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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帕·拉希莉首部长篇《同名人》出版(同名电影2006年上映),一、出国前严歌苓小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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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华裔魁北克作家应晨的小说《水的记忆》是对中国的书写,然而对文本细读分析,发现该小说不是作者对自己族裔特性的强调和彰显,而是通过对中国的历史叙述来表明价值的流变性,伦理叙述来解构传统的伦理结构,终对中国文化本质主义进行了否定。比较不同小说中传教士的形象,发现该小说对传教士后代Jér?me形象的塑造更是质疑了任何僵化的族裔文化身份。因此,《水的记忆》虽然书写中国,目的却是对静止二元的身份概念进行干预,摆脱族裔符号和疆界,为海外作家书写中国拓展了新的形式。 中国论文网 关键词:应晨 《水的记忆》 中国书写 文化身份 华裔魁北克作家应晨{1}的第一部小说《水的记忆》密集体现了“中国元素”。然而,她的中国书写并非为了彰显族裔特性,而是展示了中国文化在场的情况下,探讨文化身份流变性的可能。斯图亚特・霍尔认为,除了稳定不变的意义框架,文化身份“不是已经存在的,超越时间、地点、历史和文化的东西。文化身份是有源头、有历史的。但是,与一切有历史的事物一样,它们也经历了不断的变化。它们绝不是永恒地固定在某一本质化的过去,而是屈从于历史、文化和权力的不断‘嬉戏’”{2}。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强调族裔特性的文化民族主义不同,应晨作为80年代踏出国门的移民作家在《水的记忆》中的叙述策略与后现代和后殖民理论中的去中心化、反本质主义的话语紧密相连,主张对静止的、二元的身份概念进行干预,尝试探索一种流动不居的身份,摆脱族裔符号和疆界,追求个体的自由和自我。 国内学界对应晨及其小说关注都较少,提及《水的记忆》的更是寥寥无几。仅有张裕禾在魁北克出版的中文文章《应晨――现代小说艺术的探索者》,详细介绍了应晨及其创作,其中提到《水的记忆》表现出对中国文化的糟粕的不认同;在国内出版的则有SONG Xiaowei的法语论文《应晨与水的记忆》,文章以社会历史与女性主义的角度评析了小说,点出小说反映了中国历史的变迁对中国人特别是女性命运的影响。由于出版地或是语言的限制,这些文章未能引起论者的太多关注;同时,它们也未涉及小说对同质化族裔文化身份的否定。故笔者想以此文来丰富对应晨及其小说《水的记忆》的研究。 价值标准的流变 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个中国家庭的命运。故事随着历史时间推进,从1912年清朝皇帝下台,经历国共合作破裂、抗日战争、国共战争、新中国,还有“文化大革命”等真实历史事件,人物命运被历史所左右。作者主要通过“我”的奶奶Lie-Fei的个人视角与感受,来把握历史和个体的关系,更具体来讲,作者运用了一个旧中国特有的“裹小脚”的风俗,将个人的身体与历史相关联:Lie-Fei五岁时按照当时的风俗开始缠足,然而适逢清政府倒台,原本是朝廷官员的Lie-Fei父亲从北京逃回老家,他嗅到了时代的风向,中断了奶奶的缠足,于是奶奶的脚生长成了既非天足又非小脚的“中等”大小,这样“中等”的脚在她传统的家人看来是“不伦不类”的,“姨妈们不再送她彩色的鞋子,人们不再像从前那样谈论她的脚,人们似乎对之不再感兴趣了”{3}。甚至会引起路人的侧目:“由于缠过足的原因,小姑娘的脚不怎么长大,但不管怎样,还是长了一点……有一位小脚妇人走过他们的时候,不禁发出了一声呻吟。”之后,在每一个历史阶段,Lie-Fei都因为这双脚而遭受异样的眼光:在结婚后,Lie-Fei的婆婆认为她的脚是“邪气聚成了形”,从此不再愿意和她相处;为了躲避战争Lie-Fei逃到上海的租界内,也遭到了旁人的注目,“在租界内……当她在一家杂货店前下车时,她又再次感到她的脚尖有一种烫人的热感,就好像这个城市突然醒了过来,睁开了它的眼睛,女士们尤其慢下了脚步,然后一边大声地叹气,一边重新上路”。“文化大革命”时,奶奶被社区的红卫兵批斗,罪名是儿子“反革命”,外加“有一双封建的脚”。 这双脚是“尴尬”的,是某个历史时刻中的权力话语在个人身体上留下的“尴尬”,就像福柯思想中的身体,“历史事件纷纷展示在身体上,它们的冲突和对抗都写在身体上,可以在身体上发现过去事件的烙印”{4}。某个短暂历史权力话语下的价值标准影响了奶奶的一生,历史语境一旦改变,她便饱受身心折磨。在男子身上,同样有这种尴尬,比如文中提到的剪不剪辫子的问题,“在清帝国,所有男人都留着长辫子……而革命者留着短发,并且宣称要砍下所有留着辫子的人头。而保皇派则仍然公开或暗中地反抗着,放出风声来要砍下所有留短发的人头。在那个年代,大概有一半的男人留辫子,一半的留短发。所有人都活在一种惴惴不安中”。 当历史处在一个静止不动的状态时,文化形态,包括伦理、道德、风俗等也相对稳定,比如封建社会中,女子缠得一双完美的“小脚”是对其社会地位的保障,这种习俗延续了上千年,“在变化很少的社会里,文化是稳定的,很少新的问题,生活是一套传统的办法”{5}。而历史语境一旦变动,文化形态也会随之变化,比如随着封建统治的结束,“小脚”也不再是女子追寻的目标,反而是一种被厌弃的“尴尬”了。小说展现了如“水”般不断变动的中国近代历史,以奶奶的亲身感受为支点,揭示了随着历史的变化,外界对同样的人事也不断变化的眼光和标准,在这样的历史叙事中表现了绝对的价值标准的脆弱性、局限性。作者借“我”的男友Gao Long之口,表达了这种价值和标准的相对性:“以前的人们缠足,这个事情并不像我们现在想的那么坏,风尚随着时代改变……我们从何理解以前的风尚呢,因为这些风尚当时所具有的意义现在已经消失了。我们有自己的风尚,而在五十年甚至更短时间之后,这些风尚就会成为当时的人们批判的对象,而那些人也将会有自己的风尚,同样也会是蛮横却短暂的。” 同质伦理的解构 通过描写历史潮流的更迭,作者从纵向、历时的角度对“绝对价值”进行了否定,而从横向、共时的角度来说,地理上的“离散”也会消解“绝对价值”。中国社会的文化形态是强调单一的价值取向的,这源于农耕文化下的社会形态,《乡土中国》中说:“乡土社会是靠亲密和长期的共同生活来配合各个人的相互行为,社会的联系是长成的,是熟悉的……要达到这种境界,却有一个条件,就是没有什么差别在阻碍着各人间的充分了解。”{6}各人间的无差别,也就是文化习惯、价值判断等方面的“同质化”。而且,乡土中国基本上是一个聚族而居的结构,推崇家人间的“聚合”,“应该称中国乡土社会基本社群作‘小家族’”{7}。这样的结构更加剧了“同质化”,小说中非常典型的描写在一次“我”和Lie-Fei奶奶去看望病重的清漪姨婆,来到她所居住的家族宅院,“我”的姨姥爷的侄孙女Ling向我们讲述:“我的父母亲、兄弟们和我睡在三楼。二楼的房间是留给我爷爷奶奶那辈的,你见过你姨婆的房间了吗?我爷爷奶奶的房间就在旁边。你看到的,我们所在的这个房间正好在走廊的中间,以前是我的曾祖父曾祖母住的……”这是一个典型的几代同堂的小家族,而清漪姨婆因为“经常旅行”“头脑敏锐”,所以被大家认为是“特别”的,一直都“名声不是太好”。这就是违背了“同质化”文化环境的人所遭受的道德舆论的惩罚。故事进行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面对的道德环境仍然是从旧的社会格局中遗留下来的,“在十六岁的时候,我还肯定不是一个大人,因为我出门还要得到家长的允许。十八岁的时候也没什么变化……二十三岁的时候我获得了毕业文凭,开始自己挣钱,但我必须把工资的很大一部分上交给妈妈,晚上出门还是要得到批准”。虽然时代演进,环境也从中国乡村来到了大城市,但“家长制”的传统伦理环境没有变,“在中国的家庭里有家法,在夫妇间得相敬,女子有这三从四德的标准,亲子间讲究负责和服从”{8}。服从父母,也就是完全接受和继承父母辈的生活经验、思维方式、文化习惯,孩子成年以后的所思所想和父母是差不多的,也保持了文化的“同质化”。 聚族而居、安土重迁、价值同质化、服从长辈等中国乡土社会的伦理特点都被应晨精准地抓住,成为小说中人物的文化底色;但同时,作者也铺陈了另一条解构这种传统伦理结构的叙事线。在表面的合居下,清漪姨婆家庭成员的关系其实并不融洽,Ling告诉“我”:“有一天,在走廊里,我撞见奶奶拉扯姨婆的头发,然后自己被甩了一个大嘴巴子。一场多么激烈而又沉默的战役!我呼叫父亲,但是他不愿理睬。这两个女人看了我一眼,然后快速分开了。”