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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成《法国经典文学研究论集澳门新葡新京大全:》,法国人做出了非常之举——把逝世一百三十余年的大仲马请进

郑克鲁,1939年生,广东中山人。曾任武汉大学法语系主任兼法国问题研究所所长,现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博士生导师。编著有《外国文学史》《法国文学史》《法国诗歌史》《普鲁斯特研究》等,译作有《悲惨世界》《基督山恩仇记》《第二性》等30余种。

1870年12月5日,红极一时的大仲马在第厄普市附近的小仲马家里溘然长逝,告别了门前冷落车马稀的晚年生活。大仲马生前凭借其独具特色的浪漫主义作品风靡整个法国,甚至蔓延至全世界,但主流文学却认为大仲马仅是一个通俗作家,在法国文学史上并不占重要位置。直到大仲马诞辰200周年,仿佛为了填补历史的空白,法国人做出了非常之举——把逝世一百三十余年的大仲马请进先贤祠,享受和雨果同样的待遇,完成了跨世纪的工程。 澳门新葡新京大全 1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大仲马 历史早已证明通俗小说大多是短命的,然而大仲马的代表作品,如《三个火枪手》、《基督山伯爵》,在世界上却一直拥有大量读者,显示出一种特别的生命力。他的小说大多放在真实的历史情境下,故事性强,而且通俗易懂,与中国文学传统有着一种内在的亲和力,同时也迎合了我国二十世纪初提倡白话文的风气,所以相比其他外国作家,大仲马在中国格外受到欢迎。 《三个火枪手》最早被译为《侠隐记》 《三个火枪手》于1843年3月至1844年7月在巴黎《世纪报》上连载,1844年正式出版,小说以法国波旁王朝拉罗舍尔围城战为背景,讲述了以主人公达达尼昂为首的火枪手们为了维护王后的名誉,突破重重障碍,挫败黎塞留离间阴谋的故事。大仲马通过一连串的活动和生动个性的语言,来表现人物性格和心理活动,使整部小说从头至尾都充满了妙趣横生的对话,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时代的风貌,也在不同程度上揭露了法国宫廷中的腐朽生活和统治阶级人物之间的伪善关系。 《三个火枪手》连载期间,在法国引起了空前的轰动,大仲马也凭借此书开始声名显赫。此后《三个火枪手》被翻译成多国文字传播到国外。 我国最早的译本为光绪年间的伍光建译本。伍光建是与严复、林纾鼎足而立的翻译家,在我国翻译史上具有重要地位。1907年,他根据英译本转译此书,并多有删节,取三位主角均为隐名侠士之意,将书名译为《侠隐记》,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至1915年10月已再版三次。 澳门新葡新京大全 2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伍光建翻译的《侠隐记》 茅盾在谈起伍光建的这个译本时赞不绝口。1924年4月,茅盾亲自为这两本译作校注,并写有《大仲马评传》编在卷首,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王森然在《严复先生评传》一文中谈到伍译《侠隐记》时称其“可作为白话翻译品之代表”。 当时此书影响极大,不仅受到《新青年》的褒扬,还被教育部列为“新学制中学国语文科补充读本”。此后商务印书馆又于1927年1月、1930年4月、1932年10月、1947年3月多次重印。1982年和1984年,湖南人民出版社两次再版,印数分别高达328301册和341300册。 1999年,吴岳添编选的《大仲马精选集》将伍光建译的《侠隐记》收录在内。译林出版社前社长李景端也曾说:“在所有关于大仲马的译着中,最出色和最具影响力的是署名‘君朔’的老翻译家伍光建译出的《侠隐记》与《续侠隐记》”。 澳门新葡新京大全 3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伍光建翻译的《续侠隐记》 澳门新葡新京大全 4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侠隐记》(曾孟浦译,启明书局,1936年5月。1940年1月再版) 除了伍氏《侠隐记》之外,《三个火枪手》还曾多次被翻译和出版。据不完全统计,主要有以下版本: 澳门新葡新京大全 5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三个火枪手》 《三剑客》(许约翰、杨沈旦 译注,商务印书馆,1982年12月) 《三个火枪手》(赦•瓦齐尔巴图 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 《三剑客》(罗国林,王学文 译,译林出版社,1994年11月) 《三剑客》(杨华,杜军 译,海天出版社,2001年5月) 《三个火枪手》 《三个火枪手》(李玉民 译,中国书籍出版社,2005年5月) 最初被作为“政治小说”的《基督山伯爵》 《三个火枪手》出版不久,大仲马就写成了《基督山伯爵》,这段时间几乎是其创作生涯的巅峰期。故事以拿破仑“百日王朝”为背景,讲述了青年水手埃德蒙•唐泰斯因遭到诬陷入狱,越狱后得到一大笔财产并且改名换姓为基督山伯爵报恩复仇的故事。