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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位在英语世界获得广泛赞誉的印度裔英语作家,1975年出生的史密斯可以说是移民文学的第四代了

《低地》 [美]裘帕·拉希莉 著 吴冰青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译者: 刚刚完成你的两部作品的翻译,又阅读了新闻评论和网络上许多有关你的小说的介绍和讨论,想同你聊聊有关你的写作。读你的作品,时有读自传体小说的感觉。你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同名人》里的主人公果戈理是第二代印裔美国移民,与你自己的个人经验颇为相似;小说里的许多情节出自你的或你周围人的生活。你的人生经历和你笔下的果戈理有何相似相同之处?

拉希莉的父母来自印度,移居美国,属于典型的第二代移民。就像大批美国犹太裔移民作家一样,他们总在文化、身份和价值的板块裂缝中生存。一方面,是“本土化”背后的“美国梦”、“移民梦”,迫切渴望成功,获得认同,创立家业,安身立命。另一面,是文化基因潜藏的“异质性”,它来自“迁出地”若有若无、模棱两可的父辈记忆和族群归属。这在拉希莉笔下尤为鲜明,她的故事大多是美国和一个“遥远印度”的想象性对话。

文学评论家对作家作品的沉默,并不是容忍而是看不上,这一点中外皆然。所以,我期待何平老师对海外几大作家的当头棒喝,正面集中要害的文学批评,是海外作者真正被母国文学界接纳的开始。

维∵苏奈保尔(VS Naipaul,1932~),英籍印裔英语作家。1932年8月7日出生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岛上的一个印裔旺族。祖上是婆罗门,家道败落后,祖父辈作为契约劳工来到英属殖民地特立尼达。他的父亲不满足于衰败了的家族在特立尼达备受歧视的的贫贱地位、发誓要成为个能经常在报上发表文章的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后成为特里尼达《卫报》的记者。他从11岁时就在父亲的指导下写作。18岁时,完成了平生的第1部小说,但被出版商退回。庆幸的是,这一年,他意外得到了特立尼达政府的奖学金,得以到英国牛津大学求学。1953年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同年,他的父亲因心脏病去世。从那时起,他就定居英国。1954至1956年,他担任了英国BBC广播公司加勒比之声的栏目主持人。1957年,他出版了第1部长篇小说《神秘的按摩师》,一举成名。1960年他开始旅行,游历了亚洲、南美及非洲众多国家,写下了许多游记和小说。1957至1961年,他还担任了《新政治家》杂志的专栏撰稿人。1961年出版了长篇小说《比斯瓦斯先生的房子》,用小说的方式纪念了给他以深刻影响的父亲。他写作勤奋,现已出版了25部著作,曾先后获得毛姆奖布克奖、戴维柯翰文学奖等。其作品大都表现背景离乡的外乡人所经历的苦难和磨砺,描绘了印度、非洲、加勒比地区等发展中国家的动荡不安,以及帝国主义给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带来的破坏性影响,体现了殖民国家本土文化受到的冲击和不彻底的自由感。他被英国著名文学批评家普里切特誉为在世的首屈一指的英国作家,与拉什迪、石黑一雄并称英国移民文学三雄。1990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授予其骑土勋章。其重要著作还有:1959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米格尔大街》;1967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效颦人》;1971年出版的小说集《在自由的国度》;1977年出版的游记随笔《印度:受伤的文明》;1979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河湾》;1981年出版的游记随笔《幽暗的国度》、《在信徒中间》;1987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抵达之谜》;1998年出版的游记随笔《超越信仰》;2000年出版的《父子之间:家庭书信集》。其代表作为短篇小说集《米格尔大街》,长篇小说《比斯瓦斯先生的房子》、《河湾》和《抵达之谜》。02001年,奈保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实际上,从上世纪70年代起,奈保尔、拉什迪等印裔流散作家就凭借一系列探讨种族、性别、阶级等话题的作品大放异彩,成为英语文学中不容忽视的一股势力。作为来自地缘和文化意义上“低地”的第一代移民,他们如同壮阔而有力的恒河水,一次次地冲击着大西洋两岸英语文学的顽固堤坝。其时,后殖民思潮方兴未艾,他们的创作无可避免地带有明显的后殖民意识乃至后现代思考。但拉希莉不同于这些父辈作家。她生于英国伦敦,幼年随亲人迁居美国罗德岛,是标准的二代移民。印度之于她,不再是承载着鲜活、具体的生命实感经验的故土,而是一处近乎想象性的存在,是她实现对世界的整体性把握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因此,她在回应少数族裔、性别、阶级等父辈作家关注的话题时,也表现出一位世界主义者的自觉——在高度信息化、全球化的当下,上述议题已悄然渗透于日常生活,以更为复杂、隐蔽的方式影响着整个人类群体的命运。

