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葡新京网上导航-手机app下载大全 > 澳门新葡新京 > 不能说他对俄罗斯毫无感情,一是公共生活层面的公民身份和政治境遇

不能说他对俄罗斯毫无感情,一是公共生活层面的公民身份和政治境遇

赫尔岑(1812-1870)是俄罗斯十九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之一。他是高尔基所说的“极端人物”,出身宗教家庭,却极端反基督;出身贵族家庭,却极端反沙皇。他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既是理性的,又是感性的;既是现实主义者,又是浪漫主义者;既是社会主义者,又是自由主义者;既是理论上的利己主义者,又是实践上的利他主义者。这样的矛盾和分裂,若放在别人身上,一定会给人极其别扭的印象,但赫尔岑的热情、坦率和真诚,他的强烈的正义感和勇敢的反抗精神,化解了人们的消极反应,甚至赢得了人们的认同和尊敬。

关键词:赫尔岑;文学;俄罗斯;生活;浪漫主义;俄国;政治;小说;现实主义

任何人,只要他有勇气捍卫人类美好的信念,如诚实、友谊、信守诺言,爱祖国、爱家人、自己的家园,尊敬长者、尊敬父母,具有同情心,时刻准备为真理而斗争,不屈服于‘权贵’的意志,信仰真善美、仁慈,具有同情心及其他‘永恒’的价值观,他就可以将自己纳入文化精英的范畴。界定文化精英,并不是依据他所掌握的文化知识,不是看他出了多少本书,不是根据他的受教育程度,而是根据他纯洁的志向,以及他为真理献身的精神。

鞭子的说教者,无知的使徒,蒙昧主义和顽固专横的拥护者,鞑靼人生活风习的歌颂者——您这是在干什么!看一看您的脚下吧——您正站在无底深渊的边上……您是将正教教会作为这一类教义的靠山,这一点我还能理解;教会一直是笞刑的支柱以及专制主义的帮凶,可是在这里您为什么去打扰基督呢?

孔子在《论语•里仁》里说,“君子怀德,野人怀土”。这样的说法,只可当作激励性话语来理解,不可当作客观性话语来接受。因为,君子怀德,固其分也,但在流落他乡之日,寂寞惆怅之时,所谓“怀土”之思,也难免会涌上心头。而作家与诗人,乃“君子”中的多情人,故其眷念故国的“怀土”之情,往往尤显深厚和热烈。一般来讲,一个文学家,只要在自己的母国度过了童年、少年和青年阶段,那么,从文化的意义上讲,即便他加入外国国籍,也很难改变自己的精神国籍和文化国籍,就像一只鸽子,即便被关进鹦鹉的笼子里,也仍然是一只鸽子,而不会变成一只鹦鹉。

如果用一个意象来形容赫尔岑,恐怕没有比“警钟”更合适的了。他的充满思想力量的文字,就像洪亮的钟声,越过千万里的空间阻隔,回响在彼得堡和莫斯科,回响在辽阔的俄罗斯大地上。他要用尖锐的声音唤醒沉睡的俄罗斯。1857年,他创办了《警钟》。它被大量运进俄国,“所有人都阅读这份刊物,甚至包括那些当权者。他对滥用权力和渎职行为的披露往往能促使官方立即采取行动,撤换最不得人心的肇事者。在1857-1861年间,《警钟》是俄国最重要的政治力量。”他打破了俄国沉闷的政治空气,激发了革命者的热情,曾“在俄罗斯革命史上起过不平凡的作用”,用列宁的话说,因为这份杂志,“奴隶般的沉默被打破了”。他的所有努力,都有一个总的目标,那就是将人从悲惨的奴役状态中解放出来,赋予他们以人应该享有的自由、权利、价值和尊严。

俄罗斯生活像叫人纳闷的斯芬克司。它在沙皇虎视眈眈的监视下,在军用大衣的覆盖下蒙头大睡,恰达耶夫和斯拉夫派同样站在它面前,同样发出了疑问:“今后怎么办?不能这样生活下去:现状的沉闷和荒谬已一目了然,再也无法忍受,但出路在哪里呢?”

——维•费•沙波瓦洛夫:《俄罗斯文明的起源与意义》

——别林斯基:《给果戈理的信》

然而,纳博科夫似乎是这条规律的例外。就个性来看,他从小就是一个对社会抱疏离态度的人。读中学的时候,“他绝不随大流,拒绝‘扎堆’,拒斥各种协会和社团,即便在足球场上,他也宁愿选择守门,而不与其他队友一起攻城拔寨。纳博科夫的疏离感往往被认为是由于高傲,但也可能是他格格不入、甚至是无心介入的标志。”[1]长大成人,他的心性似乎亦未尝稍变。

赫尔岑是一个圣西门式的社会主义者。他用实证主义和科学思维宣传社会主义。高尔基说:“赫尔岑之所以使我们感到兴趣,是因为他代表着一种正确的思想,这种思想差不多四十年间不断指出并且评价了形形色色的俄国生活现象。”其实,赫尔岑之所以至今还令人感兴趣,并非因为他的“思想”总是“正确”的,而是因为,做为知识分子和作家,他的伦理精神始终是伟大的——从很早的时候起,就认真体会自己时代的苦恼,关注现实生活中那些重大的问题;即使面对最高的宗教权威和强大的世俗权力,他也毫不畏惧,总是表现出决绝的反对态度。虽然他的有些认知和思想,业已过时,甚至压根就是错误的,而他所追求的政治理想,最终也都落了空,但是,他的伟大的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精神,他的坚定的批判精神和反抗精神,他的从人格和政治上解放人的追求,以及他表现自己精神和思想的迅雷烈风般的文字,却仍然具有不朽的价值。

——赫尔岑:《往事与随想》,第三十章

一种对这个世界上大量的不公和苦难的觉悟,以及应该为此做些什么的负罪感,这就使我们不可能对生活持有纯审美的态度。

胆怯能产生文学上的奴性。由于渴望文坛上的权力、优势和高衔,甚至有的德高望重的文学家有时也会做出这出人意料的奇怪举动。它将不由得变成一种诱惑,令当代人惊异,而且必然传给后代成为19世纪中期俄罗斯文学的丑闻与笑话。

对祖国俄罗斯,纳博科夫的态度,也是疏离的。自1919年流亡海外,大半生里,他并无太多的乡愁,无论在英国,还是在美国,都能处之晏然,如在乡邦。当然,不能说他对俄罗斯毫无感情,但是,他的感情很淡,甚至很冷,全然不像普宁、梅列日可夫斯基和索尔仁尼琴那样,虽然颠沛流离,萍踪靡定,但对故国及其命运,却深表关念,不忍漠然恝置。

一 、 身份与境遇:压力下的反抗

在俄罗斯精神中有一种特征,能够把俄国与其他斯拉夫民族区别开来,这就是能够时不时进行自我反省,否定自己的过去,能够以深刻、真诚、铁面无私的嘲讽眼光来观察它,有勇气公开承认这一点。没有那种顽固不化的恶棍的自私,也没有为了获得别人的谅解因而归咎自己的伪善态度。

——乔治•奥威尔:《政治与文学》

——陀思妥耶夫斯基:《〈时代〉杂志1861年征订启事》

就趣味倾向和精神气质来看,纳博科夫更像是一个美国的现代主义作家或后现代主义作家。无论是俄罗斯流亡海外的先辈学者,还是“第二拨”和“第三拨”侨民学者,都认为纳博科夫是一个“非俄罗斯”的作家[2],俄罗斯侨民文学圈甚至形成了这样的看法:“纳博科夫是一位‘世界主义者’作家,不仅独立于俄罗斯文化之外,而且毫无‘俄罗斯骨血’”[3]。薇拉•蒲宁娜则在1929年12月25日的日记中批评纳博科夫的短篇小说《海港》:“就俄文写作而言,简直就像是外国人写的。好一个马塞尔!”[4]她也不认为纳博科夫是一个纯粹的俄罗斯作家,而是将他与法国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归为一类。