这部小说情节跌宕曲折,人物性格鲜明突出,高潮迭起,扣人心弦。大仲马充分利用自己写作剧本的经验,将一幕幕场景放到特定的地点,并以舞台的形式展开,由此形成的强烈的戏剧冲突和巧妙的悬念设置成为本书的最大特色。 澳门新葡新京大全 6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蒋学模翻译的《基度山伯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 2008年,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蒋学模先生病逝,各大媒体都将其作为“《基督山伯爵》最早的翻译者”报道了这一消息。实则,早在光绪年间就出现了第一部《基督山伯爵》的中译本——190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由甘作霖翻译的《炼才炉》。译文用文言行文,无标点符号,共计二万八千字左右。然而,此译本写到主人公唐泰斯成功越狱、获得宝藏就截止了,作为原着主体的“复仇”,却舍而不译。译者在序言里也解释了翻译的动因:“第为之揭其要旨,而定名为炼才炉,以谂观者。庶几我国之志士仁人,相与借鉴于斯。资为法戒,无才者勉之。有才者益加奋焉。” 由此可见,第一部《基督山伯爵》是作为“政治小说”推出的,旨在告诫国内志士,要卧薪尝胆,苦练成才。 随后出现的一个比较经典的版本是1907至1908年在香港《中国日报》上连载的《几道山恩仇记》。1907年9月9日 报纸载:《几道山恩仇记》,法国亚历山大仲马着、香港中国日报译。 9月16日 所载译者变成“香港中国日报抱器室主译”。此译本为全译,内容与英文全译本非常接近。而且,这部连载小说有单行本留传。然而,《中国报纸》是陈少白受孙中山之托创办的革命报纸,理应刊载革命小说,据此推断《几道山恩仇记》当时刊载于《中国日报》多少具有政治教育的目的。 而传统认为《基督山伯爵》的最早译本,则是蒋学模先生于1946年翻译的《基督山恩仇记》。我们目前读到的,大多是1978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版本,书名已经改为《基督山伯爵》,分上下两册。在这本书的后记中,蒋先生首先介绍了作者的生平和创作历程,而后谈了自己“对这本书的粗浅看法”,包括大仲马“叙述故事的卓越技巧”。他认为这部小说“没有能反映这个时代的主要矛盾,也未能通过典型人物和典型的事件来概括社会生活的本质”。 澳门新葡新京大全 7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基度山恩仇记》改编的小人书,安徽人民出版社,1980年 此后,随着《基督山伯爵》在中国的风行,此书的版本不胜枚举,此处从简列举相关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译林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甘肃人民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等等。 金庸写武侠或受大仲马启发 大仲马的作品以传奇的故事情节、华丽的语言形式为载体,把历史事实与自然奇观融合起来,呈现出一种雄奇瑰伟的浪漫气势。20世纪初,这种另类的浪漫主义传入中国,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发展。另一方面,西方通俗小说的大量译介,打破了雅俗文学的界限,提高了小说的地位。实际上,大仲马的小说不仅深受普通民众的喜爱,而且对一些作家和学者也或多或少产生过影响。 作家余华在接受《北京晚报》编辑之约为读者荐书时说“这是我阅读经典文学的入门书,去年我儿子十一岁的时候,我觉得他应该阅读经典文学作品了,我首先为他选择的就是《三剑客》和《基督山伯爵》……今年八月在上海时,李小林告诉我,她十岁的时候,巴金最先让她阅读的外国文学作品也是大仲马的这两部小说”。余华还认为:“这两部巨着不仅仅是阅读经典文学的入门之书,也是一个读者垂暮之年对经典文学阅读时的闭门之书”。 大仲马热爱历史,但并不为历史所束缚。在他看来,“历史不过是挂小说的一颗钉子”,他要做的就是从现实的历史当中升华出艺术。在艺术与历史相结合的这一方面,金庸显然是受了大仲马的影响,以至于有人将金庸的作品误解为对大仲马的抄袭。然而,金庸也曾不止一次表示过,自己对大仲马的喜爱并且受了很大的影响。他曾坦言:“《侠隐记》一书对我一生影响极大,我之写武侠小说,可说是受了此书的启发。法国政府授我骑士团荣誉勋章时,法国驻香港总领事Gilles Chouraqui先生在赞词中称誉我是‘中国的大仲马’。我感到十分欣喜,虽然是殊小敢当,但我所写的小说,的确是追随于大仲马的风格。在所有中外作家中,我最喜欢的的确是大仲马,而且是从十一三岁时开始喜欢,直至如今,从不变心。” 时至今日,大仲马在中国乃至全世界仍然备受推崇,他的小说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黯然失色,相反被改编成多种影视文学作品,在世界文学之林中大放异彩。正如《大仲马传》的作者安・莫洛亚所说:“关于一部作品的价值,一代人可能自欺。四五代人,五大洲的人民是不会受骗的。……好脾气的仲马怀着赤子之心,通过他的英雄人物表现了自己的个性,适应了人们对于戏剧性和仁爱的向往,而这种向往是必不可少的,不分时代和国界的。”