“美国梦”是个相当模糊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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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迪·史密斯迄今为止已经出版五本小说,同时也写随笔专栏,随笔多次入选年度最佳选集,也是我的最爱。

拉希莉是一位擅长以心理摹写和隐喻来塑造人物形象,暗示人物命运的作家。英国作家E·M·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提出“扁形人物”与“圆形人物”的划分,强调前者是小说家围绕某个单独的概念的创造,而后者则变化莫测。《低地》中的弟弟乌达安无疑是典型的“扁形人物”,他果敢、勇猛、充满激情,以革命者自居,但故事开篇不久,这位满怀共产主义理想的青年革命家就在纳萨尔巴里运动中牺牲。原本给人以扁平印象的哥哥苏巴什因之成长为“圆形人物”,他不动声色地接过弟弟未竟的事业,以普通人的身份投身于一场更为隐蔽、漫长的日常革命中。如福斯特所言:“小说家运用‘圆形人物’——有时单独运用他们,在更多的场合里,是把他们和‘扁形人物’结合在一起——使人物和小说里别的那些‘面’融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和谐的整体。”可以说,英雄也是苏巴什的另一张脸孔,只是这被隐藏的脸孔,需要用一生的时间来检验。

译者: 《同名人》里,作为印度移民第二代的果戈理和毛舒米,他们成长的背景颇为相似,他们面临的困惑也十分相似。但他们所采取的行为却是很不一样:果戈理具有被动、落寞的一面,而毛舒米却选择了逃遁,把自己流放在了巴黎。我们能不能把他们俩看成是同一个人的两个相互矛盾的侧面呢?

裘帕·拉希莉

跟严峻的冷战时期比,海外华语文学以及其他的边缘/另类作品比如网络文学是不是能拿文学史家的通行证,实在不算太大的磨难。感谢我们生于一个开放多元的时代,够水准的作品在市面上都可以与读者见面。这是我这个写小说的人也稍稍可以自我安慰的地方。按照新华语文学的标准——“这个专题的作家都是新世纪后抵达世界各地的,他们是全球化时代的新人,新青年。他们的写作也是真正的‘新’”。我这个年近五十,20世纪90年代初到达美国,近三四年来才开始写作的作者真不算是什么新人。年龄超标,除了投稿,我基本上沾不上任何文学人群的光,“80后”“90后”“新华语”都与我无关。但没有名目,也一样要写作。海外像我这样无法归类的作者,其实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我们这群人,真正是何平老师归纳的“没有名目,一样写作;甚至没有写作,他们一样有其他的生活”。我们这群人人数不少,两袖清风,靠自己的另外职业谋生来养文学,凭着开店,做金融分析师,公司财务会计师,电脑系统程序员,房产中介,珠宝设计师等职业收入,在英语世界中坚持写了多年中文写作,若说以中国故事投市场所好,以这个理由拒绝其作品的价值,那么同样的理由可以刷掉国内的一大批作品,所有作品卖了IP改编成影视剧的都可以被质疑其文学价值。

