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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一步实现物质丰裕的奋斗中实现精神的富足进行阐述,当代法国哲学家吉勒·利波维茨基所著的《轻文明》

《轻文明》

4.电子产品虽然让我们突破了时空的限制,但对它的过于依赖,其实形成了对人类精神的另一种束缚。

物质是幸福追求的基础,物质丰富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基本条件。然而幸福并不等同于物质占有,单纯的物质主义幸福观以物化遮蔽了理性,在消费社会中影响着人们对幸福的判断。本期组织的三篇文章,从不同维度就如何摆脱物化逻辑,超越物质主义,在进一步实现物质丰裕的奋斗中实现精神的富足进行阐述,希望能引发学界进一步探讨。

3、不消解知识,我们就不能获得知识的最终目标,后者把它的对象转换为屈从的和能掌握的物的状态。知识的终极问题同消费的终极问题一致。没有人可以既知晓又不被摧毁;没有人可以既消费财富又使之增长。(p9)

伦理之轻——家庭的松动

四、轻文明之重:轻文明里潜在的危机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物质主义幸福观的批判

物质主义幸福观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现代化产生、发展和盛行的,其特点是把物质商品的追求和占有当作人生追求的目的,使人们把物质商品消费当作是幸福和自由的体验,这种幸福观导致了西方社会发展进程中物的价值上升和人的价值下降的物化现象。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立足于对资本本性和资本逻辑的分析,对物质主义幸福观流行的根源、后果以及如何扬弃物质主义幸福观作了系统的分析和深刻的批判。他们的上述分析和批判对于我们当前认识和把握幸福的本质和探索实现幸福的途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资本的本性与物质主义幸福观的盛行

以现代性价值体系为支撑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并非是以满足人们的使用价值为目的,而是以实现交换价值和资本追求利润为目的的。现代性价值体系起源于启蒙运动,并最终由笛卡尔、洛克和亚当·斯密分别从哲学世界观、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经济发展观三个维度阐发其主要内容。从哲学世界观上看,现代性价值体系把人类和自然界对立起来,强调哲学的功能和使命就是要运用理性发现自然规律,并以科学技术为中介控制和支配自然,使自然满足人类的需要,这实际上是以工具性和实用的眼光看待自然界,进而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归结为利用和被利用、控制和被控制的关系;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上看,洛克以国家和市民社会二分为基础,强调国家的职能是保护人们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其核心是强调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秩序是正义的,并认为只有维系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秩序,才能真正实现人的自由、人权和民主;从经济发展观看,亚当·斯密一方面基于人性自私的假设,认为人们追求私利必然带来社会的普遍繁荣,另一方面崇尚追求无限经济增长,并把增长和发展等同于GDP的增长,把财富等同于幸福,由此形成西方社会的经济崇拜和财富崇拜,不仅不考虑财富的分配问题,而且也把包含多样化内容的幸福简单化为对经济增长的追求和对物质财富的占有。现代性价值体系在支撑和促进资本实现利润和资本积累的同时,也形成了增长至上、功利至上、物质至上的发展观、价值观和幸福观。

面对资本主义实践中出现的一系列现代性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资本的本性和资本维系政治统治两个维度分析了建立在现代性价值体系上的物质主义幸福观为何在西方社会得以盛行。从资本本性的维度看,在利润动机和资本积累这一目的的驱使下,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体系必然会不断扩张,为了使资本主义再生产得以维系,资本必然会在全社会鼓吹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人们由此把占有和消费物质商品作为自由和幸福的实现,并使重占有的生存方式在当代西方社会得以流行;从资本维系政治统治方式的维度看,资本在当代西方社会实行政治暴力统治和文化意识形态控制的“总体统治”,并呈现出政治暴力统治越来越让位于文化意识形态控制的转变,其特点就是利用科学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巨大社会物质财富,通过制造服从和服务于资本追求利润的“虚假需求”,支配和控制人们的内心世界,牵引人们到商品占有和商品消费中去体验幸福和自由,消解人们的否定意识和批判意识。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看来,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直接导致物质主义幸福观的盛行,这是因为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用“越多越好”的价值观否定、抛弃和代替了前资本主义社会“够了就行”的节俭价值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此被归结为金钱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也被归结为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衡量人幸福的标准也被归结为拥有财富和消费物品的多少。在这种情况下,消费不再是满足人的需要的一种手段,而成了人生活的目的和价值归宿,使得享乐主义、感官主义和物质主义的幸福观得以在全社会盛行。

