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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史》澳门新葡新京网上导航简体中文版,在我们的中国史研究中需要全球史吗

麦克尼尔的雄心是要建立一套新的通史观念,他也深知这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他曾说:“一定要有那么一个人提出一项新观念,而这项新观念又能言之成理,还能吸引大家密切的注意和讨论的兴趣”,他的方法就是“从各种零碎的细节里寻找一种概括性的通论”。

[①],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242页。G. Barraclough ,Main Trends in History ,New York:Holmes &Meier Publishers, Inc.;1979,P153.[②],吴晓群:《我们真的需要 “全球史观”吗?》,《学术研究》2000年第1期。[③],李隆庆:《迎接新世纪重构世界历史新框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④],刘爽:《全球化进程中的历史观与方法论》,《学习与探索》2002年第4期。[⑤],薄洁萍:《文明史、世界史与中国世界史研究》,《光明日报》2000年12月14日,C2版。[⑥],刘北成:《重构世界历史的挑战》,《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⑦],李隆庆:《迎接新世纪重构世界历史新框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⑧],王玮:《“全球史观”与世界史研究》,《郑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期。[⑨],纪坡民:《从世界历史看全球化》,《读书》2003年第1期。[⑩],程美宝:《全球化、全球史与中国史学》,《学术研究》2005年第1期。[11],仲伟民:《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12],李强:《“全球史观”:反思 “西方中心论”的一个代表》,《中国社会科学报》2001年6月9日,第9版。[13],王林聪:《略论 “全球历史观”》,《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3期。[14],王云龙:《从现代化到全球化》,《学习与探索》2002年第3期。[15],钱乘旦:《探寻 “全球史”的理念———第十九届国际历史学科大会印象记》,《史学月刊》2001年第2期。[16],于沛:《全球史:民族历史记忆中的全球史》,《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1期。[17],参见约恩·吕森: 《遵循康德:跨文化视野下欧洲人的世界史观》,张辂、王昺译, 《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1期。[18],王晴佳、格奥尔格·G.伊格尔斯:《历史的重构与史学的转折》,《文史哲》2004年第6期。[19],伏尔泰:《风俗论》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206页。[20],黑格尔:《历史哲学》,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80、95页。[21],参见董欣洁:《巴勒克拉夫对欧洲历史的解读》,于沛主编: 《全球化与全球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426—427页。[22],于沛:《全球史观和中国史学断想》,《学术研究》2005年第1期。[23],2011年3月27日在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举办的世界史学科讨论会上与北京大学马克垚老师的一次谈话。[24],续建宜、刘亚林编着:《世界文明古国述略》,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25],盛志光:《评 〈世界文明古国述略〉》,《求是》1999年第4期。[26],约恩·吕森:《遵循康德:跨文化视野下欧洲人的世界史观》,《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1期。[27],俞可平:《全球化与新的思维向度和观察角度》,《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1期。[28],王四达:《全球化:一个逻辑与历史的进程》,《中山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29],潘光:《关于新世纪中国世界史学科发展的几点看法》,《世界历史》2000年第1期。[30],陈志强:《世界史研究发展的当代背景》,《史学集刊》2004年第3期。[31],何颖:《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年第2期。[32],薄洁萍:《文明史、世界史与中国世界史研究》,《光明日报》2000年12月14日,C2版。[33],于沛:《全球史:民族历史记忆中的全球史》,《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1期。[34],兰岚:《巴勒克拉夫的 “全球史观”评述》,《理论前沿》2006年第9期。[35],张旭东语,参见吴晓群:《我们真的需要 “全球史观”吗?》,《学术研究》2005年第1期。[36],程美宝:《全球化、全球史与中国史学》,《学术研究》2005年第1期。[37],吴晓群:《我们真的需要 “全球史观”吗?》,《学术研究》2005年第1期。[38],王林聪:《略论 “全球历史观”》,《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3期。[39],吴晓群:《我们真的需要 “全球史观”吗?》,《学术研究》2005年第1期。[40],于沛:《全球史:民族历史记忆中的全球史》,《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1期。[41],高寿仙:《真实与虚幻:全球视野中的近代早期世界经济图景》,《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1期。[42],程美宝:《全球化、全球史与中国史学》,《学术研究》2005年第1期。[43],黄洋:《全球史的陷阱》,《光明日报》2006年3月18日,第6版。[44],高毅:《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乐观与踌躇》,斯塔夫里阿诺斯: 《全球通史》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前言”,第15页。[45],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155页。[46],任东坡:《“欧洲中心论”与世界史研究———兼论世界史研究的 “中国学派”问题》, 《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1期。[47],格奥尔格·G.伊格尔斯、王晴佳:《文明之间的交流与现代史学的走向》,《山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48],威廉·格林语,参见蒲乐安 :《世界史是可能的吗》,徐秀丽译, 《世界历史》2006年第1期。[49],参见汤因比:《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68—281页。[50],齐世荣:《编写一部简明的世界通史是时代的需要》,刘新成主编:《全球史评论》第2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47页。[51],蒲乐安 :《世界史是可能的吗》,《世界历史》2006年第1期。[52],马克垚语,参见薄洁萍:《文明史、世界史与中国世界史研究》,《光明日报》2000年12月14日,C2版。[53],陈志强:《世界史研究发展的当代背景》,《史学集刊》2004年第3期。[54],黄洋:《全球史的陷阱》,《光明日报》2006年3月18日,第6版;陈新: 《全球化时代世界历史的重构》,《学术研究》2005年第1期。

