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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讲解诗歌翻译时,剖析《诗经》内容、修辞风格的翻译

张智中:几十年来,您在汉诗英译方面的翻译理念和翻译原则有无变化?具体情况怎样?

摘 要:在中国现代诗史上,卞之琳的定位是一个精致的艺术家,一个卓越的翻译家,他以自己独特的翻译风格,在英诗汉译方面创造性提出“以顿代步”的翻译方法,并遵循“亦步亦趋”的翻译准则,一定意义上推动了中国新诗的长足发展,对中国的现代主义诗歌产生了不可或缺的影响。 中国论文网 关键词:卞之琳;英诗汉译;“以顿代步”;翻译实践 作者简介:白玉洁,女,西北大学外语学院硕士生,从事英语笔译研究。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03-0-02 一、引言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纵观古今中外,诗歌名家的翻译历来是公认艰难的译事之一。如果翻译一首诗歌,若是逐字逐句直译出来,原文的音韵就会大为减少。因此,美国着名诗人弗洛斯曾说:“诗歌就是在翻译中丧失的东西。”因此,无论是英诗汉译或是汉诗英译都要注意保留诗歌的视觉美感,准确传达原诗的意义和意境,再现原作的艺术效果。自新中国成立至今译者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上都有明显提升,所采用的翻译方法也是时殊风异,各有千秋。这一阶段主要从事英文诗歌翻译的代表有王佐良、卞之琳、屠岸等人,这一时期主要提倡采用格律诗形式翻译英语格律诗,其中一派主张“克隆”英文原诗的韵律,另外一派主张用汉语的顿来代替英诗中的韵律,再现原诗的节奏,这种方法即由翻译名家卞之琳所提倡的“以顿代步”。 二、百年新诗史上的“第一人”――卞之琳 “从技术上来说,卞之琳是中国新诗百年来的第一人!”这是着名学者,同时也是卞之琳的学生江弱水对其老师的评价。卞之琳是我国着名的翻译家,着名诗人以及文学批评家,曾是徐志摩的学生。着有诗歌《断章》,作为其流芳百世的代表作。同时,他在莎士比亚文学方面也颇有建树,为现代诗坛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其另一个重要身份即新文化运动中别具一格的诗歌流派新月派的代表诗人。 作为一名译者,卞之琳译介的外国诗歌,主要来自英国和法国,特别是英国诗人莎士比亚和法国象征主义诗歌以及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代表诗人。其诗歌译作经历了从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到现代主义的发展道路。在他丰富的译作当中,典型的代表作品有《英国诗选》和《莎士比亚悲剧论痕》。六十年代以后卞之琳作为外国文学研究员,对于莎士比亚文学方面颇有研究。他提出要用格律诗体的诗歌形式来翻译莎剧,这一主张可以说是我国解放后莎剧翻译的高成就,是利用诗歌体裁翻译莎剧的典范。 就从翻译诗歌角度来看,卞之琳先生主张“破‘信达雅’说。但这一主张并非表示他对这些理论或学说的全盘否定。只是出于对诗歌文体特殊性的考量,他提出在进行诗歌翻译时,不能拘泥于以上这些理论,而应该量体裁衣,根据诗歌自身的特点发展出适宜于诗歌翻译的理论或策略。在英诗汉译中,他创造性提出了“以顿代步”的翻译策略,将译诗中的诗句也划分为不同的音组以反映原诗中的节奏,从而使译诗与原诗在诗歌韵律上做到相似成为可能。 三、“以顿代步”译诗法 格律体英语诗歌应如何翻译,这是长期有争议而未能解决的一个问题。就现在来看主要可归纳为三种方式:采用中国传统诗、词、曲的格律或其变体;不拘格律,采取自由体或散文诗的格式;移植英诗的格律,显着的就是“以顿代步”的方式,即以汉语中的顿代替英诗中的音步以再现原诗的节奏。“以顿代步”法通常强调原文的韵式也应在译文中加以复制,以这种方法译诗,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追求形似,同时再现音美的探索创新,当然后来也的确产生了一些形神兼具的译作。 在《关于诗人译诗的对话 ――文艺评论家屠岸访谈屠岸》一文中,对于如何看待翻译诗歌时所采用的“以顿代步”原则这一问题,屠岸这样讲道:“在惠特曼创作出自由体诗之前,几乎所有的英语诗歌都是格律�,连素体诗也是有格律的,只是不押韵而已。如果仅仅翻译诗歌的意思,仅仅忠于诗歌的内容,而不顾其形式,那就是一种偏枯,也就没有诗了。到现在为止,“以顿代步”是兼顾诗歌内容与形式的佳译法,也可以说是翻译诗歌的基本原则。