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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拉就是这样一个离经叛道的黑人女孩,小说中另一段姐妹情谊存在于玛格丽特与吉丁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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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族、自由、生死这些问题好像离我们有些遥远,但如何为自己活着这个问题其实一点也不遥远。“等死罢了,就像我现在这样。区别在于她们是像树桩一样等死。而我,我像一株红杉那样倒下。我确实是活在这个世界上的。” 我们大多数就像那些“正常人”一样,被吞噬着,在二十岁死去,在八十岁被埋葬。为什么要结婚生子,为什么要遵循所谓道德,为什么女人不可以像男人一样滥情,有太多的为什么,但是没有人告诉你为什么,所有人都告诉你就应该这么做,如果不这样你就是该被千夫所指的。我们总习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去看那些离经叛道的人,但其实你承不承认也好,你一定也有过那么一瞬间赞叹她们的勇气,但最后你还是默默噤住了声,假装自己一直很高尚。

摘要:莫里森在其作品中展现了黑白两种文化,男女两种性别的伦理冲突与伦理困境。在处女作《蓝的眼睛》里,从小女孩的视角投射出她对美丑、善恶、黑白文化、乱伦与性侵等伦理问题进行揭露。本文将通过叙事伦理视阈对小说进行解读,在研究其叙事伦理的同时通过整个故事伦理来深刻小说的主题。一个被白人文化腐蚀的黑人小孩,在面对自己作为‘他者’这一伦理身份时,社会、家庭通过各种话语形式、动作行为来伤害她。 中国论文网 关键词:托妮・莫里森;《蓝的眼睛》;叙事伦理;故事伦理;叙述伦理 作为第一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黑人女性,托妮・莫里森成为了女性文学的一面旗帜。她的作品扎根于对美国黑人的独特身份和他们的现实生活,并且几乎是以黑人女性为主人公来进行刻画描写的。无论是从小说的艺术审美角度来看,还是从小说的社会说教责任来看都把黑人写作推向了一定的新高度。其处女作《蓝的眼睛》于1970年出版,通过小说的叙述过程体现出小说的伦理向度。现代小说家大多通过对主人公的经历的叙事体现出时代特征的道德与伦理诉求。莫里森在《蓝的眼睛》中不仅仅批判了以白人主流文化的文化霸权对黑人造成的精神创伤,更重要的是通过叙事伦理揭示了当时的社会及家庭伦理问题。同时,在小说的叙述上来看,作者利用儿童第一人称有限的叙事视角、叙述结构以及隐喻的手法来进一步体现了小说的伦理价值。 文学,尤其小说的伦理之间关系由来已久。在欧美,早先就已有亚里斯多德所强调的普遍真理,还有贺拉斯所倡导的寓教于乐。小说就是以揭示社会现实,影响人们进行反思自我、改变自我的社会责任为主。到了20 世纪 60 年代,芝加哥学派的布斯提出,小说不可能没有伦理的尺度,总是含有一定伦理价值观。哈佛大学的纽顿也在其着作《叙事伦理》中,从两方面解释“叙事伦理”:一方面归因于叙事话语的各种伦理地位,另一方面意指伦理话语依赖叙事结构的方式。结合以上,本文将以叙事伦理的视阈从故事伦理和叙述伦理两方面来进行小说的叙事伦理的审美。 一、故事伦理 佩科拉为什么想要一双蓝眼睛?在当时的社会,年仅十一岁的小女孩在生活中处处充满了不如意。在学校,老师不理睬她、鄙视她,同学们欺辱她、嘲笑她。在家里,家庭暴力的父母,离家出走的哥哥,爸爸酗酒妈妈则一心沉浸在为白人工作的肯定中只是带给她恐惧。各种物件上的白人女孩形象都在告诉佩科拉白色皮肤、金头发和蓝眼睛才是美。莫里森在作品中展现了黑白两种文化,男女两种性别的伦理冲突与困境。 处在种族歧视、男权主义夹击的这样一个社会大环境下的佩科拉唯一渴望的就是能被大家接受、关注,也希望自己能和白人甚至是浅肤色的小女孩一样被同学、被家人、被邻里友人平等的看待。