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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洛丽塔》看作一部道德小说,蒋方舟的解读受到了不少网友的支持

日前,作家蒋方舟在“蜻蜓FM”上讲纳博科夫的名著《洛丽塔》,引发了不同观点的碰撞与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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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记者 王琪】俄裔美籍作家纳博科夫也许想不到,他的传世经典《洛丽塔》会在出版63年后引起中国网友的争论。2018年的最后一周,作家蒋方舟在“蜻蜓FM”的电台节目里为听众讲述并解读《洛丽塔》。她认为,洛丽塔本质上是一个道德故事,纳博科夫是要让读者看到一个恋童癖是如何为自己辩护的。蒋方舟的观点迅速引发网友关于文学道德性的讨论。

她认为,《洛丽塔》本质上是个道德故事:纳博科夫在小说中设下了考验,而90%以上的专业读者都没有通过,这考验便是纳博科夫深刻描绘主角亨伯特这个恋童癖者内心世界,并不是让人去理解他,而是为了让人看出他的丑恶和有罪,“坚持自己在一开始最朴素的道德判断”。由此进一步断言:“那些世界上几乎最专业、最懂文学的人全都失败了,他们接受了亨伯特的辩护,对他网开一面。” 上周五,我们刊发了针对此争议的评论《为什么说蒋方舟“误读”了《洛丽塔》?》,与大家探讨:将《洛丽塔》看作一部道德小说,是否容易导向一种反文学的观念。其中作者维舟同样考察了纳博科夫与友人的通信等资料,指出纳博科夫推崇小说的审美意义,并未在小说中设置道德考验,《洛丽塔》也不含有教化或道德意图。

阅读纳博科夫是惊心动魄的事情。台上老师念着PPT,台下的我假装看课本,悄悄拿出《洛丽塔》,想象着穿棉袍的少女,双腿慵懒地蜷曲着,湿漉漉的嘴唇,唤起亨伯特压抑的欲望。那时候,我把《洛丽塔》当黄书看,《金瓶梅》《黄金时代》,还有这本《洛丽塔》,都成为课余时间的猎奇读物。理论家的大道理,当时还是不懂的,只觉得洛丽塔很早熟,又很有诱惑力,很多段落读起来让人面红耳赤。

纳博科夫

蒋方舟认为,90%的读者没能通过作者的考验,多数人都被书中主角亨伯特的深情叙述所打动,开始理解同情他,从而忽略了他的罪恶,对他网开一面。蒋方舟表示,纳博科夫写洛丽塔,根本不是想让我们理解一个恋童癖,理解人性的幽暗之处。相反,他是想让我们警惕这个“变态”。

文章刊发后,大家在我们的后台掀起了热火朝天的讨论,对于这两类不同的解读,支持与反对者,各自都很多。从大伙儿的留言也可以看出,文学与道德的微妙关系,是个剪不断理还乱的话题。年初,《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的出版、作家林奕含的遭遇,也令我们在公共领域内掀起了对文学与道德议题的争论。在今天我们推送的这篇文章中,作者进一步考察了文学与道德之间的张力。在本文作者看来,文学之中不存在完全的、纯粹的审美意识,它必须经由经验(当然也包括道德)才能产生意义。而一部好的小说,可以提升我们的道德敏感度,丰富我们的道德情感。

那大约是12、13年左右的事情,《洛丽塔》在国内已经流传。这本1955年首版的小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才传入中国,历经市场化浪潮,很多书商把它当色情读物来宣传,打着让中国人了解资本主义乱象的幌子,推出删节本,封面画上性感女郎,为原作者纳博科夫带来名气,却也让很多人误解,以为他就是个地摊色情写手。到2005年,上海译文高调出版新版《洛丽塔》,加之纳博科夫其他著作的引进和介绍,人们对《洛丽塔》才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纳博科夫十分关注在作品中彰显自己的个性特征,他声称自己是一位独立的作家,不受任何个人的影响,也不隶属于任何一个团体或组织。只有将纳博科夫的文学批评观置于与相关理念的比较视阈中,聚焦于其间的契合与分野,才能更准确地识别与理解纳博科夫的文学批评观所展露的独特纹理和色彩。

