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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诗歌会发生剧变的根本原因之一澳门新葡新京手机app下载,忧郁的性格好像是很多人对顾彬的共同评价

德国汉学家顾彬十卷本《中国文学史》(GeschichtederchinesischenLiteratur)中的前七卷文学史部分(后三卷是索引和工具书)的中文译本,已在2008—2013年间出版了。这套文学史的开山之作——也是最先出版的,是《中国诗歌史》(DieChine⁃sischeDichtkunst),这在顾彬看来有着其历史的必然性:“如果现在把我的《中国诗歌史》作为首卷付印的话,那也并非出于作为编者和作者想要占据首位的虚荣心,而是处于历史的必然:众所周知,就是在中国,文学或文化也都是以抒情诗为其开端的。”顾彬1976年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论杜牧的抒情诗》[DaslyrischeWerkdesTuMu(803–852).VersucheinerDeutung.],并于1985年出版了《空山——中国文学自然观之发展》(DerdurchsichtigeBerg.Die Entwicklung der Naturan⁃schauunginderchinesischenLiter⁃atur.),这些都是以诗歌为中心展开的。

这是顾彬写于2008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文版序的第一句话。

,著名汉学家,翻译家,波恩大学汉学系教授沃尔夫冈・顾彬走进艺文访谈,与我校学子畅谈“德国汉学家的中国文学感悟”。 本次艺文访谈由艺术与文化素质教育部杨武主任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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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汉学家;德国;中国;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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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书影

■主持:吴子桐

顾彬认为,他的这部诗歌史有多个不同的目的,其中一个目的是要说明,中国到了宋代以后,特别是元、明、清三代,为什么不可能会再有好诗出现了。10世纪中叶以后的诗歌完全没有办法跟唐朝及以前诗人的作品相比。这说明宋代以后,中国思想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再允许文人写好诗了,他们转到其他的文学形式上去了,比方说小说、戏曲、散文等等,特别是散文。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处于不同时代,对社会、对自我、对文学的见解不一样。中古时代的唐代,宗教和美学是不可分的。顾彬认为,唐末以前,文人与社会、世界的关系是美学式的关系,这当然也包括哲学、宗教等等在内。但到了宋以后,文人与社会、政治、文学的关系不再是美学式的了,而是伦理式的关系。面对社会的问题,宋代的士人不再想从美学出发来解决了,而是从伦理的角度来寻求解决之道。这就是为什么到了宋以后,中国的诗歌会发生剧变的根本原因之一。所以,宋代人不能够再创造什么意境了,他们的语言冗杂、繁复,虽然思想性不一定比唐代人差,但想要表达什么就会径直告诉读者,不再需要什么含蓄、委婉了。顾彬认为,即便像苏东坡这样的宋代大文豪,他的诗歌成就也没有办法跟唐代的诗人相提并论,但他的词和散文写得还是相当出色的。如果今天我们只从形式上来研究苏东坡的诗歌,那么会感到非常失望,但好在他是有思想深度的。跟唐代艺术的大气、自信相比,宋代艺术更趋于精致与紧缩。与苏东坡同时代的黄庭坚的行书,奔放、挺拔、飘逸,甚得二王之精髓,但他的诗歌创作却仅仅保留了外在的形式而已。

“40年来,我将自己所有的爱都倾注到了中国文学之中!”这是顾彬写于2008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文版序的第一句话。这位德国学者自1967年首次接触李白的诗以来,从此对中国文学痴迷有加。

作为一名德国汉学家,顾彬在中国一直以来受到的关注度颇高。顾彬教授以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和中国思想史为主要研究领域。主要作品和译著有《中国诗歌史》《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鲁迅选集》六卷本等。是一位一直将中国诗歌视为毕生挚爱的德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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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顾彬

当得知国学大师钱穆1955年在香港办新亚书院时讲授的《中国文学史》,60年间从未以任何形式公开面世,最近,其87岁弟子叶龙将60年前的笔记整理成书,独家授权本报以连载的形式首发的消息后,特别是钱穆在《中国文学史》讲义中直道:“直至今日,我国还未有一册理想的《中国文学史》出现,一切尚待吾人之寻求与创造”,顾彬对钱穆这种省思颇感兴趣,并欣然接受本报记者采访,加入了“再提‘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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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雪涛

对顾彬来讲,《诗歌史》一书是由三条红线贯穿始终的:“迄今为止被人忽视的宗教观点应当成为我的表述的三条线索之一。另外两条线索是把探讨‘忧郁’在中国思想史或者文化史上的地位,以及探讨‘个性’或者‘个体’这样既困难、又讨厌的问题作为主题。”

今年已近古稀之年的顾彬,系德国著名汉学家、诗人和翻译家,1966年起学习神学,之后又转学汉学,兼修哲学、日耳曼学及日本学,并于1973年以《论杜牧的抒情诗》一书获波鸿鲁尔大学博士学位。1981年在柏林自由大学以《空山——中国文人自然观之发展》一书获得教授资格。自1995年起,顾彬出任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至今,现还担任汕头大学文学院讲座教授等职。其研究领域以中国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及中国思想史为主,著述、译作颇丰。主要作品和译著有《中国诗歌史》、《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鲁迅选集》六卷本等。同时,顾彬还担任《袖珍汉学》和《东方·方向》两份重要德文汉学/亚洲学期刊的主编。

