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孚雷和奥祖夫等一些法国学者上承托克维尔,这场革命的影响极为广泛

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可以看到托克维尔非常关注美国的清教起源,他认为宗教生活可以缓和现代个体对物质利益的热望,缓和利己主义。可以说,自从大革命以来,法国好几代人都在持续地思考,如何让宗教生活获得新的形态,以便帮助个体完成自我的教育,促成意志之间达成调和与妥协。实际上,我觉得只有完成了这一步,大革命才会完成,而我们看法国大革命的完成,是发生在1870年代,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

法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莫娜·奥祖夫“革命·女性·文学”三部曲中文本首发

《莱茵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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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制度与大革命》

正如夏多布里昂所言,这些新时代的老人是世界上落伍的人。他们看到自己周围不仅一些人不在了,而且一些观点也消失了。从此之后,感到身处异国他乡。有人将为这种内部流放付出沉重的代价。(成为故土的异乡客、内部的流放,这种感觉非常痛彻。)

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陈小文在致辞中回顾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在法国大革命研究著作方面的译介传统,认为此次引进的“革命·女性·文学”三部曲对理解大革命、理解法国、理解现代性,甚至理解法国大革命对近代中国的影响以及中国的现代化历程都有极大的启发。

《国王神迹》研究10-18世纪间英、法两国广泛流行的一种历史现象——国王以触摸为臣民治疗瘰疬病,人们则普遍相信国王“御触”可治愈这种疾病——以及这种现象发生、发展与衰落的过程。

拿破仑和复辟王朝统治时期,流亡贵族和教士相继返回法国。一部分对革命怀有很深的恐惧和厌恶之情的旧贵族和教士,加上一些观念保守的资产者和民众,他们共同构成了极端保守派。这个派别的首领大多是外省城堡中的贵族,此外还有少数生活在巴黎的大贵族。(13)迈斯特和博纳尔是极端保守派的著名代言人。在极端保守派看来,大革命这场“灾难”根源于启蒙哲人的错误学说。和英国的保守派柏克一样,法国的极端保守派批评启蒙哲人对人性和政治的理解是抽象的,启蒙政治学说的出发点是生活在自然状态中的、拥有理性和自然权利的个体。在迈斯特看来,这种抽象的“人”并不存在,人从来就是生活在具体的历史与社会之中的。立法者应当根据某个特定民族的“人口、风俗、宗教、地理位置、政治环境、财富状况、品质的优劣”来制定适合这个民族的法律。然而,法国革命者制定的宪法却是针对“从中国到日内瓦”的一切人类团体,因而它们只是“纯粹的抽象物”,是依据某种假想弄出来的“学究式”的东西。(14)迈斯特嘲笑大革命的立法者的徒劳无功:革命者在短短五年之内制定了三部宪法,在57个月内制定了11210个法令,然而它们却像纸糊的房子一样脆弱不堪!(15)迈斯特认为,只要回到具体的历史和社会中去观察人,就会发现,野蛮人并非像卢梭所赞美的那样纯朴而有美德,他们残酷无情、几近野兽。人的理性是脆弱的,从本质上说,人是易于堕落的。(16)他据此断言,人没有能力创建政治制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小说鉴史: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百年战争》

第三、广场作为一个举行革命节日的场所,对个人言行的规训和教化起着重要的作用。奥祖夫在《革命节日》这本书里也讲到了它的教育功能。在什么样的节日动员的状态下,通过凝聚群体形成合力,来指向共同的思想意识与目标。当然,革命的意识和导向,其实是一个不太容易用一种特别学术性的语言来进行描述的概念,必须在具体的历史描述过程中慢慢呈现出来。

法国大革命是法兰西民族历史上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革命节日》一书被视为法国大革命文化史研究的开山之作。与传统史学研究不同,奥祖夫从文化史和人类学的角度研究法国大革命期间的节日,把文化因素纳入了大革命集体行动的分析。该书透视了大革命时期的政治文化,既剖析了革命节日与传统的联系与不同,又揭示了革命节日对于法国大革命时期集体行动和集体心态的意义。

《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

   两院中,保皇派要求采用共和方针,实现出版自由、普选自由及其他各种自由,最重要的是,实现推翻督政府的自由;而人民党则恰恰相反,它强调要应时而变,替政府为保一时太平而动用的革命手段说话。两派之间的这一对比,真可谓是有趣至极。共和派发现,由于时势使然,只得背离自己先前的原则主张;而保皇派则借用共和派的匕首,向他们发起了攻击。⑨

