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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自然主义作家左拉发表了小说《妇女乐园》,拱廊街又不同于其后的百货商店

左拉笔下的“妇女乐园”最初是一家规模较小、专营绸缎的百货商店,“真正是一块门板大小,摆上两块印度沙和三段印花布便挤不下了。它小得使人们在店里转不过身子来”。在从南方跑到巴黎来的外省人慕雷接手后,这间小小的百货商店在短短几年就得到了迅猛发展。到1825年,它花样翻新的营销和日益扩大的规模已经严重威胁到了其他小商家的生存。不久,这家其貌不扬的小百货商店已经发展成为了巴黎首屈一指的妇女时装用品商业大厦,左拉将其比作一架永不停息的巨型机器,“这是有规律、有组织的,具有一种机器的严格性质,一大群女人随着这个机器齿轮的动力和规律走过去”。这架高速运行的现代化机器不仅毫不留情地将其他小商家们碾得粉碎,还尽其所能吸纳了它们的顾客。

百货之眼: 探寻现代消费文化的起源

2019/02/15 | 李静| 阅读次数:1858| 收藏本文

现代消费文化起源

1883年,法国自然主义作家左拉发表了小说《妇女乐园》,通过撰写外省女孩黛妮斯在巴黎一家名为“妇女乐园”的百货公司里的成长和爱情故事,反映出19世纪末法国商业领域的现代变革。

为了更真实地记录社会现实,左拉曾多次走访世界第一家百货公司波马榭,并留下长达71页的手稿。

百余年后,当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连玲玲博士翻开这部小说时,左拉对百货公司照相机式的细致描绘给她带来了灵感。在她的《打造消费天堂:百货公司与近代上海城市文化》一书中,她用史家笔法还原出一份民国时期上海百货公司的“实景导览图”,从建筑外观、橱窗设计和柜台陈列等视觉呈现,到声光化电的现代科技、嘉年华式的商品活动、兼具商业与公益性质的艺术展览等营销技巧,都被她尽收笔端。

《打造消费天堂》是连玲玲从硕士班起对百货公司史持续二十余年思考的结晶。她坦言“本书的主标题,主要借自左拉经典小说《仕女天堂》的用语”,只不过她的研究对象是20世纪前半叶上海南京路上的百货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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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货商店 有闲阶级 越位消费 侨易学 仿变

当时,除了法国以外全欧洲的强国几乎都是君主国。可想而知,全欧洲的贵族想去巴黎风流快活顺便买点艺术品时,他们总不愿看到一帮戴着自由帽、围着自由树跳“卡马尼奥拉”舞的雅各宾分子。如果他们看到巴黎依然掌握在一群彬彬有礼的旧贵族手中,依然在追求君主时期的审美和艺术,那么他们自然就会放下心来。所以法兰西第二帝国虽然在1870年垮台了,但帝国欢庆并没有结束,第三共和国继承了第二帝国的政策,巴黎依然是花都巴黎。

图片 2 姓名:左拉 国籍:法国 年代:l841-1902 职位:作家
  姓名:左拉  性别:男  出生年月:l841~1902  国籍:法国 
      左拉(Emilezolal841~1902)19世纪后半期法国重要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自然主义文学理论的主要倡导者,一生写成数十部长篇小说,代表作为《萌芽》。 
    左拉的创作和世界观充满矛盾:一方面对现存的制度进行毁灭性的批判,一方面又对资本主义社会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他的创作从理论到实践都有其特色。早期作品短篇小说集《妮侬的故事》(1864)、长篇小说《克洛德的忏悔》(1865),脱不开对浪漫主义作家的模仿。后来,他对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逐渐产生浓厚兴趣。在泰纳的环境决定论和克罗德·贝尔纳的遗传学说的影响下,形成其自然主义理论:主张以科学实验方法写作,对人物进行生理学和解剖学的分析;作家在写作时应无动于衷地记录现实生活中的事实,不必搀杂主观感情。但在左拉身上,自然主义、现实主义两种倾向兼而有之。 
    他受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启示,创作一套长达600万字、由20部长篇小说构成的巨著《鲁贡——玛卡尔家族》,反映了法国第二帝国时代社会各方面情况。描写罢工斗争的《萌芽》和反映普法战争、第二帝国崩溃、巴黎公社起义的《崩溃》最为重要。他还写了三部曲《三城市》、《卢尔德》(1894)、《罗马》(1896)、《巴黎》(1898),以及《四福音书》中的前三部:《繁殖》(1899)、《劳动》(1901)、《真理》(作家死后的1903年出版),第四部《正义》尚未完成。左拉因煤气中毒而逝世于1902年9月29日。他的《小酒店》、《娜娜》、《金钱》、《妇女乐园》亦十分著名。 
    1908年,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以左拉生前对法国文学的卓越贡献,为他补行国葬,并使之进入伟人祠。 
     