孙大雨首先提出了这一方法,用汉语的“音组”译英语的“音步”,但没有做到等行。后来,卞之琳完善了这一方法,并且用这个译法翻译了莎士比亚的四个悲剧和一部分十四行诗。卞之琳称“音组”为“音顿”或“顿”。卞之琳的这种译法可以归结为一句话:“等行、以顿代步、韵式依原诗”。其中,以顿代步是主要的,做到了严格意义上的以顿代步,译诗和原诗自然就会等行了。 因此,可以说卞之琳所提倡的“以顿代步”的译诗思想对于我国诗歌翻译做出了卓越贡献,他在保持原有英语格律诗歌结构的基础上,使那些对英文不熟悉的中文读者们更好地去理解英语诗歌,并且在后世的诗歌翻译中扮演者积极的引导角色。 四、翻译实践应用 卞之琳不仅主张翻译英语格律诗要采用“以顿代步”的方法,而且在他的翻译实践中,也以身作则,努力实行。以他所译的华兹华斯的《孤独的割麦女》(The Solitary Reaper,1807)第一段为例: The Solitary Reaper Behold her, single in the field, Yon solitary Highland Lass! Reaping and singing by herself; Stop here, or gently pass! Alone she cuts and binds the grain, And sings a melancholy strain; O listen! for the Vale profound Is overflowing with the sound. 孤独的割麦女 看她,在田地独自一个, 那个苏格兰高原的少女! 独自在收割,独自在唱歌, 停住吧,或者悄悄走过去! 她独自割麦,又把它捆好, 唱着一只忧郁的曲调, 听啊!整个深邃的谷地 都有着一片歌声在洋溢。 这首诗的英文标题是The Solitary Reaper,中文一般译作《孤独的割麦女》。这首诗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威廉・沃兹华斯的典型代表作之一,诗人通过利用平铺直叙的叙述诗体和朴实简洁的语言,表达出他对割麦女的关心、同情及其对割麦女美妙歌声的迷恋。全诗一节八行,共计四节,多采用抑扬格。文中较为明显地体现出沃兹华斯的浪漫主义文学风格。以第一节为例,祈使句式开头,突出视觉和听觉。这之中大量使用了表示孤独的词语来形容割麦女,事实上这也是诗人对自身孤独情怀的写照。首先翻译诗歌首句”Behold her, single in the field”,卞之琳采用“以顿代步”的翻译方法,用汉语的“四顿”替换文中的英文“四音步”形式,将其译作:“是她/在田地/独自/一个”。并且在语气上也保留了原文的祈使语气,将“Behold her”译成“看她”。此处以重复的方式将“by herself”翻译为“独自……独自”,对原文适当进行伸缩。这里译作排比分句的方法再现了原作思想内容。第好文学的翻译尾韵与上下文相呼应,表达出割麦女的孤独。末尾两行作者以“profound”、“overflow”和“sound”三个词语描写了割麦女动听的歌声,而卞之琳则将其处理为“深邃”、“洋溢”、“歌声”三个美词。从上述例子中不难看出卞的译作更为突显其自身的翻译主张,无论从艺术形式还是思想内容上都再现了原作的精华。 五、总结 “未经过艺术过程者不能成为艺术品,我们相信内容与外形不可分�x”。卞之琳创作态度严谨,孜孜不倦地探索"艺术过程"中的转化与表现,即使对新诗的外部形式也刻意追求变化和创新,更不用说在诗的意象、内容方面。他坚持不懈地进行诗歌创作和理论研究,成功地实验和引进了西方多种现代诗歌形式;其所提倡的“以顿代步”作为英诗汉译的重要方法之一,在翻译实践中得到不断完善和发展,对中国象征主义、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开拓了新的景观,有着很大的启蒙意义和重要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刘重德.翻译论稿[M].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2]江弱水.卞之琳诗译研究[M].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0. [3]卞之琳.英国诗选[M].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8. [4]卢炜.关于诗人译诗的对话―文艺评论家屠岸访谈[N]. 文艺报, 2013-7-29. [5]王雅琼.卞之琳诗歌翻译思想探究[D]. 南京: 东南大学英语语言文学, 2014:9-10.

