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葡新京网上导航-手机app下载大全 > 经典文学 > 只有诗人才应该译诗澳门新葡新京手机app下载:,在洛厄尔的诗中

只有诗人才应该译诗澳门新葡新京手机app下载:,在洛厄尔的诗中

The net will hang on the wall when the fish are eaten,

Who said: Two vast and trunkless legs of stone

而屠岸是诗人。首先,他尊重并尽量还原诗歌的修辞,不以意译害辞。如梁译把第19首中的“the eye of heaven”(天眼)意译为“太阳”,牺牲了其中包含的暗喻手法。屠译为“苍天的巨眼”,不仅恢复了修辞手法,而且文采斐然。其次,莎翁的十四行诗与其剧作一样,用的都是抑扬格五音步体,每行有5个音步,梁因为不重视原作的格律,把第五、七行改成了4个音步,如“有时太阳照得太热”和“美的事物总不免要凋落”。梁译还有漏译的情况。如“And every fair from fair sometime declines”,两个fair所指不同,前者指美的人或事物,后者指美貌或美态,梁只译出了前者。梁甚至有错读并错译之处。如“By chance, or nature’s changing course untrimm’d”中的 chance和nature’s changing course都是By的宾语,中间的“,”只是语音上的停顿,没有语法意义,而“or”是一个意义明确的连接词。梁译为“偶然的,或是随自然变化而流转”,似乎与原文惟妙惟肖,实际上是理解错了,最关键的错误是把“By chance”单列出来当做状语。屠译则非常准确:“被时机或者自然的代谢所摧残。”

