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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的作品万变不离其宗,格林先生

在短篇中,格林不必总是穿插错综复杂的情感与政治,他能腾挪更多讲故事的天性。《无罪开释》中,谋杀案庭审现场,证人指认嫌疑人,法庭后座却出现与被告一模一样的人。“没有一个证人愿意发誓他看到的那人就是被告。”结果无罪释放。格林给的尾巴才是“烂尾的不安感”。孪生兄弟出庭后,一人被车撞死,“没人能说清楚他到底是那个凶手还是那个无辜的人。”

作者简介:

无可疑义的是,格林就像库切在为《布莱顿棒糖》英文版导言中写道,小说家必须有宗教意识,或至少必须意识到人生都有犯罪的可能性。如果没有这种意识,小说家是无法正确描绘人生的。而且,在格林眼里,邪恶在现实生活中常常过于强大,以至于“恶在人间畅通无阻,而善却不能再在世间漫步。”这正是他的作品的基本基调。也因为此,扎迪·史密斯感叹,在格林那里,通往善的道路并不真实存在,通往或多或少的邪恶的道路倒有千百万条。“越来越少的小说家会着力于区分好人和坏人,而格林则大师般地进行了多重区分:那些将邪恶与残酷、无情和恶毒的愚蠢区分开来的纤微界线。他的主人公们置身于一个被一丝不苟地校准的道德系统。他们不同程度上都失败了。”

——多萝西娅-布兰德《成为作家》译序

假如诺贝尔文学奖增设“最多提名”奖项,获此奖的将非格雷厄姆·格林莫属。这位充满传奇色彩的英国作家,一生共获21次诺奖提名,然而直到他于1991年,以87岁的高龄辞世,却始终无缘诺奖。关于他得不到诺奖评委们青睐的说法有很多:有说是因为格林当过间谍,写过间谍小说;有说是因为其中一位叫做亚瑟伦·德奎斯特的评委对他有敌意,也因为其他会员认为他更多是个娱乐作家而非严肃作家。所幸,有无夺得诺奖并不被视为一位作家是否拥有朝向永恒的通行证的依据,生前,格林就已无可疑义地奠定了他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格林长篇里的沉重,在短篇里正变得“失重”,这种轻盈才是迷人眩惑。怪诞幻想,黑色幽默,就像格林的“侧颜”,在长篇里他很少显露,因为会打乱严肃现实感。在短篇里,却随性而至。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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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注重小说的社会功能,他本人早期却是一个注重内省的天主教徒,从《布莱顿硬糖》到《恋情的终结》,这一系列重要的作品都以他的宗教信仰为思想支撑,由此,在很长时间内,他被称为“天主教作家”,甚至有妇女写信给他要他组织一支天主教十字军向被封锁的西柏林进军。他在这一阶段撰写的小说的主要人物都是天主教徒。他们在复杂的社会中犯了这样或那样的罪行。格林在探讨他们的罪恶、信仰、赎罪、解脱等问题时,试图告诉人们:在这个冷酷而充斥罪恶的时代,救赎已经成为了一种彻底的幻想。至于如何克服这种来自骨髓深处的道德焦虑感呢?他给出的答案是:爱。去爱,是人类在荒诞而痛苦的世界上最后的倚仗。

格雷厄姆·格林就是如此。他是真正的无冕之王,被诺贝尔文学奖提名21次,也没得到。文学界甚至用“格林国度”标榜其风格,这意味着一位严肃的作家,光靠讲故事就能搭建王国,写出人性万象。

5.爱并没有错误,只不过爱必须是幸福的,公开的爱。如果是隐秘的、不幸福的,那这种爱就不应该了。

英国《每日电讯报》从过去一百多年的历史中评出了最杰出的20部间谍小说,不乏大众耳熟能详的作品,其中就有格雷厄姆·格林的《哈瓦那特派员》。

莫里斯喜欢那些按照定额井井有条地从他笔端缓缓流出的文字,写作对他来说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因为即使是在英德战争最激烈的伦敦大轰炸期间,莫里斯依然保持着日更的习惯。

作家的长篇和短篇创作并不总“相向而行”,更多的实验、摸索和阐释,被安放在短篇故事的“海滩”上。

2.也许在哪个地方他的过失正在暗中堆积着,一块又一块过失的碎石瓦砾。而后有一天,他想,这些成堆的过失就会把天主可能宽恕他的源流完全堵住。

与电影剧照相比,是否有很多相似之处?