蒋方舟的解读受到了不少网友的支持。“大多数恶人都有一套自己的完全能自恰的逻辑体系,在这种情况下,洛丽塔的勇气更显得珍贵”。网友HI-Viviani的评论在粉丝里很有代表性,获得了很多点赞。另一名网友Boring Tuzi Lisa表示,“有时候为了追求所谓的美和独特,人们会模糊善恶的标准”。

这或许比单个的社会现象更值得探讨,它事关文学的根本,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持续关注。不同角度的讨论之后,对于这一争议,恰当的态度或许是:我们不能要求文学作品中必须承载道德功能或教化功能,而如果一部文学作品中包含着道德功能或教化功能,我们也没有必要回避——在今天,文学与道德的关系,应当包含更丰富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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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纳博科夫论模仿

反对的声音也并未缺席。网友Zei Guoyi认为,蒋方舟过度强调道德,使得文学的艺术性在她的话语里被蔑视了。北京一家媒体则批评蒋方舟的解读是窄化的和单薄的。文中称,蒋方舟过度强调文学艺术的教化功能,纯粹从“劝善惩恶”的角度去理解作者的写作意图,往重里说是对文学的冒犯。

对唯美主义的一个溯源式考察

《洛丽塔》

模仿说是西方艺术论中最基本的观念,它主要谈及艺术与实在之间的关系。“模仿”的含义本身并不固定,经历二十多个世纪的演变,其间充满多种变体。在古希腊,“模仿”是在荷马之后的文字,其最初的意义代表由祭司所从事的礼拜活动,该概念仅显示内心的意象,并不表示复制心外的现实。公元前5世纪,“模仿”开始应用于哲学领域,最初用于表示模仿外界。德谟克利特认为,“模仿”是对自然作用的方式所做的一种模仿,在艺术中模仿自然,在纺织中模仿蜘蛛,在建筑中模仿燕子,在歌唱中模仿天鹅和夜莺。柏拉图将艺术视为对于外界的一种被动而忠实的临摹,认为模仿并非通达真相的正途,因此不赞成模仿的艺术。亚里士多德则主张艺术模仿实在,但他所提出的模仿并不是对现实原原本本的模仿,而是对实在的一种自由接触,也就是表明艺术家可以自由运用各种方式来展现实在。苏格拉底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论述,认为“模仿”的含义是指事物外表的翻版。归结起来,古典时期共有四种不同的模仿概念,分别是礼拜式的概念(表现)、德谟克利特式的概念(自然作用的模仿)、柏拉图式的概念(自然的临摹)以及亚里士多德式的概念(以自然的元素为基础的艺术品的自由创作)。随着知识的发展和进步,原始概念逐渐消失,只有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概念历经时代的检验流传下来。

“洛丽塔中的审美和道德的关系有着丰富的维度,蒋的解读远远不能体现纳博科夫的文学之思。”南京大学英美文学教授但汉松在微博上说。中国研究纳博科夫的专家、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马红旗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纳博科夫对亨伯特所代表的这种恶的谴责是小说创作的主题之一。对于文学的解读从来都是带有鲜明个人色彩的,而这也正是文学的魅力所在。

将《洛丽塔》解读为一部“道德小说”,此解读引发的争议点在于:以道德角度去评判《洛丽塔》,可能从根本上误读了纳博科夫的写作意图。持此类观点的读者认为,对纳博科夫式的作家来说,“文艺的目的就是文艺本身,它的存在都是为了美”。对小说的“文学性”、“审美意识”的推崇和对小说作为道德说教之批评,构成了他们论证的内在线索。如果将《洛丽塔》的道德解读归入传统文以载道的脉络中,那么被高度推崇的“审美意识”,则往往与道德相互冲突——进而,对小说作道德式解读(起码是纳博科夫式的作家的作品),很可能根本上“是基于一种反文学的观点”。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强的断言了。这一观点的另一种表述是道德与文学是相互外在的,文学究其根本而言,是与道德无关,而与“风格”相关的。概而言之,风格即美,与是否道德无涉。

