏对我的启发——甚至可以说震撼——很大,因为我从他的例子领悟到一个“真理”:任何传统都有一个复杂的系谱,我们对之可以批判、重估,或从任何点切入,但绝对不能一概反之,或将之断裂,或弃而不顾。西方文学理论也是如此。“反传统”的心态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自五四以后一贯的意识形态,“文革”期间更变本加厉,可是反了以后又怎么办?引进了最“先进”的西方理论,其背后依然有一个系谱和演变的过程:“解构主义”之前有“结构主义”,读德里达还是要先读索绪尔,当然还要读从德国传到法国以后的黑格尔和尼采,如此才能够了解他在《文字学》书中所要“解构”的是什么。

四、审美主义

○在中国大陆学术界,一般从事现当代和文化研究的学者引用福柯的理论多于借鉴德里达的解构理论,这里头可能反映出德里达在中国大陆的受欢迎程度还不及福柯,这是否意味着在这里有关德里达的研究还无法支撑起人文学界的理论需求?关键问题出现在哪里?

87. [美]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

然而就在我开始攻读文学理论的关头,西方文学理论开始转向了,德里达变成了英雄。我在芝加哥大学参加过一次学术会议,亲见他在台上大展身手,全场听众激昂鼓舞,似乎只有我落在五里雾中,只好向同事求救,研读他的《文字学》。然而德里达的著作英译一本接一本出版,我还是赶不上,只好再看研究他的著作,还有一本他的传记。就在这个阅读过程中,我逐渐领悟到他的“解构”理论并非反对一切以前的理论,而是重新将之推演,从而对之批判。然而他背后的尼采和黑格尔,和各种语言学的体系,我还是无法捉摸。

随着后结构主义在美国的传播,它很快被米勒、哈特曼、德曼和其他人改造成为更专门意义上的文学研究。在他们手里,法国理论家们普遍的反人文主义倾向,以解构主义的形式,集中聚焦到文学问题上面。它的颠覆目标是美国文学批评最重要的信念之一:诗的语义独立和自身目的的一致性。它们被理解为一个封闭的、内在连贯的语言系统。

●陈晓明, 1959年2月生,福建省广泽县人。早年有过“知青”经历,后上大学(七七级)和读研究生(1983)。1990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同年,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研究所工作。1998年起任研究员;1999年起任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文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社会科学院高级职称评定委员会委员等职。2003年,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95—1998年,先后在英国高级人文研究中心(IASH)、英国皇家学院、英国爱丁堡大学、荷兰国际亚洲研究院(IIAS)、德国鲁尔—波鸿大学等地作研究和访问讲学。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先锋派文学和后现代理论等。出版专著有《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1993)、《解构的踪迹》(1994)、《剩余的想象》(1997)、《表意的焦虑———历史祛魅与当代文学变革》(2002)等十四部;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当代作家评论》等杂志发表论文与评论300多篇,总计300多万字;并在欧美学术刊物“Critical Studies”、“Boundary 2”等发表英文论文多篇;主编丛书、文丛多种。获2002年首届“华语传媒文学大奖”、年度评论家奖等若干奖项。

  1. 王宁等编:《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

  2. [美]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3. [英]博埃默:《殖民与后殖民文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我初从历史转到文学的时候,最痛苦的事就是不知如何精读文本:“宏观”没有问题,因为我有历史的训练,但“微观”呢?我只好自我“恶补”,勤读各种“新批评”的教材,如韦勒克的书和布斯的《小说修辞学》,后来随布斯转攻叙事学和巴赫金的理论,又勤看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如卢卡契、威廉斯、戈德曼和杰姆逊的著作。我至今对威廉斯的两部名著——《乡村与城市》和《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奉为圭臬。至于杰姆逊,想国内的读者皆很熟悉,其早期著作如《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及《政治无意识》对我的启发和影响尤大。在这一方面,我必须感谢杰姆逊的第一个及门大弟子郑树森教授的指点。经过数年的寒窗苦读,我逐渐悟出一套把“宏观”和“微观”结合在一起的方法,以此弥补“新批评”的不足。

