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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座被劈开的岩石宛如双手向上举捧的巨大雕塑,正如信中所说

中国福建省的一家出版社在一九八二年曾出版了我的故事书《战士和小树》。

我要借的是《世界文学》1986年第4期。

1981年中国人对外国人的理解是什么样子?那时候刚刚改革开放两三年,他就开始翻译阿赫玛托娃。直到高莽先生在台湾出《安魂曲》的时候,已经是2006年。他说了一句话:“感谢台湾出版人,让我88岁的老朽居然还有机会出一本书”。可以说对阿赫玛托娃的翻译贯穿了高莽先生翻译生涯。30年来他在执着地翻译一个人的诗,当然在这期间他还翻译过很多人的作品,但对阿赫玛托娃的翻译是不懈地持续了30年。这套书里,我们恰好能把高莽30年对阿赫玛托娃不断的解读、不断的介绍归纳起来,以后有学生要研究高莽老师的翻译历程,这个书提供了一个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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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套书是文学出版物,是北方文艺出版社的选题,黑龙江教育出版社有经济实力,经整合,我批准并向总署上报了由北方文艺出版社、黑龙江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五卷精装本《中国俄罗斯侨民文学丛书》的计划。部里请李延龄做该书主编,我和李延龄做编委会主任。还有省委宣传部外宣处、出版处,省新闻出版局图书处,北方文艺出版社、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的负责人做编委会成员。李延龄请了国内11人的翻译团队,翻译了95位俄罗斯侨民作家的小说、诗歌、回忆录等作品。

一个印度人曾说:“一个五十岁的人应该走进森林寻求真理。”森林是无顶教堂,是生机勃勃又宁静寂寥的天然寺院,是隐士们修行、圣哲们悟道之地。它远离人世却并不拒绝人的走进;它容纳各种植物和动物,呼唤阳光和雨露。它是自然绿色的肺叶,是培养人类童年灵魂的圣洁场所。谢尔古年柯夫在二十七岁时就走进了森林,他说:“花儿在大自然中出现是为了向你表白它们对你的爱……我想,你应该向它们表白爱情——因此它们才会来到世上,像人一样寻找爱的对象。倘若没有它们——你该向谁表白你的爱?我认识一个小伙子,他向树桩表白过爱情。”

谢尔古年柯夫

第五个添加,他是一个学者。他的研究在外文所是一流水平。他是社科院的荣誉学部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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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9日下午,俄罗斯联邦文化部部长米·什维德科依会见了我们,并举行座谈。部长先生说,“你们所成就的事业,是令人震惊的。”“在俄罗斯所发生的一切,尚不能保证人文科学发展的条件,因此,特别重要的是,你们完成了这项伟大的工作。你们的工作确实是一项伟大的工作。因为我认为,对于我们两国来说,文学的杰出人物是很重要的。伟大的中国文学接受了伟大的俄罗斯文学,这对我们来说是极为重要的” 。

……我偶尔在中国最好的外国文学杂志《世界文学》上读到了许贤绪先生翻译的您的作品,他从您的《秋与春》中选取了一万字,以《五月》为题目发表。这些文字深深地打动了我——我确认我遇到了一位伟大的作家,一位在当代极其罕见的杰出的作家。毫不夸张地说,从那个时刻起,您的作品就和所有养育我灵魂的那些人类伟大的思想家的作品一样,深深影响着我,也在帮助我生活……今年,我终于看到您的《秋与春》在中国出版了。我对这部书的喜爱,都写进了我为您写的书评《永恒的安慰——孤独是不存在的》这篇文章,它发表在每天发行量约九十万份的《新京报》,我希望有更多的读者了解您和您的作品。读完这部书,我更加确认我早年对您的评价——您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一位罕见的思想家,您恢复了人在大自然中最初的宗教感,您创立了一种自由而纯朴的冥想文体,您的文字将会帮助那些在人类社会感到无助和绝望的人们,使他们重建对世界的爱和信任。

一本好书或好杂志,一定不会让你阅读后放回书架然后落满尘土。细想起,《世界文学》是我今生订阅最久的杂志了,它们整整占去我两个大书柜。这里面有我自己订阅的,也有从旧书网和旧书店买来的很久以前出版的。河南省文联的图书馆在九十年代初期关闭时,大量的图书分流到各个编辑部,我在书堆里心跳着找到了我曾借阅过的那一期《世界文学》,它和第五期合订在一起,枣红色的硬皮封面,我如获至宝把它带着身边,一直到今天。

