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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谷城在《世界通史》中,中国的世界史研究

研究历史,不只是为了记录过往,更在于反思当下与想象未来。我更看重的自然也是麦克尼尔如何将他的历史观用于思考更深远的问题,而不只是对过去的历史事件加以评析论述。如今,网络让人类交融的同时也产生了新的风险。就像网络里局部存在的病毒,可以通过传播给网络里的文明带来疫病,许多历史上的灭顶之灾都与此有关。而在信息流动越发加快的当代,“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特点在经济商贸上表现更明显,而那些远离全球化贸易的区域,却可以不受其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麦克尼尔全球史》 不只是一部历史书,更是一部引人深思的未来之书。

[65] 参见马克垚:《编写世界史的困境》,《光明日报》2006年3月18日第6版;刘新成、刘文明:《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六十年》,《历史研究》2009年第5期,第15页。

中国的世界历史研究早在19世纪中叶即已开始萌生,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 以来已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迅速发展,早已成为当代中国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令人费解的是,多年来《中国史学史》却从不写中国学者的世界史研究的历史。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公布了新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世界史升级为一级学科,中国世界历史教学和研究进人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摆在我们面前有许多重要的事情要做,我以为,加强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史学史研究,首先明确中国世界历史研究的理论成就,应是其中之一。 一、周谷城对“欧美中心论”的批判 1949年,周谷城完成了我国第一部有现代科学意义的《世界通史》,由商务印书馆出 版。(河北教育出版社“20世纪中国史学名著”丛书,收有周谷城《世界通史》,2000年;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文库”,收有周谷城《世界通史》,2005年。又,商务印书馆1958年出版《世界通史》修订本第三册。)这部著作从史观、理论、方法和内容,和当时在我国有广泛影响的韦尔斯著《世界史纲》、卡尔顿•约•亨•海斯等著《世界史》截然不同。撰写此书时,周谷城虽参阅外文史学名著100多种,如 12卷本《剑桥古代史》、14卷本《剑桥近代史》,以及斯密兹25卷本的《史家世界史》等,但该书却与上述著作中宣扬的“欧洲中心论”反其道而行之。 周谷城是我国史学界最先起来反对欧洲中心论的学者之一。早在1940年代,他就提出世界各地区都在日趋联系交往之中,世界史应该是关于世界整体的历史,应该具有世界性。而当时几乎所有的世界通史教科书,都以欧洲为中心,全然欧洲史一样。他的《世界通史》打破了“欧洲中心论”,而以埃及、巴比伦、波斯、印度、中国和墨西哥六大文化中心的相互关联、日渐融合为主旨,描绘了世界文化彼此交流和互为因果的内在联系。他认为世界是一个多元的有机整体,尽管世界上多文化区、多国度并存,但它们并非各自孤立活动,而是从开始就蕴涵着彼此间互相往来、互相交叉、互相渗透的必然趋势。 在《世界通史•弁言》中,周谷城从四个方面,就“什么是世界通史”进行了基本的理论阐释。他说:“一、世界通史并非国别史之总和……本人不认国别史之总和为世界通史,故叙述时,力避分国叙述的倾向,而特别着重世界各地相互之关联。”“二、欧洲通史并非世界通史之中心所在。欧洲学者著世界通史,偏重欧洲,情有可原;且十五世纪以后,欧洲人在世界各地本也非常活跃。但十五世纪以前,所谓世界活动,几乎只限于亚、欧、非三洲之间,因此我们断不能忽视亚洲及欧亚之间的活动。故书中叙述,力求平衡,期毋太偏重于某一方面或区域。”“三、进化阶段,不能因难明而予以否认。世界各地历史的演进,无不有阶段可寻……著者虽力避机械的公式主义之嫌,然进化阶段,却不能抹杀。故凡可以指明之处,必予指明。”“四、概括的叙述不能转为抽象的空谈……由描写到概括,由具体到抽象,这是合乎科学上之经济的原则的。但黑格尔把抽象的‘理念’,作为具体的事情之所由生,先具体的事情而存在,则是我们所不能苟同的了。我们很重概括的叙述,但不能离开具体的事实而作抽象的空谈。本书的篇、章、节、目,都从具体事情中概括出来的,但并不是抽象的观念。” (周谷城:《世界通史》上,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4页。)周谷城的上述认识,突破了“欧洲中心论”的束缚,强调世界各地区之间的相互联系,这对中国的世界史建设有开拓性的作用。 周谷城在《世界通史》中,以相当大的篇幅论述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轨迹,他独树一帜,将中国历史写入,也招致一些人的指责,认为这种撰写的方法是宣扬“中国中心论”,而且还是“汉族中心论”。周谷城强调,中西文化的交融,只能是相互渗透,绝不会由一方取代另一方他认为,今后世界文化的发展,不会是纯粹的东方模式或西方模式,而是会走向综合。西方文化到中国来,中国文化到西方去,其结果如何呢?只会使双方的文化更为丰富多彩,更为进步,不会有消极的结果,不会破坏或有损于各自的固有文化。文化的交流与发展绝不是谁吃掉谁,世界文化的发展过程,就是一种平衡过程。周谷城讲授《世界通史》时,主张着眼全局、统一整体,反对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史,并相继发表过《史学上的全局观念》、《论西亚古史的重要性》、《论西亚古史研究的重要性》、《古代西亚的国际地位》、《评没有世界性的世界史》、《迷惑人们的“欧洲中心论”》 、 《论世界历史发展的形势》 、 《我是怎样研究世界史的》、《世界是多元的整体》等论文,明确指出世界史不应以欧洲为中心,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史只能是‘‘欧洲史”,而不是完整意义的“世界史”。周谷城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对推动国内世界史的教学和研究影响深远。值得提出的是,周谷城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并不是置事实于不顾,否定欧洲在世界近代历史中作用。例如,在《世界通史》第3卷中,集中论述了欧洲文化的发展;世界范围的扩大,16—18世纪世界历史的迅速发展,重点在欧洲。不言而喻,“欧洲中心论”,和从事实出发,在一定历史时期中的“欧洲的中心作用”,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 20世纪80年代初,复旦大学历史系根据教育部的安排,准备编写《世界通史》,周谷城接受了历史系的邀请,同意参加这项工作。但编写新的《世界通史》并非易事,所以先将周谷城的3卷本《世界通史》再版。周谷城在再版新序中,重申了他关于《世界通史》的四点基本主张,同时分析了他自己编写这部《世界通史》的体系,那就是“在消极方面,完全排斥了以‘西方为主体’。以‘西方外为附庸’的偏向;在积极方面,力求突出世界史在发展中各部分的‘日趋联系’,从而得出一个比较完整的‘有机统一体’。这个‘有机统一体’分而言之就是:第一篇远古文化之发展,第二篇亚欧势力之往还,第三篇世界范围之扩大,第四篇平等世界之创造。只惜第四篇因当时时间仓促,未及写完,只列举了目录。我的写法未必很好,但与西方或欧美学者的写法完全不同”(周谷城:《世界通史》第1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2页。)。这种不同,主要表现为历史观念的完全不同,周谷城写的是中国人心目中的世界史,而非对欧美学者撰写的世界通史的重复或复制。周谷城的《世界通史》的体系,至今仍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中国特色世界历史理论体系初探 19世纪中期,近代中国世界史研究从其萌生起,就存在着脱离中国传统史学的倾向。这在当时固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借助西方史学的理论和方法,批判中国传统史学中的糟粕,主要是封建主义的历史观念,但是,如果走向极端,则会全盘否定中国传统史学,包括中国传统史学的积极内容。这样,一方面不能主动地汲取中国传统史学的有益内容来丰富、完善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另一方面,不能从中国史学的传统和实际出发,科学地认识和分析西方史学理论中的精华和糟粕,使一些人盲目地、不加分析地将自己的研究纳入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的框架之中,出现了对外国史学理论误用、滥用的倾向。这种状况来源于某些研究者历史思维、历史认识中的一个误区:似乎中国传统史学对于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没有任何价值,它们之间没有任何联系,要进行世界史研究,只能借助于外国史学的理论与方法,这从根本上否定了建立中国世界史研究理论体系的必要性,放弃了自己的话语权。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世界历史研究,有无自己的理论体系,往往成为衡量这个国家世界历史研究学术水平的标志。中国的世界史研究理论体系虽在改革开放后逐渐形成,实际上却是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世界历史研究发展的结果。1990年,吴于廑撰写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导言“世界历史”,集中体现了他的“世界史宏观体系理论”。这是我国世界史研究中有丰富的全球史观思想的新的世界史体系。1982年,他在论及“世界史宏观体系理论”时写道:“提出问题和考虑研究问题的方法,只不过是一项工作的开始……从事世界史这门学科的,如果不充分运用专门研究的成果,不从全局作比较综合研究,就难以适应我们所处时代对世界史这门学科的要求,说明不了历史怎样成为世界的历史,为了在这门学科中作一点新的尝试,改变一点在我国这门学科中行之已久的旧格局,在今后一段有限的岁月之内,与有志于此的同志们协作,研究上面说到的课题,我想是值得的。很有可能,这个尝试会一时取不到成果。但我相信,世之所需,挫而不败,后继的力量将会应时而起。”(《吴于廑文选》,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57—458页。) 斯宾格勒、汤因比、G.巴勒克拉夫和L.S.斯塔夫里阿诺斯在自己的著述中,对“欧美中心论”有不同程度的批判,尽管有些批判是不自觉的,并不彻底。吴于廑对这些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同时指出西方史学的缺陷并没有因此得到根本克服。吴于廑强调:世界历史这一学科的主要内容,是“对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进行系统探讨和阐述。世界历史学科的主要任务是以世界全局的观点,综合考察各地区、各国、各民族的历史,运用相关学科如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的成果,研究和阐明人类历史的演变,揭示演变的规律和趋向”。(《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第1页。)他认为,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经历了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漫长的过程。纵向发展,“是指人类物质生产史上不同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由此引起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而横向发展,“是指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这一客观过程而言的”。历史正是在不断的纵向、横向发展中,“已经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世界历史”,因此,“研究世界历史就必须以世界为一全局,考察它怎样由相互闭塞发展为密切联系,由分散演变为整体的全部历程,这个全部历程就是世界历史”。(吴于廑:《世界历史》,载《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第l、5、15页。) 吴于廑指出,15、16世纪是人类历史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此时开始了农本经济向商品经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人类社会从分散、孤立、闭塞的原始状况向整体发展。为了更深入地探讨这两个世纪所发生的历史,吴于廑主编了《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从整体角度探讨了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宗教改革、东西方农本经济的特点、发展状况、国家政策、航海贸易等当时国内很少有人涉足的领域。早在1985年,吴于廑即指出:“十五、十六世纪是世界历史上的重大转折时期,亚欧大陆农耕世界东西两端封建国家的农本经济,在这两个世纪中都在发生着明显的变化。耕织结合之趋于分解,生产之转向商品化,经营、生产组织和所有制之探求新的形式或某种改变,以及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关系等等,都按各自的历史条件,多少不等地显示出旧制度统治力的松弛,显示出更新的转折或转折的动向。与这些变化相伴随,在变化较剧烈,较深刻的亚欧大陆西端,航海活动开始越出了沿海和内海的局限,飞跃为跨越大洋的、连接世界新旧大陆的远航。由此,基于农本经济的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互相闭塞的状态,开始出现了有决定意义的突破。分散隔绝的世界,逐渐变成了联系为一体的世界。人类‘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吴于廑主编:《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页。) 齐世荣在论及新时期世界历史学科建设时曾指出,1978年以来中国学者对世界史体系的深入探讨,以吴于廑先生的成就“最为突出”(齐世荣:《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历史及前景》,《历史研究》1994年第l期。)。吴于廑的世界历史理论,是其常年研究的结晶,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对中国世界史学学科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是对中国世界史学界关于世界史体系的探讨,有极大的推动和深化作用。这一理论已为大多数中国世界史学者所接受,它不仅在一些世界通史性的著作中表现出来,而且也有一些研究者对其进一步阐发,促成一些有影响的世界史研究成果问世。例如李植栅教授主编的《宏观世界史》和《整体世界历史初探》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世界史学科理论建设在强调“世界眼光”的同时,也将建立当代中国世界史研究理论体系和话语系统的问题提上日程。这不仅在学术上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世界历史学科的健康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西方一些学者鼓吹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的全球化”也必将随之而来,预言未来将实现“全球文化的同质化”,以美国文化为代表的单一的西方文化将取代世界多样性的文化。针对西方理论家所谓“文化全球化”的理论,如何建立当代中国世界史研究理论体系和话语系统,已成为急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三、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世界历史研究 “文革”结束后,中国历史揭开了崭新的一页,中国历史科学迎来了自己的春天。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是新时期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特点。1979年3月,中国历史学规划会在成都召开时强调,开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是恢复在“文革”中受到严重摧残的中国史学的重大举措之一。 1983年4月,中国史学界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会议的主题是马克思主义与历史科学。刘大年的报告反映了广大史学工作者共同的心声。他说:世界上一切解释人类社会历史的学说中,唯一真正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学说,是马克思的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他系统地批判了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同时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根据新的经验,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是中国世界史学学科建设、或中国世界史学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如何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史体系问题首先提上日程。“文革”结束后,“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等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为中国世界史学学科建设和发展,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与中国社会发展相一致,包括世界历史学科在内,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拨乱反正,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如果在如何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史体系问题上思想混乱,缺乏自觉性,那我国的世界历史研究就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带有极大的盲目性。当时,我国世界史学者首先围绕着如何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史体系问题开展了广泛深入的研讨,在中国世界历史研究的发展历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页。 l “文革”结束后不久,陈翰笙在1978年和1979年先后撰写了《对研究世界历史的几点意见》(《世界历史》1978年第1期)和《关于编写世界历史的问题》(《世界史研究动态》1979年第5期),对宣传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这不仅对刚刚恢复科研工作的世界历史研究所,而且对整个中国世界史学界,都有重要的意义。陈翰笙在《对研究世界历史的几点意见》中明确地指出了研究世界历史的意义。他说:“目前全世界无产阶级,担负着改造和推进世界历史前进的重任,尤其应当通晓社会发展的规律。如果不明白世界历史发展过程,那就难免重蹈覆辙,而遭受不必要的损失。问题很清楚,我们要了解世界,改造世界,就必须研究世界历史。”“世界史的作用,就是要让读者了解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懂得社会组织如何改变,人类如何进步的根本原因,从而使得这门科学成为我们从事革命实践的思想武器。这才能够称得上一部真正有用的世界通史。”陈翰笙还认为,拼凑各地区或各个国家的历史而编写的世界通史,不能使读者了解一种社会演变为另一种社会的内在原因,也不能了解怎样受到前一个社会的影响,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影响,而找出社会向前演变的规律。他认为,撰写一部有意义的世界通史,应说明世界历史演变的过程,揭示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在研究工作中,他自觉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他说:“世界史是一门阶级性很强的学问,对同一事件,同一人物,由于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不同,可以得出全然相反的结论来。目前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搏斗的时代。我们应当站在无产阶级大公无私的立场来探讨整个世界的历史,决不可被资产阶级的史学家所蒙蔽。”(陈翰笙:《对研究世界历史的几点意见》,《世界历史》1978年第1期。) 2006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齐世荣总主编的4卷本《世界史》,即古代卷、近代卷、现代卷和当代卷。这部世界史作为普通高校“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首先彻底摒弃了所谓“当代人不写当代史”的陈规旧说。《世界史.当代卷》始于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与当代世界历史的转折,下限为世界更替、千年交接的世界,“更替”和‘‘交接”的主要内容包括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国际格局多极化;联合国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等。这部著作的《前言》,对当代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发展,从内容到文风,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例如,关于“社会形态的更迭”这个被搞乱了的重大理论问题,编者写道:“马克思主义根据人类社会内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本矛盾的不同性质,把人类历史发展的诸阶段区分为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制和共产主义制几种生产方式和与之相应的几种社会形态。它们构成一个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纵向序列,但不是所有民族、国家的历史都一无例外地按照这个序列向前发展。有的没有经历过某一阶段,有的长期停顿在某一阶段。总的说来,人类历史由低级社会形态向高级社会形态的更迭发展,尽管先后不一,形式各异,但这个纵向发展的总过程仍然具有普遍的、规律性的意义。”(齐世荣主编:《世界史.当代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页。)这段话虽然不长,但却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从人类历史矛盾运动的客观事实出发,深入浅出地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有很强的说服力。这从一个侧面表明,经过30年的世界历史研究实践,我国世界史学者的理论素养,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在整体上已经有了显著提高,并在许多基本理论问题上达成共识,从而为世界史学科的今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方法论基础。 世界历史研究中的历史分期问题以及各历史时期的主线和体系问题,始终是我国世界历史研究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多有歧见的研究实践问题。2009年,在研究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点项目之一——高校《世界现代史》教科书的框架时,学者们就划分时代的标准、世界现代史的基本矛盾和基本内容、现时代的性质、世界现代史中的中国与世界等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后编辑有《世界近代史的体系和主线》,20lO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大多数人认为,“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l卷,北京:人民出版社,t995年,第257页。)。这是对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划分人类历史的时代或科学地进行历史分期,只能以由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的社会形态为划分标准。时代的性质是由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这一矛盾在资本主义体系内无法自行得到解决,尽管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这一矛盾可能得到缓解,但资本主义必将为社会主义所代替是不可逆转的。我们生活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世界历史时代,这是时代的本质特征。 中国世界历史研究理论成就的取得,是当代中国世界历史研究合乎逻辑发展的结果。中国世界历史研究自萌生时起,就表现出这一研究始终与时代的主题同呼吸、共命运的特点。在改革开放、建设中国有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条件下,这一特点必将赋予新的时代精神。随着中国世界历史研究的迅速发展,其理论建设定将取得更大的成绩。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2期)

