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葡新京网上导航-手机app下载大全 > 经典文学 >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澳门新葡新京大全,如果说新历史主义旨在重塑历史语境去触摸文化之真实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澳门新葡新京大全,如果说新历史主义旨在重塑历史语境去触摸文化之真实

从歌德时期世界文学概念的最初提出,历经19、20世纪多位文学理论家的探索,世界文学到了20世纪末终于在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甚至女性主义等多种后结构主义思潮的冲击之下出现了显著的疆界松动。随着世界文学理念的悄然变化与拓展,世界文学在实践上也随之作出了相应的更新。一向具有代表性的美国几大世界文学选集如“诺顿”“朗文”“贝德福特”“哈珀斯”等,自90年代以来都开始打破陈规,在实践中也逐步走向对边缘文化、下层文化、女性文化和少数族裔文化等的接纳和包容。

如果将这种新经典分类套用到中国20世纪文学(国内中国文学研究划分为古代文学、新文学和包括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等阶段的多种划分,文选中按照国际惯例将中国现当代文学划为20世纪文学),唯一入选的鲁迅就相当引人注目。

88. [美]亨廷顿等:《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

回答问题之前,先理清这三个思潮出现的时间线条:

六、后殖民批评

泛文化的文学批评观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现代作家鲁迅进入文选,这当然是一个极富代表性的选择。从此我们可以联系到“新建构”理论家们的新经典观,这可能是其理论的一种实践。

99. [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C912/1122,8

问:如何理解法国现代主义文学中曾出现过的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

所以,美学无关意识形态。按照布鲁姆的看法,假如坚持美学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那就不可避免地落入了“憎恨学派”的窠臼。它的六个分支分别是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拉康派、新历史主义、解构主义、符号学。

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新历史主义与后殖民主义在批评理念和方法论上有许多共通之处,这是因为它们都深受后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对于文学与历史、政治或者其他文化形式之间的疆界都深感有打通的必要。新历史主义者在青睐“厚描法”和逸闻轶事策略的同时,也一再强调不会放弃对经典文学文本的阐释和重视,以此尽量接近文本产生时的真实状况,亦即新历史主义理论家格林布拉特所申述的“触摸真实”。

长期以来,我们自己一直在努力宣传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而“新建构”这个转型使其一定程度上变为现实,虽然这种变化目前不过只表现于部分学者,主要是美国学者的“世界文学文选”之中,却有世界性影响。

  1. [美]赛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三联书店2003年。I106/144,11

二战后,法国文坛中的小说、戏剧、诗歌和文学理论等各领域,流派纷呈。其中存在主义、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就是法国现代主义文学中最有影响的主要思潮。

“禾林”小说是大众文化,虽然读者数量可观,命运却同《傲慢与偏见》一类经典有着天壤之别,不但学术界懒得搭理,图书馆也不屑收藏。这样看来,斯尼陶同样是女性味道十足的分析文章,就格外令人瞩目。作者说道,女性的欲望是模糊的、被压制的;在使性欲浪漫化的过程中,快感就在于距离——等待、期盼、焦虑,这一切都指示着性体验的至高点。一旦女主人公知道男主人公是爱她的,故事也就结束了。虽然最后的婚姻来得并不容易,女主人公处心积虑,方才修成正果。文章最后说:

不断更新的文学经典标准

我们要回到2003年,这一年对于世界文学史研究是相当重要的一年,特别是对美国学者而言。哈佛大学的达姆若什这一年出版了他的代表作《什么是世界文学》,他在书中强调,西方世界文学史体现了欧美的古典与当代文学的传承固然重要,但全球化时代更需要超越“本地书籍”的“界限”,引进包括中国《诗经》在内的其他民族文化的世界文学经典,这是一种多元化的世界文学,而不是西方中心的世界文学。因为世界文学作品具有多样性,没有一个绝对统一的标准,这种文学多样性恰是全球化时代文学的根本特性之一。

39. [英]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G0/255,外语学院资料室

澳门新葡新京大全 1

现代性的五副面孔被后来居上的后现代理论收编过去,起点大致在1966年;但是,理论与批评的大好时光,应是在1980年代。1979年,收入德里达(J. Derrida,1930—2004)和耶鲁大学四位名教授德曼(P. de Man,1919—1983)、布鲁姆(Harold Bloom)、米勒(Joseph Hillis Miller)、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一人一篇长文的《解构与批评》出版,标志美国文学批评走出新批评之后迷茫失落的徘徊低谷时期,解构主义批评的霸权得以确立。虽然嗣后以格林布拉特(StephenJay Greenblatt)为代表的福柯(M. Foucault,1926—1984)传统新历史主义异军突起,但直到2004年德里达去世,解构主义批评基本还是保持了一路风行的态势。是时西方文论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理论”与哲学、语言学、社会学、精神分析甚至自然科学盘根错节,纠葛难分,结果是天马行空,无所不至,唯独绕过了文学作品本身。卡勒(Jonathan Culler)在1982年出版的《论解构》书中说,当今文学理论中许多引人入胜的著作并不直接讨论文学,而是在“理论”的大纛之下紧密联系着许多其他学科,所以,这个领域不是“文学理论”,也不是时下意义上的“哲学”,还不如直呼其为“理论”更好;在1988年出版的《框架符号》(Framing the Sign: Criticism and ItsInstitutions)中又说,过去批评史是文学史的组成部分,如今文学史成了批评史的组成部分。这应是当时“理论”和“批评”一路走红现象的真实写照。

以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直到20世纪初的世界文学概念中所体现出的世界性其实不过是一种更高形式的欧美中心主义而已,那时的世界文学如《世界经典精萃》《哈佛经典》系列等并没有将欧美之外的亚非拉地区包括进去,仍旧是一种以西方文学为主体的文集。这种守旧的情况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有了改观。

他说:“翻译正在成为新的纠纷事项,社会文本和文化传统在课程中问题大增,不再只关注于普通的西方传统之内的言谈的进化”。

81. [法]布尔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

01 存在主义思潮

存在主义文学的带头大哥是萨特,他在1930年代末便树起了存在主义文学的旗帜。从40年代到50年代中期,这一文学思潮风靡欧洲,影响所及扩大到了全世界。

萨特

存在主义,顾名思义,是关于“存在”的学说,人的存在是它的核心。存在主义文学思潮赖以产生的基础是存在主义哲学。

萨特存在主义哲学简而言之就是“人性哲学”、“自由哲学”。他哲学的中心问题是意识与存在,即人与世界的关系,自由则是贯串在这些关系中的主旋律。

在其哲学代表作《存在与虚无》、《存在主义与人道主义》中,萨特提出存在先于本质,先于“自我”,真正的存在与现实“乃是抗拒一切思维的东西”,存在就是虚无,

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他认为“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存在”等于“不存在”;存在是“自由选择”,失去了“自我”也就没有真正的“存在”。