身份与境遇会极大地影响一个人的生活态度和社会意识。考察赫尔岑的境遇,可从两个层面着眼:一是家庭生活层面的个人身份和生活境遇,一是公共生活层面的公民身份和政治境遇。前者主要是指他的私生子身份,后者是指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事件之后他的精神境况。不被尊重的私生子身份,会使人产生屈辱感和反抗情绪,而类似1825年12月那样的暴力事件,则会极大地影响一个公民的社会意识,甚至会彻底改变一个年轻人的生活态度和国家认同感。

——赫尔岑:《赫尔岑论文学》

孔子在《论语•里仁》里说,“君子怀德,野人怀土”。这样的说法,只可当作激励性话语来理解,不可当作客观性话语来接受。因为,君子怀德,固其分也,但在流落他乡之日,寂寞惆怅之时,所谓“怀土”之思,也难免会涌上心头。而作家与诗人,乃“君子”中的多情人,故其眷念故国的“怀土”之情,往往尤显深厚和热烈。一般来讲,一个文学家,只要在自己的母国度过了童年、少年和青年阶段,那么,从文化的意义上讲,即便他加入外国国籍,也很难改变自己的精神国籍和文化国籍,就像一只鸽子,即便被关进鹦鹉的笼子里,也仍然是一只鸽子,而不会变成一只鹦鹉。

 

本来,重估俄苏文学,完全可以将纳博科夫姑置勿论,但是,他的俄罗斯文学批评,却使讨论他成了一件很有必要的事情,因为,他给人们提供了一面镜子,从中,可以看到他对俄罗斯文学的误解和偏见,也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照物,通过对比,人们可以更清晰地看见俄罗斯文学的意义和价值。纳博科夫的文学批评是俄罗斯文学精神形象的最清晰的显影剂。

在十九世纪的俄罗斯,私生子问题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社会现象。贵族老爷与家里的女仆生孩子,是件并不稀奇的事情,甚至是件颇为常见的事情,所以,像保罗·约翰逊那样,过于严苛地进行道德指责,大可不必。1859年7月,托尔斯泰跟女仆阿克西尼娅,生了个名叫季莫费·巴济金的私生子。屠格涅夫也跟女仆阿芙多季雅,生了个名叫别拉盖雅的私生女。《复活》中的玛丝洛娃与聂赫留多夫的私生子,出生不久,就夭折了。《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风流成性的老卡拉马佐夫,也有个私生子,名叫斯麦尔佳科夫,是他奸污疯女丽莎生出来的。俄国诗歌“黄金世纪”的“首位先锋”茹科夫斯基,是一个名叫布宁的乡村贵族和一位被俘的土耳其姑娘的私生子。被视为莱蒙托夫之“先声”的诗人波列扎耶夫,是地主斯特鲁伊斯基的私生子,“这使他成为一个无相称社会地位的人”。赫尔岑最好的朋友奥加辽夫是私生子,而他的妻子娜塔莎也是非婚生子女。赫尔岑则是年届中岁的父亲跟一个比自己小三十岁的德国少艾的私生子。他于1812年4月6日出生于莫斯科。

赫尔岑是俄罗斯十九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之一。他是高尔基所说的“极端人物”,出身宗教家庭,却极端反基督;出身贵族家庭,却极端反沙皇。他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既是理性的,又是感性的;既是现实主义者,又是浪漫主义者;既是社会主义者,又是自由主义者;既是理论上的利己主义者,又是实践上的利他主义者。这样的矛盾和分裂,若放在别人身上,一定会给人极其别扭的印象,但赫尔岑的热情、坦率和真诚,他的强烈的正义感和勇敢的反抗精神,化解了人们的消极反应,甚至赢得了人们的认同和尊敬。

然而,纳博科夫似乎是这条规律的例外。就个性来看,他从小就是一个对社会抱疏离态度的人。读中学的时候,“他绝不随大流,拒绝‘扎堆’,拒斥各种协会和社团,即便在足球场上,他也宁愿选择守门,而不与其他队友一起攻城拔寨。纳博科夫的疏离感往往被认为是由于高傲,但也可能是他格格不入、甚至是无心介入的标志。”长大成人,他的心性似乎亦未尝稍变。

由于文化隔阂等复杂因素的影响,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们的了解和认知,似乎存在着一些误区和盲区,有些判断和评价,即便不是完全错误的,至少也是非常片面和不完整的。

一、 美国化与非俄罗斯化

正像在世界别处一样,在俄罗斯,私生子也是一个颇受歧视的身份。托尔斯泰的私生子,终其一生,不过是父亲家的马厩夫和护林人。尽管屠格涅夫很爱自己的私生女,却无法让她在俄国体面地生活,只得将她送到巴黎,交由女友波琳·维亚尔多来抚养。赫尔岑的父系属于莫斯科的雅科夫列夫家族,“虽没有爵位,但却是古老而显贵的门第”。赫尔岑的父亲,也爱自己的私生子,但无力对抗严苛的贵族宗法制度,无法让儿子跟父亲姓,便给他起了一个很特别的姓——赫尔岑,“意思是说,他是心的产儿,愿以此表示自己对新生儿子的爱”。

如果用一个意象来形容赫尔岑,恐怕没有比“警钟”更合适的了。他的充满思想力量的文字,就像洪亮的钟声,越过千万里的空间阻隔,回响在彼得堡和莫斯科,回响在辽阔的俄罗斯大地上。他要用尖锐的声音唤醒沉睡的俄罗斯。1857年,他创办了《警钟》。它被大量运进俄国,“所有人都阅读这份刊物,甚至包括那些当权者。他对滥用权力和渎职行为的披露往往能促使官方立即采取行动,撤换最不得人心的肇事者。在1857-1861年间,《警钟》是俄国最重要的政治力量”①。他打破了俄国沉闷的政治空气,激发了革命者的热情,曾“在俄罗斯革命史上起过不平凡的作用”②,用列宁的话说,因为这份杂志,“奴隶般的沉默被打破了”③。他的所有努力,都有一个总的目标,那就是将人从悲惨的奴役状态中解放出来,赋予他们以人应该享有的自由、权利、价值和尊严。

对祖国俄罗斯,纳博科夫的态度,也是疏离的。自1919年流亡海外,大半生里,他并无太多的乡愁,无论在英国,还是在美国,都能处之晏然,如在乡邦。当然,不能说他对俄罗斯毫无感情,但是,他的感情很淡,甚至很冷,全然不像普宁、梅列日可夫斯基和索尔仁尼琴那样,虽然颠沛流离,萍踪靡定,但对故国及其命运,却深表关念,不忍漠然恝置。

我们过去单从文学角度来看他,仅仅根据虚构性的作品来评价他,忽略了他的非虚构作品,尤其忽略了他的文学言论中的政论性话语,所以,对他的政治意识、民族意识、世界意识,所知甚少,甚至完全不了解。然而,正是在后一类作品中,隐藏着另外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个眼界狭窄、目光短浅的政论家,一个自负而傲慢的斯拉夫主义者,甚至是一个极不公正的殖民主义者。