董欣洁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副研究员)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14年第2期

[6][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M].张广勇,张宇宏,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

对中国读者而言,阅读从全球史角度叙述我们祖先的故事是饶有兴味的。麦克尼尔当然没有忽视早期中华文明的魅力,但他的叙述与国内的有些史学叙述很不同。首先,他没有烦琐冗长的细节铺叙,而是挑选其中的重点内容讲述,而挑选的标准就是是否与人类网络的发展有关。比如,麦克尼尔在讲述先秦史时,首先看重的是黄河冲积平原农耕所必需的各种修建沟渠和灌溉,远古先民动用智慧尝试去控制水利技术,用于农业生产的保障。他格外看重地理要素和技术要素对文明进程的影响,在他笔下,由此产生的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层级,都是带有明显的东亚农业文明特征的。而在文化上,因为农业的稳固和技术的进步,“既强调书本学识又注重道德品质的孔子学说占据了主导地位,非常有效地将中国地主阶级都统一在对黄帝的臣服下,如同运河上的船只将整个帝国经济连成一体一样”。

[30] 赵世瑜:《传说·历史·历史记忆——从20世纪的新史学到后现代史学》,《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第188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1. [51]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22、200页。 [52] 约翰•布罗:《历史的历史:从远古到20世纪的历史书写》,黄煜文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81页。 [53] C.A.贝利:《现代世界的诞生:1780—1914》,“导言”第8页。 [54] 何兆武、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99—407页。 [55] 参见董欣洁:《西方全球史中的帝国主义》,《史学理论研究》2013年第2期。 [56] J.M.罗伯茨:《全球史》下册,第1257、1258页。 [57] J.M.罗伯茨:《全球史》上册,“第五版序言”第4页。 [58] Dominic Sachsenmaier, Global Perspectives on Global History: Theories and Approaches in a Connected World, p.110. [59]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主编:《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三联书店1982年版,“前言”第13页。 [60] 大卫•克里斯蒂安:《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第538—539页。 [61] Anthony N. Penna:《人类的足迹:一部地球环境的历史》,第11页。 [62] 李通玄:《新华严经论》第1卷,西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 [63] 周谷城:《世界通史》第1册,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弁言”第4—5页。 [64] 雷海宗:《世界史上一些论断和概念的商榷》,《历史教学》1954年第5期。 [65] 吴于廑:《世界历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版,第1—15页。 [6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6—197页。 [6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8页。 [6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8—539页。 [69] 刘家和、廖学盛主编:《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引论”第18页。 [7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32页。 [71] 大卫•克里斯蒂安:《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第485页。 [72]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断裂的年代:20世纪的文化与社会》,“序言”第Ⅷ、Ⅸ页。 [7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9页。

全球史作为一种史学流派或历史学新学科的发展对教育史研究有多重启示,包括普世价值观、历史观、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诸多方面。首先是全球史的普世价值取向对教育史研究的意义。这个问题至少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对于全人类的命运的思考,二是把世界史当作和平教育的理念。第一个方面,全球史有一个重要的价值取向就是关注人类的共同命运,这与如何看待近代以来的全球一体化进程密切相关,又涉及全球化与民族认同的关系问题。在文化认同上,一种被全世界人普遍认可的进步是技术进步,这成了现代化或全球化的基础。加速进行的全球化是否以跨国公司和跨国组织取代了民族国家的首要地位,全球文化是否销蚀了地方文化和传统?对于研究教育史的学者而言,是否还要继续研究民族国家教育史?或在拼凑民族国家教育史的基础上编写世界教育史或全球教育史,还是运用全球史的视角重新审视教育在世界历史上的互动,并将与外来者的交往视为社会变革和教育变革的主要推动力?第二个方面,“认识他人”是当今国际教育哲学家推行的理念,他们主张把世界史当作和平教育的手段。编写一部关于人类教育互动的世界教育史教科书,无疑可以服务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平教育的目的。在世界教育史上,正如皮亚杰早已指出的那样,夸美纽斯被西方学界公认为国际教育哲学的起源和先驱。在上述语境下,我们有创造一种新的教学模式的可能性,即讲授一种非政治的世界教育史。

麦克尼尔的雄心是要建立一套新的通史观念,他也深知这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他曾说:“一定要有那么一个人提出一项新观念,而这项新观念又能言之成理,还能吸引大家密切的注意和讨论的兴趣”,他的方法就是“从各种零碎的细节里寻找一种概括性的通论”。

二、研究范式的转换:从“革命史”到“全球史”

