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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青少年时代也完全是和纳粹分子的子女一起度过的,是要从历史中得到对我们今天有用的经验和教训

2017年5月,《生而有罪:纳粹子女访谈录》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发行,该书的作者彼得·西施罗夫斯基通过对多名纳粹子女的深度访谈,试图从不同的视角向读者展现,战后纳粹家庭的真实状况以及纳粹子女的内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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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争反省并非易事。它向上牵涉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身份建构,向下关系到每个家庭、每位当事人及其后辈的自我评价。战败国唯有经过反省的历史观才能直面现实、走向未来。在二战胜利七十周年之际,回顾联邦德国在二战反省问题上锲而不舍达成共识的进程,或许将有助于我们找到战后德国重获国际社会认可并强势崛起的文化动力。  在德国,有关二战反省的问题,拥有一个专业术语:“克服历史”。所谓“克服”,不是“遗忘”或“否认”,而是指找到一种对待“沉重历史负担”的方法。在战后不同历史时期,在不同社会群体中,“克服历史”的态度与途径各有千秋,由此出现了多次争论。究其本质,这些争论围绕着三个互相关联的问题展开:谁是行凶者?谁是受害者?国家如何向受害者表达歉意?

理想国译丛序

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70余年,今天世界上大部分年轻人没有经历过战火。在世界范围内,人们对二战的讨论也越来越少。和几十年前相比,和平不再被人们视若珍宝,似乎可以轻易得到。然而,正如本书后记中所提到的,“直到不久前,德国人仍坚信,历史绝不会重演。但今天,情况已并非如此。今天,他们说,他们希望及时觉察危险,防患于未然,他们说,任何事都是可能的,因此,必须提高警惕。而这种戒心,相对于相信历史不会重演的信念而言,更有助于防止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卷土重来。”

本书作者彼得.西施罗夫斯基是一位犹太移民。二战结束后,生活在维也纳的犹太移民寥寥无几,而无论战前战后,这里的纳粹分子则数不胜数。作者的青少年时代也完全是和纳粹分子的子女一起度过的,他们一起上学、一起玩耍,甚至恋爱。然而,作者回想起来,他们之间从没有触及过纳粹这一话题。那些孩子闭口不谈他们父母的过去,实际上这些孩子并不是故意回避,而是他们的父母几乎从来没有向他们谈过类似的事情,所以他们也就无从谈起。

界定战争责任者:“克服历史”第一道门槛

“作家安东尼·伯吉斯说:翻译不仅仅是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这种对战争的警惕,不应当只存在于德国。如何不再重现奥斯维辛的悲剧,这个问题从来都不曾过时。《生而有罪:纳粹子女访谈录》所述的14段真实而残忍的采访,在今天看来,会打破很多幻想。14段采访背后有14个纳粹家庭,他们代表了战争之后的样子。人们看到的战争结束于硝烟散尽的时刻,但战争带来的影响所持续的时间是难以想象的。面对父母对战争的沉默甚至怀念,纳粹子女的自我认同和道德重塑困难重重。

本书收集了作者对14个纳粹子女的访谈记录。涉及他们的亲身经历,与父母的私人信件甚至家庭隐私。采访过程其实并不顺利,许多人拒绝接受采访,一些人是因为他们已经开始了新生活,只想忘掉过去,另一些人担心有人会要他们批判父辈,还有一些人是因为根本不愿受到打扰。