在20世纪,有四个影响很大的俄罗斯裔的作家和诗人,长期定居美国。他们是作家安兰德、索尔仁尼琴、纳博科夫和诗人布罗茨基。索尔仁尼琴曾获得美国参议院授予的“美国荣誉公民”称号,但他没有加入美国国籍,也不曾改变自己精神生活上的俄国性——崇信上帝,相信弥赛亚,充满政治热情,关心俄国的命运,努力思考和回答那些对俄罗斯来讲极为迫切的问题。布罗茨基像索尔仁尼琴一样,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人到中年,流亡美国;他虽于1977年加入了美国国籍,但却始终保持着对俄罗斯问题的关注,将反思俄罗斯问题和叙写俄罗斯经验,当作自己写作的重要内容。

被歧视的特殊身份,会给私生子带来严重的心理伤害——从小就缺乏安全感和对家庭与社会的信任感,内心充满耻辱感和自卑感,甚至会产生强烈的身份焦虑和反社会情绪。在《谁之罪?》中,赫尔岑叙写了私生女柳波尼加知道自己身世之后的痛苦:“先是脸色灰白,随后因为害羞过度,脸上发烧了。”著名诗人费特的父亲是贵族,母亲是一位德国女性,由于他们的境外婚姻在俄国无效,费特“一直被官方视为私生子,直到成人后仍为外国侨民。第一次离家上学时,他才发现这一事实,这对于他是一种残酷的体验,之后他终生均在不懈努力,以获取俄国贵族的权利和父亲的姓氏”。尽管我们很准确地判断私生子这一让赫尔岑“处境有些尴尬”的特殊身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人格,影响了他对社会和人生的态度,但是,他的极端敏感的自尊心,他对压迫的极端形态的反抗,他对自由和平等的渴望,多多少少,都与他这特殊的身份,与他早年的伤害性记忆,与父亲在家庭里的专制作风——“家里人都怕他,枢密官也不例外”,有着一定的因果关系。1849年12月21日,在一篇写于苏黎世的文章中,赫尔岑这样说道:“我们遇到的,是怎样一个充满眼泪和绝望的时代呀!……脑袋被搞晕了,胸口憋闷,了解所发生的事情都令人感到恐惧,而不了解则更加恐惧,还会有怎样狂暴的事情发生呀。狂怒导致仇恨和鄙视,屈辱压迫着胸口……多想飞奔,想离开……想喘口气,想无声无息地、不知不觉地消逝。”这种极端形态的情绪宣泄,固然是直接受到“法国革命”失败等现实事件刺激的结果,但也与他早年的特殊身份和生活境遇不无关系——从这种浪漫主义性质的夸张渲染和抒情表达中,我们不仅看见了一种性格类型与文学风格,也约略测知早年的特殊身份和伤害性记忆对他的情感方式和表达方式的影响。以赛亚•伯林也注意到了特殊身份对赫尔岑性格的影响:“非婚生子的事实,对赫尔岑性格大概有相当影响,他原本不会有那么强烈的反叛性,可能即由此造成。”“反叛性”的形成,原因复杂,绝非一时一事影响之结果。

赫尔岑是一个圣西门式的社会主义者。他用实证主义和科学思维宣传社会主义。高尔基说:“赫尔岑之所以使我们感到兴趣,是因为他代表着一种正确的思想,这种思想差不多四十年间不断指出并且评价了形形色色的俄国生活现象。”④其实,赫尔岑之所以至今还令人感兴趣,并非因为他的“思想”总是“正确”的,而是因为,作为知识分子和作家,他的伦理精神始终是伟大的——从很早的时候起,就认真体会自己时代的苦恼,关注现实生活中那些重大的问题;即使面对最高的宗教权威和强大的世俗权力,他也毫不畏惧,总是表现出决绝的反对态度。虽然他的有些认知和思想业已过时,甚至压根就是错误的,而他所追求的政治理想,最终也都落了空,但是,他的伟大的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精神,他的坚定的批判精神和反抗精神,他的从人格和政治上解放人的追求,以及他表现自己精神和思想的迅雷烈风般的文字,却仍然具有不朽的价值。

就趣味倾向和精神气质来看,纳博科夫更像是一个美国的现代主义作家或后现代主义作家。无论是俄罗斯流亡海外的先辈学者,还是“第二拨”和“第三拨”侨民学者,都认为纳博科夫是一个“非俄罗斯”的作家,俄罗斯侨民文学圈甚至形成了这样的看法:“纳博科夫是一位‘世界主义者’作家,不仅独立于俄罗斯文化之外,而且毫无‘俄罗斯骨血’”。薇拉•蒲宁娜则在1929年12月25日的日记中批评纳博科夫的短篇小说《海港》:“就俄文写作而言,简直就像是外国人写的。好一个马塞尔!”她也不认为纳博科夫是一个纯粹的俄罗斯作家,而是将他与法国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归为一类。

就文学成就和宗教精神来看,陀思妥耶夫斯基无疑是伟大的。但是,他也并非一个可以随意往上贴“现实主义”标签的作家。他的文学精神图谱非常复杂。他既是现实主义作家,也是印象主义、象征主义和浪漫主义作家。如果必须给他的“现实主义”前边加一个限定语,那么,“宗教”也许比“批判”更合适。“批判”意味着拒绝和对抗,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写作,尤其是1849年以后的写作,本质上是认同性质的——既是宗教意义上的认同,也是政治意义上的认同。他是一个“宗教现实主义作家”。他的写作更多的属于“教谕性”的,而不是“批判性”的。

安兰德和纳博科夫对美国的归化则是彻底的。他们认同美国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甚至以成为美国公民为荣。但是,比较起来,纳博科夫的“非俄罗斯化”问题,似乎更严重。在美国化了的安兰德身上,我们还可以看见俄罗斯作家最可宝贵的精神品质和写作姿态——介入生活,批判现实,努力在积极的意义上影响读者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然而,在纳博科夫身上,这样的文学精神,几乎荡然无存。就文学批评来看,纳博科夫倾向于在唯美主义的意义上来阐释俄罗斯文学;就写作行为来看,他几乎是一个纯粹的非俄罗斯文化现象。他的写作以个人主义和唯美主义为精神基础,汲汲于对风格和形式的追求,局限于对个人内心生活的观察和表现。

当然,赫尔岑不会让自己像卢梭和缪塞那样,成为在情感上极端自私自利、自艾自怜的人。他的内心充满昂扬的激情和行动的力量。他厌恶那种软弱无力的人,厌恶没有才能和热情的人,对自己时代的“现代人”,也非常失望:“现代人简直令我感到害怕。多么的无动于衷,多么的才智有限呀,多么的缺乏激情和愤怒,思维多么的软弱,身上蓬勃飞扬的激情多么易于冷却,身上的高贵情绪、充沛精力、对自己从事事业的信心,早早就精疲力竭,偃旗息鼓了!”他有很强的社会批判意识,有自觉的自我批判意识,也有成熟的自我超越能力。他积极地克服身份和环境对自己的消极影响。他说:“人的受制于环境,受制于时代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人的意识和道德独立性,可以帮助自己极大地摆脱环境的束缚和限制:“道德的独立性与环境的关系呈反比:意识越深入,独立性就越强;意识越少,与环境的关系就越紧密,环境就越多地吞噬个性。”他还在另一个地方谈到了个人对环境的超越:“要对环境做出应答而创造我们的行为,这一切却取决于我们自己。”虽然在情感表达上,赫尔岑有时也难免会悲从中来,不经意间表现出潜存于内心深处的“伤害性记忆”,但他最终还是成功地将自己的人格和思想,提升到了高度成熟的境界。