提 要:20世纪中期以来,生产力的不断进步推动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全球性的当代世界。这个变动世界中的世界史编撰所面临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如何避免各种片面或局限,构建系统、科学的世界通史阐释体系。本文从编撰的主线、内容及方法、宗旨等方面探讨了西方全球史之优长与局限。观照自身,本文认为在如何把握世界历史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的关系问题上,可考虑构建双主线、多支线的世界史编撰线索体系;在如何处理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关系问题上,可考虑充分发挥中国史在世界史编撰中的时间坐标效应,从而深化对人类历史和世界格局的整体认识。 自有人类出现在地球以来,我们居住的这个蓝色星球便日益呈现出色彩斑斓的万花筒景象。散居世界各地的人类,在塑造自身历史的同时,也在塑造我们这个蓝色星球的历史。几千年来,对人本身及其与世界之间关系的研究,都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时至今日,对历史的研究,特别是对世界历史的研究,已经成为人类认识自身、理解和把握世界的重要方法和途径。 作为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一个重要词汇,“世界历史”不仅指代着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而且包含着认识、理解人类历史发展的历史哲学,同时也涵盖着描述、总结人类社会生活的历史叙述形式。20世纪以来,特别是20世纪中期以来,生产力的不断进步推动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变动剧烈的、全球性的当代世界。各种新情况层出不穷、各种新现象纷至沓来,促使人们迫切希望能够打通历史、现实和未来之间的联系,以便更好地认识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这个变动世界的基本结构和未来趋向。世界史的研究和编撰日益受到世人的关注。当前世界史编撰所面临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如何避免各种片面或局限,构建系统、科学的世界通史阐释体系。实际上,世界史编撰的成果业已成为各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努力传承民族文化、构建国家认同的重要资源与载体。 从各自的历史背景出发,中外的世界史编撰都表现出自身的特点。马克垚曾经撰文在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三种世界史体系特点的基础上,探讨了编写世界史的困境。这三种世界史体系分别是苏联编写的多卷本《世界通史》,麦克尼尔所写的《西方的兴起》,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六卷本《世界史》。[1] 齐世荣亦曾撰文从史学史的角度回顾了世界史形成的背景和演进,并就如何编写世界史的问题提出了富有启发性的建议。[2] 上述两文之立意深远,切中要害,自不待言。从全球范围来看,显然,伴随着当代世界的演化,如何撰写一部系统、科学的世界史,将会受到持续的关注。本文分析了西方全球史编撰之优长与局限,并尝试对世界史编撰中涉及的如何把握世界历史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的关系、如何处理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关系这两个问题略做探讨。之所以选择西方全球史,乃因其是20世纪中期西方世界史重构潮流的产物,代表着当代西方世界史研究和编撰的新阶段。我们不仅可以从中把握当代西方世界史编撰的总体特点,亦可更好地观照世界与自身。 纵观历史,任何一个时代相对于前一个时代而言,均可视作一个新的时代;每一代人置身其中的世界相对前一代人而言,亦可视作新的世界。我们面临的这个变动世界,其与以往不同的首要特点是生产力的飞速进步推动着人类社会加速发展,整个世界进入了前所未有的一体化阶段。人类获得制造石器、建造居所的能力所需时间至少以10万年计,但在过去的100多年中,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速度十分惊人。据有关研究,全球生产在20世纪几乎增加了20倍,仅在1995年到1998年的3年中的增长,据估计就超过1900年前1万年的增长。[3] 在总体上,人类的社会财富不断增加,生产社会化程度和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产业结构也在发生明显的变化。有学者指出,在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发展中经济体中,第一产业所占比重均下降,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均上升;发达国家第二产业的比重也在下降,反映出其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的特点,发展中国家的第二产业比重在上升,反映出工业化、城市化阶段的特点。[4] 而且,正如有研究表明,在当代的大规模消费社会中,技术型工业化经济源源不断地生产信息及声像、文字、记忆和象征这类文化产品,数量巨大,人的生活为之饱和,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5] 在科技快速进步的推动下,人对外部空间、对自身的探索能力都在不断提高。一方面,2006年国际空间站装配完成,人类实现了长期在太空轨道上对地观测和天文观测的目标。另一方面,基因技术的发展,基因组计划、蛋白质组计划等项目的进展,使得人类能够在分子水平上认识自身。基因技术产业成为继信息产业之后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人类改造外部世界的能力提高,相应地其中隐含的风险也在加大,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烈无需赘言,二战后的突出表现之一则是军事手段的不断发展和一些国家军费开支不断攀升。全球军费支出最高的国家是美国,2011年总支出超过10000亿美元,这个数字超过军费支出排名第2位到第43位的42个国家的支出总和。[6] 其次,人类不同群体之间的交往、人与地球环境之间的互动,在范围和程度上都大大扩展,形式也更加多样,呈现出显著的全球性特征。伴随着人类社会组织的发展,大规模人口迁徙,跨文化贸易,战争,生物物种、疾病的传播,技术、宗教、文化的传播等,各种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不断进行,20世纪中期以来,人类不同群体之间的各种联系基本均向纵深发展。仅以贸易一项为例,根据有关统计,从1947年到20世纪90年代末,世界贸易总值已经从570亿猛增至60000亿。[7] 而且,正如有研究指出,20世纪中期以来出现了很多“新型的全球联系”,例如因特网、电视、卫星、光纤电缆、航空、全球会议、洲际连锁生产、全球营销策略、电子货币和金融、洲际导弹、国际刑警网、联合国体系、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全球性体育竞赛,等等,在此之前的数代人都对这些全球性的事物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而一些以前就存在的全球联系现在则发展到更高的水平,比如电话、无线电广播、多边协议、洲际投资、全球通货和外币交易市场等曾经罕见的东西,现已成为全球各地司空见惯的事物。[8] 在这个变动世界中,“所有国家……都在努力扩张自己的文化”。[9] 而且,各种力量不断发生博弈组合,多种不同的联系形成了多层次的利益空间、多角度的行为主体。与全球化并行的还有地方化的发展。正如阿朱那•阿帕杜莱所言,全球力量与地方力量“互相残杀”又彼此依靠的矛盾在当代人文科学中是广为人知的。[10] 世界人口1930年达到20亿,此后增长速度越来越快,1960年达到30亿,1999年达到60亿,2011年已经高达70亿之巨。人类包括衣食住行在内的各种生理和心理需求,直接或间接皆需从自然环境中获得满足。人口越是增长,活动空间越广,索取的地球能源越多,对我们这个行星生态演化的影响程度越高。例如,在20世纪末,人类消耗的全部能量为新石器时代初期的6万到9万倍。[11] 自从1850年以来,全世界大约15%的森林被砍伐,目前,农田面积大约占地表面积的1/3。[12] 还有学者指出,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受到污染的水在20世纪杀死了几千万人口;空气污染的规模如今业已扩展到全球层面;贫穷而又无权势的人承担着当今的生态问题;从生态角度看,当今的形势严重偏离了人类历史。[13] 最后,经济全球化进程在不断发展的同时逐渐显露出其本身的问题。全球化进程实际上就是在生产力发展的前提下,世界各国在经济、文化、政治、生态等各方面联系日益紧密的一体化过程,20世纪中期以后因凸显而被概念化。经济全球化主要表现为生产、投资、贸易、金融等方面的全球化。二战后西方学者极力鼓吹新自由主义,积极倡导资本主义、个人主义和市场自由的普遍性,反对国家过多干预经济。始于2007年夏的美国次贷危机引爆了发达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并很快演变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全面危机。这无疑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破产。有学者统计,2011年上半年在发达经济体中,美国联邦政府负债与GDP的比值为95.6%;欧元区公共债务与GDP的比值为85%,希腊、意大利、比利时、爱尔兰、葡萄牙则接近或已超过100%;日本的公共债务更是高达GDP的两倍还多。[14] 这场金融危机充分暴露出经济全球化进程本身存在的问题。正如有学者指出,伴随着信息产业和电信技术的进步,金融业成为融入全球化程度最高的领域,极大地增加了随着泡沫破灭导致资本外逃最后波及整个体系所产生的金融危机风险;从20世纪90年代起,世界的“金融化”发展超过了世界实体经济的发展。[15] 2000年,仅仅在全球货币市场上,每天的资金交易额就相当于20000亿美元。[16] 另据有关研究,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金融衍生品以超过年均30%的速度增长,而世界经济总体的增长速度才为2%—3%;2008年,全球金融衍生品交易总额高达680万亿美元,而全球实体经济为50万亿美元。[17] 欧美国家实行的扩张货币政策造成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偏离和脱节。美国采取的手段是凭借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通过印制美元来换取其他国家的产品与服务,掠夺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实体财富。有研究指出,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哪个国家如此严重地透支未来,美国不仅透支了自己人民的财富,也同样严重地透支着其他国家人民的未来财富。[18] 伴随着资本的全球流动和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各种全球性的社会问题日益突出。例如,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日均消费1.25美元的贫困线所衡量的全球贫困已经有所减少,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人口已由1981年的19亿降至1990年的18亿,再到2005年的14亿,但这一点掩盖了地区间的巨大差异,而且那些摆脱极端贫困的人口依旧非常贫困,日生活费低于2美元的人口还是基本保持在25亿。[19] 世界一体化的加速发展,不仅对历史学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而且也为史学家研究人类历史提供了一种宏观的全球视角和进行综合研究的物质与思维基础。历史学家不断地回顾遥远的过去,实际上是为了不断获得对现在和未来的更好理解。这个变动世界中各种宏观和微观因素对世界史编撰的影响,显然正在逐渐地释放。在西方史学界,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传统的具有明显“欧洲中心论”色彩的世界史研究已经暴露出严重的问题,西方学者开始不断地反思,世界史领域相应地出现了世界史重构的潮流,以便使新的世界史研究能够适应整个世界形势的变化。这种世界史重构潮流的产物就是全球史,其突出特点就是对“欧洲中心论”的反思和批判。1955年,英国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出版了他的《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一书。这标志着巴勒克拉夫在西方学术界率先开始倡导全球史的综合性研究,他主张要采取能够“适应全球政治和文明的新环境”的新观点。[20] 正如有研究表明,巴勒克拉夫在兴趣点和方法论上的转变证明了战后西方历史编纂学的重新定向。[21] 二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展、多领域研究者的涉足,冠以全球史之名的研究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多米尼克•萨克森迈尔指出,全球史这一术语可以表示很多研究类型,它们超越了以往那些曾经对把过去概念化的诸多方式进行长期统治的空间观念。[22] 他实际上是从空间上强调全球史的全球视野。柯娇燕也认为,全球史这一术语可以用来描述一切试图致力于广泛、大规模或普世视野的历史。[23] 在总体上,当代意义上的全球史研究路径,是指与20世纪中期以来世界一体化发展相适应的、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从宏观和相互联系的角度出发来考察和研究人类历史演变的观念及历史编撰的方法。西方全球史大致表现出两种路数,一是宏观性的整体世界史研究,二是全球视野下的微观性个案研究。 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史学界涌现出众多的全球史著作。今天我们回顾这一历程,可以看到其发展诚为不易。“欧洲中心论”在西方史学界曾经占据的统治地位自然无需赘言。实际上,欧美学界始终不乏以西方文明为主体、带有浓厚“欧洲中心论”色彩的世界史著作。[24] 在历史学教学实践中,据统计,1910年美国大学的历史学课程中45%是欧洲史,37%是美国史,只有2%是关于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的历史。[25] 有学者指出,当年在美国教师发起的“世界历史”运动中,那些推动全球史发展的史学家:芝加哥大学的威廉•H.麦克尼尔、西北大学的斯塔夫里阿诺斯、威斯康辛州立大学的菲利普•柯丁,他们一离开所属机构,便发现他们的世界史教学计划在学校中也随之结束。[26] 西方全球史的进展正是有赖于众多研究者的不懈努力。2010年,世界史和全球史学家通过世界全球史学会(NOGWHISTO)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席位,获准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附属的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27] 到2013年威廉•H.麦克尼尔的《世界史:从史前到21世纪全球文明的互动》中文版出版之际,约翰•R.麦克尼尔指出,美国已有数千所大专院校、高中开设了世界历史课程,每年至少有25万学生学习世界历史课程。