首先,“网络”这一核心概念的选取和使用,体现了麦克尼尔父子对世界历史发展动力和分期等基本问题的反思。注重世界各文明之间的交往互动,并将这种互动视为历史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向来是老麦克尼尔的世界史研究的最大特色,《麦克尼尔全球史》一书基本上延续了这一解释框架。不过,“网络”概念的引入,使得各个文明之间的交流互动有了更具说服力的载体。因为网络的存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和不同群体之间才有可能进行商品、文化、技术、物种乃至疾病的广泛交流,文明内部的社会变动和不同文明之间的模仿、合作、竞争也才得以实现。强大的文明可以通过网络扩展自己的权势,弱小的文明同样可以借助网络而崛起为大国。由此可见,网络不仅是对过往实际的描述,更具有塑造世界的力量,反映了作者对历史发展之动因的独到认识。

面对全球史的中国史研究王永平 《历史研究》 2013年第1期全球史 兴起于20世纪下半叶,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的史学流派之一。自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全球史传入中国以后,在中国史学界也引起巨大反响,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全球史,并有一些学者开始尝试借鉴全球史的理念与方法来研究历史,在传统研究范式中取得创新。然而,方兴未艾的全球史在中国主要还是受到世界史和史学理论研究者的青睐和欢迎。与他们热烈谈论和倾心引介全球史的热情相比,全球史在中国史研究者中却显得相对冷清,鲜有回应。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局面?全球史与中国史研究有关系吗?在我们的中国史研究中需要全球史吗?这些都是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一、中国史与世界史学科的分立在中国的历史学研究领域中,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分立是一个既成事实:世界史首先是除中国史之外的地区与国别史,其次才是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历史;而中国史则主要是以历代王朝兴衰和社会变迁为线索的断代史和各种专题史的分解与整合。中国的历史学研究者也都很注重这种学科的划分和自己身份的认同,除了极个别学贯中西的权威和大家,大多数学者都会划地为牢,自觉站队,给自己贴上 “我是研究中国史的”和 “我是研究世界史的”标签,形成两个研究内容完全不同的 “学术圈”。如果不这样,就好像是一个没有 “组织”和不被圈内人认同的“学术盲流”一样。这种状况的形成既有历史学科本身发展的原因,也是现实需要的考量。中国史和世界史的分立,产生很多弊端,如以研究中国古代史见长的何兹全早就指出 “在我们的历史知识中,中国史和外国史挂不上钩的情况是比较普遍的”,“搞中国史的不问世界史,搞世界史的很少搞中国史”,以致所谓 “世界史”讲的是中国史以外的世界史。所以他大声疾呼“我们需要包括中国史的世界史”。[①]这种人为割裂的现象造成从事世界史研究的学者不大了解中国史,而研究中国史的学者也不太熟悉世界史的状况。虽然研究者可以通过大量阅读中国史和世界史的论着来弥补自己相关专业知识的不足,但是由于两个学科的分立,使得研究者的专业意识与学科方向从一开始就非常明确,事实上造成了他们对对方专业知识的了解难免浮光掠影,学术视野狭窄,要么言必称希腊、罗马,要么只知有汉唐而无论世界,所谓培养具有学贯中西、胸怀世界的通识型人才的目标往往流于空谈。诚然,多年来中国史学界也在不断呼吁构建新的世界历史学科体系,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在世界通史的编纂中加入中国史的内容,并在这方面进行了不懈努力和长期实践,涌现出了一批重要的世界通史着作,取得和积累了一些宝贵的经验。但是,在编写世界史时,如何处理中国部分迄今仍然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刘新成就提出: “在把中国史纳入世界史之后,‘世界史’中的中国史和中国史本身应该有什么区别?”[②]另外,即使是在世界史着作中加进了中国史及其相关的内容,世界史与中国史往往还是 “两张皮”,很难真正融会贯通。因此,如何克服二者之间的分立所带来的诸种困惑,从而建立起一种真正的有机结合,全球史的探索可以说为历史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富有启发意义的理论思考和实践价值。二、比较与融通:全球史研究中的中国史全球史的兴起不仅为历史学的研究带来了新视角,而且还为历史学家观察人类社会和历史提供了新方法。许多全球史史学家都以独特的视角和方法对中国史给予了特别关注和重新解读,如斯塔夫里阿诺斯的 《全球通史》、麦克尼尔的 《西方的兴起》以及本特利、齐格勒合着的 《新全球史》等,都将中国史的研究纳入全球范围加以考察,强调跨国界、跨地域范围的比较与借鉴、互动与关联,使中国史研究具有新的广度与深度。也有学者吸收全球史的观念与方法,用以研究中国历史,产生了新的成果,如在区域史研究中,滨下武志在 《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等论着中,把中国放在东亚或整个亚洲的空间范围内进行审视,从新的角度对历史上的中国以及亚洲与欧洲关系进行阐释。[③]在社会经济史领域,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④]王国斌的 《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⑤]弗兰克的 《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⑥]等论着,以全球视野为参照系,交互比较中西发展道路的歧异,将中国置于世界历史的发展之中,强调中国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性,揭示了中国历史独特的发展逻辑。在环境史研究中,庞廷的 《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⑦]贾雷德·戴蒙德的 《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⑧]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⑨]等论着,将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放在世界环境变迁中考察,从环境因素、人类活动和环境意识的角度发现了中国与世界环境变迁的许多共性与特性。在西方,关注、研究中国历史、文化有着悠久传统,并形成了一门国际性的显学———汉学,或称中国学。汉学的产生和发展,伴随着近代西方的崛起和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海外殖民扩张而展开,又与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的普遍发展有关。一般认为,汉学萌芽于16—17世纪来华传教士的着述当中。到19世纪初,汉学正式形成。汉学以整个中国为研究对象,内容涉及中国的方方面面,举凡中国的历史、社会、政治、经济、民族、语言、文学、哲学、宗教、科技等等,都在汉学家考察的范围之内。迄今为止,国际汉学已经取得丰硕的成果,涌现出来一批杰出的汉学家。与西方汉学相比,全球史研究中的中国史究竟与它有什么不同呢?首先,在研究视角和研究理论上,汉学家们不太注重理论建构,但他们却擅长从微观史学的角度对中国历史与文化进行详细的考察与论证,如劳费尔的 《中国伊朗编———中国对古代伊朗文明史的贡献,着重于栽培植物及产品之历史》、[⑩]谢弗的 《撒马尔罕的金桃》 、[11]谢和耐的 《中国与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等,[12]都是这方面的名着。但是,“这种片面方法导致的结果就是造成了一个拥有大量信息但研究领域零碎、狭隘的学科。”[13]而全球史史学家则习惯于从宏观视角审视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互动与关联,把 “全球视野”与 “区域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创造出了 “小地方—大世界”的研究范式。