  有关战争责任者的问题,是联邦德国“克服历史”道路上的第一道门槛。  战后初期,盟军曾对此做出过区分。当时,行凶者的身份认定一方面被德国社会视作“胜利者的惩罚”,另一方面,德国一些知识分子还努力抵制盟军用以改造德国的“集体罪责论”,试图通过各种理论学说撇清德国大众与二战的关系。  1949年后,行凶者名录成为社会争议的焦点之一,首当其冲的是那些重返政坛的前纳粹分子。在联邦德国的最初十年间,阿登纳总理便以“恢复正常状态”为名,推动两部《大赦法》问世。在此影响下,大量前纳粹分子被释放,重新获得公职,甚至身居要位,其中最著名者是总理办公厅主任汉斯·格洛布克,他曾是臭名昭著的《纽伦堡法》的评议人。《明镜》周刊对此进行了数月跟踪调查,并引发了一场反对拥有政治污点者重返政坛为目标的社会运动。  上世纪60年代,伴随法兰克福审判而进入行凶者名录的是那些集中营看守们。他们是低级军官或下级党卫队成员,在法庭上总以“服从命令”为自己辩护。然而这些借口在哲学家阿伦特对艾希曼的“平庸之恶”批判中显得苍白无力。德国老百姓从此开始反思“小人物”在纳粹罪行中的责任问题。这种思路直至今日也未消失。  上世纪70年代末,美国连续剧《大屠杀》让普通德国人首次真正思考“集体罪责”的可能性问题。联邦德国官方从来不承认每个德国人都有罪的观点,但同时强调人人必须对纳粹罪行承担责任的立场,正如1985年,时任总统魏茨泽克在其闻名于世的国会演讲中强调的“我们所有人,无论有罪还是无罪,无论年长还是年少,都必须接受过去。我们所有人都受其后果的影响并且为其承担责任”。  上世纪90年代末,最后被加入行凶者名录的是纳粹时期的军人。众所周知,没有军队的支持,希特勒不可能发动战争。然而,1945年后普通军人很少受到清算。对于几乎每户家庭都曾贡献过至少1名军人的德国社会而言,“清白武装部队神话”便成为二战记忆中的最后一块遮羞布。1995年起,一批公共历史学家在德奥等地组织了数十场所谓“武装部队罪行展览”,以照片影像材料告诉老百姓,这些曾经被认为“清白”的德国军人在东线也是在进行一场“灭绝性的种族战争”,他们并非无辜之辈。

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是面对复杂与高速变化的时代的唯一方案。历史的回顾必须以揭示和再现真相为宗旨,但不能仅仅停留在历史事实上,我们回顾历史,是要从历史中得到对我们今天有用的经验和教训。邪恶存在于任何环境中,但我们更近距离地检视了邪恶的繁殖地——监牢及战场。”

拂去这些生动采访之上的历史尘埃,我们会重新思考:从哪一代人开始可以不再受到战争的影响,或者说从哪一代人开始可以不再有沦于战争的危险。

作者曾亲经历过这样一件事。有次在伦敦邂逅一位德国女学生,并双双堕入情网。一天晚上,两人随着甲壳虫乐队震耳欲聋的音乐声跳舞,作者忽然说:“我们在这里结对起舞,而我们的父亲可能曾经恨不得拼个你死我活。”对方起初不明白在作者在说什么。作者解释说,他父亲1938年从维也纳逃往伦敦,还曾在英国军队中服役,于是欢乐也随之结束。她一遍又一遍问起作者父母的情况和移居后的生活,但她无法告诉作者她父亲在那个年代的一点事情。她只知道她父亲曾经是党卫队员,既不知道他的军阶,也不知道他的职务。

谁是受害者?从模糊走向清晰的过程

奥斯维辛最初的目的并不是要屠杀犹太人,集中营不是纳粹的发明,而是在"累积式激进”过程中变成死亡营和灭绝营。“在这样的地方,合法的居民‘已经被剥夺了所有的政治身份,并被完全还原为赤露生命’,他们也因此成为‘牲人’,‘人类被完全剥夺他们的权利和特征,以至于达到对他们做任何事都不算是犯罪的程度’。”