近日,我校“西外学者”特聘教授、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王宏印教授来校讲学。

以尔车来,以我贿迁

宋 晗:诗人永远在选择他的词语。你用两种语言进行创作,是否是两种思维或两种世界观的碰撞?

裘小龙:这是有意思的问题。关于经典过二三十年就应该有新译这一点,其实最主要是因为语言本身就一直在更新、演变中,古英语诗歌Beowulf在后来的年代里有多少新的英语译本不断问世,就已说明了问题。关于后一点,在理想的翻译中,译者自然应该尽可能追求接近原作者的风格,但就中国古典诗歌翻译而言,还真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如宋词中有婉约、豪放之分,但一个诗人可能在自己不同的诗里呈现这两方面不同的特征,译者只能落实到具体每一首诗的翻译。再换一个角度说,如果在目标语言中,一首译诗读起来甚至都不像诗,不是诗,又怎样谈得上译诗中去保留不同诗人的语言风格呢?

通过此次课程,同学们表示,不仅领略到了英汉两种语言不同的美感,更对诗歌翻译有了全新的体会和浓厚的兴趣。(英文学院 人事处)

中国典故采用直译方法,造成“欠额翻译”,不能完全体现原诗写作风格。这也是翻译中的难点。

裘小龙:我关注中国当代文学,最近几年常有机会回来,与国内的同行也有不少的交流。前两年,我在《洛杉矶时报》上为当代中国诗人王小龙写过一篇英文评论。中国当代社会种种难以置信的变化、新的与旧的文化、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所有这些在今天的世界上都属罕见,也为中国作家们提供了丰富的创作资源,让他们进入世界文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全球化的年代里,我觉得中国作家还有个很大的潜力,即中文语言/文化的独特感性与表达方式。用中文写作,意味着一种对世界观照的不同框架和角度。如金宇澄的《繁花》,是用普通读者都能接受的上海方言写成的,但就在中文之内,他上海话的运用却令人印象深刻地拓展了语言的表达能力和方式。我自己这几年也尝试着双语写作,不仅仅讲中国的故事,也努力要把中国语言/文化的独特感性、风格融合到全球化的语言叙事中去。这或许是中国作家们值得去进一步尝试的事。

张智中:谈起汉诗英译,无论是翻译实践者还是理论研究者,往往都指的是中国古典汉语诗歌的英译。汉语新诗的英译,似乎比较冷门,您觉得原因何在?

王教授为英文学院研究生开设了“诗歌翻译与鉴赏(下)”课程。本次“汉诗英译”课程的开设和上次“英诗汉译”课程相对应。对于汉语诗歌翻译的特殊性,王教授选取了早期民歌、唐诗宋词、《红楼梦》诗词、现代派诗歌等一些富有代表性的诗歌,向同学们介绍了汉诗英译的方法及原则。汉语诗歌中蕴含着大量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王教授通过深入浅出的语言,以及渊博的传统文化修养,对其进行具体生动的解读,极大地提升了同学们对于传统文化的认知。在讲解诗歌翻译时,王教授不仅对诗歌本身的内容进行讲解,帮助同学们更好的理解英译诗歌作品,同时还对大量英译诗歌进行回译,进一步让同学们体会诗歌翻译的功能与乐趣。王教授强调,作为一个译者,尤其是从事文学翻译的译者,除了要有扎实的英语语言能力,更要注重自己的汉语文学功底。

摘要:从不同的视角,剖析《诗经》内容、修辞风格的翻译,赏析英汉诗各具特色的语言魅力,揭示翻译过程中文化背景的重要影响。

裘小龙:我这几天刚收到史蒂芬·缪克教授发来的一份电子邮件,他又出了一本新的虚构批评专著,要寄给我。其实,我曾把他的虚构批评戏称为“重量级”的,而我的则属于“轻量级”。我们之间确实有不同的地方。他更着力于后现代理论“批评”,我则偏重“虚构”叙述,fiction在英文中不仅仅有凭空编造的意思,也可以指讲故事,或讲故事一样地讲真实的经历。其实,我在华盛顿大学读比较文学博士时,研究重点是西方现当代文学理论,博士论文也是用新历史主义与解构主义的方法来探讨、分析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传统中国文学的爱情作品中,几乎无例外地包孕着(或公开或隐含地)否定爱情的因子。那篇博士论文的主要观点,后来放进了陈探长在办案时所写的一篇文章里,其中关于中国集体无意识和原型的探讨恰恰又对他的破案起了一定作用,有兴趣的读者在小说《红旗袍》中可读到片段。因为忙于小说的创作,对文学理论的研究只能放下了,可当年在这方面所接受的训练,下意识中又不舍得就此全都扔下。

张智中:您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9年第1期上刊登的论文《中国古诗与现代主义诗歌在翻译中的感性交流》,文章提出了“凸显原诗感性的翻译原则”,其中的关键词,就是“感性”。但是,在论文中,您似乎没有对“感性”做具体解释。您能详细解释一下关于汉语诗歌“感性”的概念和定义吗?