摘 要:在中国现代诗史上,卞之琳的定位是一个精致的艺术家,一个卓越的翻译家,他以自己独特的翻译风格,在英诗汉译方面创造性提出“以顿代步”的翻译方法,并遵循“亦步亦趋”的翻译准则,一定意义上推动了中国新诗的长足发展,对中国的现代主义诗歌产生了不可或缺的影响。 中国论文网 关键词:卞之琳;英诗汉译;“以顿代步”;翻译实践 作者简介:白玉洁,女,西北大学外语学院硕士生,从事英语笔译研究。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03-0-02 一、引言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纵观古今中外,诗歌名家的翻译历来是公认艰难的译事之一。如果翻译一首诗歌,若是逐字逐句直译出来,原文的音韵就会大为减少。因此,美国着名诗人弗洛斯曾说:“诗歌就是在翻译中丧失的东西。”因此,无论是英诗汉译或是汉诗英译都要注意保留诗歌的视觉美感,准确传达原诗的意义和意境,再现原作的艺术效果。自新中国成立至今译者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上都有明显提升,所采用的翻译方法也是时殊风异,各有千秋。这一阶段主要从事英文诗歌翻译的代表有王佐良、卞之琳、屠岸等人,这一时期主要提倡采用格律诗形式翻译英语格律诗,其中一派主张“克隆”英文原诗的韵律,另外一派主张用汉语的顿来代替英诗中的韵律,再现原诗的节奏,这种方法即由翻译名家卞之琳所提倡的“以顿代步”。 二、百年新诗史上的“第一人”――卞之琳 “从技术上来说,卞之琳是中国新诗百年来的第一人!”这是着名学者,同时也是卞之琳的学生江弱水对其老师的评价。卞之琳是我国着名的翻译家,着名诗人以及文学批评家,曾是徐志摩的学生。着有诗歌《断章》,作为其流芳百世的代表作。同时,他在莎士比亚文学方面也颇有建树,为现代诗坛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其另一个重要身份即新文化运动中别具一格的诗歌流派新月派的代表诗人。 作为一名译者,卞之琳译介的外国诗歌,主要来自英国和法国,特别是英国诗人莎士比亚和法国象征主义诗歌以及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代表诗人。其诗歌译作经历了从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到现代主义的发展道路。在他丰富的译作当中,典型的代表作品有《英国诗选》和《莎士比亚悲剧论痕》。六十年代以后卞之琳作为外国文学研究员,对于莎士比亚文学方面颇有研究。他提出要用格律诗体的诗歌形式来翻译莎剧,这一主张可以说是我国解放后莎剧翻译的高成就,是利用诗歌体裁翻译莎剧的典范。 就从翻译诗歌角度来看,卞之琳先生主张“破‘信达雅’说。但这一主张并非表示他对这些理论或学说的全盘否定。只是出于对诗歌文体特殊性的考量,他提出在进行诗歌翻译时,不能拘泥于以上这些理论,而应该量体裁衣,根据诗歌自身的特点发展出适宜于诗歌翻译的理论或策略。在英诗汉译中,他创造性提出了“以顿代步”的翻译策略,将译诗中的诗句也划分为不同的音组以反映原诗中的节奏,从而使译诗与原诗在诗歌韵律上做到相似成为可能。 三、“以顿代步”译诗法 格律体英语诗歌应如何翻译,这是长期有争议而未能解决的一个问题。就现在来看主要可归纳为三种方式:采用中国传统诗、词、曲的格律或其变体;不拘格律,采取自由体或散文诗的格式;移植英诗的格律,显着的就是“以顿代步”的方式,即以汉语中的顿代替英诗中的音步以再现原诗的节奏。“以顿代步”法通常强调原文的韵式也应在译文中加以复制,以这种方法译诗,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追求形似,同时再现音美的探索创新,当然后来也的确产生了一些形神兼具的译作。 在《关于诗人译诗的对话 ――文艺评论家屠岸访谈屠岸》一文中,对于如何看待翻译诗歌时所采用的“以顿代步”原则这一问题,屠岸这样讲道:“在惠特曼创作出自由体诗之前,几乎所有的英语诗歌都是格律�,连素体诗也是有格律的,只是不押韵而已。如果仅仅翻译诗歌的意思,仅仅忠于诗歌的内容,而不顾其形式,那就是一种偏枯,也就没有诗了。到现在为止,“以顿代步”是兼顾诗歌内容与形式的佳译法,也可以说是翻译诗歌的基本原则。孙大雨首先提出了这一方法,用汉语的“音组”译英语的“音步”,但没有做到等行。后来,卞之琳完善了这一方法,并且用这个译法翻译了莎士比亚的四个悲剧和一部分十四行诗。卞之琳称“音组”为“音顿”或“顿”。卞之琳的这种译法可以归结为一句话:“等行、以顿代步、韵式依原诗”。其中,以顿代步是主要的,做到了严格意义上的以顿代步,译诗和原诗自然就会等行了。 因此,可以说卞之琳所提倡的“以顿代步”的译诗思想对于我国诗歌翻译做出了卓越贡献,他在保持原有英语格律诗歌结构的基础上,使那些对英文不熟悉的中文读者们更好地去理解英语诗歌,并且在后世的诗歌翻译中扮演者积极的引导角色。 四、翻译实践应用 卞之琳不仅主张翻译英语格律诗要采用“以顿代步”的方法,而且在他的翻译实践中,也以身作则,努力实行。以他所译的华兹华斯的《孤独的割麦女》(The Solitary Reaper,1807)第一段为例: The Solitary Reaper Behold her, single in the field, Yon solitary Highland Lass! Reaping and singing by herself; Stop here, or gently pass! Alone she cuts and binds the grain, And sings a melancholy strain; O listen! for the Vale profound Is overflowing with the sound. 孤独的割麦女 看她,在田地独自一个, 那个苏格兰高原的少女! 独自在收割,独自在唱歌, 停住吧,或者悄悄走过去! 她独自割麦,又把它捆好, 唱着一只忧郁的曲调, 听啊!整个深邃的谷地 都有着一片歌声在洋溢。 这首诗的英文标题是The Solitary Reaper,中文一般译作《孤独的割麦女》。这首诗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威廉・沃兹华斯的典型代表作之一,诗人通过利用平铺直叙的叙述诗体和朴实简洁的语言,表达出他对割麦女的关心、同情及其对割麦女美妙歌声的迷恋。全诗一节八行,共计四节,多采用抑扬格。文中较为明显地体现出沃兹华斯的浪漫主义文学风格。以第一节为例,祈使句式开头,突出视觉和听觉。这之中大量使用了表示孤独的词语来形容割麦女,事实上这也是诗人对自身孤独情怀的写照。首先翻译诗歌首句”Behold her, single in the field”,卞之琳采用“以顿代步”的翻译方法,用汉语的“四顿”替换文中的英文“四音步”形式,将其译作:“是她/在田地/独自/一个”。并且在语气上也保留了原文的祈使语气,将“Behold her”译成“看她”。此处以重复的方式将“by herself”翻译为“独自……独自”,对原文适当进行伸缩。这里译作排比分句的方法再现了原作思想内容。第好文学的翻译尾韵与上下文相呼应,表达出割麦女的孤独。末尾两行作者以“profound”、“overflow”和“sound”三个词语描写了割麦女动听的歌声,而卞之琳则将其处理为“深邃”、“洋溢”、“歌声”三个美词。从上述例子中不难看出卞的译作更为突显其自身的翻译主张,无论从艺术形式还是思想内容上都再现了原作的精华。 五、总结 “未经过艺术过程者不能成为艺术品,我们相信内容与外形不可分�x”。卞之琳创作态度严谨,孜孜不倦地探索"艺术过程"中的转化与表现,即使对新诗的外部形式也刻意追求变化和创新,更不用说在诗的意象、内容方面。他坚持不懈地进行诗歌创作和理论研究,成功地实验和引进了西方多种现代诗歌形式;其所提倡的“以顿代步”作为英诗汉译的重要方法之一,在翻译实践中得到不断完善和发展,对中国象征主义、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开拓了新的景观,有着很大的启蒙意义和重要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刘重德.翻译论稿[M].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2]江弱水.卞之琳诗译研究[M].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0. [3]卞之琳.英国诗选[M].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8. [4]卢炜.关于诗人译诗的对话―文艺评论家屠岸访谈[N]. 文艺报, 2013-7-29. [5]王雅琼.卞之琳诗歌翻译思想探究[D]. 南京: 东南大学英语语言文学, 2014:9-10.