一、身份与境遇:压力下的反抗

本来,重估俄苏文学,完全可以将纳博科夫姑置勿论,但是,他的俄罗斯文学批评,却使讨论他成了一件很有必要的事情,因为,他给人们提供了一面镜子,从中,可以看到他对俄罗斯文学的误解和偏见,也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照物,通过对比,人们可以更清晰地看见俄罗斯文学的意义和价值。纳博科夫的文学批评是俄罗斯文学精神形象的最清晰的显影剂。

他早期的写作,具有一定的开放性,与现实生活也有着较深刻的关联,到了后期,他的叙事世界却渐趋封闭,几乎只有反映人物内心世界一个维度,即便像《群魔》这样的小说,其写作动机和基本主旨,也主要是与自己思想和价值观上的对手——“西方派”和“虚无主义者”进行论战。所以,如果现实主义可以宽泛地理解,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现实主义,就可以被界定为“内在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或“宗教现实主义”,甚至可以径直被界定为“唯心主义的现实主义”。

纳博科夫的精神气质与美国文化的精神气质极为契合。他对英美文化的亲切感和认同感,几乎与生俱来。早在孩提时代,他就自称是一个“英国孩子”[5]。1940年,为了远离战争的威胁和纳粹的迫害,他携犹太人妻子薇拉,带着年幼的孩子,从法国来到了美国。在美利坚合众国,他不仅毫无不适之感,而且颇有如归故里的惬意和自在:“美国是我唯一在精神上情感上感到归属的国家”[6]“如今,美国是我的家乡。它是我的国家。那里的知识生活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更适合我。我在那里有更多的朋友,与我心心相印的人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他甚至认为自己是一个“在俄罗斯成长起来的美国作家”,就“像亚利桑那州的四月天一样属于典型的美国”[7]。他将自己的文学也归入美国文学。几十年前,他给儿子送了一本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在扉页上写了一句赞美的话:“一部天才之作——法国文学的明珠”;后来,他在自己保留的一册《阿达》的扉页上,写了完全一样的赞美:“一部天才之作——美国文学的明珠”。一个人漂泊在外,年深月久,对所在国产生认同感,也属于极为正常的事情,但是,像纳博科夫这样彻底归化的作家,似乎并不多见。

除了从个人生活的角度,考察他的“心理成长”,还可以从社会生活的角度,考察他的政治意识和政治人格的形成和发展。赫尔岑的政治热情几乎与生俱来,从少年时候开始,就是一个政治人物。他的内心燃烧着高尚的牺牲精神和利他主义热情。在他还不知道自己将来到底从事什么职业的时候,他就确定了为人类服务的理想。1827年的夏天,十五岁那年,他与朋友奥加辽夫一起,登上了莫斯科的麻雀山。夏日的草木,一片葱茏,山脚下的莫斯科河,则向着东南,静静地流去。登高使人心旷,临流使人意远。他们意与境会,情满于山,发誓要为人类的崇高事业服务:“世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像崇高的全人类利益那样,激发一个少年的良知和正义,保护他不受邪恶的侵蚀。我们珍重蕴藏在我们身上的未来,彼此把对方看成为完成某种使命来到世上的‘选民’。”他要做墨罗斯和威廉·退尔那样的英雄。他关心的是“崇高的全人类利益”,要为“所选择的斗争献出我们的一生”。然而,俄罗斯的现实,却是令人失望的。他的道德精神注定要与现实发生冲突,尤其要与权力发生碰撞。他将成为俄罗斯国家的批判者和反抗者。

身份与境遇会极大地影响一个人的生活态度和社会意识。考察赫尔岑的境遇,可从两个层面着眼:一是家庭生活层面的个人身份和生活境遇,一是公共生活层面的公民身份和政治境遇。前者主要是指他的私生子身份,后者是指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事件之后他的精神境况。不被尊重的私生子身份,会使人产生屈辱感和反抗情绪,而类似1825年12月那样的暴力事件,则会极大地影响一个公民的社会意识,甚至会彻底改变一个年轻人的生活态度和国家认同感。

一、 美国化与非俄罗斯化

韦勒克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美学,“一味流于唯心主义:其来源可能是柏拉图,席勒和别林斯基的学说”,而他的眼光,则带有“一层无病呻吟的色彩”。这样的美学观促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始终追求艺术上的普遍性和永恒性,渴望创造典型,而非个人,摒弃流行的现实主义”。“宗教理想主义”是他许多作品的根本性质,主观性则是他在文学写作上极为突出的特点。

一个作家认同所在国的文化和文学,这不是问题,但是,他不能通过否定自己的原生国的文化和文学,来强化这种认同。然而,纳博科夫所犯的,正是这样的错误。

1825年,无论对赫尔岑个人,还是对整个俄罗斯来讲,都是一个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年份。正是在这一年,俄罗斯进入了严重的停滞期和混乱状态:“社会的道德水平降低了,发展中断了,生活中一切进步的、强大的因素被铲除了。剩下的是一些惊慌失措、软弱无力、灰心丧气的人,他们头脑空虚,胆小怕事;现在,亚历山大时期的废物窃据了要津,他们逐渐变成了趋炎附势的生意人,失去了对酒当歌、雍容华贵的豪迈诗意和任何独立自主的尊严感。这些人一心做官,爬上了高位,但并无雄才大略。他们的时代过去了。”整个社会的道德体系崩溃了。生活失去了方向,善恶失去了界限,是非失去了标准。真理让位给利益,尊严让位给奴性,精英让位给市侩。

在十九世纪的俄罗斯,私生子问题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社会现象。贵族老爷与家里的女仆生孩子,是件并不稀奇的事情,甚至是件颇为常见的事情,所以,像保罗·约翰逊那样,过于严苛地进行道德指责,大可不必⑤。1859年7月,托尔斯泰跟女仆阿克西尼娅,生了个名叫季莫费·巴济金的私生子。屠格涅夫也跟女仆阿芙多季雅,生了个名叫别拉盖雅的私生女。《复活》中的玛丝洛娃与聂赫留多夫的私生子,出生不久,就夭折了。《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风流成性的老卡拉马佐夫,也有个私生子,名叫斯麦尔佳科夫,是他奸污疯女丽莎生出来的。俄国诗歌“黄金世纪”的“首位先锋”茹科夫斯基,是一个名叫布宁的乡村贵族和一位被俘的土耳其姑娘的私生子⑥。被视为莱蒙托夫之“先声”的诗人波列扎耶夫,是地主斯特鲁伊斯基的私生子,“这使他成为一个无相称社会地位的人”⑦。赫尔岑最好的朋友奥加辽夫是私生子,而他的妻子娜塔莎也是非婚生子女⑧。赫尔岑则是年届中岁的父亲跟一个比自己小三十岁的德国少女的私生子。他于1812年4月6日出生于莫斯科。

在20世纪,有四个影响很大的俄罗斯裔的作家和诗人,长期定居美国。他们是作家安兰德、索尔仁尼琴、纳博科夫和诗人布罗茨基。索尔仁尼琴曾获得美国参议院授予的“美国荣誉公民”称号,但他没有加入美国国籍,也不曾改变自己精神生活上的俄国性——崇信上帝,相信弥赛亚,充满政治热情,关心俄国的命运,努力思考和回答那些对俄罗斯来讲极为迫切的问题。布罗茨基像索尔仁尼琴一样,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人到中年,流亡美国;他虽于1977年加入了美国国籍,但却始终保持着对俄罗斯问题的关注,将反思俄罗斯问题和叙写俄罗斯经验,当作自己写作的重要内容。