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纷争的结果是前者的全面胜出;曾经攻城略地、无坚不摧地渗透到每一个人文学科的文化研究,如今又逐一交回当年的胜利果实。伯明翰中心的两位创始人霍加特(H. R. Hoggart,1918—2014)、霍尔(S. M. Hall,1932—2014)已分别在2014年的4月和2月谢世,前者甚至没有得到中国媒体的关注。但是很显然,重振雄风的文学研究已经难分难解地同文化研究理论交织起来,不可能再回到传统的审美研究和社会背景阐释路线。回顾1990年代以来西方文论主流发展的基本走势,以及“法国理论”和文化研究对审美主义批评传统产生的实际影响,有一些问题应是亟待澄清的。比如,在新潮理论此起彼伏的过程中,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文化批判之间究竟该是什么样的关系?文学审美主义究竟又是处在什么样的地位?此外,文化研究走进大学之后,既有的学科何以反不如那些非主流“文本”显得有吸引力?

○许维贤,北京大学中博士研究生,马来西亚华裔作家。

  1. 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2005年。

  2. 陈嘉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我当年私淑两位大师,一是威尔逊,一是史丹纳。威尔逊早已是美国文坛的巨人,其评论具有权威性,在文坛交游广阔,是美国东岸评论界的霸主。我读了他的《阿克瑟尔的城堡》和《到芬兰车站》,佩服得五体投地,因为两书谈的皆非美国文学:前者讨论的是法国的象征主义,后者则是描述俄国大革命,威尔逊足不出户,竟然可以把视野推到苏联,大谈列宁,而且文字优美,读来犹如小说,这本书可以说是我了解俄国近代史的启蒙课本,引起我对于俄国思想史的极大兴趣。

近年来,斯皮瓦克表现出全球化、后殖民和跨文化研究的新视野。1999年出版的《后殖民理性批判:走向正在消失的现状的历史》中对詹姆逊后现代理论的批评,包括对波拿文都拉(Bonaventura,1217—1274)的再次解读,对梵高(V. W. van Gogh,1853—1890)《农夫的鞋》与沃霍尔(A. Warhol,1928—1987)《钻石灰尘鞋》的再度阐释等,都是延续了德里达解构主义的文脉。2006年3月,斯皮瓦克在清华大学再度以“底层人能说话吗?”为题发表讲演,回顾当年写那篇同题文章时力图不让自己被福柯和德勒兹迷倒,因为对底层民众做语义分析会把所有的一切都变成美国式的粗制滥造。如今,她愿意效法德里达从文字形而上学到关注社会正义的“政治学转向”,转向她自己的阶级——孟加拉国的中产阶级,将目光投向故乡。同时她发现,追踪“底层人能够说话吗”这条线索在今天依然有用,因为所有的殖民主义都没有终结,甚至老牌帝国主义和国家恐怖主义依然存在。故文学想象在当代的任务,毋宁说就是对语言、母亲、民族这类形象做坚持不懈的“去超验化”。