每次谈到文学翻译,我总会想起北京大学西语系田德望教授。田先生73岁在身患重病的情况下开始译《神曲》,花了18年时间译完《神曲》,老先生随之仙逝。意大利文学专家吕同六为表达对田先生的崇敬之情,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寂寞是一座桥》。这深深感动了我。翻译是寂寞的,译者应耐得住寂寞,但这寂寞并不孤独,因为翻译搭成的桥不仅联系译者和作者,同时也联系着两种不同文化和文明,联系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所以,再寂寞也值得。

挣跳于刽子手下沉的网结,

Which yet survive, stamped on these lifeless things,

屠岸最早翻译的诗是英国诗人斯蒂文森的《安魂诗》。在1940年11月20日的日记中,他用五言十二句和七言八句来译这首诗,押韵不太严格。后来他重新将之译成语体新格律诗,并将之收入译著《英国历代诗歌选》中。这是他爱好英语和诗歌自然而然的翻译行为。

诗歌翻译,一般应“以诗译诗”。所以新诗诞生之初,人们普遍的看法是“诗人译诗”,当年译者也的确以诗人居多。后来,人们发现这种提法有一定局限性。正如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在一篇题为《文学与直译》的文章中所说:“从理论上说,只有诗人才应该译诗;而实际上,诗人成为好译者的情况寥寥无几。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几乎总是利用他人的诗歌作为出发点来创作自己的诗歌。好的译者则朝着相反的方向运动:他的目标只是一首类似的诗……翻译过来的诗应该是原诗的再现。”在这里引用帕斯的话,不仅因为他是一位大诗人,还因为他是一位翻译家,他曾翻译杜甫、王维、苏轼等人的诗歌。