还有,Lie-Fei嫁人之后,和她的丈夫Wei Po以及婆婆Sheng一起居住,但是婆媳两人无法和睦相处,于是Wei Po准备去上海开展事业,以此为借口带着Lie-Fei和一个儿子一同离开,他们要打破传统,背井离乡,而家族也由“聚合”变为“离散”,这在主流的观点看来是无奈又可悲的,然而,作者却写出了一家人那种不可言说的“如释重负”,“所有人都接受了这个决定,没有一个人反对,家里的两个女人开始做准备。第一次,她们感到被一种不可说的默契联系起来了,这种默契来自于摆脱彼此的需要。”作者的解构式描写显露了在主流伦理观之下人们暗暗对“离散”向往的情绪,因为伴随着“聚合”的是对每个人独特诉求的忽略与压制。其实,在小说中,Lie-Fei的家族从清朝政府倒台开始就已经面临着“离散”,先是Lie-Fei嫁走,之后清漪姨婆也嫁到外省,后来Lie-Fei的父亲不知所踪,母亲也去世,Lie-Fei和丈夫Wei Po带着小儿子来到上海,Wei Po去世之后,大儿子Ging也从家乡来到了上海,后去了香港再无音讯,二儿子Lou则到外省去打工也一度杳无音讯,三儿子则在新中国成立之时被送往了法国,而Lie-Fei的孙女“我”在故事的后也前往了纽约。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条解构传统伦理的叙事线中一整个家族越来越离散的轨迹,在Lie-Fei的大儿子Ging离开上海的当晚,作者通过Lie-Fei的视角实现了一段颇有象征意味的描写:“将近午夜的时候,城市的一角现出了耀眼的光芒……云朵显现出了一条金龙的形状,她觉得自己好像再次看见了她父亲的官帽。龙在风中舞蹈,帽子裂成碎片,然后像烟雾那样飘散了。……她看到那团耀眼的光亮已经消失了,龙不见了,黑色天空的一角只剩下一些白色的痕迹。”金龙是曾经当清政府官员的Lie-Fei的父亲官帽上的图样,在他仍然戴着官帽时,表示历史静止、政权稳定、家族繁荣而聚合;当父亲的官帽碎裂,则意味着历史演进、权力更迭,家族也面临离散,Lie-Fei从天空中看到的金龙消失,似乎就意味着一个家族从聚合到离散的必然和无奈,以及“龙”象征一些传统的文化形态趋于消散。 固定族裔文化身份的消解 在应晨的中国历史叙事中,有一个异国人的形象,法国人Jér?�hme,是一位来到中国的西方传教士的儿子,小说描述他是“一位当时在中国政治界十分活跃的传教士的儿子,他学习过中文,尤其精通中国古代史”。中国近当代文学作品中传教士的后代的形象为数不多,作为传教士家庭的一员,我们也可将他放到传教士的类别中进行观照,传教士是中国近代史中确实存在的历史人物,并且在文学作品中也得到过表现,通常他们的“他者”身份十分明晰,或是如老舍《二马》中的伊牧师、《四世同堂》中的窦神父、萧乾的《昙》中的约翰牧师那样蔑视中国民众,将基督教作为殖民扩张的工具,是一个与中国对立的形象;或是如严歌苓《金陵十三钗》中的英格曼神甫、范稳的《水乳大地》中的沙利士神父、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中的老詹那样虔诚地一心想要在中国传播上帝福音,对中国民众报以真挚的同情,他们的形象亲切,但在文化上仍然是代表西方的;如果更严谨一些,只讨论传教士后代的形象的话,具有代表性的是以书写中国而蜚声国际的美国作家赛珍珠,她作为传教士的女儿在中国生活,对中国文化十分了解,也愿意融入中国文化,“不管是在宿州还是在镇江赛珍珠一家都是租住在中国人中间”“为了学习中国文化,赛珍珠父母还给她请了一个中国家庭教师孔先生”{9}。赛珍珠不少作品中的文学人物表现了她自己作为“传教士女儿”的立场,虽然有些角色对中国文化十分认同,但总体来说,她还是更体认美国文化,在《异邦客》中,她描绘了健美勤劳的西方妇人与懒散破落的中国仆人,阴暗的中国城市与生机盎然的美式花园。{10}字里行间透露出的都是叙述者“我”对美国从表面的生活方式到精神层面的全方位体认。{11}而《水的记忆》中的Jér?�hme则是一个全然不同的形象,他并不认同自己国家,认为“他的家乡有没落的迹象,那里的道德前所未有地堕落,宗教成为一个玩笑”。相反,他愿意将自己视作“中国人”,“他不再满足于扮演一个中国人,他想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他认同中国的政治、文化、伦理和习俗等,认为背后都有其合理性,甚至当Lie-Fei向他学法语的时候,学到的都是中国历史和文化,而他教授西方文化时,则更多的是批判的态度:“事实上,在我两年的法语学习中,Jér?�hme让我了解的中国文化和我以前的先生教给我的同样多……而相反,我学习到了什么西方文化呢?血腥的法国大革命和荒谬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有唯一的一本小说:《波斯人信札》。”Jér?�hme甚至爱上了“我”的奶奶Lie-Fei,后他虽然由于中国战乱的原因回到了法国,但是娶了一位中国太太,愉快地生活着,他在晚年太太去世后自己也濒临崩溃。Jér?�hme和中国女性的这种两性关系和“蝴蝶夫人”式的西方男性对东方女性征服式的关系不同,Jér?�hme代表了一个真心实意认同中国文化的西方人形象,他愿意和中国人一起过生活。而小说中的“我”则相反,觉得中国的生活太压抑,后选择了出国去纽约,来到另一种文化世界,“我”在飞机上做了一个颇具象征意味的梦,梦境中Jér?�hme把自己的机票给了我,自己下了飞机,把他在飞机上的位置、在西方的位置让给了我,自己留在了中国,这“一来一往”的选择比向西方文化靠拢的“单向式”行为在内涵上要丰富得多,在叙述策略上避免成为一个单向肯定西方文明的故事,而是更加开放,对彼岸的向往不是单向的,而是交错和相互的,每一个文明中都有选择“离散”的分子。这样,作者消解的就不仅是固定不变的中国文化身份,任何本质化的文化身份都被质疑和解构,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的,一种变动不居的后现代身份得以建构,避免了因对族裔特性的坚持本质化而压制了族裔个体寻求的自由身份。 结语 应晨离开了中国,却以回望的姿态书写中国,却不是为了固守自己的中国文化身份。正是她移民作家的身份改变了她和祖国的历史和现实的关系,若没有移民生活给她的叙事角度和那种近乎局外人的情绪基调,也许她也不会写出这样的作品。应晨的这种“另类”的写作方式为移民作家对中国的书写开拓了另一种可能,也带领读者思考带有本质化倾向的问题:谁是中国人?谁又是美国人? {1} 应晨这个名字在中国学界尚属陌生,但是在魁北克甚至是世界文学界却常被提起。她1961年出生在上海,1989年移居至加拿大蒙特利尔。自1992年起,她用法语出版了《水的记忆》《忘恩负义》《磐石一般》《食人者》等十本小说和两本文论集,引起了魁北克文学界特别的关注以及广泛的接受,荣获魁北克-巴黎联合文学奖、魁北克书商奖(le Prix des libraires du Québec),法国费米纳奖以及艾尔弗雷德-德罗什文学奖(Prix Alfred-Desrochers)奖等多项提名,其作被译成英、意、西、德等多种文字。 {2} [英]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出自刘象愚、罗钢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211页。 ③ Ying Chen. la mémoire de l’eau[M]. Montréal: Léméac,1992. 应晨:《水的记忆》,勒美亚克出版社1992年版,第22页。 ④ 张文彩:《福柯的身体理论》,兰州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0页。 {5}{6}{7}{8}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活・读书・新知好文学书店出版社1985年版,第68页,第44页,第37页,第40页。 {9} 袁涛:《自塑形象――赛珍珠作品的美国形象》,载《安徽文学月刊》2008年第12期,第15页。 {10}{11} 高鸿:《跨文化的中国叙事――以赛珍珠、林语堂、汤婷婷为中心的讨论》,福建师范大学2004年博士论文,第87页,第90页。 参考文献: [1] 张裕禾.应晨――现代小说艺术的探索者.岁月在漂泊――加拿大魁北克华人文学作品选[M].郑南川,邵云主编.蒙特利尔:魁北克华人作家协会出版,2012:660-683. [2] Song Xiao Wei.Ying Chen et La Mémoire de l’eau.从中国看魁北克――北京2006年魁北克文化研讨会论文集[M].李洪峰,傅荣主编.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 [3] 蔡军.论中国现当代小说中的西方传教士形象[D].安徽大学,2014. [4] 王惠.全球化视野下看中国文化在华裔美国文学中的消解[J].外国文学研究,2013:100-107.