《暴力与反暴力:法国大革命中的恐怖政治》

我们在莫娜·奥祖夫的书里可以看到,大革命摧毁了一些传统的习俗,对传统的宗教组织也进行了破坏。同时,这本书还揭示了一个困境,法国迅速破旧,但未能顺利立新。莫娜·奥祖夫把大革命期间,革命者试图确立革命节日的努力,说成是一种悲怆的努力,为什么?我觉得关键在于,法国革命者以非常迅猛的速度,把旧的秩序摧枯拉朽地破坏掉了。但一旦想要去建立一个新秩序,问题就来了。因为,他们会发现,那些旧的传统、习俗、民间的仪式,非常深地扎根在了人们的心里,在人们的情感里,这些东西发挥的影响是非常持久的。我觉得革命者一方面延续了十八世纪法国启蒙哲人的理性主义倾向,对传统的东西进行破坏、摧毁,但是他们也意识到了,在摧毁之后留下的废墟,是一个巨大的虚空,这个巨大的虚空是需要他们去填补的。

作为三部曲中译本的策划者和翻译者之一,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北成对欧洲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造诣精深。他指出,对于莫娜·奥祖夫这个名字,中国读者或许还比较陌生,但在群星璀璨的法国历史学界,她无疑是一颗闪耀的明星。莫娜·奥祖夫与她的挚友和长期合作者、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孚雷一道开创了法国大革命的修正派史学,从根本上动摇和改变了20世纪以来占据绝对支配地位的对法国大革命的“社会解释”。她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在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文学研究等多个领域享有国际声誉。因此,她先后获得荷兰皇家科学院的海尼根奖和法兰西学院的戈贝尔奖。这些成就也使她跻身于20世纪法国最杰出的历史学家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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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势力、不同的人群在解读革命、庆祝节日的时候,其实有着自己的目的,自己的企图,甚至包含各种复杂的动机在里面。有的人是完全出于对政治的考量,通过革命来树立他的政治权威,又有一批人仅仅把革命当做参与节日狂欢的机会。因为他平常可能没有合适的宣泄渠道,比如在传统家庭的封闭空间中也许一个人会感到压抑,而一旦在广场上参与到一个革命节日中去的时候,他才会获得一种宣泄感。

北京9月21日电 由法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莫娜·奥祖夫专门为中文读者精心编选的“革命·女性·文学”三部曲——《革命节日》《女性的话语》《小说鉴史》——新书对谈会21日在涵芬楼书店举行。这套书代表了她在法国大革命研究、女性研究和文学研究方面的杰出成就。“三部曲”已于近期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他是年鉴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被誉为“史学大师”、“史家第一人”、“当今世界首屈一指的史学家”。

倪玉珍  

此书是文化史学者罗伯特·达恩顿的代表作。达恩顿通过对在法国大革命前大量未曾被披露的一手档案资料的研究,发现了一个由盗版书商、雇佣文人、串街小贩、走私者及警方密探构成的启蒙运动“地下社会”。达恩顿别开生面地潜入启蒙运动的底层,深入其“地下社会”,给习惯于以宏大叙事来讲法国大革命历史的读者一次别开生面的体验。

这本书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是,法国革命是一个社会动员的过程,同时又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空间感,当然时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所有的这些运动、所有的节日都是在一个公共空间里发生的。大家如果去过欧洲的话就会知道,在欧洲的城市里,它的广场是聚集民众进行活动、举行仪式最重要的一个地方。但是在中国,对空间的概念可能就跟西方完全不一样。实际上,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并没有明确的一个公共空间活动领域。

对谈现场 钟欣 摄

《法国农村史》

   内容提要:18世纪的法国启蒙哲人热衷于从拟设的“自然状态”出发,谈论人普遍享有的“自然权利”。这种思考政治的方式在法国大革命遭遇挫折后饱受批评。不少人认为,它过于抽象并且轻视历史与现实的社会状况。在19世纪上半叶的法国,无论保守派、自由派,还是社会主义思想家,大都关注历史研究,并且从“社会”的视角来思考政治,于是带有强烈历史意识的社会学说纷纷兴起。基佐把“社会状况”视为比“政治制度”更为根本的因素,他关于文明史的研究就是考察欧洲社会变迁的一次成功尝试。圣西门倡导用实证与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与社会,摒弃抽象的意识形态之争,回归到社会事实本身来思考政治。实证和科学的精神渗透到19世纪的各种思潮中,促成了观念与经验的互动,这一切有助于法国顺利完成政治现代化的转型。