我们固然应该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伟大和非凡之处,但也应该揭示他精神的分裂状况和思想的矛盾性。对于我们来讲,认识他伟大的一面,是我们内心生活的迫切需要,而认识他的问题和局限,则有助于我们了解一个伟大作家的复杂性,从而认识一个真实而完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如果说,米尔斯基常常用“法国态度”来评价俄国文学,那么,纳博科夫则是用“美国态度”来理解和批评俄国文学,或者,准确地说,是用美国的“后现代主义态度”来批评俄罗斯文学。文学上的“俄国态度”,是一种典型的知识分子态度。俄罗斯知识分子有极强的责任意识和社会担当——“关心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为人民的命运和苦难担忧,致力于为所有人及每一个人探寻美好的生活之路,在俄国知识分子形成之时,就成为其主要特征”[8],俄罗斯文学也有这样的精神特征。尖锐的问题意识,强烈的宗教热情,博大的人道情怀,对道德痛苦的极度敏感,以及影响读者的积极态度,这些,都是俄罗斯文学极为重要的精神特征。然而,纳博科夫对宗教的态度冷淡,也缺乏介入政治的热情,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对宗教的无所谓态度跟我在政治社会方面的不喜欢团体活动本质上是一样的。”[9]从宗教意识和民族意识看,他不会成为“斯拉夫派”的战友;从政治态度和批判精神看,他也不可能是赫尔岑和别林斯基等“西方派”的同志。所以,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他都不是一个特征鲜明的俄罗斯作家。

一切都乱了。

正像在世界别处一样,在俄罗斯,私生子也是一个颇受歧视的身份。托尔斯泰的私生子,终其一生,不过是父亲家的马厩夫和护林人。尽管屠格涅夫很爱自己的私生女,却无法让她在俄国体面地生活,只得将她送到巴黎,交由女友波琳·维亚尔多来抚养。赫尔岑的父系属于莫斯科的雅科夫列夫家族,“虽没有爵位,但却是古老而显贵的门第”⑨。赫尔岑的父亲,也爱自己的私生子,但无力对抗严苛的贵族宗法制度,无法让儿子跟父亲姓,便给他起了一个很特别的姓——赫尔岑,“意思是说,他是心的产儿,愿以此表示自己对新生儿子的爱”⑩。

安兰德和纳博科夫对美国的归化则是彻底的。他们认同美国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甚至以成为美国公民为荣。但是,比较起来,纳博科夫的“非俄罗斯化”问题,似乎更严重。在美国化了的安兰德身上,我们还可以看见俄罗斯作家最可宝贵的精神品质和写作姿态——介入生活,批判现实,努力在积极的意义上影响读者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然而,在纳博科夫身上,这样的文学精神,几乎荡然无存。就文学批评来看,纳博科夫倾向于在唯美主义的意义上来阐释俄罗斯文学;就写作行为来看,他几乎是一个纯粹的非俄罗斯文化现象。他的写作以个人主义和唯美主义为精神基础,汲汲于对风格和形式的追求,局限于对个人内心生活的观察和表现。

精神世界的分裂与矛盾

纳博科夫的文学理念,就其大体来看,属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谱系。他深受美国20世纪50年代流行的文学趣味和文学思想的影响。约翰•厄普代克在写给纳博科夫的《文学讲稿》的序言中说:“五十年代强调个人的位置,藐视公众事物,只感受脱离一切的单纯的艺术效果,信仰新批评理论,即全部信息都包含在作品本身之中,因此,较之以后的六、七十年代对于纳博科夫的思想来说,是一个更为情趣相投的场所。”[10]纳博科夫用“新批评”的方法和现代主义文学的标准来解读文学作品,于是,就像他的一位传记作者所批评的那样:“纳博科夫开启了一种新的美学,20世纪后半期的美学,被人称为后现代主义。一种对纯表达方式、风格、形式的感受,这一切被认为或当成先于或高于真实性的直接信息。错误映入了眼睑:人们混淆了结果和方式。往好了说,也不过是将方式当成结果。”[11]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共同之处,是它们都有形式主义倾向。它们对形式的兴趣大于对意义和道德的兴趣。它们贬低思想在文学和艺术中的价值,用纳博科夫的话说,就是“伟大的思想不过是空洞的废话”[12]。它们对传统也极为鄙视,视一切固有的规范和经验为陈腐的教条。

一切都在瓦解过程中。

被歧视的特殊身份,会给私生子带来严重的心理伤害——从小就缺乏安全感和对家庭与社会的信任感,内心充满耻辱感和自卑感,甚至会产生强烈的身份焦虑和反社会情绪。在《谁之罪?》中,赫尔岑叙写了私生女柳波尼加知道自己身世之后的痛苦:“先是脸色灰白,随后因为害羞过度,脸上发烧了。”着名诗人费特的父亲是贵族,母亲是一位德国女性,由于他们的境外婚姻在俄国无效,费特“一直被官方视为私生子,直到成人后仍为外国侨民。第一次离家上学时,他才发现这一事实,这对于他是一种残酷的体验,之后他终生均在不懈努力,以获取俄国贵族的权利和父亲的姓氏”。尽管我们很难准确地判断私生子这一让赫尔岑“处境有些尴尬”的特殊身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人格,影响了他对社会和人生的态度,但是,他的极端敏感的自尊心,他对压迫的极端形态的反抗,他对自由和平等的渴望,多多少少,都与他这特殊的身份,与他早年的伤害性记忆,与父亲在家庭里的专制作风——“家里人都怕他,枢密官也不例外”,有着一定的因果关系。1849年12月21日,在一篇写于苏黎世的文章中,赫尔岑这样说道:“我们遇到的,是怎样一个充满眼泪和绝望的时代呀!脑袋被搞晕了,胸口憋闷,了解所发生的事情都令人感到恐惧,而不了解则更加恐惧,还会有怎样狂暴的事情发生呀。狂怒导致仇恨和鄙视,屈辱压迫着胸口……多想飞奔,想离开,想喘口气,想无声无息地、不知不觉地消逝。”这种极端形态的情绪宣泄,固然是直接受到“法国革命”失败等现实事件刺激的结果,但也与他早年的特殊身份和生活境遇不无关系——从这种浪漫主义性质的夸张渲染和抒情表达中,我们不仅看见了一种性格类型与文学风格,也约略测知早年的特殊身份和伤害性记忆对他的情感方式和表达方式的影响。以赛亚·伯林也注意到了特殊身份对赫尔岑性格的影响:“非婚生子的事实,对赫尔岑性格大概有相当影响,他原本不会有那么强烈的反叛性,可能即由此造成。”“反叛性”的形成,原因复杂,绝非一时一事影响之结果。

纳博科夫的精神气质与美国文化的精神气质极为契合。他对英美文化的亲切感和认同感,几乎与生俱来。早在孩提时代,他就自称是一个“英国孩子”。1940年,为了远离战争的威胁和纳粹的迫害,他携犹太人妻子薇拉,带着年幼的孩子,从法国来到了美国。在美利坚合众国,他不仅毫无不适之感,而且颇有如归故里的惬意和自在:“美国是我唯一在精神上情感上感到归属的国家”;“如今,美国是我的家乡。它是我的国家。那里的知识生活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更适合我。我在那里有更多的朋友,与我心心相印的人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他甚至认为自己是一个“在俄罗斯成长起来的美国作家”,就“像亚利桑那州的四月天一样属于典型的美国”。他将自己的文学也归入美国文学。几十年前,他给儿子送了一本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在扉页上写了一句赞美的话:“一部天才之作——法国文学的明珠”;后来,他在自己保留的一册《阿达》的扉页上,写了完全一样的赞美:“一部天才之作——美国文学的明珠”。一个人漂泊在外,年深月久,对所在国产生认同感,也属于极为正常的事情,但是,像纳博科夫这样彻底归化的作家,似乎并不多见。