[28] 从总体而言,西方全球史在通史编撰上的突出特点,就是从人类社会中的交往入手来界定和描述世界史,并将之视为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进而探讨全球化的演变。对世界不同区域的人类群体之间及其与自然之间的联系与影响的研究,是西方全球史编撰中的核心线索,同时也为其全球视野的实现提供了空间舞台。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帕特里克•曼宁明确指出:全球史是全球范围内人类社会的交往史。[29] 杰里•本特利也认为,全球史“理解全世界人类的历史经历,而不是将一些历史经历看作是完全特殊的、无从比较的并与其他人的历史经历毫无关系的,这就为摆脱欧洲中心主义和其他民族中心主义历史观提供了机会”。[30] 例如,被视作美国世界史学科现代开创者的威廉•H.麦克尼尔便把与外界的交往视作社会变革的主要动力。[31] 他的《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的历史》一书,关注的重点就是由中国、印度、希腊和中东四个主要文明中心构成的欧亚大陆生存圈,他认为欧亚大陆上的文明自有历史以来就不断地相互发生影响。[32] 前述他的《世界史:从史前到21世纪全球文明的互动》一书,开宗明义便提出从各大文明之间互动的视角出发,一以贯之地叙述世界历史。[33] 他与其子约翰•R.麦克尼尔合著的《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认为在历史上处于中心位置的是各种相互交往的网络,网络中各种信息、事物、发明的交换与传播,以及人类对此所做出的各种反应,塑造了人类历史。[34] 杰里•本特利指出,世界历史应当格外关注各民族跨文化交流的多种方式,也就是所谓的“跨文化互动”;要重视造成地区间联系的机制,即文化交流与融合的机制,并把这种机制视为全球史发展的根本机制,他的《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一书关注的重点就是支撑世界各民族相互交流的交通、运输和贸易结构。[35] J.M.罗伯茨试图从影响大多数人类的主要历史进程入手,展示它们之间的对比和相互关系。[36] C.A.贝利则提出:“世界历史的一个目的是弄清和探讨世界不同地区的历史的联系和相似性”,他认为不同层次的政治、经济和思想变化的互动产生的变化之串接是变革的关键所在。[37] 理查德•W.布里特和柯娇燕等人的《地球与人类》一书,则意在探讨那些把人类过去连为一体的共同挑战和经历,并试图说明这些人类经历的全球模式。[38] 全球史编撰的主线决定了其内容和方法。西方全球史在上述编撰主线的基础上,极大地扩展了世界史研究的内容,并且广泛地运用比较研究方法来追求其全球视野的实现。在传统世界史著作中往往被忽视的众多历史细节被囊括进来,全球史为读者提供了更加充实丰满的世界历史图景。 全球史中的全球一词,表明其没有把民族国家预设为基本研究单位。[39] 既然其意在“理解世界各地发生的变化”,[40] 那么哪些内容可以体现变化?如何把各时代中世界范围内广泛的人类经历相互连接起来?[41] 丹尼尔•R.布劳尔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的内容来强调全球相互影响的关联性,这三个方面的主题支配着对重大趋势的选择和对事件的描述,即各国的国际关系史;意识形态在形成政治运动与重塑文化和社会价值方面的作用;世界经济关系的演变。[42] 理查德•戈夫等人则通过科技、经济、政治与社会发展、国际关系和文化五方面的内容来反映拉丁美洲、欧洲、亚洲、中东和非洲地区的历史。[43] 前述理查德•W.布里特和柯娇燕等人的《地球与人类》认为应从技术与环境、多样性与主导性两个主题来联结人类经历。[44] 杰里•本特利在《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中、菲利普•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在《世界:一部历史》[45] 中,都对跨文化贸易、技术传播、物种交流、疾病传播、环境变迁、文化碰撞与交流、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移民与离散社群等主题进行了探讨。相应地,不仅“哥伦布交流”、“环印度洋交流网络”、全球化形成、地球生态演变等历史现象和过程的意义在全球史框架中获得了重视和表达,而且,日常生活史中的丰富内容如饮食的变迁等也被展示出来。[46] 全球史所涉及的丰富内容往往是通过比较的研究方法展开的,并且其在实践中注重历史与地理、时间与空间的结合。正如有学者指出,“比较史”与“全球史”已经频繁地联合在一起使用。[47] 还有学者指出,全球史研究者利用其他历史学家所做的研究,对其进行比较,关注较大模式,并提出理解变迁的方法,以便阐明全部人类历史的性质和意义。[48] 又如,皮特•N.斯特恩斯等人认为,比较提供了一种把不同文明的历史性发展联系起来的方法并能够确认应该加以记忆和解释的关键性的模式。[49] 皮特•N.斯特恩斯便在其著作中选取了日本、中东、非洲和中国进行比较,以探讨不同社会组织对全球化的反应及其原因。[50] 从西方全球史对人类交往史特别是其中各种物质交往现象的重视来看,显然其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便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作为哲学和总体观从五个主要方面对历史学家的思想产生了影响;在专业历史学家中,当前占绝对优势的趋势是采取比较广泛的唯物主义立场。[51]约翰•布罗指出,“刺激全球观点的来源之一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将资本主义视为一股国际力量与现代世界史的发动机。” [52] C.A.贝利也提出:“从最广的意义上说,历史的发展似乎由经济变化、意识形态构建和国家机制所构成的复杂的四边形的合力来决定。” [53] 人类交往史中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的重要性在全球史中获得了体现。不过,西方全球史虽然与西方学术界把实践精神化的传统路径有所区别,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实践维度有所接近,但其实际上就此止步于描述跨文化互动的各种历史现象,而没有进一步以人类交往史为基础来探索社会历史规律。 这表明在方法论的基本原则上,西方全球史并没有根本性的突破,仍然回避从因果必然性上探讨人类社会普遍规律。正如有学者指出:西方学术界普遍信奉非决定论的本体论和唯心主义认识论,拒绝或回避从因果必然性上去探讨决定社会历史过程的终极原因和普遍的因果必然性的规律,而只限于运用直观经验性的实证归纳方法对现象进行单层次的平面式的归纳,得出各种经验性的模式或法则,或者叫作经验规律,这种规律也可叫作描述性的规律,不是因果必然性的规律;简言之,承认特殊性,却不能超越特殊性。[54] 也正因此,西方全球史显露出其在编撰宗旨上的内在矛盾。一方面,全球史标榜其宏观的全球视野,追求中立的价值判断,努力超越传统的民族国家史学框架,努力克服“欧洲中心论”的影响。另一方面,西方全球史也要面对通史著作的内在要求之一,即要建立对西方文明本身的自我认同,这其中不仅涉及对西方历史的认识,而且关系到西方国家当今的国际政治形象及政策取向,这就使得其历史反思是以不危及对西方文化本身的自信心为前提的。[55] 例如,J.M.罗伯茨便认为,“……这些原则总是从西欧传统派生出来,无论我们是否将这个传统看作贪婪、暴虐、残酷、传统和剥削,或视作客观地改善,仁慈和人性化是无关紧要的。……欧洲重塑旧世界,创造了现代世界”;“其他传统没有像欧洲人那样在相异的设置里表现出相同的活力和吸引力:作为世界的塑造者,它没有竞争对手”。[56] 他甚至直言,“我不应但却势必以一个年长的英国中产阶级白人男性身份来书写”。[57] 多米尼克•萨克森迈尔也指出,虽然美国绝大部分学者都公开反对“欧洲中心论”,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欧洲中心论”已经在美国销声匿迹了。[58] 西方全球史固然取得了显著的学术成果,但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非殖民化研究等问题上的回护之情显而易见,其中很多观点和处理手法是我们需要注意、分析的。所以,从西方全球史当前的编撰实践来看,可以做到“放眼世界,展示全球”,但是要“不带成见和偏私,公正地评价各个时代和世界各地区一切民族的建树”,[59] 显然仍非易事。 西方全球史的发展本身,正是这个变动世界在历史学领域的反映。同时,这也说明与西方传统世界史相对而言,尽管全球史在实践中仍然存在问题与局限,但其关于人类历史的一种更加整体化和综合化的编撰视角已经得以确立。 按照大历史的观点,如果以10亿年为一个系数,将130亿年简化为13年,那么智人仅仅存在50分钟,整个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只存在3分钟,现代工业革命只存在6秒钟。[60] 抑或按照全球环境史的估算,如果将100亿年的地球能源系统生命规划期压缩成一年,那么所有人类有记载的历史都仅不足1分钟,而20世纪仅仅是1/3秒的时长。[61] 正所谓“无边刹境,自他不隔于毫端。十世古今,始终不移于当念。” [62] 不过,只要涉及人类自身的历史,中西方的世界史编撰实际上面临着同样的核心问题,即如何在“宇宙”、“世界”或“全球”的时空框架内将其组织起来。显然,过于概念化、过于简单化或者过于碎片化的处理方式均不可取。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以“全球史”之名在西方史学界发生的这种对世界史的新探索和新发展,20世纪中期以来同样也在中国进行着。例如,周谷城在《世界通史》中指出,世界通史并非国别史之总和,故叙述时力避分国叙述的倾向,而特别着重世界各地相互之关联;欧洲通史并非世界通史之中心所在;概括的叙述不能转为抽象的空谈。[63] 又如,雷海宗在《世界史上一些论断和概念的商榷》中指出,研究中国和世界的关系要注意彼此间的联系和相互影响,自觉清除“欧洲中心论”的影响。[64] 吴于廑关于世界历史“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的思想成为中国世界史学界的主流理论。他认为,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经历了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漫长的过程;纵向发展是指人类物质生产史上不同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由此引起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横向发展是指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这一客观过程而言的;历史正是在不断的纵向、横向发展中已经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世界历史,因此,研究世界历史就必须以世界为全局,考察它怎样由相互闭塞发展为密切联系,由分散演变为整体的全部历程,这个全部历程就是世界历史。[65] 这些情况表明,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始终努力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展自身,其观点亦取得与国际史学界可以同步切磋、印证的成绩。 经过众多世界史研究者的推进,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下,中国的世界历史学已经形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2011年,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公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世界史成为一级学科。当前,随着史学的国际交流日益频繁,中国的世界历史学面临着能否在与西方世界史的对话交流中实现自身话语权的突出问题。正如《尚书•大禹谟》中言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唯有实事求是,扎实推进具体的科研工作。以西方全球史的发展为鉴,下面两个问题在当前的世界史编撰中值得重视。 首先,在如何把握世界历史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的关系问题上,可考虑构建双主线、多支线的世界史编撰线索体系。双主线是指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主线与横向发展主线,实际上分别是世界历史演变中的“生产”主线和“交往”主线。生产和交往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两个核心概念,两者纵横互相支撑,说明了“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66] “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67] 则表明生产和交往虽然互为前提,但是生产具有基础性的作用。由生产和交往构成的世界历史总画面,正如恩格斯曾经指出:“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各个细节还或多或少地隐藏在背景中……而我们要是不知道这些细节,就看不清总画面。为了认识这些细节,我们不得不把它们从自然的或历史的联系中抽出来,从它们的特性、它们的特殊的原因和结果等等方面来分别加以研究。” [68] 这实际上提示我们,世界历史的总画面中既蕴含主线,也蕴含支线。所谓支线,就是那些构成或依附于主线的具体的、不同层面的、不同领域的细节线索。而对支线了解越清晰,越能促进对主线的理解,更有助于拨开笼罩在世界历史上的种种迷雾,穿透各种表象,看清真实的历史运动,进而理解当代世界的根本基础。 刘家和曾经指出,要看出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其坚实的基础就在于切实的微观的研究。[69] 前述的西方全球史对人类交往史的挖掘,正是凭借深入的实证基础,扩展和深化了世界历史横向发展研究。环境变化、跨文化贸易、物种传播交流、疾病传染、移民与离散社群、人类饮食演变等全球史关注的研究主题,实际上均可视作历史发展中的支线线索,只不过受其基本历史文化立场的制约,就此停步不前而已。由双主线和多支线构成的世界史编撰线索体系是我们世界史研究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世界历史演变的内在整体动力机制的体现,体现着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多种动力因素的相互作用,体现着历史发展的合力,体现着人本身的能动的生活过程。同时它也意味着世界史理论研究与具体实证研究的结合,意味着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入手来进行对世界历史的综合思考。 其次,在如何处理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关系问题上,可考虑充分发挥中国史在世界史编撰中的时间坐标效应。“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 [70]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惟一没有中断并独立发展至今的文明,在整个人类发展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参照性和坐标意义,这种历史经验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将这一点在通史著作中充分表达出来,有利于开展中外文明史的比较研究,展现人类文明发展过程的多中心本质。在人类发展过程中,不同时期出现过多个不同的文明中心,每个时代都有领导时代发展潮流的力量中心。例如,非洲、中东、埃及、希腊、罗马、中国都曾是历史长河中的发展中心。