《低地》(lowland)是美籍印裔女作家裘帕·拉希莉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早在2000年,33岁的拉希莉就凭借处女作短篇小说集《疾病解说者》将普利策小说奖、欧·亨利小说奖、全美最佳小说奖、国际笔会海明威奖等短篇小说奖等荣誉一并收入囊中,并成为普利策小说奖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此后十多年的时间里,她是继V·S·奈保尔、萨尔曼·拉什迪之后,又一位在英语世界获得广泛赞誉的印度裔英语作家。2013年,长篇小说《低地》出版后,裘帕·拉希莉的名字甚至和艾丽丝·门罗等一批代表当代英语小说最高水准的大师联系在一起,美国主流媒体亦不无亲昵地称拉希莉为“一位杰出的美国作家”。这句简明扼要的评价,足以一窥美国文坛的态度:如果21世纪英语文学存在一个伟大传统,那么拉希莉很可能成为这一传统的贡献者之一;如果21世纪的英语文学史是一部星光闪耀的历史,那么拉希莉即将被纳入这片星河。

拉希莉: 是的。我觉得印度文化于我是相当远的,尽管我在小说里努力写了许多印度文化的东西。我从来没有在印度长期生活过,从本质上来说,我和印度是相当分离的。我和印度文化的所有维系只是定期的访问,以及从小接受的家庭、父母和他们的朋友们坚持不懈地保持着的印度传统的生活习惯。我长在一个印度家庭,讲印度话,吃印度饭,我所接受的印度文化环境只此而已。说到印度文学、音乐、其他广泛的艺术形式,它们于我,还是十分生疏的,它们不像西方艺术那样是我的一部分。我接受的是西方的教育,所以影响我更多的还是西方艺术。

只不过,作家把这种类似“东方学”的后殖民意识,完全隐匿在家庭的日常和男女的私情之中。这就有了隐喻的“层次感”和“互文性”。一种是生在印度、迁移到美国的父辈们遭遇到的失落隔阂;一种是生在美国、长在美国、接受西方教育的二代移民,他们被“异域的影子”诱惑,充满了探寻欲。这是美国和印度在文化层面的诱惑与隔阂。在微观上,故事又展现了家庭生活以及男女情欲上的孤独和互不理解。在我看来,拉希莉最优秀的地方,在于写尽人物尝试理解时的愁怨、困惑和倦怠。那种质感就像指甲抓挠墙皮时的痛苦摩擦,艰涩、煎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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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低地》拉希莉摆脱了移民作家的标签,她绝非以一己之身背负沉重的故土,而是和小说中的苏巴什一样,成为一个面向世界寻找伟大风景的人。上世纪末,美籍印裔学者霍米巴巴在《文化的定位》中提出了“第三空间”的概念,旨在呼吁东方和西方打破对立的状态,实现相互包容、平等的交流,构建既保留自己原本的文化同时又能吸收异质文化,兼具多元文化特点的开放空间。拉希莉在小说开篇描绘的低地景观,无疑指向一处理想的“第三空间”:旱季,低地上有两处紧挨着却又独立的椭圆形池塘;雨季,水面上涨,原本独立的池塘汇成一片长满水葫芦的宽阔水域。低地,无疑是变幻的、流动的、杂糅的、藏污纳垢的;它是故事的起点,是出生地,是寄托乡愁、承载经验与记忆的地理风景;它也是故事的终点,年轻的乌达安葬身于此。而苏巴什直到晚年才意识到,他在异乡的罗德岛赞美过的世界上最美丽的风景,并非大海本身,而是那座跨越海湾的桥——桥的另一端通往低地。

译者: 读你的文字时,我发现你似乎越来越偏好叙述描绘,而少用对话。这是否是你的一种艺术追求?

细想这些描写,都恰到妙处,耐人寻味。更有意思的是,最终,卡帕西先生也成了米娜的“猎奇对象”。所谓“解说疾病的人”,就是医患之间的翻译,把语言不通的病人症状解释给医生听。这种寻常无聊的工作,却被米娜视为“浪漫的”。它既要转译各种症状,又不能像词典罗列释义,只能精确选择一种“义项”描述给医生。“你可以告诉医生那是烧灼似的痛,不是吸管的刺痛。病人不知道你向医生说了些什么,医生也不知道你在瞎说。所以说责任重大。”达斯夫人的兴趣和赞语颠覆了卡帕西对自己庸常生活的认知。解说疾病与外交使节平息民族纷争,向恋人家人表述私人情感,没有本质区别,它们都靠精准的沟通。

