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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义德的《文化与帝国主义》(澳门新葡新京大全Culture and,古尔德弹巴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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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3年,赛义德的《文化与帝国主义》(Culture and Imperialism,1993)出版,批评界普遍认为该著作是继《东方学》之后赛义德学术思想发展的重要标志。土耳其比尔肯大学后殖民理论研究学者瓦莱丽·肯尼迪(Valerie Kennedy)教授在其著作《萨义德》中对此也给予了高度评价,她指出:“1993年首次发表的《文化与帝国主义》,可以说代表了自1978年《东方学》问世后数十年间萨义德著述的高峰。”①并且“这部著作对诸如文学、语言和其他类型的学术研究、旅游写作、人类学和殖民主义行政管理等迥然不同的领域迅速滋生的东方学话语,提供了各式各样的视角”②。肯尼迪认为,赛义德在这部著作中更为明确地将对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抵制、反抗主题融入其中。其实,更为重要的是赛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著作中将后殖民理论正式应用于文学批评,并开始了他对于文学的文化政治观念体系的建构。在考察文学与帝国主义霸权的关系中,赛义德从阅读和批评的角度提出了“态度与参照结构”(structure of attitude and reference)的概念,指出西方殖民主体在跨文化文本(非西方文本)的阅读中,其赖以生息的西方文化形成了阅读主体不可逃避的文化价值观参照结构,这种参照结构是决定西方批评家和读者在阅读非西方文本时所产生的后殖民主义审美观的一个重要因素。与此同时在此认识的基础上,赛义德提出了他独具特色阐释西方文学经典的“对位阅读”批评方法。
  “对位”一词源于西方古典音乐“对位法”(counterpoint)概念,“对位”即音符对音符之意思,“对位法”是复调音乐的写作技法,即根据一定的规则以音对音,将不同的曲调同时结合,从而使音乐在横向上保持各声部本身的独立与相互间的对比和联系,在纵向上又能构成和谐的效果。赛义德正是采用现代复调思维并借用了音乐中的术语“对位”,由此创造了他对欧洲经典文学独特的解读方式——“对位阅读”(contrapuntal reading),即阐释西方文学经典的文本批评方法。用赛义德自己的话说即“通过现在解读过去”“回溯性地和多调演奏性地”进行一种文学阅读。赛义德认为,欧洲尤其是英、法等国的文学经典著作,从表面上看文本描写的大多是繁华的大都会或僻静的城镇、乡村的生活,与海外的扩张和殖民经历似乎没有直接和必然的联系。但是如果用类似复调音乐的“对位阅读”批评方法对文本进行重读,人们就不难发现它们与海外的帝国主义扩张以及资本原始积累背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赛义德以他敏锐的洞察力,从社会、政治、文学、文化与历史、内部和外部、宗主国和殖民地的多维视角以及独特的批评视角,对笛福、狄更斯、康拉德、福斯特、奥斯丁、吉卜林、福楼拜、巴尔扎克、加缪等数十位英、法作家的经典小说文本,以及意大利剧作家威尔第的《阿依达》(Aida)这样的19世纪欧洲经典“大歌剧”进行了细读和分析,力求证明帝国主义作为一个隐形的主题一直伴随着小说、戏剧的情节发展和人物命运的改变。在赛义德看来,这些作家、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也许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这恰恰证明了“脱离了文学、文化文本,帝国主义就无从存在”的命题。赛义德同时也指出,欧洲小说“达到了它的主要目的之一——几乎无人察觉地维持了社会对海外扩张的赞同”③。并且,“文学时常表明,它以某种方式参与了欧洲在海外的扩张”④。赛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采用“对位法”对19、20世纪欧洲小说尤其是英国小说叙事进行“对位阅读”,即“回溯性”地“多调性”地立足今天解读过去。赛义德的后殖民主义“对位阅读”,即在阅读一个文本时,要开放性地理解两种可能性,一个是“写进文字的东西”,另一个是“被作者排除在外的东西”⑤。赛义德认为,任何作家在进行审美意义上的文学、艺术创作时都无法摆脱他所处的历史时代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作家身上具有一种“渴望揭示本源的意图”⑥,这一意图“涵涉并折射出社会的文化政治宗教力量”,是一种使作家与自身世界的诸种力量难以逃逸的网络。因此,“对位阅读”就是要将关注点集中在“作为写作的文本上,而非作为阅读的文本上”⑦。要能够理解作者在表述中所蕴涵的真正意义,任何阅读都不能过分一般化,不能使某一具体的文字、作者或情节失去其特性。赛义德强调,在解读现代西方文化时也应该采取这种类似复调音乐的“对位阅读”法(contrapuntal reading),将帝国主义和对它的抵抗联系起来观照,通过“对位阅读”会使我们注意到这些文化遗产中所叙述的宗主国历史,同时又能发现那些与占统治地位的话语相抗衡的历史。他一再强调,阅读时必须把一个叙述的结构和它从中汲取支持的思想观念和历史联系起来。赛义德的“对位阅读”(contrapuntal reading)批评方法,其实质就是要将那些隐匿在文学叙事主题中被压抑或排除的若隐若现的历史背景,以及殖民主义与反殖民主义两种对立却又相互依赖的潜藏力量进行“挖掘”和“表述”,发现其“决定文本的主要基调因素”后,并同帝国主义的背景联系起来,将文学、文化和帝国主义之间的联系在更大的帝国背景中显现出来,使它们得到发展、表述、扩充和批评。
 二
  