物质主义幸福观盛行的后果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物质主义幸福观盛行造成了当代西方社会包括人自身的异化、人与自然的异化和社会关系的异化在内的“总体异化”现象的发生,当代西方人处于“总体异化”的生存状态。具体说:

第一,人自身的异化。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看来,真正意义上的人原本应该是具有自主情感和个性的人。但是,由于物质主义幸福观把占有和消费商品的多少作为衡量人的价值大小和幸福与否的标准,实际上是把人的价值归结为一种物品,完全否定了人的精神和创造性潜能的价值和意义。更为重要的是,物质主义的幸福观是建立在市场经济的交换原则基础上的,这实际上是把人的价值评判标准归结为能否实现市场交换,这必然使人丧失人之为人的尊严,而沦为一个待价而沽的商品,这本质上是人自身的异化。

第二,人与自然的异化。物质主义幸福观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对立起来,把自然仅仅看作是满足人的需要的工具,不考虑自然的承受能力而追求无限增长,这种扭曲的价值观与资本结合,必然会进一步强化人类对自然的支配和占有关系,自然由此被看作是满足人类无止境的欲望的工具,这种对待自然功利主义的态度不仅会导致对自然的粗暴对待,而且也使得人类因为对商品的无止境追求和消费而走向对自然的过度掠夺,并必然导致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的异化和生态危机。

第三,当代西方社会的“社会关系的异化”。由于物质主义幸福观奉行利己主义原则,把物质财富的追求和享受作为幸福的主要内容,这就决定了人们不仅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归结为工具性的利用关系,而且也决定了人的社会关系必然被自我中心主义价值观所支配,人与人的关系由此被归结为相互利用的功利性的关系,并彼此把对方看作一个具有有用性的商品,形成相互算计和彼此冷漠的异化关系。

通过以上论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强调正是在资本逻辑以及与之相关的物质主义幸福观的支配下,当代西方社会已经沦为一个“总体异化”的社会,只有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破除资本逻辑和物质主义幸福观,树立以创造性劳动为基础的幸福观,才能实现西方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

物质主义幸福观的破除与超越

正是为了实现交换价值和资本积累,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在全社会倡导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导致了物质主义幸福观得以产生和盛行,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强调,破除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所支配的全球权力关系,是破除物质主义幸福观的前提。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由此提出了破除物质主义幸福观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借用了马克思关于动物需要、人类需要的区别以及人的需要的本质和人的自我实现的关系的有关论述,区分“真实需要”和“主观欲望”、“真实需要”和“虚假需要”的不同,进而阐明破除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以及西方社会以追求物质商品占有和消费为幸福的理想生活方式的必要性。在他们看来,“真实需要”是为了某种目的而必需的物品,与人的自我实现和全面发展密切相关;“主观欲望”则是被资本所支配而形成的一种试图获得某种物品的意向性的心理状态,本质上是一种与人的自我实现和全面发展无关,服从和服务于资本追求利润的“虚假需要”。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正是建立在“主观欲望”和“虚假需要”的基础上,而不是“真实需要”的基础上,这就意味着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不仅不可能使人得到真正的幸福,而且只能使人处于越来越畸形和片面发展的异化生存状态。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最后强调,只有破除以追求实现交换价值和利润为目的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和以消费为满足的物质主义幸福观和异化的生存方式,才能利用技术的积极成就,到创造性劳动中追求和实现真正的幸福。

1、我们生活在物的时代:我是说,我们根据它们的节奏和不断替代的现实而生活着,在以往所有的文明中,能够在一代一代人之后存在下来的是物,是经久不衰的工期或建筑物,而今天,看到物的生产、完善和消亡的却是我们自己。[1](鲍德里亚消费社会)

今年6月初,我曾受邀参加一场中学生演讲的活动。一位初二女生,现场抽到的题目是“你认为当今世界亟待解决的全球性问题是什么”。只见这个小姑娘气定神闲,沉思片刻,开口道:“我感觉我们人类越来越空虚,无趣,越来越陷入到物质的包围之中,就比如说你们大人”,她指了指坐在台下的我们五个评委,“你们从谈恋爱到走入婚姻,每一步都需要越来越无意义的物质包装和修饰。人们变得更加贪婪,精神上却很虚无”。随即娓娓道来,详加阐发。后生可畏!谈论这个主题的惯性思维,十之八九会落入“气候危机”“环境污染”“全球治理”之类的俗套之中,她竟答得这样真诚而巧妙!