若想彻底地了解一个作家,完整地认识他的思想和精神状况,就必须细致阅读他的全部作品,就像评价一个人,不能只看他一个阶段或者一个侧面的生活,而要完整而全面考察其人生历程。

纳博科夫的文学写作,完全符合现代主义的四个关键特征:“向读者宣战,向自我意识宣战,梦想非历史文学,对意义交流不感兴趣。”现代主义的其他特征还有,关心超现实、多重世界、模拟、非真实、缺席、省略、涂抹、自我表现和抵抗,纳博科夫的长篇小说《阿达》“完全符合这些特征;同样,这些特征被公认为纳博科夫艺术的主流,一直延续到他最后一部小说《劳拉的原型》。”纳博科夫的自由主义美学精神和个人主义文学气质,使他拒绝任何将自己归类的做法,然而,就像他的一位传记作家所指出的那样,“他却极力强调‘自由艺术的内在伦理’,强调写作是一种神秘化的形式(“伟大的作家总是伟大的魔法师”),强调风格(“我几乎完全是一个作家,风格就是我的一切”);这些观点呼应了后现代主义对抗性的、反理性的、反传统的立场,也回响着结构主义对待艺术的观念。”[13]美国的包容性极大的自由主义文化环境,极大地满足了他极端化的个人主义诉求,也给他提供了进行唯美主义写作所需要的氛围和空间。他的小说写作中,没有俄罗斯文学的温柔而内敛的调性,也没有俄罗斯文学涉及本能描写时的那种克制得近乎羞怯的态度。有人批评纳博科夫的小说写得“残酷无情”,批评他的某些作品“伤风败俗”[14]。他在写作上的某些表现,甚至令那些本土的美国作家,都难以理解和容忍。例如,埃德蒙•威尔逊就批评他不仅俄语翻译有问题,而且还咄咄逼人,甚至有人身攻击的行为:“他指责纳博科夫‘文风不好’、‘变态’、势利、高傲,甚至故意挑衅,说纳博科夫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受虐与施虐倾向’。”[15]威尔逊没有看到,纳博科夫的俄罗斯文学批评,也存在着同样严重的问题。

俄国的历史进入了漫长的“极夜”时期。

一个作家认同所在国的文化和文学,这不是问题,但是,他不能通过否定自己的原生国的文化和文学,来强化这种认同。然而,纳博科夫所犯的,正是这样的错误。

通读《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你会发现至少有两个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个是叙事性作品中的他,一个是论说性作品中的他。小说中的他,是伟大而令人敬仰的,书信和论说文中的他,则是平庸而令人失望的。小说中的他,是一个仁慈的人,一个虔诚的信徒,一个拷问灵魂的心理学家、伦理学家和宗教学家,但是,写实文体中的他,就没有那么伟大和光明,而是一个黯淡的形象——一个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一个缺乏健全的人格和成熟的理性意识的人,一个冥顽不化的斯拉夫主义者。

事实上,纳博科夫与文学上的“俄国态度”的隔膜和冲突,早在欧洲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1932年11月3日,纳博科夫从巴黎写信给住在柏林的妻子薇拉,讲述了他与几位俄罗斯流亡作家的话语冲突:“……晚会快结束时,突然爆发了一场有关当前这个时代与青年的激烈争论,其间,扎伊采夫表达了基督徒的陈词滥调,霍达谢维奇表达了文学的陈词滥调,我那位非常可爱和圣洁的丰达,表达了社会性质的感人言论,维什尼亚克时不时插上几句生硬的唯物主义词语,而阿尔达诺夫和他的那位亲戚则保持沉默。我发挥了我认为不存在什么时代的粗浅想法。”[16]1936年,纳博科夫写过一篇他与蒲宁的会面记,施拉耶尔就从其中的“解开木乃伊”一语,解读出了作者的深意:“这个隐喻不仅包含着纳博科夫对蒲宁保持距离的意味,也包含着挣脱俄罗斯文化束缚的意味,而这束缚是蒲宁甚至从未想要脱离的。”[17]蒲宁被称为俄罗斯古典文学的最后一位大师。他反对革命,与布尔什维克为敌,但是,热爱俄国,有强烈的社会正义感,关心意义世界的问题,关心人类的未来命运。所以,纳博科夫在与他聊天的时候,就感觉处处别扭,甚至觉得格格不入:“谈心、谈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忏悔也不是我感兴趣的。我没有对童年时代吃够了的花尾榛鸡作出反应,这使得蒲宁,一个充满活力的、具有丰富和不文雅的词汇的老先生感到迷惑不解,我拒绝和他讨论世界末日的问题使他恼怒。那餐饭快要吃完的时候,我们相互已经彻底厌倦了对方。”[18]

那么,1825年为什么如此重要?如此具有标志性的历史意义?

如果说,米尔斯基常常用“法国态度”来评价俄国文学,那么,纳博科夫则是用“美国态度”来理解和批评俄国文学,或者,准确地说,是用美国的“后现代主义态度”来批评俄罗斯文学。文学上的“俄国态度”,是一种典型的知识分子态度。俄罗斯知识分子有极强的责任意识和社会担当——“关心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为人民的命运和苦难担忧,致力于为所有人及每一个人探寻美好的生活之路,在俄国知识分子形成之时,就成为其主要特征。”俄罗斯文学也有这样的精神特征。尖锐的问题意识,强烈的宗教热情,博大的人道情怀,对道德痛苦的极度敏感,以及影响读者的积极态度,这些,都是俄罗斯文学极为重要的精神特征。然而,纳博科夫对宗教的态度冷淡,也缺乏介入政治的热情,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对宗教的无所谓态度跟我在政治社会方面的不喜欢团体活动本质上是一样的。”从宗教意识和民族意识看,他不会成为“斯拉夫派”的战友;从政治态度和批判精神看,他也不可能是赫尔岑和别林斯基等“西方派”的同志。所以,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他都不是一个特征鲜明的俄罗斯作家。

是的,他被分裂成了两个部分,两个性质截然不同的部分:一半是伟大的,一半是鄙陋的;一半属于上帝,一半属于沙皇。属于上帝的一半,是天才的,甚至是伟大的,直面人类的罪与罚、苦难与拯救,显示出一种特别沉重和严肃的性质;属于沙皇的一半,则纯然是病态的、平庸的,显得偏激、狭隘,俗不可耐,所表现出来的认知能力和道义水准,比一个庸众实在高不了多少。

在纳博科夫的理解中,文学所关注和表达的主要是个人经验,而不是社会经验;主要是一种内心经验,而不是外在经验;主要是一种美感经验,而不是伦理经验;主要是一种精神现象,而不是社会现象和政治现象。纳博科夫的写作,既没有教诲的热情,也没有积极的社会意识。他几乎只为自己写作,只为那些患有政治冷淡症的唯美主义读者而写作:“一件艺术作品对社会来讲没有什么重要性可言。它只对个人有着重要意义;对我来讲,只有单个的读者是重要的。……使小说不朽的不是其社会重要意义,而是其艺术,只有其艺术。”[19]正因为这样,在解读果戈理的作品的时候,他也就特别不能容忍从社会和政治角度展开的阐释和评价。那种从《钦差大臣》里“看出了隐伏的针对俄国官场攻击”的观点,或者认为“这个戏是一个伟大的讽刺”[20]的看法,在纳博科夫看来,都是大谬不然的误读和误解。不仅如此,这部戏里也“没有丝毫的教诲性质”[21]。纳博科夫的认知和判断,与果戈理的作品的实际情形,显然大相剌谬。