  赛义德认为,在西方的殖民扩张中美学叙事占有重要的地位,叙事在帝国事业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赛义德指出:“故事是殖民探险者和小说家讲述遥远国度的核心内容;它也成为殖民地人民用来确认自己的身份和自己历史存在的方式。帝国主义的主要战场当然是在土地的争夺上,但是在关于谁曾经拥有土地,谁有权力在土地上定居和工作,谁管理过它,谁把它夺回,以及现在谁在规划它的未来,这些问题都在叙事中有所反映、争论甚至有时被故事所决定。”⑧同时赛义德进一步指出:“如果没有帝国,不会有我们所了解的欧洲小说,的确,如果仔细研究欧洲小说的发展动力,就会发现一种绝非偶然的聚合。一方是小说的叙事权威模式,另一方是潜存于帝国主义倾向里的复杂的意识形态结构。”⑨然而,“叙事”与“帝国主义”的关联以及叙事体作品在历史和帝国世界中的作用,却往往被大多数批评家们所忽视。赛义德认为,西方帝国主义文化实践,诸如小说、诗歌、戏剧也包括人种学和历史话语的独特形态与帝国主义之间具有“共谋”关系,这类文化实践或多或少地涉及差异文化间的不平等对话。
  赛义德特别关注作为文化形态的小说。在他看来,英国有着一脉相承的小说传统。从16世纪开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成为世界的主宰,与之相应英国产生并维持了一种在欧洲无可匹敌的小说制度。赛义德认为,作为重要文化形式的文学艺术尤其是英国小说,是后殖民主义话语和霸权意识表述得最充分的领域,“帝国在别的任何地方都没有像在英国小说里那样有规律和经常地出现”⑩。赛义德独辟蹊径,以“对位”视界和“对位阅读”批评方法对英国小说进行解读分析,勾勒出一幅幅“帝国在其中每一处都是重要背景”{11}的别样图景:
  
