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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现代人共同体验到的绝望,对他人充满了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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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日是奥地利小说家弗兰茨·卡夫卡(1883-1924)诞辰125周年。假如黄泉有知,这位生前已经“误入世界”的孤独者一定不喜欢逝后哀荣。而在他离世80多年之后,世界各地的卡夫卡迷依然站在他身后的憧憧雾影里上下求索。
  卡夫卡的短暂一生漂浮在现实与臆想的边界地带。他的生活就是摇摆于矛盾之中:不愿成家,却又渴望恋爱;痛恨工作,却又始终无法抛开职业;讨厌社交,但并不缺乏知心朋友;热衷写作,却又耻于将作品公之于众……这种二重分裂性使得卡夫卡在作品中所窥见的自我更加错综繁复。但是,他对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的探索与揭示一概不予回答。对此,法国文艺评论家罗杰·加洛蒂曾经写道:"卡夫卡用一个永远结束不了的世界、永远使我们处于悬念中的事件的不可克服的间断性来对抗一种机械的异化。他既不想模仿世界,也不想解释世界,而是力求以足够的丰富性来重新创造它,以摧毁它的缺陷,激起我们为寻求一个失去的故乡而走出这个世界的难以抑制的渴望。"
  出生地的异乡客
  出生于布拉格一个犹太人家庭的卡夫卡是一位自传色彩很强的作家,但凡重要的人生体验和感受都能在他的作品中找到回响。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城堡》就是对犹太人"无家可归"的一种写照。卡夫卡本人就是生活在出生地的一名异乡客。1918年,当捷克从奥匈帝国分裂出来的时候,已经用德语完成大部分作品的卡夫卡仿佛是被被囚禁在一座悬浮于捷克语境的文化孤岛,而犹太民族身份又像伴随他一生的阴影。卡夫卡在其小说中敏锐地揭示了现代社会中的人性生存状况,焦虑、迷茫、失落、无意义感,众多的文学理论家们努力寻找这些感性特征背后的真相。在这个意义上,卡夫卡小说常常被解读为宏观社会预言。例如他在《诉讼》中描绘出一个由政府牵头,针对某类人群的病态社会,书中所言后来一一应验。捷克作家Arnost Lustig认为:"卡夫卡是一个先知,他感觉到当时社会的病态,看得见别人视而不见的东西。这解释了为何一些当权者,甚至全世界的当权者都惧怕他。"
  作为一个没有祖国的民族一员,卡夫卡生来就被烙上失落感和异己感的胎记,称自己"被莫名其妙地拖着、拽着,莫名其妙地流浪在一个莫名其妙的、肮脏的世界上。"而她的三个姊妹后来也陆续死于纳粹集中营。
  希特勒对犹太人所犯的罪行在某种程度上增添了卡夫卡作品的魔力。50年代初,终于在德国境内重见天日的卡夫卡禁书同弗洛伊德作品一样大放异彩。带着几分愧疚和自责,德国民众在审视这些书籍的同时也在审视自身。
  潜入深夜,预支生命