如果我们从自身这5000多年的、包含人类整体的历史背景和历史视野出发来看待各个文明,便会发现各文明自身的历史及其互动都是人类发展成就的组成部分,是人类多样性和创造性的体现,而不再是仅仅与西方的兴起、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发生联系时才具有意义。因此,发挥中国史在世界历史中的时间坐标效应,进而构建出一套清晰明确、宜于理解、有民族特色的历史话语系统,不仅有利于我们把握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重大价值,而且也是对整个世界的贡献。 从上述认识出发,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资本主义对世界历史的双重性影响。其积极方面是世界历史的形成为人类的彻底解放创造了必要条件,其消极方面则是世界历史具有深刻的资本主义烙印,当今世界的发展失衡表现尤为明显。资本主义无限扩张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使得全球面临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竞争、贫富严重分化、地区动荡冲突甚至战争相交织等困境。对此大卫•克里斯蒂安提出,“资本主义证明有能力生产丰富的物质财富;但是,迄今它已经证明不能平等地、人道地、可持续地分配全球财富”。[71] 霍布斯鲍姆也指出:“资产阶级文明哪里出了问题?虽然它建立在摧毁一切,改变一切的大规模生产模式的基础之上,但是它的实际活动、它的机构以及政治和价值制度都是由少数人为少数人设计的,尽管这个少数可以,也必然会扩大。它过去是,今天仍然是精英制度,也就是说,它既非平等主义,亦非民主制度”;“多数人对这个社会制度持容忍甚至赞同的态度,只要它能够保证稳定、和平和公共秩序,并能满足穷人合情合理的期望”,但是现在,“把民主等同于全民投票和代议制政府的政治制度的缺陷开始显露”。[72] 这也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的基本判断,“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发展物质生产力并且创造同这种生产力相适应的世界市场的历史手段,那么,这种生产方式同时也是它的这个历史任务和同它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经常的矛盾”。[73] 对资本主义的兴起、发展及其世界历史意义的研究,无疑需要更加谨慎的考察和分析。 世界史的编撰过程同时也是史学家对世界进行综合认知与思考的过程。2100多年前,中国通史编撰的开山之作《史记》问世,司马迁提出其撰著的宗旨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短短15字包含时间和空间的双重向度,即不仅要在时间纵向上反映人类历史演变的脉络和规律,而且要在空间横向上揭示各种复杂现象之间的联系,进而在此基础上实现内在的会通,阐释人类复杂的社会生活。如今世界一体化加速发展这个现实前提,使得司马迁这15字的丰富内涵在今天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显然,世界史编撰亦面临新的要求,即自觉站在时代的高度,从自身的历史经历出发,说明全球一体的演变,阐明我们对人类历史的基本观点,展现中国文化认识世界并将之理论化的道路和方式。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的世界史编撰视角,实际上体现的是基于文化多样性基础之上的历史认识和历史判断的多样性。但是,各不相属的人类群体却同为一个物种,共处一个地球,这实际上要求认识主体自觉保持全球的视野。从这个意义上说,构建双主线、多支线的世界史编撰线索体系,和发挥中国史在世界史编撰中的时间坐标效应,显然有利于深化对人类历史和世界格局的整体认识。 注 释: [1] 马克垚:《编写世界史的困境》,刘新成主编:《全球史评论》第1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5—22页。 [2] 齐世荣:《编写一部简明的世界通史是时代的需要》,刘新成主编:《全球史评论》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3—150页。 [3] 大卫•克里斯蒂安:《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晏可佳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481页。 [4] 方晋等:《新兴经济体崛起——理论、影响和政策分析》,中国发展出版社2012年版,第25页。 [5]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断裂的年代:20世纪的文化与社会》,林华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序言”第Ⅹ页。 [6] 威廉•恩道尔:《目标中国:华盛顿的“屠龙”战略》,戴健、顾秀林、朱宪超译,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第98—99页。 [7] 曼弗雷德•B斯蒂格:《全球化面面观》,丁兆国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35页。 [8] 罗兰•罗伯逊、扬•阿特•肖尔特主编:《全球化百科全书》,中文版主编王宁,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导言”第2页。 [9]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断裂的年代:20世纪的文化与社会》,第52页。 [10] 转引自C.A.贝利:《现代世界的诞生:1780—1914》,于展、何美兰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导言”第2页。 [11] 大卫•克里斯蒂安:《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第495页。 [12] Anthony N. Penna:《人类的足迹:一部地球环境的历史》,张新、王兆润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年版,第281页。 [13] J.R.麦克尼尔:《阳光下的新事物:20世纪世界环境史》,韩莉、韩晓雯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50—151、118、367、368页。 [14] 张宇燕、徐秀军:《2011—2012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当代世界》2011年第12期。 [15] 玛丽-弗朗索瓦•杜兰等:《全球化地图:认知当代世界空间》中文第2版,许铁兵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4页。 [16] 曼弗雷德•B.斯蒂格:《全球化面面观》,第38页。 [17] 李飞:《二十世纪以来两次重大金融危机的研究与思考——基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互动视角》,《中国财经信息资料》2012年第9期。 [18] 宋鸿兵编著:《货币战争》,中信出版社2011年第2版,第226页。 [19] 世界银行:《2011年世界发展指标》,王辉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1年版,第65页。 [20] Geoffrey Barraclough, 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55, p.206. [21] Kenneth C. Dewar,“Geoffrey Barraclough:From Historicism to Historical Science”,in Historian, Vol.56, No.3, 1994, pp.449-464. [22] Dominic Sachsenmaier, Global Perspectives on Global History: Theories and Approaches in a Connected World, Cambridge, 2011, p.2. [23] 柯娇燕:《什么是全球史》,刘文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7页。 [24] David S. Landes,The Unbound Prometheu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Joseph R. Strayer, Hans W. Gatzke, The Mainstream of Civilization, New York, 1979; John M. Roberts, The Triumph of the West, London: BBC Books, 1985, etc. [25] Peter N. Steans, Western Civilization in World History,Routledge Publisher, 2003, pp.10-11. [26] Daniel R. Headrick,“The New World History: A Teachers Companion”,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Vol.13, No.1, 2002, pp.183-186. [27] 帕特里克•曼宁:《世界史学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全球研究机构的未来》,陈欣言译,刘新成主编:《全球史评论》第5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25页。 [28] 威廉•麦克尼尔:《世界史:从史前到21世纪全球文明的互动》,施诚、赵婧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中文版序言”第ⅩⅧ页。 [29] Patrick Manning, Navigating World History: Historians Create a Global Past,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3. [30] 杰里•H.本特利:《新世界史》,夏继果、杰里•H.本特利主编:《全球史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4页。 [31] William H. McNeill,“The Changing Shape of World History”, in History and Theory, Vol.34, 1995, pp.14-26. [32] William H. McNeill,The Rise of the West: 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63. [33] 威廉•麦克尼尔:《世界史:从史前到21世纪全球文明的互动》,“前言”第ⅩⅩⅣ页。 [34] 约翰•R.麦克尼尔、威廉•H.麦克尼尔:《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王晋新、宋保军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导论”第1页。 [35] 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第3版上册,魏凤莲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致中国读者”第Ⅳ页,“中文版序言”第Ⅸ页,“前言”第11页。 [36] J.M.罗伯茨:《全球史》上册,陈恒等译,东方出版中心2013年版,“第五版序言”第3页。 [37] C.A.贝利:《现代世界的诞生:1780—1914》,第519、521、526页。 [38] Richard W.Bulliet, Pamela kyleCrossley, Daniel R.Headrick, Steven W.Hirsch,Lyman L.Johnson, David Northrup, The Earth and Its Peoples:A Global History, Wadsworth, 5th edition, international edition,Cengage Learning, 2011, preface,p.xxiii. [39] Dominic Sachsenmaier,“Global History: Challenges and Constraints”, Donald A. Yerxa,ed., Recent Themes in World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the West, The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2009, pp.55-59. 当然,这与从全球视野书写国家史并不矛盾。例如,Stefan Berger, ed., Writing the Nation: A Global Perspective,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40] Felipe FernandezArmesto,“What is Global History? ”,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Vol.5, Part 2, July, 2010, pp.349-351. [41] David Northrup,“Globalization and the Great Convergence: Rethinking World History in the Long Term”,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Vol.16, No.3, 2005, pp.249-267. [42] 丹尼尔•R.布劳尔:《20世纪世界史》,洪庆明译,东方出版中心2013年版,“前言”第3页。 [43] 理查德•戈夫等:《20世纪全球史》第7版英文影印版,李世安导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导读”第1、8页。 [44] Richard W.Bulliet, Pamela kyleCrossley, Daniel R.Headrick, Steven W.Hirsch, Lyman L.Johnson, David Northrup, The Earth and Its Peoples:A Global History, preface,p.xxiii. [45] 菲利普•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编著:《世界:一部历史》第2版,钱乘旦审读,叶建军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46] For example, Peter Scholliers, et al., eds., Writing Food History: A Global Perspective, Berg Publishers,2012.菲利普•费尔南多—阿梅斯托:《文明的口味:人类食物的历史》,韩良忆译,新世纪出版社2013年版。 [47] Dominic Sachsenmaier, Global Perspectives on Global History: Theories and Approaches in a Connected World, p.81. [48] 柯娇燕:《什么是全球史》,“导言”第3页。 [49] 皮特•N.斯特恩斯等:《全球文明史》第3版上册,赵轶峰等译,中华书局2006年版,“导论”第3页。 [50] Peter N. Stearns, Globalization in World History,Routledge,