这些便是萨特存在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也是他的存在主义小说与剧本的哲学思想。

在长篇小说《恶心》、短篇小说集《墙》、戏剧《禁闭》与《恭顺的妓女》中,萨特都深刻地揭露了人与社会的畸型关系,嘲笑了荒谬的世界,鞭挞了冷酷的现实。

萨特的存在主义文艺思想与哲学观念是息息相通的。存在主义哲学观念是其文学思想的本原,存在主义文学思想则是他的哲学观念的形象体现。

在文艺反映论的主客体关系上,他所坚持的是反映的主体性;从文艺批评的角度来说,在对作品本体概念及其意义的解释上,萨特的存在主义理论属于“作者论”之列。

所谓作者论,指的是作者赋予作品以意义的观点,但作者论的文学本体观念实质上是一种传统的文学评论。

在这一观念的渗透下,文学批评以作者为圆心,它的目标是界定作品意义的来源,用清晰的轮廓和线条描绘一部复杂作品的简明图像。

萨特存在主义文艺批评有别于一般作者论之处,在于他认为作者在本文中表达了存在主义对世界、对人生、对社会、对人与人的关系以及对人类前途的看法,这些看法影响和制约着读者。

从美学观点来说,萨特所坚持的乃是把创作主体对客体生活的审美体验转化为审美反映的意象结合和意象传达的路线。

他在探寻人的价值方面的追求以及他为主体精神的呐喊是称道的。但是,尽管作者论的本体观念有其因素,萨特存在主义的哲学思想与文艺理论则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其绝对自由观与作者中心论也是片面的。

二次大战以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特别是现代系统科学的崛起,使人们进一步改变了对世界的看法。观念的更新使对于客体的探索成为人们日益关心的对象,而新的科学方法的出现又为这种探索提供了有效的手段。

如此,结构主义文学思潮作为存在主义的对立面,便应顺而生;在文艺批评领域,作者论也就让位于文本论。

作为当代美国屈指可数的一流资深文学批评家,米勒的忧虑当然是不无道理的。但文化研究本身也还是存在不少问题的。比如,当文化研究的理论分析替代阶级、种族、性别、边缘、权力政治,以及镇压和反抗等话题,本身成为研究的对象文本时,也使人担忧它从文学研究那里传承过来的文本分析方法反过来压倒自身,吞没了它的民族志和社会学研究的身份特征。文化研究很长时间以“游击队”自居,沉溺于在传统学科边缘发动突袭。就方法论而言,应是列维-斯特劳斯(C. Lévi-Strauss,1908—2009)结构主义人类学所谓的“就地取材”(bricolage)方法。但诚如麦奎根(Jim McGuigan)在其《文化研究方法论》(1997)序言中所言,这样一种浪漫的英雄主义文化研究观念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在经过葛兰西(A. Gramsci,1891—1937)转向,假道阿尔都塞引入马克思(K. H. Marx,1818—1883)的意识形态概念之后,文化研究之热衷于在各式各类文化“文本”中发动意识形态批判。这样一种“泛抵抗主义”,对于文学自身价值的是非得失,引来反弹应是势所必然。

出版于1994年的《哈珀柯林斯世界读本》中不但收入了包括中国、日本、印度等非西方国家的作品,而且在收入的文类上也包括了孔子、波爱修和哥伦布等人的日记体作品,以及非洲和美洲的口头文学等。1995年版的《诺顿世界名著文选》增加了2000页的亚非拉各洲的作品,同时也注重欧美国家内的少数族裔的文学和女性作品等。到了2002年《诺顿世界名著文选》则直接改名为《诺顿世界文学选集》,所涵盖的亚非拉作品更多,所选作品体裁更加多样化。下面我们以知名度较高的《诺顿英文选集》《诺顿世界文学选集》和《朗文世界文学选集》为例来简要阐述经典的扩展,借以说明观念的松动对实践带来的革新效应。

文选收入中国文学经典并不意味着一切,重要的是如何分析这种世界文学史视域的经典观念。

12. [美]凯尔纳、贝斯特:《后现代理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I109.9/26,4

02 结构主义思潮

结构主义语言学是整个结构主义文学思想的基石。在这种认识论与方法论指导下,从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到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在法国几乎一切人文科学领域里都出现了深刻的变革。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包括文学在内的人文科学,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用严密的方法来阐释自己的学说,把精密的科学视为永远无法进入的殿堂。

但是,现代语言学率先打开了联系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门户,而打开这扇大门的钥匙便是结构主义。

列维·斯特劳斯像

法国结构主义运动的开路先锋是人类社会学家列维·斯特劳斯,他也被誉为“结构主义人类学创始人”。

斯特劳斯在《结构人类学》一书中,提出语言与文化是同一类型的材料构成的,既然在有意识的表层言语活动下面存在着深层的无意识的系统,人们也就有可能从文化无秩序的复杂现象中发现秩序和结构。

结构主义语言学与人类学在他的手下结合,便使得人文科学观察问题的角度发生了根本变化,之于文学研究的影响尤为巨大。

他认为,一切社会生活的形式实质上具有同一本性,作为表达形式的符号的意义取决与关系和系统:

个别成分之所以有意义,仅仅是因为它们是一个完整体系的一部分,这一切便是从新小说到抽象诗注重形式结构的理论基础。

基于这一理论,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新小说、荒诞剧、抽象诗与新批评理论相继登上法国文坛,并掀起了轩然大波。

从格里耶的小说《嫉妒》、比托尔的《变》到萨洛特的《金果》,超凡脱俗的新小说的“新”,集中表现在其作品结构的组合上。

它们打破了传统小说的时空秩序,形成了迷宫式的时空构架。在这一亘古未有的结构体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穿插,回忆、现实与幻想交织。