  卡夫卡自认是一位"被抛入世界"的孤独者。他的作品里的主人公也通常是以被逐者的孤绝形象示人。例如《判决》中的儿子仅因一个小小的冲突就被父亲判了死刑。他毫无抗议,没有求饶,快步跃出大门,跨过马路,向河边跑去,抓住桥上的栏杆。等到一辆公共汽车驶来,它的噪声足以掩盖他的落水声时,"他就松手让自己落下水去。"根据卡夫卡日记,《判决》是于1912年9月22日夜间10时至23日凌晨6时一气呵成。夜晚是卡夫卡的写作时间。而到了白天,他不得不坐在保险公司的办公室里恪守职责。创作与职业的矛盾使得法学出身、酷爱文学的卡夫卡"几乎听见了自己被写作为一方,办公室为另一方碾得粉碎的声音"。
  然而,卡夫卡始终不能放弃那份能够为他提供优厚俸禄的固定职位,因为他明白由于写作速度太慢以及作品的特殊性,他不能靠文学为生。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才能以牺牲睡眠为代价潜入生活的深处。这或许也是卡夫卡英年早逝的原因。
  柏拉图式的爱情观
  卡夫卡终生未娶。直至逝世前几个月,他才与一位姑娘真正地生活在一起。卡夫卡喜欢正在恋爱的人,却认为自己缺乏爱的能力。为了缔结婚姻,他曾做过十足的努力,并在7年的时间里先后与两位姑娘订过3次婚,却都无果而终。这些女性的影子间或出现在卡夫卡的文学作品里。例如,短篇小说《判决》就是为女友费丽丝·鲍威尔所作。二人在五年之内两次订婚,两次解约,通信数量多达八百多页,成为后人研究卡夫卡文学的宝贵资料。1917年,卡夫卡经诊断患有肺结核,与鲍威尔的关系也彻底断绝。此后,卡夫卡也曾多次与人共谱恋曲,其中包括他的捷克语翻译、女记者米莲娜·森斯卡,以及陪伴他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光的多拉·迪曼特。
  卡夫卡将爱情视为纯粹的精神生活,从而把它与性行为隔绝开来。他曾说过:"什么是爱情?很简单,就是在高度和深度上无限地扩展、丰富我们的生活,所有这样的东西都是爱情。爱情本身好比交通工具,它是不成问题的,成问题的是驭手、旅客和道路。"在一封致米莲娜的信中,他甚至说:"同相爱的人性交,必定会失去对那个人的爱情。"
  人类社会的真空
  卡夫卡用他手中的笔描绘了一个日渐沉沦的世界。他的作品诞生于世界大战的前夜,20世纪的人类最大灾难正在拉开序幕,就像《地洞》末尾,主人公听到地下附近有一头巨大的怪兽正在咄咄逼人地向这边逼近。人类在不断征服自然的同时也不断受到自然的报复,社会分工的细致化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从而形成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异己力量。对于客观世界这种异己力量的存在,以及人类在这种异己力量面前的无能为力,卡夫卡的感受是很强烈的,他曾说过:"不断运动的生活纽带把我们拖向某个地方,至于拖向何处,我们自己则不得而知。我们就像物品、物件,而不像活人。"
  撰写《卡夫卡传记》的德国作者Reiner Stach认为,透过卡夫卡的文字,人们可以看到一个巨大的真空,最具代表性的象征物也不过是一个空洞,"最后的一个锚也松动了,再也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人类服从命运的安排。"这似乎符合卡夫卡"目标确有一个,道路却无一条"的感喟。
  德国文艺评论家和哲学家本雅明曾说:"要理解卡夫卡的作品,在所有的事情里,首先要有一个简单的认识,那就是,他是一个失败者。"--这是对生命的矛盾的回应。每个人都被迫面对这种矛盾,但只有意志坚强的人才会老实承认:我无能为力。