为了让小说尽可能吸引人,纳博科夫连人物名字的发音都考虑在内。比如:女主角需要“一个有诗意、念起来节奏欢快又小巧可爱的词”,他想到最清澈明媚的字母之一“L”,后缀“-ita”则充满了拉丁语的温柔,拼在一起,于是有了Lolita这个名字。而男主角需要“一个令人讨厌的名字,也是一个君王般的名字”,纳博科夫就想到了Humbert Humbert,这个名字浑浊、低沉,兼具“狂暴者与谦卑者的双重共鸣”(纳博科夫语)。

如果追溯到古希腊的思想,艺术与本真存在具有原初同一性。古希腊美学并没有把模仿说纳入认识论的范畴,自然与艺术尚未形成“反映”与“被反映”的二元对立,这一点与近代美学的观点截然相反。在古希腊人的心目中,自然的地位高于艺术。“自然是完美的:他们观察到它是以井然有序和趋向目的的方式展开,而这两项属性,在他们看来,都是十分值得赞美的。如果自然果真照他们所设想的那样井然有序,并合乎目的的话,那么它当然是美的了。就凭着这种事实,它也足为人的典范,特别是作为艺术家的典范,它不只是那些模仿它的画家和雕刻家们的典范,并且也是那些跟它学习适当的比例的建筑家的典范。”德谟克利特主张艺术的模仿应当服从于自然法则的引导,艺术创造应当如植物般经历自然生长的过程之后去形成作品。德谟克利特的“模仿”认为艺术与自然的性质具有同源性,艺术是创造性的活动,既然艺术与自然具有同源性,那么模仿便可以被视为一种本性关系存在,而并不是单纯地反映现实。从这个角度来看,原初的模仿论阐述的是感性与理性具有同一性的原初状态,以及“诗”与自然的构成方式的统一。

我的疑惑也正在此:文学性真的可以和道德撇得那么干净吗?

很多人对《洛丽塔》的认识源于电影,那就是1997年阿德里安·莱恩对《洛丽塔》的改编。在莱恩之前,大导演库布里克也拍过《洛丽塔》。两版《洛丽塔》,莱恩版是爱情悲剧,从亨伯特的视角出发,诉说一个一往情深、怅然若失的爱情悲剧。一切的因果,都为烘托亨伯特的悲情之爱蓄力。1962年库布里克版,则是一个冷峻的人生悲剧,它不同情亨伯特,也不同情洛丽塔,库布里克另辟蹊径,增加了奎迪的戏份,把小说里的亨伯特视角,改成了电影中的旁观视角,亨伯特和奎迪的戏份双线并进。库布里克之所以冷峻,是因为他戳破了爱情神话,剥离那些华美的泡泡糖一样的言辞,呈现主人公的自私、残酷、平庸。如果说莱恩版是那个歌颂幻梦的人,库布里克则是冷距的摄像师,拍出幻梦中的虱子。

19世纪,随着现实主义的出现,模仿说再度兴盛,但是此时的模仿说已经是旧时模仿说的变体。比如当时盛行的现实主义对模仿的认知与古典时期对模仿的认知大相径庭。现实主义完全忠实于现实(柏拉图式的模仿),但有时它的用意也颇为自由(亚里士多德式的模仿),有时它的内涵是理论性的,有时它的内涵则是实际性的。与古代模仿说不同,现实主义的模仿主张艺术不仅模仿实在,而且要解释并评价现实。自然主义认为,小说应该重点研究自然和人生,而不是模仿自然和人生,即小说对现实的描写并不是单纯的模仿,小说应该观察和思考现实并发表个人对现实的见解。由此可见,现实主义是对现实的反映,这种反映具有真实性、代表性,因此现实主义能够广泛地为大众所接受。基于上述观点,19世纪以来近现代意义上的模仿说是将古代模仿说从本体论转向认识论范畴。

如若把纳博科夫式的作家置于唯美主义之中,那么我们有必要先对唯美主义做一个溯源式的考察。唯美主义,可进一步将之归于19世纪德国思想家的一种思潮,这一思潮认为可以依靠直觉、艺术和想象将生活彻底审美化。这一派导源于18世纪末康德的美学,康德在讨论鉴赏判断的四个契机时,第一个契机就是审美的无利害性,即“鉴赏是通过不带任何利害的愉悦或不悦而对一个对象或一个表象方式作评判的能力。一个这样的愉悦的对象就叫作美”,这种美的愉悦与善的愉悦不同,后者与利害结合着。沿这样的思路,我们似乎很容易说,经由德国浪漫派(以施莱格尔兄弟等人为代表),在唯美主义那里,我们得出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审美意识。也许不是经由浪漫派,而是经过叔本华、尼采等唯意志主义而走到唯美主义。但不论是经由唯意志主义,还是经由德国浪漫派,这条线索都是成问题的。