在新小说派作家们眼里,唯一至关重要的是写法,而构成文学作品价值的东西乃是其形式。

话剧《等待戈多》剧照

以尤奈斯库的《秃头歌女》与贝克特的《等待戈多》等惊世骇俗之作为代表的荒诞剧,完全扬弃了传统戏剧的审美标准,专事模仿梦幻结构,造成了一种新的艺术综合。

另外,追求纯形式主义的抽象诗,同样背离了传统诗歌的创作规律,追求使用幻觉与潜意识表现人的内心世界,通过创作手法的异化来揭示人的异化现象。

凡此种种,跃入我们眼帘的乃是赫然醒目的两个大字:结构。

事实上,新小说也好,荒诞剧也好,抽象诗也好,它们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各自试图运用语言结构的一切可能性进行新的实验,以期达到用文字形式探索和揭开世界结构:人受制于其统一支配的世界“系统结构”的目的。

而且要明白的是,结构主义文学思潮本质上是结构主义哲学思潮的派生物。文学与任何形式的社会和文化活动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可以用结构主义的原理进行分析。

而文学与其他形式活动的不同之处,则在于它不但像语言一样有结构,而且实际上由语言所构成,同时文学对语言本身的性质又有着独特的认识,这种特殊性便是结构主义文学思潮的灵魂。

结构主义文学集中研究“能指”(语言的声音形象,即抽象概念的语言符号),它所关注的是产生意义的方法而不是意义本身。

结构方法的首要特征在于分析作品的内部结构,但是结构主义文学在将这一语言理论运用于文学研究方面的真正创新,不仅在于它认为文学作品一如语言是一种结构体,可以用符号和语言概念来分析作品的层次,还在于它提出了独立的诗学理论。

法国结构主义文艺理论家们把研究文学的着眼点,从单独文本转移到了总体文学,即在强调对作品形式进行分析的同时,建立关于文学形式规约的一般理论。

他们认为阅读只是消极地认识作品的过程,批评则能积极地为文本创造一种意义,文本意义存在着多重性,最能意识到这种意义多重性的便是诗学,而且诗学所研究的只是文学中产生意义的各种方法,而不是文学内容本身。

罗曼·雅可布森

正因为此,俄罗斯的语言学家罗曼·雅可布森提出,诗学就是“在一般的上下文中,语言信息的诗意功能的语言学研究”。换而言之,语言的诗意功能是语言的形式与内容之间一种特殊的机动性关系。

在这里,语言符号能指与所指(“能指”指语言的声音形象,“所指”指语言所反映的事物的概念;能指是任意的,是约定俗成的。所指是必然的,是事物本身具有的。这两个概念非常重要,一定要理解,后文还会提到。)的任意性关系被非任意性、语言参照功能的及事性被诗意功能的非及事性所取代。

上述特殊性与机动性具体体现于特定的语言序列之中,从而产生新的意义,这种意义就是诗意。

结构主义的这一理论是建立在内涵分析基础之上的,它的中心任务是把文本中所包含的多种可能化为一种现实。因此,所谓结构分析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功能分析。

从文艺批评的角度来看,结构主义批评属于“文本论”。“文本论”这一理论的集大成者是罗兰·巴特(具体可参加我之前回答的罗兰·巴特文本论问题,这里不再赘述。)

简而言之,所谓文本,它不是侧重于一部作品而是一类作品潜在结构规则的分析。在文本论者看来,作者就是作者,作品就是作品,这是两个迥然不同的世界。作品是一个自足的、封闭的整体,具有内在性,因此文学批评只应局限于作品本身。

(这里多一句嘴:前文说的作者论与这里的文本论的内在逻辑区别,有点类似弗洛伊德的个体无意识与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之别。)

结构主义文本论这种分析作品内部结构的方法,与作者论的外部研究的方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由于文学被看成是一种符号学现象,关于创造主体的心理学也就失去了其固有地位。

从作品时代精神的透视和社会意义的阐发转向形式主义的探索,把形式也看成是一种内容,是作品意义的一种特殊形态,这就抓住了文学区别于历史和科学的主要特征。

文本论的着眼点则不在于意义感受或审美直觉,而使研究对象真正落实到文本的有序组合上面,对于正确认识作品本身确实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为文学批评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途径。

但是,离开创作主体来谈论作品,把符号、信息的科学研究与作者、作品中人物的心理分析割裂开来,把形式与内容对立起来,忽视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分析与社会现象的历史原因,把作品看成是静止的、抽象的东西,也就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这正是结构主义文本论的局限性所在。

03 后结构主义思潮

结构主义观念与方法在1960年代的法国文坛红极一时,但是,结构主义在扩大了其研究领域与影响的同时,却使哲学与文学失去了其往昔的确定性。因为意识的多样化与开放性使人们对结构主义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要求摧毁形而上学的呼声日益高涨。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从1970年代初起,结构主义开始向后结构主义转化,法国的文学理论研究也因此出现了新的转机。

总体而言,后结构主义既是结构主义的继续,也是对结构主义的批判。如此时的文学理论家罗兰·巴特就从传统的结构主义转向了批判的结构主义,反映着他的这一转变的代表著作是1970年发表的《S/Z》。

在这本书里,巴特不再把文本看成是一种结构或一种结构的副本:诗学,而是视为一种实践。

过去,结构概念所包含的文本的那种静态封闭型的意象,已为一种动态、开放型的意象所取代。

巴特区分了“阅读性”与“创作型”的概念,认定一个文本中既有阅读性成分也有创造生成分,二者的区别构成一种价值天平,文本从中可以得到评价。

他还认为现代文本更具有多义性,因而也就包含着更大的创造性成分。所谓创造性的东西,在巴特看来,它有构造过程但没有结构,有生产过程却没有产品,即是说,阅读文本的结果,不会建立一种模式,只会展开一种透视。

雅克·德里达像

后结构主义文学另一位有代表性的理论家是雅克·德里达。德里达在《书写与差异》中,更加旗帜鲜明地张扬了“差异”的观点,他用“结构分解”代替“结构分析”,用“反词义向心说”取代传统结构主义的“词义向心论”。

