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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格尔顿首次系统性地阐述了其诗歌批评思想,强调文本细读这种批评方法

《如何读诗》,[英]特里·伊格尔顿著,陈太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40.00元

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并没有真正完成现代理论批评的转型。80年代至今的批评模式,即感悟式的、印象式的和论断式的批评文体还是今天的主流,还没有经历过文本细读的全面“洗礼”。在当今中国,加强文本细读分析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甚至可以说迫切需要补上这一课。

  在西方社会中,马克思理论的核心唯物主义学说向来遭到严重误解和恶意歪曲。他们指责马克思主义相信物质决定一切,忽视精神和道德的存在。这显然是不着实际的无知妄说。伊格尔顿一面强调唯物主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学说的普遍有效性,一面也指出实际上马克思重视精神,尤其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当然马克思从不否定物质对于精神发展的影响。马克思是中欧伟大传统培育出来的很有修养的人,喜欢艺术尤其是文学,具有高超的艺术鉴赏力,他还计划写一部美学著作、一部伦理学著作、一部戏剧研究,并打算结束《资本论》的写作之后,着手研究巴尔扎克。马克思并不反对道德,他反对的是道德主义,即把道德抽离具体历史语境而得出一套绝对的道德判断。马克思是一位不屈不挠的道德思想家,否则很难理解他对资本主义道德的辛辣批评。不仅如此,马克思也是亚里士多德伟大传统的继承者,道德并非意味着法律、义务、守则和禁令,而是如何以最自由、最完整、最能实现自我的方式生活。马克思长期生活困顿,但是却不忘全人类的苦难和解放。

句式混乱、声律混乱、意境混乱的原因是由所谓的“自由”意识造成的,其“自由度”达到了张扬、无羁、放纵、无度甚至是无意识、思想混乱。所以有人说现代诗创作者中有部分朦胧派诗人是精神病人。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256-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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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文本细读这种批评方法,是有一个前提,即把文学作品看成是语言的构成物。这似乎是个常识,任何阅读文学作品或研究文学作品的人都会把文学作品看成语言的构成物。但实际上,是把文学语言看成一种承载思想内容的工具手段,还是看成是语言本体,二者对待文学作品的态度并不一致,所采取的文学批评方法也不尽相同。把语言看成表达工具或手段,当然也没有错,文学作品的语言主要是用于表现社会历史及现实的内容,思想内容是决定性的,语言则是次要的,甚至是可以被忽略的,所谓“得意忘形”“得鱼忘筌”。而强调文学作品是语言的构成物,并且在语言本体的意义上来理解文学作品,这显然是十分重视文学作品的语言特性,也对文学作品的语言提出了较高要求。这也导致了只关注文学语言本身,把文学作品的意义看成是语言修辞的结果。

  ■第一类:关于马克思的有效性

散文诗是现代诗歌的主流。作为一种文学体裁,散文诗兼有诗与散文特点的一种现代抒情文学体裁。它融合了诗的表现性和散文描写性的特点。从本质上看,它属于诗,有诗的情绪和幻想,给读者美和想象,但内容上保留了有诗意的散文性细节;从形式上看,它有散文的外观,不像诗歌那样分行和押韵,但不乏内在的音乐美和节奏感。散文诗一般表现作者基于社会和人生背景的感触,注重描写客观生活触发下思想情感的波动和片断。它具有题材上的丰富性和形式上的灵活性。散文诗的内容可见是人们敏感多思﹑复杂缜密等心理特征而发展起来的。中国1000多年前就有类似散文诗的作品,早在16世纪欧洲也出现过不少散文诗人。散文诗“足以适应灵魂的动荡,梦幻的波动和意识的惊跳”。在中国新文学中,现代散文诗是一个引进的文学品种,而且其发展势头一发而不可收,可见其作为一种文学体裁是具有十分普及的社会性的。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我们的文学、文化事业的整体格局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起着其他文学批评难以替代的独特作用。那么,改革开放30多年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境况究竟如何呢?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这一问题作相关思考与探究:第一,对文学批评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现状的基本判断;第二,导致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陷入困境的主要根源;第三,从根本上改变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现状、创新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主要思路与可能路径。尽管这种思考与探索只是初步性、尝试性、探索性的,但希望抛砖引玉,能够引起大家的关注与重视。