亨伯特与奎迪,看似对立,实是一人两面,演绎着文人巧言令色下的平庸内核,亨伯特对洛丽塔的感情,与其说是爱,不如说是对一种审美对象的偏执,一旦洛丽塔不符合那个审美,亨伯特也会毫不留情地冷漠,而洛丽塔,对这个中年文人也谈不上多么热爱,欺骗、游戏、表里不一,控制与反控制,贯穿这段关系。两个版本最直接的不同,从亨伯特形象的不同即可看出,莱恩版是个深情款款的知识分子,一脸世界辜负了我也依然热爱的表情,而库布里克版,亨伯特是一个残酷的唯我主义者,他对黑兹太太的冷漠、对洛丽塔哭泣的不耐烦,暴露他的心性。

在现实主义(或写实主义、自然主义)语境中,“现实”是用于衡量文学作品描绘现实生活精准与否的概念。现实主义提出的“真实性”是指本质的真实,即要求文学作品能够如实地、全面地反映社会生活。基于上述观点,“真实性”的概念包含三个层面的假设:第一,存在一个在主体之外的纯粹客观的社会现实;第二,这个社会现实完全能够为主体所把握;第三,文学作品价值的高低取决于它所表现的主体对社会现实把握的准确与深刻程度。针对这种遮蔽“自然”或“现实世界”真义的看法,纳博科夫指出:“生活中存在我们所见到的一般现实,但那不是真正的现实:它只是一般理念的现实、单调的常规形式、应时的编者按。”纳博科夫认为,这个世界难以被认为是那个给定的世界,即人们所“了解”的“现实”,人们往往停留于表面现实,满足于日常所了解的常识。现实毫无意义,它只是一个模糊而且笼统的事物,只有真相才具有意义,而人们却不去追寻事物的真相。在多年研究蝴蝶的经历中,纳博科夫发现自然界中蕴藏大量等待人们去开发的未知的秘密。有些事物表面上看似非常普通,但是其普通的外表下面却掩藏着巨大的复杂性,因此外表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其背后掩藏的复杂性时常超出人们的感知和识别能力。

在康德那里,鉴赏判断属于“(优)美的分析论”,而审美判断除了“优美”之外,还有崇高美,后者在康德那里明确指向道德。在总结审美判断的时候,他指出“美是德性-善的象征”,且这种美是共通的,在美之中,我们“意识到自己的某种高贵化和对感官印象的愉快的单纯感受性的超升”。

纳博科夫肯定了库布里克的版本,但也对电影的改动颇有微词。在纽约时代广场勒夫国家剧院的首映式后,他说:“几天前,在一场小型试映会上,我发现库布里克是一位伟大的导演,他的《洛丽塔》阵容豪华,堪称一流,只不过他把我的剧本改得面目全非。”

针对艺术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纳博科夫阐发自己关于模仿的独特观点。纳博科夫认为,当前盛行的艺术模仿论在理论上并不完备,长期以来人们已经形成惯性思维,“艺术模仿自然”或“艺术模仿现实”的观念已经根植于头脑之中。“自然”或“现实”本身的含义以及“现实世界”的真实存在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之中。人们总是相信自己能够亲眼所见的才是“真实”的存在,艺术应该尽量贴近生活,尽量真实地反映现实存在的事物,揭示事物的本质,从而达到艺术刻画真实、描绘现实的目的。

如果说,在康德那里,优美和崇高美、审美意识和道德意识之间存在某种张力的话,在德国浪漫派那里,审美意识和道德意识的结合是明确的。比如在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中,认为人通过审美经验从感性状态发展到理性(道德)的状态,“只有美才能赋予人社会的品格”。再比如在尼采那里,艺术具有形而上学的价值,是对“存在的肯定、祝福和神化”,“增强力量,刺激欲望”,虽然尼采说美与真、善无关,但这种真、善是特定的柏拉图式的真与善,与我们一般说的纯粹审美意识不同。他的美外在于特定形态的道德,比如奴隶道德,但作为一种不断自我创造的主体,指向主人道德。