求我庶土,迨其吉兮!

自然,诗的作用不仅仅限于此。我小说的主人公是个圆形人物,他作为警官又是诗人的双重身份,让他在办案时获得了不同的观照角度:他不但要勘查谁杀了人,同时更要审视案件背后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以及人性的种种复杂因素。这样,诗也在推理小说中加入了另类的思考。

裘小龙:我在上面提到了在汉诗英译中翻译理念和原则的一些变化。因此在这些方面做了一些探索;也在从事其他文学创作的同时,尽可能多地把有关中国古典诗歌的译介融合进去。最近几年,我更受到了欧美相对语言学理论的一定影响。按照欧美语言学家,如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 、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等人的观点,人们的世界观是由语言形成的,不同语言的内在结构影响、甚至决定了人们的思维、认知方式。一种语言文化的独特感性所凸显的,正是在另一种语言文化中所难以真正理解的深层组成部分,因此在诗歌翻译中,不仅仅要凸显,也要在两种语言中融合这种异质,甚至进一步尝试,怎样来构成一种包含着不同语言感性的文本。最近一段时间,正好有机会来广西大学作学术访问,我想就此较深入探讨下去。

女士耽兮,不可说也。

裘小龙:用两种语言创作,意味着两种语言思维方式及隐含的世界观的相互碰撞,但同时也可能起到互补、妥协或颠覆的作用。用后现代的理论说,因为一种语言中特定词汇的存在,该语言的使用者才会按照这些词语所指定的那样思想、行为、生活。举例来说,“孝”在英文中找不到真正对应的词,英文中的filial piety 其实与“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意义和重要性很不一样,因此“四世同堂”在欧美的社会结构中也就难以想象。反过来,我80年代初作英译中时,英文中其实很常见的一个词privacy,也很难翻到中文中来,“隐私”那时是个充满负能量的词,意指那些见不得人的秘密或形迹可疑的事,因此,家中来个异性的朋友,居民委员会会闯上门来检查,戴红袖章的纠察队晚上会晃着手电突袭树荫下的情侣。这些具体的例子或能说明,用两种语言写作并不等同于翻译,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促进跨文化/语言的理解。

裘小龙:我翻过一些现代中文诗歌。例如我在《洛杉矶时报》上写过一篇关于当代中国诗人王小龙的评论,同时也译了他的几首诗。此外,在小说中我也引用过徐志摩、卞之琳、吴兴华等人作品的片段。不过总的来说,现当代中国诗歌的翻译,我确实做得不多。这里有版权方面的顾虑,也因为这些年太忙了一些。你说的汉语新诗的英译比较冷门的现象是存在的。不过,你自己在古诗新诗英译的两个方面,都做了很多工作,这其实相当不容易。

扌票有梅,顷筐鸠之,求我蔗土,迨其谓之!这是少女唱的情歌,有感于黄梅成熟坠落,树上果实欲来欲少。感叹青春已逝,以此鼓励青年大胆追求自己的爱情。

至于古典诗词对我自己写作的影响,你说的是对的,确实存在;放在小说中,有时甚至还提供了一种古今对照的效果。今年6月我会在意大利首发一本陈探长小说,其中一半篇幅就是以陈探长的名义写的一个中篇,有关唐代诗人鱼玄机的诗歌、爱情与谋杀,书末附有鱼玄机的一组诗,而这一切与陈探长自己在办的案子是平行展开的,又在相互评注。

裘小龙:我觉得就一般翻译而言,如果目标语言是译者母语的话,可能会相对容易一些。但无论是英译汉还是汉译英,其实是互补的,要能在两个方面都做些尝试,对两种语言不同的感性都会有更直接的感受、理解。至于对不同目标语言的译者有什么具体要求,这让我想起卞之琳先生给我的第一次研究生作业:写诗。在他看来,要译诗、评论诗,最好自己也写诗,这样才能真正知道两种诗歌语言感性中转换的甘苦,得以在其中腾挪自如。这里适用的,自然并不只是诗歌而已。