●成功实在谈不上,只是非常有限的尝试而已。示范之说更不敢当。就我本人来说,也不是作典型的解构主义批评,解构主义只是我作当代文学研究中的主要理论参照。我还是更愿意在多元理论的背景上来展开当代文学和文化的研究。“泛文化批评”和“理论过剩”实在谈不上,我认为现当代学科其实存在着两种方向:一种是重史的方向,另一种是重理论的方向。不用说,重史的方向占据主流地位,所以对重理论的方向采取了一种攻势。问题在于,当代搞理论的又与当代文学脱节,搞理论并不了解活的文学现状。现在刚时兴的文化研究可以说用理论转过来研究当代文化,我认为这是一条很好途径,它与关注文化研究并不矛盾。还会有人关注文学问题,比如我本人,也很关注文学问题。我想解构理论在当下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还不是很流行,因为把握解构理论要投入较大的理论准备,要下些死功夫,当代批评界现在还是太急功近利,满足于对西方理论的粗浅浏览和实用。当然,解构理论不是什么灵丹妙药,也只能是当代批评中比较有活力的理论资源而已。但我认为,是否了解解构理论,是检验理论准备是否完备的一个基本指标,没有过这一关,在讨论当代问题时,就会显得捉襟见肘。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解构理论是具有面向未来的那种力量。如果解构要发挥更有效的作用,那就需要更多的更年轻的学者和批评家,在面对当下活的文学实践展开批评创造性写作。

65. 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G0/227,8

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改定于大连

西方当代文学理论在过去半个世纪里的面貌,大体可以用“法国理论”、文化研究、审美主义、性别批评、后殖民批评这五副面孔来概括。尽管这个概括可能会挂一漏万,但注重前沿问题,保持历史意识,尤其是注重文学本身,避免海阔天空的不着边际,这应是一切文学理论的宗旨所在。“法国理论”是经过美国包装后的法国各派先锋理论的总和,通过创造性的误读误解,美国的新帝国主义霸权文化成了该理论全球化传播的再生产基地,由此在文学与文化交集汇聚的难分纠葛之间,见证了文化在理论旅行中所扮演的隐身与显身角色。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是血亲还是仇家,是是非非似一言难尽。文化研究很大程度上系从文学研究的母体中脱胎而出,它也埋怨它的文学父亲有拉伊俄斯情结,恨不得将他这个襁褓中的婴儿脚跟穿钉丢弃到荒山野林,但文化研究的两个基本方法——文本研究和符号学分析,还是来自文学。同理,审美主义在经历了后现代的风雨之后,事实上不可能与文化批判绝缘。在当今的“理论”语境中,重申文学和美学的基本权利,目的是激发新的视野、新的方向,而不是回到过去。性别批评与后殖民批评,则不妨说是同根萌生,花开两朵。性别批评与传统女性主义批评的差异,并不仅仅表现在性别和性取向两个方面。性别批评同样关注“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的社会建构。后殖民批评背后的哲学和理论背景也大同小异,无外乎葛兰西霸权理论、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福柯权力话语、拉康精神分析、德里达解构主义等。但问题是,当诸如“酷儿理论”意欲超越性别批判,将形形色色的社会不平等一网打尽时,它同样面临着一个身份迷失的问题。而一旦性别、语言、发展、生态和本土权利等一并纳入后殖民批评的理论框架,这是显示了后殖民主义理论中的白人伦理,还是理论多元化发展之必然?人们拭目以待。

●你提的这个问题很重要,也很大,可能不是我们今天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为“跨国资本”提供理论合法性此类说法是夸大了中国后学的能量。我本人认为,全球化以及市场化对中国的发展有益,这完全基于我本人对中国政治文化经济现状的理解,同时也表达了我对“新左派”对中国当下现实的解释持怀疑的观点。你提到的对“少数人”文化的理解和支持,这可能是中国后现代话语还是一种学理话语,关注的重心还是宏大叙事。例如,在文化转型、知识转型的意义上来重新阐释中国,阐释文学和文化,还真的是无暇顾及如“性别”等问题。但要说抗拒可能谈不上,这可能还要从中国本土文化发展的层次和秩序上去理解。