《如何读诗》一书中,伊格尔顿首次系统性地阐述了其诗歌批评思想,并以丰富的实例进行了具体演绎。他的诗歌批评思想建立在对前人的批判性梳理上,既继承了传统形式主义者富有洞见的诗歌批评观,又结合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批评立场,同时超越了传统的道德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批评观念,发前人所未发,在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界独树一帜。

欧美“新批评”把文学语言的重要性强调到最为重要的地步。“新批评”之重视语言,大抵有二个原因需要考虑,其一,“新批评”研究诗歌,诗歌的语言无疑是重要的,也是要经得起细读的;其二,“新批评”兴起于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英国,而英语文学在一战后迅速在世界范围传播,英语很快成为国际化语言。英美的“新批评”对英语诗歌的细读充分发掘了英语的语言魅力,德语的繁复和法语的微妙都没有英语的简单明了更便于传播和交流。固然不能说“新批评”这种批评方法是配合了英语国际化(另一种说法是英语的文化霸权)才产生影响,但“新批评”的细读方法无疑使英语文学的语言魅力得到了极大释放。

  伊格尔顿指出:苏联的社会主义,也就是斯大林主义,不过是扭曲的马克思主义,偏离了马克思的本意。按照马克思的估计,落后国家不能发展社会主义,一国不能发展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都发生在落后地区,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物质积累,没有培育真正成熟的无产阶级,这样的社会主义往往难免扭曲。当然,由于落后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敌视和围攻,这些国家几乎只能实行专政以集中国内力量对付外来敌人。至于西方世界念念不忘的民主,也是马克思的兴趣所在,只不过马克思主义看透了议会民主不过是少数人的假民主。马克思希望的是真正的民主,每个人都能享有的民主。社会主义本身就包含着民主的内涵。至于马克思最后的远景,是消灭阶级,实现全人类的自由。伊格尔顿进一步指出:马克思的唯一目的,就是让所有人获得自由。马克思主义中占据重要地位的解放理论,目的就是全人类的解放。“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毫无疑问,自由是马克思思想的终极远景。

从多个方面来审视现代诗,我们不由会为其日渐淡出文学界创作而哀叹,我们如何来认清现代诗创作呢?又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挽留这种不成“体”的文字呢?

造成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困境的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比如,历史与现实的原因。历史的原因主要是指前30年文学批评活动中的一些不良批评现象如打棍子、戴帽子等,给相当一部分文学研究者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创伤记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敬而远之。现实的原因主要是指,改革开放后,各种新理论、新批评纷至沓来,为众多的文学研究者尤其是从事文学批评活动的研究者提供了广阔的选择空间,批评主体选择批评理论、 批评方法的自由度、自主性大大加强。但是,这些都不是导致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陷入困境主要的、根本的原因。在我们看来,以下两个方面的因素才是问题的症结与根本所在。

肯定了细读的意义后,伊格尔顿在第一章以具体的实例演绎了细读的功能——解读出一首诗真正的意义。抵达这种意义的途径是具体的“形式”分析。他认为只有从“形式”入手,蕴藏在一首诗内部的那些社会-历史的东西才能呈现。他痛心后现代的世界中“体验正在从世界上消失”,“那种丰富、沉思的内在性”正在日益远离人自身。他指出深沉的体验,即想象,正是“形式”分析的真正内核,是抵达诗之意义的真正方式——“人类的同情唯有凭借这种怪异、神秘且有点脆弱的力量才有可能。想象是对我们天性中彼此麻木不仁的补偿形式。”