轻文明的第二个表现在于“轻审美”。作者在这里给我们提出了一个“轻审美”的例证:以瘦为美的审美标准。本书认为轻审美在一定程度上是被制造出来,为促进消费并支持这些产业而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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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 也就是说,人们真正需要的是创造,而目前能够得到的却只是商品/产品。当创造性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时,我们是不是可能陷入一种误区,即通过大量的更新,以“量”的铺展来替代“质”的不在场?

这是一个产品极大丰富、生产大量过剩、商品严重堆积的消费社会。消费社会中物对人的包围,呈现出立体式、全方位的特点。所谓立体式,意味着物以全套或整套的形式存在,一件物品的购买让消费者产生连锁心理反应,使其关联性地从一个商品走向另一个商品。购买一款名牌西装的同时,必须连带购买与之匹配的衬衣、领带和皮鞋等,这不是为了实用,只是为了意义的完整和齐备。经济学里把这叫做互补性商品。所谓全方位,意味着一种跨越不同领域的消费航母。正如加载集聚了影院、书城、儿童游乐等功能的商圈,往往要甩出传统的购物一条街模式“几条街”一样,超大规模购物中心(shopping mall)掀起了商业经营方式的新浪潮,并逐渐以其购物、餐饮、休闲、娱乐、旅游等综合性经营、一站式服务和配套式环境而风靡全球。此外,各类满减、凑单、配售、剁手,多少消费假汝之名,花钱似流水,轻飘而过。

关于作者

超越“物质主义幸福观”的幸福追寻

作者:马妮(吉林师范大学吉林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物质是幸福追求的基础,物质丰富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基本条件。马克思曾指出,没有物质财富,那就只会有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然而幸福并不等同于物质占有,单纯的物质主义幸福观是对人类幸福实践的片面理解,并非是哲学范畴内特别是唯物主义哲学意义上的幸福观。

物质主义幸福观以物质占有多少作为幸福衡量标准,人们通过物质欲望的满足来证明自己的社会价值,以至于“消费的目的不是为了实际需求的满足,而是不断追求被制造出来、被刺激起来的欲望的满足”。反思物质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关联与区别,以及物质主义幸福观产生与盛行的社会背景和理论条件,兼具理论和现实意义。

物质主义幸福观形成与盛行的双重原因

物质主义幸福观从形成到泛化有两个重要的时间点:一是18~19世纪,是物质主义幸福观形成阶段;二是近现代欧洲确立现代社会以来,是物质主义幸福观盛行阶段。物质主义幸福观形成与盛行的原因,可以从哲学理论自身嬗变和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两个层面分析,二者互为影响:18世纪物质主义幸福观的兴起,是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也形成于对唯物主义哲学的误解性演化;资本主义现代社会中物质主义幸福观的盛行,是消费主义社会和后现代文化的产物,也受到现代形而上学的生活世界转向和后现代物质主义哲学的影响。

从哲学理论层面看,近代唯物主义的产生,是对早期自然唯物主义本体论的发展。相对于早期唯物主义探寻世界的物质本源,18~19世纪的唯物主义在处理物质和意识关系中强调物质第一性,马克思在此基础上,更突出人类活动面向社会的实践哲学,具有面向社会生活的经验性和实践性特质,其唯物主义幸福观亦具有实践性。启蒙以来的近代哲学和科学具有突出的工具理性特征,其核心是有用性。18世纪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使得工具理性的有用性更具有社会基础,工具理性的可计算性和物质化体现于社会发展和日常生活中,物质的获得成为有用性最为直接的表现。可以说,物质主义的形成借用了近代哲学的工具理性,并误用了唯物主义所强调的物质第一性概念,物质主义幸福观也随之形成并在现代社会逐渐盛行。