35. 罗钢等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I109.9/34,4

然而,不论是后现代、后结构,或是文化研究理论,对于文学研究者而言,都会带来一个问题:到底文学作品中的“文学性”怎么办?难道就不谈文学了吗?美国学界不少名人,又开始“转向”了——转回到作品的“文学性”,而反对所有这些“政治化”或“政治正确化”的新潮流。这种保守潮流,我认为是代表了一种物极必反的现象,其实没有什么深意,因为无论如何还是不能回到“新批评”的传统。然而中国的情况不同,八十年代杰姆逊第一次在北京大学讲学后,“后现代”理论大盛,甚至连“后”字也顺便时髦起来,这也是一种二十年目睹的怪现状。然而“后学”以前的理论呢?似乎不闻不问,也无人作这方面的研究。这就牵涉到一个对文本分析的最基本的问题:美国学者不论是何门何派或引用了任何理论,很少是从“宏观”或文学史出发的,反而一切从文本细读开始,所谓“close reading”这两个“新批评”的字眼,早已根深蒂固,只不过现在不把以前那种close方法“禁锢”在文本的语言结构之中而已。可是中国的文学研究传统——至少在现当代文学——一向是宏观挂帅,先从文学史着手,反而独缺精读文本的训练,因此我得到一个悖论:越是“后现代”,越须要精读文本,精读之后才能演出其他理论招数出来。

“酷儿”从其定义上说,是指一切与规范、法理和主导文化格格不入的东西。它并不必然特别专指任何对象。它是一种没有本质的身份。因此,“酷儿”界定的不是哪一种实证性,而是一种直面规范的关系结构。

●在文学批评领域,只要运用一点复杂些的理论方法,立即就会受到责难:“看不懂!”“看不懂”是拒绝任何新知识、新方法最有力的托辞,也是对新的理论方法最致命的打击。人们从来不用检讨“看不懂”在主体方面的原因,但却奇怪地认为写出“看不懂”东西的人要么是疯子,要么是脱离人民大众。其实,那些号称“大众的”文学刊物办得再通俗易懂,陕北的老农、北京的民工、广州的鱼贩子也不会读它、买它的;当然,这也不构成“大众的”文学刊物没有必要办下去的理由。另一方面,人们总是拿中国一些贫困山区还未解决温饱为由,来责难进行理论探索的人。例如,有位朋友从河南回来,就对我说,应该叫搞后现代的人去河南农村看看,搞什么后现代?这种责问同样适合于搞现代、搞启蒙的人,适合于搞康德、搞黑格尔的人,也适合于搞孔子、庄子、道家、宋明理学和新儒学的人。难道说这些学问就与河南贫困地区协调吗?难道说北京的豪华汽车、国贸大厦,上海的南京路、东方明珠塔,科学院的对撞机、航天火箭就不能与贫困地区和平共处吗?既然后者可以,那么为什么唯有新理论批评是多余的呢?社会的发展就是不均衡的,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也是不均衡的,精神生产内部也是不均衡的。只有不均衡,才有碰撞冲突,才有向前的引力,才有发展的动力。如果一切都是处在一个层次,处在一个水准上,那还有什么进步可言呢!事实上,在文学理论与批评领域,只有一少部分人有兴趣进行知识更新,更多的人倾向于维护已有的规范。我们当然不可能要求太多的人追新求异,但文学共同体无疑需要更多的人对知识更新采取宽容态度。

8. [美]詹明信(杰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三联书店1997年。D091.5/149,7

德里达的理论,有人认为是属于“后结构主义”,换言之,和他所批判的前提——“结构主义”和其文学上的主流“新批评”——是有一种错综复杂的系谱,他的方法仍然是从“文本”开始谈,而将语言视为大前提。如果把他的学说用到中国的文学批评,也必须采用对等的方法,即先演绎出中国文学批评的系谱和中国的语言学传统,然后才能“解构”它,这谈何容易?张隆溪曾在他的英文巨著《道与逻各斯》中作过类似的尝试,我个人功力不足,当然敬谢不敏,但也从Lentricchia那本After New Criticism中略知从新批评转向以后的来龙去脉。