“诗很不好懂”,王佐良这样说,“但有可追踪的线索:渔网是诗艺,它企图捕捉海洋的秘密和远方的音乐……许多天才诗人青年死去,不死的则垂垂老矣……因此‘这一行’(可以是诗行,也可以是这一支派的诗人)必须终结了。然而洛厄尔回顾自己过去……还是感到欣慰,因为他没有放弃自己的崇高职责……毕竟给那不可捉摸的未来以一点坚实可靠的东西。这样一读,我们看出这首诗有中心意义——诗人怎样看待自己的工作;有中心的形象——渔网能放能收,与水和鱼打着奇妙的交道,有框架之形而又能捕捉最无形的想象世界;有时间的推移,青年夭折的诗人同暮年颓唐的老演员作了对比;最后,还有诗人的自白,那声音里有对诗艺的自信,对不倦地追寻艺术完美的不悔,对进入难测的未来的无畏。”

《奥斯曼狄斯》

翻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

因此,我建议采取“转译加审校”模式来推动中国文学经典的翻译工作。例如,要把一部中国文学经典译成西班牙文,首先要遴选出大家公认的好的英译本或法译本,然后请西班牙语高水平译者译成西班牙文,再由我国西班牙语学者根据中文原文逐字逐句审校。这样,既可保证译文质量,又可避免误译,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当然,这只是权宜之计,当译介国出现高水平汉学家,也就无需我们越俎代庖了。

引入他的钢铁构成的迷宫。

此外无一物,但见废墟周围,

1950年10月,屠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由上海文化工作社出版,成为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流传最广的译本。此前,莎翁十四行诗只有一些零散的、质量不高的汉译;此后,尽管出版了很多译本,但还没有在总体水平上超过屠译的。就拿同样流传甚广的梁实秋译本来说,梁实秋是很好的散文家,对诗可能也还了解,但缺乏诗人气质和对诗歌语言的敏感,甚至还有一定的偏见,认为诗歌尤其是现代诗大多不够理智和澄明。他翻译散文是很拿手的,也许是太拿手了,以至于把莎士比亚的诗剧译成了散文体。十四行诗是西方最严格的格律体,他还不至于用散文来译,但其译文总令人觉得诗味索然。

有人曾拿着王勃五言绝句《山中》去问朱光潜,“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况属高风晚,山山黄叶飞”,这首诗该如何翻译?朱先生说:“没法翻译。”

说得太少,后来又太多。

“吾乃奥兹曼迪斯,万王之王是也,盖世功业,敢叫天公折服!”

从1940年算起,屠岸在翻译领域已断断续续耕耘了70年,硕果累累。在其口述自传《生正逢时》里,他坦然道:“我翻译英语诗歌,最初由于爱好,后来也带有使命感。”而他爱好的英国诗人主要有莎士比亚、弥尔顿和济慈三人。《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是其成名作,《济慈诗选》是其巅峰之作,弥尔顿的《失乐园》将是其收官之作。

众所周知,中国新诗百年和译诗百年是同步前行的。翻译外国诗歌目的之一是为本国诗人提供借鉴和参考,从而丰富和繁荣我们自己的诗歌创作。一百年来,译诗对中国新诗的影响有目共睹。在回首新诗百年时,同样应审视和反思译诗的影响:有无不足之处、有无过分之处,如何在继承诗歌传统和借鉴外来诗歌基础上繁荣我国诗歌创作,这才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我们必须时刻关注中国文学现状和动态。

希尼是在1979年美国语文年会的演讲中谈到洛厄尔这首诗的,它显然包含了在公众面前“为诗一辩”的成分。不过,写出了这样的诗的诗人还需要为自己辩护吗?不必,他只需要赞美就行了——赞美诗神对他的庇护和馈赠!这样的诗或许在社会生活中没有位置,但它正如那挂在墙上的渔网,它已属于另一种历史——那文学本身的永恒的价值体系。而对诗人本人来说,或许更重要的,是通过对这样的诗的写作(包括翻译),一股神秘的语言之力又回到了他的身上,或者说,一种“静默的远航和明亮的捕捞”又展现在他的视野里:他可以为之奉献一生了。