从社会经济文化层面看。其一,18世纪工业革命对社会生产力以及科学技术的促进,使得社会经历了一次史无前例的物质丰富,人类认识世界的能力和信心大增,人们通过科学技术的发展实现了人对世界更具主动性的认识和对自然的改造。生产力的急速发展带来大范围的物质丰富,使得人们普遍关注物质财富具备现实可能性,这是物质占有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思潮的形成条件。其二,后现代思潮将物质主义哲学作为其文化特征,渗入文学、艺术各个领域,使得以解构为特征的贴近社会和日常生活的后现代文化被大众接受,人们在消费主义社会刺激的商品占有中,找到了赢得社会竞争力的简单易行的途径。人们的生活世界逐渐被物质化,形成了物质主义幸福假象。

质言之,物质主义幸福观的形成是哲学理论、商品经济和社会文化相互作用的产物。其理论理解与唯物主义相关,但它是对唯物主义关于“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其物质性”的误解,片面强调物质作为幸福判断的标准,以至于在发展过程中把物质推崇到至高无上的位置,以扭曲的价值观取代唯物主义对世界的认识以及解释方式。因此,严格意义上说,物质主义的幸福观已经失去了哲学的意味。

物质主义幸福观与唯物主义幸福观的区别

物质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差异主要体现于二者对物质的不同理解。唯物主义认为物质与精神是统一的,物质第一性,物质是标志客观存在的哲学范畴;而物质主义将物质理解为可感知的事物。唯物主义强调物质是基础,并不否认意识和精神的作用;物质主义截取了唯物主义关于物质第一性的观点,并将其“扩展”为物质占有的重要性,将哲学对世界的理解简单化为大众在消费中的价值观。

因此,唯物主义幸福观和物质主义幸福观具有不同含义。唯物主义的幸福观不等同于物质消费和物质崇拜的物质主义幸福观,前者强调物质是追求幸福的基础,幸福是物质与精神的共同作用,后者是被消费文化推向极致的物质崇拜。二者对物质的根本认识不同,物质主义强调物质的占有和不断更新,而唯物主义强调以物质为本源解释世界。物质主义幸福观完全忽视了唯物主义中对理性和精神世界的思辨,从而抛却了哲学的本性。

此外,二者在历史中出现的时间也不同。物质主义幸福观的兴起需要社会经济的大范围繁荣,这种经济条件伴随18世纪工业革命才得以成熟,而唯物主义则是一种哲学本体论,在这个意义上说,唯物主义较物质主义出现早得多。历史上曾相继衍生三种唯物主义,即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机械唯物主义、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因辩证唯物主义强调面向“现实生活”和社会历史实践的立场和方法,我们也称为新唯物主义,这种唯物主义正是马克思实践哲学的革命性所在。对物质的占有欲自古有之,但作为社会思潮的物质主义幸福观的兴起,只是在工业革命推动社会生产力进步带来的物质丰富社会中才出现。

幸福追寻的实践性与崇高性

唯物主义强调物质基础的重要性,但生活的物化不可取。可以说,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是人在不同时代、不同境域、不同社会的共同追求,是人性的本真表现和哲学的根本任务。幸福生活,体现着人类理性的崇高精神,它始终表现的是“一种针对过去的不满,一种身处现在的应对,一种朝向未来的期待”。因此,不管是物质主义的占有欲,还是经验世界的感官愉悦,它们并不是幸福追寻的根本样态。幸福是人对世界的追问和人对自我的反思,在创造丰富的物质世界同时,幸福始终是一条向着人类自由和解放的实践道路,伴随着自我反思和理性思辨。幸福的追寻必然带有实践的色彩,在这个意义上说,幸福不是某种固定状态,而是人实现理想的进程。马克思主义哲学更是以整体观的实践哲学关注人的社会属性,将人的全面解放和自由作为终极目标:“幸福就是人们在创造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实践活动中,由于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和目标而得到的内心的精神上的满足。”因此,幸福的追寻只有伴随哲学的思辨特质,才具有指导和批判现实的力量。马克思以哲学的方式关注和把握人的现实世界,这才是实践意义上的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超越物质主义的幸福追寻。

(本文系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国家社科基金专项课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哲学阐释与中国生态文明发展道路研究”〔18VSJ013〕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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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阿尔君·阿帕杜莱所说,这种工作取决于某种“方法拜物教”,它拒绝从某一形式“真理”入手,这种真理,除了是真理之外,却不能“说明物的具体的历史的循环”。在《物的社会生活》中,他指出“尽管从理论的角度,人类演员给物编织意义,但从方法的角度,正是运动的物体照亮了它们的人类和社会环境。”(80)