这个故事发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同样也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现代都市。

——“在所有那些古怪的虚荣、自负、要求和敌意后面,有一个正在受苦的人。”

《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是一本由卡伦·霍尼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8.00元,页数:21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这几天我跑去麦当劳看卡伦.霍尼的著作《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为什么选择麦当劳看这本书,而不是呆在书房里或者去咖啡厅呢?原因嘛,在于麦当劳的整个环境布置很明亮,播放的音乐够甜腻,来来往往的顾客有人间烟火味,这些条件正是当我沉溺于书中无法自拔时,可以把我拉起的稻草。

这是现代人共同体验到的绝望。

想要获得爱,又害怕爱、逃避爱,总是无法真正得到爱;

《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读后感:一本超越了时代局限的书籍

为什么我要说这个呢?

“无论如何,只有一条阴暗、孤寂的隧道,那就是我的隧道。”这句话如谜语般被悬设在中篇小说《隧道》(又译《地道》)的卷首,又在后文中出现。它来自主人公卡斯特尔的内心独白。事实上,整篇小说的叙事者仅此一人,胡安•巴布罗•卡斯特尔,画家、单身汉、杀人犯、一个不可救药的神经症患者。我们随着他的独白进入故事,如同缓慢行进在一条狭长幽暗的隧道中。

拼命追求权力、名声和财富,又怀着对失败甚至对成功的恐惧,竭力逃避竞争;

作者卡伦霍尼是新弗洛伊德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在书中有对弗洛伊德主张的引用,也有反驳和自己的看法,批判性思维可见一斑。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不仅存活于20世纪初,它在当代同样具有很高的价值,是现代心理学研究的基石,具有时代性,并且为心理学与文化的关系的研究给出了借鉴。文字也不晦涩难懂,棒棒棒!

前几天我写完了《人间失格》的书评,有一位读者给我留言,他觉得《人间失格》里的主人公叶藏太阴暗,行为太不正常了,看得他的心情也非常的晦暗。其实呀,这位读者的情绪是正常,因为叶藏本来就是一个神经症人格。

隧道的意象,不啻为现代生活最具代表性的象征之一。在地下隧道中穿行,是今天大多数都市人的日常体验。感受一下上下班高峰期的北京地铁吧。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面无表情,步调一致地在地下通道中挪动前行。每一个人都只能被人流裹挟着走,被吸入一趟趟严格按时间表运行的列车中。列车在暗黑的地道中穿行,除了广告图像,窗外没有风景;车里的陌生人们你挨我我挨你,彼此无间却心隔千里,唯有的交流就是一句“下吗?”……我们就这样孤独地在公共的隧道和自己内心的隧道中滑行,通往各自的目的地。

对他人充满了敌意,又总是倾向于放弃自我、顺从他人……

《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读后感:无法平息的焦虑

这个给我的一个启示:如果心理不够明朗,最好不要看主题阴郁的小说,最好多看看治愈式的小说,可以暖心。

现代社会必然是人与人更加高密度的集合,而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个体,是远离了田园牧歌的故乡和纷繁复杂的宗亲关系的游魂。“人与人的联系,除了赤裸裸的利害以外,除了冷酷的‘现金交易’以外,再没有别的了。”《共产党宣言》对此早已洞若观火。在这个越发繁华也越发冷漠的世界里,谁会关心陌生人的孤独和焦虑呢?谁会在乎别人心中的隧道呢?

神经症病人内心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冲突。

著作风格还是弗洛伊德式的,重视推理而缺乏实验。 本书分析了内心的焦虑的起源,即真我与理想我的矛盾,也阐述了对抗焦虑的四种心理防御机制:关爱、顺从、权力、逃避。 难能可贵的是,本书虽然没有专门的章节讲述神经症人群可以如何缓解这种焦虑,但是在论述每种对抗焦虑的心理防御机制过程中,都对比了正常人类的行为。 如果你不幸和我一样被如影随形的焦虑煎熬,那么请多关注下,正常人类的行为。

《隧道》里的卡斯特尔坦承说,曾经确有一个能理解他的人,然而恰恰就是这个人,死在他的刀下。这一切缘起于一次画展。在他展出的一幅作品中,画面左上方留有一个小窗户,透过这扇窗,能看到一个眺望大海的女人。在他看来,这一细节传达的是一种“急切的、绝对的孤独感”,然而无论是评论家还是普通观众都没有注意到他所认为的这个关键部分,只有一个人在画前长久驻足,凝视那个小窗户里的景色。这是一个陌生的姑娘。卡斯特尔在她的目光里发现了知音。这是令孤独的艺术家多么欣慰的事啊!