说了这么多,还是要回到本文的开头。本文写了英美的移民文学中风头最劲的两个年轻作家,他们被英美当代文学接受并肯定,并不因为他们的族裔和移民身份被排斥在外,这是毫无悬念的。同样,用“新海外华语作者”何袜皮的话:“虽然我人在美国,但我还是汉语写作,写的还是‘中国小说’。”

基于这一洞察,拉希莉选择上世纪60年代的印度作为小说的起点。其时,阶级矛盾、民族危机、殖民记忆笼罩着整个印度,而故事的两位主角——沉稳的哥哥苏巴什和热情的弟弟乌达安,分别代表那个时代印度青年精英的两张脸孔:流散者和革命者。然而,拉希莉并不力图开掘宏大的现实主义历史题材,而是以优雅、精准而又饱含感情的笔调穿越蒙尘往事,最终聚焦于当代人脆弱的内心结构。就像深渊里涌出风,动荡的时代将召唤出创造性的心灵,历史的烟尘会让漂泊的灵魂显影。

拉希莉: 有些基本的东西是共同的。但是我并不认为小说是自传性的。果戈理是我的虚构,果戈理的人生也是我的虚构。我的创作是基于我对生活的体验和理解,果戈理有他自己的人生经历,他的言行举止都是我文学创作所赋予的,我并没有与我的小说主人公分享他的经历。当然主人公在这个国家出生成长的时代与我的相似;父母来自印度,移居美国,也与我的相似。

《解说疾病的人》中英文版

“新海外华语文学”展览的作品可以看到写法上的尝试可能。但平心而论,并没有看到令人拍案叫绝的作品。就像伍德在同篇评论里说的:“自从现代主义出现后,优秀作者提供了对传统小说人物的戏仿写法和批评,但真正可以取而代之,行之有效的新写法并没有出现。”搅局是搅了,但搅局之后是空白。读者想读长篇巨制还只能是回到《劳燕》等,所见即所得,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have,读者没得选。这种存在即合理式的对“那几个海外作家”的作品集中关注,是一个自我生成的怪圈——你写出够出版水准的长篇作品,编辑喜欢,市场自然就关注。反之,没有作品,一切主义和理念都是空谈——这里说的作品是文学作品,不是理论构想,不是专栏文章,未完成作品也不是作品。没有作品,就怪不了读者不够关注甚至有意错过新华语作者。

