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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萎缩与退却,霍布斯鲍姆有意强调的是支撑世界共存的历史意识的萎缩与退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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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笔者这代人早已习惯了将历史真相作为历史故事去解读,因而只能把“历史的萎缩与退却”当作“一家之言”,这对霍氏而言已是十分尊重和敬慕了。

如果将霍布斯鲍姆的“十九世纪三部曲”当作一个分水岭,那么其西方史学研究有哪些突出的变化?“20世纪50年代发展起来的一批英国学者一方面具备马克思主义视角,另一方面又有强烈的经验主义史学传统,传承了英国传统文化的经验主义气质,对史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院长梁民愫对本报记者表示,就霍布斯鲍姆的史学研究取向来看,其史学作品的时间跨度和研究内容,最远回溯至17世纪的农民社会政治反抗和18世纪的下层普通民众生活行为等,前近代及近代早期的社会历史分析。对世界历史体系进行史学构建在论及霍氏思想的先进性时,梁民愫表示,霍布斯鲍姆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史学价值关怀,完成了一种对世界历史体系的史学构建。

本书是霍布斯鲍姆年代四部曲的首部,描写的是世界现代历史的开端。对于现代史的开端,历史学界有很多种的说法,斯塔夫里阿诺斯和麦克尼尔就将现代史的开端定为1500年,当然更加严谨的史学家则将法国大革命定为现代历史的开端。霍布斯鲍姆就是这样一位史学家,作为英国左派的著名史学家,并不想重述西方领跑全球的五百年神话,而是选择了更加客观或者谨慎的定义。当然,我并不是否定西方五百年的神话史学,比如巴尔赞的《黎明与衰落》中,就西方五百年来的文明的兴衰进行了探讨,还是很具有宏大的视野。不过,作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巴尔赞更愿意塑造西方现代文明的神话,而霍布斯鲍姆则更加关注于现代社会的崛起。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是英国著名的左翼历史学家,也是享誉国际学术界、备受史学工作者推崇的世界近代史大师。他的研究领域从19世纪的英国、欧洲扩展至20世纪的拉丁美洲,其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民族演化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堪称当代史家的顶尖之作。他坚持学术不应该只为少数人服务的原则,因此写就了以普通大众为阅读对象、跨越了三个世纪的“四部曲”皇皇巨著:《革命的年代:1789-1848》、《资本的年代:1848-1875》、《帝国的年代:1875-1914》、《极端的年代:1914-1991》等,对世界历史特别是欧洲近现代史给予了充分梳理和深入解析,其中《极端的年代:1914-1991》叙写的场景和阐释的地域虽然以欧洲为主,但霍布斯鲍姆有意强调的其实是一种全球经验:历史意识的萎缩与退却。

退却;霍布斯鲍姆;欧洲;普通大众;大众

英国;社会历史;马克思主义;学者;史学研究;分析;世界历史;政治;后霍布斯鲍姆时代;影响

本书从问世就受到世人的广泛瞩目,汉语学界首先在九七年台湾麦田出版社出齐了霍布斯鲍姆的时代四部曲。两年后,江苏人民出版社也出版了,由王章辉主持翻译的译本。2006年国际文化出版社将其中前三册,以十九世纪三部曲为名义再版了本书。2012年10月霍布斯鲍姆去世,2014年初,中信出版社再版了他的时代四部曲,也许这对他是最好的纪念。