丁婕 摘要:美籍华人作家严歌苓的小说创作近年来日益受到海内外文学研究者的关注。对其小说创作的研究可以以严歌苓出国为界,大致分为出国前的小说研究和赴美后的小说研究。对其前一阶段创作的研究较少,且多为单篇解读。对其赴美后的小说,由于批评方法的多样性和切入角度的灵活性,再加上综合式分析和比较式研究的运用,在思想内蕴和艺术技巧研究方面都有了较大的深入和拓展。当然也还存在可待开掘之处…… 关键词:严歌苓;小说研究;综述 出身书香世家的严歌苓29岁即加入中国作协,成为当时最年轻的专业作家之一,并接连创作了三部反映部队生活的长篇小说:《绿血》,《一个女兵的悄悄话》,《雌性的草地》。1989年,严歌苓赴美,创作了《少女小鱼》、《扶桑》、《第九个寡妇》等大量小说。与作家的创作相对应,对于严歌苓小说的研究也可分为两部分:出国前与出国后的小说研究。对其赴美后的小说,由于批评方法的多样性和切入角度的灵活性,再加上综合式分析和比较式研究的运用,在思想内蕴和艺术技巧研究方面都有了较大的深入和拓展。与之相比,研究者对其前一阶段创作的关注较少,且多为单篇解读。 一、出国前严歌苓小说研究 对于出国前严歌苓的小说创作,近十年的评论界并未予以较多关注。严歌苓的第一篇小说是1981年发表的《葱》,这是她的第一次学步,由于作品本身的不成熟,当时及现在都未引起重视。之后发表的短篇小说《腊姐》、《血缘》、《歌神和她的十二个月》、《芝麻官与芝麻事》,中篇小说《你跟我来,我给你水》,长篇小说《绿血》、《一个女兵的悄悄话》等也很少有人论及。只有《从个人化的体验出发指向时代的荒诞和人性的压抑》[1]一文指出严歌苓在长篇小说《一个女兵的悄悄话》中表现出强烈的个人化倾向,并简要分析了作家走上以揭示时代荒诞和人性压抑的创作道路的原因。文章注意到严歌苓小说不同于一般军事题材作品之处,并指出研究其早期作品对于理解她现今创作的意义,这对我们的研究具有启示作用。 严歌苓赴美前创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雌性的草地》是她非常看重的一部作品,她在小说自序中说,在那个年代,“一切生命的‘性’都是理想准则的对立面。‘性’被消灭,生命才得以纯粹。”“写此书,我似乎为了伸张‘性’。”“人性,雌性,性爱都是不容被否定的。”[2]沿着作者的思路,王列耀在《女人的“牧”、“被牧”与“自牧”》[3]一文中着重挑出“雌性”这一关键词,条分缕析了严歌苓从男女性别差异出发,倡导以“自然意识”与曾经流行一时的“社会意识”相对抗,“强调女人的生物性特征,如性欲、生育、母职等,用此来反衬虚幻的‘革命’的名义和虚幻的‘男女平等’的名义的荒诞。”但他进一步指出“‘她们’没有未来”——“有关母性无私神圣的赞歌,最终还是带来了让人失望的结果;最终还是要在各种‘名义’与‘权力’面前碰得粉碎。”是对作品中理想化倾向的异议。 另外,严歌苓对这部作品的结构进行了大胆而成功的探索。“在故事正叙中,将情绪的特别叙述肢解下来,再用电影的特写镜头,把这段情绪若干倍放大、夸张,使不断向前发展的故事总给你一些惊心动魄的停顿,这些停顿是你的眼睛和感觉受到比故事本身强烈许多的刺激。”[4]但目前似乎尚无此方面的研究成果。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永远留在草原上的那抹“黄”与“红”——浅谈《雌性的草地》中小点儿与沈红霞的“性与欲望”》[5]一文,巧妙的提炼出作者用“颜色和物的象征,赋予了丰富的象征意蕴,那是她们对性的渴望,对爱情的执著与纯真。”并指出“黄色的向日葵是小点儿欲望的阴柔之美,鲜红的红马是沈红霞一生灼烧的激情,追求的爱情。”令人耳目一新。 二、赴美后严歌苓小说研究 批评方法的多样化和切入角度的灵活性 1989年,严歌苓赴美攻读文学写作硕士,吸收了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对“人”的价值观透视和现代文艺理论,其作品在思想意蕴和艺术技巧方面都有了很大提高,评论界也争相采用新的批评方法对她的创作加以评论。主要围绕长篇小说《扶桑》,《人寰》,《第九个寡妇》和几部重要的短篇《白蛇》,《金陵十三钗》等展开。如《碣石潇湘无限路——浅析严格苓短篇小说的女性世界》[6]采用女性主义批评方法,对严歌苓短篇小说中的女性进行了典型分析,但这只是对于作品中女性形象的解读,未深入到文本更深层。《从神女到女神:扶桑与葡萄形象分析》[7]探讨了扶桑和王葡萄两个底层女子身上的女儿性、母性如何转化为神性,以及她们如何完成从神女到女神的蜕变,表达了作家强烈的女性/母性意识。而《论严歌苓的“母性”叙事》[8]更明确指出“在严歌苓这两部关于女性命运的小说(《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当中,母性、人性与‘女性’之间并没有潜在的冲突。……母性是女性所特有的品格和力量,却又掩盖了女性生命体验中所要面对的其他问题。”比前述文章更进一步,深入到女性研究的深处。此外,李仕芬的《男性叙述下的女性传奇──读严歌苓《倒淌河》》[9]集中讨论了作者如何通过男主角何夏的叙述,突出阿尕这个女性角色。“在《倒淌河》中,严歌苓亦可说用了‘性别置换’的叙述方式来‘提高作者对女性价值的弘扬的可信度’。”阐释视角独特。而《“母性”他者与东方“镜像”》[29]一文借用拉康的镜像理论作为分析起点,剖析了《扶桑》中男女主人公之间的感情纠葛,与东方作为西方在塑造和认证自我过程中的“他者”之间既定模式在种族和性别上的双重颠覆结构。 对人性的深入体认是严歌苓小说一贯的追求,不少研究者从人性的角度切入,对其作品进行解读。如陈思和在《人性透视下的东方伦理》[11]一文赞扬严歌苓,“你用你的笔尖锐地挑开了蒙在这两个故事上的友谊面纱,从中发现了人性的扭曲和丑陋。”再有《人的本性在血与火的洗礼下复活——〈金陵十三钗〉评析》[11]解读出一群妓女在战争中的大无畏牺牲精神,以及作品展现的人性多面性,褒扬了高尚的人性。《历史深处的人性闪光——再论严歌苓的移民小说》[12]发现严歌苓的小说不仅剖析华人移民,也关注所在国的白种居民,从更广泛意义上表现人性的复杂与微妙。此外,张勇的《现代性与人性的交战——读严歌苓的《第九位寡妇》》[13]通过分析作者刻画的极致人性,发现了小说中表现的现代性和人性之间的激烈冲突。 由于海外华文文学创作的边缘性,不少研究者从文化认同,文化边缘的角度切入,如《文化错位与人性迷失——评严歌苓的长篇小说〈花儿与少年〉》[14]分析了严歌苓新移民小说对人性在异族语境下迷失和挣扎的刻画,对新移民“失语”状态和“文化边缘人”身份的忧虑和关切。《论严歌苓小说中人物的失语症》[15]着重剖析了小说人物在异国他乡出现的交流障碍,揭示出新移民面对异国语言和文化时的尴尬状态。朱立立的《边缘人生和历史症结——简评严歌苓〈海那边〉和〈人寰〉》[16]指出严歌苓小说的人物多是边缘人,不但具有“经济上,种族上乃至文化上的多重边缘性”,甚至带着异乡人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症结,这是她的小说不同于大多数新移民小说的独到之处。《另一种海洋——略论美化女作家严歌苓的三篇小说》[17]也从文化认同的角度对严歌苓小说进行了阐释。 还有研究者从童年视角切入,如《曲径通幽:一个时代的隐痛——从《白蛇》等作品看严歌苓对“文革”的另类反观》[18]从童年和女性视角对文革做另类反观。除此,《文化夹缝里的梦幻人生——严歌苓小说中的意象解读》[19]从剖析严歌苓小说中独特的审美意象入手,探讨了其小说的文化意蕴。《严歌苓小说的现代性》[20]则从三个方面分析了严歌苓小说的现代性。 