为了赎罪得救,就要相信耶稣。

追溯格林的创作生涯,不能不提他在二战期间当间谍的经历。尽管在英国,作家当间谍并不是件稀罕事,在格林之前的著名作家中,毛姆曾任职于一战期间的英国军情部门;在格林之后,当代间谍小说家勒卡雷则在冷战开始时进入陆军情报处。但格林的情报生涯还是有些非同寻常。1924年,他还是牛津大学的学生,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读到一本名为《战败》的书,书中描写的故事激发了他对间谍生活的兴趣,也激发了他对于“事物的危险边缘”的执迷,并由此涉足谍海。

创作短篇的格林,更像一个“世情小说家”。他写的都是卑微、琐碎的小人物,情节也多是些出轨偷情、背叛不忠的荒诞现实,又伪装成一些轻喜剧的悲伤故事(如《借夫记》及其他喜剧)。“对忠诚的背叛,对人物内心冲突的挖掘,是格林的拿手好戏”。正如张爱玲的短篇,总在平凡里发现传奇,相比契诃夫对人物某一性格和情绪的夸饰性嘲讽,欧·亨利式的经典反转,格林的短篇艺术,更像是参差对照、权衡强弱的力的解析。

4.对一个你爱之极深的东西你是无法控制它的。你会眼睁睁地看着它轻率地冲上一座断桥,一条废弃的车道,一头冲进未来六七十年战栗惊恐的一生。

翻译家傅惟慈所译《问题的核心》

因为莫里斯坚持日更!

尽管格林的作品在欧美、日本等很多国家备受推崇,他在中国却远没有与他齐名的同时代英国作家毛姆获读者青睐。此前,译林出版社曾推出他的几部小说,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谷歌、百度网上键入“格雷厄姆·格林”,搜索到的资料更多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电影演员的生平介绍。从上世纪80年代起,格林作品权威译者傅惟慈就在策划一套20卷本的《格林文集》,如今他的这个愿望,将部分得到实现。今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准备推出“格林文集”八卷本,或许,这意味着我们将对这位集间谍,环球旅行者、天主教徒、预言家等多种身份于一身的作家做出回顾并重新认识。

没有长篇小说问世的作家,总像打了折扣,鲁迅先生就吃了这种亏。我们总爱幻想文坛那些“短篇圣手”,如果写出长篇作品会是什么风貌。其实,长篇太高产、太有名的作家也有失落:他们的短篇故事常被淹没,仿佛从未写过一样。

6.这世上有些人的天命就是追逐死亡。不能自杀,在心力耗尽前不能放弃苟活,本能驱动活着心灵永远在地狱里。

格林的“令人不安”,应该还与他是一个天主教教徒有关。据厄普代克在为《权力与荣耀》所作的英文版导言里考证,格林于1926年,亦即他22岁那年,在诺丁汉皈依天主教,当时是通过特罗洛普神父主持完成的,而这位神父本人在皈依天主教之后,按照格林在回忆录《生活曾经这样》的说法,一直“受到某种内心的冲动驱使要成为神职人员”。当然格林不见得有这种冲动,他之所以改宗,是为了能娶作为天主教徒的薇薇安。更何况,他在1938年写道,“我无法过独身生活”,而为了遵循天主教不离婚的教义,他后来宁可同妻子分居并冒风险偷情也不脱离婚姻,也不以为有必要脱离。不过格林的严肃小说里,通常都会有一位神父,容易犯错,却又无可指摘地恪尽神父的职责。总之,而就写作而言,厄普代克认为,最初在约瑟夫·康拉德和约翰·巴肯影响下写作的格林,就已经将他编织惊悚情节的高超天分,与其以轻快笔法表现的病态敏感熔为一炉,兼具高度智识和激情,而且严谨地展示出他一直未曾厌倦的天主教激情。格林也确乎如南非作家库切所说,多从天主教观点考察作品中人物的生活,因此经常被认为是天主教作家,甚至有妇女写信给他要他组织一支天主教十字军向被封锁的西柏林进军。但实际的情况是,格林终其一生都对宗教表达出一种强烈的疏离与厌恶。