版本:文汇出版社 2018年3月

法国革命有一个最重要的成果,这个成果也构成了一种矛盾,革命是暴力,它有一种力量,可以把私人从一个私密的空间拖到一个公共的场所里形成一种群体狂欢,革命由此发生,到最后导致皇帝和整个君主制的灭亡。同时,这种革命行动也面临一个非常大的危险,当个人被从私密空间拖到公共节日的脉络里的时候,私人空间的私密性如何加以保护顿时变得严峻起来,如何使你的个性在这个私密空间里还可以保持它的位置?这就是刚才所说的“后革命”问题。这个“后革命”的问题非常重要,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公共空间的狂欢同时又能捍卫私密空间不受侵蚀,实际上构成了一种悖论和两极关系。这个悖论关系在所有模仿法国革命的运动中都有体现,尤其在中国这个问题表现得更加突出。如何使私密空间和公共空间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同时又不妨碍两者形成一种良性互动是个值得思考的大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要讨论革命节日的意义,也应该把它放在私密空间和公共空间互动的状态下来加以观察才更有意思。

在《小说鉴史: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百年战争》一书中,奥祖夫重新阅读在19世纪具有界标作用的小说,再次呈现了旧制度与大革命在19世纪的交锋,考察了新旧原则走向和解的艰难历程。她从斯塔尔夫人的小说读起,以阿纳托尔·法朗士的小说结束,中间经过巴尔扎克、司汤达、乔治·桑、雨果、巴尔贝·多尔维利、福楼拜和左拉的作品。在阅读的过程中,她辨认旧制度遗留给现代法国的遗产,讲述旧制度继续滋养的希望和幻想,阐释民主工作孕育的活力、承诺和个人成功,但同时也讲述其隐匿的平庸俗气、千篇一律,有时甚至是幻想破灭。

1929年,布洛赫与吕西安·费弗尔合作创办《社会经济史年鉴》杂志,标志着年鉴学派的诞生。

   近年来,国内政治学和社会学界也有学者关注19世纪上半叶法国的政治与社会思想,不过他们通常只关注这一时期的经典理论家,尤其是托克维尔。对于思想家与其所处历史语境之间的关联,他们通常缺乏考察的兴趣。相较而言,国内思想史学界,尤其是法国大革命史研究领域的学者们通常会注意到19世纪上半叶法国的政治和社会思想与大革命引发的危机之间的关联。伴随着大革命研究的深入,他们开始不再局限于研究革命进程本身,而是进一步考察19世纪上半叶法国思想界对大革命的反思。他们对托克维尔、基佐、迈斯特、贡斯当、斯塔尔等思想家的研究,正是在这一路向上所做的努力。③

版本: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7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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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的话语:论法国的独特性》致力于探讨女性在法国社会中的地位和角色,倾听以及让人听到女性自己为了描述女性气质所选择的话语。书中相继介绍了迪·德芳夫人、德·沙里埃夫人、罗兰夫人、德·斯塔尔夫人、德·雷米萨夫人、乔治·桑、于贝蒂娜·奥克莱尔、科莱特、西蒙娜·薇依、西蒙娜·德·波伏瓦等女性作家的声音,将女性在法国历史上描画出的独特一笔完整而立体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与传统史学研究不同,奥祖夫从文化史和人类学的角度研究法国大革命期间的节日,把文化因素纳入了大革命集体行动的分析。

   然而,目前国内尚未有学者专门探讨这一时期法国的政治思想家为何注重对“社会”的考察。从18世纪法国启蒙哲人热衷于自然权利学说,到19世纪上半叶法国思想家纷纷从“社会”的视角来探究历史,思考政治,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它对于法国最终确立稳固的现代秩序意义何在?这是目前国内学界尚未深入探讨的问题。本文试图结合具体的历史语境,对19世纪上半叶法国政治话语的这一重要转变做初步的探析,进而揭示其意义。

罗杰·夏蒂埃避免线性史观,不落因果性的窠臼,而运用相关性的思维。他基本否定了法国大革命的许多化约性的文化起源归因,而归为许多独立因素的组合。大家普遍视法国大革命为启蒙运动的必然结果。但罗杰·夏蒂埃并不这样认为。究竟是启蒙运动引发了大革命,还是大革命催生了启蒙思潮?他力图探讨大革命的文化起源,这为革命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莫娜·奥祖夫在1955年结婚,改姓奥祖夫。这不仅仅是一桩婚姻,而且使她进入了一个知识圈子。她和她的先生,和一些知识精英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这里面包括勒华拉杜里、孚雷等。莫娜·奥祖夫后来在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工作,这是布罗代尔创办的一个介于建制内和建制外之间的学术机构。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教授、清史研究中心主任杨念群,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倪玉珍,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副研究员海青围绕奥祖夫的作品,从各自不同的视角阐发了独到见解。对三部著作从不同角度分析和展示法国社会对大革命所造成的整合与抵抗、统一化与多样化,以及在二者之间的摇摆做了精彩的解读;对三部著作分别开创的政治文化、群体肖像和文学鉴史三种新的研究范式给予了高度评价;对奥祖夫作品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以及对思想文化史研究所具有的特别意义进行了有益发掘。