那冷笑,那发号施令的高傲,

集英语诗歌翻译之大成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先后两次应西班牙格拉纳达大学之邀,与西班牙友人一起翻译、校订并出版西班牙文版《红楼梦》。当年西班牙报刊提到《红楼梦》时,总说它是“中国的《堂吉诃德》”。让我颇受触动的是:自1922年林纾、陈家麟合译《魔侠传》以来,《堂吉诃德》在中国已有上百个版本,而《红楼梦》在整个西班牙语世界,至今几乎仍然只有我们这一个译本!中国文学经典外译,我们还有很多开拓性工作要做。尤其是面向非通用语种的翻译,很难由国外汉学家独立完成。

把一张上了焦油的渔网织了又拆。

Stand in the desert. Near them, on the sand,

翻译英语诗歌本是屠岸先生几十年如一日的一大爱好,正是这爱好成就了他的名山伟业。

赵振江,1940年生于北京,北京大学教授、翻译家。着有《西班牙语诗歌导论》、译作阿根廷史诗《马丁·菲耶罗》《拉丁美洲诗选》等20余部,主持翻译西文版《红楼梦》。曾获鲁迅文学奖、西班牙伊莎贝尔女王勋章等奖项。

海豚放开了,去捉一闪而过的鱼……

[3]倪小山.雪莱诗歌中善与美的自由[J].名作欣赏,2017(06):71-75.

1940年代中期,早在翻译惠特曼之前,屠岸便开始翻译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那时,使命感还没有显现,爱好还是主导心理。用他自己的话说,“被这些十四行诗的艺术所征服”。这桩译事也夹杂某种人伦因素。由于一个要好的大学同学夭折,屠岸本想模仿弥尔顿之《李锡达斯》写诗悼念,但没写出来,转而决定译出莎士比亚这部歌颂友谊的十四行诗集,以表纪念。

诗歌翻译有点像演员表演,是二度创作。好的译者对原诗有透彻的理解,然后又能用自己的语言准确、鲜明、生动地转述原诗内容,关照原诗风格与神韵。当然,不同译者具有不同特点,这就是为什么“十个译者会译出十个不同的莎士比亚”来。我们平时说的“信、达、雅”或“最佳近似度”,都是一个综合指标,其中就包括对内容与形式、对表层含义与深层含义的表达,尽可能追求译诗和原诗在形似与神似、异化与归化上的和谐与平衡。

因为忙,这几年来一直没有顾上读这本诗选。但我知道,有一天它会出现在我的手上,或是在远行的飞机上,或是在冬夜的床头边——由于我自己知道的原因。不知为什么,在阅读中如同在生活中,我总是把真正喜欢的东西一再留在了最后。我也记得一位德国哲人这么说过“一本好书的真正标志,是我们年纪愈大愈喜欢它”。

“frown”,“wrinkled lip”,“sneer of cold command”是描写奥西曼迭斯雕像的模样,这里的几个词被王融合成了“但人面依然可畏,那冷笑,那发号施令的高傲”,这一句就足见王较倾向意译,而形式则得到转化。他没有按照原诗的结构,把“蹙眉”、“抿嘴”、“冷笑”等神态描写出来,而是选择通过融合来直接把雕像神情中蕴含的不可一世展现给读者。实际上,奥西曼迭斯是古埃及法老拉米西斯二世的希腊名字,据史料记载,这是一位暴虐无道的帝王。译文从整体上给了读者一个立体的形象,让读者将其叱咤风云的姿态与破碎的面容进行对比,比起单独分裂开来的词对词的转化,更能从整体上塑造奥西曼迭斯的形象。这里王依然是选取了增补,将“冷笑”的意义,即不可一世的高傲展现给读者,所以他的翻译是很灵活的。将一种翻译方法的运用特定局限于某类文本是不合理的,衡量译作优秀与否的标准应当是其整体的表现力,对原文含义的把握和传达,王在这一点上就做的很好,大胆尝试,精益求精,这是在译文中可以看见的态度。