高莽有多重身份。他有一次跟我说,我写那么多散文是为了练中文,练完中文来翻译。对他而言,中文的写作竟然变成了为俄译汉做准备,这种翻译家的职业性对我们也构成了某种触动,他把翻译当成比写作更重要的事情。所以你会发现他的中文写作很杂,他写真正意义上的散文,写回忆录,写诗,有时候写文言文的小文章。我觉得通过他对俄文、中文的历练,可以感觉到一个翻译家的职业道德,这点还是很让我们感叹的。

  “实际上翻译家的地位不是很高,而高莽先生是以另外一种独特的方式提高了翻译家的地位,他在翻译家的身份中间做了很多种添加。”刘文飞说。

4月9日,我们在莫斯科举办了座谈会和赠书仪式,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通讯院士,著名汉学家鲍·李福清,莫斯科大学兼高尔基文学院教授华克生等学者、专家、官员30多人及一些作家、读者出席会议。俄罗斯联邦作协第一副主席谢·雷克申主持会议并讲话。有十多位与会的专家、学者、作家、官员发言。他们从各个方面对《丛书》称赞,并要求加强文化交流。

他对人们常常无意识地信任大自然赞美有加:“你自己根本意识不到你知道。意识到了——就失去了准确性,意识不到——你就什么也不会知道。”自然之大之美,超出人类的意识,这样一来却常被人忽视,似乎它所有对人类的意义都不存在,而这是最可怕的。作者自言自语,提出无数的问题,又自问自答,他认为这一切都是大自然给他的回答,是抚慰,是触摸,是亲吻和拥抱。那是一种从不求回报的爱——即便是万木凋敝的秋天,风雪迷漫的严冬,作者依然能够深情地接受它们,因为春天不远,一切生命都会回来——“我有时觉得,对于人来说美是第二性的东西,而第一性的永远和到处都是——你存在着。你存在的欢乐大大强过看到某种美的东西,哪怕是世上最美妙的奇迹而得到的欢乐。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最完美的美——就是你存在着:你,白天、小河、太阳、海洋、草、蚂蚁、土地、人。”

蓝蓝以童诗集致敬谢尔古年柯夫

我们经常会说翻译家在中国文学界、文化界的地位是不高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一个文学出版社出的外国文学名著,封面上没有译者的名字。在座的文学爱好者,我们能记住二十个、三十个中国当代最走红的作家的名字,但是能记住译者的名字吗?我刚才逛了一下这个书店,翻译的作品超过原创的作品,但是很少有人看是谁翻译的,不去关注译者就说明翻译家的地位相对是低的。我们经常会说翻译家是出力不讨好的职业,其实最好的翻译家,哪怕当不了一流的作家,也能当二流和三流的作家。但翻译确实很辛苦,很多译者说我们愿意翻1000字、2000字,但不愿意写3000字、4000字,很多人会想我永远做不成世界最好的作家,那我干脆做翻译好了,这是一种道德感。

  《我会爱》是三卷本中的短诗卷。本卷按出版顺序编排,收录了阿赫玛托娃八部诗集中的近150首抒情诗精品。同时代作家楚科夫斯基曾评价:“无论之后两三代的俄罗斯人何时坠入爱河,阿赫玛托娃的诗都将伴随他们。”

俄罗斯著名诗人马斯洛夫博士多次到过中国,喜欢中国诗歌,熟悉中国文化,大概和延龄教授熟悉,请我们到他家做客,设宴款待我们。他请了几位朋友作陪,他女儿是位艺术院校的大学生,席间为我们弹奏钢琴。他将近期出版的诗集送给我们,并拿出我们的《诗刊》杂志,那上边发表了他的诗,确实写得很好,我们大加称赞。

祝福您和您的家人新年快乐。

2015年,我出版了一本童诗集,书名是《诗人与小树》,是向谢尔古年柯夫的童话集《战士与小树》致敬的一部作品。

实际上翻译家的地位不是很高,而高莽先生是以另外一种独特的方式提高了翻译家的地位,他在翻译家的身份中间做了很多种添加。

  在后期被苏联批判后,阿赫玛托娃很长时间不能写作,她就开始做翻译,“她翻译了很多中国的诗歌,她挑了屈原、李商隐、李清照等的作品,大部分是一种悲剧的、唯美的东西,将个人经历和家园、事件、关怀结合起来。”

