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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麦克尤恩的最新小说《儿童法案》里,但亨利父母和亨利本人都拒绝输血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在日常生活中陷入危机,或者起于感情,或者缘自物质和财富。《儿童法案》中,菲奥娜让人担忧的是,她长于分析论证,并得出合理的结论,凡事只要经过她的眼睛,便会公式一般获得标准答案。而知道答案的她,却不能按照换算公式中的步骤去生活。是的,她也不过是一个有着人性缺陷的人。

如果说现代文学始于将传奇性与日常性并置的福楼拜,那么福克纳与卡佛自然都可以说是福楼拜的子嗣,虽然他们仅仅是继承了传奇性与日常性的其中一端。拒绝是所有文学的母题之一,但麦克尤恩便不会像福克纳那样不厌其烦地用上几页笔墨来渲染被拒之后的情形(如《押沙龙,押沙龙!》里少年萨德本被拒绝从正门进入之后的心理描写),而只是对冲突过后的残局予以描述:亚当死了。在这里,他秉持的是卡佛或耶茨的衣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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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个间隙,一件事情发生了。一个还差三个月满十八岁的少年亨利身患白血病需要输血,但亨利父母和亨利本人都拒绝输血,理由是他们属于耶和华见证人教派,他们的教义是绝对禁止输血的。即便因为没有输血而身亡,那也是很幸福的,因为可以早日上天堂。因为亨利是未成年人,所以做出此番决定是他的父母。医院出于职业和道德理由认为,无论如何,生命大于一切,不能因为不输血而导致一个人白白死去。就在这样的纠缠中,一场听证会开始了,主持人就是法官菲奥娜。中间经过了很多次的较量,菲奥娜左右为难之下,在判决书下达前去了一趟医院,在医院里见到了亨利,跟他进行了简短的交流,然后判决医院胜诉——亨利因为得到足够的血液而挺了过来,身体得到了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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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高等法院的法官,菲奥娜处理了一系列经典的儿童法案。在这部长篇小说中,麦克尤恩至少罗列有着逻辑争议的儿童法案六七桩,然而,其他几桩案例都是一笔带过的闲笔,而他主要的笔力,放在了亚当输血案上。可以这样说,麦克尤恩用近乎并列的方式写作了一部长篇小说,他在主叙事的侧面角度里,用闲笔写菲奥娜的逻辑能力时,一个一个案例插入进来,既介绍了菲奥娜的逻辑能力,又增加了小说的可读性。

伊恩·麦克尤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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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法案》给我们呈现了作者处理有着并列关系的故事的能力。通常情况,一个小说家,在讲述中强调故事的切口,高潮的设置,以及留白的空间。所以,不论篇幅长短,对于一个小说来说,结构差不多意味着该如何递进一个故事。而麦克尤恩的《儿童法案》将小说中递进关系的部分差不多放弃了。他用双线索叙事,本来就是在弱化故事的悬念感,又加上,他所处理的案件,差不多是并列的关系,那么,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常常有一种被故事抛弃的孤独感。

这样说绝非诋毁现代主义。现代主义相对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复归现实主义的那批作家,总的来说要更看重巴尔扎克式奇迹轶闻的地域性和传奇性,尽管它又将此上升到寓言的高度,并以此观照平庸的世间;而对复归现实主义、秉持福楼拜日常性一面的作家而言,则可能压根儿就感受不到创造传奇寓言的必要,因为日常生活正是全部。《复活节游行》的译者孙仲旭曾说,这本书还是有些过于冷酷了。对当代的写作来说这实在是无可奈何的事,作者也不必再次期待一个文学上的道德乌托邦能够降临人间。诚如卡佛所说:“用普通但准确的语言,写普通的事物,并赋予它们广阔而惊人的力量,这是可以做到的。写一句表面无伤大雅的寒暄,并随之传达给读者冷彻骨髓的寒意,这是可以做到的。”《儿童法案》又有了一些新特色。麦克尤恩的冷未必更彻底,却是要更含蓄以及更隐晦,甚至阅读时的精力都像是在应付叙述的沉闷,但合上书后又猛然觉察到一些陌生的情绪正在生长,让你为此背脊发凉。