[9][美]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王晴佳.全球史学史——从18世纪至当代[M].杨豫,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但是,不论理论设想多么宏大,只有在结合史实中能验证自己的史学理论,才能使之成为自洽的学说。麦克尼尔可谓“正面强攻”了这个主题,这部全球史的叙述依然是按照时间顺序进行的,只是它打破了以国家、民族乃至文明为主线索的叙述,也没有割裂亚洲、欧洲、非洲和美洲在各自时期的关联(尽管传统观念认为全球开始连为一体是从大航海时代才开始)。

[14] 一位研究党史的学者指出,社会史不是研究“经过政治、经济提取后的剩余物,而是研究社会全部的历史”。参见张静如:《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第89—90页。

冷战以后国际史学发展中出现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对世界史(World History)和全球史(Global History)的关注不断加强。学界一般认为,“全球史”与“世界史”往往重叠,但全球史更倾向于研究15世纪地理大发现以后的时代,指的往往是20世纪最后30年以来的全球化进程。世界史则可以把对前现代化的社会和文化的研究包括进来。近年来,世界各地的历史学家不断关注用跨国的和全球的方法研究过去,形成了“全球史”这样一个有别于旧的世界史的史学流派或历史学的一个新的分支学科,在历史观、研究对象、历史分期和研究方法论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在运用全球史方法进行“大范围的互动研究”方面有诸多成果问世。上述趋势显然对传统的教育史研究提出了诸多挑战,同时也有重要的启发。教育史学者应关注国际史学发展的这种新趋势,并考虑如何加以应对和借鉴。