我们常看到的“自我救赎”这种说法,就像人掉进泥坑里,想自己拉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救上来。但其实,“救”和“赎”都是需要外力的。

格林热衷环球旅行,在其短暂的谍海生涯中已经初露端倪。无尽的好奇心和冒险精神,让他的足迹遍及世界五大洲,他的作品也就是世界各个角落的重大事件的记录。被公认为其代表作的《权力与荣耀》,就是以他于1938年3、4月在墨西哥度过的两个月经历为基础创作的,在这两个月中有五个星期,他独自一人、精疲力竭地穿梭于南部塔巴斯科和恰帕斯两州。此外,荒原般的西非(《事物的核心》);“医生”爸爸独裁统治下的海地(《戏剧演员》);哈瓦那的情报站(《哈瓦那特派员》);冷战时期的越南(《沉静的美国人》);殖民地时期的刚果(《精疲力竭的病例》)……这些异国的背景,依托当时的现实政局,巧妙地进入了他开阔的写作视野。格林一反近百年来“反诸内心、发掘自我”的世界文学传统,把自己的小说世界,建立在这样一张空前巨大的版图上,可谓“不合时宜”之举。但恰恰是这种“不合时宜”凸现了格林小说的重要价值。很显然,他选择异国的时政背景,并非为了猎奇或哗众,而是追承先贤笔法,于大动荡大变革中,展现人性亘古不变的性质,折射人类曲折跌宕的进程。他的这种探索热情也表明了他“积极介入”的立场:文学应该发挥其固有的社会功能。

《格雷厄姆·格林短篇小说全集》呈现了作家短篇艺术全貌。如果借用格林的书名来概括,就是他总在捕捉“恋情的终结”时刻(“恋情”代表纯真诗意的退场),使“问题的核心”自然敞开,剥离各种“人性的因素”,戳给你看。这正是亨利·詹姆斯所谓“现实登临的绝妙时刻”。《往昔纯真》里,“我”后悔搭上酒吧偶识的罗拉,一起回到儿时乡下。“我”想起儿时喜欢的女孩,发现原先画过的画。“我根本认不出这画是我画的……我心中只记得当年的纯真、彼此的亲密”。当“我”看到那张画感到尴尬的瞬间,就意味纯真不再。这种情绪在诸多作家青涩之作里都留有痕迹。马丁·艾米斯的《雷切尔文件》,写年少时的骚动却映透清纯,写放纵狂野又流溢迷惘。在身体的激情酣畅后,最终发现青春之爱始终被丑陋惊醒,在庸俗现实里无以安放。在厄普代克短篇集《鸽羽》中,也大多是少年们萌动的青春纪事。

经典金句:

1934 年,也就是 30 岁那年,格林徒步旅行利比里亚,据此写了游记《没有地图的旅行》,这预告了他日后的行走生涯,往后,他的长篇小说用唐诺的话说,便一直由行走的脚、凝视的眼睛和书写的手所联合完成:被公认为其代表作的《权力与荣耀》是以他于1938年3、4月在墨西哥度过的两个月经历为基础创作的,在这两个月中有五个星期,他独自一人、精疲力竭地穿梭于南部塔巴斯科和恰帕斯两州;《问题的核心》写荒原般的西非;《文静的美国人》写冷战时期的越南;《哈瓦那特派员》写哈瓦那的情报站,《喜剧演员》写“医生”爸爸独裁统治下的海地;《麻疯病人》写非洲正中心的刚果;《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病例》写殖民地时期的刚果;而晚期的《吉诃德大神父》写西班牙。这些异国的背景,就这般依托当时的现实政局,巧妙地进入了格林开阔的写作视野。

我相信真正有天赋的作家同时也是对异性有着独特的诱惑力的群体,他们都是些不落俗套的人,甚至自己都不清楚自己身上究竟有什么讨女人喜欢的品性。

间谍工作的特殊性,决定了它是一个审视人性最奥妙最细微之处的绝妙解剖台,而由一个间谍的个人命运,更可以引申出对整个人类处境的终极追问。事后证明,这段秘密工作生涯,对格林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且不说其重要作品《人性的因素》的主人公就是双重间谍,此后的《一支出卖的枪》(1936年)和《密使》(1939年)也是涉及国际政治和追踪罪案的故事。