《极端的年代》冷静述说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无数局部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痛楚与苦难,客观铺陈了美苏四十多年“冷战”所造成的紧张与不安,深刻揭示了科技进步的利与弊,社会、教育、文化变革的长与短,资本主义发展的荣与衰,社会主义进程的得与失,民族独立与民主运动的起与伏,以及21世纪前景的明与暗,并精辟评估了20世纪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是一个作者曾积极参与的历史过程,也是众多读者都无法忘却的历史记忆。历史对芸芸众生而言,也许从来没有多重价值和实际意义:一方面它是过去发生事件的集成与总和;另一方面它又是相关事情的记录和事件的遗迹。但值得关注和重视的是,无论是哪一种意识的历史,都与人类的意识状态和发展方向紧密相连。人类的历史意识不仅协助创造和书写历史事件,而且更直接决定人们如何处理历史事件的遗存和痕迹。过去事件和事件记录的辩证自洽关系,形成了一个典型的诠释学逻辑:历史解读与历史真实之间,有时并不存在明显的边界,甚至我们可以说,没有不在诠释之中的历史真实。“真实事件”其实是由历史解读出来的。可是,由于任何解读都无法不在意识中进行,而且解读的对象无论是怎样久远的历史人事,解读本身仍然在当下的意识中,这就是意大利著名史学家克罗齐那句“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所蕴含的奥义与真谛。明乎此,当我们阅读《极端的年代》并看到霍布斯鲍姆提出“历史意识的萎缩与退却”时,焉能不为之震惊与诧异?这种萎缩和退却,作者在全书开端处仅仅是略略一提,但假如放在他对所谓“短暂的20世纪”的整体重述架构中,人们就会发现,历史意识的萎缩与退却,恰恰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内在表现与外部特征。

《极端的年代:1914-1991》

4月29日至5月1日,英国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举办了 “后霍布斯鲍姆时代的历史”国际会议。会议从多个视角探讨了霍布斯鲍姆思想对历史学科发展的影响。如果将霍布斯鲍姆的“十九世纪三部曲”当作一个分水岭,那么其西方史学研究有哪些突出的变化?本报记者带着这一问题采访了中外学者。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是享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1917年出生于埃及亚历山大的犹太人家庭。父亲是俄国犹太人,母亲则来自于欧洲,全家于1917年迁居维也纳,1931年迁居伯林,后因纳粹掌权避难到英国,并进入剑桥大学学习历史。霍布斯鲍姆于1936年加入共产党,虽然经历过斯大林暴政的曝光,苏联的解体,但是他并没放弃共产主义理想,反而认为自己是一个“不悔改的共产主义者”。他也是叙事体史学的大家,其宏观通畅的写作风格将叙述史学的魅力扩及大众,正如《新左派评论》著名编辑安德森所言:霍氏不可多得地兼具了理性的现实感和感性的同情心。一方面是个脚踏实地的唯物主义者,提倡实力政治;另一方面又能将波希米亚、土匪强盗和无政府主义者的生活写成优美哀怨的动人故事。

霍布斯鲍姆处于由他自己命名和界定的“极端的年代”(1914-1991),无论是回首前尘还是展望未来,很难说不是一种对“历史意识的萎缩与退却”的研判与回应,因为他并非只属于变幻莫测的当代,他还经历了动荡不安的过去,而他对历史的铺陈与叙述就是在这种由过往而到时下的意识流中进行。霍氏这种非常自觉而且有意识令读者觉察出来的写史态度,可能与他自己深受左翼思想影响有关:如果当代史家意欲对他作出更深入研究更精准评价,可将这部当代史与他此前所写的“19世纪三部曲”作一比较并从中发掘他的史学观念,这种史学观念就是他反复倡导并一再强调的“闲人”立场。所谓“闲人”即周游四方,随时睁开眼睛四下观望的行人与旅者。霍布斯鲍姆正是以行人与旅者身份撰写《极端的年代》,于是我们一方面赞赏他能够主动拥抱大众俗群,坦诚撰写一部有史料、史识、史观的通俗历史著作;另一方面我们也褒扬他不以高高在上的知识分子自居,而是潜心为宏观通俗史或“大众历史”的传播所作出的非凡贡献。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著

英国社会环境利于霍氏思想诞生

本书共分上下两篇共十六章,上篇《发展》是关于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以及后继政治历史的发展;下篇《结果》是在“双元革命”后,西方经济、社会、文化、宗教、艺术等发生的一系列的变化。由于全书内容丰富,无法一一列举,只能则要进行介绍。