正如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提到的:“对于一个圆形人物的检验,要看他是否令人信服地给人以惊奇之感。圆形人物往往变化莫测,如同生活本身一样叫人难以预料。”苏巴什的每一次挫折都在意料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频繁的漂泊与迷茫、无常的命运与变动,构成了当代日常,苏巴什那颗饱经创伤的心无疑是典型的当代心灵。但拉希莉并不满足于将笔下的人物塑造成展示伤痕的命运标本,《低地》的八个章节分别选取了不同的叙述视角透视一个家族四代人横跨印度与美国的命运起伏。这种精妙的叙述结构,使得整部小说犹如有着完美切工的钻石,每一个角度都能映照出人物内心令人惊叹的火彩。以至于小说的最后,当我们再一次凝视苏巴什千疮百孔的心,曾经的创痕都成为了心上的花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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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达斯夫妇之间却失去了这种“浪漫的能力”。微妙就在那一刻后发酵。卡帕西在一个“年轻人妻”那儿得到了赞许,他情不自禁地想和米娜通信,独处,给她留下小纸条,细心写上通讯地址。米娜则向卡帕西透露了出轨产子,给了丈夫“绿帽”的最大隐秘。她控诉着早婚早育的不知所措、夫妻难以交流的煎熬、拘于家庭喂养孩子的烦躁……那个美国家庭表面的慵懒平静背后却压抑着对家庭的厌弃和诅咒。两个原本以为能袒露、理解的陌生人,不过换来一次误解。卡帕西错以为是个人魅力吸引了米娜。其实,她只是渴望这个像父辈的男人提供一个劝慰说法。然而,卡帕西建议她应该坦白,诚实才是最佳的策略。这种强烈的道德训诫感激怒了她。那张留有地址的纸片随风而逝,便是深沉象征:你永远抵达不了一颗异域的灵魂,无法完成交互理解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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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巴什有一颗富有创造性的心灵,终其一生,他都在修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甚至他的职业——海洋环境学家,也是致力于改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追寻伟大的风景。值得注意的是,风景之于他,绝非亟待改造的对象,而是充满感情和诗意的栖居之所。初到美国时,他曾由衷地赞美罗德岛的海湾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也正是在这片海湾,苏巴什偶遇了拨动他心弦的美国女人。然而,随着恋情无疾而终,苏巴什猛然意识到,眼前的风景并非如他所想象的那般完美,甚至美国情人留给他的分手礼物“望远镜”也成为充满隐喻的道具——暗示着年轻的苏巴什不过是国境之上的过路客、风景之外的旁观者,暗示着他与这处风景并没有建立有情的联结,只能藉由冰冷的工具与它建立关系。然而,这段令人心碎的短暂恋情,不过是苏巴什异国生活的序曲,真正的困境在弟弟去世后才逐一降临:为了保护弟弟的遗孀高丽,他必须反抗父母;为了带弟弟的妻女逃离印度,他不得不开始一段草率的婚姻……成年后的苏巴什一再受困于种种错位的关系,却又从未放弃对爱的渴望和对家人的责任。每每濒临绝望,苏巴什都会求助于他心中最美丽的风景——大海。一望无际的海面,是流动的象征,更是生命力和抗争力的象征。

译者: 他们的婚姻是否注定了要走上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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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题材鸿篇巨制的小说,大量地没有节制地铺陈外部环境和人物关系,疏于探索人物性格的发展,人物内心状况基本没有。事无巨细,包罗万象的描写,已经到了令读者头晕的地步了,比如《白牙》中每一个人物都信了一门邪教,或者不是地震(比如《午夜之门》),就是核弹爆炸(《地下世界》),“人物一生孩子就生一对双胞胎,连狗都会说话”,“主人公还没有往前走一步,迷宫一样的环境,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描写已经占了四十多页”……可见真的把伍德搞烦了。用国内编辑的话,就是这些小说“编得太厉害了”。伍德的理想小说是契诃夫的短篇经典——留白,安静,连头带尾最多十页纸。小说,终极目标不是写得复杂,把读者侃晕,而是写得动人、好看这个简单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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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你的两篇新小说《一个天,一个地》和《与你无干》都是以年轻的印度女子为主角,从不同角度写婚姻。《一个天,一个地》写包办婚姻之下的年轻女子尚未泯灭的恋情,《与你无干》叙述的是浪漫爱情背后的伤心故事。两篇小说都花了大量笔墨叙述爱情婚姻。请问在你的小说里,你是如何看待印度式的包办婚姻的?

一个作家要善于洞悉自己的控制力——到底是擅以长篇杠鼎,还是靠短篇取胜,就如歌手对他最好的音域抱有自信。拉希莉的获奖履历说明,她天生就是“短篇圣手”,包揽了欧·亨利短篇小说奖、奥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纽约客》杂志年度最佳处女作、美国笔会/海明威文学奖最佳虚构处女作等奖项,可谓“短篇大满冠”作家。处女作《解说疾病的人》就是一部短篇小说集,它充分呈现了作家创作的风姿和特质。如果概括而言,就是透过私情和异域,书写诱惑与隔阂。

这段公案基本就到此为止。值得注意的是,《歇斯底里现实主义》这篇伍德没有把它收入评论集,没有让这句毁灭性的标签继续流传下去,随着时间流逝若不是专业研究者深挖的话,读书界不会记得那么清楚,可见伍德对年轻作家还是心慈手软。要知道,伍德每隔几年就汇集他在报纸杂志上的长篇评论,结集出版,他的书在市场上卖得非常好。(伍德的书在国内基本都有中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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