    《萌芽》、《妮侬的故事》、《克洛德的忏悔》、《三城市》、《卢尔德》、《罗马》、《巴黎》、《小酒店》、《娜娜》、《金钱》、《妇女乐园》等      

商业迷宫与女性体验

作为探索工具的百货公司

百货公司是指贩卖各式各样商品的商店,最早出现于十九世纪中叶,是产业革命所引发的销售革命的产物,其销售形式的变革是为了更有效率地消化商品库存。

1883年上海出现了第一家百货公司,到了1920、1930年代,闪烁着霓虹灯的上海南京路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购物天堂。

《打造消费天堂》一书以极为清晰的结构,分两条主线说明了上海是如何被“打造”为消费天堂的。

第一条主线从消费空间的角度展开,通过对上海百货公司空间布局与营销策略的生动叙写,作者指出百货公司与传统零售业的最大区别是它把消费行为转化为休闲娱乐行为,并且赋予“消费”以“现代”、“进步”的意义。为了突出百货公司的娱乐功能,作者重点介绍了当时百货公司的特色游乐场。

第二条主线,亦即本书的下半部则由实入虚,进一步探讨了百货公司借由广告和公司志传达的消费观念。作者指出许多现代观念都是通过百货公司及其传播媒介的展示变得“具体”,消费者也是借由消费特定商品感觉到自己是“现代”的。

全书的最后部分呼应书名,对百货公司与女性的关系进行了辩证思考,百货公司极有可能是解放女性的天堂,也有可能是吞噬妇女的地狱。

尤为难得的是,全书的两大主线都紧紧地结合着20世纪前半叶上海的历史文化脉络展开,并将上海百货公司的发展变化与新文化运动、新生活运动、国货运动、抗日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有机地勾连起来,演绎出百货公司研究中更为丰富的“中国面向”与“中国问题”。

在简体版自序里,连玲玲回忆了自己从企业史到文化史的研究转向。最初她的硕士论文依循企业史的研究路径,“探讨永安公司的经营、人事、资金、营销等‘现代企业功能’”。

但正如她总结的,企业史的研究方式产生了大量雷同的研究结果,即越是有效融合现代管理方式与传统企业文化,就越能取得成功。因而她需要重新调整研究思路,寻找新的问题意识。消费文化理论的兴起,以及与台湾“中研院”明清物质文化学者的交流,促使她逐渐明确了自己的关怀所在,那便是消费文化是如何“走向近代”的?百货公司塑造的消费文化又为何是“现代”的?

连玲玲认为,新的消费方式及其塑造的生活方式是区分传统与现代的“界标”之一,尽管其中也存在着相当的连续性。她概括道:“消费欲望及其所引发的生活方式成为现代社会的驱动力,促使人类文明告别传统,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而这种以获取商品,特别是非生存所需的奢侈品为人生目标,并从购买和展示新物品的过程来体现自己的身份地位,或者说,将满足消费欲望视为一种值得鼓励、追求的生活方式,即是本书所谓的‘消费主义’。”

虽然明清商业已十分发达,但传统中国人是无法想象百货公司里的现代消费方式的。消费主义如何成为现代中国人普遍的观念与日常生活方式,从而参与形塑了现代城市与现代文化?这一问题便成为本书的出发点与旨归。

连玲玲的具体研究领域,百货公司史是回答这一问题的关键入口:“如果我们想要从经济文化面向了解近代对于新人、新家庭、新城市的观念,百货公司便提供这样的论辩场域。”也就是说,借由百货公司这一现代企业形式,“现代”、“现代性”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生气淋漓而又驳杂不清的历史文化过程。

从文化的角度研究上海百货公司的历史,已有日本学者菊池敏夫的《近代上海的百货公司与都市文化》珠玉在前。单看书名,两本书非常相像。菊池敏夫的研究从城市功能的角度研究上海百货公司史,把百货公司理解为社会现象和城市发展的结果。

连玲玲对菊池敏夫的这一思路感到不满足,她指出:“百货公司的文化史就不仅是表述企业经营的都市机能,而是通过这个企业来切入现代城市的文化肌理,并说明背后的权利关系。这个思考促使我们提出一个较深刻的理论问题:借由上海百货公司,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现代性?”