《唉,可怜的马林》里主人公患上了肠鸣症,不可思议的是他的肚子,好像装上了耳朵,能模拟发出接收到的外部声音。马林先生把公司会议给搞砸了,他的肠子竟然发出了空袭警报,他只好揣着明白装糊涂,跟着董事一起躲在地下室。“他那肚子不知道是什么品味,空袭警报的音调学得无比神似,可空袭解除的音调却从没学会”。这种谐趣寓意,往往在绝壁处推向高潮。相比这种“有去无回”,能去能回更是一种环岛效应。“偷走埃菲尔铁塔并不太难,难在如何悄悄放回去,还不被人察觉”(《偷埃菲尔铁塔的人》)。格林写出这样一个梦话般的幻想小说,是罕见的。怎么拆卸铁塔,卡车搬运,迷惑游客,避免报警……格林就像幻术大师,策划转移人们注意力。“我确定那么做几乎毫无风险,因为巴黎人羞于承认埃菲尔铁塔在眼皮底下消失了五天,而他们竟然毫不知情,这就好像让热恋的情侣承认,情人不见了,自己竟然不知道”。

格雷厄姆·格林,英国大师级小说家。他厌世悲观到极点,却又最关注灵魂的挣扎和救赎;他作品中“恶”无处不在,暴力、罚罪、背叛堕落比比皆是,可最惊心动魄的却是个人内心的道德和精神斗争;他作品中的人物卑琐、绝望到极点,可是污泥中却能绽放出人性的光彩;作者格林称得上是20世纪最严肃最悲观最具宗教意识的作家,可同时有时讲故事的圣手,也是英国20世纪读者最多的小说家之一。

小说中的莫里斯,某种意义上就是格林,而萨拉则是凯瑟琳·沃尔斯顿,小说题献里的C,格林一生中最重要的情人。凯瑟林出生在纽约一个富裕的家庭,十八岁时,她出入意料地和才认识三天的英国工党上议院议员亨利结婚,因为她想要摆脱她的父母,而结婚是最好的出路。婚后不久,她随丈夫来到英伦,在伦敦社交界引起层层波澜。1946年,凯瑟琳30岁,是五个孩子的母亲。格林42岁,已经写了《斯坦布尔列车》《权力与荣耀》等7本书,是一位有名的作家。格林于 1927 年娶了薇薇安,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女子,并因此改信天主教。薇薇安在与格林育有一子一女之后宣告分居,但他们并没有离婚,部分原因在于天主教不允许离婚,格林便改由长期的偷情来替代。战争期间,伦敦受到德国空军轰炸,格林因为躲在凯瑟琳家中逃过一劫,薇薇安得知后长叹一声,他的不忠救了他的命。不过,薇薇安似乎从未走出被格林抛弃的阴影。1991年格林去世后,她重游旧地,走进格林住过的一间卧室,看到床被调头了,上面散放着枕头和睡衣,说:“他回来之前要准备好这些。”

评论家与作家的关系,就如同狗跟电线杆子的关系一样!这或许是一个粗鄙的比喻,但在这个人人都是评论家的时代,拒绝别人的评论是不可能的。甚至,许多作品一经出版,就已经不再属于作家本人了。

成长于大不列颠帝国衰败时期,帝国体系面临不可避免的松动乃至瓦解,格林与同时代的精英们一样面对时代的病症。“羞愧和绝望的悲观主义”扎根于很多人的思想之中,英国人也从此从“日不落帝国”的迷梦中清醒。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时刻关注时政的格林于1955年创作了《沉静的美国人》。正是这部作品标志着他的天主教信仰开始动摇,政治取代宗教成为反映人物和矛盾的意识形态框架。不仅如此,这部日后被拍成电影并产生广泛影响的小说,为他赢得了“预言家”的美誉。在小说里,格林不仅成功预言了美国陷入越战的泥沼而不能自拔,还预言了包括伊拉克战争在内的美国其他对外干涉的愚蠢的行为注定要失败。从这个意义上说,好莱坞于2001年重新改编这部小说,再度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不能说仅仅是个巧合。