费弗尔力图表明在拉伯雷所处的时代,看起来好像与现代人极为接近,但其实却是相当遥远的,而这是由于心态器具上的极大差异所造成的。

   如果说在19世纪初的法国自由派笔下,制度或成文的法令不再具有它在18世纪的法国革命者眼中的重要性,那么在保守派那里,它的重要性则进一步降低了。在保守派看来,成文法是脆弱的人造物,而宗教信仰、传统习俗等具有神圣性的不成文法才是更为根本和重要的。

《革命节日》

奥祖夫的作品中有许多精彩的文字。为了给大家更直接的感受,我来朗读几段饱含人生沧桑体悟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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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洛赫的成名之作,也是其史学造诣的代表作品。

   自大革命爆发以来,法国的各个政治派别陷入你死我活的斗争之中,政制如走马灯般频繁更迭。1814年拿破仑帝国崩溃,波旁王朝复辟。二十余年的政局动荡,尤其是雅各宾派的恐怖政治给亲历革命的人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在18世纪,大多数启蒙哲人相信,人类理性的进步将带来自由和光明的新世界。而到19世纪初,这种信念遭到了普遍质疑,人们现在更多感受到的是彷徨和痛苦。19世纪初,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拉马丁说出了整整一代年轻人的心声:“我们的不幸,是生在这可恶的时代,旧的一切已经崩塌,而新的一切又尚未来临。”④从大革命遭遇的挫折不难理解,为何19世纪初许多在原则上赞同革命的法国思想家也与他们18世纪的启蒙前辈保持距离。圣西门明确表明了自己与18世纪启蒙哲人的不同,他批评后者的学说专注于“批判”,并呼吁19世纪的人们关注对新秩序的建设。⑤圣西门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建设者,这种自觉在19世纪初颇具代表性。

版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年3月

刘北成:莫娜·奥祖夫近年有一本自选集,书名是《从革命到共和国》。我们翻译的三部曲也是奥祖夫自己选定的。自选集和三部曲,不仅体现了她关注的历史时段,也凸显了她的研究主题:如何看待革命,如何看待后革命时代。她特别关注历史参与者如何调和这两个主题。这两个主题有非常大的冲突、反差。但也存在着某种勾兑的可能性。我们现在也身处这样一个环境中。革命的影子还在,但是后革命时代的现实已经在压迫着我们了。奥祖夫的话题与我们的现实有某种关联。

该书透视了大革命时期的政治文化,既剖析了革命节日与传统的联系与不同,又揭示了革命节日对于法国大革命时期集体行动和集体心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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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创造与理性的象征》

刘北成老师翻译的书我每次都非常认真地拜读过。另外两本书我还没来得及看,所以只能就他翻译的《革命节日》跟大家做一点交流。《革命节日》实际上是新文化史对革命行动重新进行阐释的一次尝试。新文化史认为,对革命不应该仅从政治事件的角度来进行阐释,而是应该把它理解为一种更加复杂的人类活动整体综合作用的结果。这种研究取向在上个世纪80年代出现了一个热潮。比如说美国林·亨特教授对法国革命的探索,从革命者的服装、仪式,甚至谣言传播等方面进行了描述,这些要素的探讨已不仅局限于一个历史事件,而是扩散到了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却又是作为一个历史事件的“革命”的组成部分加以认识的。

奥祖夫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在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文学研究等多个领域享有国际声誉。

   《1814年宪章》确立后,不少自由派以为,法国终于确立了与民情相符的政制,法国终于从激进革命派的“偏离”中回归到大革命真正的目标。然而,即便在复辟王朝时期,君主立宪制与保守的民情之间仍然存在紧张关系。自由派的罗亚·科拉尔在1823年的一次演说中指出,“代议制并没有超前于我们的需求,但它超前于我们的民情”⑩。复辟王朝初期,法国曾出现极端保守派在议会选举中获胜,国王路易十八被迫通过解散议会来挽救君主立宪制的情况。(11)由上述不难看出,19世纪初大多数法国自由派之所以对共和制缺乏信任,很大程度上并非因为他们在原则上反对共和制,而是因为大革命以来法国的历史经验促使他们认为,在当时具体的民情条件下,民主与自由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托克维尔是七月王朝时期(1830-1848年)少数为民主共和制辩护的法国自由派人士之一。不过在经历了1851年法兰西第二共和国被路易·波拿巴的军事政变推翻的打击之后,回首1789年以来法国争取自由的历程,托克维尔曾悲伤地感叹道:“人们多少次想打倒专制政府,但都仅仅限于将自由的头颅安放在一个受奴役的躯体上。”(12)在托克维尔看来,当民情这个“躯体”与自由政制这个“头颅”不相匹配时,自由的政制就如同建立在流沙之上,注定是无法存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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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在这个时代,女性会面临着各种各样被构陷的可能性。一提到女性主义,尤其是法国女性,在很多情况下其实与消费主义结合在一起了。特别是法国女人,在电影里,有刻板化的趋势,给人的印象总是矫揉造作,最善于用各种各样的商业指标维持所谓品位和优雅形象。在我们这个环境里,品位这个东西其实也让我感到恐惧,它非常有吸引力,让人们趋之若鹜,其实人们经常是通过膜拜品位膜拜权势。我之所以写作和做研究,可能在很大程度是为了克服各种恐惧。但是一旦开始写作和研究之后,又会陷入一种深深的孤立无援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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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革命转向建设:对民情的关注