除了教材的编写,郑克鲁在教学上也有独到之处。他在上师大开设的“法译汉”翻译课很受学生欢迎,他在多年的翻译中积累了很多实例,“很多名家也有错译的例子。比如阿波利奈尔的代表作《米拉波桥》开头的几句:Sous le pont de Mirabeau coule la Seine/Et nos amours/Faut-il qu’il m’en souvienne. 第一句是倒装句,正确的译文是:米拉波桥下塞纳河流逝/我们的爱情/还要记起吗,但有些译文写成了:米拉波桥下塞纳河流逝/和我们的爱情,et确实有‘和’的意思,但第一句里的coule是第三人称单数的动词变位,所以流逝的动作的主语就是塞纳河,和我们的爱情没关系,这样的例子蛮多的,学生对这个最感兴趣。所以我说,你首先要把句子语法结构搞清楚,不然肯定错误百出。”郑克鲁还会向学生强调,做翻译除了法语要过关,中文也要过关。他也会提醒自己,十万字的译文里面总要有一两个词是不大常见的,他把《悲惨世界》里的主教的姓氏Bienvenue翻译成“福来”,因为他给人民带来的幸福,说他关心人民疾苦,他用了“恫瘝在抱”这个词。“如果读者有心的话,查一下现代汉语词典,就掌握了这个词。中国的古典语言并没有完全死去,你用了,它可能就活过来了。一个优秀的翻译家,要给中国的老百姓提供一些精美、丰盛的作品。”

我是做文学研究出身,其间开始做翻译工作,并且越做越多,从巴尔扎克开始,后又翻译《茶花女》《基督山恩仇记》等。退休以后我更以翻译为主,翻译了一系列文学经典如《悲惨世界》以及凡尔纳、莫泊桑等人的作品,甚至还译出一万行法国诗歌。近年来我对雨果小说产生特别兴趣,索性把雨果全部小说都译出来。