既然文学作品的语言如此重要,那么,也就意味着文学作品具有本体性质,在语言的事实中就可以解释作品的一切。作者的支配权也就变得无足轻重,因为“误读”本身也能释放作品的更多内涵。“文本”这种观念就更加明确地确认了作品本体的自主性。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从作品到文本”的观念被视为文学理论批评中最富有挑战性的变革,法国理论家罗朗·巴特认为,文本这一概念不仅与言语中心主义对立,也与传统的作品观对立。传统上的作品是指相互分离的装订在书皮之间的实体,并被编入图书馆的书目。新的文本则被看作是语言活动的一个领域;亦即一个文本总是和其他文本关联,总是互为文本,文本之间可以构成语词的和修辞的游戏。在这种文本观念下,罗朗·巴特和米歇尔·福柯顺理成章地提出了“作者之死”,其实就是把文本提到自主的地步,让文学批评回到文本,以语言细读分析为依据,建立起一个独立自主的文学世界。

  马克思并不简单地讨论人性问题,决定一个社会进步与否的因素也不是人性而是制度和教育。资本主义并不代表一切的人性。与抽象普遍的人性相比,马克思更重视个性的发展,并与人的全面发展联系起来。同样,马克思也不承认抽象的平等,而是具体的平等。这就是每个人都享有自我实现的权利,都有权利以自己的行动塑造社会生活。每个人都在保持自己个性的基础上获得自我发展。这种平等是为了个体之间的个性而存在的。资本主义理论家鼓吹的所谓平等,是抽象空洞的虚假平等。

诗歌,本是中华文学的主流,从中国文学发展史看来,兴、赋、诗、词、曲都是不同时代的诗歌,而白话散文出现之后,出现了一种“四不象”的文学体裁——现代诗,说其“四不象”,不像白话散文那么明了、直白、简易、自由;不像传统诗词那样具有韵律句式;不像文言文那样之乎者也;不像说明文、议论文、记叙文等等文章那样简明扼要。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254.

伊格尔顿以此点明了全书的主旨,诗的形式固然是使诗成为“诗”的关键要素,但诗之“形式”的意义绝非简单地指向自身:诗的“形式”不仅有着丰富的审美意义,更有着深沉的历史内涵。

当然,理论批评本身要有能力,同时保持对创作的尊重,才能发现这个时代的优秀之作。如果一味拿着现成的标准框框去套新出现的作品,那是不可能有真正的发现。理论批评只有与优秀之作博弈,真正激发和释放作品的创新性潜质,才能完成自身的更新,这一定是理论批评与作品文本在细读中达到一种理解、感悟,并且相互激发与创造。中国文学批评或许也能从这里开掘出一条路径。

  ■第二类:关于马克思的理论本质

随着诗文发表量呈几何态势增长,目不睱接,纵使是感受到非常浮泛,诗人和读者的思想都似无根的浮萍,但他们仍狂热执着,寻求现代诗中的创作意境。而在征对现代诗没有论证,缺乏“质”的同时,却从不思考如何纠正这种偏颇,在无法寻找到经典感觉的同时仍茫然地写诗。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72.

伊格尔顿在本书一开篇即忧心忡忡地写道:“我现在碰到的研习文学的学生,已很少有人实践我自己学习过的被称作文学批评的东西。”他尖锐地批评道:“认为文学理论家靠干枯的心灵和肿胀的大脑识别不了隐喻,更不必说识别敏锐的情感了,从而认定是他们杀死了诗歌,这样的想法,是我们这个时代更加愚钝的批评滥调之一。”进而,他为自己作为一个理论家的专业批评能力辩护道:“事实上,几乎所有重要的文学理论家,都从事细致认真的细读。”

故而70年代是美国文学批评的黄金时代,那是以保罗·德曼、希尔斯·米勒、杰夫里·哈特曼、哈罗德·布鲁姆为先锋的后现代理论批评。他们的批评其实是新批评传统与解构主义观念、结构主义叙事学、文本的修辞性细读、语词的智性游戏的综合运用,开启了一个自由开放的批评场域。但所有观念的、方法的展开,都是建立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它们把文本细读发挥到极致境地,仿佛所有的观念、方法以及细读本身都是文本自主地迸发出来的。米勒曾经说过,对德里达、德曼、布鲁姆、哈特曼这些同事最钦佩的不是他们的理论构想,而是他们对文学作品或对哲学著作具有穿透力与原创力解读的巨大才能。米勒等耶鲁其他几位理论家,都是从文本中去发掘新的要素,打破现有的文学理论的束缚。他们对文本的每一次读解,都是一次理论的新的阐发,而不是去证明现成的结论,更不是拿着现成的结论去套用或压制文本。