这种‘看’,是出自内心对自我身份的极度不自信,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贬低与漠视。这种情形何尝不是一种社会文化伦理的扭曲? 当象征着重生、象征着希望的春天到来的时候,佩科拉却被自己的亲生父亲一手断送了自己的人生。父女之间的乱伦,莫里森将这个事件安排为诱发佩科拉后疯癫的一个大的刺激点。其实就是想以极端的一种爱,在当时环境下对人性的伦理的一种思考。通过两性在婚姻生活中的问题来找寻爱的真理。也许12岁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正是无忧无虑的年龄;对于一个12岁含苞待放的女孩子来说正是一个对人生充满美好期许的开始。在婚姻生活中不幸福的父亲乔利,整日酗酒无所事事甚至暴打妻子。在酒精的作用下生性懦弱的他做出了失去理智的事。 通常来说,“伦理”是指人或事物之间、或事物内部自然形成的关系和秩序。事物内部自然形成的、层次分明的关系结构就是事物的内部伦理。由此看来,破坏事物之间任何一层关系结构、打乱了任何一种秩序就是“乱伦”。在这个视角看来,传统意义上的近亲属如:父女、母子等之间发生性行为称之为乱伦;因为这些行为都破坏了事物之间的某种关系结构。刘晓枫学者在《沉重的肉身》一书中探讨现代叙事伦理时说:“所谓伦理就是以某种价值观念为经脉的生命感觉,反过来说,一种生命感觉就是一种伦理。伦理学是关于生命感觉的知识,考察各种生命感觉的真实意义。” 作为接受过白人教育的浅肤色黑人女性,杰拉尔丁时刻保持与黑人的距离。极度的洁癖是为了彰显与黑人‘肮脏’的区别。但学校的教育讽刺的是,为了使黑人能更好的为白人干活。她完全摒弃黑人文化,其生活宗旨就是整洁,不享受性爱,对儿子只需打扮整洁即可没有丝毫母爱。这里作者把目光转移到了广泛的性爱伦理和心理问题上来。无法忍受和丈夫性爱,但却倾注感情于一只‘蓝眼睛’的猫身上,除了有时与猫的摩挲能给她带来快感以外,更主要的是猫的蓝眼睛代表的是她一直向往的白人社会。也许只能从这双蓝眼睛中看到平等、肯定的目光。除了杰拉尔丁,故事中‘我’克劳迪娅的姐姐弗里达在某天父母外出时,被家里的租客亨利先生骚扰;无独有偶,皂头牧师也是如此利用对小女孩们的接近而侵犯她们。他们的个人伦理困境其实是整个社会的一个伦理无序的�s影。在故事描写的社会伦理无序的环境下,利用她们弱势的身份来进行违背道德伦理的事――对于黑人小女孩性侵。 二、叙述伦理 所谓叙述伦理则是指叙事过程、叙事技巧、叙事形式如何展现伦理意蕴,以及叙事中伦理意识与叙事呈现之间,作者与读者、作者与叙事人之间的伦理意识在叙事中的互动关系。莫里森以她独特的写作手法来显示她小说当中的伦理标准。 作者利用第一人称有限视角,以儿童叙述者克劳迪娅的口吻来叙述整个故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克劳迪娅就是莫里森的化身。从故事写作背景来看,莫里森是以自己小时候的一个女同学为佩科拉的原型来进行小说的创作。之所以用小孩的视角来进行叙述,表现出作者的别有用心:她把自己寄于克劳迪娅‘厌恶白人,关爱同胞’这样一个‘正义的’人物,从“我”之口来说出具有伦理指向的话语。她将叙事者的有限视角与内聚焦视点相结合来展示出人物的内心活动。客观叙事和内聚焦视点的伦理意义就在于能够对信息的整理传达,调控作者与读者、作者与叙事者的关系。在第三章节的编排上,作者也别出心裁的先引出亨利先生对弗里达的骚扰以及我们一家人对此事零容忍的伦理态度,进而过渡到佩科拉母亲及父亲的人物内心独描写对情节进行铺垫,直到后引出佩科拉被父亲强奸不仅没有得到母亲的关爱反而是不理解的咒骂和抽打。终于,社会、家庭各种仇视的眼睛下,佩科拉疯了。 在《蓝的眼睛》中,莫里森采用了两个独特的篇章结构和逻辑结构:一个是混乱的四季循环章节的时间结构;另一个是每章节从小学课文中引出的第三人称叙事文本与小学课文所形成的主题内容上的呼应结构。作者通过对巧妙的叙述手法将整个故事糅合在一起,并赋予小说更深一层的意义。小说以美国小学课本里的幸福的一家人的故事为开篇,同一个故事从有序到无序写了三个版本。作者的叙述结构与该故事拆散混乱来串联一起,全都是为了表达出故事和人物的伦理混乱。