写一部世界通史绝不是件容易的事。

整体史观的提出者是吴于廑先生,他在80年代到90年代初陆续撰写了多篇论文,[48] 从世界历史上农耕世界和游牧世界的关系、农本经济的演变和工商业的兴起、农耕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育、工业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冲击等问题入手,探讨了世界历史发展的纵向联系和横向联系。吴于廑认为,世界史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而是各地区、各国、各民族历史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的结果。世界史的纵向发展是指人类物质生产史上不同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由此引起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横向发展是指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最终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这一客观过程。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是一种辩证关系。纵向发展制约着横向发展,处于较低社会发展阶段的人类,不可能在较广阔的范围内进行经济上的以及其他方面的交往。横向发展对纵向发展具有反作用,如果一个地区缺少与其他地区的横向联系,其纵向发展必然迟滞。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的共同基础和最终的推动力量是物质生产的进步。[49] 吴于廑的“从分散走向整体”的世界史观完全建立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和社会发展理论之上,可以说是中国世界史学者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所提出的最具特色和最具原创性的世界史理论。尽管他将世界历史的开端定位于资本主义的形成的论断遭到一些学者的质疑,[50] 但他对世界史的宏观视野和全局考虑在今天仍很有现实意义。

美国学者柯娇燕(Pamela Kyle Crossley)认为:“理解历史学家和其他学者撰写全球史所用的方法的多样性,可能与试图理解历史学本身一样复杂。全球史从社会科学中借用了分析的概念和哲学的方法,而有时候,这些概念和方法得到提炼并再度反馈给社会科学。大多数研究全球史的方法中包含了自我批评的种子,有时甚至是自我否定;其结果是,全球史学家的大量作品都是关于方法和概念的作品。”[7]在她看来,“全球史”仍是一项新兴的事业,有一套明显不同的假设和问题。全球史编纂的一个难题是:如何讲述一个没有中心的故事?在柯娇燕看来,研究历史的语言和叙述仍受到语法、词汇和单向度时间感的限制,将形式与内容匹配起来的时机还没有到来。因此,全球史学家一直是在悬而未决的状态中工作的。她介绍了对全球史进行界定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并且以大致的年代顺序编排它们,把它们整合在极为概括的范畴之下:分流、合流、传染和体系。

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从史前到21世纪的人类网络”,其实,本书原名《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旨在从“网络”这一视角出发,俯瞰世界历史,启发读者思考人类在整个地球生命中的位置及其未来的走向。麦克尼尔笔下的“网络”,不是今天我们狭义理解的互联网、人际网络等概念,而是一种包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元素流动的国际网络,从石器时代到当代,网络的范围和内涵变幻万千,但基本的元素却是稳定的。

[38] 李伯重:《“大分流”史观与江南经济史研究》,载徐秀丽主编:《过去的经验与未来的可能走向》,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63页。

[10]邢科.世界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心:边缘视角中的世界史——世界史学会第20届年会综述[J].史学理论研究,2012, : 152-157.

麦克尼尔受西方传统史学观影响很大,但他超越了一些西方中心论的狭隘,同时将历史的外延范围进一步扩大。这部世界史,可以被看作其史学观的集大成之作,其中透出的观念,回应了史学史上的基本问题,同时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在针对斯宾格勒、汤因比的史学观时,麦克尼尔不同意他们把各个文明视为孤立的、可以自行说明的事件来对待的史学观,认为人类历史从一开始就不是割裂的,而是通过语言、技术等元素连接在一起,尽管彼此面貌各异却有共同的元素。

[28] 孙江:《新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史学月刊》2006第5期,第9页。

[4]施诚.全球史研究主题评介[J].史学理论研究,2012, : 123-128.

通史写作的难度在于,浮光掠影地叙述,难以严格立论和提出新观点,容易流于表浅。若往深里写,往往就是鸿篇大论,难以在有限的字数里囊括万象。去繁就简,梳理大致脉络,成了当前世界通史的主流写法,而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后,全球史观(而非狭义的西方中心史观)的写法,逐渐成为史学界的主流。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l),曾担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美国世界史学会主席,被誉为全球史研究的奠基人、世界历史学科的“现代开创者”。他在这本书里为我们带来哪些新观点呢?这本书与其他的世界通史相比有哪些亮点呢?

[41]参见陈春声、刘志伟:《贡赋、市场与物质生活——试论十八世纪美洲白银输入与中国社会变迁之关系》,《清华大学学报》2010 年第5 期,第65—81页。

  1. 397-400. 夏继果,[美]杰里·H. 本特利主编:《全球史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49-52。

[47] 吴于廑:《关于编纂世界史的意见》,《武汉大学学报》1978年第5期,第39,51页。

一、作为史学流派的全球史及其研究主题

文化史之所以率先成为史学研究的突破口,是因为文化最能直观体现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传承和精神面貌。许多历史学家看到,从中国的文化传统、价值体系和思维方式入手,不仅可以客观地揭示中国历史的本质属性,而且能够更有效地解释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整体性描述的著作在这一时期大量涌现,力求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中国文化的总体面貌、基本特征和多元发展。[6] 同时,对中国寻求现代性的反思,也使历史学家将文化作为一个重要的分析范畴,希望从中找到中国现代化发展缓慢的深层原因,并对中国传统的某些要素,比如儒学,作出重新估量。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命运、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都成为文化史研究无法绕开的重要论题。[7] 文化史的复兴及之后所出现的文化史研究热潮,不仅催生并带动了中国80年代的文化热,也将文化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峰。仅以文化史研究渐进低谷的1988年为例,这一年所发表的有关文化史的文章就有近千篇之多。[8]

①Jerry H. Bentley. The New World History. In Lloyd Kramer and Sarah Maza, eds. A Companion Western Historical Thought. Oxford: Blankwell,

[22] 参见董正华:《从历史发展多线性到史学范式多样化——围绕“以一元多线论为基础的现代化范式”的讨论》,《史学月刊》2004年第5期,第5-20页;周东华:《正确对待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代化范式”和“革命范式”——与吴剑杰、龚书铎等先生商榷》,《中国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5期,第83—108页。

[8]董欣洁.变动中的全球史及其多样性——读《全球史的全球观点:连通世界中的理论与方法[J].史学理论研究,2012, : 140.

建国以来,中国的史学发展可大致分为如下三个阶段:建国后十七年史学(1949—1966年)、文革时期史学(1966—1976年)和改革开放以来或新时期史学。十年文革期间,受政治上“左”倾错误的影响,史学被严重扭曲,出现了所谓的“影射史学”,史学研究的学术规范不仅被完全破坏,史实也遭到了全面歪曲和篡改。对于建国后十七年史学的发展,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这一时期的史学与文革十年的史学一样,基本上是“泛政治化史学”,“以农民战争研究为代表的研究体系使中国史学完全政治化”。[1] 也有一些学者指出,建国后十七年史学虽然走过了曲折的道路,但总的来说还是取得了巨大成绩,培养了一批人才,出版了大量成果,这些都为改革开放后史学新局面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2] 不论建国后十七年史学与改革开放以来的史学是一种承继还是断裂关系,一个事实是,这一时期的史学确实存在着许多不足和失误,比如研究方法上的教条主义、研究视野的过于狭窄、对中国古代史学遗产的批判大于继承、对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的盲目排斥等。[3] 这些不足和失误,正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学家特别是年轻一代历史学家所要避免的,他们因此在史学实践中,尤其是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旨趣上,都表现出了与那一代历史学家的显著不同。虽然不能确定1978年以后的历史学家是在“自觉”地与某种学统发生决裂,[4] 但其行为还是清楚地宣告了他们与一种“旧”传统的疏离和对开启一个新局面的渴望。

[5]Gabrielle M. Spiegel.. Historical Thought in Medieval Europe. In Lloyd Kramer and Sarah Maza, eds. A Companion Western Historical Thought. Oxford: Blankwell, 2002.