《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一书,从时代和文化角度出发,剖析了这些内心冲突的表现方式和形成过程。

《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读后感:文化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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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可以是情感交流的手段。列夫•托尔斯泰曾说过:“艺术始于一个人意图向他人传达自己体会过的情感,并在心中重新唤起这份情感,再以某种外在标志表达出来之时。”那个隐秘的小窗户将两颗孤独的心灵相接通。从此,没有当场向姑娘吐露心迹的卡斯特尔陷入了迷狂中,他制定了周密的计划,进行了读来令人哑然失笑的估算,一心要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他的这个知音。当他们终于再次相遇,开启的却并非一个美好的爱情故事,而是一次以男方杀害女方为终局的畸恋,是最初的感动和激情被画家的心魔一次次摧残终至双双毁灭的悲剧。

1、此书对弗洛伊德发起了挑战

“即使我们能成功地欺骗我们意识中自觉的自我,我们也不能欺骗我们内心的自我。”我害怕自己所知道的自己其实是被伪装下的面具,所以我一直想看清自己,了解自己。 各种不管是整个文化背景下,还是自我独有的矛盾,会触发人的敌意与焦虑,为了缓解焦虑,从而有了一系列逃避,对抗等反应,而这些反应中,过分强调和走向极端的就会成为患有神经症的病人。

图片来自网络。

在走向现代社会的进程中,当灵魂的存在逐渐被淡忘、宗教对心灵的统治渐渐式微的时候,人类开始认识不清自己。弗洛伊德对意识掩盖之下究竟有何物的发现、对“本我—自我—超我”的界定,尽管都是科学假说,却不失为对人类精神认识上的伟大创举。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来看,《隧道》中杀人犯的病态心理形成的原因,要追溯到他的童年时代,要在他的本能欲望里寻找。在卡斯特尔的自述中,我们确实可以找到关于恋母情结的蛛丝马迹,找到他的肉欲和死亡冲动。然而这并不足以解释他所有的那些莫名其妙的想法。

社会文化对个人心理影响重大,在当今社会已是一种常识,但在作者卡伦·霍尼生活的时代,这个观点的提出,在精神分析领域所造成的轰动效应不亚于哥白尼提出“日心说”。而《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一书,正是霍尼正式提出其“日心说”的标志。

我觉得书写的很好啊,就是有些地方个人读来有些拖沓重叠。值得再读。

《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的主题并不阴郁,它是卡伦.霍尼的第一本学术著作,主要讨论是焦虑和恐惧以及防御焦虑和恐惧引起的抑制心理究竟对人的影响是什么?他们对爱的需求、对财富、权力和声望的追求以及如何看待竞争等表现出来的症状。光看症状,我们并不能区分生活中正常人和神经症人格的人,幸好卡伦.霍尼在最后一章有说了一个简单的判断标准:个人能否感到这些冲突已成为自己的桎梏和困境,又能否正视这些冲突并干脆地应付并把这些冲突解决掉呢?

继弗洛伊德之后,研究者们发现,弗氏精神分析学说并不是普适性的,病态心理的形成事实上也与特定的社会条件相关。美国心理学家卡伦•霍尼就在其名著《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一书中精准地剖析了现代社会的神经症患者是处于怎样的内心冲突中的。在她看来,在这么一个鼓励竞争和个人成功的社会里,心理紊乱者不可避免地带有两种病态倾向:无时无刻不在的焦虑,以及针对所有人的敌意。这两种倾向交织在一起,造成了神经症患者的孤独感和严重的安全感的缺失—一方面,他需要依赖别人,另一方面,由于病态的敌意,他又不可能信任任何人。我们在《隧道》中看到的这个疯狂的卡斯特尔就是如此。在寻找那位观画知己的过程中,他的胆怯、软弱和没有自信,通过他的自述表露无遗。他长久地在急切找寻和自怨自艾中徘徊。然而他对自己疯癫行为的解释读上去又都是合理的,都符合现代社会的这个神圣词汇:理性。他又坦白说,“总的来说,人类总是让我觉得可恶。”“我总是不带好感地甚至是带着憎恶地看人的,我尤其讨厌群聚的人;我从来都忍受不了夏天的海滩。”众里寻她千百度,当玛丽亚终于向他走来时,他却用审问犯人的方式与她谈起了恋爱。他始终怀疑玛丽亚在欺骗他的感情,竟至于用“婊子”的字眼来辱骂这个柔弱女子。他的分析是这样的:玛丽亚背着自己的盲人丈夫与他恋爱,证明她是一个不贞的女人;玛丽亚在爱他的同时不愿舍弃夫君,还是证明她是一个不忠的女人;玛丽亚老往她表兄的庄园那里跑,而她的表兄是个有名的风流公子,这证明玛丽亚与她的表兄也有奸情……他得出的结论是,他的红颜知己玛丽亚是个不要脸的妓女。

