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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她始终生活在白人和印第安两种文化中,一平偶然得到了金佛

吉莉安·弗琳的《消失的爱人》开启了暗黑系婚姻的小说叙事。如果说《消失的爱人》让我们见识了觉醒后女性的杀伐决断,理查德·耶茨的《革命之路》呈现了爱情在婚姻的日常中渐渐坍塌的过程,那么,劳伦·格罗夫的《命运与狂怒》则描绘了另一幅关于婚姻的图景,它尝试说明爱和恨往往一线之遥,婚姻仿佛巨大的黑洞吞吐着日常生活中的万物,伴侣之间的相处变成了两个溺水者在海底的茫然摸索,一切都被淹没了,包括彼此间的爱和秘密。

考古学家马克思·马洛温成为了阿加莎的第二任丈夫,但她所有作品的署名,都沿用了第一任丈夫阿奇的姓,克里斯蒂。当这位阿奇因为婚外恋要与阿加莎离婚、并将新情人带入朋友圈,这位在当时初露头角的女作家,在公众视野里消失了整整11天。人们只在采石场悬崖边找到她用第四部小说《褐衣男子》的稿费买的汽车“莫里斯”,以及弃置在车里的驾照和阿奇送她的结婚礼物。很快,女作家失踪的报道登满了大小报纸的头条,据说参与寻找她的有一万多人,阿奇及其新欢也不可避免地披上了嫌疑。最终事情水落石出,阿加莎只是乔装出走,并未遭遇不幸。