[14]其次,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资料上,汉学家们大多精通多种语言文字,尤其是汉语,甚至藏语、梵文、突厥文、吐火罗文等运用甚少或是已经不用的 “死文字”,因此他们特别注重将语言学与文献学相结合来观察中国历史,尤其是随着近代考古学的发展,大量中国文献与文物的出土与发现,如甲骨文、金文、敦煌文书、汉简、碑刻、档案、图像、域外汉籍等,更是为汉学家们的研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料。而全球史史学家则重视吸收和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运用跨学科、跨地域和横向联系与比较研究的方法,将中国史放在全球史的大背景下来进行考察。在研究资料的选取上,全球史史学家既注重从中国的历史文献入手,又注重发掘其他语言文字中的相关记载,从横向比较与互证分析中发现它们的关联性。如麦克尼尔在撰写 《瘟疫与人》时,“为了尽力发掘中国的瘟疫史料”,将公元前243年直到1911年的资料 “整理成一个详细的附录”,并 “结合黑死病时代及其此后亚欧大陆其他地区的情形”,由此考察 “瘟疫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15]第三,在研究内容和研究侧重点上,汉学家们大多从 “中国中心论”的角度出发,习惯于将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的叙事单位来进行论述,重视从中国历史与文化自身发展的状况来进行研究,虽然他们对发生在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交往或碰撞给予了足够的关注,但对那些超越民族与国家界限的交流与互动却重视不够。在实际研究中,注重细节描述和具体历史事件的实证研究,与中国传统学术中注重名物、训诂与考据之学有某些相通与类似之处,这样就使得历史研究变成一堆碎片式的累积。全球史史学家则从跨文化互动的独特视角出发,将中国历史置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各种相互交往体系与网络当中,进行一种鸟瞰式的全景描述。如威廉·麦克尼尔与约翰·麦克尼尔在 《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中就认为:“人类历史上处于中心位置的,是各种相互交往的网络。”[16]他们正是将中国历史置于其所编织的这张“人类之网”中来进行考察的。又如滨下武志在 《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区域和历史的视角》中也考察了与中国相关的各种各样的 “网络”,如 “海上网络”、“通商口岸网络”、“海外金融网络”以及交错的 “印度网络”与 “华人网络”等等。[17]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问题时,非常关注中西交流与中外文化的比较研究,并从中找寻出中西文明交流与互动的蛛丝马迹。如夏德的 《中国与罗马东部》 、[18]赫德逊的 《欧洲与中国:从古代到1800年的双方关系概述》、[19]梯加特的 《罗马与中国:历史事件的关系研究》、[20]让-诺埃尔·罗伯特的 《从罗马到中国:恺撒大帝时代的丝绸之路》等。[21]这些论着已经突破传统汉学研究的观念与范畴,具有一种独特的 “世界性”视野。例如梯加特的研究视野十分开阔,他在做了大量分析、比较之后发现:“在罗马帝国的盛衰期,其本土及北境、东境经常遭受蛮族的进攻、骚扰,而这类 ‘侵扰’,以及罗马帝国主动发起和被动接受的诸多战争,又往往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中国对西域地方的经营及政局变化的影响。”[22]这说明至少在两千年前东西方世界已经 “构成了一个庞大的交往体系”。[23]这样一些研究已经与后来出现的 “全球史”研究有某种相似之处。三、中国史研究中需要全球史吗在中国史研究领域中,如何引进和运用全球史的理念与方法,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话题。有学者就呼吁 “在全球史中重新思考中国”。[24]事实上,“全球史观的兴起也影响着当前中国史学的路向”。[25]近年来,有些中国史研究者已经开始尝试在全球史视野下重新审视中国历史,涉及众多领域,如基础领域有全球史观下对中国史教学、中国史学科建设等方面的反思;还有学者对 “全球史观”与中国史研究的相关领域进行了思考,如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范围的拓展、中国城市史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中国环境史研究、中国教育史研究,等等。此外,在中国史研究中,运用和借鉴 “全球史观”来开展具体问题的研究也有成果问世。因此,在当今世界联系日益紧密的大环境之下,全球史如果缺乏中国史就是不完整的,而在中国史的研究中也迫切需要了解和引进全球史。在中国史研究中,虽然 “欧洲中心论”的影响几乎没有市场,但我们也要反对和警惕狭隘的 “中国中心观”的膨胀。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国内持续高涨的 “李约瑟热”,到热捧美国学者柯文撰写的 《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26]都是这种思维的反映。具体到中国史的研究中,通常也会在不经意间贯彻这种历史观。如过分强调中华文明的独立发展道路和在东亚文明中的中心地位,陶醉于中国古代的各种发明创造和在世界史上的领先地位,动辄就以 “我们古已有之”来回应世界新生事物和新兴潮流的诞生与出现,而忽视域外文明的存在及其影响,结果导致盲目排外与妄自尊大情结在社会上时有泛滥。这样就很容易形成一种“中华文明优越论”的感觉。所以有的学者明确指出:“‘中国中心论’也不对”。[27]无论是 “欧洲中心论”,还是 “中国中心观”,都是一种有失偏颇的狭隘历史观。我们只有在历史研究中,将中国史真正放在全球史的大背景下来把握,才能更好地理解不同时期中国历史进程和世界其他地区历史进程的相互联系和区别,也才能更正确地理解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中国史研究中,向来有重材料、轻方法的倾向,并且近年来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当年陈寅恪、傅斯年等曾主张将语言学与历史学结合起来,运用多种多样的语言研究问题,努力发掘新的史料,将研究视野从中国拓展到 “四裔”乃至世界。但是,这样一种学术传统似乎早已被淡忘了。我们在强调中国史研究中引进全球史,并不是要否定传统中国史的研究,只是希望在中国史的研究中注入一种新的研究理念和方法,开拓新的研究课题和领域,不断发展和深化我们的中国史研究。有的学者担心在全球史潮流中,国别史是否还有意义?[28]其实大可不必,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全球史要求打破各自孤立的地区———国别史的藩篱,也不能继续作为地区———国别史的堆积。但迄今为止的全球史最重要的层级、分析研究全球史的最重要单位,仍然应当是‘国家’(nation-state,包括多民族的国家和单一民族国家)。”[29]“全球史学不能完全代替旧的国别史,但它的确丰富了传统世界史的视角和方法,扩展了我们的历史视野,使我们注意到跨越民族、国家和文化区域间的人口迁移、帝国的扩张、技术转移、环境变迁、文化宗教和思想的传播、经济的波动等等对全球历史的影响和意义。”[30]这样一些问题也正是在中国史研究中,需要开拓和挖掘的新课题和新领域。在中国史研究中,中外关系史、中外交流史和中西交通史向来是研究的重要内容。但在叙述方法上,往往是以国家为单位分别说明其纵向发展后,再单独叙述同一时期中国与其他民族国家之间的交往,结果造成 “纵向描述与横向描述两张皮的现象”; “而 ‘全球史观’着眼于不同文化之间的 ‘互动’,着重阐述不同文化之间互相影响的形式和内容,重心放在建立相互联系的 ‘过程’上面”,“以互相关联的 ‘网络’为单位,同步说明该地区的纵向和横向发展”。[31]全球史史学家认为互动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社会发展源自变化,而变化的起点是接触外来新事物。对新事物的取舍过程就是传统的蜕变过程,尽管社会对新事物通常并不抱欢迎态度,但抵制新事物的结果同样导致社会变化。