Is innocence,Seek no sweet pleasuring with any youth!For when a man hath sinned,but little shameIs fastened to his name,Yet erring woman wears the garb of nuth……英语译诗保留了原汉语诗词的格式,分为三节。

至于英文写作,最早的一篇则是杨宪益先生安排我写的。1986年我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在洛杉矶参加了第三届中美作家会议。杨先生当时是英文版《中国文学》的主编,吩咐我写篇有关这次会议的报道。按规定,在《中国文学》上发文,要先由编辑部的中文编辑把关选稿,再由外文编辑翻译,可杨先生却嘱我用英文写,直接由他本人签发。好几年后,我之所以有信心开始用英文进行创作,应该说是与杨先生的期许分不开的。能这样在众多前辈的关照下一路走来,我很幸运了。

张智中:有人主张,汉译英最好的翻译模式,就是中西合璧,最好中国人和外国人结婚,两个人合作翻译,就像杨宪益和戴乃迭、葛浩文和林丽君等。那么,作为单独的中国译者,他们是否有希望在汉译英方面取得成功?他们是否有前景?另外,您觉得中国译者应该向西方译者学习什么?西方译者的优势和不足之处体现在哪里?

翻译是人类跨文化的语言交流活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的手段和途径。

宋 晗:我注意到,在《外滩公园》中,你在表达情景时常常很娴熟地引用古代诗歌,尤其是唐诗;诗集《舞蹈与舞者》中收录的不少诗歌的意境也是古典的;而且,我还了解到你做了大量古诗词英译的工作。古诗词对你的写作产生过影响吗?对于这种难度较大的翻译,你有怎样的翻译理念?国外读者对翻译成英文的中国古诗的接受如何?

裘小龙:我自己写诗,中文英文都写。就英美诗歌创作的现状而言,格律体肯定不是主流。我的朋友摩娜·凡丹 (Mona Van Dunn),美国第一个桂冠女诗人,也是新形式主义流派的领军人物,就曾对我说过,格律体在英美诗歌界现在已很少有人写了,对非母语诗人来说更难,力所不及,难免有画虎不成反类犬之虑。就中国古典诗歌翻译而言,情况更难、更严峻一些。因为写格律体,作者可能出于对某个韵的考虑,来这样或那样处理一行诗,甚至因为这个韵而写出一行诗,但译者却没有这样的自由。原文的意义、意象都不能妄加改动,要凑韵而加字减字,都是不能原谅的。这里恐怕不仅仅是画虎不成的问题,拉格律大旗作拙劣译诗的虎皮,其实是更为下者。至少在美国的书店里,人们根本看不到这些中国古典诗词的“诗体”翻译译本,因此难免像有些评论者所说的,成了关起门来“自娱自乐”的游戏,离向世界介绍中国古典文学的目标背道而驰。问题的另一面自然是,那么用现代英语自由体诗歌形式翻译的中国古典诗词,能否传神地再现原文的意境?我个人认为是可能的,尤其是在凸显原诗感性的基础上。

这首古诗文字艰深,意象精炼,富含典故。理雅各具有跨文化的修养,但在翻译过程中也并没有完全体现《诗经》内涵及意蕴之美。如“送子涉淇,至于顿丘”译为:Who led you through th K’e,Who guided you,To far Tun…Kew?在这里,巧用字母翻译丧失原诗的内涵。译者与原作者之间“心灵契合”是跨文化交际中的突破点。

宋 晗:你是否关注中国当代文学?作为世界文坛的有机组成,你认为其潜力在哪里?

张智中:当下的汉诗英译,在国内似乎风生水起,无论是翻译实践者还是理论研究者,都人数众多,格律派明显占据压倒多数,而且主要是押尾韵。您对于汉诗英译的用韵怎么看?这是否在英语世界早已是落伍的东西?还是仍有市场?中国译者的汉诗英译,在英语世界,比如美国,是否有读者?情况如何?

[1]杨义。中国叙事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宋 晗:因为“陈探长”系列在二十余国的畅销,我发现在不同场合,你已经多次回答“为什么写起小说来”这个问题,因为在国内读者心目中,“师承卞之琳”、“《四个四重奏》《当你老了》的译者”等这些头衔将你和诗歌紧紧联系在一起。现代小说的发展是快速的,中国古代那种诗与小说的“阶层分化”已明显被淘汰,但还是有许多的人,对这种跨文本有巨大的讶异。你是怎么看待这两种文体的?