格林总能写出人物间复杂合力对事件的隐在导向,施压与抵抗、作用与反作用,让你理解人们是如何自然而然,不知不觉地滑向千百条罪恶迷途。《当骗子遇上骗子》挖苦了诡计世界的“完美结构”,当每个人都在欺骗,骗术自然会失效。假校长想骗钱,假贵族要文聘,反而被双方晚辈所欺骗,促成两个年轻人相爱结合。短篇小说需要发现平庸里的惊奇感、戏剧性,既然不能像长篇小说去编织生活大网,就要在事件的“截面”里挖掘人性纵深。正是一种来自深渊的凝视,悲观的窥伺,给了格林感受恐惧、暴力和背叛,冷峻掀开平庸之恶,危险边缘的艺术知觉。如《破坏者们》里一群少年们的“拆屋计划”,就是并无缘由的破坏欲展示。多克托罗《威利》,也写过儿童破坏欲的古怪莫名、狞厉狂乱。

3.狗还抱着求生的希望,只有善于推理的人才能把希望灭绝。动物是永远不知道什么叫绝望的。

《恋情的终结》

关于宗教的话题对我来说实在是复杂,我根本无力阐述,但有效的的圣事性婚姻无法解除婚约这一原则,在本书中肯定是一个伏笔,也是这段恋情走向终结的一个因素。

1941年1月,格林被派往拉各斯接受为期三个月的间谍训练,学习编码和译码技术。这三个月期间,除了训练之外,格林的另一个任务就是每天早上七点钟驾车前往市区为营地购物,并顺便从警察局长那里领取密码电报。回到营地后,格林立即破译这些电文,然后利用这些电文起草回电和报告。在这三个月里,他还凭坚强的毅力,利用不多的空余时间,写出了令自己扬名于世的著名间谍小说《忧虑重重的内阁》。

格林的人生本就像小说,也许只有毛姆的经验,才能与之比拟。他们都当过特工,沉迷异域,都善讲故事,能把通俗和消遣写出严肃深刻的境况。同时,他们也都有缺陷,毛姆的口吃,格林的躁郁症,放在小说艺术里,倒成了压抑的激情:更敏感、世故、也更机警。不同的是,格林的天主教信仰带来一种视角,那就是强烈的道德感,让他对堕落、背叛、诱惑与救赎的主题无比醉心。那种不动声色的优越性,对主人公愚蠢且忧伤的嘲讽,完全有种俯瞰的哀矜。

1.生活中怪事很多,人们发现,不论日子多么不好过,总有某些瞬间你还是活得很开心,总可以同更倒霉的时刻做比较。即使在艰难险阻中,钟摆也依然来回摆动。

无论如何,间谍工作的特殊性,决定了它是一个审视人性最奥妙最细微之处的绝妙解剖台,而由一个间谍的个人命运,更可以引申出对整个人类处境的终极追问。事后证明,这段秘密工作生涯的确对格林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且不说他写了一本地道的,情节环环相扣,险情重叠相生的间谍小说《哈瓦那特派员》,并在其中塑造了一个颇为窝囊的反英雄形象伍尔摩。他其他一些重要作品里也有间谍的印记:《人性的因素》的主人公就是双重间谍,这个人物身上也多少有一些菲尔比的影子,格林把小说寄给了其时已身在莫斯科的菲尔比。此前,菲尔比出版了自传体小说《我的无声战争》,格林也为小说的英译本写了序言。此后,格林的《一支出卖的枪》和《密使》也是写的涉及国际政治和追踪罪案的故事。

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1904-1991)的传奇经历是其自1950年以来,先后21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却一直扮演陪跑的角色。按这个标准想想那位日本作家的7次提名,村上君应该认真的继续热身才对。

格林自称年轻时也想搞文体试验,但真正开始写作后很快确立了一条简明质朴的叙述道路。他的写作并不注重技巧上的花样翻新和文体的实验雕琢,他作品中的许多描写笔法完全是现实主义式的,极少有先锋味道。正是坚持这种传统的写作姿态,有违“小说创新的精神”,使他作品的价值很长时间里都没有被正确地评估。或许,在格林看来,他的写作就是要向读者传递他对于不确定的人类命运,对于这个充满危疑和彷徨的世界,对于人性与道德矛盾冲突的思考,因此,他把他作为小说家的技艺更全力投入于故事的谋篇布局和情节转合,来放大其可读性和感染力。无怪乎有评论家称:“格林拥有一切技巧却永远关注主题。”