[32]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互动”也是中国社会发生变化与进步的动力。全球史史学家认为:“世界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交流自远古时代就已经开始。世界上没有一个文明可以孤零零地存在而与外界毫无关系。”[33]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在中国史研究中较多地强调东亚地理环境的相对封闭和中华文明的独立发展道路,以致造成了一个只有在汉代张骞通西域之后中国才与世界发生联系的错觉。本特利 (Jerry·H·Bentley)曾经指出:“尽管在中国和印度、西南亚之间存在高山和沙漠的阻隔,贸易网络还是早在公元前3千纪的时候就把中国与西方和南方的大陆连接起来了……古代中国也是在一个彼此影响、彼此交流的世界大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贸易、移民和中国农业社会的扩大,促进了东亚和中亚各民族彼此之间正常关系的发展。”[34]也就是说中华文明早在五千年前就与世界上的其他文明发生了联系,张骞通西域只不过是古代中国开始大规模探索与了解世界的一大壮举。然而,长期以来在中国史的研究中,国内外学者在论及丝绸之路的开通时,大多只强调张骞西域之行的贡献。其实,在世界古代文明史上,这也并不是一件完全孤立的历史事件,早在此前约二百年,希腊—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发动的东征,就到达了中亚的巴克特里亚 和南亚的印度河流域———此后张骞才到达这些地区。也就是说, “就丝绸之路的全线贯通而言,亚历山大东征和张骞通西域都发挥了同样的历史作用”。[35]假如我们在中国史的研究中,能够将张骞通西域与亚历山大东征联系起来,就能更好地理解这一时期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不同人群之间渴望 “相遇”及其所产生的文化影响,这也正是全球史史学家所要表达的一种 “互动模式”。在中国史研究中,佛教东传也是一件大事。佛教大约是在两汉之际从印度传入中国的 “新事物”,由于佛教是一种外来的异质文化,它在初传入华时,曾经产生过严重的水土不服现象,受到本土文化的强力排拒,甚至酿成 “三武一宗灭佛”的激烈冲突。尽管中国社会对佛教这一外来 “新事物”并不抱欢迎态度,但抵制它的结果同样导致中国社会发生了变化。佛教为了尽快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开始了中国化或本土化的过程。经过与本土文化的排拒、吸纳、依附、融汇,最终演化为中国化的佛教,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唐宋巨变中,理学的兴起与道教的变化就都受到佛教的影响。因此,中国社会对佛教这一外来 “新事物”的吸收、取舍过程本身也就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蜕变过程。另外,在中国史的研究中,还有一个非常容易被忽视的历史现象,就是 “胡化”问题。在我们的研究中,一提到少数民族 “汉化”问题,通常就会大讲特讲,认为这是一种社会进步现象;反之,一提到 “胡化”问题,就会有意回避或者干脆不提,认为它与历史的 “倒退”,或者与野蛮甚至落后相联系。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误解与偏见。在全球史视野下,“汉化”固然是历史发展的主旋律,但 “胡化”也不容忽视,它曾经对中国历史和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产生过重大影响,如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汉唐社会胡气氤氲———胡服、胡食、胡音、胡乐、胡舞、胡骑、胡俗———盛极一时。这种 “胡化”现象甚至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还有反映。假如我们在中国史研究中,能够将 “汉化”与 “胡化”现象结合起来,就能更好地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收并蓄、共生共存的包容格局。当然,现在讨论全球史观对中国史已经和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还为时过早。全球史观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视野空前开阔、思维空前开放的看待历史的全新视角与方法,它所致力于通过跨学科、长时段、全方位地探讨和关注人类生活层面的相互联系与互动,尤其是关注跨越地域和种族的互动与交流,诸如人口的迁移、疾病的传播、帝国的扩张、生物的交流、技术的转移、思想、观念和信仰的传播以及自然生态环境的变迁等等问题,都是我们在以往的中国史研究中所忽略的一些重要历史现象。如果我们能够真正将全球史观应用和贯穿到中国史研究当中,那将为我们的研究范式带来重大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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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尼尔受西方传统史学观影响很大,但他超越了一些西方中心论的狭隘,同时将历史的外延范围进一步扩大。这部世界史,可以被看作其史学观的集大成之作,其中透出的观念,回应了史学史上的基本问题,同时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在针对斯宾格勒、汤因比的史学观时,麦克尼尔不同意他们把各个文明视为孤立的、可以自行说明的事件来对待的史学观,认为人类历史从一开始就不是割裂的,而是通过语言、技术等元素连接在一起,尽管彼此面貌各异却有共同的元素。

刘新成 历史研究 2011年第6期1987年,巴勒克拉夫的 《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文版出版,原着a universal view of history中一词被译为 “全球历史观”,是为 “全球史观”一词在中国首次出现。[①]此后全球史观广为传播。据2001年2月中国百度网搜索,涉及 “全球史观”的条目达200万之多。中国大陆主要史学期刊以 “全球史”或 “全球视野”为篇名的史学论文逐年增加,1997年仅有1篇,2004年上升到10篇,2009年达到23篇。 《史学理论研究》、 《光明日报 》等具有影响力的报刊都曾举办笔谈或开辟专栏就全球史观进行讨论。巴勒克拉夫、斯塔夫里阿诺斯、麦克尼尔、彭慕兰、本特利等被中国学者视为全球史观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名字在评介文章中频繁出现。目前国内许多学者把全球史作为研究方向,有的高校还建立了全球史研究机构,并与相关国际学术组织建立了联系。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出版了 《全球史评论》、《全球史译丛》、《全球史读本》等书刊。许多大学的历史系都曾以全球史观为题举办学术研讨会。中国学者对全球史观评价不一。赞者首先肯定全球史观的时代价值,认为它是“全球化进程在史学领域的直接反映”,[②]“在当今世界人类交往更趋频繁的崭新形势下”,运用全球史观审视人类历史 “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趋向”,[③]因此,应将 “全球史观的确立,视为战后西方史学最为重要的成就之一”。[④]就其学术意义而言,有的学者认为,“将全世界作为一个整体,从宏观角度审视和研讨历史,已成为史学界的重大课题”;[⑤]全球史学者提出的 “整体主义全球视野”给予中国学者以 “振聋发聩的提示”,[⑥]“如何运用全球史观,彻底改变国别史拼凑的马赛克式旧体系……乃是我国世界历史工作者刻不容缓的重要使命”,[⑦]关乎 “一种真正意义的世界史观 形成”。[⑧]在近年编纂的世界通史类着作中,有的 “采用与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相同的历史分期”,[⑨]有的借鉴外国学者的编写方式。有的突破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传统套路,按文明类型及其演变划分世界历史,并注重描述不同文明之间的接触和交流、冲突与融合。