霍尼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出发分析神经症,对正统精神分析学作出了批判。这种批判主要体现在,她以文化决定论取代了弗洛伊德的生物决定论。

《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读后感:对人格的划分是人为的标签

能,那么他就不是神经症人格了。

这种将爱的对象扭曲至极的“恋爱”,实在与我们在古典作品中和《知音》杂志上读到的催泪恋爱相差太大。他真的爱她吗?用霍尼的理论来看,这种爱如果能称为爱,也只是病态的爱,是一种爱的错觉,“他这种自己觉得是发自内心的爱,很可能只不过是对某种仁慈所产生的感激,或只不过是由某个人、某种情景所唤起的希望和温情。”卡斯特尔对玛丽亚这位观画知己的需要,或许并非真正爱的需要,而是安全感的需要,是抵御焦虑的需要。这种需要永不知足,渐至演化成病态的嫉妒:他不断地害怕失去对玛丽亚的占有,深深地陷入醋意的怒火中,竟至于在一个雷电交加的夜晚潜入玛丽亚的卧房,将她捅死在血泊中。

两者的主要分歧在于,弗洛伊德把精神分析建立在天生的生物性驱动力(生本能、死本能)等基础之上,是从生物学的角度确定某种普遍人性。

我读的是台海出版社的,书的印刷质量很不错。整本书断断续续地读完的,前面很多地方读不太懂,不知道是不是跟译者的翻译手法有关,很多纯理论的知识,后半部分还可以。读的过程不断难以抑制地将自己带进去,自己身边的亲人和朋友也难免被对号入座。也行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些神经症人格,或者说,神经症人格与正常如果原本就没有明确的界限。所以,怎么理解神经症人格呢,给神经症人格定义才是问题。人为的划分是一种贴标签的行为而已。

但是,《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是一本精神分析学说的著作。精神分析学最大的贡献是指出人类产生心理的问题时会显现出来的症状,就像一把匕首,尖锐地刺进你的胸膛,非常的疼痛。可是,解药在哪呢?不知道,反正从精神分析学里找不到。换句话说,精神分析学可以帮助你看清自己的内心,但是你想要成长,还需要有外部的支持和温暖。

《隧道》初版于1948年的阿根廷。作者埃内斯托•萨瓦托(1911—2011)不是精神科医生,在当时也不算名作家,而是一个从物理学研究转行文学创作的怪才。这是他发表的第一部虚构作品,却在当时的阿根廷文坛引起了轰动,后被奉为拉美文学所谓“心理现实主义”的经典作品—尽管萨瓦托本人从未认同过这一“主义”的标签。一路苦读拿到理学博士学位,背负本国前辈的厚望赴法国居里研究所深造,萨瓦托本可以成为蜚声国际的科学家,却在经历了个人的精神危机后决定听从内心的召唤:转行写作。这在当时的人看来,实在是不可思议的。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他是真正活出了自己。蜚声国际、振兴拉丁美洲科学,真的是他渴望的生活吗?这样的成功,是被他人建构的欲望,不是他想要的人生。写作和画画,才是他想用生命去实践的事业,无关名与禄,尽管用现实的眼光来看,他的确凭借写作得以蜚声国际。

霍尼认为,尽管童年时代的经验为神经症提供了决定性的条件,但它们却不是后来种种心理障碍的唯一原因,病人生活其中的文化环境也起到了很大影响。“我们的情感和心态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生活环境,取决于不可分割的交织在一起的文化环境和个人环境。”她并不赞成片面地把注意力集中在童年时代,不赞成把病人后来的反映看作本质上是早期经验的重演。