纳博科夫的抱怨并非没有道理。《洛丽塔》本是个第一人称故事,到了库布里克手上,叙述视角变了,小说的华丽、谜语、象征,也被电影大大削弱,取而代之的是库布里克高鲜明的自我风格。这当中固然有小说转换为电影的媒介问题,但两个人强烈的作者属性,本身就难以兼容,纳博科夫是一个执着的作者,库布里克以强势著称,一山不容二虎,自古皆然。

在纳博科夫看来,近现代西方艺术论的致命缺陷在于割裂艺术与自然的同一性。柏拉图提出关于美的观点之后,美的现象便与现实生活割裂开来,转而与西方思想中一直盛行的以二元对立为特征的形而上学观念模式相结合。在科学理性原则占据主导地位之后,自然与心灵完全割裂,从此笛卡儿天赋观念的“我思”在主体性美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笛卡儿的思想造成精神与物质的二元分离,主客观的二元对立以及主体的无限膨胀。西方形而上学的盛行直接导致西方近代艺术论的根本缺陷,艺术研究执着于艺术创造与艺术欣赏的心理学分析,从而忽略艺术与自然、现实生活的根本性一体关系。

如果这一描述是正确的,那么作为“文学性”这一概念的基础还剩下什么?

那么,《洛丽塔》的原著想表达什么呢?关于忘年恋的小说这么多,为什么这部小说最出名?

(二)纳博科夫论现实

剥离道德之后的“文学性”,是单薄的

让我们从纳博科夫年轻时写的一篇小说讲起。

纳博科夫的现实观在很大程度上承袭柏格森的直觉美学观,尤其是柏格森美学观中的事物直观透视法。柏格森认为,任何人都具有自己独特的情感或经验。首先,每个人的生命独一无二,在整个生命轨迹中,一个人的情感和经验也必然与众不同;其次,每个人的情感或经验产生的时间不同,产生时间的差异决定每个人的情感或经验独一无二,无法复制;再次,每个人对世界和自我的看法存在差异,每个人对另一个人或事物乃至整个世界的看法都带有十分明显的主观色彩,主观意识决定每个人眼中的世界,决定每个人独一无二的情感或体验。由此可见,所谓纯粹客观真实性根本无法实现,只是一种荒诞的虚幻。在柏格森的诸多观点中,影响纳博科夫最多的是绵延与直觉,二者对纳博科夫的现实观和创作风格均产生深远影响。根据绵延观的论点,真正的实在是时间中持续运动变化的“流”,即柏格森所称的绵延,这里的“流”是指一种由各种因素和状态汇聚而成的持续不间断的运动过程。柏格森还强调自我意识的重要性,认为只有自我意识才能引导人们进入绵延,因此只有自我才是最真实的存在。

如果“文学性”不是一个单纯的“修辞”,它得有意义。但从二十世纪以来的美学发展看,道德意识与审美意识都是结合的而不是分离的。不论是实用主义(杜威)、现象学-诠释学(海德格尔-伽达默尔)、还是艺术的制度论(丹托、迪基等)、法国批评理论(福柯、德里达等)等等,都从各个方面揭示了这样一种以审美的无利害性为根基的美学之内在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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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阐述艺术与现实的关系时,纳博科夫借鉴柏格森和普鲁斯特的观点,认为现实是人的记忆与感觉所构成的某种关系。纳博科夫认为,作者必须学会发现两个相互迥异的因素之间的必然联系,并学会用自己的语言将其有效联结起来。在描述一个地理位置时,一个人可以通过某地的特点来形容某地,然而这并不足以确立两个事物之间的联系,只有提取两个具有非属记忆作用的事物,再通过描述者的风格将两个事物连接起来时,才有真实性可言;或者模仿生活的本来面目,当个体辨别两种感觉的异同时,用隐喻或摆脱时间束缚的语言将两种性质相同的感觉关联起来,便可以使两种感觉脱离时间的偶然性。如果人们通过这种途径来认知事物的本质,那么便可以显现事物的本质,真正达到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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