有的运用诸如 “世界体系”之类的理论,对 “希腊化”等老题目进行新的解释。不仅如此,“全球史观的兴起也影响着当前中国史的路向”,[⑩]有些中国史研究者尝试在全球视野下重新审视中国历史,特别是 “近代早期”的中国历史,撰写了 《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11]等着作。《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 《“全球史观”:反思 “西方中心论”的一个代表》一文,[12]介绍 《白银资本》、 《大分流》和 《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等书在中国史研究中引起的震动。然而,全球史观也遇到了质疑。有篇论文就叫做 《我们真的需要全球史观吗?》。有人将全球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进行比较,断言前者 “并不是一个严密的、统一的规范体系”,[13]不能以其作为世界史教学与研究的指导思想,甚至应该警惕它像西方国家现代化研究衍生的、替西方霸权张目的结构功能主义一样,充当全球化时代新殖民主义的 “话语策略”。[14]有人认为,西方全球史学者宣称 “去欧洲中心”, “超越民族自我崇拜”,创建 “全世界都能接受的世界史学”,[15]无异于迷人的呓语,中国学者只能保持中华民族对世界历史的独特记忆,建立 “属于中国史学的全球史”。[16]上述对全球史观截然相反的态度,既有学术争议的性质,更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分析这一现象不仅具有史学史研究意义,也有一点 “跨文化研究”的味道,而后者正好与全球史的旨趣吻合,所以本文重点在于解析这种 “态度/反应的区别”。二首先需要梳理世界历史观念在中西文化系统中的流变。在西方,世界历史曾长期属于历史哲学范畴,所谓 “世界”不过是人类全体的代名词,“世界历史”的内容不是陈述史事,而是演绎人类命运,核心是探究支配命运的力量。在中世纪,这种力量归于上帝意志,后来则归于人类理性。历经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世界历史理性”学说到康德晚年获得臻于完美的表达:人类宿命就是以固定模式发展自然赋予他们的各种潜能;人类的共同性就在于把人的自然性 性;人类为了与自然和谐相处并与之共同发展必然试图解释这个世界和自身,这种解释就叫做文化;而理性就是发展文化的潜能;虽然理性为人类共有,但因 “解释世界和自身”由个体完成,所以文化必有差异,世界因而必是共性与差异性并存,人类历史,即世界历史,就是阐释包含所有文化差异的共同性和普遍性,揭示不同文化最后如何统一于人类潜能的充分挖掘。[17]在西方历史哲学中影响深远的目的论、进步观和阶段论至此形成。对西方史学来说,如果说18世纪是历史哲学的世纪,那么19世纪则是历史科学的世纪。19世纪,演绎的历史学渐渐让位于叙述的历史学,而 “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出现与民族主义的兴盛息息相关”,历史科学在普鲁士甫问世就 “有意地协助构建民族认同”,“极为频繁地利用学术来使民族主义意图合法化”。[18]这样,欧洲历史学家从一开始从事的历史学,就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既定的历史哲学框架下将欧洲国家置于突出位置。其实,早在西方近代历史哲学形成的过程中,欧洲人就已开始 “自我膨胀”。伏尔泰在回顾世界历史时,虽然承认东方曾为古代世界中心,但他认为中心后来转移到希腊罗马,而这一转移意味着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走向进步,而此后的世界历史全部成为欧洲文明的扩展史。[19]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将康德的 “理性”引申为 “自由精神”,提出人类历史的终极目标就是自由精神的充分实现,而欧洲文明已经达到这样的顶点,历史就此 “终结”,就连渐露端倪的 “美国兴起”都只能算是 “史后现象”。[20]在兰克等人笔下,世界文明就是欧洲文明的拷贝,比如欧洲扩张后形成的世界格局就是欧洲 “势力均衡”传统的简单再现。[21]总之,按照欧洲的学术理路,既然人类的全部历史就是一部 “理性或自由精神的发展史”,而欧洲已经达到其顶峰,世界历史已经 “终结”,那么世界历史除了书写欧洲便别无他选。这就是19世纪欧洲世界史学呈现欧洲中心主义的内在逻辑,也是民族国家成为其思考与叙述的基本单位而宏观世界史学渐行渐远的原因。进入20世纪以后,世界巨变颠覆了欧洲霸权并惊醒欧洲人。由于伴随时代巨变出现的历史反思,从社会生活角度看,总是以质疑与现实反差最大的陈旧观念为起点,在研究取向上,总是从学术发展史上的最近端切入,所以,“欧洲中心论”便成为西方世界历史学反思的重点。为讨论题目所限,“正反”两方经常被简化为 “欧洲中心”与 “全球视野”,凡站在“欧洲中心”对立面的,统统归入 “全球史观”。下面简单梳理一下 “全球史观”在西方的发展。首先是斯宾格勒和汤因比。他们的最大理论贡献是指出欧洲/西方文明不曾、也不会定格于文明的顶峰。为说明文明的命运,他们举其他历史文明为例,虽不曾批判欧洲中心论,但拓展了欧洲世界史学视野,使后者在 “唯我独尊”一个多世纪之后重新认识到其他文明的存在。巴勒克拉夫明确提出 “全球史观”,呼唤宏观世界史学的回归。他也是主张把 “去欧洲中心”的思想从思辨史学转入叙述史学的第一人。虽然他本人并未撰写贯彻全球史观的世界通史,但他的 “公平对待各种文明,承认各自历史贡献”的思想渗透在他的许多着作当中。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史观方法论上进行了开创性尝试。他提出的 “月球立场”和 “非国家叙事单位”充分展示了努力克服 “欧洲中心论”的决心,《全球通史》一书因此风行。以沃勒斯坦和麦克尼尔/本特利为代表的方法论创新走的是另一条路:解构 “西方文明”。沃勒斯坦的 “世界体系说”旨在说明,文明不可能单独存在,只能生存于由多种文明组成的“体系”当中,一种文明的兴衰端赖于体系发生变化,而不仅仅是文明自身的原因。沙弗 和玛兹利什所倡导的 “全球化进程史”实际上是这种 “世界体系说”的延伸。麦克尼尔/本特利则指出,文明不可能 “纯粹”,各个文明都是多种文明成分的混合物,且彼此处于不断交流与融合的过程当中,脱离这一过程为文明分类和定性,本身就是荒谬的。彭慕兰的 “去欧洲中心”最为直截了当,他说,晚至近代早期,世界中心并不在欧洲,而在中国。在众多全球史学家之中只选择上述寥寥数人,从林林总总的全球史着述中仅仅抽绎上述几条线索,未免有点武断,但考虑到在中国学者看来,“全球史观的基本理论特征是对 ‘欧洲中心论’的批判”,[22]紧紧围绕上述各位大家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和纠正来勾勒全球史观的发展脉络,大约没有偏离方向。总的来说,西方学者对欧洲/西方中心论的反思是认真的,批判是有力的,方法论探索也是有价值的。但是需要说明,如前所述,欧洲/西方中心论只是西方历史哲学演绎的结果,只是西方世界历史观念史的下游和末端,仅仅围绕这一点做文章,而完全不触及 “人类历史的共性与整体性”这一西方历史哲学的根本命题,不触及西方世界历史观念史的上游和初端,西方全球史学者能否真正摆脱西方中心论,能否构建一个崭新的世界史观,就很成问题。而这一点,放到中国语境中,就暴露得格外清楚。中国史学源远流长,但在古代并没有形成系统的世界历史观念。在中国,世界历史学是舶来品,而且是在被西方侵略的过程中输入的。这一背景决定了中国人对世界历史学的纠结心态:一方面希望借助学习世界历史知识和理论振兴国家,另一方面又对这些来自外国的学说充满怀疑和反感。在这种心态之下,中国学人既鼓吹具有 “革命”意义的 “新史学”,全盘接受西学的话语体系,又苦苦探求中国人自己的表达方式。事实上,当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已被西来的“科学方法”和 “普遍真理”所冲击,就连最高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将中华民族史学的最高追求也按照西方学科体系指向 “科学的东方学正统”之时,中国人的世界历史观要想拒绝西化几乎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周谷城先生还是勉力为之。他在多年讲义基础上编纂的 《世界通史》,虽然大部分内容及编排体例均采自欧美课本,但仍见缝插针般地楔入自己的观点和创见,特别是 “世界通史并非国别史之总和”的论断,虽非原创,但确为当时西文同类着作所罕见。