虽然这也许是一幅自嘲式的游戏自画像,但是法国新锐理论的游戏世界作风显然也并非是一路畅通。即便当年名传一时的“耶鲁学派”,四位主将中除了始终是同床异梦的布鲁姆外,哈特曼后来也以现象学名义转而抨击解构主义。如果说这四人有什么共同点的话,那就是反传统、反偶像、去政治化和文本中心主义;此外,他们还都是德里达的朋友。文学批评家多诺霍(Denis Donoghue)曾在《纽约书评》上发表《解构解构》的文章,称像布鲁姆、德曼这样的才俊被解构主义吸引过去,完全是因为它“认认真真说胡话”。这可见,假如把“耶鲁学派”仅仅视为解构主义乃至“法国理论”的一个美国版式,那未免小看了美国本土批评的反弹力量。

●我的博士论文写于1988—1989年,1990年我博士论文答辩。书拖到1993年才出版。算是较早论德里达和解构主义的书了,当时的准备和资料都不算充分,算是较早的尝试者吧。这么多年过来,关于德里达的研究逐渐多了起来,特别是一些更年轻的同行,做出相当可喜的成绩。也有不少的德里达的著作被翻译过来。但直到今天,德里达依然是一位最有争议的大师,德里达的思想直到他离去也没有被更大范围内的人们真正搞清楚。有人开玩笑说,德里达在中国流传,主要是以学术谣言的方式传播。大家都满足于一知半解,但却用得很顺手。而且更时髦的做法是,近年来,人们乐于发出“解构主义过时”一类的论调,但看看当代理论和批评走过的历程,如果没有解构主义几乎不能设想这种历史还能发生。解构主义滋养了美国的文学批评,这才有20世纪80年代的批评的黄金时代。踩在后结构主义肩膀上的文化研究(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后殖民理论、全球化理论、女权主义等等),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文化巨人,正在不顾一切地吞噬当代文化的所有现象。这个拉伯雷式的巨人早已数典忘祖,以为文化研究自成一格,拥有拆解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现实的精锐武器。然而,只要去除掉后结构主义的那些理论术语,那些思想方法,特别是解构主义打下的思想基础,文化研究还能剩下什么?批判理论还有多少锐气?在解构主义几乎被淹没和遗忘的历史时刻,我们真的为趾高气扬的文化研究和各种批判理论惭愧,也为德里达打抱不平。解构主义几乎是一夜之间就被抢劫一空,在20世纪70年代的大学讲坛上,人们只要掌握了几个词汇就自以为得其精髓。现在,解构主义似乎变成常识时被人们封存于健忘症的角落。德里达已经离去,让我们对这位伟大的思想家感恩。纪念他的最好的方式就是真正理解他的思想的精髓所在,清理那些根本性的混淆。

18. [美]史蒂文·塞德曼编《后现代转向——社会理论的新视角》,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

我并非西方文学理论的专家,只能把个人经验诚实道出,公诸同行。记得多年前初入此道时,也的确痛苦不堪,买了大堆理论书籍回来,却不知如何着手。我本来学的是历史,后来改行教文学,时当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美国学界刚开始吹“法国风”——福柯和德里达的著作逐渐译成英文出版,而“解构”这个字眼也开始风行。不久又听到有所谓“耶鲁四人帮”的说法,内中除希利斯·米勒、哈特曼等人外,尚有一位怪杰保罗·德曼,他的那本反思理论的名著《洞见与不察》几乎人文学者人手一册。我买来一本看,也不甚了了,只是觉得美国人文学界已经开始另一个“转向”——从“结构”到“解构”,从人类学到语言学——然而这一个“转向”背后的历史是什么?是否也有一个“系谱”可寻?