看着材料,一段儿时的记忆突然涌了出来。我于新中国成立前出生在哈尔滨,住在马家街44号,一栋原中东铁路技术人员的俄式住宅。有位单身俄罗斯街坊,是眼科医生,印象中他冬天不戴帽子,穿件呢子大衣,拎个装得满满的皮包匆匆忙忙上下班。夏天他看见我们分两伙在街上踢球,就停下来说呀依格拉优,我们大伙就说哈拉少就一块踢了起来,他踢得真好,不知为什么大家叫他斯拉夫人。还有一个街坊,家里有位胖奶奶,她家有位女孩,大我几岁,叫瓦黎莉,我经常到她家去玩。记得一次我看奶奶对着窗户大声朗颂,好像在说克拉细娃呀拉细呀,克拉细娃呀哈拉滨。呀留比留拉细哟,呀留比留哈拉滨。她回头看见了我,我紧张了,怯生生来了句克拉细维巴布什嘎。她高兴极了,拉着我的手走进里屋,在一个铁盒子里拿出几块哈尔滨秋林公司的酒心巧克力放到我手里。我惊喜得转身就跑,嘴里没忘说句斯巴细巴。在瓦黎莉的小屋,将酒心巧克力与她分享。瓦黎莉说看来奶奶真高兴了,从来没给过我这么多糖。我问黎莉,她是不是说哈尔滨美丽呀?黎莉说,奶奶在朗颂她的诗,美丽的俄罗斯,美丽的哈尓滨。我爱俄罗斯,我爱哈尔滨。奶奶除了在铁路中心医院上班外,还是个诗人,在道里文学社写诗、朗颂诗,有不少发在报刊上,还出过书。真没想到这位老奶奶竟是位了不起的诗人。这段经历多少印证了俄罗斯侨民上个世纪在哈尔滨的文学创作活动是有组织、有规模、有成果的。他们的作品大多怀念自己的祖国,对中国、中国人有感恩赞美之词。应该说俄罗斯侨民文学在中俄文学史上应记上一笔,特别是在黑龙江文学史上应重重记上一段。李延龄教授提出编辑出版《中国俄罗斯侨民文学丛书》的想法是填补世界文学史空白之举,况且他用了多年时间收集大量上世纪原作,而且他在全国俄罗斯文学翻译界中有影响力,有人才资源,这事可做。

诗人、翻译家高兴先生向我约稿,《世界文学》有一个“中国作家谈外国文学”栏目,我写了一篇关于谢尔古年柯夫的随笔《从一棵蒲公英说起》,发表在二〇〇三年第六期的《世界文学》上,这也是我唯一在《世界文学》发表过的文字。这篇文章凝聚了我对谢尔古年柯夫深深的敬意,也表达了我对这本陪伴我成长的杂志由衷的感激。

线索断了。我没有放弃,继续四处打听。在这个过程中,我一直注意着每期《世界文学》和其他外国文学杂志,希望还能遇到谢尔古年柯夫的文字,就这样,我收到了朋友们赠送给我的礼物:谢尔古年柯夫的两本童话《狗的日记》、《战士与小树》。我还知道了他在俄罗斯并不出名,很多作家都不知道他,这让我对名声这个东西有了更清晰的看法。几经周折,我和俄文译者顾宏哲女士取得了联系,我不断提及谢尔古年柯夫文学创作的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意义,希望《世界文学》上的“五月”有一天能够变成一本完整的中文译作。我甚至想,如果有一个高于我的存在知道我是如此期待它来到中文里,那么它一定会到来。一年后,当顾宏哲告诉我她要翻译谢尔古年柯夫《秋与春》的时候,我几乎快乐得要晕了过去。

这是和高莽先生交往的一些点滴,当然还可以说很多,但今天不完全是追思会,还要谈一谈这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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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16年前的往事。

歌德曾说:“我痛恨一切只是教训我却不能丰富或直接加快我行动的事物。”多么幸运,《世界文学》这本杂志像一扇扇洞开的窗口,让我们看见更广袤的世界,看见了他人的生活,最终让我们前去与我们亲近的灵魂相认,让我们能以自己的创造为世界增添它的光荣。

这一期的《世界文学》是外国散文专辑。我记得第一篇是美国作家亨·路·门肯的《致威·杜兰特书》。但我要找的也不是他,而是一个几乎只有很少人知道的俄罗斯作家鲍·谢尔古年柯夫——这么说吧,在1995年之前,和我提到他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耿占春先生,一个是后来不幸早逝的好友苇岸。在这一期《世界文学》的专辑中,有他一篇散文《五月》,译者是许贤绪先生。有意思的是,许贤绪先生介绍他的文字里写的是:“散文《五月》系作家的抒情体中篇小说《秋与春》的一节。”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我明白了在俄语中,散文和小说是一回事,它们和诗歌的不同仅仅在于无韵文和韵文,并不像我们在汉语中分得这么清晰。