他认为,对结构主义的批判必须从结构主义系统的内部开始。他所谓的“差异”,既可以理解为语言的任何成分都与文本中其他成分有关,又可以解释为这一成分与其他成分不同。

即是说,一种语言成分的功能与意义从来都不会得到充分体现,因为任何东西都存在着差异。

德里达反对结构的整体性与向心性,他所强调的乃是任意性与差异性原理,在这位后结构主义者看来,与其说所有文学都可以看成是语言的,不如说所有语言都可以看成是文学的。

在德里达那里,一切含有明显同义向心的形式的文本都是第二位的,这种观点与结构主义中的文本中心论完全背道而弛。

而且,他把对结构主义理论的质疑与对文学概念的挑战结合在一起,主张任何一种文学理论,只要含有某种知识体系与系统研究原则,都有可能建立起独立的文学研究学科,这也就为其他研究方法开拓了通道。

雅克·拉康像

于是乎,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发展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的现代精神分析方法,脱颖而出,它的代表人物是同属于后结构主义阵营的心理学家雅克·拉康。

拉康理论的特征是对语言和象征物关系问题的精神分析学思考,拉康在其研究中,把真实物、想象物与象征物区分开来,试图重新组合主体和世界的关系。

拉康与德里达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德里达强调的是作者、文本和语言,而拉康所强调的则是读者、文本和语言。

众所周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是以文本分析为依据,把文本当作探寻作家及其作品中人的心理的线索。而拉康的现代精神分析方法则把对文学文本框架的分析排斥在外,他所着力分析的乃是读者的思考作用。

拉康现代精神分析的目的是要显示一种重复结构,他认为在人的一生中存在着这种行内型式的重复,并通过对美国作家埃德加·爱伦·坡的短篇小说《失窃的信》进行结构主义分析为其理论提供了依据。

在这部作品中,随着人物位置的交换、变化,失窃的信件不断转移,但是小说中没有一个人知道信的文本。于是乎,根据拉康关于真实物、想象物与象征物的关系,可以描绘出下面这样一幅三角图形:

上述图形中,1号位可以看成是纯客观的位置,2号位则是纯主观的位置,处于1、2号位置的人物都认为能指只能有一种含义,即他们自己所理解的含义,而3号位上的人物则不仅懂得其他人的理解,而且还有本人的理解,他赋予能指以多种不同的含义。

这一愿望结构图清楚地表明,文本本身具有我们所期望和需要的东西,而要发掘隐藏在文本中的意义,就必须具有象征的眼力,只有这样,读者才能超越文本的约束。

而且,法国与西方文学批评中的“读者论”,主张读者与作品相遇所体验到的东西就是作品的意义,它不是一成不变的。所谓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也是后结构主义与现代精神分析所持观点的写照。

与文本论关于文本是封闭的自我满足的认识相反,读者论认为文本是开放的非自我满足;与作者论的作者自我中心论不同,读者论主张的是非自我中心说,他们的读者反应批评是依据读者自身的体会而发生转移的。

依据读者论的观点,作品文本之所以能产生意义,全靠读者在阅读中以某种方式重构文本与文本之外的综合,认为读者参与了阅读中的再创造,充分肯定读者的能动作用,承认读者的人生经验与作品总体意绪在撞击时能迸发出火花。

在一定意义上,它也成了今天文学理论的一个新的突破点。但是,正是在理解文本因人而易、读者领会方式变化多端这一点上,读者论又使文学的内容与意义化为子虚乌有。


由此而见,法国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中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的对立,文学批评中作者论、文本论、读者论的冲突,在实质上也就是文学研究中艺术派与科学派的分岐。

从存在主义到结构主义又到后结构主义,以及它们观照在文学批评领域中的,从作者论到文本论再到读者论的这种变化过程,也就是法国当代现代主义文学发展过程的一个缩影。

它们的相继出现说明了,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畸形发展,人所创造的物质反过来成为统治人的一种极大的超人力量,理性的破灭与异化的加剧导致现代主义文学以反传统的姿态出现,这正是它们得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

回答完毕。

存在主义又叫生存主义,是现代资产阶级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的一个流派。它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广泛流行于法国、意大利、美国等西方各国。

存在主义和唯物主义(物质决定意识)有着根本的区别,它是强调人的存在决定一切,人不存在了(死了)一切都是虚无。从这种阴暗心理出发,存在主义者把整个世界描绘成团漆黑,并由此而提出了一种极端悲观颓废的人生哲学。他们说整个世界是荒诞不堪的,它的存在没有原因、没有理由、没有必然性。世界的一切都是偶然的、飘浮不定的。存在主义者根本否认客观规律。他们认为,自然规律是自然科学家的虚构,社会历史规律是权术家们的虚构,都是骗人的东西。人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无所依恃的,都是在黑暗中瞎撞。人们对这个世界的一切美好希望都注定会成为泡影。因此,人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上也是没有希望、没有理由、没有意义的。存在主义者的这种悲观颓废的人生哲学是麻痹人们奋斗的歪门邪说。

这种哲学观念自然而然地反映到当时的文学创作中,从而产生了法国现代存在主义作品。

谢谢网友的邀请:本人对法国文学史不是很了解,更是无法区分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所以回答不了你的问题,很抱歉,敬请原谅。

说明社会的亮点,它的所在

宇宙银月日地物存在;

政教古今中外的文化;

不全社国族家个知识;

回归存在主义正弃误。

“酷儿”从其定义上说,是指一切与规范、法理和主导文化格格不入的东西。它并不必然特别专指任何对象。它是一种没有本质的身份。因此,“酷儿”界定的不是哪一种实证性,而是一种直面规范的关系结构。

后殖民主义理论家霍米·巴巴在其代表作《文化的定位》中曾经指出,文化领域内的旧民族疆界已经坍塌,文化已经变为一个翻译式的、跨民族的意义生产过程,从而产生出一种崭新的意义和时间性。新历史主义是要打破文学文本与历史、政治、艺术等其他一切文化文本之间的界限,强调不同文本之间社会能量的流通和颠覆性因素;而后殖民主义也试图打破殖民话语与被殖民话语之间的壁垒,强调不同文化间的杂糅状态,倡导不同文化之间的混杂交通与共生性;二者都强调文化性和对单一性文本的超越,同属于后结构主义影响下兴起的文化研究思潮。新历史主义等思潮对“世界文学”概念带来冲击,也导致西方文学经典的传统体系的重构。