  针对所谓“马克思主义在今天的政治活动之中已经没有效力”这一说法,伊格尔顿指出:不论是在女权运动还是环境保护运动中,尤其是在反殖民运动中,马克思主义发挥了很大的历史作用,这几大运动都从马克思那里吸取力量。他进一步指出:正是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最先开展女权运动,在20世纪亚、非、拉轰轰烈烈的反殖民革命之中,马克思主义得到了最热情的拥护。即使是环境保护主义,也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天然的联系。按照马克思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构想,以及对资本主义无情掠夺自然资源的批判,伊格尔顿说马克思如果生在今天,一定是坚定的环保主义者。

不管对现代诗歌的认可还是否定,我们都必须有一定的语言表达能力,不要因为你写的是诗歌而完全排斥文字的逻辑性或任意组织文字,如果这么做,你的诗歌就变得让人难以理解了。好多人以为诗歌是语言的精华,所以尽量把句子截长补短,总以为把长句变成短句就是好诗歌了,搞得把一句话分成几句甚至是几个段落,让人读来十分吃力。古诗与现代诗的区别主要在于文字的排列(对仗、对偶、对列)和音律(平仄韵律)上,古诗词对文字的排列和音律要求比较严格,故古人写诗词不是直白的表达,而是对文字的精心安排,还必须做到朗朗上口,故好诗词都是推敲出来的。但现代诗写作主要是通过白话(现代文)来描述的,现代文的表达方式和古文的表达方式区别最大的一点是文字组合,还有词性的约束,所以说用现代文写出来的诗歌不能随意删除定语、宾语、谓语……等等,但你一旦带着分析的心态去读现代诗,总会发现好多人写现代诗都有这种通病,搞得模棱两可,让人读了不明白他在说什么,也许诗作者原本要表达的意境很美好,但在文字的组织上却没有分寸,往往出现画蛇添足和断章取义的现象,搞得原本很美好的意境就这么被破坏了。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72.

伊格尔顿的诗歌批评思想对于中国文学而言,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众所周知,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现代诗歌便在现代汉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现代诗歌创制和发展的主要参照对象便是以英语诗歌为代表的外国诗歌,现代汉诗讲究诗句的内在节奏、句法的长短排列、声响的情感效果、语调的丰富、格律的悠扬等,其对形式的重视,正是其核心的“现代性”追求。现代汉诗的典范,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朦胧诗尤其注重诗的“形式”,即追求诗歌意蕴的含蓄朦胧、句法的曲折回环、情感的克制、语速的低沉内敛。意象方面,朦胧诗也特别注重,北岛、顾城、舒婷等人的代表性诗作中均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意象,如舒婷《致橡树》中的橡树,顾城《黑眼睛》中的黑眼睛等。中国近百年来的现代诗歌的这种强烈的“形式”因素,明显有别于传统诗词歌赋的形式,而与英语诗歌的“形式”更为接近。此种角度上,伊格尔顿的诗歌批评思想便显出了重要意义。伊格尔顿既注重丰富的形式特征、又注重其社会-历史内涵的诗歌批评思想,对中国现代诗歌的研究而言无疑会有积极作用。

《众妙之门——重建文本细读的批评方法》:陈晓明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第三类: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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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82.