两年之后,郑克鲁回国,1985年到武汉大学任教,被破格晋升为教授,并担任武汉大学法语系主任兼法国问题研究所所长、《法国文学》主编。1987年,郑克鲁调到上海师范大学,历任中文系主任和文学研究所所长,2009年退休。无论行政、教学事务多么繁忙,他从来没有停下翻译工作。有人戏称法国小说是“绿帽子”文学,但郑克鲁说,法国文学从来不脱离政治,而且能充分反映当时的社会环境、社会状况,人物形象突出,艺术技巧发展充分,法国文学的魅力吸引着他一直翻译下去。

对我来说,写出一篇序言佳作,才能形成一部好的翻译作品。我把近年所写序言集中在一起,编成《法国经典文学研究论集》,每篇1万余字,共42万字。这些序言大多是在翻译基础上对作品进行详尽文本分析,探索作品思想内涵与艺术成就,说明作家创作特征及文学史地位。我很看重这部分工作,这是我对法国文学的研究成果,它与我的翻译成果连成一体。

2009年退休后,郑克鲁仍然笔耕不辍。每天早晨,他和夫人朱碧恒一起步行穿过上师大的校园,来到位于文苑楼14层的办公室,打开电脑开始一天的翻译工作,直到晚上八九点才回家。他目前正在翻译雨果的《海上劳工》,是他计划出版的《雨果小说全集》中的其中一部。这本小说开头几万字是介绍英吉利海峡两个岛屿的情况,里面有很多冷僻的动植物词汇,很难找到对应的中文翻译,因此过去的译本往往会把这一部分删去不用,但郑克鲁觉得还是要让读者看到小说的全貌,因此决定翻译出来。郑克鲁说,他过去也有不少其他爱好,象棋、围棋下得都不错,但因为觉得浪费时间,他把这些兴趣都舍弃了,翻译是他现在唯一的爱好,“虽然年纪大了,但只要还有精力,就会一直翻译下去。人生的意义就是你给世上留下了什么,什么都没留下,就白过这个人生了。”

由于翻译数量较多,很多人以为我主要是个翻译家。其实我首先是文学研究者,然后才是翻译者。翻译建基于我对外国文学的研究。在翻译巴尔扎克之前,我写过《法国文学史》相关章节、写过《论巴尔扎克》。有了对巴尔扎克的充分研究,我才开始尝试翻译这位文学巨擘。在之后的学术生涯中,我的研究和翻译并肩而行:《法国文学史》《外国文学史》在学界影响颇广,翻译作品超过1700万字。两者相互促进,学术研究提升翻译的雅信,细读的功夫又促成研究的深入。回望我毕生的工作,其实是翻译和研究的相得益彰。

事实上,译者对文本的研究对于翻译是很有帮助的,详尽的序言是郑克鲁译本的一大特色。在他看来,把一部小说翻译过来还不够,作为一个译者,还有责任把这部小说的好处或者缺点告诉读者。他举例说,“像《悲惨世界》这样一部小说,内容那么丰富,读者可能不理解雨果为什么要写这个历史事件不写另外一个,为什么要写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场的失败?为什么要写1832年6月5日的人民起义?原来这么写对提升作品的立意是有作用的。写作技巧也要讲一讲,雨果在《悲惨世界》里运用了大量的心理描写,实际上整部小说是由心理描写组织起来的,有一章叫‘头脑中的风暴’,主人公冉阿让知道有一个长得像自己的人被抓起来了,这时候他已经改换身份当上了大工厂主,他要不要去认罪?去了,工厂就完了,那么多工人没饭吃了;不去,别人代他受过,良心上不过去。冉阿让斗争了一夜,头发都白了,这里一万字的心理描写是蛮精彩的。但你如果不讲,读者不一定有感觉。”

中国文化走出去,必须培养一批具有多重文化知识素养积淀的学者和翻译家,作为中外文化交流传播的桥梁,这批翻译家和学者应当具有思想和创见,能够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坚守思想立场,挖掘本土学术思想和精神