[44] 限于篇幅,此处不计相关论文,只列举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比如,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的地区史系列,包括中东史、中亚史、拉丁美洲史和东南亚史四种;以及彭树智主编的《中东国家通史》(商务印书馆2000—2007版),共13卷:《阿富汗卷》、《沙特阿拉伯卷》、《以色列卷》、《伊拉克卷》、《巴勒斯坦卷》、《土耳其卷》、《伊朗卷》、《埃及卷》、《叙利亚和黎巴嫩卷》、《也门卷》、《约旦卷》、《塞浦路斯卷》和《海湾五国卷》,包括中东18个国家和地区。

二、全球史的历史分期和理论方法

[27] 孙江:《阅读沉默:后现代主义、新史学与中国语境》,孙江主编:《事件·记忆·叙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2—23,2页。

三、全球史与教育史研究

[57] 彭树智、黄民兴:《从文明交往的高度把握世界历史——访彭树智教授》,《史学史研究》2008年第1期,第89页;彭树智:《论人类的文明交往》,第5—10页。

注释:

世界史是中国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其名称与其现状多少有些“名不符实”。首先,世界史在中国通常指的是不包括中国史在内的外国史部分,但缺少中国史的话,世界史便不能称作严格意义上是世界史。其次,自1997年中国学科目录调整后,世界史由原来的世界古代中世纪史、世界近现代史和地区国别史三个二级学科合并为一个二级学科,成为“历史学”这个一级学科下面八个二级学科中的一个,世界史的发展空间因而被大大压缩。[43] 直到2011年,在众多世界史学者的呼吁和努力下,世界史才终于成为与考古学、中国史并列的一级学科,包括世界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世界古代中世纪史、世界近现代史、世界地区国别史、专门史与整体史五个二级学科。尽管如此,世界史与中国史割裂的现象依然存在,这既不利于中外比较史学与宏观研究方法的发展,也无助于理解中国在世界史上的地位。不仅如此,由于中国的世界史学者掌握多门外语的能力不足,以及在获得原始史料时所面临的种种困难,中国世界史研究的深度和原创性还远远不够。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似乎只起到了对外国世界史研究历史与现状的引介作用,或者为中国史学者提供外国史学研究的方法与理论的介绍作用。

全球史视角还将有助于我们推进全球教育史学史的研究。美国学者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和王晴佳合著的《全球史学史——从18世纪至当代》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启发。在这个问题上至少有两点需要我们深入思考。一方面,应关注教育史学史研究如何打破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的格局。在19世纪历史研究专业化进程中,历史学经历了从普世史向以国家和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的转变,把民族国家视为文明和进步的动力。20世纪上半叶出现了写作世界史的尝试,如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的《西方的没落》和阿诺德·J. 汤因比(Arnold Toynbee)的《历史研究》。这些著作的中心内容是各种文明之间的比较,西方文明只是其中的一个文明。20世纪下半叶出现了世界史的复兴,并在冷战结束后得到加强。对跨文化交流和传播进行研究的早期重要代表作是威廉·H. 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的《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的历史》。进入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1990年以后,世界史的写作朝着两个不同方向发展。一个方向是沿着传统的方法,关注文明、国家和社会的历史。一些社会科学家像现代化理论家一样,把16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和世界市场的发展看作理解现代世界的核心所在。第二种方向是以麦克尼尔为代表的,对经济和政治因素兴趣不大,其研究也不是直接从欧洲中心出发,更乐于把更早的年代的历史囊括进来。新近的发展道路被称为“科学文化”道路,使用新的非档案史料和进化生物学、环境科学、古生物学、考古学、化学以及语言学和文学研究等领域的方法。对于世界史来说,第二条道路前景更加可观[9]。我们可以参考国际历史学发展的上述两条道路来思考研究世界教育史的路径。另一方面,加强中国教育史在世界教育史中的地位无疑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有必要从中国教育史出发来重构以往具有欧洲中心论色彩的世界教育史。当今,将中国教育置于世界教育史之中,以更广阔的视角来考察中国教育和从中国教育史来反思世界教育史,成为理解中国教育史与世界教育史的一个重要纬度。将中国教育史纳入世界教育史有助于反思世界教育史研究中的惯常概念和方法。世界史学会第20届年会的讨论是有启发意义的[10]。我们可以将中国史学重视道德评价的传统吸收进去;中国教育史表明了早期近代世界教育的多样性,有助于了解近代早期教育变革的模式;应重视中国教育史在世界教育史和历史编纂中的作用及价值;探讨中国教育与世界教育的联系与互动;我们还可以借鉴世界史学者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的成果,推进中外教育交流史的研究。我们应该关注那些会带来深刻而持久历史影响的文化教育的碰撞和交流,强调其在文化教育传统形成中所扮演的角色,尤其是不同文化教育传统的人之间的有意识的文化教育借鉴或互惠性文化教育交流。

[7] 从两本相继出版的题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论文集中,可以看到学术界对这些问题的热切关注。参见《复旦学报》编辑部编:《断裂与继承——青年学者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姜义华、吴根梁、马学新编:《港台及海外学者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对80年代以来传统文化与现代化问题的分析和评价,可参见郭双林:《20世纪最后20年文化讨论之检讨》,《河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第40—46页。

[7][美]柯娇燕.什么是全球史[M].刘文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如果说文化史的复兴建立在历史学家对中国文化传统内省的基础上,社会史的复兴则是在大量引进西方新兴的社会科学理论特别是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理论,以及西方新史学特别是法国年鉴学派的研究方法的背景下完成的。[12] 社会学的定量分析、个案研究和实地调查等研究方法以及它对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重视,都为社会史提供了有效的范型框架。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则推动历史学家“必须走出森严的档案库,一方面在田野中探索和体验乡民的历史,一方面把当代的、眨眼即逝的、非文字的数据转为有用的、可作长期参考的数据”。[13] 而年鉴学派所倡导的“总体史”(total history)与跨学科理念,也使社会史学家力图整合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人口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去展现“整个社会的历史”(the History of Society),而不仅仅是“社会史”(social history)。[14]

杰里·H. 本特利深入研究了全球史的理论化(Theorizing the Global Past)问题。他注意到,大多数专业历史学家更愿意进行实证研究而不是理论分析,但所有的历史研究都是建立在关于世界及其发展动力的理论、哲学或者意识形态等各种假定的基础上的。世界史作为一种独特的历史研究方法,有必要明确提出自己的前提假设。近年来,历史社会学家在为世界史建构理论框架方面表现得尤为积极。本特利认为,当前有关世界史的论争中有四种理论学派(Four Theoretical Schools)最为引人注目:第一种是现代化研究方法(The Modernization Approach),这个理论学派从马克斯·韦伯的比较社会学衍生而来。韦伯试图通过对欧洲与其他社会的比较来理解现代资本主义欧洲的特性,其影响在现代化理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对历史学家产生了深刻影响。第二种是受马克思影响的世界体系分析方法(The Form of World System Analysis),认为欧洲取得统治地位主要因为帝国主义和对其他社会的剥削。第三种理论研究方法注意到前两种方法的欧洲中心论特征,认为欧洲经济发展及其在世界上的统治地位是发展机遇带来的结果。第四种理论方法的特征是在试图说明世界历史大范围进程是从地理、生态和环境分析中而不是政治经济学中汲取灵感。在本特利看来,前两个学派的观点长期以来一直是历史学和历史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而后两种学派只是最近刚刚兴起的,但似乎准备对未来的历史研究施加重大的影响①。

[21] 吴剑杰:《关于近代史研究“新范式”的若干思考》,《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第266页。

[3]夏继果,[美]杰里·H. 本特利主编.全球史读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90年代后,社会史取代文化史成为史学界的研究热点,一些学者将社会史的复兴与发展称作新时期中国史学最具“标志性意义的事件”。[10] 社会史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史学界就出现过所谓的“中国社会史论战”,表象虽为论辩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实质却是在为中国的未来发展拟定方向。90年代社会史的复兴与之并不相同,其目的在于改变多年来史学研究内容狭窄、风格单调的状况,“突破流行半个多世纪的经济、政治、文化三足鼎立的通史、断代史等著述格局,从研究社会生活的角度着手,开拓和填补鼎足之下的边缘地带和空白区域,同时再以社会生活的历史演变为中介,连接和沟通鼎立的‘三足’,复原历史的本来面貌。”[11]

从历史学研究的主题来看,近代以来,传统的西方史学专注于民族国家史(National History)。民族国家始于近代欧洲,是为摆脱教权控制而产生的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或主权国家。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确立了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欧洲国际格局。此后,民族国家成为世界体系的基本政治单位和主要行为者。与此同时,与历史学科专业化发展相一致,研究的重点也日益狭窄,从各地区文化史转向了西方民族国家史。民族主义历史学家们把学校变成了国家崇拜的场所。杰里·H. 本特利认为,民族国家的确是历史分析中的重要单位,为考察许多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问题提供了背景,对于理解超出民族国家本身之外的世界也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全球史研究者看来,历史经历不仅是个体社会发展的结果,也是跨民族、政治、地域和文化等界限的许多大范围进程的产物。他指出:“最近几十年时间里,全球历史分析已消除了历史仅仅属于民族国家或者其他表面上连贯的个体社会的观念。全球史虽然承认文化独特性、排外性的民族认同、地方知识和具体某些社会的发展经历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但同时也已超越了专业历史研究长期以来关注的这些问题,明确将大范围进程纳入历史关注问题之列。”[3]

如果说上述三种世界史观是中国的世界史学者立足本土,从自我的理论资源中寻求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的话,[60] 那么全球史观在中国的出现,则是中国的世界史学者对一种全新的源自西方的世界史理论的接受、批评和再阐释的结果。对全球史观的引介贡献最大者是刘新城先生,他在1995年就已经系统阅读了全球史的相关著作,并认识到其中的重要性。[61] 2004年底,刘新成在首都师范大学成立了全球史研究中心,该中心于2005年l0月召开了中国第一个全球史国际会议。此外,刘新成还撰写了多篇介绍和评论全球史的学术文章,并主编《全球史评论》,该刊从2008年迄今已经出版五辑。与旧的带有强烈欧洲中心主义色彩的世界史相比,全球史观在研究视角、理论方法、意识形态、历史分期和话语特征上都有突破,因而得到中国世界史学者的青睐。[62] 但是,在肯定全球史观时代价值的同时,也有对它不同的评价。比如,有学者提出要接受全球史观超越欧洲中心主义和民族国家立场的优点,但也要避免它忽视国家内部发展动力的缺陷;也有学者强调要警惕全球史观所隐含的西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写出体现中国人民族记忆的全球史;更有学者将全球史观与唯物史观对立起来,认为它并不能指导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和教学;还有学者站在反西方的立场上,对全球史观作出彻底否定。[63] 当然,不论是对全球史观的接受、抵制抑或创造性改造,都反映出它对当下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影响以及中国学者对建构宏观世界史体系的严肃思考。对待全球史观的应有态度,或许正如刘新成所言:“比较现实的做法,是在现有的话语体系基础上(即使有浓重的西方色彩),不断修正和补充,以逐渐接近共识。”[64]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13X09-00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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