伊恩·麦克尤恩的木秀于林在此处得以凸现。不然,一个情节未见得波诡云谲的故事,怎么就得到了《卫报》那样的美誉?“这是自《在切瑟尔海滩上》后,麦克尤恩写得最好的小说”。我以为少年亚当的父母会拼死抗争,不让少年接受输血;我以为少年也会以极端手法拒绝医生给他输血。但是,少年亚当自己、少年亚当的父母在不得不接受判决后,都如释重负了。不,都有些欢欣。可不是嘛,相对于亚当年轻的生命,站到对立面去的信仰,不就是一块气味难闻的绊脚石吗?麦克尤恩的独秀于林,就在于他将少年、少年父母在茫茫黑夜里突然看见烛光时且喜且惊以及每个人惊喜成分的细微差别,都纤毫毕现的地完美表达了。如此这般扣人心弦,不由人不去深思一个问题;信仰高悬,卑微如少年亚当这样的个体,是为未知的彼岸视死如归呢,还是珍惜上帝赐予的生命?显然,亚当的父母带领他信仰的耶和华见证人教,冷似冰霜没有片刻的温存,所以,“但当时年少无知,如今早已泪眼凄凄”,会让少年误会了菲奥娜在公事公办的缝隙里流露出来的真感情。阅人无数的菲奥娜不也迷惑吗?一吻而过的少年的双唇,对自己到底意味着什么?如果只是为了将少年哄回家,她又何必跟丈夫关于少年的吻有一场那样的讨论?什么样的讨论?麦克尤恩善于将这种暂时不能确定的情感,写得叫人牵肠挂肚,你看亚当,一过18岁就用弃绝生命的方式再度成为人们一时的关注中心,就像他在医院里的种种表现一样:“这个智力早熟的年轻人只是无聊透顶,缺乏刺激,他以自己的性命做要挟,上演了一出扣人心弦的戏剧,他是每一幕中的主角……”这真让人伤感又怨尤:“但当时年少无知,如今早已泪眼凄凄”。

主人公菲奥娜是一名从业三十余年的法官,主要负责的就是家庭事务的纠纷,其中就包括儿童的权益和保护。跟丈夫结婚三十多年里,他们没有要孩子,主要还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忙于事业,总觉得孩子可以晚一点再要,后来等到想要了,年龄已经很大不合适了。就在这时,丈夫却要求分手,理由就是出轨和性关系不合。所以,菲奥娜一方面要不断地去处理别人的家庭纠纷,一方面也陷入了自己的家庭纠纷当中。解决别人的问题很简单,有足够的法律依据就能判断,而处理自己的纠纷那就难了,除非对簿公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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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尤恩在小说《儿童法案》中化身为一个名叫菲奥娜的女法官,现实生活中,因为工作的关系,她和自己的丈夫杰克陷入婚姻危机中,因为她长时间冷落杰克,导致杰克出轨。这是菲奥娜的生活困境。

福楼拜曾将艺术的最高境界规定为“既非令人发笑或哭泣,也非让人动情或发怒,而是像大自然那样行事,即引起思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麦克尤恩的《儿童法案》多少是朝着那个方向前进的。如果它伤害了我们,那也不是文学的过错。坦白讲,这恰恰是文学的责任:文学只是以此让我们在震惊之余思索这个时代——如果可能的话,克服这个时代在自己身上留下的缺陷。

为什么要让菲奥娜和乔治的婚姻出现危机?如果没有女统计员横亘在菲奥娜和乔治的婚姻之间,如果没有乔治的离家出走,如果没有试图和好如初未果,总之,即将步入人生黄昏期的法官菲奥娜和大学老师乔治的婚姻如果没有出现岔子的话,少年亚当在风雨交加夜尾随菲奥娜到离家4百多公里的纽卡斯尔,并找到机会扑进菲奥娜的怀里,菲奥娜会否低头给少年亚当那个有些暧昧的亲吻?