1948年,翻译的使命感一度使他中断了莎译工作,后来,胡风的一番话,让他继续并完成了这一伟业。他在口述自传中说:“胡风问我翻译完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之后打算拿到哪儿出版。我感到当时正是革命激情高涨的时候,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跟当时的时代气氛不合拍。所以我说,不能出版,只能作为一个文献放在那儿。胡风说,你这个观点不对,莎士比亚的诗是影响人类灵魂的,对今天和明天的读者都有用。胡风谈话很亲切,我感到是一位文艺理论家对后进的关怀与鼓励,也使我对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有了更正确的认识。于是我回家后努力把剩下的还没有译出的少量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全部译出。”

译者应耐得住寂寞,但这寂寞并不孤独,翻译搭成的桥不仅联系译者和作者,也联系着两种不同文化和文明,联系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所以,再寂寞也值得

而对我们这些中文读者来说,既要感谢诗人,也得感谢译者。首先,写出这样的诗的洛厄尔向我们展现了他那更深邃、也更可敬的一面。在人们的印象中,洛厄尔往往和“自白派”诗派、和他写波士顿历史的几首名诗、和他的反叛尤其是因拒绝服兵役而坐牢的经历联系起来。的确,这样一位敢于在诗中大声斥责国家和总统的诗人,也是一位充满了个人伤痛、反叛、挫败和自杀冲动的诗人(好像他的一生都“坐在候审室里等待判决”!)。他在一首描写住精神病院的诗中甚至还这样宣称:“我们都是老资格/我们中的每个人都握着一把锁住的剃刀”。

“寂寞平沙空莽莽”正如“白云千载空悠悠”、“无边落木萧萧下”,不仅读起来朗朗上口,而且场景跃然纸上,让读者沉醉于这种诗歌独特的韵律中。这种灵活的译法是王佐良以诗译诗的追求。这一处理诗歌内涵完完全全呈现出来,而非简单形式上的对等,而导致意义和韵味的缺失。正因为诗歌的语言具有很强的内在化,人们推崇隐,而非显;推崇曲,而非直,不同语言的构成要素也很复杂,所以说通常人们认为译诗是很难的。但王佐良在对于本诗的处理上灵活巧妙,不拘一格,而又极好地做到了对原诗作的忠诚,在艺术层面和形式上将诗的形美呈现给读者,可以说王是一个译者,也同样是一个诗人。

屠岸先生的名片上始终印着三个“头衔”:诗爱者,诗作者,诗译者。他不自称“翻译家”,但2010年12月2日,在“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暨资深翻译家表彰大会”上,他和另外四位先生被中国翻译协会授予“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这是全国翻译行业的最高荣誉奖。

这里的“没法翻译”指的是要翻译得和原诗一模一样是不可能的。汉语和西方语言是完全不同的载体:一个属汉藏语系,另一个属印欧语系;一个是单音节表意的方块字,一个是多音节的拼音字母;一个有四声而且韵母非常丰富,一个是韵母相对单调但节奏鲜明。如果逐字逐行,肯定无法翻译。比如,外语写作最忌讳重复使用同一个单词,而在汉语里有时却是修辞手段。当年把《红楼梦》翻译成西班牙文时,我们吃尽苦头。像“桃花帘外东风软,桃花帘内晨妆懒。帘外桃花帘内人,人与桃花隔不远”之类,如果硬是逐字逐句翻译出来,恐怕非但不是诗,读起来也不成话了。朱先生所谓的“没法翻译”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

Genius hums the auditorium dead.