在第二章中,伊格尔顿重点定义了“诗”是什么。伊格尔顿对诗歌的定义大致是:诗和散文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别,它通常是分行的,有一定的格律,很多情况下甚至押韵;与单纯的事实陈述相比,诗倾向于“道德”的陈述,它通常处理“人的价值、意义和目的”;诗有某种程度的虚构性,它大体属于一种非实用话语;诗在语言使用上倾向于“创造性”,它以如此方式将读者的注意力引向自身,进而使读者透过此种富于意味的形式进入到其内在的意义空间。完成对诗的定义后,伊格尔顿批判地梳理了诗歌的诸种形式主义立场。第四章中,伊格尔顿重申了上一章的立场,即“文学形式有自己的历史,它并不就是内容忠顺的表现。”第五章中,伊格尔顿开始进入到具体的诗歌“形式”的分类考察。第六章中,伊格尔顿为了展示其诗歌批评思想的实用性,详细考察了四首英语自然诗。在最后一节,他从一个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立场,讨论了形式和历史间的密切关系。他以抑扬格五音步这一最常用的英语格律类型为例,论证了诗歌的形式本身即含有丰富的社会-历史意义。进而,他对“诗抵制政治—历史批评”这一观念做出了批评,认为“诗与历史间的严格区分本身,在历史上是相当晚近的事,……诗极度抗拒社会分析——这种将自身从惯常的感知中分离出来的做法,本身就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历史现象。”最后,他总结道:“书写诗的形式的历史,即是书写政治文化的历史的方式之一。”伊格尔顿以此点明了全书的主旨,诗的形式固然是使诗成为“诗”的关键要素,但诗之“形式”的意义绝非简单地指向自身:诗的“形式”不仅有着丰富的审美意义,更有着深沉的历史内涵。伊格尔顿由此显出了与既往的所有形式主义批评家、道德批评家、现实主义批评家的区别,昭示了自己独特的马克思主义形式批评立场。

罗朗·巴特是一个文本批评的大师。“新批评”的理论家们还是在诗歌里讨生活,诗的语言精致、凝练,可以经得起细读,其中的隐喻、换喻、转喻之类的修辞关系就足以把字词的文学魅力体现得淋漓尽致;对于小说这类叙事文本来说,如何分析则显出了难度。巴特硬是就巴尔扎克的一篇短篇小说《萨拉辛那》写了一本书《S/Z》,这就显示出细读的功夫。显然,巴尔扎克还是现实主义作家,并非在语言和表现手法方面挖空心思的先锋派作家,但对于这些文本批评大师来说,仅仅依凭文本的语言机制就可以读出无穷无尽的思想,可以连接起其他文本的内容。美国“耶鲁四君子”的领头人保罗·德曼在分析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时,也极尽细读分析的才能,从描写、叙述,到语言的通感和换喻,以及寓言性的意义,德曼的批评无比繁复玄奥,但也正是他把普鲁斯特的一部小说的开头段落分析得如此丰富奇妙而且出人意料,着实是显现出新的理论批评的巨大的魅力。

  著者小传

现代诗歌不仅缺少生命力,而且在转化为商业用途文字时并没有发挥其特长,因为淘尽现代诗篇,没有多少现代诗篇可以让人感受其中具有创作价值的份量,它充其量是一个时代的文人精神寄托或是一个时期的特殊文字语言,好像网络语言一样洐生出一些新名词罢了。