此外,还有一些研究文章侧重探讨严歌苓小说在艺术层面的开拓,它们大都从精神分析学、叙事学等方面进行探讨。 对精神分析学和心理学的系统研读,使严歌苓对隐秘人性具有独到洞悉,并在她的小说中加艺术地表现。《异域生活的女性言说——严歌苓创作品格论》[21]一文对《海那边》中傻子泡的性本能被压抑终致杀人的悲剧分析;对《约会》、《红罗裙》、《屋有阁楼》里母、子、父、女之间逾越正常伦理感情的爱欲表现的解读;以及对《人寰》中以“Talkout”方式作为小说形式的阐释,是运用弗洛伊精神分析理论解读严歌苓小说的代表性研究。《女性隐秘情感的揭秘——严歌苓《人寰》精神分析学解析》[22]分析了“我”的“恋父情结”;以及在特殊年代里,人性遭到的压抑和力比多的冲动,及在超我作用下,人性本能的自我超越与升华,揭示出小说对女性内心隐秘情感的表达。《雌性·母性——严歌苓小说《扶桑》中的情结分析》[23]用原型理论解读《扶桑》,分析雌性、母性在人类学上的意义,以及与此相关的作者的创作动因。 还有的研究者从叙事学的角度进行解读,这方面的文章有《扑朔迷离的现代性叙事——严歌苓小说叙事艺术初探》[24]通过对作品进行分析,总结出严歌苓叙事艺术现代性的主要特征,即善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交错叙事,元叙事和拼贴式叙事。杨学民的《时间与叙事结构——严歌苓长篇小说叙事结构分析》[25]发现严歌苓的长篇小说惯以时间为结构要素,搭建形式与意味统一的叙事结构,以此实现小说文本的创新。此外,还有不少文章就作家的某一文本进行了叙事学上的探讨,如《严歌苓的叙事意识及其《扶桑》的叙事解读》[26]分析出多种人称的复合叙事和对历史化叙事的刻意追求,是《扶桑》的重要叙事视角。针对同一文本,陈涵平的《论〈扶桑〉的历史叙事》[27]则进一步阐释了“历史叙事”特征的具体表现:如多种人称的交替出现、元叙事的大量使用、跨时空内容的拼贴式比较等,并指出这种历史叙事的运用和严歌苓的移民经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创作中就表现为通过对文学性的追求而获得最高的历史真实性。《换一种声音叙事——论严歌苓〈金陵十三钗〉的叙事艺术》[28]也对严歌苓小说的叙事艺术进行了解读。 不少研究者从新历史主义的角度切入,如《解构、重构、再解构——〈扶桑〉反思华人移民史的三部曲》[29]梳理出小说“先是质疑与解构那些带有偏见和歧视的史书,然后以自己的经历和体验来想象和重构那段早已湮灭的历史,但最后又不得不解构自己重构的历史。”的写作思路,并指出小说对新历史主义的突破与局限。《一次虚妄的旅行——评〈扶桑〉的新历史主义特征》[30]同样关注了《扶桑》中新历史主义的运用,但阐释较为简单。此外,滕威在《怀想中国的方式——试析严歌苓旅美后小说创作》[31]运用身份批评的方式,对小说中“蕴含的虽然有犹疑但是已然内在化的对东方主义及父权制度的认同与妥协”表示忧虑,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创作具有警示作用。 从对上述文章的梳理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严歌苓小说研究中切入角度的不断变化和批评方法的多样化,正是在这样的多重解读中,我们看到了严歌苓小说内蕴的日益深厚与艺术的日渐多彩。 综合式分析和比较式研究的大拓展 研究者对严歌苓出国前的小说大都是单篇解读,很少有将其与其他作家作品进行比较分析,或放在文学史的大背景中进行研究的。对其赴美后创作的研究,则不仅将其自身各时期的作品进行纵向比较,还将其作品与其他作家的作品进行横向的比较,有些研究还注意将其作品放在整个文学史的大语境、大背景中来考察。重点采用的研究方式是比较式研究,在这种相互的对照中更加凸现出严歌苓创作的独特之处,具体说来,大致有以下几类。 一类是将严歌苓自己的不同作品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比较。如陈思和的《严歌苓从精致走向大气》[32]主要将严歌苓90年代的短篇小说进行了纵向比较,指出《白蛇》,《处女阿曼达》,《拉斯韦加斯的谜语》等小说“虽然叙事风格一如《女房东》时期的洒脱与幽默,但明显不一样的是原来精致的叙事结构被打破”,“小说结构中被精心组织的‘高xdx潮’,‘节奏感’等技巧因素都荡然无存”,“明显的朝着‘大气’的境界接近。”很好地把握住了作家创作过程中的贯通性与发展性。《雌性的魅惑——试析严歌苓小说中女性形象的独特内涵》[33]比较了严歌苓十几年来塑造的女性形象,分析了他们所具有的“博大的母性”,“炽烈的情欲”和“复杂的人性”。《以弱势求生存的神话——以小渔、扶桑、王葡萄为例谈严歌苓笔下的女性形象》[34]分析了小渔、扶桑、王葡萄三个女性在不同境况下以弱势求生存的经历。《在异域与本土之间——论严歌苓新移民小说中的身份叙事》[35]在对多部小说主人公“弱者”、“局外人”、“边缘人”身份的比较分析中归纳出严歌苓小说身份叙事的模式。 另一类是将严歌苓的作品与其他作家的作品进行比较。《海外华人作家书写中国形象的叙事模式——一严歌苓和谭恩美为例》[36]通过对严歌苓《人寰》和谭恩美《灵感女孩》的比较阅读,分别以“历史记忆”和“神话想象”概括两位作家书写中国形象的不同方式,并尝试寻找海外华人作家书写中国形象时的主要叙事模式。《安能辨我是雄雌——由〈魔旦〉与〈蝴蝶君〉的比较分析看华人[男性]的文学再现策略》[37]一文借用朱莉娅·克里斯蒂娃[JuliaKristeva]的互文性理论,对严歌苓的小说《魔旦》与黄哲伦的戏剧《蝴蝶君》进行比较与剖析,阐释了两位华人作家在各自作品中表现出的具有讽刺意味的东方再现策略。《族裔女性的发声——以〈女勇士〉和〈扶桑〉为例》[38]分析了两位作家重塑和揭示被美国主流话语掩盖和压制的华人历史的方式。而《从〈第九个寡妇〉看乡村叙事的历史虚无主义》[39]则与《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预谋杀人》、《大年》等乡村叙事的新历史主义小说的代表作相比较,指出了《第九个寡妇》体现出的历史虚无主义。这是为数不多的将海外与大陆作家的创作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的研究文章。 除了上述评论文章,还应着重指出的是2003年美国学者陈瑞琳发表在《华文文学》上的一篇非常具有学术价值的文章,即《冷静的忧伤——从严歌苓的创作看海外新移民文学的特质》[40],这篇学术论文从生命移植激发创作才情,浸染西方文艺理论的价值判断,敢于直面“边缘人的人生”,“冷静的忧伤”的风格主调,奇异的语言系统五个方面对严歌苓的小说进行了细致的评述。既注意将其放在文学史的宏观立体场景中考察,又能够对她的重要作品进行微观分析,真正做到了宏观把握和微观分析相结合,这在严歌苓小说的评论文章中是出类拔萃的。另外,青年学者庄园主编,2006年由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女作家严歌苓研究》[41]是目前学界唯一一部严歌苓研究专著,它由名家点评,作品研究,作家自叙,作家侧记,作家访谈五部分构成,另有“严歌苓创作年表”及“严歌苓获奖项目”两篇附录。书中主要收录了2000年以后严歌苓研究中的重要资料,包括大陆、香港、台湾、美国学者的学术论文,作者自己的创作感悟,媒体访谈等,是一部比较全面而具有一定深度的研究著作。正是在这种综合研究中,严歌苓小说的深层艺术内涵被一层层挖掘出来。 