访谈现场,主持人就大学生关心的各种中国文学问题,与顾彬教授在多功能厅展开了内容丰富的对话,以期揭示在顾彬“著名汉学家”光环下的真实内心世界。面对主持人抛出的多个犀利问题,顾彬教授总是说“这个问题很复杂!”“这是个非常麻烦的问题!”访谈中主持人问到:“对于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您有什么看法。”他说:“我的文学标准可能和别人不太一样,或许我是少数的。但是我仍然要表达我的个人感觉,那就是――我不喜欢莫言的小说,因为他的作品里缺少‘爱’。他的主人公都在杀、杀、杀。所有人都很坏。”在顾彬看来,莫言是在用这种书写方式来治好他自己的灵魂。顾彬教授宽视野、言辞幽默,从多角度阐释了对中国文学、中国诗歌的看法。 现场还为学生们朗诵了一首自己创作的中国诗歌。访谈最后主持人问顾彬教授“在汉学家、翻译家、诗人、评论家众多身份中,您最看重最喜爱自己的哪一个身份?” 顾彬毫不犹豫的说:“首先,我是一名诗人。”对于一位年近70的德国人,如此热爱着中国的诗歌,大家都由衷的对顾彬教授表示敬佩,现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2011年2月,顾彬教授从波恩大学汉学系荣休,离开他担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教授位子,同年9月来到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与北外签了5年的协议。王维在《酬张少府》诗中写道:“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一生劳顿的诗人,晚年已不再挂心于万端世事,开始追求宁静平淡的生活了。而荣休后的顾彬却又重新开始新的积极生活,杖乡之年来到北外,继续他的教育事业。这常常让我感动不已,如若借用顾彬喜爱的唐代诗人杜牧的诗句,我会选脍炙人口的一句:霜叶红于二月花。如今顾彬在中国拥有比在波恩更多的弟子。

牛津大学出版社展台《突围》海报 吴子桐摄

顾彬认为,在中国古代诗人当中,只有杜甫,我们可以将他看成是一个世俗的诗人,其他所有的诗人都是具有宗教背景的。《诗经》《楚辞》以及赋、乐府都是古代宗教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随着佛教的传入,中世纪以后,诗歌中超逸的精神与宗教的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论及孟浩然与王维的时候,顾彬认为,他们的诗歌所体现的是佛教的“觉悟精神”(derer⁃leuchteteGeist)。因此,宗教的视角(religi..oserAspekt)作为一根红线,贯穿着顾彬整个的中国诗歌史。

尤要一提的是,顾彬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时有犀利的批评,因此使他不可避免地成为中国学界颇有争议的人物,甚至引起极大的讨论。然而,不可否认的是,顾彬几十年来对中国文学进行了孜孜不倦的研究和探索。在他主编的十卷本《中国文学史》中,其中三卷(诗歌、戏曲、20世纪中国文学)以及散文卷中的将近半部都是由他亲自执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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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顾彬

法兰克福街头的印刷工人剪影 吴子桐摄

顾彬《诗歌史》另外两根红线,一条是“忧郁”(Melancholie),另一条是“个性”(Subjektivesbzw.Indi⁃viduelles)。实际上,对顾彬来讲,“忧郁”并不是一个新话题,因为中世纪的诗人,从三曹到苏东坡以前,好像无论哪一位中国诗人,他们都在说“愁”。那么“愁”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他们又“愁”什么呢?顾彬一直在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愁”能够跟欧洲很晚才出现的那个完全没有明确渊源关系的“忧郁”,也就是Melanchol⁃ie,进行比较吗?他认为,欧洲实际上是到了文艺复兴前后,才出现我们今天了解的那一种Melanchol⁃ie,忧郁。而在文艺复兴以前的中世纪,教会是根本不允许人们发愁的:一个修士如果发愁,那他就是在犯罪,因为神解决了所有人的问题,我们不应当再有什么事情需要忧愁的了。因此,在欧洲的整个中世纪,基本上没有谁敢发愁。反观中国的中世纪,尽管人们也受到了佛教、道教的影响,原则上可以不愁了,但他们依然会时时刻刻将“愁”挂在嘴边,特别是李白,不仅要“长安不见使人愁”,寻隐者不遇也要“愁倚两三松”。当然不只是他,还有很多其他的人,比如对曹操来说,也是“独愁常苦悲”,不过他有“解愁腹,饮玉浆”的排解方式。而他的儿子曹植“慊慊仰天叹,愁心将何诉”,就没有其父的潇洒了。顾彬一再提出来,这些中世纪的文人为什么愁?这愁又究竟说明了什么?