《文心雕龙·宗经》中说:“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经就是经典意义的来源,这个定义说明经典是指长期流传中形成的,并且具有历史传承的思想观念的文本。《扬子法言》中说:“玉不雕,玙璠不作器。言不文,典谟不作经。”就是说,经典是经过历史选择的文本,只有达到一定的标准才可能成为经典。从中国传统学术的观念来看,经典文本的形成并非《圣经》式的“钦定”,而是历代“文言”琢磨的结果,孔子在《论语·学而》篇中用《诗经》:“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来解释。中国古代以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部经典为源流与肇始,所谓“文章奥府,性灵铸匠”后世文学文本原来只是经典的枝条与流末。随着文明的历史发展,佛经传入中国,区分“内典”与“外典”,经典的“六经”单一所指被改变,从六经到后来的“十三经”,以后进一步泛化,重要的古代典籍大多被归入经典范围。

35. 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批判》,三联书店1995年。

存在主义出现在1930年代,直至1960年代结构主义作为存在主义的对立面出现,发展到1970年代,后结构主义以延续及批判结构主义的姿态出现。

以英国批评家罗伯特·杨(Robert J. C. Young)为线索,人们或者可以一瞥后殖民批评的发展脉络和是非得失。他的《白色神话》(1990)应是为“后殖民批评”成为独立理论的正名之作。该书引斯皮瓦克所谓欧洲是通过将其殖民地定义为“他者”,而将自己巩固为君主主体的说法,评论道:“这种在今天正在得到解构的欧洲君主自我,表明欧洲的他者只是一个自恋的自我形象,欧洲通过他者构建自己,却不允许他者达到一个合适的地位。”作为拨乱反正,在欧洲王国郑重接纳他者的结果,罗伯特·杨这位正宗欧洲血统的白人批评家,毫不犹豫将萨义德、霍米·巴巴和斯皮瓦克有色族裔作者纳入是书,接续了从卢卡奇(G. Lukács,1885—1971)、萨特(J-P. Sartre,1905—1980)、阿尔都塞,到福柯、詹姆逊的“高大上”批评谱系。十一年后,罗伯特·杨的《后殖民主义历史导论》将马克思甚至毛泽东(1893—1976)的农民运动也拉入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框架之中。这是出于一种历史主义判断,还是发扬光大了霍米·巴巴的“杂糅”传统,似也三言两语难以定夺。在《后殖民主义简论》(2003)一书中,罗伯特·杨又将性别、语言、发展、生态、本土权利等一并纳入后殖民批评的理论框架。这是显示了后殖民主义理论中的白人伦理,还是理论多元化发展之必然?人们拭目以待。而这一切,对于文学批评又意味着什么呢?

任何观念和思想的改变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在世界文学概念产生后的近200年间,世界文学经过了漫长的酝酿和发酵,在全球化进程加剧和信息化时代到来的20世纪末,终于被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等后结构主义思潮重新点燃并以拓展后的形象再次焕发出新的活力。

取而代之这种二层次的经典分类,我们有一种新的三层次分法:超级经典、反经典和影子经典。超级经典就是那些能一直甚至在过去二十年间保持地位的“主要”作家的普世化。而反经典则是由那些替代性和竞争性作家所构成,那些教授得由较少的语言的作家和强势语言中的次要作家所组成。

1. [美]杰姆逊:《后现代主义和文化理论》,陕西师大出版社1986年(另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精校本)。

这三个思潮的相继而出,可以看做是法国现代主义文学发展过程中的缩影。

西方当代文学理论在过去半个世纪里的面貌,大体可以用“法国理论”、文化研究、审美主义、性别批评、后殖民批评这五副面孔来概括。尽管这个概括可能会挂一漏万,但注重前沿问题,保持历史意识,尤其是注重文学本身,避免海阔天空的不着边际,这应是一切文学理论的宗旨所在。“法国理论”是经过美国包装后的法国各派先锋理论的总和,通过创造性的误读误解,美国的新帝国主义霸权文化成了该理论全球化传播的再生产基地,由此在文学与文化交集汇聚的难分纠葛之间,见证了文化在理论旅行中所扮演的隐身与显身角色。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是血亲还是仇家,是是非非似一言难尽。文化研究很大程度上系从文学研究的母体中脱胎而出,它也埋怨它的文学父亲有拉伊俄斯情结,恨不得将他这个襁褓中的婴儿脚跟穿钉丢弃到荒山野林,但文化研究的两个基本方法——文本研究和符号学分析,还是来自文学。同理,审美主义在经历了后现代的风雨之后,事实上不可能与文化批判绝缘。在当今的“理论”语境中,重申文学和美学的基本权利,目的是激发新的视野、新的方向,而不是回到过去。性别批评与后殖民批评,则不妨说是同根萌生,花开两朵。性别批评与传统女性主义批评的差异,并不仅仅表现在性别和性取向两个方面。性别批评同样关注“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的社会建构。后殖民批评背后的哲学和理论背景也大同小异,无外乎葛兰西霸权理论、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福柯权力话语、拉康精神分析、德里达解构主义等。但问题是,当诸如“酷儿理论”意欲超越性别批判,将形形色色的社会不平等一网打尽时,它同样面临着一个身份迷失的问题。而一旦性别、语言、发展、生态和本土权利等一并纳入后殖民批评的理论框架,这是显示了后殖民主义理论中的白人伦理,还是理论多元化发展之必然?人们拭目以待。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欧美各种后结构主义理论先后兴起并迅速风靡全球。到了20世纪70年代,各种试图打破疆界的文化研究使得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壁垒得以削弱,并带来了诸如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等多种具有后结构主义特征的文化思潮的喷涌。在这些文化思潮的影响下,人们对于文学经典和“世界文学”的理解也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统观这三类文选,共同特征都是收入一定数量的哲学与历史文本,同时坚持西方传统的主线。

90.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三联书店1998年。C912.1/1125,8

黑格尔之后辩证的东西还能结构吗?