当代法国哲学家吉勒·利波维茨基所著的《轻文明》,近日由中信出版集团引进出版。这是过去十余年间,继《超级现代时间》《空虚时代:论当代个人主义》《责任的落寞:新民主时期的无痛伦理观》《永恒的奢侈》几部专著之后,作者对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所做的又一次细致扫描。

第一个驱动力,是所谓“物质驱动力”,其实也就是生产模式的转变。具体来说是经济的发展动力由以前的大型机械生产转向了日常消费。

马克思对幸福和“幸福时代”的理解

青少年时期的马克思就深入思考过如何实现人生幸福的问题。他在高中毕业作文中这样写道:“历史把那些为共同目标工作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称为最伟大的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在马克思看来,幸福不应当是纯粹满足私利的主观感受,那不过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真正的幸福在于“为人类而工作”,在努力实现大多数人的幸福的事业中塑造自己壮丽的人生。

在同一时期,马克思还思考了何谓“幸福时代”,这体现在他的中学拉丁语作文中:“风尚纯朴、积极进取、官吏和人民公正无私而成为幸福时代”,这是“最美好的时代”,“如果一个时代的风尚、自由和优秀品质受到损害或者完全衰落了,而贪婪、奢侈和放纵无度之风却充斥泛滥,那么这个时代就不能称为幸福时代”。在这个意义上,幸福体现了一种具有时代性的精神高度,它基于必要的物质生活条件,但从根本上反映了人们进取的态度、优秀的品质和纯朴的时代风尚。陷入贪婪、奢侈和放纵无度的泥淖,是远离美好生活的物化放逐,是文化迷失和价值虚无的表现,意味着人生的沉沦,只能走向幸福的反面。

马克思用毕生的努力践行了自己年少时的理想,矢志不渝地追求这种高尚的幸福。在马克思的女儿问父亲的20个问题中,有一个涉及如何理解幸福,马克思的回答非常明确:“对幸福的理解——斗争;对不幸的理解——屈服。”为了使大多数人过上幸福的生活,马克思以努力实现人的解放的方式斗争,这种斗争具有深远的本体论意义。正如他在博士论文中强调的,必须打破必然性的束缚,摆脱所谓命运的安排,实现“脱离定在的幸福”。只有在斗争中实际地批判现实世界,确立自我实现的物质和精神支点,才能在解放中获得心灵和意志的自由。

实现大多数人的幸福,必须使人们在劳动中摆脱与其相对抗的异己的力量,在作为人的需要的劳动中涌现幸福的源泉。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是生活的乐趣所在,幸福是人们在劳动中肯定自己的过程。但资本逻辑使工人在劳动的异化中与幸福渐行渐远,当劳动成为一种被剥夺剩余价值的谋生手段,工人与自己的类本质相背离,在资本主义流水线上的他们陷入危机重重的“摩登时代”。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受摧残。”因而,必须扬弃劳动异化,实现人性的复归,使人们在自由的生命活动中创造幸福生活。

幸福生活不是空中楼阁,实现幸福需要丰裕的物质基础,因为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人类历史展开的前提。但幸福不是物质丰裕的自然结果,单纯对财富的追逐可能跌入资本拜物教的渊薮,在物欲放纵中迷失自我。因而,马克思强调在消除造成劳动异化的社会关系的同时,走出资本拜物教的苑囿,使人们的生活不为物役。为此,必须批判物化逻辑,超越物质主义,避免沉迷于物欲的精神危机,实现“总体的人”的幸福。

7、超现实主义对垃圾的崇在克莱·尔登堡那里重新得到了肯定:“城市里的垃圾场抵得过世界上全部的艺术商店。”在奥尔登堡著名的波普艺术中,人工制品重又以过大或过小的日常用品的形式出现:搅拌器,奶酪汉堡,灯泡,冰淇淋锥,电话,墙壁开关。(84)

小时代本身并不让人厌恶,小确幸也很合于“帝力于我何有哉”的现代潮流,但当这种轻飘氛围的膨胀、扩张、渗透、通约一切领域,侵入生活并试图扼杀生活中各种丰富可能性,问题便产生了,人们的思考、创造、伦理责任、政治责任会被卸载一空。真正的“轻”,是尼采所言“带着镣铐起舞”的那种心态,在对抗整个世界的躁动与狂热中,守护生命的高洁与轻灵。