《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读后感:时代文化的矛盾冲突造就时代的神经症人格

意识到这一点,对阅读者而言是非常的重要。如果没有保持清醒的定力,那么你就会像前面《人间失格》的读者一样,陷入低落的情绪里。关键的一点:《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这本书,卡伦.霍尼用了非常细腻的文字,尽可能浅显地表达了神经症人格的症状,大部分是负面,容易勾起读者的负面情绪。

事实上,对于萨瓦托的文学事业来说,他在数理科学方面的深厚积养绝不是浪费。一方面,严格的逻辑思维训练赋予他的写作一种高度的冷静和准确性,他笔下的心理活动读来有如严谨的公式推导,令人叹服;另一方面,他在自然科学的山峰攀登所达到的高度,无疑有助于他对现代性和人类命运作更全面、更深刻的思考。另外,寓居巴黎期间与一批超现实主义艺术家畅饮神聊的经历,也使得他在探索潜意识活动方面具备了优势,从而超越了同时代的那些尚未具备现代意识的西语作家。

反观之,弗洛伊德之所以如此强调被压抑的欲望绝大部分是属于性的,性的扰乱是精神疾病产生的根本原因,与当时奥地利社会严重性压抑的大环境有着密切关系。

同样的问题,正常人的表现为:摇摇欲坠的自尊心、潜在的敌对性紧张、忧虑担心、含有恐惧和敌意的竞争心、对美满人际关系的越来越大的需求;而神经症患者表现为:自尊心的崩溃、破坏性、焦虑、对爱的病态需要。

作为一名读者,如果你没有强大的心理定力,那么你就有可能沉溺于负面的情绪中。

在那个时代,借着残存的古文化遗产展现地方特色、面对欧美文学界卖弄异域风情已经不是拉美作家的主要任务了。《隧道》的故事发生在阿根廷都城布宜诺斯艾利斯,同样也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现代都市。主人公的心灵独白,也曾道出了经历世界大战之后的人类共同体验到的绝望:在创作那幅画作之前,卡斯特尔曾读到,在一座集中营里,一个钢琴家饿得不行了,忍辱求食,结果被强迫吞下一只老鼠,而且是一只活老鼠!他由此觉得,这个世界如此恐怖,一切都没有意义。《隧道》的故事会让我们产生同样的感觉:美好的事物,温馨的感情,一切都终归于毁灭和虚空;人心之晦暗,犹如一条长长的孤独的隧道。

2、什么是“神经症”

精神症患者和正常人的不同之处就是,在处理内在和外在矛盾时表现出的不同反应。正常人不损害自己的人格也能应付这些矛盾冲突造成的困境,而神经症患者要付出人格的代价。

尽管如此,《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是一本非常出色的心理杰作。我非常惊叹于卡伦.霍尼对人性的观察和精准文字的表达。通过这本书,我看清了自己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焦虑和恐惧, 帮助我更好地看清自己,焦虑也缓解了不少。这,也是这本书的意义所在:帮助你看清自己的内心,从而走上成长的道路。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作家要读者悲观厌世。萨瓦托曾这样定义自己的写作目标:“我的小说作品,不管是好是坏,总是试图检验人性的终极矛盾:孤独和死亡,希望和失望,对权力的渴望,对绝对性的找寻,存在的意义,上帝的在场和不在场。”在他看来,被绝对理性所分裂的现代人,应当回归到原来的完整状态,这正是现代小说家的终极使命:“把启蒙主义者造出的那个虚无幻象还原为有血有肉的人。”他后来的小说和思想随笔同样影响深远,成为打进那条幽暗的《隧道》尽头的温馨亮光。 

神经症,是一个心理学术语,又称为神经官能症。

对待焦虑、寻求爱、最求权力声望财富、竞争的方式的不同。

最后我要强调的一点,也是本书的精髓所在。弗洛伊德作为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代表作有《梦的解析》、《性欲三学》等,他侧重于从生物学角度解释人类产生的心理问题。而卡伦.霍尼不赞同弗洛伊德一刀切的做法,她更侧重于从文化和社会习俗层面解释人类的心理问题。区分这一点,可以让我们更好汲取本书的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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