《现代法国的起源》

杨念群:刚才刘老师非常有诗意地表达了自己的心绪。大家知道北成兄曾经翻译过许多法国名著,从福柯的《规训与惩罚》《疯癫与文明》到奥祖夫的《革命节日》,刘老师的翻译文字很传神,很好读,实际上是带着诗意、带着自己的感情来理解作者的用意的。他刚才念的一段文字,实际上是一种个人心境的自白,同时也反映出他把整个翻译的对象融化到自己生命里去进行体验的意图。只有通过这样的体验,才能实现环境、译者和翻译对象融为一体的目标。

使用了“倒溯历史法”,体现了布洛赫从已知推未知的治史理念,被学术界认为是最具开创性的学术贡献之一。

   19世纪上半叶社会学说在法国的兴起,长期以来一直受到西方社会学和思想史学界的关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为丰硕,仅举较著名的为例,就有涂尔干关于法国社会主义、阿隆关于法国社会学思潮、勒鲁瓦关于法国社会观念史、尼斯贝关于社会学传统、罗桑瓦龙关于法国自1789年以来的社会重建史的考察。②此外,还有许多关于这一时期的社会思想家,如圣西门、孔德、托克维尔、普鲁东等人的研究。通常,社会学界的学者比较偏重对社会思想的理论探析,而研究思想史的学者则注重揭示社会思想与历史语境之间的互动关联。上述研究的取向、方法、结论各不相同,但从中也可以窥见一些共识。首先,多数学者都注意到了19世纪上半叶社会学说在法国的兴起与大革命遭遇的严重挫折之间的关联。旧秩序已瓦解而新秩序未确立的混乱无序,引发思想家们对社会解体的焦虑。正是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18世纪以“个体”为本位的自然权利学说得到反思,“社会”开始得到重视。其次,不少学者强调19世纪上半叶法国的社会学说与18世纪法国的启蒙政治学说之间的“断裂”,尽管他们也承认二者之间有延续性。19世纪上半叶的法国社会思想家普遍摒弃了启蒙哲人对历史、习俗、宗教的轻视,他们把这些因素纳入“社会”这个范畴之内,并试图采用自然科学领域的实证和科学方法研究历史与社会。在此基础之上,他们思考如何重建法国的政治与道德,以完成大革命。思想史上一个崭新的时代由此开启。

《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

为什么说法国大革命遭遇了挫折,甚至可以说它在短期内失败了呢?从1789年到1814年,在这25年的时间里,法国不断地变更政体,君主立宪制、共和制、革命专政、帝国、王朝复辟,等等,变更了七八次,但是没有一个可以稳固地确立起来。正是由于确立稳固的新政体的失败,后革命时代的思想家们一直在思考如何从传统中汲取一些精神资源,如何改造传统,再造某种类似公民宗教的东西来凝聚人心。这个问题在19世纪的法国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法国的“小说鉴史”,从对抗走向和解,呈现了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百年战争。

  

版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年8月

刚才我提到了忠诚于自己的仙人掌的那位女士,她有一种对自我的珍视。不过,当一个人对自我的关注到了一种非常强烈的地步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新的不自由和不自在的状态出现。传统的女性在习俗规范、宗教律令的束缚下,她是不自由的。但是当个体意志被解放了之后,我觉得有可能出现一种自我的内在深渊,因为她非常关注她自己,自己成为了一种绝对的存在。斯塔尔夫人的这种状态,可以说是现代个体普遍的一种状态,一种不安的、焦虑的状态,永远都在关注自己的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中,很多的力量都被内耗掉了。