这或可以解释何以从斯皮瓦克关注第三世界女性命运、胡克斯(Bell Hooks)立足黑人身份以沟通视野来重构女性主义,到莫汉蒂(Chandra Talpade Mohanty)以非殖民化来命名她“无边界的女性主义”,再到莉拉·甘地(LeelaGandhi)将“酷儿”视野引入后殖民主义批评,可以说已经形成一个所谓的女性主义后殖民批评传统。它不是性别批评和后殖民批评的简单拼合。像印度裔批评家斯皮瓦克、莫汉蒂,拉美裔批评家胡克斯等一大批近年活跃的批评家,都具有女性主义者与后殖民主义者的双重身份。其实,它们背后的哲学和理论背景也大同小异,无外乎葛兰西霸权理论、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福柯权力话语、拉康精神分析、德里达解构主义等。

●你说的这点现实确实存在,直接缘由在于福柯的著作翻译得较多,德里达的则较少。当然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德里达相对来说比福柯更难懂,德里达可能是迄今为止是最难懂的思想家。他的思维方式独特,他的思路和研究路子与传统学术很不相同,以至于在欧美正统学界,把德里达看成是一个文学批评家。福柯是博士,而德里达一度被看成是文学批评家,我开玩笑说,二位对当代哲学影响最大的哲学家,却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所以,搞文学的人搞福柯和德里达似乎名正言顺,至少没有什么不妥。就研究德里达而言,搞文学批评而有哲学修养的人或许更有优势,因为路数更接近。另一方面,德里达涉猎的面极广,他经常涉猎的思想资源包括柏拉图、黑格尔、胡塞尔、马克思、弗洛伊德、尼采、海德格尔、列维-斯特劳斯、列维纳斯等等。而他从现象学入手,胡塞尔就晦涩难懂,德里达对现象学的读解是一大难题,不从这里进去,也不能深入搞懂德里达。所以,搞德里达比较费劲。而且近年来,德里达对法学、政治学、伦理学和神学的影响,使得解构主义的面显得广大无边。德里达像某种催化剂,催生了众多的学科分支。

39. [英]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G0/255,外语学院资料室

除了重溯系谱之外,我认为还应该把文学理论放在它原来得以产生的文化环境来看,这就是理论背后的“政治”和“历史”,然而近年来美国理论界一意把法国理论引申到美国当代政治上——如种族、性别,但不重阶级——却不愿把这些理论“还原”到原来产生的文化土壤,因此也产生了不少偏差,加以英文译文亦有值得商榷之处,所以以讹传讹的情况也不少,如果再把错误的英文译本译成中文,情况就更糟了。对于这种情况,只有两种解决方法:一是逐字逐句的与原文对照推敲,一是理清它的系谱和它与其他相关理论的关系。前者须要多种语言的功力,一般中国学者恐怕很难胜任,后者则是我目前采用的方法,把理论作为思想史和文化史来阅读。但是知道其中的“来龙去脉”也须要花功夫,所幸此中不无相关的学术书籍可以参考,譬如对于“结构主义”的历史就有一本厚厚的两卷专著,把此中的各门各派分析得十分详尽。当然,我认为更重要的是直接阅读当代理论之由来——以前的理论。

就此而言,已故美国文学批评家塞芝维克(E. K. Sedgwick,1950—2009)1985年出版的《男人之间:英语文学与男同社交欲望》可视为性别批评的起点。作者开篇就说,她写作此书主要有两个考虑。首先,她心里的主要读者是其他女性主义学者,写作此书是因为女性主义学术还在单打独斗,远没有形成声势浩大的独立学科;而她本人作为一个非常挑剔又多产的解构主义读者,被抬升到这个宏大理论波涛汹涌的中心地位,真是感激涕零。其次,与其他女性主义者一样,她也希望她的女性主义研究能够有所不同。特别是各式各样制度、观念、政治、族裔、情感方面的偶然性被削足适履、井井有条归纳到妇女研究领域,以至于主题、范式、展开研究的政治动力,甚至研究者本人,都是清一色地指向女性,这叫她深感不安,所以要另辟蹊径。

○这十多年来,你非常成功地把解构主义的方法论直接应用到对文学批评上。20世纪80年代末,您对中国先锋文学的解读就已经在中国大陆开启了一个经典性的示范。到今天,文坛对文学评论家却有“泛文化批评”、“理论过剩”等非议。解构主义对当下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要怎样才能持续下去发挥它的作用?