事实上,作家的长篇和短篇创作并不总“相向而行”,更多的实验、摸索和阐释,被安放在短篇故事的“海滩”上。如格林用童话思维来对梦境挖掘,对潜意识和精神疾患的自我诊断,正如精神分析对小说的转码编译。那种“格林式悲观”也常常变成机谨嘲讽的喜剧性冲兑。换言之,格林长篇里的沉重,在短篇里正变得“失重”,这种轻盈才是迷人眩惑。怪诞幻想,黑色幽默,就像格林的“侧颜”,在长篇里他很少显露,因为会打乱严肃现实感。在短篇里,却随性而至。

格雷厄姆·格林最受专家推崇也最受读者赞誉的小说之一,也是他最不“英国”的一部小说。书中内容以作者1938年三、四月间在墨西哥度过的两个月经历为基础创作,而这两个月中有五星期是独自一人、筋疲力尽的穿梭于南部塔巴斯科和恰帕斯两周。包含着非英国式的罗马天主教因素,同时又满浸摩尼教式的黑暗和对磨难的忠实描绘,堪称格林最具雄心的作品。

《恋情的终结》是我读过最寒冷刺骨的反爱情小说,可怜的莫里斯!可怜的莎拉!可怜的亨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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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对暴力和悲观的展示,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奥康纳。《好人难寻》中,一个多事的老太太,在假日旅行途中,心血来潮,非要绕道去看年轻时的老宅。结果出了车祸,路遇逃亡歹徒,又多嘴指认,惹来全家身亡。有趣的是,老太太企图用宗教感化歹徒,反而被连射三枪,死得更快。奥康纳就和杀手一样,不仅让宗教在暴力面前失效,还用三个枪子儿崩掉了愚蠢、唠叨和假模假式。

由此,经由这些人物的失败,格林如有评论所说,试图告诉人们:在这个冷酷而充斥罪恶的时代,救赎已经成为了一种彻底的幻想。至于如何克服这种来自骨髓深处的道德焦虑感呢?他给出的答案是:爱。去爱,是人类在荒诞而痛苦的世界上最后的倚仗。以此看,格林的小说在某种意义上,就像何适之说的有着强烈的精神性,这样的精神性被他巧妙得包裹在表面看来通俗甚至有些猎奇的故事背景下。伍尔夫曾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里“有灵魂”。格林的小说也大抵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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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莫里斯绝对是一个让你感觉亲切的人。

只不过,格林会否定、怀疑青春的可靠性。《花园之下》里,兄弟二人的记忆“大相径庭,这让他很吃惊。他们谈论的好像是完全不同的地方,完全不同的人”。“那个伴随他周游世界的梦,其来源很可能只是他为校刊胡乱编造的一个故事,而这个故事已被自己遗忘”。作家描述的正是小说的视差之见——虚构和记忆混同的错觉,想象力和现实间的断裂,就是艺术的魅力。他隐晦模拟了“世俗声音”——维尔迪奇太太把想象力斥为“愚蠢幻想”,对神秘事物极端反感,对屈从于“宗教教育”的苗头高度警惕。这显然是格林的焦虑:作为一个天主教作家,他既离不开虚构,也放不下宗教情感。主人公“校准”否定回忆,改写童年旧梦,它的动机就像格林亲自示范怎么“改小说”。这摆脱了格林常有的“双轨模式”:既不是惊险消遣,也不是宗教探讨。它像一种心理小说,影射作家的精神现实。这种“出神状态”与薇拉·凯瑟的《花园小屋》的幽深柔腻,有种契合。在童年生活、家庭成员和心理类型的沉浸里,通往潜意识的秘境。

小说中的莫里斯-本德里克斯是一位职业作家,但他并没有像他信誓旦旦吹嘘的那样抵制偏见,相反,他经常杜撰一些粗陋不堪的情节,用来发泄自己的愤怒或者诋毁自己讨厌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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