周先生之所以把这句脱胎于阿克顿勋爵名言的话置于文首,应该说与此语暗合“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之中国史学理想有关。1949年以后,哲学社会科学全面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彻底否定黑格尔的历史唯心主义,将世界历史从绝对精神的投影复原为现实过程,为正确认识世界历史开辟了新前景。但是,20世纪50—60年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是从苏联引进的。对于以马克思主义者自诩的苏联世界历史学家曾否认真研读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我们不得而知,但他们编纂的多卷本世界通史,在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解读人类历史的同时,为印证“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国成功,社会主义制度可以在一国建成”而注入许多当时苏联的主流思想成分,却是不争的事实。20世纪60年代中国出版的第一套四卷本普通高等教育世界通史教材,留有鲜明的民族国家史、革命史印记,与该教材直接脱胎于苏联的 《世界通史》有关。改革开放以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被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所取代。求索,开放,自觉反思,追求新见,这些改革开放初期的时代特点在世界历史工作者身上既体现鲜明又别具特点。对世界历史长期止步于 “舶来”的不甘与对新知的渴求相交织,为经济建设中心出力的愿望与本学科理论储备不足相矛盾,坚持历史唯物论的立场与在本学科贯彻唯物史观的实践经验不足相并存。正是在这种背景与心境下,在 “文革”封闭十年之后,他们遇到了 “全球史观”。欢迎 “全球史观”,几乎是一个自然过程。1978年,中国派出 “文革”后第一个世界历史代表团,据一名团员回忆:“我们见到外国同行就问,你们现在在读什么书?他们好多人回答,在读麦克尼尔的 《西方的兴起》,于是我们就找这本书来读,尽管当时我们对该书并不十分了解。”[23]“全球史观”最能打动中国世界史学家之处,在于某些论点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观相合。曾主编前述 《世界通史》教材并长期思考宏观世界史理论的吴于廑先生发现,按照马克思主义,人类历史成为 “世界历史”———全世界连为一体的历史———是人类社会发展到某个阶段的特殊产物,世界历史学科的任务乃是阐释这一过程,因此务必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纠正苏联版 《世界通史》分国叙述、专注于各国社会进步的 “纵向”发展,而忽视世界各地联系逐渐加强的 “横向”发展的倾向。“全球史观”倡导的整体性、跨国别叙述方式,正好与吴的思想一致,而吴也确曾在论文中提及巴勒克拉夫和斯塔夫里阿诺斯的有关观点。全球史观对 “西方中心论”的批判,也是它在中国受到高度评价的重要原因。中国学者批判 “西方中心论”由来已久,究其原因,民族感情第一,政治原因为二,学理因素第三。关于民族情绪,1902年梁启超发表 《新史学》时即倡言以 “民族主义”的历史学启发 “爱国之心”和 “合群之分”。周谷城直言:“欧洲资产阶级的史学家讲世界史,以欧洲为中心……原没有什么不可。但我们自己讲世界史,如果也以欧洲为中心,则大不可。就爱国思想说,不应该。”及至目前,这种情绪仍有表现。1998年 《世界文明古国述略》一书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24]有评论说,该书主旨在于突显亚非古文明之辉煌,以淡化欧洲古文明,否定欧洲中心论,并称这一初衷乃承继了 “周谷城先生之思想”。[25]政治原因与冷战时代开启的世界格局有关。在20世纪下半叶,中国曾围绕世界通史编纂展开过两次有关世界史体系/分期的大讨论,均以谨防 “欧洲中心”陷阱为重点。论者普遍认为,这是关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政治问题。学理原因不言自明。除非自我遮蔽,无人不见世界各族人民在不同时期对人类历史的贡献,作为既 “外于”西方又拥有数千年文明辉煌的中国人,对这一点更会格外敏感。基于以上原因,中国学者不管对全球史观作何评价,对其批判 “西方中心论”的态度,总是称许有加。“全球史观”还迎合了当前中国提倡的学术创新口号。面对近几十年来的巨大变化,特别是日益明显的全球化趋势,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孕育着学术创新冲动。有学者认识到,“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在当今全球化进程中起着构建一个明智的负责任的文化导向的重要作用”,[26]为此需要转换 “思维方式及研究视角”,“同时具有民族性和全球性思维”,“重塑人文社会科学”。[27]基于对 “全球化……是世界历史发展中的一个新阶段”的理解,针对中国 “国内对全球化的讨论,只讲当前,少及历史”的现状,[28]史学家呼吁加强宏观世界史研究,扭转 “多年来在世界史研究中以阶级斗争为纲造成的……忽视文明和文化研究”的现状,[29]加强 “对多元文明,特别是不同文明之间 ‘联系’的探讨”,[30]以利 “更深刻地理解现时代的经济全球化”和 “应对全球化”。[31]凡此种种,似乎都依稀可辨 “全球史观”的回声。与斯塔夫里阿诺斯提出 “新世界需要新史学” 相类似,2000年中国史学家在参加第十九届国际历史学科大会之后发表了题为 “探寻 ‘全球史’理念”的 “印象记”,对 “新意史学”给予高度肯定。认为全球史观提倡的新视角、新方法具有开拓意义,把具体历史问题提交到全球背景下来思考,必然产生新的意境。《光明日报》以 “文明史、世界史与中国世界史研究”为题开辟专栏,指出 “世界全球化趋势日益加速的今天,将全世界作为一个整体,从宏观角度审视和研讨历史,已成为史学界的重大课题”。[32]如前所述,中国学者中也有些人对全球史观持否定态度。这种否定态度同样与中国世界历史的学科特点以及当代中国的特殊语境有关。不言自明,“全球史观”也是舶来品,而且同样来自曾经极端鄙视中华文明的西方。对西方舶来之品———包括史学观念———中国人有着 “本能”的反感。对于晚近 “全球史观”的流行,有人说,“如果我们的历史研究只是一味地重复西方史学的概念和结论,盲目地复制西方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这对发展我们自己的历史记忆没有任何意义,相反是一种削弱,甚至是破坏的作用,试问,这种研究的价值又在哪里呢?”[33]“我们在研究、借鉴 ‘全球史观’时,不能……放弃了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和话语权……对包括 ‘全球史观’在内的任何一种外国史学的理论和方法,都不能简单地照抄照搬,不加分析地简单套用。”[34]有人几乎把在中国鼓吹 “全球史观”视为 “崇洋媚外”:“现在,中国任何一个现象都只能在别人的概念框架中获得解释,好像离开了别人的命名系统,我们就无法理解自己在干什么”;[35]有人提出,全球史观在西方史学中并不是新鲜东西,中国学者即使 “逐新”也不能盲目。况且在中国,全球视角也不稀奇, “如果 强调文化间的联系;扬弃国家本位视角的话,中国史学似乎早就有预流之士,以今人叫做全球史观的眼光,研究中国的历史了。20世纪上半叶以来,不少中国历史学家,具体而微地运用异文化的材料来理解中国文化的塑造,从各个方面回答‘中国如何成为中国人的中国’这个问题。”[36]总之,“每个民族都有权独立地提出自己对于世界历史的认识和思考,而不是削足适履地去适应强势文化的全球化模式,以及这一模式所体现出的种种规范,也不是将自己的观点在别人的概念体系中加以阐释”。[37]除 “感情”因素外,中国人对全球史观还保持一种 “意识形态警觉”。当今世界毕竟是一个西方强权的世界,全球史观既然被视为解读全球化的西方理论,其意识形态色彩就不能不引起中国人的警觉。中国一直有人将 “全球史观”这样一种史学方法论误解为哲学理论,担忧此“史观”将动摇彼 “史观”———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所以有些中国史学家针对 “全球史观”只重视各人类群体间联系,忽视各群体内部发展动力等缺陷,严正提出 “坚持与发展唯物史观是中国学者的根本任务”。