  1. [德]彼得·比格尔:《先锋派理论》商务印书馆2002年。

  2. [英]齐格蒙·鲍曼:《后现代性及其缺憾》,学林出版社2002年。

季进教授在哈佛作访问学者期间,我们谈起国内理论界的混乱和困境,我遂把个人的经历告诉他,并提到当年浏览过的部分理论书籍——包括“新批评”,令我吃惊的是原来这些理论书大多没有中译本!我知道上一代的中国学人对于“新批评”不是没有研究——燕卜逊还到中国任教过——为什么后继无人?难道都被弃之于“历史的垃圾堆”了?难道在“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浪潮中只有“后浪”独领风骚而没有“前浪”可言?难道西方文论都被“后现代”解构殆尽,无人问津?季进对于这一系列的问题没有立即回答,却深藏于心,默默开始作“重建”的工作。他明知吃力不讨好,依然在美国搜集了不少“新批评”和其他“过时”的理论书籍带回中国,准备介绍给国内同行学者。我在感动之余也把我所有的藏书捐给他任教的苏州大学。

现代性被用于艺术与文学文本,其锋芒所向在很大程度上正可以呼应日后被叫做后现代的文化批判。

○有人说,大多数的中国后现代研究者只是在努力为跨国资本进入中国大陆提供理论上的合法性和依据而已,然后又仅仅以西方的消费理论来全盘解释整个国家市场上所发生的一切现象;他们一直对国际上一些关系到基本人权的议题采取回避的态度,甚至对弱势群体例如一些西方同性恋者争取个人权益诸问题非但不感兴趣,也持嘲讽和批判的立场。您觉得,在性别议题上为什么很多的中国后现代研究者都持保守和抗拒的态度?

22. 黄华:《权力,身体与自我——福柯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现在季进和他的几位伙伴更雄心万丈,计划将这些“前期”和“后期”的理论译成中文出版,作为一个系列,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工作。他们邀我和刘象愚先生出任主编,我当然责无旁贷。不过需要再三声明的是:我不是为了“复古”,而是为了填补一些空白;我也不主张中国学者把这些理论随意挪用。我一向认为,读理论和武侠小说中练武功相仿,学了“新批评”的武功,对于“微观”细读绝对有用,但真正的理论“武功”却是综合起来再加以消化以后的独门方法,各人可以不同,而用法也因文本或研究题目而异。因此,任何理论不能挂帅,也不能独尊,或放在自我的殿堂上来批斗他人,这是“文革”作风,不是学术的典范。学习西方理论最终的目的,还是要了解西方从古到今的文化传统,即使内中不少理论似乎“过时”或有明显的缺陷,它仍然有助于我们汲取精髓,并由此得到启迪。我和萨义德一样,认为西方也有一个人文传统,甚至可以用来批判现在的各种现实,但这个传统也是多元而复杂的,不能一味反对或摒弃。

在理论的巨大影响下,在诸如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女性主义、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和酷儿理论等理论模式或实践的影响下,西方的文学研究自1970年代起经历过了一次重大的转化。理论使事物发生了永久性的改变。到21世纪初,理论已经不再新潮,于是我们时常会听到理论死亡的论调。

○在一些人看来,您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以西方后学起家的知识分子。赵毅衡在《后学与中国新保守主义》一文里指称,90年代后的大陆有一个趋向于保守的“后学”集团;对“五四”与80年代两次文化精神的清算,是这些中国新保守主义的一个共同倾向。您同意他的看法吗?

103. 俞吾金等:《现代性现象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对话》,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

这是1950—1960年代的故事。哈维指出,这就是美国文化给资本扩张涂脂抹粉的意识形态使命。但是,1970年代呢?