核心内容

批判物化逻辑与超越物质主义

19世纪中叶,随着人们大规模使用机器,社会生产力大幅度提高。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生产力发展是物质丰裕的基础,使人们生活更加便捷,感官愉悦的水平逐步提高。但幸福并未随之而至,人们在物化生活中遭遇了“幸福悖论”,更多的财富并没有带来更大的幸福,财富积累与幸福增加并不正相关。相反,在物质主义束缚中成为单向度的人,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常见的人生境遇。对此,马克思进行了彻底地批判:

首先,马克思认为“主体的物化”处于生产实践中,是对象化和异化的交汇点。物化折射了现代性的力量,是主体在劳动实践中确认感性存在的方式,是以对象化重塑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物化实现了因生产力水平提高而增加的社会财富总量,使物质生活普遍匮乏的境况基本消失。新的生产工具和新的劳动分工推动了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马克思因此高度肯定现代文明的价值,因物质丰裕而彰显的主体性本身便意味着一种解放。应当以历史的辩证的视角把握物化与现代社会的劳动实践过程,这种对象化实践是幸福生活的前提,是人们在现代社会满足自身需要和实现普遍交往的基础。

随之而来的是,前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逐渐发生根本改变,物的关系代替了原有的等级秩序,开始体现世俗的神圣性,对金钱的积累成为资本逻辑的最大光圈。人们的道德取向也随之发生变化,对财富的追求成为幸福生活的目的,贪婪和悭吝成为货币崇拜的自然结果。长此以往,资本拜物教从生产领域蔓延到全部生活领域,物化逻辑成为生活世界的硬核,必然造成人们严峻的精神危机,人们的幸福感并没有随物质生活的不断丰富而同步提升。

如同现代商业近乎具有同一性的经营模式,幸福成为一种可被量化的指标体系,人们精神追求的合理性与可行性都要以量化模式确认。如此,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与自己的类本质相分离:耗费的时间和精力越多,与自己实际需要的差距就越大,在身心疲惫的状态下对何为幸福之类的问题感到茫然。当人们追逐财富的活动成为一种机能,周而复始且逐渐加速的活动使人们遭遇不堪忍受的压力,在物欲漩涡中不能自拔,异化便伴随资本逻辑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因此,必须走出物化逻辑的笼罩,在劳动中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

其次,马克思分析了人们在现代社会的物化状态,揭示了资本主义商品形式的奥秘。整个世界历史是由人的劳动创造的,但当劳动凝结在商品中,其本身的社会性质被反映为物的社会属性,生产者之间在劳动中形成的社会关系被转换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作为物的关系的劳动关系被固定在商品结构中,以一种虚幻的形式失真了,人们的社会存在是以物的形式来体现的。在由物化逻辑支配的生活世界,这种颠倒的虚幻形式竟成为一种常态。

这种虚幻形式的吊诡之处在于,人被降格为物欲的生命,精神和尊严为物所支配。当资本拜物教大行其道,财产这个无精神内容的要素为人们所崇拜。随着货币形而上学成为现代性的常识,货币成为评价一切事物的尺度,成为决定社会风尚的普照光。这种同一性的评价模式以物的拥有程度为标准,衡量人们是否幸福,成为一种流行的思路。这种光怪陆离的情形实乃一种无意识的现代“抽象”,发挥现实作用的是与人的依赖关系相对立的物的依赖关系,其实际结果是资本增殖的最大化。

当资本在货币形而上学中获得主体性身份,剩余价值的创造便成为生产的重要环节,本来陶冶事物的劳动被作为资本增殖的工具。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不仅像亚当·斯密所说的那样,是对劳动的支配权。按其本质来说,它是对无酬劳动的支配权”。在资本逻辑的笼罩下,劳动力的增长没有使工人致富,而使资本获得了支配社会的权力。剥夺剩余价值的资本活动被赋予了正当性,这就是货币形而上学的魅影:他以不断增长的物质欲望代替了幸福生活的本来目的,使人与人之间几乎只剩下了“现金交易”中的利益关系。