这五种身份都在对翻译家做一种添加,高莽先生是伟大的翻译家,他的译著也是伟大的译著。

  刘文飞认为,高莽这一代翻译家语言造诣很高,“俄语对高莽先生来说不是外语,是母语,因为高莽先生从小在哈尔滨长大,上的是俄国人的学校,跟我们十七八岁进了大学学俄语是不一样的。我建议以后搞俄罗斯文学翻译的年轻人,不妨对照着中文和俄文来看看高莽老师的译文,尤其去看他对俄文很细微的理解。”

经过3年努力,《丛书》面世。在未成书之前,延龄教授将书的大体内容向中、俄有关人士通报,请他们为本书做序,还将样书送给两国专业人士审读。反馈的结果令人兴奋。他们认为这套书对中俄文学有着重大意义,是把深埋的文学宝藏挖出来了。

这一期杂志的封面是一张照片,背景是层林尽染的群山,山峰裸露着灰白色的岩石。在山脚下,也是照片聚焦的地方,是一座被劈开的岩石宛如双手向上举捧的巨大雕塑。有三个小小的人影正在雕塑下站着。这是南斯拉夫雕塑家米·日夫科维奇的作品《苏捷斯卡战役纪念碑》。

但是,故事还没有结束。

高莽先生自己也说过这个故事,他说当年在哈尔滨报社里面当编辑的时候,组织上该给他一个任务,让他翻译一份苏共中央的文件,这个文件题目叫《关于党在文学艺术方面政策的决议》。这个《决议》的起草人是日丹诺夫,他当时是苏共政治局常委,主管意识形态,这样一个人出面在中央宣读《决议》,但里面充斥着辱骂,现在觉得简直不可思议。这个《决议》就是要批判两个作家:一个是左琴科,一个是阿赫玛托娃。《决议》里说阿赫玛托娃是一个淫荡的诗人、色情的诗人,她是扮演荡妇,扮演尼姑。

  《回忆与随笔》是三卷本中的散文卷。这些散文、随笔、日记和书信记录了诗人成长经历、写作过程、情感体验,也描绘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各文学流派的内幕、它们的演变和成员之间的矛盾。

2002年初,时任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寅奎找我,研究出版《中国俄罗斯侨民文学丛书》。要出版这套书的是齐齐哈尔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教授李延龄。李教授1962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俄语系,后到齐齐哈尔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当教授。他看重俄罗斯文学,从1967年开始收集上世纪中叶在哈尔滨的俄侨诗人、作家发表在俄文报刊上的作品,有近一个麻袋。从中选出一些翻译成中文,要出版一套五卷本的《中国俄罗斯侨民文学丛书》。此书由部里组织论证后,报省委领导刘东辉同志,他支持出版,并批准了一些经费,指示专款专用。按规定由我们省新闻出版局批准后,上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后方能出书,我请寅奎通知要出版此书的北方文艺出版社报选题计划。

一本好书或好杂志,一定不会让你阅读后放回书架然后落满尘土。细想起,《世界文学》是我今生订阅最久的杂志了,它们整整占去我两个大书柜。这里面有我自己订阅的,也有从旧书网和旧书店买来的很久以前出版的。河南省文联的图书馆在九十年代初期关闭时,大量的图书分流到各个编辑部,我在书堆里心跳着找到了我曾借阅过的那一期《世界文学》,它和第五期合订在一起,枣红色的硬皮封面,我如获至宝把它带在身边,一直到今天。

他错了。在我心中,他当然是个伟大的作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相信会有更多人意识到这一点。

第一种添加,他是知名的画家,但画家不是乱画,他画的东西都是和外国文学有关系的,我们可不可以理解称,他的绘画是某种意义上添加了文学、添加了翻译?不能说他通过绘画服务翻译,但至少他觉得,画和翻译1+1就大于2,两个东西相加起来就产生了一种合力。

高莽所作的插画

2003年4月8日,我们在俄罗斯联邦阿穆尔州召开了座谈会,并举行赠书仪式。俄罗斯联邦作协书记、阿穆尔州作家协会主席伊戈尔·伊戈纳浅克和李延龄主持会议,我做了致辞,李延龄教授就《丛书》材料的积累、翻译、出版、中国俄侨文学研究概况及文学价值,用俄语作了介绍。阿穆尔州州长科罗特科夫、文化厅长米舒宁等都讲了话。普京总统驻阿穆尔州代表沃谢沃热情洋溢地说,“普京总统及其俄罗斯政府,欢迎一切能让俄中两国伟大人民亲近的举动”。科罗特科夫州长说,“《丛书》出版毫无疑问是国际水平的”,“这为两国文化做出巨大贡献,现在我的任务是把李延龄和他的同行所开创的事业继续下去,创造条件在作者们的祖国俄罗斯用俄文出版类似的《丛书》”。