○您觉得这十多年来国内学术界对德里达解构主义的主要误解在什么地方?

28. [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的探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

一、为什么是五副面孔?

○后现代主义最经常面临一些人士非难的理由往往只是:“它实在让我看不懂!”您觉得呢?

55. [英]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G0/231,8

后来的故事可以证明,假如人们断言后现代的灵感和原生态理论几乎都是来源于法国理论,应当不是夸张;但“法国理论”在其本土长期夹持在哲学与文学之间,地位尴尬,两面不讨好。它终究是假道美国文化的全球化途径,传播到了世界各地。故所谓“法国理论”,作为经过美国包装后的法国各派先锋理论的总和,实际上也体现了理论旅行过程中一种变异的必然性——通过创造性的误读误解,美国的新帝国主义霸权文化成了“法国理论”全球化传播的再生产基地。戴维·哈维(David Harvey)曾经这样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针对“颓废”欧洲价值的文化大攻击,进而高扬美国文化的优越性:

●有些想法,这包括对他的文本的重新解读和对他的基本理论和近年变化的认识。我正在做的一个课题就是关于这些想法的。在这里也难以一一说出。从我的基本态度来说,越来越倾向于从肯定性的角度去接近和理解解构主义,我把德里达的思想看成是对后现代思想的开启,是从尼采、海德格尔这条线往前推进的最有建设性意义的开启。当然,试图从肯定性的角度理解德里达肯定是一项吃力的工作,这需要寻求新的思路,甚至需要在德里达复杂的解构语境中找到一种线索。20世纪80年代末在写作博士论文时,我用在场/不在构成的关系去分析德里达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思想,中心、意义、结构、言语、历史、主体、权威、法律等等,这些都以在场的形式获得存在的确实性,而“不在”的都被排斥,都被抹去和压抑直至消失。正与反、高与低、好与坏、主与次、美与丑、善与恶等等,都是以在场/不在的形式来建构话语体系。实际上,在场/不在,也构成整个后结构主义理论的表述方式。拉康主体镜像理论、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与系谱系、德留兹关于欲望生产的理论、巴特的符号学等,都可以看到在场/不在构成的那种延异关系展开的思想踪迹。在那个时期,我对解构主义的阐释还只是立足于理解德里达的基本理论观点,那时更多强调德里达的解构理论的反抗性和颠覆性,特别是德里达及其整个后结构主义阵营对历史性与主体的解构,在最初引介和运用的有效意义上,人们还是从“破”的方面去寻求理论支持,现在看来,不管是德里达的解构主义还是福柯等人的后结构主义,其实是在开启一种新的历史观和主体观。是在重新寻求历史与主体铭写的思想基础,在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倾覆的废墟上,在“文明与疯狂”过后的基础上,在“千座高原”上,历史与主体有新的展开的形式。这就使我们有必要重新回到解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基地,只有从这里,我们才能建立后现代新的知识和话语体系。解构主义真正是后现代性思维的基础,是不死的源泉,是建构后现代思想基础的纯朴起点,它依然包含着这个时代思想深化的重要资源。

53. [英]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译林出版社2000年。B089/116,7

在这个语境中,“妇女”的问题似乎是最有问题的。显然,如果你是穷人、黑人和女性,你便在三方面有问题。然而,如果把这个公式从第一世界的语境移入后殖民(并不等同于第三世界)的语境,“黑人”或“有色人”的描述便失去了说服力。

○您在北大中教授四门课程:《解构主义导读》、《现代性理论导读》,《当代小说经典文本分析》和《中国当代先锋文学研究》。前两门课程偏重理论,后两门课程偏重作品分析,在课程设计方面,总体上您的教学就做了一个理论批评和创作实践的完整结合。您个人会不会觉得中国高校教育的当代文学课程普遍上还欠缺有系统性的文学批评训练?

99. [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C912/1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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