其二,究竟如何看待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学倾向性的相关论述。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对其产生的背景作简要说明。与歌德、巴尔扎克等作家不同,拉萨尔、敏考茨基、哈克奈斯等不仅都是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作家,而且在作品中明确体现出了其思想倾向与政治立场。不过,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这些作家的思想倾向和政治立场未能与作品的形式、情节、场面、人物性格等有机融合。针对这一突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反对希勒式,主张 莎士比亚化,提出了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等批评理论。简言之,在文学性与倾向性的关系问题上,两者是辩证有机的统一,在统一的前提下,文学性应居于核心与主导地位换言之,没有文学性、没有审美性的思想倾向性是恶劣的倾向性,文学的政治之维孕育于审美之维与艺术之维。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同时我认为作家不必要把他所描写的社会冲突的历史的未来的解决办法硬塞给读者。[18]正如瞿秋白所说:仅仅有革命的政治立场是不够的,我们要看这种立场在艺术上的表现是怎样?[19]这是因为文学艺术毕竟不是哲学理论,不是政治宣传,不是标语口号,文学艺术作品只能通过文学的形式,通过其文学性、艺术性即审美形式这个中介来实现其政治、伦理等意图和思想倾向。总之,我们并不否认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政治之维、意识形态之维,我们反对的是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泛政治化、泛意识形态化,将其唯一化、绝对化的极其片面的思维定式与认知心理。马克思、恩格斯的批评实践已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也可以有其审美之维、艺术之维,等等。我们不能简单假定,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就是政治批评、意识形态批评,而将对作家、作品以及文学文化现象的审美批评、形式批评等拱手让与其他批评理论、批评流派。事实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诸如马尔库塞、詹姆逊等在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的审美批评理论方面已经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比如,马尔库塞的审美形式理论认为,审美倾向和政治倾向是内在关联的, 文学并不是因为它写的是工人阶级,写的是革命,因而就是革命的。艺术的政治潜能仅仅存在于它自身的审美之维[20]。

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是当代西方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之一,以非凡的理论视野享誉西方人文学界。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其著作便被引进到汉语学界,迄今被翻译的书目已达十几种。伊格尔顿所涉的领域包括政治哲学、美学、文化研究、文学理论等,跨度极大。在文学研究方面,他很早便以理论家的身份著称于世。近几年,他的文学批评思想也愈发为人所知。2015年,其《文学阅读指南》被翻译成中文出版。2016年,其诗歌批评专著《如何读诗》也被翻译出版。

今天中国的文学批评不可能去重复欧美文学批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新批评”走过的老路,同样也不可能把欧美七八十年代的理论批评作为样板接受过来,即使在欧美,这样一种所谓文本批评建立起来的路数,也已经完全式微,代之而起的是大而怪诞的“文化研究”——尽管它在方法论上与文本批评相去未远,但它的主旨却是文化政治和历史批判。

图片 3特里·伊格尔顿著,新星出版社出版

我们来看看杨黎写的朦胧诗《撒哈拉沙漠上的三张纸牌》“一张是红桃K/另外两张/反扣在沙漠上/看不出什么/三张纸牌都很新/新得难以理解/它们的间隔并不算远/却永远保持着差距/猛然看见/像是很随便的/被丢在那里/但仔细观察/又像精心安排/一张近点/一张远点/另一张当然不远不近/另一张是红桃K/撒哈拉沙漠/空洞而又柔软/ 日光是那样刺人/那样发亮/三张纸牌在阳光下/静静地反射出/几圈小小的/光环”。如果朦胧诗作为一种文学范式,它能成功地开创了一个文学的时代?不可能!好多人写了就说将意象艺术的长处推向极致,其实这是个人的感觉而已,什么意象也没有,意象得别人什么也看不清只认为你是在放屁而已。同样作为一种文学范式,高密度的意象损伤了诗歌原本拥有的活力和流动感,使得这一诗歌范式无力继续。

文学作品之所以是文学作品而非哲学理论、历史著作,是因为其文学性与审美性。因此,作品内容描写的正确性与其艺术性并不必然处于正比关系,对绝大多数作品而言恰恰相反,两者往往处于反比关系。大量的文学实践证明,革命文学、左翼文学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尤为突出。基于此,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学的文学性与文学的倾向性的相关论述就格外值得我们重新思考。[13]

在《众妙之门——重建文本细读的批评方法》一书中,我认为重提或者说补上文本细读这一课,目的在于使中国的文学批评也能深入到作品文本内部去讨论问题,把作品文本作为一个活的对象,尤其是善于发现真正有创新性的作品,能对这些优秀作品进行细读分析,去发掘汉语文学的博大宽广和丰富精微,这当然也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当代汉语文学有足够的优秀之作。就像特里林所说的,“我只谈论最优秀的作品”。如果精品匮乏,或者看不到“佳作”,理论批评陷入“酷评”和“恶骂”的焦虑,也不可能投入热情去细读作品文本。