——费尔南·布罗代尔

   19世纪上半叶,柏克对于法国启蒙政治学说的“抽象性”的批评,在法国思想界得到了广泛回应。在19世纪初,历史研究在法国空前繁兴,许多著名的政治家,如基佐、梯叶里、拉马丁等同时也都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这表明,政治思考从注重抽象的理论推演向关注具体的历史事实转变。与此同时,“社会”成为频繁出现在政治著作中的字眼,许多政治思想家对历史的考察都开始关注其“社会”维度。这一倾向,在保守派博纳尔、自由派基佐、托克维尔和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的著作中都可以清晰地看到。可以说,法国的19世纪上半叶是一个社会学说空前繁荣的时代。它不仅是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出现和争鸣的时代,也是“社会学”诞生的时代。

撰文 |新京报 记者 徐悦东

对于这批修正派学者,有各种不同的评价。有人认为他们是法国大革命的否定派,甚至认为他们是右派。奥祖夫本人否认这种看法。她表示,他们不是右派,而是左派学者中的修正派。不仅孚雷和奥祖夫,近年读书界所关注的托尼·朱特也是这样的学者。怎样看待左派学者里出现的修正派?这个现象很有意思。

法国年鉴学派是西方史坛上的主流学派之一,在西方史学界乃至世界史学界享有崇高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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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三辉图书/商务印书馆 2015年3月

莫娜·奥祖夫“革命·女性·文学”三部曲新书对谈会现场照片。

为了《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这部雄心勃勃的长篇论著,我在1950年就开始了构思,算来距今已经多年了。当时,吕西安·费弗尔正筹备出版一套题为《世界之命运》的通史丛书,是他向我推荐了或毋宁说友好地指定了这个题目。当丛书主编于 1956年去世后,我不得不勉为其难,把他撂下的担子挑了起来。

   如果说要建设新秩序,仅仅创设关于政府的蓝图和制定宪法是不够的,那么有志于革新的人士还应做什么呢?另一位自由派人士夏尔·孔德提醒人们注意政制与民情之间的关联:“看到这么一长串政制的更迭,它们刚刚建立就被推翻,一个问题自然会呈现在人们脑际……法国的不幸是由政制的缺陷和不良的组织造成的,还是说,政制的缺陷和不良的组织恰恰是法兰西民族的无知和恶习的结果?”⑦

那么,罗伯斯庇尔是英雄还是恶人?露丝·斯科尔心平气和地讲述了一个汹涌澎湃的故事,她希望秉持着对罗伯斯庇尔应有的宽容,不谄媚也不怨恨地理解他眼中的世界。露丝·斯科尔通过撰写罗伯斯庇尔的传记,来思考现代政治的根源。

大家刚才也提到了“革命”这个话题,“革命”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永远是一个激情澎湃的字眼,许多人都在革命的氛围里出生成长,刘老师的岁数比我们都大一些。但是遥想当年,我也是最后一批红卫兵,胳膊上挂着红袖标,尽管没有赶上武斗抄家的年月,却对革命那种“诗意的浪漫”和所带来的后果感同身受。

法国对于不可调和的女性主义——视所有男性为潜在敌人——表现出了特殊的抗拒:是为法国之独特性。

   关 键 词:法国大革命  政治话语  圣西门  社会状况  社会科学

卢梭的思想对法国大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罗伯斯庇尔企图按照卢梭的美德思想将法兰西建构成一个“美德共和国”,但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卢梭式的美德”是什么卢梭本人在着述中并没有谈及,那雅各宾党人是如何从卢梭的着述中理解到他的美德思想的?为何法国大革命的领袖们如此坚定地以卢梭的“美德共和国”作为蓝图?为何实现“美德共和国”的愿景演化成恐怖的杀戮?启蒙思想家是否应该为这场悲剧承担责任?

倪玉珍:刚才杨老师提到了《革命节日》这本书,我觉得这本书刷新了我对法国大革命的一些理解。这本书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通常会认为,法国十八世纪的启蒙哲人和革命者是一些理性主义者。我们通常会有一个刻板印象,认为他们宣扬了一种抽象的、有理性主义倾向的自然权利学说,并以这种学说为思想武器去批判旧秩序。如果我们仔细去看这本书,就会发现,事情其实并没有这么简单。

这三个部分,也就构成了作者所说的长、中、短三个时段。三个时段构成了历史乐章的多个声部,因为在布罗代尔看来,“历史应该是一首能够用多种声部唱出的、听得见的歌曲”。

进入专题: 法国   政治话语   法国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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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往在很长的时间里,对法国大革命是用一种颂扬和敬仰的眼光去看的,那个时候就不太容易看到法国大革命灰暗的那一面。修正派的史学家试图让大家看到这一面,比如奥祖夫就告诉我们,批判一个旧世界比较容易,但建设一个新世界非常困难。而要建设一个新世界,我们对于政治的理解就不能仅仅停留在立法层面,应该深入到人们的观念、情感层面。