  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的《鲁滨逊飘流记》(Robinson Crusoe),“这部小说并非偶然地讲述了一个欧洲人在一块遥远的、非欧洲的岛屿上建立了自己的封地”{12}的故事,其叙事风格与形式都与16到17 世纪的探险旅行这一奠定大殖民帝国的活动有关;
  简·奥斯丁(Jane Austen)的《曼斯菲尔德花园》(Mansfield Park)中提到的托马斯·伯特伦爵士的海外领地——安提瓜岛,这一海外资产不仅给他带来财富,而且奠定了他在国内外的社会地位,并且正是“拥有殖民地资产的权力直接有助于建立在本国的社会等级与道德优越性”{13};
  在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e)的小说《简·爱》(Jane Eyre)中,“罗切斯特的疯太太柏莎·梅森是一个西印度人”,并且被认为是“一个有威胁的人物,被关在阁楼上”{14};
  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的《名利场》(Vanity Fair)中的约瑟夫?赛德利是一个印度富翁,他的粗暴行为和过度的财富与贝姬最终不为人们所接受的怪异行为形成了对比,而贝姬的行为又与阿米利亚最后受到褒奖的得体举止相对照。在小说的结尾,约瑟夫·多比心平气和地写他的旁遮普邦历史;
  查尔斯·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的小说《向西进!》(Westward Ho!)中,设备精良的“玫瑰号”在加勒比和南美之间游弋;
  在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远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s)中,罪犯阿贝尔·马格维奇的财富使得皮普的梦想成真。皮普从一个乡下小子变成了一个显赫的伦敦绅士,但皮普的享受的远大前程却是反讽地实现的。在狄更斯的许多其他小说中,商人与帝国都有着联系,如董贝和奎尔普就是典型的例子;
  在狄斯瑞利(Benjamin Disraeli)的《坦克莱德》(Tancred)和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的《但尼尔·狄隆达》(Daniel Deronda)中,东方部分是当地人(或欧洲移民)的居住地,部分是帝国摆布下的土地;
  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贵妇的肖像》(The Portrait of a Lady)里的拉尔夫·杜切特在阿尔及利亚和埃及旅行{15}。
  赛义德对小说文本的分析批评视点和结论异于主流文学批评,具有“崭新的引人注目的洞见”{16}。赛义德指出:“在欧洲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帝国具有多重功能,作为一个被编篡的,即使知识边缘可见的虚构存在,它是一个参照系,一个界定点、是一个合适的旅行、聚敛财富和服务的背景。”{17}赛义德认为,“帝国主义与小说相互扶持”,并且“小说有着一种包容性很强,准百科全书性的形式。包含在它里面的既有高度有序的情节,也有建立现存的资产阶级社会结构和它的权威和权力之上的一整套社会参照体系”{18}。赛义德的“对位阅读”批评方法,让我们习惯于对构成小说的情节与结构的关注转向对空间、地理与地点的关注,探讨叙事与地理、空间、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在赛义德看来,这些精心构造的叙事框架中的作品文本,往往充斥着关于帝国的统治、控制和利益等观念。小说通过对这些空间的反复描绘,潜移默化地强化了西方人的帝国思想,对帝国历史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三
  