因为,这一年发生了一件严重影响俄国历史进程的事件。

纳博科夫的文学理念,就其大体来看,属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谱系。他深受美国20世纪50年代流行的文学趣味和文学思想的影响。约翰•厄普代克在写给纳博科夫的《文学讲稿》的序言中说:“五十年代强调个人的位置,藐视公众事物,只感受脱离一切的单纯的艺术效果,信仰新批评理论,即全部信息都包含在作品本身之中,因此,较之以后的六、七十年代对于纳博科夫的思想来说,是一个更为情趣相投的场所。”纳博科夫用“新批评”的方法和现代主义文学的标准来解读文学作品,于是,就像他的一位传记作者所批评的那样:“纳博科夫开启了一种新的美学,20世纪后半期的美学,被人称为后现代主义。一种对纯表达方式、风格、形式的感受,这一切被认为或当成先于或高于真实性的直接信息。错误映入了眼睑:人们混淆了结果和方式。往好了说,也不过是将方式当成结果。”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共同之处,是它们都有形式主义倾向。它们对形式的兴趣大于对意义和道德的兴趣。它们贬低思想在文学和艺术中的价值,用纳博科夫的话说,就是“伟大的思想不过是空洞的废话”。它们对传统也极为鄙视,视一切固有的规范和经验为陈腐的教条。

他善于处理自己与上帝的关系,但不善于处理自己与世俗世界的关系,甚至不善于抗拒欲望的诱惑。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在她的回忆录中说:“我和费多尔·米哈依洛维奇共同生活了十四年,从而深深体会到,他是我生平所见到的最最纯洁的人之一。当我读到我十分敬爱的作家伊·谢·屠格涅夫竟然认为费多尔·米哈依洛维奇是犬儒主义者,并称他为‘俄国的戴萨特侯爵’时,我的心中又是多么悲痛难过啊!”其实,这两个人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印象和评价,都是真实的。他们呈现的是他完整个性的充满矛盾性的不同侧面。只有将这“一半”与那“一半”合起来,我们才能看到一个真实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伟大的,但也是病态和颓废的,就像罗扎诺夫所说的那样:“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我国唯一的颓废派天才,在他那儿,这些‘颓废’、病态、‘预言’、反常、非历史性坚决地渗入每一行文字、每一种思想方式、所有的心灵运动。”

一个现实主义作家的写作动机里,总是包含着说服读者的动机。这种动机有可能是认知性的,也有可能是情感性和伦理性的。说服的高级形态,就是教诲。伟大的俄罗斯作家大都是伟大的说服者和教诲者。他们循循然善诱人,内心充满表达真理和教诲读者的内在热情。俄罗斯作家并不只为自己写作,也不为了“不朽”而只追求“艺术”。他们有更多和更高的追求。他们的作品不仅具有诗意的抒情性,也有很强的伦理性的感召力和教诲性。作为俄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他们积极地参与现实生活,努力寻求解决重大问题的最佳方案:“真正的知识分子总是在思考有关生活的最重要的问题。这甚至不是思考,而是他们每日的生活,就是生活本身。同时,他们认为这些问题应该马上、在当下被解决。”[22]果戈理也属于那种关心现实问题的知识分子作家,甚至干脆就是一个教诲型的作家。如果他没有对现实生活的思考和解决问题的焦虑,没有教诲的内在冲动,那么,他也许压根就不会写那些问题意识很强的讽刺小说。在长篇小说和戏剧作品里,果戈理通过曲折的方式来教诲;在晚年的《与友人书信选》里,则通过直接的方式来教诲。果戈理的教诲型写作所体现的态度和精神,就是俄国文学的态度和精神。

1825年12月14日,发生了著名的十二月党人起义。沙皇政府以极其残酷的手段将起义镇压了下去。政府的血腥暴力造成了普遍的恐怖。恐怖强化专制,专制导致堕落——既导致普通公民的堕落,也导致政府和官员的腐败和堕落。人们的基本自由被剥夺了。处处形格势禁,人人噤若寒蝉。几乎所有人都陷入压抑情绪和绝望状态:“我国人永远都是压抑的、心事重重的、不敢出头露面的。自由言论在我国永远都是被当作是肆无忌惮、特立独行,被当作是造反和谋叛,人消融在国家里,消融在村社中。”血案发生之后,俄罗斯国家与人民的紧张关系,严重到了空前的程度。国家变得更加肆无忌惮。它以人民的恩主自居,态度傲慢地蔑视人民。于是,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就呈现出这样一种异常的情形:“在我国,奴役制度和教育制度同时增长,国家发展了,巩固了,而个人却未受益;与之相反,国家越是强大,个人就越是弱小。欧式的行政管理方式,法庭制度,军事和世俗管理制度在我国却发展成一种畸形的、毫无出路的专制主义。……政权当局的怙恶不悛由于受不到任何抵抗,所以常常到了肆无忌惮、无法无天,甚至史无前例、空前绝后的地步。”关于1825年之后的俄国政治颓圮和社会矛盾,赫尔岑的洞察和判断,无疑是极为准确和深刻的,表现出一个思想家非凡的观察能力和分析能力。他的判断不仅具有个案意义上的正确性,而且,还具有普遍意义上的有效性——在所有发生过同样灾难的地方,都可以看到赫尔岑所描述的“个人/国家”关系的异化和颠倒。

纳博科夫的文学写作,完全符合现代主义的四个关键特征:“向读者宣战,向自我意识宣战,梦想非历史文学,对意义交流不感兴趣。”现代主义的其他特征还有,关心超现实、多重世界、模拟、非真实、缺席、省略、涂抹、自我表现和抵抗,纳博科夫的长篇小说《阿达》“完全符合这些特征;同样,这些特征被公认为纳博科夫艺术的主流,一直延续到他最后一部小说《劳拉的原型》。”纳博科夫的自由主义美学精神和个人主义文学气质,使他拒绝任何将自己归类的做法,然而,就像他的一位传记作家所指出的那样,“他却极力强调‘自由艺术的内在伦理’,强调写作是一种神秘化的形式(“伟大的作家总是伟大的魔法师”),强调风格(“我几乎完全是一个作家,风格就是我的一切”);这些观点呼应了后现代主义对抗性的、反理性的、反传统的立场,也回响着结构主义对待艺术的观念。”美国的包容性极大的自由主义文化环境,极大地满足了他极端化的个人主义诉求,也给他提供了进行唯美主义写作所需要的氛围和空间。他的小说写作中,没有俄罗斯文学的温柔而内敛的调性,也没有俄罗斯文学涉及本能描写时的那种克制得近乎羞怯的态度。有人批评纳博科夫的小说写得“残酷无情”,批评他的某些作品“伤风败俗”。他在写作上的某些表现,甚至令那些本土的美国作家,都难以理解和容忍。例如,埃德蒙•威尔逊就批评他不仅俄语翻译有问题,而且还咄咄逼人,甚至有人身攻击的行为:“他指责纳博科夫‘文风不好’、‘变态’、势利、高傲,甚至故意挑衅,说纳博科夫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受虐与施虐倾向’。”威尔逊没有看到,纳博科夫的俄罗斯文学批评,也存在着同样严重的问题。

我们当然不应该奢望一个伟大的作家完美无缺,无可挑剔,所以,看见他充满内在的矛盾和分裂,也无须过分诧异和难过。因为,越是伟大的作家,就越有可能是一个复杂的精神现象,他的精神世界的矛盾性和冲突性往往就越是尖锐。恩格斯就发现了两个截然对立的歌德:一个是了不起的文化巨人,一个是谨小慎微的小市民。俄国著名文学批评家也发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一性格特点,称之为“独特的双重人格”。这种状况有时候是天性和个性的反映,有时候则是时代和社会造成的。在一个异化社会和过渡时代里,作家的精神撕裂和人格分裂会更加严重,通常会出现很多人格状况复杂的“双面人”甚至“多面人”。