也就是说,在连玲玲的笔下,百货公司成为一种“探索工具”和思考界面,而不只是某种“现象”、“结果”或“构件”。以百货之眼,可以“掀起幕布”,“四处穿刺”,进入到历史的纵深处,怀想和分析人与商品的互动中产生的诸多议题。

百货公司里的现代中国

以百货公司为认识工具,作者发掘出四项重要议题,分别是:城市空间、阶层关系、“华洋”之分与性别角色。

论及这四个话题时,很容易陷入二元对立之中,而作者扮演的是“调和派”的角色——比如她认为传统与现代是有连续性的,现代企业形式与现代业主身上有着传统因素;比如她认为不同社会阶级都程度不一地受到了消费文化的影响,百货公司不必然是富人阶级或中产阶层的;比如在国货运动中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可以与舶来商品嫁接的,华洋的区分没有那么绝对;再比如百货公司对女性来说既是解放也是桎梏,既是公开表现自我的舞台,也可能是丧失自我的囚笼。

总之,百货公司为了追求销量的最大化,尽可能地融合华洋、男女、贫富,成为一座现代性的熔炉。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她关于游戏场的研究。一般认为百货公司的服务对象是中上阶层,底层无力负担百货公司里昂贵的商品,当时甚至经常有百货公司店员鄙视下层顾客的传闻。但连玲玲通过确凿的史料考证,指出百货公司在顶楼开设的游戏场由于定价低廉,上演的节目也符合一般民众口味,因而吸引了大批中下层顾客。

也就是说,在百货公司自身的发展逻辑中,阶级的区分并不那么绝对,走向大众市场其实是百货公司扩大影响的必由之路。如此思考问题,比起一锤子敲定百货公司是“中产阶级的养成所”要有意义得多。

需要明确的是,本书不是为了“调和”而“调和”,而是有意挑战简单的进化论思维,呈现出来自历史的矛盾性,用作者的话来说,就是写出“现代性的争议”。

阅读本书,读者能真切感受到历史发展的“复杂性”,而不是得到了某个确定的历史“真相”。不同于套用西方现代性理论来强行阐释中国历史,作者借由百货公司深入到现代消费文化形成的肌理中去,这是特别值得肯定的。

不过,如果过于沉溺于百货公司的视角,或许也会夸大百货公司的位置与作用。对于20世纪上半叶的动荡不安的中国来说,百货公司所呈现出的消费现代性具有多大的代表性,又占据多重要的位置呢?在没有百货公司的地方,又存在着怎样的现代性呢?

说到底,在讨论“现代性的争议”之前,还是应当首先反思“现代性”的概念,是不是仍然自觉或不自觉地从西方文化中的现代性特征出发?中国的百货公司不是为了应对产能过剩而自发出现的,而是实打实的舶来品,是全球资本主义与殖民主义的产物。若想进一步深化对于百货公司史的研究,或许既离不开全球经济史的视野,也离不开对于中国历史“特定情境”的理解与体贴。

最后,本书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虽是一本历史研究着作,却有很强的当代意义。虽然互联网购物极大地冲击着百货公司的销售业绩,但不同媒介形式共享着同一套的消费文化。书中对于营销策略的描述,与今天的互联网营销策略何其相似。

消费越来越成为人们的主要生活内容,甚至是满足自我和实现自我的主要途径。被超前消费和过度消费压垮和驱使的人也越来越多。消费,成为我们时代的绝对关键词。身处当下的生活世界中,回顾中国现代消费文化的产生,无疑更让我们觉出自己只是文化的塑造物。而是否具备反思意识,将决定着我们选择怎样的生活。

那么,在慕雷所处的时代,绝非一家之主的女性是如何成为百货商店主要的目标顾客呢?在妇女乐园这样的大型百货商店从无到有,并迈向一个又一个成功的过程中,是什么样的变化使得消费主体愈发转向女性顾客,并进而对她们构成了哪些影响的呢?这些正是本文试图通过左拉笔下的文学世界,借用美国制度经济学家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和叶隽的“侨易学”来探究一二的问题。

对比可怕的伦敦和柏林,巴黎简直就是一方乐土。一个上层阶级的女性如果想在婚姻之外找到自己的幸福,甚至可以公然地出双入对,还不用担心被道德法庭审判,那就去巴黎咯!如果一个上层阶级的男性想要风流快活一番,那就去巴黎咯!