  赛义德通过对英法作家文学经典的解读和阐释,探索欧洲人是如何通过文学叙事来建立其作为“他者”的殖民地的文化经验,以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又是怎样借助欧洲的有关解放和启蒙的大叙事来反抗帝国主义。赛义德强调一个独特的现代文化现象,即西方文化叙事粉饰帝国主义,歪曲真实的历史文化体验。赛义德通过研究西方文化帝国主义和受压制的文化“他者”,揭露不同文化间的不平等对话和不平等关系。应该说,“对位阅读”不仅仅是赛义德解读和分析文学文本的批评策略、一种小说文本独特的解读方法或视角,实际上“对位阅读”更是一种抵抗文化政治的实践。如果说《东方学》提供了一种新的文学批评范式的雏形的话,那么《文化与帝国主义》著作开启了运用后殖民理论进行文学批评的思路。
  后殖民主义的理论议题从根本上说,是研究东西方文化间的差异和对立是如何形成的,后殖民主义对东西方文化关系的研究,主要是立足于文本分析。赛义德倡导将关注点集中在作为写作的文本上,以文本为中介介入现实政治,立足于后殖民批评视角,重读文学经典,对其所反映的殖民历史进行重构,突出批评阅读对于社会政治的干预、颠覆。赛义德对于文化与帝国主义“共谋”关系的见解,对文化帝国主义进行的剖析,以及对文本从政治、文化的角度进行研究的文化策略,打破了长期以来西方学术界对东西方文化关系的常规认识,开拓了东西方文化关系的新视域。赛义德对文本的批评与文本构成的语境有机结合,揭示文本背后的各种权力因素,解构殖民文学叙事与文化文本中隐含的政治霸权,而重构一种反叙事。赛义德强调本土完整、和谐的历史以及民族语言的文化纽带作用,构筑后殖民本土想象共同体的文化和历史基础,强调从不同的角度来重新认识、书写人类历史,反写宗主国文化,解构有关东方、非洲、本土的欧洲叙事,以文化抵制姿态干预西方权力话语,超越民族分裂主义,从而建构一种包容差异的人类共同体和解放视野。
  以赛义德为代表的后殖民批评家对殖民地传统与文化的边缘位置、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关系、第三世界的精英知识分子的文化角色和政治参与、关于种族/文化/历史的“他者”的表述,以及后殖民时期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赛义德的后殖民批评具有开阔的理论视野,其“视野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文学本文中的‘文学性’,而是将目光扩展到国际政治和金融、跨国公司、超级大国与其它国家的关系,以及研究这些现象是如何经过文化和文学和转换而再现出来的”{19}。因此,“它侧重于分析后殖民话语中体现出的现存政治文化环境”{20}。后殖民理论的核心是对“西方中心论”意识形态、对传统殖民主义话语进行反思和批判,深刻揭示了文本背后隐含的不平等关系,以颠覆近代以来作为强势话语的西方中心主义,把后现代主义的批判视野拓展到更加广阔的空间。
  
  (本文系四川省教育厅2007年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爱德华·赛义德后殖民‘对位批评’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07SA068)
  
  注释:
  ①②{16}[英]瓦莱丽·肯尼迪:《萨义德》第53、2、2页,李自修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③④⑤⑨⑩{11}{12}{13}{14}{15}{17}{18}[美]爱德华·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第14、16、91、95、83、85、3、84、84、84、85-86、96页,李 琨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
  ⑥⑦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第49、50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⑧[美]爱德华·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前言”第3页,李 琨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
  {19}张京媛:《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前言”第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0}姜 飞、冯宪光:“马克思主义与后殖民主义批评”,载《外国文学研究》2001年第2期。

《音乐的极境:萨义德古典乐评集》,[美]爱德华·W.萨义德著,庄加逊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6月出版,536页,75.00元

跟随萨义德的视线看世界乐坛现状。萨义德是美国文学理论家与批评家,哥伦比亚大学英国文学与比较文学教授,其撰文与观点屡见于各大报纸杂志,在当今世界具有广泛世界影响力。萨义德冷眼热心,以他对音乐的深厚理解为主轴,将丰富学养穿针引线般融于社会、历史、文学、哲学、政治思考之间,建构一个宏大、统一、充满洞见的整体。萨义德文笔清晰、热情,斯人已杳,但全书字里行间回响的气势和活力,让我们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对于浅薄者来说,不存在的事物也许较之于具体事物容易叙述,因为他可以不负责任地付诸语言,然而,对于虔诚而严肃的人来说,情况恰恰相反。向人们叙述某些既无法证实其存在,又无法推测其未来的事物,尽管难如登天,但却更为必要。虔诚而严谨的人们在一定程度上把它们作为业已存在的事物予以探讨,这恰恰使他们向着存在的和有可能新诞生的事物走近了一步。”

就本世纪几乎所有音乐表演者而言,格伦·古尔德都可算是个异数。他是才华洋溢、拥有精湛技艺的钢琴演奏者(当然这个世界上才华横溢、技巧纯熟的钢琴家有许多),他独一无二的声音、冒犯性的风格、节奏上的创意,以及最重要的——专注的特质,所有这一切似乎都远远超出表演本身。