三、薄弱点与突破点 纵观近十年的严歌苓小说研究,“众声喧哗”的意味远甚于“百家争鸣”——尽管研究成果不少,但大多是从众之声,如有相当一部分论文都集中于对长篇小说《扶桑》叙事艺术的研究,对扶桑、王葡萄、小渔从女性形象角度的分析等少数几个方面,切入角度乏善可陈。还要一部分研究者没有对作家的作品进行全面阅读,而只是“趁热拿来”一部刚出版的新书,缺乏比较分析就妄下结论,失之浮躁,如某些对于《第九个寡妇》的研究论文。或许由于严歌苓是一位“海外”“女”作家,很多研究者或者过于随意的将其与其他海外华文/非华文作家进行比较,或者想当然的运用女性主义理论对其作品进行解读,这些不够慎重的研究,制造了大量学术泡沫,极容易掩盖住作家创作中最本质、最有价值的部分,如对多面人性的探求与刻画等。 其实,对于严歌苓的小说研究尚有很多未挖掘的宝藏。比如她出国前的创作,尤其是《雌性的草地》这部长篇,其中已经蕴含着她下一时期创作的核心与精华。故深入研究该时期创作对把握严歌苓后一阶段创作具有重要价值,但多年来,人们对它的研究一直不够,只是在论述其他问题的时候,捎带着提及一下,很少有对其进行专门论述的。就是在提及它的时候,也只是从人性的女性的角度进行分析,很少运用其他研究方法对其进行专门的深入的研究。对于除代表作之外的其他小说,也很少有人提及,这就造成了研究的片面性。对于一个作家的把握,仅仅如此是远远不够的。另外,目前虽然出版有《女作家严歌苓研究》一书,但只是一部“论文、访谈集”,尚无研究者个人独立完成的研究专著,当然,这对于研究者自身的学识与眼光也有相当的要求。除此,大多数研究仍以单篇,两篇或者几篇小说比照分析为主,缺乏更加全面,宏观的“总论”、“综述”等更具分量的研究成果。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应做到微观和宏观的统一,具体研究与综合分析相结合,从而真正抓住严歌苓创作的精髓。 注释: [1]王卉《从个人化的体验出发指向时代的荒诞和人性的压抑》,《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 [2]严歌苓《从雌性出发》,《雌性的草地》,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 [3]王列耀《女人的“牧”、“被牧”与“自牧”》,《名作欣赏》,2004,. [4]严歌苓《从雌性出发》,《雌性的草地》,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 [5]陈彬妮《永远留在草原上的那抹“黄”与“红”——浅谈〈雌性的草地〉中小点儿与沈红霞的“性与欲望”》,《华文文学》,2005,. [6]邢楠,王洪,戴亚琴《碣石潇湘无限路——浅析严格苓短篇小说的女性世界》,《绥化学院学报》,2007,. [7]〔新加坡〕倪立秋《从神女到女神:扶桑与葡萄形象分析》,《华文文学》,2007,. [8]付立峰《论严歌苓的“母性”叙事》,《华文文学》,2007,. [9]〔香港〕李仕芬《男性叙述下的女性传奇──读严歌苓《倒淌河》》,《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3,. [10]葛亮《“母性”他者与东方“镜像”》,《华东理工大学学报》,2006,. [11]陈思和《人性透视下的东方伦理》,《女作家严歌苓研究》,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第34页. [12]宋悦魁《历史深处的人性闪光——再论严歌苓的移民小说》,《名作欣赏》,2007,. [13]张勇《现代性与人性的交战——读严歌苓的《第九位寡妇》》,《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6,. [14]余学玉《文化错位与人性迷失——评严歌苓的长篇小说〈花儿与少年〉》,《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5,. [15]李亚萍《论严歌苓小说中人物的失语症》,《华文文学》,2003,. [16]朱立立《边缘人生和历史症结——简评严歌苓〈海那边〉和〈人寰〉》,《华侨大学学报》,1999,. [17]陈晓辉《另一种海洋——略论美化女作家严歌苓的三篇小说》,《华侨大学学报》,1998. [18]高侠《曲径通幽:一个时代的隐痛——从〈白蛇〉等作品看严歌苓对“文革”的另类反观》,《江南大学学报》,2007,. [19]王泉《文化夹缝里的梦幻人生——严歌苓小说中的意象解读》,《华文文学》,2004,. [20]连晨草《严歌苓小说的现代性》,《福州师专学报》,2000,. [21]刘艳《异域生活的女性言说——严歌苓创作品格论》,《山东大学学报》,2000,. [22]郝海洪《女性隐秘情感的揭秘——严歌苓〈人寰〉精神分析学解析》,《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7,. [23]缪丽芳《雌性·母性——严歌苓小说〈扶桑〉中的情结分析》,《华文文学》,2006,. [24]陈振华《扑朔迷离的现代性叙事——严歌苓小说叙事艺术初探》,《华文文学》,2000,. [25]杨学民《时间与叙事结构——严歌苓长篇小说叙事结构分析》,《当代文坛》,2004,. [26]姚晓南《严歌苓的叙事意识及其〈扶桑〉的叙事解读》,《暨南学报》(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版),2004,. [27]陈涵平《论〈扶桑〉的历史叙事》,《华文文学》,2003,. [28]杭慧《换一种声音叙事——论严歌苓〈金陵十三钗〉的叙事艺术》,《前沿》2007,. [29]刘雄平《解构、重构、再解构——〈扶桑〉反思华人移民史的三部曲》,《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5, [30]方秀珍《一次虚妄的旅行——评〈扶桑〉的新历史主义特征》《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2,. [31]滕威《怀想中国的方式——试析严歌苓旅美后小说创作》,《华文文学》,2002,. [32]陈思和《严歌苓从精致走向大气》,《女作家严歌苓研究》,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第21页. [33]李培《雌性的魅惑——试析严歌苓小说中女性形象的独特内涵》,《华文文学》,2004,. [34]张春红《以弱势求生存的神话——以小渔、扶桑、王葡萄为例谈严歌苓笔下的女性形象》,《语文知识》,2007,. [35]张长青《在异域与本土之间——论严歌苓新移民小说中的身份叙事》,《华文文学》,2004,. [36]吴宏凯《海外华人作家书写中国形象的叙事模式—一严歌苓和谭恩美为例》,《华文文学》,2002. [37]葛亮《安能辨我是雄雌——由〈魔旦〉与〈蝴蝶君〉的比较分析看华人[男性]的文学再现策略》,《国外文学》,2006,. [38]李亚萍《族裔女性的发声——以〈女勇士〉和〈扶桑〉为例》,《暨南学报》,2003,. [39]周水涛《从〈第九个寡妇〉看乡村叙事的历史虚无主义》,《小说评论》,2006,. [40]陈瑞琳《冷静的忧伤——从严歌苓的创作看海外新移民文学的特质》,《华文文学》,2003,. [41]《女作家严歌苓研究》,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 2008年3月17日