以下为本书的序言,世界图书出版公司授权发布。

从14段真实的经历,我们可以解读出下面一种现状:这些子女之所以从来不谈自己的父母和父母在战争期间的作为,是因为他们对此知道得太少了。长大以后,则不敢或不忍去问父母事情的真相,因为深怕知道真相的自己无法面再如之前那样面对父母。也有就是许多人确实不想令父母提及此事时,再次深深地自责。但现实往往是残酷的,回避向父母发问的德国新一代有很可能成为新法西斯主义的理想策源地,对父母之爱,也不能成为压倒一切的考虑因素。

  有关受害者的认定,在联邦德国经历了从模糊走向清晰的复杂过程。  盟军占领时期的强制改造与赔偿措施,在德国社会确定受害者身份的历程中起到了双面效果:一方面,德国公众通过盟军展示的集中营或被占领土的照片及影像,对战争造成的直接伤害有所了解,进而对那些受害者产生了同情心,德国媒体将后者统称为“纳粹受害者”;另一方面,由改造、拆卸、迁徙等行动带来的切肤之痛,却让为数不少的普通德国人把自己视作“受害者”。这两种表述后来都体现在历史教科书中,并一直影响到当代德国的二战反省。  上世纪60年代的法兰克福审判让“奥斯维辛”成为屠犹的最大隐喻,犹太人作为纳粹政权的最大受害者群体这一身份被世人知晓。由于上世纪50年代后德以关系不断推进以及德裔美国犹太人持续施压,自70年代后,对于屠犹的记叙开始成为联邦德国中学历史教科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趋势最终促成了1999年“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在柏林市中心落成。  吉普赛人是上世纪90年代中叶以来德国社会不断强调的另一个重要受害者群体。这是同德国社会不断开放和吉普赛人持续施压有关。在“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附近,柏林市政府建起了“纳粹时期被害吉普赛人纪念地”。  同样被纳粹政权迫害的德国左翼政治家们(包括德共党员),虽然也被教科书列入受害者名录,但和苏联战俘、被占领土上的游击战士等受害者群体一样,其影响力远远不如前两个群体。  1996年起,德国为向外界展示官方在受害者认定上的态度,设立了一个新渠道:即国会议长在新设立的“纳粹主义受害者纪念日”(又被简称为“大屠杀纪念日”)仪式上的演讲。该纪念日被设定在1月27日盟军解放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那一天。

尽管肉体的虐待已经十分残酷和恐怖,但更可怕的是精神折磨,这是为了彻底摧毁反纳粹人士的抵抗意志。

前不久,我写了关于德国和奥地利犹太青年的一本书,那次是出于一种强烈的个人兴趣。而这次,动机已有所不同。这本书讲的是“他人”的事情。

作者在本书结尾有这样一段论述:“对纳粹分子的子女来说,无条件地爱父母是他们负担不起的一种迁就纵容。历史注定了他们必须去发现父母以往的作为,以及其中的原因,而最重要的是,为什么他们几乎所有人在战争结束后并不感到罪恶和羞耻。只有到那时,我们才能认为,德国人,德国新人,与他们的父辈或祖辈真正有所不同。”从头至尾,本书给我一种沉闷、压抑甚至撕裂的感觉。从道德、亲情、大众心理学等角度分析这一现象,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但无论什么结论,都是令人不快的。无论什么原因,战争都是大规模国家、民族、家庭惨剧的罪魁祸首。祈愿人类永远远离战争,祈愿世界和平!

向受害者表达歉意:国家承担从经济到政治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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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他人”,却也并不陌生。我是在他们中间,在纳粹子女中间长大的。我同男孩玩耍,找女孩约会。我们进入同一所学校,很可能就坐邻桌。我于1947 年出生在一个已返回维也纳的犹太移民家庭,周围孩子的父母亲,就在昨天,还在盘算怎样杀掉我的父母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生活在维也纳的犹太人寥寥无几,而无论战前战后,这里的纳粹分子都数不胜数。简单推算一下,我完全有可能是在狂热的纳粹信徒的子女包围中,度过了我的青少年时代。