再看小说分为四个章节分别以秋、冬、春、夏四季轮回来进行描写。而这种循环似乎表明了作者的看法:佩科拉毁灭的悲剧是注定的,因为混乱的家庭伦理身份,以及伦理的选择的错误。 开篇就给出了结局:佩科拉和自己父亲的孩子死了。“我”还以为是因为“我”把种子埋得太深,却没意识到是这片土壤本身太贫瘠。而结尾写到: “这里的土壤不适合种某些花,不向某些种子提供营养,不让某些树结果。”更具有讽刺的隐喻是佩科拉・布里德洛瓦姓氏的英文Breedlove意为‘孕育爱’, 这个姓氏似乎在暗讽她悲剧的人生。他们一家人彼此之间却是极度冷漠而毫无爱意。佩科拉的哥哥自小就因为父母打架而经常性的离家出走,佩科拉被父亲强暴,被母亲嫌弃虐待,从未感受到家庭带来的温暖。小说里还使用了金盏菊和蒲公英的隐喻,金盏菊在希腊神话中,有“伤感”“悲哀”“离别之痛”之意,也象征着圣母玛利亚的纯洁。对佩科拉来说,在如花般的年纪被父亲强暴,孩子早产死亡,整个人生变的一团糟;她用自己觉得很美的蒲公英代表她自己,但是当卖糖人骂蒲公英是“杂草”的时候,她对自己的看法产生了动摇。后来她也接受了别人对蒲公英的辱骂而放弃了自己的看法,意味着他接受了社会的歧视。以上反讽和隐喻的叙事技巧可以更深刻的体现出作者暗含的伦理态度,以及对于这样的孩子应该有怎样的伦理关怀。 三、结语 文学作品中话语伦理是一种有作者虚构的伦理,同时也是一种现代性伦理。叙事伦理的视阈主要是在考量虚构语境中文学元素相互作用所生成的伦理境遇性及其可能性,而不是着重于解释或揭示其现实的理性伦理主题。莫里森笔下的黑人女性,大多挣扎在两种文化、两种性别、两种声音之间,佩科拉在生存的夹缝中迷失了自我,但更多的黑人女性从未停止追求真实的自我,她们始终在努力跨越种族、性别的藩篱。通过她的作品,充分表达了莫里森对黑人社会与黑人女性状态的关注。她努力用自己的声音呼唤着同胞的觉醒。在经历对黑人女性的伦理诉求,通过她的叙事结构的方式和技巧体现出作者和叙述者的伦理诉求。不仅达到了作品外在的成功,更是达到一种对内在伦理道德的思考。 参考文献: [1]Toni M.The Bluest Eye[M].Washington: Washington Square Press,1972. [2]白薇臻.托妮・莫里森的多元叙事技巧探析――以《蓝的眼睛》为例[J].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4:13-15. [3]陈延潼.美国现代主义小说的叙事艺术特色――以《蓝的眼睛》为例[J].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2:165-166. [4]郭先进.伊恩・麦克尤恩小说的叙事伦理[J].中北大学学报:73-76. [5]刘晓枫.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6]毛信德.美��黑人文学的巨星――托妮・莫里森小说创作记[M].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 [7]托妮・莫里森.杨向荣,译.蓝的眼睛[M].海口:南海出版社,2013. [8]王守仁,吴新云.性别・种族・文化:托妮・莫里森与二十世纪美国黑人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9]伍茂国.伦理转向语境中的叙事伦理[J].河南大学学报:101-107. [10]张旭.希利斯・米勒德阅读伦理观述评[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03:72-75. [11]周明燕.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当代诺贝尔文学奖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12][美]詹姆斯・费伦.唐伟胜,译.“伦理转向”与修辞叙事伦理[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0.