歌德在1827年那段关于世界文学即将来临的预言,极具超前意识,在当时无疑是振聋发聩的。在时隔约20年后,文学或者文化的世界性观念被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再一次申述。在他们看来,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开拓和新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所有国家的生产和消费也都随之变成世界性的,“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第二类是以《诺顿世界名着选》为代表的文选,这是西方世界发行量最大,具有全球影响的文选,据说其历史从公元1650年就开始,可见历史是相当久远的,不过其中最为着名的当是1956年版以后的几版。这个文选的一个显着变化是,它吸收一定的历史主义观念,古代北非的埃及与西亚的美索布达米亚文明是西方地中海文明的源流,所以收入公元前20世纪到前16世纪的埃及古代诗歌和神话、公元前1600年的美索布达米亚文明史诗《吉尔伽美什》等,这些作品其实是古代东方文学的起源。不过“诺顿”从不掩饰自己是以“西方传统”为主线。它的历史时代划分就是一种标志:从希腊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浪漫主义直到现代派,以这种历史阶段划分,凸显了其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念表明,世界文学不过是西方文学的传播过程,是西方文学思潮的世界化。诺顿文选的另一个特点是,它继承了西方经典研究传统,收入西方文化的经典作家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奥古斯丁等人的哲学与神学着作。但是其他文史哲着作收入很少,主流还是西方历代文学作品。第三类是一种文学作品的普及本,但其中也收入少量的哲学与历史作品,以《哈泼柯林斯世界读本》为代表。

19. [美]贝斯特、科尔纳:《后现代转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B089/119,7

其实,这五副面孔是不是“现代性”的面貌特征,无关紧要。诚如卡林内斯库所言,“现代性”可以有多副面孔,也可以只有一副面孔,或者干脆一副面孔也没有。具体来看,就现代主义而言,是19—20世纪之交的产物;它并不号称忠于历史,它忠于当下鲜活的个人经验。就先锋派而言,在19世纪,“先锋派”的概念只是现代性的一种激进化的、高度乌托邦的说法,无论是政治上还是文化上。对于“颓废”和“媚俗”这两个当代美学多作负面理解的概念,卡林内斯库指出,颓废的由来是人们总是感慨今不如昔,总是缅怀一个多半是子虚乌有的“黄金时代”;颓废意味着没落、腐败,世界末日正在来临,可是新的生命正孕育在这个过程当中;至于媚俗,无论贵贱,在社会学和心理学上,它都是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所以,只有深入分析构成中产阶级心智特征的那一特有的享乐主义,才能理解媚俗艺术的本性。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

演讲人:方汉文 时间:2012年7月18日 地点:首都经贸大学

27. [美]艾尔伯特·鲍尔格曼:《跨越后现代的分界线》,商务印书馆2003年。K02/287,11

库塞的结论是,如果说美国对法国理论的再创造,它在法国本土的冷落,以及它的全球普及有什么可以借鉴的话,那就是针对人们过于熟悉的那些两极分化表征和二元对立话语,有必要重建一种延续关系:诸如德国马克思主义对法国尼采主义;法国现象学对后结构主义多元多重主体即观点的“视角论”(perspectivism);美国的社群主义对法国的普世主义等等,不一而足。它们表面上是势不两立,骨子里却在暗送秋波。所以:

此后,文学理论家如英国的波斯奈特、丹麦的勃兰兑斯、印度诗人泰戈尔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都先后对世界文学的概念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作了有益推进。20 世纪中期,比较文学家如德国的奥尔巴赫和法国的艾田伯等也继续将世界文学概念加以丰富和拓展,使其更具包容性和多样性。到了八九十年代,法国文学理论家卡萨诺瓦、美国比较文学家莫莱蒂等借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对世界文学空间和世界文学体系等作出了创新性阐释。美国比较文学家伯恩海默和戴姆罗什等强调应该加强多元文化的重新语境化并勇于吸纳边缘性声音。在戴姆罗什看来,世界文学不是世界上所有国家文学的总和,而是在产生文学作品的源文化之外广泛流通的文学;世界文学可以从世界、文本和读者这三个维度来加以定义。这样一种对世界文学的定义方法反映出经过后结构主义种种思潮洗礼之后的当代学者对世界文学概念的新理解。

在文学领域,我们需要离开“盎格鲁声腔”、“卢梭声腔”、“条顿声腔”、“法兰克声腔”等,我们必须应用南半球的语言作为有生命力的文化媒介,而不仅仅将它们作为文化研究的对象。

  1. 盛宁:《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三联书店1997年。

在请进病人之前,拉康博士,请告诉我们

《诺顿英文选集》前六版总主编是欧美著名文学理论家艾伯拉姆斯,从20世纪90年代末格林布拉特参与编辑第七版以来,其态势明显更加开放。在格林布拉特担任总主编的第八版(2006)中,他指出英语文学早已成为了“一种全球性现象”。《诺顿世界文学选集》(第三版)的主编是格林布拉特在哈佛的同事马丁·普契纳,尽管他既非新历史主义者也不是后殖民主义理论家,但他却表现出了与格林布拉特十分相近的选编理念,这是后结构主义影响下的整个大文化环境使然。这两种诺顿文选体现出以下几个共同点:首先是文类的扩展。除传统的戏剧、诗和小说之外,还收进了讽刺文、沉思录、预言、狂想、宗教文本、政论等多种文体的文本。其次是疆界的跨越。编者们一如既往地质疑文学与非文学的分界线、挑战传统的国界划分,并注重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的文化碰撞在文学中的体现,同时也增加女性和少数族裔作者的比重分量。

澳门新葡新京大全 2

18. [美]史蒂文·塞德曼编《后现代转向——社会理论的新视角》,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

审美主义的复兴很大程度上是在缅怀当年浪漫主义、唯美主义和叙事学的荣光。虽然有霍克斯(Terence Hawkes)等人热衷立足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视野重读莎士比亚(W. Shakespeare,1564—1616),但是像米勒、布鲁姆等几经洗礼的理论中枢,依然是强调经典作家作品的审美质量。在《西方正典》“哀伤的结语”中,布鲁姆自称他是一位年迈的体制性浪漫主义者,坚持文学的审美品位不与政治沾边:

几经拓新的世界文学概念

即使是按照达姆若什的标准,鲁迅这样有世界影响的作家文本当然是超级经典无疑,所选的《狂人日记》一直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罗曼·罗兰等着名作家都曾高度评价过这部名着,对它的评价并不低于俄国作家果戈理曾经发表的同名作品。《朗曼世界文学文选》在对鲁迅的简介中介绍了他创作《呐喊》与《彷徨》的经过后,认为到1926年后,现实问题使他放弃文学创作:

  1. [法]布尔迪厄:《文化资本和社会炼金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之所以给“法国理论”打上引号,因为它已不再是纯粹的法国土产文化,而很大程度上成了美国化的产物。故这副面孔的原文不是法语“théorie française”,而是英语“French theory”。就理论的旅行而言,“法国理论”具体是指过去将近半个世纪里,巴特(R. Barthes,1915—1980)、德里达、鲍德里亚((J. Baudrillard,1929—2007)、拉康、德勒兹(G. L. R. Deleuze,1925—1995)、伽塔利(F. Guattari,1930—1992)、福柯、利奥塔(J-F. Lyotard,1924—1998)、阿尔都塞、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西苏(Hélène Cixous)这一批思想家云谲波诡、天马行空的艰涩文字。这些法国名字在它们的美国化旅途中,大都给“过度解码”了。攀援“法国理论”所走过的美国化、后现代化,然后势不可挡的全球化进路,可以连带出一系列问题:原本在法国处于起步阶段、多在边缘徘徊的这些新近理论,何以偏偏在美国星火燎原、红遍学术界?何以“理论”的旅行必走学院派路线?作为这些理论的重镇,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耶鲁大学、康奈尔大学在传播“法国理论”的过程中又是如何摇旗呐喊、推波助澜的?在这一过程中,“文学”与“文化”如何交集汇聚、纠葛难分?文化在“法国理论”的旅行中扮演了怎样的隐身、显身角色?很显然,这里的话题远不是国别研究可以解决的。

当然,《诺顿世界文学选集》的经典拓展工程不是孤立的,其竞争对手《朗文世界文学选集》甚至在开放性和包容性上与其表现出竞争态势,竞相收录女性作家和边缘作家以显示自己的开放性,由此推动世界文学向着更为包容和多元的方向发展。

世界文学史的新建构,将东方文学纳入世界文学主体的新视域,改变传统的文学经典秩序,已经是一种学术创新。

57. [美]约翰·菲斯克:《解读大众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G249.5/1,文院资料室

“现代性”的最后一副面孔是“后现代主义”。这副姗姗来迟、后来居上的新面孔,并非是先锋派的余绪,而是与先锋派背道而驰。卡林内斯库给“后现代主义”的定位是,它最早用于文学是20世纪40年代,表示对艾略特(T. S. Eliot,1888—1965)等人的现代主义的反动。诗歌上它包括“黑山派”诗人如奥尔森(C. Olson,1910—1970)、“垮掉派”诗人如金斯堡(A. Ginsberg,1926—1997)、“旧金山文艺复兴派”代表人物如斯奈德(Gary Snyder)、“纽约派”成员如阿什贝利(John Ashbery)。小说上则有巴斯(John Barth)、品钦(Thomas Pynchon)、加迪斯(W. Gaddis,1922—1998)、库弗(Robert Coover)等一应人众。在这个名单中,不少人其实也是当年现代派文学的中坚人物。再追溯上去,贝克特(S. Beckett,1906—1989)、乔伊斯(J. Joyce,1882—1941),乃至博尔赫斯(J. L. Borges,1899—1986)、纳博科夫(V. Nabokov,1899—1977),也都当仁不让成了后现代主义的先驱人物。这些原本是现代主义的经典人物,在“先锋”“颓废”“媚俗”之中游刃有余、斡旋其中!这样来看,现代性的文学、美学、文化内涵,是否更像是一种家族相似的集合?或者说,尽管现代性的面孔形形色色,终究在后现代主义中殊途同归?

如果说新历史主义旨在重塑历史语境去触摸文化之真实,那么后殖民主义就是跨越殖民文化与被殖民文化、霸权主义中心文化与被压制的边缘文化之间的疆界去追逐“新意”。新历史主义的理念一则要避免新批评的文本主义,二则要拓宽传统历史主义的社会—政治和阶级性批评模式,并推出一种泛文化、大语境的文学批评观。所以新历史主义的真实性诉求与后殖民主义所追求的“新意”其实颇有相通之处。

澳门新葡新京大全 3

44. [英]吉尔伯特:《后殖民理论——语境、实践、政治》,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随着后结构主义在美国的传播,它很快被米勒、哈特曼、德曼和其他人改造成为更专门意义上的文学研究。在他们手里,法国理论家们普遍的反人文主义倾向,以解构主义的形式,集中聚焦到文学问题上面。它的颠覆目标是美国文学批评最重要的信念之一:诗的语义独立和自身目的的一致性。它们被理解为一个封闭的、内在连贯的语言系统。

重要的是,这种编选原则的更新其实有其理论依据,这就是文学认识论的多元文明观念取代西方文明的单一中心主义,编者将这种原则称之为“超越时间与空间”的文化联结,这种联结的目的是打破西方中心论,观照到世界多种文化中的文学。

74. [英]拉波特、奥弗林:《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念》,华夏出版社2005年。

人们注意到,在这个当年“耶鲁四人帮”的名单里,唯独缺了布鲁姆的大名。可见布鲁姆一心想摆脱与解构主义干系的努力,大体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但说到底,在当今的“理论”语境中,重申文学、美学的基本权利,目的是激发新的视野、新的方向,是面向未来而不是回到过去。

无可怀疑,“新建构”将东方文学纳入世界文学主体的新视域,改变了传统的文学经典秩序,已经是一种学术创新。

6. [美]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D771.209/252,11

金钱力量被用来主导文化生产,左右文化价值(这是纽约从巴黎“偷窃”现代艺术理念的时代)。在确立全面霸权的斗争中,文化帝国主义一马当先。好莱坞、流行音乐、各种文化形式,甚至所有的政治运动,诸如民权运动等等,都发动起来,刺激欲望,追赶美国生活方式。

走进世界文学的中国文学

72. [美]简·盖洛普:《通过身体思考》,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C913.68/1101,8

有鉴于斯,以“法国理论”、文化研究、审美主义、性别批评、后殖民批评这五副面孔来概括接续现代性的西方当代文论,虽然难免挂一漏万,但或许能有些启发意义。

概观美国“文选”后,再看“新建构”学者们对传统的改革,其意义就更明显了。新版的《朗曼世界文学文选》的“非西方”文本,包括中国、阿拉伯、印度和南美等文学名着,编者对这些进入西方的“世界文学经典”的文本分别从各自文化来源、编选标准与目的、翻译相关方面进行说明。这是其他“西方传统”为主流的文选中不曾出现的。

82. [法]布尔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

一、为什么是五副面孔?