他表示,德国汉学界在中国文学史研究方面可谓硕果累累。从1902年以来,德国汉学家一再探讨中国古典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其中不少汉学家也将哲学和历史纳入其中。“因此,作为作者和主编,我只是这无数汉学家中的一位,绝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想,之后的来者不再会想写一部整个的中国文学史了,而只是断代史,以及具有典范作用的有关古代,或中世纪,或近代的文学史。我和我的前辈们在文学史书写方面最大的不同是:方法和选择。我们不是简单地报道,而是分析,并且提出三个带W的问题:什么,为什么以及怎么会这样?举例来说,我们的研究对象是什么,为什么它会以现在的形态存在,以及如何在中国文学史内外区分类似的其他对象?”

访谈结束后,学生们还久久不愿离开,纷纷上台与顾彬教授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整个访谈历时2个小时,学生都表示这种形式很新颖也很精彩,收获很大。

作为诗人的顾彬在另一位德国诗人萨托里乌斯(JoachimSarito⁃rius,1946—)的眼中是怎样的形象?“他的面孔流露出青年人的坦诚并爬满了疲倦的明显的皱纹,这张脸彰显了他的秉性:一位个人主义者、严肃的学者、工作狂和文学的仆人。”忧郁的性格好像是很多人对顾彬的共同评价。张洁对柏林时期的顾彬写道:“在西柏林的时候,我们常和沃尔夫冈·库宾先生开玩笑。他很少笑,面上总含苦味,就是笑起来,也不过是兑了点水而已,苦仍苦的。他解释说:‘内向和忧郁,是奥地利的风格。’”顾彬有一半的维也纳血统,他将自己忧郁的性格归于古老的奥匈帝国首都的传统。

法兰克福书展的历史及意义

贯穿《诗歌史》的第三条红线是所谓的“个性”或“主体性”,这也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因为现在有不少西方的汉学家,特别是美国的汉学家们,一直想要证明中国在六朝、唐朝的时候就出现了这种主体性。顾彬认为这样的说法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欧洲其实到了18世纪末才产生了所谓的主体性思潮,并且只是一小部分人的主张而已,当时的主流思潮并不重视这些。到了19世纪,也不敢说有很多人知道主体性是什么,或者说主张主体性。实际上是从20世纪开始,至少从德国的情况来看是这样,才慢慢接受主体性的观点。当时大家都说主体性是一个好的主张,特别是1968年西欧学生运动以后,我们才真正有了自己的所谓主体性。顾彬认为,从哲学、神学的角度来看,主体性是非常复杂的,没有办法将其简化成几句话。因此他希望通过《诗歌史》来进一步说明,至“五四运动”前后,在中国文学中基本上没有什么主体性的因素。如果有这类东西的话,研究者也应该小心加以对待,仔细审视当时的历史思想背景。比方说鲍吾刚就说过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意思是:在宋朝以前,中国文学、哲学里面所有的“我”其实都是“我们”。这实际上跟欧洲的情况非常类似,以往德国的“ich”(我)是“wir”(我们)。一直到了歌德时代的18世纪下半叶,“ich”才真正成为了“ich”,而在这以前根本不是,诗人也都说“wir”,不说“ich”,如果说“ich”那也是“wir”的意思。

深刻的思想决定文学的价值

顾彬至今已经出版了好几部诗集。在汉学研究方面,顾彬是一位冷静的研究者,而一旦进入诗歌的创作或吟诵,他马上变成了恢弘旷达的歌者:Genusirritabilevatum。我一直以为,诗歌代表着青春的激情,似乎是对生命某一时刻的孤注一掷。有一年夏天我们见面的时候,他告诉我,很多他同辈的学者都已经过世了,而他由于每天骑单车,每周踢足球,又时常爬山,依然保持着健康的体魄。我想他不仅仅有一个强壮的身体,更有鹤发童颜的精神,这也是他诗性的源泉。

顾彬:我不是一个法兰克福书展的专家,它的历史我也还没有认真研究过。但是我却知道二战后德国的历史:1945年后德国重新学习做人,因为在战争中我们有罪,所以我们应该向国外的学者、作家、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学习。德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的开放,以及对国外声音的倾听,并且得到了国外的帮助,而法兰克福书展正是这样一个异常重要的交流平台。今年中国作为书展的主宾国,这次书展对于你们来说异常重要,但其实对我们来说可能更重要,因为这能给德国人提供一个很好的能够跟世界接触的机会。

《文化广场》:推动文学演进的因素,既有文学自身发展规律的内部因素,又有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影响,以及地理条件等外部因素。在目前所见的各种各样的文学史版本中,尤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著,大多数还是以外部因素为主要参考系来编撰文学史。不知您是如何看待“文学史”这种著述体裁的?

2010年8月顾彬的第一部中文诗集出版,这是在世的当代德国诗人的首部中文译本。顾彬谦虚地说他根本不配有这样的殊荣,然作为第一位被译成中文的诗人,看得出他其实异常兴奋。中文版诗集是从顾彬近年来出版的三部诗集》《影舞者》以及《愚人塔》)选编而成。萨托里乌斯对顾彬的《新离骚》有如下的评论:

1945年以后,我们慢慢地学会了接受异域的思想,如果有什么国家的思想传统跟我们都不一样,那我们应该学习、接受。我们不再马上说“不”,而是先让他们来,和他们见面,允许他们介绍他们自己,看一看他们有什么书?什么文化?什么传统?最后才可以结论,予以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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