                                               三、

摘 要:托妮・莫里森是20世纪末着名的非裔美国女性作家,她着作颇丰,许多作品得到了很多国内外评论家和学者的关注和评论。本文从姐妹情谊、夫妻关系和民族主义三个与女性主义密切相关的方面出发,对《柏油孩子》一书的主题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与总结,认为只有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友谊和婚姻才能维持长久。重要的是,只有将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相融合,挣扎在父权制社会和种族歧视边缘的黑人女性才能够保持其完整性。中国论文网 关键词:柏油孩子 女性主义 主题分析 民族主义 一、引言 托妮・莫里森是20世纪末着名的非裔美国作家,1993年凭借她在“富有想象力和诗意的小说中,生动地再现了美国现实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首位获此殊荣的黑人女性作家。莫里森在1955年取得了康奈尔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并先后在德克萨斯南方大学、霍华德大学、耶鲁大学纽约州立大学任教,莫里森着作颇丰,她的小说多聚焦于黑人女性的生活,“深刻展示了黑人,尤其是黑人女性在种族压迫和性别歧视下心灵世界的冲突,探索了美国主流文化价值观与审美观对非裔美国妇女的影响”,其中《柏油孩子》更是以其精巧的结构和独特的女性主义视角而堪称典范,通过描写典型的身处异国他乡的黑人女性形象很好地阐释了其黑人女性主义立场,本文就试图以黑人女性主义视角从姐妹情谊、夫妻关系和民族主义三个与女性主义密切相关的方面出发,对《柏油孩子》进行主题分析与总结。 二、女权主义视野下的托妮・莫里森《柏油孩子》的主题分析 1.姐妹情谊 “姐妹情谊是女权主义的一个重要概念,从初倡导完美的姐妹情谊到这一概念因为忽视差异性遭到质疑,到现在对这一概念的重新审视,姐妹情谊这一概念经历着变化”。本文就试图将这一概念的变化与《柏油孩子》中黑人妇女与白人妇女关系的变化相结合,说明只有在相互尊重与理解的基础上,她们才能建立跨越种族壁垒和文化差异的姐妹情谊。 莫里森在很多作品中致力于研究黑人女性,特别是身处异国他乡的黑人女性的生存空间,其中大多数都是描写黑人女性之间的友谊,而《柏油孩子》一书则以黑人妇女与白人妇女之间的姐妹关系为主题。小说中涉及到的姐妹关系主要存在于白人女性玛格丽特和黑人妇女昂丁以及吉丁之间,她们的关系都经历了尝试阶段到终的分离。 1.1尝试 当玛格丽特初为人妇时,与她同龄的仆人黑人妇女昂丁成为了她倾诉衷肠与排遣寂寞的对象。自然而然地,两个年纪相仿的新妇试图建立起一种平等的姐妹情谊: “玛格丽特虽然不是乖乖地听人叙说的人,但在昂丁面前却是例外,于是主仆之间的友情便发展起来”。就连玛格丽特年老却富有的丈夫瓦利连都说“我们刚结婚时,我曾经惯于把你从昂丁身边拉开。家里有客人,可你却偏偏乐于在厨房里与她瞎扯。”由此可见,在她们初次尝试建立友情的时候,他们之间曾经存在着平等与无拘无束,而当时瓦利连那白人的虚荣与无知----“她应该指导仆人,而不是与他们做伴”却暗示着她们日后友谊的破裂。 小说中另一段姐妹情谊存在于玛格丽特与吉丁之间,由于不可逾越的种族壁垒,她们也不能躲过从尝试到分离的噩运。在瓦利连的资助下,吉丁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进入中产阶级,过上了体面的生活。