“我那时想,我吃饭的工具还是法语,法语要想办法过关。当时周围也没什么书,只有一本两万六千生词的《法汉词典》,我就开始背词典。”郑克鲁背词典的方法和一般人不一样,需要无限的耐心和坚持。开始的时候,他早上起来花一个多小时,背一到六页,上午开会的时候走神几分钟在脑子里过一遍,大概能记得60%,中午午休的时候再背一遍,这次只需要四五十分钟了,下午劳动间隙休息的时候,对着田野再默背一次,记得的更多了一些,晚上睡觉打着手电在蚊帐里再背一遍,用时更短。这六页单词连续背三天,第四天开始背二到七页,同样地背三天,始终以这样的步骤,一步步往前推进。大半年后背完了一遍,再从头背第二遍。

 

上海师范大学的郑克鲁教授因在法国文学译介与外国文学研究领域作出突出贡献,是今年的学术贡献奖得主之一,“澎湃新闻“”记者近日拜访了他。

 

求学之路

我们研究、翻译西方文学,不能做西方文化搬运工,而要做拥有独立思想的创新者。中国文化走出去,必须培养一批具有多重文化知识素养积淀的学者和翻译家,作为中外文化交流传播的桥梁。同时,这批翻译家和学者应当具有思想和创见,能够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坚守思想立场,挖掘本土学术思想和精神,决不能在西方当代文化思潮之中失去自己的声音。

1939年8月1日,郑克鲁出生在澳门妈阁街侧的一处深宅大院——郑家大屋。正是在这里,他的曾祖父、晚清著名改良派思想家、爱国民族工商业家郑观应写下了皇皇巨著《盛世危言》。如今,已近耄耋之年的郑克鲁翻译完成了《悲惨世界》《茶花女》《基督山恩仇记》等共56种、逾1700万字的法国文学及理论作品,更出版了《法国文学史》《法国诗歌史》《普鲁斯特研究》等重量级的学术著作。1987年获得法国政府颁发的法国国家一级教育勋章,2012年译著《第二性》获第四届“傅雷翻译出版奖”。

比如,像《悲惨世界》这样一部小说,内容那么丰富,读者可能并不理解雨果为什么要写这个历史事件而不写另一个,为什么要写拿破仑在滑铁卢的失败?原来这么写能够提升作品立意。写作技巧也要讲一讲。雨果在《悲惨世界》里运用大量心理描写,实际上整部小说是由心理描写组织起来的。译者在序言中不说这些,读者未必全部了解,可能就不能真正懂得作品的价值。再如《基督山恩仇记》,一般读者都被小说曲折情节吸引,大仲马在小说中运用何种手法组织情节,读者却茫无头绪。如果译者能分析出大仲马的高超技术,就能让读者更深切地领会创作何以取得成功。我总结出大仲马的创作手法是:情节曲折、安排合理,结构完整、一气呵成,善写对话、戏剧性强,形象鲜明、个性突出,点明这部小说的杰出成就,说明它不愧为通俗小说的佼佼者。又如《追忆似水年华》,不同于法国评论家普遍认为普鲁斯特的手法是心理描写,我在序言中认为“意识流”更切合普鲁斯特的手法。我把普鲁斯特的“意识流”分为五六个方面去论述,就更为透彻。

随着在翻译界崭露头角,郑克鲁受邀为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主持编写外国文学专刊,也就是“春风译丛”。他干劲十足,发动外文所的同事投稿,每年出三到四期,一期四十万字,编辑工作全部由他一人完成。稍晚,他又开始为漓江出版社编辑“漓江译丛”,1980年,漓江出版社的编辑刘硕良邀请郑克鲁和夫人朱碧恒前往桂林,一起策划了著名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第一辑共十部作品,其中郑克鲁翻译了法国现代作家马丁·杜·加尔的长篇小说《蒂博一家》,朱碧恒则翻译了挪威作家温赛特的《克里斯汀三部曲》。1981年,社科院外文所派郑克鲁去法国巴黎第三大学做访问学者,他的出版工作才不得不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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