实际上,安德鲁得到父母死讯后的最初反应是如释重负:“我现在终于能彻底抛弃将我和他们的历史,和那个从来不属于我的国家捆绑在一起的最后一点联系了。”同时,他又“鬼使神差”地提笔给已经故去的父母写信,其中包括这样的字句:“我身体中的所有神经线都与脚血脉相通。我是从脚开始感受生命的。我一生都四处游荡,同时也一直想弄明白你们为什么要将我遗弃?”[9]这段充满象征意义的文字是故事的意识中枢,其叙事动态由两个抽象且互相联系的意象—“脚”和“父亲”—组成并支撑。实际上,梁从故事一开始就向读者强调了“脚”在安德鲁生活中的重要性:他奶奶的缠足、爷爷因患小儿麻痹症而落下的跋足,以及一位当过土匪的先辈的假足。梁氏通过这些意象要强调的是:安德鲁是几代“脚有缺陷”(imperfect feet)的祖先的后代[10]。这种以脚为喻的写法看似单纯,但如果放在安德鲁信中提到的自己被父母“遗弃”的修辞语境中去考察,其意义就相当具体了。因为“脚”在这里专门用来暗示华裔美国人在自己祖国的土地上漫无边际地徘徊与仿徨的困境。脚的“缺陷”既象征着被剥夺历史与文化的痛苦,又反映了不得不与祖国保持血缘关系的牵绕,还有因此而遭受居住国种族歧视与政治边缘化的不公。用这样的脚走起路来只能是步履瞒珊。安德鲁与中国若即若离的关系不仅决定了他寻父的暖昧性和不稳定性,而且也突出了“父亲”在此追寻过程中的借喻特征和对安德鲁内心活动越来越强的反衬作用。这尤其体现在他路过重庆时观看一位民间艺人站在木凳上用饱含墨汁的布团在一张铺在石碑上的白米纸上作画的情形。随着那人手臂的运动,米纸上逐渐出现了一个画面。安德鲁看“呆了”,觉得作画人不断运动的体态完全有可能就是他父亲的化身,而作画人手中紧凑的布团则是他自己的“婴儿之躯”。他“渴望着被父亲的手触摸”,但又不愿面对自己的这种渴望[11]。在故事的其他部分,安德鲁在飞机上梦见乘火车南下的父亲凭窗远眺;刻在古老墓碑上的男女人形也使他联想起自己双亲的音容笑貌。在这些描写中,父亲一方面虚无缥缈,另一方面又无所不在。这种状况于是反衬出故事标题《何所不死?》在文本修辞建构中画龙点睛的作用。“何所不死?”可以用“什么地方有不死之国?”的白话来是表述,是屈原《问天》中的名句。关于《问天》的文学与社会意义,学界有诸多观点。梁氏在此挪用的只是这首词的宏观语境,即屈原遭谗言去职后,被流放时的愤感与感慨。因为他的这种心境恰好与安德鲁的放逐心态相吻合。而后者试图弄清楚他父母死亡真相的努力,就像屈原责间苍天一样,是不可能收到任何效果的。故事以描写安德鲁在一条沿江而下的摆渡船上自言自语收尾:“我的思绪像江水一样奔腾不止。我已经不再试图理清我父母生命中看不见的那些分支与暗流……即便我能将他们每一天的生活都纪录下来,那也不过是一堆江中的石子,一片由事实堆砌成的干枯的河床。”[12]安德鲁与其父母之间的关系这个原先用来暗示华裔美国人文化归属的象征,因此失去了它表面上的指涉功能,成了华裔美国人离散想像中一个抹不掉的“痕迹”[13],一个关于“不死之国”的浮动的意符。中国是华裔美国人心中挥之不去的情感因素,但该因素的象征性大于其实质性。