因此,吉丁与玛格丽特之间理应拥有更加融洽和谐的姐妹关系,曾经“她们会以一些女孩式的提神的东西东拉西扯来开始一天的生活”,但是,作为一名父权制社会里的受害者,玛格丽特为了弥补她应有的尊重和自我价值不惜以牺牲姐妹情谊为代价,通过在吉丁面前有意无意地贬低黑人而获取安慰,这也为她们日后姐妹情谊的破裂埋下了伏笔。 1.2分离 在父权制社会里,缺少丈夫关爱和友人安慰的玛格丽特甚至通过虐待亲子而寻求心理安慰并报复丈夫,不巧的是,这一切被昂丁亲眼所见,虽然罪行由于主仆关系的阻碍而没有被揭发,但是两位旧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她们的友谊在“黑人妇女与白人妇女交往过程的复杂性与多层的权力关系”下土崩瓦解了。当玛格丽特像根柱子一样直挺挺地听着昔日好友对自己罪行的控诉时,“她的眼睛泪水汪汪,她美丽的面孔却很安详”,但此时她内心的愧疚与难过不难想象。昂丁对女主人的控诉终摧毁了她们表面和谐的主仆关系,更何谈维持昔日姐妹情缘。 另一方面,“玛格丽特在雅丹面前有意无意贬低黑人,无时无刻不刺激着雅丹的神经,让她总是意识到自己尴尬的身份”,在吉丁听到玛格丽特对她发型的评价时“她感到不舒服,因为玛格丽特总是有意无意地把她搅进去,暗示或明指一些她认为是有种族特点的事物”。她们之间的友谊尝试由于白人女性对黑人女性的傲慢以及无法跨越的种族壁垒而终走向崩溃。 虽然在这部书中黑人女性与白人女性之间姐妹情谊的尝试以失败告终,但是通过阅读莫里森其他的作品我们不难发现超越差异性的姐妹情谊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莫里森笔下这种超越并不是对差异性的忽视,而是建立在对差异性的理解和尊重上,彼此都是女性并不能成为他所倡导的姐妹情谊的基础,只有建立在真正平等基础上的相互信任和肯定才会促成姐妹联盟”。 2.夫妻关系 夫妻关系是女性主义里的又一重要概念,托妮・莫里森《柏油孩子》一书不仅展现了父权制社会中男尊女卑的现实,而且展现了在这种扭曲婚姻里潜藏的阶级关系。这本书中的夫妻关系主要存在于瓦利连与玛格丽特夫妇、西德尼与昂丁柴夫妇之间。 2.1奶油婚姻 为维护自己的阶级地位和作为白人男子的尊严,瓦利连试图以自己的标准改变续弦玛格丽特,使她完全听任他的摆布。出身卑微的玛格丽特嫁入豪门,但是她没有料到婚后的生活迎接她的只有歧视。她的悲剧就算是在成功生下儿子之后也没有停止,甚至在儿子成人之后愈演愈烈,瓦利连和玛格丽特夫妇之间的婚姻关系正如吉丁所总结的“这纯是一桩在不相容的舞台上的冰与火的婚姻”。 玛格丽特的生活充满了无趣与压迫,她的丈夫的生活也是如此。他“生活的空虚寂寞溢于言表。他在退休之后与世隔绝,没有亲友,儿子多年不见踪影,家庭貌合神离,只剩下和妻子斗嘴取乐”,他们的争吵无聊无趣却常常发生,正如吉丁所说“他们像两只老猫一样互相抓咬,彼此利用来表演好斗”。 柏油婚姻 作为斯特利夫妇的仆人,尽管他们在社会地位上低于主人,但他们即使在没有亲生孩子的情况下依然享有比主人更和谐的婚姻关系。西德尼愿意为昂丁捏脚:“把脚放在这儿。我来替你揉揉”,甚至承诺在昂丁失去劳动力时照顾她:“你站不住的时候,丫头,就坐下。你用不着干活。 我可以照顾你,这你是知道的”,这比任何爱情宣言都让人感动。尽管他们之间初不是因为爱情而结合,但他们的相扶相持却让人感动,这也是维持婚姻的基础,“他们的后背里有安全感。双方觉得到对方散出的体温,知道只要转过身去,就是其配偶的稳定又能干的脊柱所在之处。所以他们的睡眠是平静的,相互支持的”。 因此,笔者认为他们的婚姻就像柏油,活在基层却永不会磨灭,坚韧与毅力是他们婚姻的保鲜剂,而共同的生活目标又让他们有了共同语言。 3.