达姆若什所指出的这种以西方杰作中心为中心的文选,其实代表了一种观念,即这些杰作是西方的经典,代表着西方文明的价值观念与评判标准,而遴选标准本身同时也是以西方为中心的。

  1. [美]罗蒂:《后哲学文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B087/81,7

正是在这里,而不是在其他地方,到20世纪末叶,在美国有她自己的许多理由建立起一个大学机器,来研究某种观念生产,研究一个多元化的年轻国家,如何总是心安理得、时刻准备尝试“追新求异”,以及同一时期美利坚帝国的历史性胜利,与世纪末美国知识精英当中酝酿起来的新极端意识形态(西方对少数族裔),直到它可怕的利伯维尔场能力,将一切试图疏离在外的反对力量挪为己用。但是,这一切很快变成一场游戏,纯粹娱乐而已。

澳门新葡新京大全 4

  1. [美]布莱克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F061.5/74,7

后来的故事可以证明,假如人们断言后现代的灵感和原生态理论几乎都是来源于法国理论,应当不是夸张;但“法国理论”在其本土长期夹持在哲学与文学之间,地位尴尬,两面不讨好。它终究是假道美国文化的全球化途径,传播到了世界各地。故所谓“法国理论”,作为经过美国包装后的法国各派先锋理论的总和,实际上也体现了理论旅行过程中一种变异的必然性——通过创造性的误读误解,美国的新帝国主义霸权文化成了“法国理论”全球化传播的再生产基地。戴维·哈维(David Harvey)曾经这样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针对“颓废”欧洲价值的文化大攻击,进而高扬美国文化的优越性:

文选所跨越的时空维度较大,从公元前20世纪的西亚神话《巴比伦创世记》、《吉尔伽美什》到公元21世纪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选入世界各文明体系的文本相当全。除中国唐诗宋词外,日本《源氏物语》、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等名着全选,而且保持西方“文选”的传统,对重要的宗教人文经典也选入,如中国的《论语》、伊斯兰教的《古兰经》等,正如编选者所言,体现“具体的文化特色”,当然也体现了“新建构”努力实现“跨文化”的世界文学研究的基本观念。笔者粗略统计总选入一百二十余种各种文本,篇数就更多了。

71. 汪民安主编:《身体的文化政治学》,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C912.4-53/1070,8

“男同社交欲望”:书名中的这个术语旨在同时表达歧视和悖论。“男同社交欲望”,让我从头说起,是一种矛盾修饰法。“同性社交”在历史上和社会科学中时有所见,它描述同一性别中人们之间的社会结合。它是一个新词,很显然是根据“同性恋”推演而来,同样也有别于“同性恋”。事实上,它被用于“男性结合”这类活动。在我们的社会里,它可能意味着强烈的“恐同症”,即对同性恋的恐惧和仇恨。将“同性社交”拉回到“欲望”和潜在的情色轨道,那么,也就是假设同性社交与同性恋之间的某种延续关系,是完好无损的。

美国文选分为三大类,一类是古代经典作品的专类选集。代表作是《哈佛古典作品》,大约从1910年起开始编纂,西方的“古典”原意是专指希腊罗马的古代文本,但是后来发展中却变得范围相当广,包括了文史哲各方面的名着,从《柏拉图对话录:辩解篇、菲多篇、克利多篇》、《爱比克泰德金言录》、《马库斯·奥勒留沉思录》到《科学论文集: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质学》等等,涉及到“非西方”的文本相当少,除了《一千零一夜》与所谓的《圣书》中包括了东方的孔子;希伯来书、《圣经》与《佛陀、印度教、穆罕默德》等选篇之外,基本上都是西方历代名着。当然《堂吉诃德》、《神曲》、《浮士德》、《英文诗集》、《伊丽莎白时期戏剧》等传统经典是不会缺少的。所以有人说,收入的东方作品一定程度是作为“异教”的样品存在,其实折射了西方的古典意识。

  1. [美]赛义德:《东方学》,三联书店1999年。K107.8/330,8

但是,“理论”的好光景持续时间并不长。1997年,在卡勒的一本小书《文学理论入门》中,对“理论”的热情已是明日黄花。作者写道,曾经是无边泛滥的“理论”大都与文学本身不相干:“理论”是德里达、福柯、依利格瑞(Lucelrigaray)、拉康(J. Lacan, 1901—1981)、巴特勒(Judith Bulter)、阿尔都塞(L. P. Althusser,1918—1990)、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的事,但这些“理论”大多游离于文学之外。《文学理论入门》于2011年再版时,作者又增补了《伦理与美学》一章。2011年,卡勒在清华大学外文系发表“当今的文学理论”的演讲,延续他当年《论解构》书中的话题,重申当今的文学理论依然是高谈阔论、天马行空、无所不至,就是鲜有涉及文学的内容。但即便如此,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这些新近“理论”依然是斩获不凡:

半个多世纪前,艾略特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曾发表这样的获奖致辞,或可引用为此次演讲的结尾,用以阐明西方文学与“非西方”包括中国文学经典之间的关系。他说道:

38. 陈慧芬:《神话的窥破——当代中国女性写作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

过去的大致一百五十年间,诸如“现代”“现代性”和更晚近的“现代主义”一类术语,加上一系列相关概念,皆被用于艺术与文学文本,以传达一种与日俱增的强烈的历史相对主义意识。这个相对主义本身是传统的一种批评形式。从现代性的角度来看,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它,艺术家同中规中矩的过去以及它那些一成不变的规章,是割断了联系;传统在法理上已无权给他提供模仿范本,或指明前进方向。

“新建构”的经典观

77. [德]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学林出版社2002年。B089.1/121,7

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长久交锋,成为当代西方文论的一个前沿问题。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书中抱怨,美国高校的文学系已经变成了文化研究系。十年之后,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在2003年出版的《理论之后》一书中,以“理论”是文化的而不是文学的“专利”,称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原因在于,当年制造新锐理论的“父母亲们”多已谢世,其著作也成为明日黄花。而热衷于文化研究的学者一直在抱怨,文学研究不给它生路。早在1977年,科林·斯巴克斯(Colin Sparks)就曾撰文《文化研究的进路》,称文化研究虽然全盘接过文学批评的方法论,但它有意填补的知识空间已被充满敌意的“父亲”占领在先,后者有强烈动机将这个新生儿扼杀在襁褓之中。这亦非危言耸听。当今英美主流文学批评家如伊格尔顿、布鲁姆、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卡勒等人大都不看好文化研究,便是例子。

上一篇:没有了
下一篇:没有了
  • 首页
  • 电话
  • 经典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