[38]他们认为 “全球化和 ‘全球史观’都是西方的命题,而非中性的概念”,“全球化是西方文明价值观和西方利益的全球化,非西方的国家则被放逐在全球化的边缘。在此背景下出现的全球史观……是为西方工业文明向全球拓展寻求理论支撑”,[39]“作为一种 ‘历史观念’,我们不能接受,因为它暗含着 ‘全球化’意识形态 ‘陷阱’,即主权终结论、非领土化国家、非民族国家化等等。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的产物。”[40]针对西方全球史学者提出的从 “根本上反思世界历史”,[41]一些中国学者的回应是,“由于中国的世界史体系自1950年以来是建立在反殖民地反帝国主义的基础上的,因此,在意识形态上,中国的世界史叙述,并不存在 ‘忏悔’的需要”。[42]三综上所述,源自西方的 “全球史观”在中国遇到形形色色的解读,其中有些解读可能是西方的全球史学者始料不及的。但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我们不能忽略,就是全球史观在中西不同语境中,引起许多相同的思考。全球史观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为起点的,而西方中心论乃是西方世界史学发展的末端。不触及根本,枝节末端问题是纠缠不清的。这一点,中西学者认识相同。关于斯塔夫里阿诺斯的 《全球通史》,我在2004年赴美访学时,曾听到多名美国史学家说,该书并未跳出以欧洲为中心的 “挑战———应战”模式。而中国学者同样尖锐地指出:“斯塔夫里阿诺斯自己的结构就是一个欧洲中心主义的结构”,[43]他的 “现代文明理论” “闪烁其辞”,事实上仍把 “现代化看作一种单向的欧化或西化的过程”。[44]对于斯塔夫里阿诺斯等人的困境,中西学者同样归因于方法论。巴勒克拉夫说,那些力求立场 “客观”的人,终于不能突破 “西方中心”,是因为 “他们身边使用的那一整箱工具却全是由欧洲制造的,恐怕一时还不可能将她完全更换”。[45]中国学者指出,这 “一箱工具”就是西方“历史学研究的诸多核心概念,如工业革命、现代性、资本主义以及个人自由”,西方史学家正是 “凭借这些基于欧洲特定经验所产生的概念来阐释欧洲对现代世界的支配以及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46]这种方法论的局限,不仅西方学者 “挥之不去”,非西方学者也难以超越。在这一点上,中西学者所见略同。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和王晴佳指出,“源自启蒙运动以来所提倡的理性主义观念和科学归纳的方法,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人类认识活动的最佳、甚至是唯一的手段,而其他方法则要么是非理性的、要么是非科学的”,因而遭到排斥。[47]那么,理性和科学为什么“挥之不去”?根子还在于西方人所谓的一元的物质进步论。可见,认识方法只是表象,问题实质是价值标准。有一个问题问得好:假如由东方人按自己文化传统书写,全球史还会像当下流行的那样充斥物质主义吗?[48]于是,中外世界史学家都呼唤价值标准的统一。汤因比晚年曾经说过,要正确地认识全球性问题,唯有建立 “世界国家”,重建人类统一的价值观。[49]中国学者齐世荣曾说,只有 “各国学者……抛弃国家、民族的偏见,通力合作,经过长期的努力”, “才能……如实地反映各个国家、民族在人类世界上做过的贡献,如实地反映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50]西方学者面对 “谁来制定世界公民标准”、 “谁来勾画人类故事”的问题,发出 “世界史是可能的吗”的疑问。[51]中国学者认为,生活在不同文化背景之下的史学家,就哪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哪一个时代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很难达成共识,在什么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什么是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等问题上也很难意见一致,只要在这些涉及价值的判断上各执一词,短时间内很难产出令人满意的世界史。[52]有人认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目前水平上,谈论 ‘共同价值标准’只能是空谈”。[53]面对这种困局,西方后现代主义选择了 “逃避”,而有些中国史学家也正在以类似方式使自己 “乐观”起来。有人说,既然统一的价值观不可能形成,不如放弃对 “主导性叙述”的追求,让各个地区、各个民族按照自己的文化传统撰写本文明的历史,全球史体系留给读者自己在比较中建构。另有人说,“每一位新的世界历史叙述者都在 重构世界历史……我们不能要求作为个体的世界历史叙述者超越自我中心,撰写一部他人的世界历史”,既然每个叙述者 “都想表达自身的价值…… 这些价值是否成为普遍价值却依赖于读者接受的程度”,那么 “重构世界史”就是 “尽可能多地丰富世界历史文本,令读者可以按照培养自身世界观的需要不断进行选择”。[54]无论是悲观的感叹,还是 “乐观”的建言,都体现了当代中国史学家对宏观世界史学的严肃思考。但我认为,不管怎样,不能忘记宏观世界史学的本初指向,即探讨人类历史的统一性,这种探讨是该分支学科的存在前提,放弃这种探讨无异于学科的自我取缔。比较现实的做法,是在现有的话语体系基础上 ,不断修正和补充,以逐渐接近共识。当前,如果能够将现代文明的困境考虑进去,把 “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好生活”这样的命题列入价值标准,将中国史学重视道德评价的传统吸收进去,就能写好世界史,裨益于和谐世界的建立。

这便是麦克尼尔父子所勾勒的从史前到21世纪初的“人类之网”。与数十年前问世的《西方的兴起》相比,《麦克尼尔全球史》一书在保留了鲜明的“麦氏风格”基础上,提供给读者不少新知与创见,也折射出美国学界在世界史研究领域的新动向。

[①]何兹全:《我们需要包括中国史的世界史》, 《光明日报》1984年3月14日,收入 《何兹全文集》第2卷 《中国史综论》,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961—963页。[②]刘新成:《〈全球史评论〉发刊词》,《全球史评论》第1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3页。[③]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朱荫贵、欧阳菲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④]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⑤]王国斌: 《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李伯重、连玲玲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⑥]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⑦]克莱夫·庞廷: 《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王毅、张学广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⑧]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谢延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⑨]威廉·H.麦克尼尔:《瘟疫与人》,余新忠、毕会成译,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0年。[⑩]劳费尔:《中国伊朗编———中国对古代伊朗文明史的贡献,着重于栽培植物及产品之历史》,林筠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11]爱德华·谢弗:《唐代的外来文明》,吴玉贵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12]谢和耐:《中国与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耿昇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13]夏继果:《理解全球史》,《史学理论研究》2010年第1期。