民族主义 在《柏油孩子》一书中,莫里森还阐释了非洲传统文化和民族主义对柴尔兹夫妇和他们侄女吉丁的影响。吉丁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认识经历了分离、尝试、探索和摒弃几个阶段,由于缺失黑人自我意识,无法将自我与传统黑人文化融合,她不能保持其作为一名黑人女性的完整性。 3.1分离 在瓦利连的帮助下,接受了良好高等教育的吉丁凭借其女性魅力成为了欧洲人眼中耀眼的黑珍珠。除了她与生俱来的柏油肤色外,她和其他以做仆人和家庭主妇为己任的黑人女性无一相同之处,甚至还对她黑人同胞的愚昧嗤之以鼻。但是,由于缺乏坚实的民族文化基础,她备受黑人女性的冷落和侮辱。在巴黎的一家超市,身着黄裙的黑人女性公开唾她,还向她高举手中象征生育能力的鸡蛋。 与传统非洲文化中对女性的定义不同,吉丁是一个追求文明、独立、自由和自主的现代女性,但她也失去了为重要的黑人女性赖以保持其完整性、获取归属感的民族文化根基。因此,莫里森从黑人女性主义角度将她定义为“文化孤儿”。相反地,莫里森对拥有 “柏油品格”的昂丁却持赞扬态度,认为她是维护家庭和谐与稳定的重要力量。当她发现自己侄女与本民族传统文化渐行渐远时,昂丁也曾试图教她做一个“真正的女人:一个对孩子好的女人:对男人好的女人----而且要好到尊重别的女人”,但是已为时已晚。而黑人女性的自然身份却使她无法摆脱与黑人民族的自然联系,内心深处的内疚与自卑让她在真正的黑人代表----儿子----到来时无处遁形,骄傲的她竟然爱上了这个典型的黑人男性,并且也试图通过爱人了解并接受黑人传统文化。 3.2尝试 儿子体格健硕,皮肤黝黑,熟悉黑人社区并具有让人迷恋的黑人男性特征:“皮肤如河床般黝黑,眼睛如窃贼般坚定和清澈”,“他的微笑总是突如其来,如同一阵旋风吹过他脸上的草原”,“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黑人的头发总是很生动的。即使不去梳理也像叶簇,远远望去,绝不亚于一株落叶乔木的树冠”。他的黑色男性魅力唤醒了吉丁作为黑人女性的自我意识。 为了帮助吉丁找回失去的民族意识,儿子带她来到了自己的家乡埃罗,一个浸透着黑人文化,让儿子着迷却让吉丁惶恐不安的地方。在那里,吉丁被莫名的空虚与孤单包围,她“感觉不好。一点都不好。儿子在路上因为照相机让她下不来台;罗莎让她觉得自己像是个荡妇;而此时战士又在要她觉得像是在与……争风”。埃罗的黑人女性在吉丁眼中是愚昧落后的,她无法融入黑人社区的生活,正如黑人社区无法接纳她这样一个白人文化的承载者一样。和埃罗相比,繁华时尚的大都市如纽约,对吉丁的吸引力更大,因为她认为只有在那里,她才能找到自我,实现价值,“她怀着一种孤儿的喜悦她想着,这里是家;她的家不是巴黎,不是巴尔的摩,不是费城。这里才是家”。 3.3摒弃 在女权主义者看来,吉丁是成功的,她“选择了西方现代文明,选择了追求女性的独立、尊严、自信与骄傲,选择了追求事业的成功”。但是,作为一个自然的黑人女性,吉丁已经失去了民族文化根基并企图割断与本民族的联系。而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植根于深厚的民族文化,因此,吉丁所追求的自我价值正如无根之浮萍,虚幻无着,这个“文化孤儿”内心充斥着焦虑与不安,心灵与身体都找不到归宿。“她曾匆匆奔向纽约,后来又以同样的速度逃离那里。纽约毕竟不是她的家”,她继续寻找着那个能够让她实现自我,取得事业成功的“家”。 因此,吉丁奔走于寻找家的旅途却又无处安放那颗缺乏安全感的心灵,只能依靠自己内心的强大来支撑。只有当她将自我与本民族文化相融合,才能保持其完整性,得到归属感,成为一名真正意义上的黑人女性。 