黑塞在小说《玻璃球游戏》中假托某知识精英“阿尔贝托斯·塞孔多斯”的这段拉丁文格言杜撰,较爽利地说出了音乐批评的吊诡,拿来概括乐评人萨义德与其所关切的音乐的关系也颇为贴切:音乐,栖息于零与一之间的冥思。音乐批评于萨义德从来都是艰难的工作,又务必要举重若轻,贴近个体的温度。为了捕捉业已消逝归零的音乐体验,他如一位猎手,调动全部的感观与智识,费尽苦心搜寻、关联、推断、拼贴、重组,最终沉淀出他认为有价值的东西。随着冥想的完成,无言的音乐复又沉入水底,唯有不断往外扩散的涟漪,试图以更宽广的半径触碰新的相遇。

古尔德共录制有八十张唱片,他所传递出的音质具有极高的辨识度,一听便知。鲜明的个人风格贯穿他的职业生涯,你永远可以轻易地辨别出这是古尔德弹的,不是魏森伯格、霍洛维兹,也不是拉罗查。他的巴赫自成一派,好比吉塞金所诠释的德彪西和拉威尔、鲁宾斯坦的肖邦、施纳贝尔的贝多芬、卡琴的勃拉姆斯、米凯兰杰利的舒曼。古尔德弹巴赫,像是为巴赫的音乐下了定义,如果你想了解这位作曲家的真谛,就一定要听这位艺术家的解读与诠释。以上这些出色的钢琴家都有各自擅长的作品,然而古尔德演绎巴赫,在感性、直接、令人愉悦、印象深刻等特质上,与之相比毫不逊色,而所要传递的东西却十分不同,似乎是在就某个神秘的主题提出观点,并建构自己的知识系统:这不禁引人思考,古尔德弹巴赫,实为提出一些复杂且颇为有趣的想法。这种行为模式成为其职业生涯的核心,与其说他是在演奏巴赫或勋伯格,不如说他在成就自己的美学与文化项目,相应地,演奏也不是一次性的短暂行为。

萨义德,战后影响力最大的文学与文化批评家之一,作为学术领域重量级的学者,其写作的题材涵盖文学、理论、政治、历史等,代表作《东方学》被译成数十种语言,通行于世界各地,为后殖民论述的奠基之作。一般人印象中的萨义德,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英美文学与比较文学教授,在专业领域内著作等身,经常接受媒体采访或在报刊上发表政治、文化评论,甚至撰写音乐专栏,俨然文艺复兴式通才。萨义德不仅是纸上的理论家,更是起而行的实践者。他积极参与政治、社会议题的公共空间,言人之所不能言、不敢言,担任巴勒斯坦流亡国会独立议员长达十四年,曾严辞批评美国外交政策,成为巴勒斯坦人在西方世界的主要代言人。

多数人认为古尔德的种种怪癖还是可以忍受的,因为他的演奏太值得一听了。一些杰出的乐评人,尤以李普曼、罗斯史坦为首,进一步提出:古尔德以特立独行且反复无常的古怪作风来表现自己的独特——边弹琴边哼唱,怪异的衣着打扮,演奏总是富于智识而优雅,在古尔德之前我们从未见过如此表演——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了一件事:这位钢琴家不仅以演出为己任,更是通过演奏提出观点和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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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尔德一生撰文无数,1964年退出音乐会表演舞台后专心致志于唱片领域,研究录音作品的每一个细节。他总是喋喋不休,喜用繁复的洛可可式修辞,执着于遁世和苦行。所有这一切都强化了一个观念:古尔德的表演引发思想、体验以及情境,而人们在其他演奏大师身上却鲜少能产生相类似的联想。显而易见,古尔德职业生涯的真正起点始于1955年录制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就某种意义而言,这张唱片预示了古尔德之后的一切言行,包括去世前不久重录这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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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尔德推出这张唱片之前,除了图雷克,极少有主流钢琴家公开演奏《哥德堡变奏曲》。因此,古尔德的开场亮相(以及最后的谢幕)便是与一线唱片公司联手(图雷克似乎从未与大牌唱片公司有这般缘分),首度将这件高度格式化的音乐作品摆在广大听众面前,并由此确立了一个完全属于他的领域——打破常规、充满怪癖而又与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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