主观愿望与客观结果有时并不统一甚至互相悖离。霍布斯鲍姆打算以人民为出发点撰写史书,甚至将史书读者定位为普通大众,但专著本身却不一定属于普通大众,因为这事关本书开端所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历史意识的萎缩与退却”。试问:在心浮气躁的现代城市人中,在心高气傲的当下年轻人中,究竟还有多少人葆有历史情结和历史观念?霍布斯鲍姆不像中国乾嘉学派学者那样专注于史料考据,不像近现代中国史学家那样详细注明每处史料的来源与出处,不像海外汉学家那样用枯涩的文字叙述夹杂有感而发的议论与批评,这固然与所谓的“专业”历史写作方式大相径庭,但古希腊古罗马的历史学家同时又是诗人,我国汉代司马迁的《史记》也是以文学笔法写就的,所以,不可轻言专业史作就不一定是大众的读物。也许18世纪以降,历史就已经淡出大众视野,而大众也因此逐渐忘记了历史,包括忘记了历史的价值和重要性。

郑明萱 译

英国剑桥大学历史与经济中心主任加雷思·琼斯(GarethJones)介绍说,20世纪60年代,社会历史学为学术界开启了一道闸门,让不少学者惊叹于工业革命时期与前工业世界的巨大反差。在这一时期,霍布斯鲍姆正是社会历史学领域的先锋人物,其《原始的叛乱》一书启发性巨大,一方面介绍了乡民社会鲜为人知的历史,另一方面为学界提供了思考前工业化城市背景的新路径。

双元革命,是指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和同时期发生的(英国)工业革命称为“双元革命”。

霍布斯鲍姆提出的“历史的萎缩与退却”概念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的标配与见证———不是大众放弃了历史,而是历史早已远离了大众。“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广布流传和“精英死亡论”的甚嚣尘上,并不表明历史重新由社会精英回归到底层大众,只意味着包括精英在内的历史意识也日趋淡化与瓦解,人们在分辨不清纪实和虚构的同时,也在历史的传统意义中迷失了自我,弄丢了方向。所以,霍布斯鲍姆在本书中的全部努力,在历史被放逐的当下,只能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借鉴”与“参考”,这对于十分看重和着意追求“历史”真相的古代人来说,是不可想象和难以接受的。《极端的年代》告诉人们20世纪自1914年到1991年大体分为三个阶段:即陷入全面战争及其威胁的灾难30年、两极冷战对峙但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的黄金30年,以及全球混乱无序的危机20年。本书对两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以及不同时期的科学与艺术,力图提炼出一个鲜明的主题、梳理出一条清晰的线索。换言之,面对19世纪欧洲中心主义崩溃垮塌的时代背景,面对资本主义社会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的现实境遇,霍布斯鲍姆有意强调的是支撑世界共存的历史意识的萎缩与退却。尽管在书中流露出一种审慎的有所保留的乐观态度,但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剧、中国国际地位明显上升、欧美新保守主义渐趋抬头和神秘宗教不断回潮的大气候下,霍布斯鲍姆的“深邃”与“短视”变得同样突出而明显。由于笔者这代人早已习惯了将历史真相作为历史故事去解读,因而只能把“历史的萎缩与退却”当作“一家之言”,这对霍氏而言已是十分尊重和敬慕了。

中信出版社出版

琼斯说,20世纪50—60年代,英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相对薄弱,更为突出的还是其实践性和政治性。霍布斯鲍姆主要关心的是如何让盎格鲁—撒克逊的传统史学接纳马克思主义。

工业革命,发生在1789~1848年间的这种伟大革命,不仅仅是“工业”本身的巨大胜利,而且是资本主义工业的巨大胜利;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自由和平等的巨大胜利,而且是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自由社会的大胜利;不仅仅是“现代经济”或“现代国家”的胜利,而且是世界上某个特定地域(欧洲部分地区和北美少数地方)内的经济和国家的巨大胜利——其中心是英国和法国这两个毗邻而又互为竞争对手的国家。1789-1848年的转变,基本上就是发生在上述这两个国家里的孪生大变革:从那之后,这一变革波及了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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