三、结语 在评论界对美国黑人女性主义和托妮・莫里森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在女权主义视野下从姐妹情谊、夫妻关系和民族主义三个方面出发,对《柏油孩子》的主题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与总结。就姐妹情谊而言,虽然在这部书中姐妹情谊的尝试以失败告终,但是从莫里森其他探讨姐妹情谊的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黑人妇女与白人妇女超越差异性的姐妹情谊是可能的。 本文所探讨的另一个重要主题是民族主义与女性主义的融合。吉丁对本民族文化和传统的认识经历了分离、尝试、探索和摒弃,“她的问题在于放弃了哺育黑人民族的黑人社区,放弃了黑人女性应有的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入了解。而黑人女性的自我价值恰恰根植于黑人深厚的民族文化传统”。 笔者从以上的分析中得出以下结论:只有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友谊和婚姻才能维持长久;只有将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相融合,挣扎在父权制社会和种族歧视边缘的黑人女性才能够保持其完整性。然而,本文只是对这部作品的主题进行了分析与总结,选材也不甚充分,在今后的研究中还需要更多与莫里森作品相关的女性主义研究。因此,今后还需要很多关于这一主题的研究,为中国的英语学者及教师在外国文学研究中更加深刻地理解现当代美国文学提供资料。

其次,对于秀拉、奈尔所在特定的黑人族群而言,善恶的评判还牵涉到社会整体价值取向。早在其处女作《最蓝的眼睛》中,莫里森便针对当时流行的口号“黑人是美的”提出了不同主张:“身体美的概念作为一种美德是西方世界最微不足道、最有毒害、最具破坏性的观点之一,我们应该对此不屑一顾……把问题归结于我们是否美的症结来自衡量价值的方式,这种价值是彻头彻尾的细微末节并且完全是白人的那一套……这种提法回避了问题的实质和我们的境遇,无非是对一个白人概念的反其道而行之,而把一个白人概念翻转过来仍然是白人概念。”由此不难看出,莫里森对于白人主流文化的一种天然的反感与排斥,此后她所作出的种种努力,“那就是对黑人文化传统的探究与再创造。而这本身就是对黑人文化本位顽强坚持。”这正是莫里森不同于其前辈黑人作家如赖特(以“抗议小说”著称)而更接近鲍德温的地方:“赖特发现黑人的过去不再有任何价值,莫里森则赞颂过去。”作为当代黑人女作家,莫里森深知,惟有深植于黑人民族的土壤之中,挖掘出黑人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展现其特有的文化意蕴,才能获得广泛的认同并求得真正意义上的平等与尊严。

“这需要时间,但他们会爱我的。在所有的老太婆都和十几岁的男孩睡过之后,在所有的年轻女孩都和她们醉醺醺的叔叔睡过之后,在所有的黑种男人睡过所有的白种女人之后,在所有的白种女人吻过所有的黑种男人之后,在看守强奸了所有的犯人之后,在所有的妓女都睡了她们的老鸨之后,在所有的同性恋都睡了他们自己的母亲之后,在所有的狗干过所有的猫、仓库屋顶上的每一个风向标都飞下来压到猪身上之后,那时就会有一点剩余的爱给我。而且我知道那会是什么滋味。”

关于这篇文章,我已想了太久。半夜睡不着觉,看不进书时,总会联想到这篇未写的文章。读起文字,也会从中过于敏感的捉住与本文有关联的立意和内容,以至于不能心无旁骛的体会任何一位作家的思想。但由于时机不当,更恐怕搜集在脑内的素材和累积的经验无法支撑起要谈论的论点之庞大,之复杂,所以久未提笔。这担忧几乎是必然的,因为写本文的契机在于几部影片所萌发出的感触,单要用它们支撑这篇文章的内涵,当然是不可行的,所以我只把他们当作简单的论据和引子。以我浅薄的认知,怀着谦卑来试图论述人性及其表现、成因。