在此,左拉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然而正如该书标题所示,这是一部关于“妇女乐园”的小说,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部关于妇女消费心理与乐园神秘魅力的小说。不可否认,“妇女”和“乐园”只是日常生活中两个极为寻常的词语,经由组合和排列,成为了一家普通百货商店的店名,随着慕雷商业上的成功,这个普通的店名似乎具有了无限的表意潜力,打造出专属于女性消费者的购物语境,成为了商业和市场中成功的命名范例,不仅给纯粹的商业和市场行为增添了温暖诗意的光环,还给残酷的资本竞争戴上了温情脉脉的面纱。因此,女人们在“妇女乐园”中购物,不是被资本所掠夺和吞噬,而是在尽情享受乐园所提供的堪称完美的服务。由此,已被捕获并陶醉其中的巴黎妇女们又如何能想起她们所享用的一切都来自于乐园的商业策略呢?

连玲玲:《打造消费天堂》,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6月。

在这里,不妨姑且将法国中产阶级家庭主妇作为一个“侨易群体”,考察法国第二帝国时期百货商店产生前后发生在她们身上的“侨易现象”,即购物如何变成她们的职责和日常爱好,其背后又是家庭主妇观念和扮演角色的何种变迁过程。

巴黎是少数贵族阶级不愿意也没必要在道德和伦理上俯就中产阶级的城市。这就意味着巴黎是少数还依然保持着贵族阶级宽松空气的城市。因为巴黎不是一个伦敦那样蒸蒸日上的商业之都,也不是一个柏林式的有着威廉圈(指围绕柏林旧城在威廉一世统治晚期兴起的一圈工人居住区)的工业城市,巴黎是娱乐、消费、享乐的梦幻之都,是一座不事生产的纯消费城市。严肃方正的那一套市民道德在巴黎不适用。甚至同性恋在法国也已经非罪化,虽然依然为道德所不容,但至少不会身败名裂也不用坐牢。于是全欧洲想要追求欢乐,想要享受生活的人都集中到巴黎。而巴黎的吃喝玩乐里最高端的就是玩艺术。从追逐女演员到收集艺术品,形成了一整套消费市场,也形成了一个超级成熟的产业链。

受控的消费空间与现代性批判

引论:从《妇女乐园》中慕雷的成功谈起

这种象征着新生活的发明,成为众多文人和艺术家描绘的对象,波德莱尔把它看作是近代生活的象征,本雅明则把它当作近代生活的标本加以研究和分析。而第二帝国时期的这个伟大发明的最遥远回声,其实就是今天几乎遍布日本各地的商店街。那些被透明遮雨棚覆盖的商店街在今天的世界里显得太不起眼,以至于绝大部分人忽略了它和拱廊街之间从理想到形式上的高度一致性。走在大阪从道顿堀开始延绵几公里的心斋桥筋商店街中,每个人其实都踏上了第二帝国闲逛者的足迹,但人们都忽略了这一点。

进入“妇女乐园”之后,黛妮斯的视角更多地是着眼于百货商店内部,在初入大厅的时候,各种各样的商品扑面而来,它们不仅向黛妮斯完全敞开,而且将她团团包围,让她似乎置身于物的海洋,这使她“面对陈列品喘不过气来”,接下来出现的“高大的玻璃顶,豪华的柜台,殿堂似的气氛都叫她害怕”,堆置得高耸入云的商品形成了另一种不同于商品橱窗的神奇景观。在这里,黛妮斯发现,女性消费者们享受着难得的自由和解放,暂时脱离家庭生活束缚的她们不仅可以随心所欲地闲逛,而且还可以心情愉悦地消费。在接待员和售货员的眼中,她们都是商品未来的主人,因而绝不可怠慢。在慕雷一手打造出来的商业圣殿中,征服众多女性成为了他唯一的欲望,在“妇女乐园”中,无论是女性消费者,还是女性售货员,她们的欲望对于慕雷来说一目了然,因为她们似乎永远走不出物的迷宫。然而黛妮斯却在这样的迷宫中坦荡自在、行走自如,即使是面对一百万,她只会觉得“金钱的陈列伤了她的心”。在黛妮斯面前,曾经在商业战场上所向披靡的慕雷第一次感受到了权力的无能为力和对金钱的憎恶,这使得他眼中的黛妮斯与其他女性截然不同,也使得他认识到“在这个世界里只看见了她是有用的,是必需的”。由此,慕雷竭尽全力地追求黛妮斯,成功地将她变成了自己商业帝国的女主人。