其实,去看这部电影之前我就知道,它在艺术上不会有太多可圈可点之处,Mira Nair的前两部片子《名利场》(Vanity Fair)和《雨季婚礼》(Monsoon Wedding)都老实平常,我也预计电影一定不如小说,把一个移民家庭三十年的生活纳入两个小时的叙述,必定牺牲太多的细节。但是我知道自己一定会被感动,就像第一次读到Jhumpa Lahiri 的短篇 A Temporary Matter。人在异乡的困惑与迷失,永恒的陌生与疏离,无所不在的错位和异化,和稍纵即逝的沟通与温情。海那边的过去和海这边的现在,重重叠叠,没有开始,也无所谓结束,错综交织成一片斑驳的底色。新大陆有无限可能,只是,我们的画板上已经有了底色--名字,便是这底色的表征之一。
Ashoke和Ashima要等远在加尔各答的老祖母赐给新生儿一个好名字:“没关系,我们都有两个名字,长大后再起学名不迟。”美国医生和蔼地坚持:“抱歉,在这个国家,婴儿出生证上必须登记大名才能出院。”于是,这个男孩子被叫做Gogol,跟那位大名鼎鼎性情古怪的俄国作家同名,为此没少遭到同伴的嘲笑。直到很多年以后,他才从父亲那里得知这名字的来由。
Ashima向同事抱怨儿子宁可跟女朋友去度假也不回家看爸妈:“你说说,什么样的女孩子会起名叫Maxine?”美国同事耸耸肩轻描淡写:“也许根本是个男孩?”
Ashima打电话去医院询问丈夫的病情,“我姓Ganguli,G-a-n-g-u-l-i,这一通电话,我已经把名字给你拼了五遍了。”
丈夫去世,儿女成家后,Ashima决定回加尔各答,拿了文学博士的儿媳赞同道:“这才像你的名字,无拘无束,没有疆界”(It’s just like your name, Ashima means limitless, no boundary)。
我不知道,这种对于命名的执迷,是不是只有东方人才会理解,珍妮或者迈克,丽莎或者约翰,并不承载如许回忆与期盼吧。甚至,作为整个故事核心的Gogol,除了纪念父亲的过去,也可以看作一个隐喻。有趣的是,Ritz的观影手册上总结说,《同名之人》试图探讨的核心问题是“成为一个美国家庭究竟意味着什么”(What does it mean to be an American family?)。这真是单纯可爱又自大的典型美国式解读。