蓝蓝以童诗集致谢谢尔古年科夫

■1990年秋天

第二,是高莽先生的中文也非常好。我们知道高莽老师开始翻译的时候,五十年代的时候汉语是一种汉语,改革开放以后的汉语是另外一种汉语,我不想说差距超过文言文和白话文,但是性质有点相似。他不止一次跟我说,你们条件好,上过大学经过系统的训练,他说我没上过大学,我的知识都是偷学来的,自学来的,我的知识不系统,俄文的语法没学过,中文的语法没学过,说要向你们学习。我觉得他是真诚的。

  这套集子中的《安魂曲》是长诗卷,收录《安魂曲》《北方哀歌》《野蔷薇开花了》《子夜诗抄》《没有英雄人物的叙事诗》。 其中,《安魂曲》被传记作家伊莱因·范斯坦称为“俄语最伟大的组诗”,其中的名句“千万人用我苦难的嘴在呐喊狂呼”,表明了诗人为同胞、为民族泣血发声的坚强心志。《没有英雄人物的叙事诗》,是诗人历时25年写作的史诗巨作,在这部作品中,旧世界崩塌前的1913年和列宁格勒被围困时期的1942年交织出现,文化名流、传说人物相继登场。

应俄罗斯联邦作家协会和俄罗斯联邦阿穆尔州文化厅的邀请,省委宣传部安排我和李延龄教授任团长,率领于文杰、王晓明、梁春芳、安振家和安璐等7人,作为《中国俄罗斯侨民文学丛书》出版代表团访问阿穆尔州、莫斯科、圣彼得堡,与俄方有关专家、读者和官员开座谈会,举行赠书活动。

亲爱的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谢尔古年柯夫先生:

诗人、翻译家高兴先生向我约稿,《世界文学》有一个“中国作家看外国文学”栏目,我写了一篇关于谢尔古年柯夫的随笔《从一棵蒲公英说起》,发表在2003年第6期的《世界文学》上,这也是我唯一在《世界文学》发表过的文字。这篇文章凝聚了我对谢尔古年柯夫深深的敬意,也表达了我对这本陪伴我成长的杂志由衷的感激。

这套书可以谈论的大概有这样几点:第一,这套书的三卷不算太厚。因为阿赫玛托娃是在俄国作家和诗人里创作总量偏少的,但即便这样,俄国的全集也有十卷,据说现在编十二卷,因为他们不断找到她的研究文章,而且十卷俄语翻译成中文体量会稍微大一点,因为俄国的诗排版很密,我们一页排25行,他们排到40行甚至更多。翻译成中文,而且每一本书篇幅不是很大,200页左右。

  最近,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了三卷本“阿赫玛托娃诗文集”,分别是长诗卷《安魂曲》、短诗卷《我会爱》和散文卷《回忆与随笔》。这套三卷本“阿赫玛托娃诗文集”由翻译家高莽生前亲自编选、翻译并绘制插图,展现诗人各个时期、各种体裁的创作风貌,并每卷辅以导读。

2005年5月,我国俄文翻译界老前辈孙绳武先生在《贺词》中说,“百年即将过去,即使在一些曾为俄罗斯侨民聚居而闻名的城市里,也只有少数中国人还记得他们。许多历史学家也无暇注意这一段不大不小的插曲。”“就是他们,为我们留下了一批文学遗产。这些遗产在淹没与遗失中艰难地生存下来一部分,我们才能在多年之后重新听到他们的心声。”“毫无疑问,中国俄罗斯侨民文学属于伟大的俄罗斯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我们应当感谢这些侨民作家和诗人。同时,也应当感谢这些作品的热心收集者、翻译者和出版者”。俄罗斯联邦作家协会主席瓦列里·嘎尼切夫在发表的《卓越的创举》中说,“出版20世纪前半叶曾生活在哈尔滨、上海和散居各国的俄罗斯侨民著作,无疑是一项卓越的创举。这项工作的创始人是令人赞叹的斗士李延龄教授以及中国作家和学者,这不能不在每个俄罗斯人心中引起震撼。”“中国侨民文学,这是我们当代读者长久以来尚未发现的一座冰山。”“总之,我们亲爱的中国同行兄弟正从事着一项伟大而永恒的事业,一项对于俄罗斯文学的读者来说将是永存于俄罗斯人记忆中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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