最后,以马克思哲学审视资本主义现代生活,应倡导人们摆脱异化的精神状态,超越物质主义价值观。资本主义现代物质文明提升了人们的生活品质,刺激了人们的感官需求,这种需求日益超过合理性限度。由此逐渐形成一个以物化逻辑为内核的循环,使人们跌入物质主义陷阱。看似强大的物质主义文化实际上矮化了人的生活本质,使人们在沉溺于财富占有、物欲膨胀的生活中忘记了自我实现、共同归属等进一步的生命需要。

其实,当温饱问题不再为人们所忧虑,进而当物质需要得到满足的时候,人们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世上很多东西是金钱无法购买的,这些无价的东西是实现幸福的精神要素。正是因为在追逐享乐主义的物欲漩涡中感到生命的虚无,缺乏持久而内在的价值追求,很多现代人遭遇严重的精神危机。马克思指出:“享乐主义把丑恶的物质享受提高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毁掉了一切精神内容。”这种对物质主义的过度迷恋实际上意味着沉沦。为此,必须抵制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和奢靡之风的侵蚀,避免物质丰裕境况下的精神匮乏,以创造性的劳动实现我们时代的幸福生活。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幸福不会从天而降,梦想不会自动成真。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开创我们的美好未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始终为了人民,必须依靠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我们要在创造更加丰裕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同时,塑造高品质的精神世界,不断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在为同时代人的完善中实现自我完善,在为同时代人的幸福而奋斗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幸福,在联合起来的劳动实践中迈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

4、我们至少可以说,财富的馈赠形式制造了一种混乱,对那些自以为拥有它的人而言是一种嘲弄。在这个方面,当代社会是一个巨大的赝品。其中,财富的真理悄悄滑入了极端的贫穷中。我们时代的真正的奢华和真实的炫财冬宴由穷人,也就是受苦的人和受嘲弄的人来承担。真正的奢华需要完全蔑视财富,需要个人一种清醒的淡漠,这种人拒绝工作,他一方面以无限制地摧毁豪华为生,另一方面以无声地刺破富人勤劳致富的谎言为生。因此,在军事远征、宗教的神秘化和资本主义的挪用之外,没有人可以再次发现财富的意义和它所宣告的爆炸性,除非它处于衣衫褴褛所产生的壮丽中,处于淡漠所带来的清醒的挑战中。最终,人们可以说,预定生命无限丰沛的谎言遭到了背叛。(10)

法国的镜像

本书思想核心是:我们当前的社会处于一种超现代的文明状态,其核心的特点就是“轻”。轻文明的概念是多元的,轻文明的“轻”不但包含了在生产领域对大型机械、重工业生产方式的升级,也包括了消费和生活领域中对物质生存负担的摆脱,甚至更包括了精神领域对严肃意义的逃离。工业社会以来,技术经济领域的重心都倚赖于重型设备、大型机械、复杂流水线生产,以及巨型工业项目。在那个阶段,“重”成为定义文明的重要特征。如今,它转向了超轻化、微型化、非物质化。轻是对物质负担的摆脱,轻是对自由的追求。当然,轻这一概念承载着无边无际的愿景,也承载着可怕的危机。

与近代政治哲学家对幸福的理解不同,马克思认为一定时代的幸福观念是由生产方式所决定的。资本主义现代生产方式虽然为人们的物质生活提供了丰裕的基础,但却使人们在生产过程中遭遇劳动异化,进而在日常生活中陷入物质主义泥淖。因此,只有变革阻碍人们实现幸福生活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使人们真正意识到幸福是在实现社会进步的劳动中创造的,从而摆脱物化逻辑,超越物质主义,才能在进一步实现物质丰裕的奋斗中实现精神的富足。

5、物质文化为他们提出这样一个紧迫问题,那就是,如果机器生产的美和愉悦足够满足人类心灵和感性的需要,如如果人类异化到了完全降服于机器生产所创·1,一否就万劫不复地异你去了?他们的结论是,商品的美感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结果,梦想和享乐乃是资本产品再生产的重要环节,但说到底,它们是产品而不是创造。中产阶级的庸俗文化必然是温和而不痛不痒的商品文化,因为它和资本主义物质文化的梦想享乐逻辑如出一辙,一如中产阶级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代言人和获益者。然而人类只要还能创造,还有个性化的特点,也就能够从资本主义的异化结构中得到最后的拯救。艺术和文学,因了其非机械化的、非大批量生产的、非结构性的、个人化和独特性的创造,从而代表了人性前途的希望。在法兰克福学派对于物质文化(文化工业和商品文化)的分析中,商品生产机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和秩序化是如此清晰的逻辑脉络,使人在今天还惊异于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贡献。(11)