3

在叙事层面上,《骨》实际上讲了两个故事:一是关于梁失信于他的“纸面父亲”老梁(Leong)的故事。后者曾要梁保证将其身后的遗骨运回中国掩埋,以此作为条件将梁以亲生儿子身份办到美国。但梁进人美国后,立刻陷入了由贫穷和恐惧编织的罗网,同时又为偿还老梁为他移民美国付出的几千元美金在旧金山中国城拼命做工。辛劳之中,梁无暇顾及自己的誓言。结果不仅丢了老人的尸骨,而且还在与别人合资办洗衣店时被骗。然后,二女儿跳楼自尽,三女儿出走,自己也和妻子分居。二是关于梁家三位生长在中国城的华裔美国姐妹的故事,包括她们寻找自我时的迷惘与痛苦,她们与父辈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及她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书中的最大悬念是牵动所有人物命运的一个悲剧:即梁家二女儿欧娜(Ona)的自杀。从表面看,这场悲剧似乎是梁氏夫妇反对她与曾欺骗过梁的拉丁裔美国人之子奥斯瓦尔多交往的结果。但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梁与奥斯瓦尔多之父合资开洗衣店的动机是尽快致富,而尽快致富的压力又来自于与梁“纸面儿子”身份缠绕共生的就业困境。下面是梁的大女儿蕾拉在一堆发霉的旧书信往来中发现的秘密:“军队寄来的不予录取通知书:不适合。工作申请不成功:没技术。求租房屋:无空位。”这与梁先前对此的解释南辕北辙;梁曾打趣地说:“军队其实想要他,但仗打完了。他有工作技能和经验:电焊、建筑、电工都行,但英语不太好。房子租得很合适,但街坊邻居不好。”蕾拉于是恍然大悟,“梁讲的那些故事不仅毫无幽默感,而且非常令人沮丧。白纸黑字上的梁并不是个英雄”[15]。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为“纸面儿子”,梁的所作所为其实“都是为了迷惑当局”。但他这样做的结果却是“被自己的谎言捉弄”,并使“曾经排斥过他的法律反过来又将自己反锁其中”[16]。 梁的这种存在圈限性决定了他只能在远离陆地的货轮上以做苦工为生,终年在海上漂泊,并通过这种自我放逐的方式养活在旧金山中国城的家小。书中有一处细节描写了梁带着辛苦挣来的血汗钱回家探亲的情形。欧娜数着梁从袋里取出的一叠叠崭新的美钞,自言自语道:“咱们发财了!”但三姐妹不久又听到梁和妻子在房内窃窃私语,然后是母亲的声音:“还不够”,“你还得回去。”[17]梁迫于生活而从离散中寻找归宿;这种生活方式反过来又使他呕心沥血建立起来的家变得徒有虚名。如书中所描述的,梁娶达尔茜(Dulcie Fu)为妻其实不过是个权宜之计:他本人是中国城单身汉社会的一员,达尔茜则被前夫抛弃,不仅没有合法移民身份,而且还怀着几个月大的蕾拉。梁从婚姻中要的是中国城内奇缺的年轻配偶;达尔茜想得到的是新移民梦寐以求的绿卡。在此情况下,在中国城作车衣工的达尔茜与男性上司发生恋情也就不足为奇了。此外,尽管梁与达尔茜有两个亲生女儿—欧娜与妮娜(Nina)一一但他们在生活的重压之下根本上无暇顾及子女的教育和成长。

贝拉在母亲缺席的情况下长大成人,她的人生追求和家庭、婚姻关系无关,大学毕业后,她四处游走,辗转不同的牧场和社区工作,过着一种游牧民族般的生活。她一辈子都生活在一个残酷的“谎言”当中,为了保护贝拉,苏巴什和高丽掩盖了乌达安是其生父的真相。他们制造的谎言是革命、历史、家庭、兄弟情义和无可奈何的爱的产物,当贝拉意外怀孕并决定将婴儿生下来时,苏巴什意识到,如果不戳破这个谎言,那么伤害将遗传至下一代,“他取代了乌达安,变成了她的父亲。但是他不能以同样鬼鬼祟祟的方式成为一个祖父”,可对贝拉而言,“她一生都被骗了。然而这个谎言拒绝容纳真相。她的父亲仍然是她的父亲,即使他告诉他他不是。即使他告诉他乌达安才是。”

[9]Leong,Russell C.,"Where Do People Live Who Never Die",in Phoenix Eyes and Other Stories,p.157

对裘帕·拉希莉而言,“低地”在小说中不仅仅是革命暴力的发生地,也是乌达安被逮捕的地方。当雨季来临的时候,雨水就会从高处流向低处,这是对低地作为表层的地理空间的意义,而延伸开来,低地还是一个叙事的装置,读《低地》的过程当中,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所有的叙事最后都像水流一样流向低地,不管人物命运最后走向如何,最终都会回到这里,比如高丽,故事的结尾,她最后回到了加尔各答,回到了低地,试图寻回过去。小说里很多人的命运都从这里出发,而叙事不管如何分叉,最终都会归结到低地。因此,“低地”至少有三重功能:一个叙事的装置,一个地缘政治空间,一种历史革命的象征。裘帕·拉希莉远离印度,却时刻心系着那片热土。通过对时间的追寻和重构,借助《同名人》和《低地》这两部小说,裘帕·拉希莉完成了一次伟大的奥德赛之旅。

雷祖威(1955-)的短篇小说《生日》是当代华裔美国文学中一部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与当时已发表的大多数华裔美国小说相比较,该作品有令人耳目一新之处。首先,它以华裔美国男性和白人女性之间的感情纠葛为题,大胆改写了历来主导华裔美国叙事写作的“族裔认同”( ethnic i-dentification)程式,同时又对族裔互涉关系(interethnic relations)的复杂性作了发人深省的探究。众所周知,赵健秀与汤亭亭喜欢在他们的作品中用讽刺手法反衬华人在美国社会与文化中被歪曲和被排斥的困境,并经常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某种自嘲或玩世不恭的口吻。雷氏写作依循是另外一条路径:他似乎更善于通过比喻或象征手法来揭示华裔美国人深厚浓烈的情感世界和充满张力的华裔美国主体性。此外,雷氏经常有意识地避免在写作中直接指涉华裔美国历史,以此来凸显文学形式在小说创作和解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历史背景在这类建构中的文本化特征。

纳萨尔巴里运动是印度共产党人在1967年发动的农民武装斗争,受其感召,乌达安的“反文化”倾向也愈演愈烈。对他而言,能否取得学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改变国家的不平等和落后,不管采用什么样的手段。他与高丽相爱,在极端主义思想的侵染下,竟利用高丽为他监督警察,并最终将一名警察秘密杀害。

[3]Louie,David Wong. ,"Birthday",in Pangs of Cove,New York: Plume,1992,p.3

从移民/族裔文学的范畴看,她和“英国移民三雄”(奈保尔、鲁西迪、石黑一雄)等属于同道;如果将书写语言(英文)和创作语境视为最大公约数,又可以将她和哈金、李翊云等归入美国移民文学的谱系。然而,无论我们以何种标签将裘帕·拉希莉归之麾下,都难免犯错。裘帕·拉希莉是一位对文学有着清醒认识的小说家,她不断地“穿越边界”,在叙述“低地”的同时,也构筑起了一块文学“高地”。

[6]Louie,David Wong,“Birthday”,in Pangs了low,p. 17

《同名人》的叙事起于1968年。

[17]Ng,Fae Myenne.,Bone,pp.180一181.

2000年,印裔美籍作家裘帕·拉希莉凭借小说集《解说疾病的人》成为“普利策文学奖”史上最年轻得主,此后,她的名字就和后殖民、族裔文学、移民文学等紧密联系在一起。2003年,裘帕·拉希莉首部长篇《同名人》出版(同名电影2006年上映)。沉寂十年以后,第二部长篇《低地》(2013)问世,旋即入围美国国家图书奖和英国曼布克奖。

[18]Ng,Fae Myenne.,Bone, p.15,pp.139一140,p.117,p.136,p.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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