  西方在理论上一直以来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他们加在马克思头上的历史、经济决定论。还有一个重要的理论批评是:西方人坚持所谓“马克思设想的未来的共产主义那种人间天堂,不过是一种乌托邦而已。马克思无视人性,看不到人性的险恶,才会设想这种不着边际的空中楼阁。相比于西方对人性的深刻洞察,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幼稚的乐观主义”。

经过时间的无情洗礼和文学界各种体裁的相互抵触,时间印证了现代诗创作是一种失败的体裁,过去那些靠卖弄诗文而发迹的人逐渐失去了读者,也完全失去了影响力。中国现代诗创作的鼎盛时期应当是上个世纪80年代,粉碎“四人帮”以后,全民如饥似渴地读书,在品读古今中外的同时,更是积极努力地拓展新的研究空间,其中文学研究,文学创作中更把现代诗做为重磅形式存在,在迷茫中挺走自己的学术道路,缺乏思辩能力,现代诗也成为那一个时期的文学青年的狂热拜读对象。

[5]思想家、理论家、文学批评家,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共同身份。列宁、毛泽东与马克思、恩格斯相比,还有另外一种身份,即新的社会制度的创立者与杰出的政治家。这一身份决定了他们对文学、文学批评的理解更加注重从社会主义制度,从无产阶级文学文化事业这一高度来认识,因此,政治视角、 革命视角是其文学批评的显著特征乃至根本特征,由此也深刻影响了其后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所以,尽管他们之间在文学观念上基本一致,但各自面对的现实问题决定了各自切入的视角以及批评风格的差异。由于这是以往较少注意到的问题,需要专文就此作深入探究,此处不再赘述。

  这类问题比起前两类来要尖锐和实际得多,因为这已经越出了纯粹的理论辨析,这就是一个多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实践的结果。在西方批评者的眼里:从苏联开始的社会主义实践最终证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后果就是少数人压制大多数人的暴政,这种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以暴力革命的方式建立起一个个集权政府,没有任何民主和个人自由可言;苏联以及别的一些社会主义的政治实验,虽然也取得了一些了不起的成就,但是几乎离不开暴力革命、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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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后30年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现状作出基本判断之前,有必要对这一时期文学批评的整体状况作出客观描述与勾勒,尽管这种描述与勾勒可能还相当粗略。白烨在《文学批评的新境遇新挑战》一文中指出:概要地考察批评的变化与现状,可以说当下的文学批评显然是在不断发展和逐步分化的,甚至也有一分为三的趋势,这就是以传统形态的批评家为主体的专业批评,以媒体业者及媒体文章为主角的媒体批评,以网络作者尤其是博客文章为主干的网络批评。这样三种类型批评的共存与共竞,构成了当今文学与文化批评的基本态势,以各自的方式与特色支撑着新格局并影响着受众。[1]这说明,当下的文学批评确实发生了诸多令人惊异的变化,需要我们进行深刻的理论反思。我们将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这一维度来审视后30年的文学批评。改革开放30多年来,文学批评确实取得了不俗的成就,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文学、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但是,也确实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批评乱象,诸如帽子批评、棍子批评、红包批评、友情批评、酷评,等等。果说前30年的文学批评蜕变的主要形式表现为一种动辄就上纲上线的政治审判,那么后30年的文学批评蜕变的主要形式则表现为一种处心积虑的商业秀,一种挖空心思的炒作风,一种无需细读作品就以伟大、新高度等超级语汇自由命名的文字游戏,等等。凡此种种表明,相当一部分文学批评丧失了自身应具有的主体意识、批评个性以及人文情怀等,庸俗化、商业化、时尚化、娱乐化、友情化等现象在文学批评领域表现得十分突出,这些问题已严重影响了文学批评功能的发挥与批评价值的实现,严重损害了文学批评自身的形象,背离了真正的文学批评精神。值得注意的是,真正有思想、有见地、有分量、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学批评尚不多见,在热热闹闹、风风光光的繁荣表象背后,实际掩盖的是文学批评的无力与虚弱,这是文学批评的真正困境与难以言说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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