路易斯·厄德里克是美国当代印第安女作家,美国印第安文艺复兴运动第二次大潮的代表人物,业已发表十余部长篇小说,而且部部叫好。她的作品被收入各种文学选集,成为美国印第安文学、女性文学、少数族裔文学、比较神话学和比较文学等学科的研究对象。1984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爱药》更是受到书评家和读者的追捧,获当年全国书评家协会奖。 厄德里克的小说讲述印第安人、混血儿和其他在文化和社会上被边缘化的人。他们的边缘地位既是优点,也是缺点;既是力量的源泉,也是软弱的原因。由于她始终生活在白人和印第安两种文化中,形成了重叠的、复合的双重视角。作为知识女性,厄德里克与女权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不同,她没有那么激烈地直接诉诸政治行动,但是,在要求民族平等,反对歧视、压迫和侮辱印第安人,争取印第安人的独立自由、自主权利这些方面,她的态度是明确的,立场是始终如一的。她没有从二元对立的立场出发要求民族的平等和一致,在她看来,这只能在两种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中,在印第安人的适应与调整中方能达致。 英国女作家、女性主义者伍尔夫说:女性的风格是自由的风格。拿这句话来概括厄德里克的写作,是最恰当不过的了。厄德里克的自由的风格,表现在她对社会和人生悲剧的诗性书写上。印第安部落的衰败和印第安人的苦难,不断地震撼着她,并召唤她写作。厄德里克在写作中大胆地打破了传统的写实方法,而采取了颇类现代主义的方法,主要表现为内倾的、重复的、多视角的处理方法上。她写作的基本原则,就是把故事还给生活,把空间还给时间。她的《爱药》并不像写实主义小说那般的将生活系统化和戏剧化,它是反完整的,具有很大的随意性。每章都相当于一个独立的房间,而彼此间并没有廊庑相连。故事无中心,无主角,甚至于无情节。没有一个人物是支配性的,支配的力量惟在命运的逻辑本身。 《爱药》是厄德里克的成名作和代表作。全书包括18篇独立的故事,分别由6个第一人称叙事者和1个全知叙事者讲述。这些叙事者,包括全知叙事者在内,没有主次之分。我们无法把可靠叙事者和不可靠叙事者的标签贴在他们身上。他们对同一件事情可以有不同的讲述,但并不相互冲突、造成理解上的障碍。这一点与经典现代主义作品截然不同。无论是艾略特的《荒原》,伍尔夫的《达洛维夫人》,还是福克纳的《喧嚣与骚动》,都使用多重视角描绘一个支离破碎、混乱无序的世界。而《爱药》中的印第安人的部落,无论从实质上,还是从概念上,都是一个联系的、有机的整体,有异于艾略特笔下空心人四处游走的荒原。厄德里克对多重视角进行了改造,使其更加适合印第安口头传统。由于第一人称视角在时空方面的限制,《爱药》中的多个视角相互形成补充。即使全知视角,也只是就非常有限的事物进行叙述,并不一股脑地交代一切。在尼科特的讲述中,他决定抛家弃子,娶露露为妻,结果弄巧成拙,失手烧了露露的房子。露露的叙事则交代了失火前后发生的事情,使得失火事件与整个部落联系在一起。在尼科特妻子玛丽的叙事中,我们知道了尼科特离家之后和回家之前在家里发生的事情。在不同人物的叙事中,我们逐步了解了一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台背景。 在《爱药》中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情节。情节需要线性时间和核心事件。从整部作品来看,我们无法找到一个统摄全书的故事,因此也无法概括小说的发展、高潮和结局。甚至很多章节本身,并不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而是描绘一个或数个生活的片段。但就是这些片段,能够更加真实地揭示出印第安人的生活状态。同样,《爱药》也没有中心人物,虽然我们可以列举出其中的重要人物,例如琼、尼科特、玛丽、露露等,但我们无法进一步确定谁是惟一的核心人物。厄德里克的小说,实际上表明,多重叙事者的使用有助于减轻人物个体的异化;不完全讲述的、重复讲述的、没有讲述的故事揭示出一个共同的知识基础,把所有的人物都连结在一起,并帮助个体与社区根据变化的时代调整自身;非时间性的、非线性的叙事结构揭示出故事连结而成的网络,这些相互联系的故事确保了个体的稳定和文化的存活。 小说第一章“世上最了不起的渔夫”中,小说一开始以抒情的笔触,描述琼在暴风雪中丧命之前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视角转换成为琼的侄女艾伯丁的第一人称叙事。当越来越多的亲人到来,他们开始回忆不同的人物和事件,他们对此甚为熟悉,而读者则茫然不知。这些家庭故事看起来毫无秩序,时间在过去和现在来回穿梭,地点在印第安居留区和外部不停地变动,人物也在白人、印第安人和混血儿之间转换不休。但到了第一章末尾,我们发现,作者已经为我们介绍了几乎所有对琼重要的人物:她的养父母伊莱和玛丽,她的表姐塞尔达和奥瑞拉,她的丈夫高迪,她的儿子金和利普夏。这些家庭成员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琼的特征,例如她是与伊莱一样的孤独者,她离开居留区是因为她像金一样愤怒而惊慌,她在暴风雪中步行回家是因为她像艾伯丁一样希望与家人团聚。厨房里的言谈把所有的碎片拼接成一个整体,并描绘出一个琼的形象。这章中的多重叙事者不仅仅为我们提供了观察琼·莫里西的多种角度,而且为我们展示了琼在她的社区中形象的复杂性,或许比她自己讲述要更加全面。 琼的死构成了小说神秘的、连接性的主题。她的爱,无论是身体的、还是精神的,都影响了每一代人的生活。对她的记忆和她给家人留下的遗产,促使亲友回忆与她的关系,追忆他们自己的生活。琼的死亡成为《爱药》的引发事件。琼帮助这些人获得了生活的统一感。虽然她回家的实际行动失败了,但在小说末尾,对她的思念使她魂牵梦萦的亲人走到了一起,她从而获得了一种象征意义上的回家。小说在开始的地方结束:无论是开始的琼,还是最后的利普夏,都想抛弃自己孤立的生活态度,重新回到奥吉布瓦群体的怀抱中去。但由于具备了对事物间相互联系的认识,利普夏比琼握有更大的胜算。多视角叙事并不是表达美国主流文化中不确定、断裂、混乱和个性的工具,而是奥吉布瓦讲故事的重复和循环结构的体现。 厄德里克是一位伟大的作家。说她伟大,是因为她始终体现了对弱势群体的灵魂的皈依。她的爱是善的,悲悯与同情是广大的,而且,这与她对白人主流文化的专制性,以及社会不公的批判性联系在一起,显示着一种人性的深度。白人的屠杀和迫害,使得印第安人成为一个灾难深重的民族,而以好莱坞为代表的主流白人文化的蓄意歪曲和污蔑,又使得印第安人成为被妖魔化最严重的一个民族。然而厄德里克没有奉行意识形态的规训,而是坚持个人的自由写作。众多印第安人的受难与死亡,在厄德里克笔下,更多的不是来自直接的政治压迫,而是来自他们自身。她并不做抽象的描述,而是把不幸与死亡连结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上,每一个网眼都透出印第安人,乃至人类的不幸。在她那里,对印第安人的描写,充满着人本主义色彩。面临部落传统和白人文化,每个印第安人必须做出选择和调整,从而在不知不觉间决定自己的命运。但不管怎么样,这里只有纠纷,没有仇恨。与亲人间的关爱和照顾相比,别扭和纠纷显得渺小而微不足道。就像玛丽不停地收养的孩子一样,即使犯了错误的印第安人,也是部落的孩子,最终都要投入她的怀抱。 虽然有人认为《爱药》与其说是一部长篇小说,还不如说是一部短篇小说集,但在掩卷之际,我们得到了一幅比较完整的印第安人的生活画卷。 《爱药》[美]路易丝·厄德里克著,张廷佺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9月第一版