有石像半毁,唯余巨腿

屠岸小时候有点“调皮”,这种“冥顽”是童心的表现,他一生都保持着。他在思想上承袭浪漫主义的精髓,认同“天真”比“经验”重要(来自布莱克),“儿童乃成人之父亲”(华兹华斯语)。他自己喜欢读儿童诗,出访英伦时曾专门去淘儿童诗集,也喜欢给孩子写诗、译诗。1982年,他出版了与夫人方谷绣(章妙英的笔名)合译的英国斯蒂文森儿童诗集《一个孩子的诗园》;从1994年到2004年,他陆续编译出版了《英美著名儿童诗一百首》、《英美儿童诗精品选》三种和《英美著名少儿诗选》六册。这与有“老顽童”之称的萧乾有同感和同好。萧乾曾于1982年10月12日给屠岸写信说,“病榻上得您新译《一个孩子的诗园》,喜甚感甚。这样以童心为题材的诗,是稀有的品种,经你和方谷绣同志移植过来,功德无量……”萧乾还提出选编一本《童心诗选》的建议。

这种质疑有道理,对我也是个提醒。我想,任何译者,哪怕外语再好,在译诗时也不能过于相信自己,他必须时时依据词典工作。“Dolphin”就是“海豚”,懂英语的人们一般不会想到其他含义,但翻开词典,我们会发现“Dolphin”有时也指系缆桩或系缆浮标。这样一翻词典,使我顿时有了某种如梦初醒之感。因此这一句也可译为:“缆绳松开了,去捉一闪而过的鱼”。

三、对于译者的启示

改革开放后,屠岸的翻译事业重新走向了爱好的路径。

我的海豚,你只是意外地引导我,

立时诗词宏大的气魄震撼住,简直太棒了! 于是马上百度这首雪莱的诗,结果发现传播得更广的是杨绛翻译的版本 “我是万王之王,奥兹曼斯迪亚斯 功业盖物,强者折服 ”。个人觉得气势上差了不止一个量级。

1948年11月,屠岸自费出版了第一本翻译诗集《鼓声》,其中选译了惠特曼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歌颂北方的诗。时值解放战争时期,屠岸翻译出版这部诗集,其用意是支持在北方的延安和西柏坡,用这种隐晦的方式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从此,他的翻译带上了某种与现实政治相结合的使命感。

而这样的诗有何社会意义,或在历史中占据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人们可能会问。从这个问题出发,王佐良进一步介绍了希尼的看法:他认为洛厄尔这样的诗人认识自己在历史中的地位,并要求自己的诗能承受住历史混乱的冲击,“它是在千方百计地向一个形式行进——理解了这一点就会使我们不只注意它表面上所作的‘无能为力’的宣告,而还注意到洛厄尔对于诗艺所给他的职责的内在的信任。我们看出了这点,也就受到作者所作承诺的鼓励,并在这种承诺里听到了权威的声音。”

盖世功业,敢叫天公折服!”

《济慈诗选》是屠岸翻译的巅峰之作,作者用了3年时间译成,199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屠岸认为,“真正要译好一首诗,只有通过译者与作者心灵的沟通,灵魂的拥抱,两者的合一”。他跟济慈之间就有这种灵犀相通之感。济慈22岁得了肺结核,25岁病殁。屠岸也在22岁得了肺结核,这病在当时没有特效药,他感到自己也要像济慈一样早夭,所以把济慈当做异国异代同病相怜的冥中知己,好像超越了时空,在生命和诗情上相遇。更重要的是,济慈的思想与他的价值观十分相近。济慈用“美”来对抗“丑”,对人世的爱就体现在对“美”的歌颂上,认为新生之物因拥有美而有力量。“真即是美,美即是真”是济慈的名言,也几乎成了屠岸的座右铭。他的《济慈诗选》获得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之彩虹翻译奖。我作为专家受聘于评委会审读此书,在评论专文《自然而精当的译品》中,我曾这样评价:“《济慈诗选》是目前最完善的济慈诗歌的汉语译本。在数量和体例上,比其他译本更具有学术价值。”

上一篇:没有了
下一篇:没有了
  • 首页
  • 电话
  • 经典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