10年以后,秀拉厌倦了漂泊的生活,同时也出于内心对奈尔的强烈思念,她重新回到“底层”。当地人们的生活一如既往,而不甘寂寞的秀拉却试图令它有所改变。她的第一件骇人之举是将夏娃赶出她一生苦心经营的家门,而且似乎缺乏任何令人信服的理由(夏娃早年为丈夫抛弃,含辛茹苦,甚至不惜自残腿脚,换取保险金将三个孩子抚养成人)。此外,她对性生活的态度也是心不在焉,缺乏责任感(她只是纵情享受,但从未考虑过随之而来的结婚生子)。跟她的母亲汉娜不一样,汉娜是努力地侍奉男人,并通过向男人乞求施恩而满足那些妻子们的虚荣;而秀拉则巧妙地令男人们有求于她,将梅德林城有头有脸的男人玩弄于股掌;而一旦得手,“试上一次就把他们一脚踢开”,这使得当地那些既分外嫉妒又倍感屈辱的妻子们怒火中烧,将她视为“巫女”。

        第一本托妮.莫里森的书,因为封皮背后的这段话就觉得一定是本让人惊艳的书,事实上真的没有失望。尽管托妮莫里森是个黑人作家,但这本书完全没有因为她的特殊身份而变成种族的话题的那种体面的正义,我很少看到这么薄的书能够不缺不漏的展示这么多东西,关于种族,关于死亡,关于生活,关于孤独,关于自由,关于爱。

                                             二、

首先,从作品中描摹的人物形象来看,可以说都是美丑莫辨、善恶难分。以夏娃为例,她不惜捐弃腿脚,只为抚育儿女,这一种崇高的母爱无疑值得称赞(秀拉认为夏娃将毕生幸福全部寄托在子女身上,这一做法“极其危险”),可是获悉其子陷于吸毒无力自拔后,她又狠心将他活活烧死,令人发指。她在自己家中专横跋扈,颐指气使,可同时她又大发善心收养三个无家可归的儿童,并且修建屋舍为流浪汉提供居处。对于负心丈夫的刻骨仇恨维系着她的生命,可是对于生活的热爱又使她以一己之力支撑起整个家庭。就是这样一位爱恨交织、善恶互见的人物,使得“我们不知道应该为夏娃的自我牺牲击节赞叹还是对她的专横独裁怨恨悲哀”。

        非白人,女人,带着这样标签的秀拉,却做了看起来最不该做的事,没有责任感,亲情淡漠,不结婚,不生孩子,和好友的丈夫上床,她曾像瘟疫一样游荡在“底层”。面对白人的欺压、黑人男性的冷漠、黑人女性的谦卑,她不是选择像耐尔一样默默忍受,她要成为自己,一个孤独而独立的自己。非白人也不是男人,一切的公平与自由都与她无关,在那个黑人女人只有等死的时候,只有秀拉在用自己的力量反抗 ,只为自己活着。在所有的伦理崩塌,所有的爱撕裂的时候,她说她会得到一点剩余的爱。就像书后的那段话,那一点剩余的爱就来自酒神式的毁灭性的狂欢后,这世界产生出的一种博爱。就像尼采式的悲剧的诞生,在一切伦理、道德都毁于一旦的时候,这个时候所有人都是自由的,我们没有敌人,没有歧视,没有贫穷甚至没有性别。这既是悲剧的诞生,也是爱的终极狂欢。

 玉莹出生于父亲权高的府邸,母亲是被人欺负的侧室,从小目睹母亲所受的冷落与委屈,在复杂的人事中成长。确立了她誓让母亲不再被家族低看的目标。她的一切行为皆与此有关,她可以装蠢卖傻,虚情假意,除了对妈妈的爱和为其争得荣誉的心,爱情,友情全是虚假。她靠孝顺赢得安茜和孙白杨的信任帮助,又因为要达成孝顺的目的,而弃之如履。她在其他方面可谓没有原则可言,但却不能说她就是毫无原则和人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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