[14]刘新成:《〈全球史评论〉发刊词》,《全球史评论》第1辑,第3页。[15]威廉·H.麦克尼尔:《瘟疫与人》,“中文版前言”。[16]约翰·R.麦克尼尔、威廉·H.麦克尼尔:《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王晋新、宋保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页。[17]滨下武志: 《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区域和历史的视角》,王玉茹、赵劲松、张玮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18]夏德:《大秦国全录》,朱杰勤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19]G.F.赫德逊:《欧洲与中国》,王遵仲、李申、张毅译,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20]弗雷德里克·J.梯加特:《罗马与中国:历史事件的关系研究》,丘进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21]让-诺埃尔·罗伯特:《从罗马到中国:恺撒大帝时代的丝绸之路》,马军、宋敏生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22]弗雷德里克·J.梯加特:《罗马与中国:历史事件的关系研究》,“译者前言”。[23]丘进:《中国与罗马:汉代中西关系研究》,合肥:黄山书社,2008年,第207页。[24]艾尔曼:《在全球史中重新思考中国》,《解放日报》2010年6月18日,第19版。[25]程美宝:《全球化、全球史与中国史学》,《学术研究》2005年第1期。[26]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27]林甘泉:《“中国中心论”也不对》,《北京日报》2007年1月22日,第19版。[28]葛兆光:《在全球史潮流中国别史还有意义吗?》,《中国文化》2012年第2期。[29]董正华:《论全球史的多层级结构》,《贵州社会科学》2011年第11期。[30]何平:《全球史对世界史编纂理论和方法的发展》,《世界历史》2006年第4期。[31]刘新成:《“全球史观”与近代早期世界史编纂》,《全球史评论》第1辑,第23—39页。[32]刘新成:《互动:全球史观的核心理念》, 《全球史评论》第2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3—12页。[33]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王晴佳:《文明之间的交流与现代史学的走向———一个跨文化全球史观的设想》,《山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34]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上册,魏凤莲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28—135页。[35]杨巨平:《亚历山大东征与丝绸之路开通》,《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

有中国读者在看了《世界史》后评价说:“这本书会赋予你一种强大的才能:就像站在开阔的田野里仰望满天星斗,在静谧的大气中发现宇宙宏伟的运动;而且你可以用望远镜任意跟踪聚焦于某个星球,然后退回到全景仍能准确地指出其位置。”还有读者写道:“它不像大多历史记录那样正襟危坐,而导致被束之高阁;当然也并非近年自《明朝那些事儿》之后,逐渐偏离轨道的通俗说史。它介于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之间,学者不会感觉它缺乏广度深度,普通读者也不会感觉枯燥乏味。”

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从史前到21世纪的人类网络”,其实,本书原名《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旨在从“网络”这一视角出发,俯瞰世界历史,启发读者思考人类在整个地球生命中的位置及其未来的走向。麦克尼尔笔下的“网络”,不是今天我们狭义理解的互联网、人际网络等概念,而是一种包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元素流动的国际网络,从石器时代到当代,网络的范围和内涵变幻万千,但基本的元素却是稳定的。


在全书的最后一章中,麦克尼尔父子分别陈述了他们对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的看法和对人类未来社会的展望。小麦克尼尔认为,人类历史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同质性”向“多样性”,而后又朝着“复杂同质性”演进的过程。他担心如果不能妥善地解决信息和能源问题,人类或将最终毁灭自己。相较之下,父亲老麦克尼尔的看法更加乐观:如果能够保有在一个多样性的世界网络中共同生活的能力,人类是可以克服种种危机和挑战的。不论踌躇抑或乐观,谁也无法否认的是,你我正生活在一个自己亲手参与编织的全球网络之中。如今,在这个巨大而又密集的网络遭到种种质疑、挑战和冲击的时刻,彷徨无措的我们不妨回首过去,从悠远的“人类之网”中寻觅到哪怕一丝丝的激励、感动或慰藉。


《世界史》初版于1967年,一经问世,便扭转了当时世界史学研究中的颓势。相较于此前美国学界一谈世界史便以欧洲为主体的心理,麦克尼尔所站的“世界”更高、更远、更全面,最主要的是他在书中提出了许多独到见解。比如,他认为世界史只有研究文明间的互动才有意义,所以他不断书写文明间的冲击与反冲击、征服与反征服,而书的副题更直接被他定为“从史前到21世纪全球文明的互动”。

研究历史,不只是为了记录过往,更在于反思当下与想象未来。我更看重的自然也是麦克尼尔如何将他的历史观用于思考更深远的问题,而不只是对过去的历史事件加以评析论述。如今,网络让人类交融的同时也产生了新的风险。就像网络里局部存在的病毒,可以通过传播给网络里的文明带来疫病,许多历史上的灭顶之灾都与此有关。而在信息流动越发加快的当代,“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特点在经济商贸上表现更明显,而那些远离全球化贸易的区域,却可以不受其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麦克尼尔全球史》 不只是一部历史书,更是一部引人深思的未来之书。

要而言之,无论是核心概念的构建、对文明及其关系的理解,还是在题材的选择上,《麦克尼尔全球史》均颇富新意,带有麦氏父子鲜明的治史理念和写作风格,可谓自成一家之言。不过耐人寻味的是,除了史景迁与本特利等人撰文予以评介外,该书出版后并未引起学界太多的反响,这令老麦克尼尔颇为沮丧。如果我们要对该书的学术地位作出评价,或许有必要对美国的世界史研究的学术史稍作回顾。美国的世界史研究首先是作为一个教学领域发展起来的。20世纪60年代,老麦克尼尔和斯塔夫里阿诺斯等学者出于对西方文化模式的反思,开始对原有的《西方文明史》课程加以改造。加之冷战时期美国亟需了解非西方文明,具有全球视野的世界史课程应运而生。经过数代学者的惨淡经营,世界史终于成为美国大学通识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麦克尼尔全球史》只不过是当今诸多世界史著作和教材中的一种,不可能再像当年《西方的兴起》那样一枝独秀。对该领域的开拓者老麦克尼尔来说,世界史园地的百花齐放,或许也不失为另一种更大意义上的成功。另一方面,主要基于二手材料而非档案研究的世界史著作,长期受到所谓“专业历史学家”的轻忽。尤其是碎片化带来的对宏大叙事和历史规律的反感,导致很多历史学同行对这类通论性著作兴趣不大。不管怎么说,作为一种已经非常成熟的历史编纂方式,世界史对于纠正史学专门化倾向、培养具备国际主义意识的世界公民、回应全球化时代的种种挑战,都有着难以替代的价值,这同样是历史学家的使命和职责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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