一是它不限于中世纪那样的传统历史阶段,而是选择了与问题相适应的时段,他将八个世纪国王触摸的兴衰作为考察对象,意味着“长时段”研究方法的运用;

   要建设新秩序,首先需要反思大革命。在大革命为何遭遇挫败这个问题上,各个政治派别的思想家有着迥异的解释。然而在这些解释中,却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相似之处:他们都不同程度地批评了革命者过高地估计了法令或制度改造社会的能力。

版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年3月

倪玉珍:杨老师刚才说的这番话,不仅仅是针对法国革命而言,其实是针对更广泛意义上的革命来说的。刚才杨老师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一场革命如果不尊重个体的权益、自由,这场革命的意义何在?它是不是违背了自己的初衷?我觉得,在人类历史上确实有不少革命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我想在这个问题上,法国大革命会给我们一些更加正面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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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教授张弛在这本书中深入分析法国革命中的长达六周的“第一次恐怖统治”(1792年8月10日-9月22日)内发生的体制和政治文化的转型。在谈到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恐怖统治时,人们首先会想到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但对于“第一次恐怖统治”却鲜有研究。这是法国大革命从温和走向激进的重要阶段,君主制在此时被废除,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因此诞生。

莫娜·奥祖夫这本书我没有引用过,也没当作理论来看。她的书是非常好看的,而且也能给人以启发性的经验。通过阅读她的书,在很大程度上也能够抗拒今天那些廉价的知识,至少可以增加我们自己的抵抗力和判断力。她在书里描写了欧洲的宗教节日,庆典是怎么样发生的,与后来的政权合法性的联系是怎样的。她写过共和国政府建立起来之后,没有办法提供法兰西民众所需求的那种宗教狂热,后来宗教性的节日怎样渐渐地变成了一种政治性的节日。奥祖夫的研究是要探索法兰西的国民意识和民族性,这是一个非常有普遍意义的问题,这种国民意识和民族性就是从平时我们各种各样的感受来的,就是你怎么样打发掉你的时间,怎样花你的钱,用何种方式生活,从中获得怎样的意义感。因为节日之所以不同于其他日子,首先意味着人们在节日里会停下平时的工作,闲下来,无论是祭拜神灵祖先,还是歌舞集会,或者只是什么都不做,都会让人思考一些与生命和永恒有关的问题,也会由此发生一些事情。我不知道以后我们会如何感受我们的节日,因为充满现代理性的个体离闲下来的节日会越来越远,我们倒是还能感受到气候的变化,也许会有人写一本《政治生态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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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的自由派领袖贡斯当经历过雅各宾派恐怖政治,他对绝对权力深恶痛绝,认为要防止暴政、保障个体权利,宪政必不可少。因而他极力捍卫《1814年宪章》,视其为大革命的重要成果。然而,即便是十分关注宪政建设的贡斯当,也提醒人们不能过于迷信制度。他在分析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时指出,18世纪的革新家们有“立法意志主义”(le volontarisme législatif)的倾向,即“幻想法令能够塑造人心和社会”。这种对立法者能力的过高估计不是某个派别特有的,而是18世纪革命者的普遍共识。正是这种继承自启蒙的“想象”使法国大革命偏离了它自身的目标。⑥

罗伯特·达恩顿从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中的内容特点以及传播和影响入手,对当时地下出版的情况进行了细致研究。作者探索了这些禁书文化与政治意义,并选择分析了三种影响极深的畅销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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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亨利·拜尔说,“对16世纪的历史,谁也没有吕西安·费弗尔了解得清楚。”

   著名的自由派人物斯塔尔夫人也关注政制与民情的关系。斯塔尔夫人在原则上支持革命与共和制,但她在1798年前后写成的一本著作中指出,法国大革命的一个严重失误,就是激进革命派操之过急,过早地催生了共和国。由于法国尚需半个世纪才能培育出支持共和的“舆论”,多数人并不支持共和,因而革命者为了捍卫共和制,不得不诉诸革命的恐怖手段来打击共和国的敌人,强迫人民自由。⑧斯塔尔夫人的这一批评明显是针对雅各宾派而说。不过共和制与落后的民情之间的差距并非雅各宾派统治时期所独有,在督政府时期,这一差距再次产生戏剧性后果。督政府实行共和制,但王党却在一次议会选举中获胜。1797年9月4日,共和政府不得不运用违宪的暴力手段,将合法选举出来的王党议员流放,史称“果月政变”。对于这场政变,斯塔尔夫人评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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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这本书不仅显示出法国革命的另一个诠释路径,同时也使我们联想到了自身的历史状况。我们中国也是一个政治运动大国,尤其是在民国以后,国家不断通过公众空间来调动民众的情绪和热情,参与到特定的活动中去。奥祖夫的著作对革命群体动员的形式和动员的气氛、动员的历史进程重新加以描述、重新加以定位的尝试,值得我们去加以细细品味。