总之,俄罗斯文学的魅力,很大一部分,就来自于它们的道德热情和教诲性。如果没有这种充满热情的教诲意识和教诲精神,那么,俄罗斯文学根本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伟大和令人崇敬。纳博科夫的一位传记作者说:“和母语的割裂加剧了(纳博科夫,引者注)在脆弱的现实和技巧前的昏眩”。[23]纳博科夫自己的文学写作,之所以没有达到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伟大境界,之所以没有肖洛霍夫和帕斯捷尔纳克的叙事作品那样大的内在力量,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缺乏俄罗斯文学面对世界的博大而深沉的人道主义热情,缺乏面对生活的庄严而热情的现实主义态度。

圣彼得堡——十二月党人广场

事实上,纳博科夫与文学上的“俄国态度”的隔膜和冲突,早在欧洲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1932年11月3日,纳博科夫从巴黎写信给住在柏林的妻子薇拉,讲述了他与几位俄罗斯流亡作家的话语冲突:“……晚会快结束时,突然爆发了一场有关当前这个时代与青年的激烈争论,其间,扎伊采夫表达了基督徒的陈词滥调,霍达谢维奇表达了文学的陈词滥调,我那位非常可爱和圣洁的丰达,表达了社会性质的感人言论,维什尼亚克时不时插上几句生硬的唯物主义词语,而阿尔达诺夫和他的那位亲戚则保持沉默。我发挥了我认为不存在什么时代的粗浅想法。”1936年,纳博科夫写过一篇他与蒲宁的会面记,施拉耶尔就从其中的“解开木乃伊”一语,解读出了作者的深意:“这个隐喻不仅包含着纳博科夫对蒲宁保持距离的意味,也包含着挣脱俄罗斯文化束缚的意味,而这束缚是蒲宁甚至从未想要脱离的。”蒲宁被称为俄罗斯古典文学的最后一位大师。他反对革命,与布尔什维克为敌,但是,热爱俄国,有强烈的社会正义感,关心意义世界的问题,关心人类的未来命运。所以,纳博科夫在与他聊天的时候,就感觉处处别扭,甚至觉得格格不入:“谈心、谈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忏悔也不是我感兴趣的。我没有对童年时代吃够了的花尾榛鸡作出反应,这使得蒲宁,一个充满活力的、具有丰富和不文雅的词汇的老先生感到迷惑不解,我拒绝和他讨论世界末日的问题使他恼怒。那餐饭快要吃完的时候,我们相互已经彻底厌倦了对方。”

虽然作家的情感和人格大都是复杂的,但是,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复杂的作家,似乎并不多见。他有自己牢固的价值立场和信仰基础。他是上帝的极度虔诚的信徒,同时,也是一个骄傲的民族主义者和反西方的民粹主义者。他用自己的宗教信念和民粹主义思想做尺度,衡量一切人和事物,很容易发现让自己不满甚至愤怒的问题和残缺。

二、对现实主义的敌意和偏见

对赫尔岑来讲,“十二月党人起义”事件,也有着极为特殊的意义,可以视之为他的人格淬火仪式。几乎在一夜之间,他就完成了政治人格的成长过程,成了沙皇及其制度的终生的反对者和反抗者,成了高尔基所说的“一种为欧洲所不能了解的人物”。沙皇尼古拉一世对起义者的血腥镇压,在赫尔岑的记忆里“形成了一种圣像画上金色的底子”,也点燃了他内心的愤怒,“我发誓要为了他们(十二月党人——引者注)的毁灭报仇”。极端的愤怒和绝望,引发了极端的对抗激情和否定冲动。一切都是对立的,无法调和的。过去与现在、现在与未来之间,也不存在任何共存的可能。只有绝对的破坏和毁灭,才能最终解决问题。为了未来,完全可以牺牲过去甚至现在:“我们的使命就是处死它(指过去——引者注),迫害它,无论它穿什么衣服都能把它认出来,然后为了未来之故把它奉为牺牲品。而当我们为了人类的思维把理念和信念中的它加以剿杀时,它实际上是在欢庆胜利。”极度的愤怒和不满,使他成了一个可怕的激进主义的复仇者。这样的激进主义思想,如果针对的是具体的对象,那还可具体分析,如果针对的是普遍的对象和问题,那么,就不仅缺乏起码的理性意识,而且,简直就是一种极端性质的虚无主义情绪。

在纳博科夫的理解中,文学所关注和表达的主要是个人经验,而不是社会经验;主要是一种内心经验,而不是外在经验;主要是一种美感经验,而不是伦理经验;主要是一种精神现象,而不是社会现象和政治现象。纳博科夫的写作,既没有教诲的热情,也没有积极的社会意识。他几乎只为自己写作,只为那些患有政治冷淡症的唯美主义读者而写作:“一件艺术作品对社会来讲没有什么重要性可言。它只对个人有着重要意义;对我来讲,只有单个的读者是重要的。……使小说不朽的不是其社会重要意义,而是其艺术,只有其艺术。”正因为这样,在解读果戈理的作品的时候,他也就特别不能容忍从社会和政治角度展开的阐释和评价。那种从《钦差大臣》里“看出了隐伏的针对俄国官场攻击”的观点,或者认为“这个戏是一个伟大的讽刺”的看法,在纳博科夫看来,都是大谬不然的误读和误解。不仅如此,这部戏里也“没有丝毫的教诲性质”。纳博科夫的认知和判断,与果戈理的作品的实际情形,显然大相剌谬。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和情感都显得异常而极端。他是极端感性和情绪化的人。无论在小说叙事里,还是在非小说性质的言说里,他都是一个坦率而直接地表达自己的人,爱憎皆形诸颜色,丝毫不加讳掩,常常会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1845年11月16日,他在写给哥哥的信中赞美屠格涅夫,说他是“诗人,天才,贵族,美男子,富翁,聪明,有学问”,说自己“几乎爱上了他”,然而,后来,他却在写给迈科夫的信中,完全否定了自己对屠格涅夫的好感:“我坦率地对您说,我以前就不喜欢这个人。最糟糕的是1867年我在Wisbaden欠了他五十塔勒。(而且迄今未还!)我也不喜欢他那贵族派头、丑角模样的拥抱,他一面拥抱,一面试着接吻,但他伸给你的却是面颊。”他是一个自控能力很差的人,有时完全克制不住自己赌博的冲动。1867年9月24日,他写信给妻子陀思妥耶夫斯卡娅,为一场输得很惨的赌博痛悔不已,大骂自己:“阿尼娅,亲爱的,我连畜生都不如!昨天晚上我净赢了一千三百法郎,今天——一个戈比也没了。完了!一切都输光了,这一切都是由于贝恩旅馆的坏蛋仆役没有按我的要求把我叫醒,以便乘十一点钟的火车去日内瓦。”

自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兴起以来,现实主义文学便受到了严重的误解和歧视。在现代主义者眼中,现实主义几乎一无是处——就伦理来看,它是陈腐的,就美学而言,它是丑陋的。现实主义被当作“落后”的同义词,被视为一种过时而可笑的文学观念和写作方法。现实主义是一切形式主义和唯美主义文学的天敌,也是后现代主义眼中的集矢之的。

上一篇:没有了
下一篇:没有了
  • 首页
  • 电话
  • 经典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