张智中:在您的英文小说创作、英文诗歌创作与汉诗英译之间,您觉得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如何?您的创作与您的翻译之间,如何互动和影响?您写诗的状态与译诗的状态是否一样?有何联系或区别?

不见复关,泣涕涟涟。

宋 晗:阅读《外滩公园》时,我对“虚构批评(Fictocriticism)”这个命名产生了很大兴趣。我认为命名者是机敏的,它似乎解决了我阅读某一类批评文本时对文体产生的困惑。在自序中你写到,史蒂芬·缪克曾在邮件往来中给虚构批评做出过一个简要定义:在讲一个故事的同时,展开一个论点。你写到阅读此类批评时的愉悦,对此我深有同感。朱光潜在一篇“编辑后记”里写道:“书评成为艺术时,就是没有读过所评的文章,还可以把评当做一篇好文章读”。在我理解,虚构批评也是具有独立阅读性的批评文本。然而这让我在阅读集子中的文章时,也产生了一些疑惑。从命名和释义来讲,虚构批评(Fictocriticism)的核心词在批评(criticism),在我的阅读体会中,更接近詹姆斯·伍德的批评、艾柯《悠游小说林》等文本,其对象是外部文本,目的是批评。坦率地讲,我很喜欢你的随笔,它们具有纵向与横向的开阔视野,诗意、抒情而有可读性。但是,它们又与我理解的“虚构批评”有一定的差异。在《外滩公园》中,作者性的主观表达仍占主导或说主要目的,它们更像是学者随笔。因为“虚构批评”在国内尚是一个崭新的词汇,还没有可供参考的文本,对文本属性存在歧义也许将是普遍的。

裘小龙:谢谢你找出这么多年前的文章。你给我一个机会,让我来回顾这些年的翻译“思路历程”。关于文中所提到的“感性”(sensibilities),简单地说,就是一种语言独特的感受和表达方式,这涉及语言的深层结构,也因此影响、甚至决定这一语言使用者的认知过程以及世界观的形成。诗歌正是把语言的可能性发掘、发挥到极致的一种艺术,最能凸显这一语言所特有的深层文化感性。如果说这些年我这方面的想法有了什么变化的话,或许可以说是在“凸显原诗感性”的基础上,又发展到怎样“把原诗和译诗中不同的语言感性凸显融合在一起”。换句话说,这也是把诗歌与双语写作结合起来的尝试,翻译中不仅仅凸显原文感性这一层面,同时也要像创作一样,在目标语言中也要充分发掘其感性,从而呈现出混合了不同语言感性的文本。这些年国内的翻译、研究都有长足进展,我想自己这种翻译/双语写作的尝试,对怎样把中国文学、文化真正译介出去,促进跨文化的理解,或许会有一定的意义。

诗歌中的音韵与节奏,英语与汉语差距很大,二者互译非常难。汉语诗歌有一百多个韵部,押韵词顺畅。

四川文艺出版社的编辑给这本集子取了个副标题,“裘小龙虚构批评随笔集”,“随笔”这个词是加得很贴切的。

裘小龙

翻译诗歌最高的突破点在于忠实地传达原作的风格,达到声诗、形诗、理诗,三者巧妙结合,从而达到翻译艺术的巅峰,并熟练驾驭、拥有原作的情感,再现原始诗歌的优美。突破跨文化交际的障碍,丰富英汉双语的文化底蕴。[1]

裘小龙:小时候因为家庭成分的关系,我父亲不许我读“小红书”之外的任何“闲书”,唯恐因此遇到麻烦。惟一的例外,我记得是一本《唐诗一百首》。那个下午,红卫兵的歌声还在街头嘹亮,父亲发现我躲在阳台的角落里偷读唐诗,但他没有斥责或把那本书没收,只是把我叫进屋,默许我继续读;到了夜里,我醒来发现他在灯下悄悄抄这本书——他自己的书在“扫四旧”中全被抄走了。也许,童年时期经历的影响怎么估计都不过分。到了70年代末,我跟卞之琳先生读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硕士课程,那些日子正值“朦胧诗”流行,他要我去读李商隐的诗,说当代的“朦胧”与传统中的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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