聆听如协奏曲般高低不同的法国历史上的十位女性之声,再现如万花筒般绚烂多姿的女性世界,以及女性在法国历史上描画出的独特一笔。

   在18世纪的法国,多数启蒙思想家热衷于从拟设的“自然状态”出发,谈论人普遍享有的“自然权利”,并通过理性思辨探讨政府的起源。这种思考政治的方式作为批判旧秩序的有力思想武器曾流行一时。然而,法国大革命爆发后,自然权利学说开始遭到严厉批评。1790年,英国的柏克指责革命者无视历史与传统,用理性建构出一套抽象的政治法令来改造社会。他并且预言,由于这些法令与现实的社会状况不匹配,法国将走向无序与暴政。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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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这些著作在学术上都有开拓性。莫娜·奥祖夫是孚雷的合作者。不过,奥祖夫更偏向文化研究。譬如,《革命节日》被公认是新文化史研究的开拓性作品之一。这种开拓性奠定了莫娜·奥祖夫在学术上的地位。

但愿这部以新面貌出现的著作,能为驱散孕育着灾祸的乌云,为摧毁地方主义的战争和仇恨的历史,代之以和平交流和团结的历史作出贡献。这么说吧,我们以追求客观知识为唯一关注,撰写一部活生生的莱茵河的人类史。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沉思网(),栏目: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思想与思潮 本文链接:/data/112254.html 文章来源:《世界历史》 , 2017 (6) :19-32

作者:休·布罗根

两位谈到了沙龙、个人形成圈子的问题。我联想到,法国革命很大程度上是在咖啡馆里诞生的,咖啡馆是相对比较私密的空间,但是在这个私密空间里经常谈论的是公共空间的话题,谈的是政治。

勒高夫的研究侧重于长时段的经济、社会、心态史研究,并逐步向历史人类学的方向靠拢。

译者: 杨磊

或者可以这样说,近代的革命节日提供了一种宣泄情感的新式渠道。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问题。革命节日提供的宣泄形式到底与古代社会有何不同?谁来主导这个宣泄的过程?谁来改变宣泄的方向?自我感情的宣泄和政治本身意图之间的关联性以及两者之间存在的差别,都是值得深思的话题。对于我们理解革命节日,理解法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异同而言是个非常重要的途径。

罗兰夫人

作者: 罗杰·夏蒂埃

我们看1793年的雅各宾派恐怖政治,确实在这里出现了杨老师说的问题,比如说罗伯斯庇尔非常强调美德,强调要把所有的东西都公开,对于个人的权利和自由采取了一种非常轻视的态度,这最终导致法国大革命的挫折。事实上,恰恰是因为革命的恐怖在法国引起了很多人的厌恶和反感,所以旧制度才有复辟的机会,波旁王朝就在人们普遍的幻灭感中死灰复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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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6年身处舆论漩涡的卢梭,为何会在去世之后成为革命的“圣徒”?从启蒙哲学家到浪漫派,卢梭是一个在科学、迷信与伦理边界上徘徊的孤独者。在卢梭去世后,世上似乎存在着两个卢梭,一个是生命意义上的,一个是政治意义上的。

广场节日只有通过社会动员的形式才能构成一定的规模,比如五四运动就是经过了反对中国使团在巴黎和会上签字的群体动员之后,大家才在广场聚集起来,形成某种政治仪式,来表达自己的民族主义热情。可见,民族主义也是一个被塑造的过程。

三、勒高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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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说到了法国革命者破旧立新的困难,其实法国革命还带来了另一个困难。在《女性的话语》这本书里,我看到一个细节,这个细节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这本书在介绍科莱特这位女性小说家的时候,提到了科莱特作品中的一个小故事。这个小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叫茜朵的女士,她拥有一棵粉红色的仙人掌,这个故事讲的是,茜朵的女婿邀请她去她心爱的女儿家里住一段时间,但是她谢绝了,因为她非常喜爱的那个粉红色仙人掌要开花了,她之所以没有去女儿家做客,是因为她不愿意对自己的仙人掌不忠诚。我不知道各位读了这个故事会产生什么样的联想?我在这里看到的,是大革命破坏旧秩序之后带来的个体意志的解放。

西蒙娜•德•波伏瓦

它的创新之处在于,作者对法国大革命的叙述增加了性别史、环境史、殖民史、全球史、文化史等视角,按时间和事件的演变顺序,重现了法国大革命的全貌,也大大丰富了我们讲述法国大革命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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