近几十年来,婚姻和家庭制度受到重重包围和挑战。有侧面的挖墙脚——试婚、结婚、离婚、再婚、复婚的反复“试错”,人们对多线程恋情、脚踏两只船变得睁只眼闭只眼。神圣的殿堂似乎成了摆设,不渝的承诺变为美丽的谎言。也不乏来自正面的进攻——丁克主义乃至不婚主义异军突起,“婚活时代”这个来自日本的术语,形象地表达了一种越俎代庖的普遍焦虑,无论是父母替子女相亲、还是组织机构过问年轻人的婚恋问题,恰都说明家庭已由一种温馨之所变为一个避之唯恐不及的沉重负担。日本的大前研一把这种状态描绘为“低欲望社会”,年轻人不愿背负风险、承担责任,同时也对出人头地、结婚生子、成家立业等世俗欲望一并彻底心如死灰。“宅”文化、“丧”文化、“啃老”现象,也就都不难理解了。

二、轻文明在当代的流行源于两种驱动力

2、这一切可以意味着很多东西 ,但其中有一层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现代人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物质和文化的分野正在崩溃。深层结构、经济、生活原料和生产等这些因素原来只和物有关,而文化意识形态、心理等被看作是对这些物质活动的反映。然而,这个分野正在日益模糊,杰姆逊对于波拿宛切酒店建筑的分析表明,功能性的使用空间正在被所谓文化的建筑空间所替代。人们所使用的就是文化。在这个意义上,物质的酒店空间本身就是由文化构成的。[6]文化正在成为经济、成为使用价值、成为我们的生存空间、成为我们的餐具、衣着、居室和食品。而文化领域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逻辑的体现者。(P4)

生活之轻——瘦身拜物教

2.当代社会的消费品不再有工业资本主义时代那种生产机器的沉重,更多的是对轻便、轻松、有趣的追求。

轻的革命绝不只限于技术、经济、生活、文化、伦理诸端,它也成功地改变了民主和公共领域的运作。如果说消费社会是一种物体系包围和营建的景观社会,那么其在政治上的镜像则是建构了一种景观政治。

在个人精神领域,对于轻的过分推崇也带来了负担。比如刚才谈到的以瘦为美。很多人天天称重量,严格控制饮食,甚至因为身材问题陷入自卑,节食、做手术、切胃,失去了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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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轻文明的历史渊源和发展

作为启蒙运动的重要遗产,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但整个世界正在发生新的阶层分化与身份区隔,各种鄙视链条横空出世、应接不暇。分裂机制的存在不能掩盖另一个事实:从生活方式、思想观念来说,整个社会却是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同质化过程。对于福利、消费、娱乐的追求,人同此心。信息壁垒的破除,也让不同阶层之间的沟通与模仿变得非常简单。各种保障制度的首要目标是全覆盖,其次才是保障的程度。这是因为,有没有,是一个政治权利问题;有多少,是一个经济分配问题。重度不平等状态下的轻政治,仍然无法褫夺人们追求幸福、平等和自由的权利。

1.从重工业到轻型商品再到服务,是“轻”的规则在定义我们的经济。

文化之轻——百无聊赖

金句

吃货不可能拯救世界,消费也不可能排遣孤独。看看那些每天早晚马路上的“晨跑族”,他们的步伐多么轻盈!不,这可能只是一种假象:他们的耳朵上挂着耳机,胳膊上绑着手机。我更愿意比附“互联网+”称这一奇景为“耳机+”现象,无论跑步、散步、健身、购物都要加上一副耳机。在消遣的时候总要输入一些元素,否则便不觉得是在消遣,甚至觉得在浪费时间、虚耗生命。这到底是消遣还是忙碌?轻松还是沉重?

生产领域的消极影响在于,虽然产品更多地采用轻型材料,也越设计越小,但这并不意味着生产过程中的垃圾产量也相应减少了。在劳动剥削方面,轻经济产业模式的变化也带来了资本主义剥削形式的转变。轻经济不像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工人付出超长的体力劳动。但是科技企业的大量员工,每天一动不动地盯着电脑屏幕,这种与电脑的捆绑可能会带来新型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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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轻文明的四种重要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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