黑色悬疑的题材,往往在影片的框架和故事的结构上推陈出新,能够带给观众意想不到的惊喜,《疯狂的石头》、《心迷宫》、《追凶者也》等,无不是此类影片的代表。即将登陆爱奇艺的网络电影《狂怒的金佛》,也沿袭着这一设定。影片采用简单粗暴的表现手法,透过一尊价值连城的金佛,将所有的人和事串联在一起,一个看似简单的事件背后,却蕴藏着令人诧异的“罗生门”,仿佛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一般,着实令人眼前一亮。

“秘密”是关键词,婚姻因那些未被说出口的话和未被戳穿的情节而得以暂时幸存。“婚姻就是由谎言组成的。但大多数谎言都是善意的隐瞒。如果你每天把对配偶的看法说出来,婚姻早就被你毁掉了。她没有说谎,只是有些事情没说而已。”于是,整部小说在结构上形成了一则罗生门的寓言,这是关于视角的命题,“它们没有区别,只取决于我们的视角,取决于你怎么看待所见之物。”

如果过度解读,也许我们会在阿加莎小说中不少真凶的身上,看到阿奇的影子。这是一个对爱还未释然、有点腹黑的女作家含蓄复仇的最好武器。尽管从动机和结局来说,当年的阿婆还并不是“消失的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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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在叙事上形成丈夫和妻子两种视角,以他/她说的分裂形式展开。上半部讲述丈夫洛托的命运轨迹,下半部描述妻子玛蒂尔德的心理历程。当同样的故事被二次叙述之后,我们发现视角的错位和隐藏在看似波澜不惊的婚姻生活中的暗涌。丈夫和妻子各有其秘密,在长达24年的婚姻中,秘密被深埋在心底或视而不见,他们无意欺骗对方,只是在曲曲折折又郁郁葱葱的生活拐点处同时选择了沉默。“沉默”成了漫长婚姻中日常节奏的调控者,是与其让矛盾爆发不如三缄其口的暗示和警惕。

小说《消失的爱人》中艾米谋划和制造了自己的失踪,并如愿将丈夫尼克推向了风口浪尖,在错综复杂的故事结构中,艾米对这段暗潮涌动的婚姻的掌控渐渐明晰、有迹可循。尼克身陷困境、婚外恋也因此遭遇阻碍,艾米却意外地回到了人们视线中,并在公众面前成功维持了受害者的形象。唯独尼克心里明白事情的原委和真相,却只能任由妻子在众人掌声中倒在自己怀中,不可置信、无可奈何。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中有一幕,尼克声嘶力竭地问艾米与其这样互相折磨为什么不趁早结束——艾米无力地靠在墙上说,因为这就是婚姻。

《狂怒的金佛》所讲述的故事并不复杂,影片以婚礼为开场,一平在大贵的婚礼上口无遮拦,引发现场来宾的一众猜疑,大贵为了挽回面子将一平约到山洞之中,慌乱之中大贵命殒当场,一平逃了出来却成为最大的嫌疑人,事件的背后仿佛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操控一切。一平偶然得到了金佛,而由金佛所引发的一波三折,如同“蝴蝶效应”一样,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也令一平如坐针毡、疲于应付……

但“沉默”同时制造了巨大的戏谑,当丈夫和妻子的视角并置在一起时,我们窥视到了婚姻在制造玩笑和幽默感方面的潜能,造物主试图让人生成为“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的不确定的骰子。在小说下半部妻子的讲述中,我们目睹了秘密被逐一揭示的全过程,这是对小说上半部丈夫视角的二次叙事,是将花团锦簇的绣面翻开,露出背面荒腔走板的凌乱针脚。过程是残酷的,它将赤裸裸的对比推至人们面前,让人嗅到大写的“反讽”所散发的焦灼的糊味。当我们尚未从秘密的揭示中喘过气来,秘密底下的秘密又浮出水面,形成了对秘密揭示的新的反讽。它让我们看到平行时空中逻辑链条断裂产生的荒诞感,这种荒诞感往往构成人生因果联系的缜密序列。

阿兰·德波顿曾说:“选择结婚对象,只是关乎选择忍受何种痛苦,而不可自以为已觅得良方。”吉莉安·弗琳写了一个婚姻已死而双方都是杀手的故事,作为“暗黑婚姻文学”典型的《消失的爱人》,描绘了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婚姻真相,惊悚和悬疑的创作手法,扣人心弦。妻子消失不是婚姻的噩梦,消失的妻子重新回来,才是噩梦的开始。所谓“暗黑”,不过是对某种人生常态的“真实”呈现。通过也许戏剧化的细节描摹,探讨人必须面对的情感复杂、矛盾共存、灰色界限、内心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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