  在一步步确认行凶者与受害者身份的同时,国家表达歉意的行动也在推进中。  德国的最初道歉行动不是自觉自愿的,而是在盟军高压下不得不认同的“接受审判”。在“非纳粹化”中,从纽伦堡到各占区的军事法庭,再到德国民事法庭,数以十万计的德国人被处以各种刑罚,以示对所有受害者的宽慰。  从第一届政府上台开始,经济赔偿成为联邦德国的一种基本道歉手段。1952年,德以两国签订《卢森堡条约》,创下战败国主动对受害者进行赔偿的先例。据统计,到2000年为止,被害犹太人群体获得的赔偿超过1500亿马克。1956年,联邦德国通过《联邦赔偿法》,把赔偿对象延伸到所有受害者。新世纪初德国政府又联合一批大型企业,对纳粹时期的“强制劳工”赔偿了100亿美元。  相对于经济歉意而言,政治歉意的表达显得更加重要。阿登纳担任总理时,曾在国会演讲中明确表示,联邦德国是纳粹德国的法定继承者,因而也承担起相应的责任。1970年勃兰特总理在华沙犹太隔离区起义纪念碑前下跪,联邦德国在政治歉意上的立场得以明确。1985年,魏茨泽克总统把5月8日对于德国的纪念意义从战败日扭转为胜利日(“感谢盟军把我们从纳粹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做法,也是一种表达政治歉意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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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回想起来,我们之间从没有触及过这一话题。那些孩子,闭口不谈他们父母的过去,倒不一定是有意回避。显然,从未有人向他们讲过这类事情,他们自然也就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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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他人”虽不陌生,于我却是外人。我在采访过程中发现,我和他们,一向都貌合神离。我那些犹太朋友的父母,我熟悉他们的过去:我知道他们曾在哪里以及如何生存下来。但这些“他人”的父母的历史,却是一个谜。我不记得,哪怕有过一次,我和哪位同学谈到过他的父母在纳粹时代的情况。对这种记忆空白,我的反应是向他们讲述我父辈的命运和祖辈的遭际,仿佛是想尽量证明,我的故事与生活在这里的大多数人的故事,其实并不一样。

作者|孟钟捷(本校历史系教授)

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其实是一些激进分子揣摩上意,邀功争宠,自作主张,这才有了“全面屠杀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他们把犹太人和共产党人看成是一回事(纳粹分子说:马克思就是犹太人),所以不管看到什么样的犹太男子,统统杀掉,这就是宁可错杀不可放过的心态。后来他们发现,把一个家庭的男子都杀掉以后,就等于杀掉了一个家庭的生活来源,那女人和孩子怎么办?于是他们又决定把所有女人和儿童都杀掉。由于大规模屠杀行刑的场景让一些党卫队指挥因惊恐而受到精神疾病的困扰,一些下层的纳粹分子、学科知识分子便出来献策-----用毒气进行工业化的大规模屠杀,这就把种族灭绝的杀戮之恶推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程度。

只有一次,我同在伦敦邂逅的一位德国学生引发了这一话题。我们碰巧住在同一个旅馆,双双堕入情网。一天晚上,我们随着甲壳虫乐队震耳欲聋的音乐声跳舞,我忽然凑在她的耳边高声说道,我们在这里结对起舞,而我们的父亲可能曾经恨不得拼个你死我活。她不明白在我说些什么。我解释说,我父亲1938 年从维也纳逃往伦敦,还曾在英国军队中服役。

来源|文汇报

社会心理学家斯蒂芬,平克认为:“启蒙人道主义的引擎----理性主义,永远也不会被特定时代下人们推理中出现的缺陷和错误所击败。理性总是能后退一步,记录缺陷,修正规则,避免下一次再犯错误。”极权体制是人类的批判理性光芒照不进去,也不允许被照进去的一片黑暗之地。同情、怜悯、恻隐之心----亚当斯密视之为人之为人的情感,都是奢侈而多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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