关于耶和华见证人这一教派,我从网上多少了解到一些东西,应该可以算是基督教的一个异端。耶和华见证人最引人注目的有两点,一个是本部小说在探讨的输血问题,他们是撅嘴禁止信徒输血的;第二就是不断爆出的娈童和性侵丑闻,似乎每一个带点邪教性质的异端都会有这种令人瞠目结舌的问题吧。窃以为,他之所以会选择这一教派,大概也是因为这个得罪的人会少一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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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宽恕的无能正暗示着怨恨的根深蒂固。小说中法庭的裁决可能只是象征的一瞥,它与理性或启示均没有关联,不过是意味着所有人对所有人的审判。这正是时代遍地怨恨的缩影。与此同时,麦克尤恩在涉笔把握这些问题时,并未逾越福楼拜设置的界限:菲奥娜评判是非对错,但作者并不评判。虚无主义从来都不是没有道德,恰恰相反,道德狂热分子从来都是时代虚无主义的症候。那么,小说是否存在“道德”呢?至少我们可以说福楼拜之后的小说不再有“道德问题”:作者不再背负道德的代言人这一职责。以此来看,《儿童法案》那仅有的一次高潮甚至不成为高潮,而不过是对理性训谕与人道主义的嘲讽。

“儿童法案”纵然能保护少年,一过18岁亚当还是选择死亡,少年的轻率,罪错在谁呢?麦克尤恩总是这样,故事讲到了结尾处,却总有那么几笔,叫人念念不忘。

我们可以谴责这些人,但深处其中的当事人遇到生死攸关的问题时,仅仅靠谴责是没有用的。“生命第一”当然是人道主义社会的第一原则,但当我们本着这个原则,利用法律的牵制性来执行时,生命可以就下来,但信仰的崩塌可能导致整个精神完全的陷落。亨利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他从小被教导的就是输血是在犯罪,当有一天他发现输血救了他的命,他一方面发现了所谓的信仰具有盲目的欺骗性,另一方面他还是在伤心,当他想到别人的血液流淌在他的身体里,他就会忍不住地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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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儿童法案》中,麦克尤恩不带着我们向故事纵深处奔波,他停留在争执的现场,逻辑和思辨的细节到处都是,仿佛是一个优秀的逻辑学研究生的作业本。

《儿童法案》中英文版

少年在修书数封等不到菲奥娜的回复后径自跟随在去巡回法庭的菲奥娜身后,是基于这样一种情感:菲奥娜将少年濒于枯竭的生命挽救于既倒时。18岁还差3个多月,少年亚当感染了白血病。经过治疗后,少年亚当面临选择:接受输血将康复;不接受输血则危在旦夕。一个不容彷徨的选择,遇到了父母和少年都是耶和华见证人教的信徒,而走入了绝境。伊恩·麦克尤恩以他精确的知识储备告诉我们,耶和华见证人教的教徒坚决不能接受输血,虔诚的一家三口,那么从容地等待接受少年亡灵的死神降临少年亚当床头。幸亏有未满18岁的少年没有自主放弃治疗的权力;幸亏法官菲奥娜在听了控辨双方的针锋相对以后,尽管非常疲乏,尽管被离家出走的丈夫搅得心神不宁,职业操守还是让菲奥娜来到了医院来到了少年亚当的病房,与之畅聊以后,菲奥娜感怀亚当的聪慧与敏感,离别之际建议亚当拉小提琴她来演唱合作一首叶芝的《柳园里》:“在远方旷野田野,我与吾爱并肩伫立,/在我微倾的肩膀,她搭上纯白的手臂。/她嘱我淡然生活,像情操滋长于岸堤。/但当时年少无知,如今早已泪眼凄凄”。菲奥娜的判决是,强制少年接受输血。

小说其实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它只是在提出问题。这是个无解的问题,可能永远都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案。菲奥娜也是无能为力的,她也是听说亨利去世的消息而已。唯一让人觉得还有希望的,是菲奥娜和她丈夫的爱情,他们还是重归于好,把一个即将分崩离析的家庭挽救了回来。但那个因为信仰——即便是错误的信仰——而崩塌的家庭,他们的伤痕,怕是无人能够抹平了。

在首次例行的短暂探视里,法官与少年一场默契的聊天并没成为故事走向的起点,在这个温吞的高峰之后,法官拒绝了少年的追随,潜出了短暂的焦点时刻。法官的拒绝也将少年引入了反方向,在疾病复发时,年满18岁的他拒绝输血,潜向了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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