从19世纪上半叶为巴黎的都市女性准备的各种流行指南、手册中,可以看到当时社会对于家庭主妇职责的“规划”,正是以往的贵族女性所竭力避开的角色——家务的管理者,她们理应学习如何以合理的方式来分配时间、进行理财,定期将家庭成员召集到餐桌旁,作为家庭内部空间的秩序创造者,还要负责保证家庭内部具有合理的规律和纪律,护卫家庭的隐私等等。当然,与平民家庭的主妇还要照顾孩子、操持各种具体家务甚至为家庭寻找额外补贴不同,中产阶级家庭的主妇渐渐普遍拥有仆人来为她分忧,管理仆人做好各项事务而非事事亲历亲为,成为了她们的职责所在。

巴黎是近代欧洲超级大都市的先驱和楷模。19世纪初,欧洲大陆上只有一个超级大城市,那就是巴黎。在前工业化时代,君主国的规模决定了首都的规模,而巴黎是整个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法兰西大君主国的首都。到1815年,巴黎已经是欧洲大陆上最大的城市,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德意志各地的城市都有所扩张,比如柏林在1840年人口达到了32万9千人,维也纳在1848年前后人口突破了43万,但是德意志地区人口前十二位的城市,人口加在一起才仅仅134万,而巴黎的人口此时已经突破一百万了。从规模上说巴黎是当之无愧的欧洲大陆上的第一大城市,但决定一座城市地位的因素里,人口并不是最重要的。实际上如果只看人口,至少还有一个城市可以和巴黎并驾齐驱,那就是伦敦。但为什么不是伦敦、而是巴黎成为欧洲文化和艺术的中心呢?

借助一位家境贫困的外省女孩黛妮斯的视角,左拉对这个光怪陆离的商品幻象世界进行了惟妙惟肖的描述。黛妮斯是一个小染坊主的女儿,父母去世后,她带着两个弟弟北北和日昂到巴黎投奔伯父鲍兑。下了火车的黛妮斯三姐弟一看到位于盖容广场的“妇女乐园”,便对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正门口陈列的商品……一大堆廉价物品”更是让黛妮斯“出神地站住了”。就此,在小说的开头,左拉利用黛妮斯的视角对“妇女乐园”的外观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橱窗所展出的商品、大门口摆放的廉价货物构建出了一个由物堆砌而成的迷宫入口。这样的迷宫入口无疑极具有诱惑力,不仅吸引着路人纷纷驻足观看、流连忘返,开启了他们最微弱的好奇心,也最终得以吸引黛妮斯进入“妇女乐园”。凭借自己的勤奋、善良和理性,黛妮斯一步一步从普通职员擢升为高级职员,继而从副主任擢升为部主任。

本文从左拉文学世界中百货商店的成功谈起,以法国第二帝国时期的女性购物者为考察对象,借用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和叶隽的侨易学理论,探讨了购物如何因“越位消费”的逻辑与她们的职责联系到了一起,奢侈的民主化如何经由她们开始得以实现,靠以服装为主的时尚又如何令女性在模仿中产生了种种观念上的质变。在这一过程中,百货商店作为拜物教的圣地和时尚的策源地,为女性提供了一个以消费的方式体验和创造现代性的场所,同时也正是资本语境的一个缩影,依靠推动变与常的交互流转,不断实现资本增值,更在衣食住行的小事上不断改变着世界。

巴黎随着第二帝国的改造成为兴起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典范,成为所有向往这种生活方式的人眼中的人工天堂;当然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仇恨这种生活的人眼中罪恶的巴比伦,第三共和国时期有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埃米尔·亨利,当他想要用自己制造的炸弹颠覆布尔乔亚的生活方式时,他把他的土炸弹扔进了巴黎的咖啡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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