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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题是美洲的印第安人是否有灵魂,这是与一种完全不同的文明和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

威亚尔达在本书中强调的是伊比利亚半岛的政治文化在新大陆的延续性。事实上,西班牙在国家构建上的松散性,不仅在殖民时期,即使在拉美独立后,也几乎原封不动地得到了地区各国的继承。托克维尔在考察美国的民主时,发现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治理方式是建立中央与地方合理分权之上的政府集权,而波旁王朝的法国却是自上而下的、完全不存在地方自治的行政集权。他的这个观察用来说明拉美地区的治理模式也非常恰切。在被殖民的三个世纪里,拉美地区一直实行宗主国自上而下的行政集权,地方自治的实践很早就湮灭不存。独立之初,该地区的社会性质实际上是半封建半专制的,或者说半封建主义半绝对主义的。国家构建被卡在了马基雅维利时刻与霍布斯时刻之间,进退失据,动弹不得。拉美独立后的宪法强调国家统一和行政集权,此后更是大大小小的考迪罗你方唱罢我登场,客观上体现了从马基雅维利时刻过渡到霍布斯时刻的历史要求。

所谓“伊比利亚遗产”,指的是这些前殖民地在长期由伊比利亚半岛上的两个国家——西班牙和葡萄牙所统治后,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领域形成的一系列共有特征。 在近300年的殖民岁月中,这两个前宗主国在方方面面影响了整个拉美大陆。作为南美洲最主要的国家之一,巴西也同样继承了这一沉重的历史遗产。

具体到1964年政变之前的巴西国内政局来看,可以说国内政治的长时间动荡与混乱直接引发了后来的军人干政。尽管1946年巴西就建立了民主制,但原先以威权长期统治巴西的瓦加斯利用民众的民粹主义情绪,反而在1950年重新当选总统。瓦加斯的腐败与无能引起反对党派的不满,他们联合军队的力量,于1954年再次发动政变,迫使瓦加斯自杀。但是在此之后执政的库比契克的能力却同样令人失望,他为了加速现代化而努力建设各式各样的“现代化象征物”——从普通的基础设施直到一个新首都巴西利亚,代价却是债台高筑与通货膨胀,最终在1960年选举中被夸得罗斯所取代。然而此人却在短短一年之后就宣布辞职,随后由态度左倾的副总统古拉特接任。古拉特由于出身工党的背景受到右翼反对党派的强烈反对,其总统权力受到阻碍,不得不转而寻求左派的支持。左右两派的公开对立逐渐升级为街头政治,而政府却无力恢复政治秩序,其脆弱与无能暴露无遗,合法性大为降低。

译自:The meaning of Huntington by Eric Kaufmann

非洲裔、西班牙裔、亚裔人口数量不断增多,使得美国本土的白人要成为少数了。因此他焦虑地问:我们是谁?他发现未来的危机可能不在国与国之间,而在一国之内的不同族裔、不同文化间,因此他的问题意识要求他自然把视野提高到了文明的角度。

缺席的土著主义和民粹主义

19世纪前期拉美各殖民地独立运动的成功并没有消除这些遗产的影响,反而又产生了新的遗产。这些新兴独立国家的经济社会结构使得国内精英组成的文官政府没有多少合法性可言,而军队凭借在独立运动中的出色表现却能够在国内政治中发挥不成比例的影响。政府的软弱导致社会环境的动荡,而底层民众对秩序的渴望则呼唤一个能带来稳定的铁腕人物,由此产生了拉美各国的独特政治文化——考迪罗主义。以地方私人武装为后盾的考迪罗不仅意味着权威、秩序与武力解决问题,同时还以民粹主义和个人魅力为特征。尽管后者随着后世武装力量的职业化与现代化而逐渐消退,但前者却被继承下来了。

在政治上,西、葡两国在拉美所推行的殖民主义本身就带有浓厚的保守与权威色彩。相比起同时期在北美进行殖民活动的英国,伊比利亚半岛上的两个绝对主义国家当时不仅在社会经济结构上未能摆脱封建特征,在政治上也更为专制一些,因此它们的殖民统治也相对继承了宗主国的这些特色。各个殖民政府对原住民的大规模屠杀、对黑人的奴役、对土生白人和混血人的歧视都表明,纯粹以掠夺和压榨为主要目的的殖民统治往往更为直接、权威与残暴。此外,殖民当局也没有在当地建立一套地方上的自治制度,一旦来自万里之外的马德里或是里斯本的殖民统治垮台,殖民地的整个制度都将极为脆弱,权力上也将趋于空洞化。

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是作为美国思想界精英中的贱民而去世的,这是因为他是正常人。 亨廷顿在圣诞夜去世。可以肯定他和他的学生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将获得现代大思想家万神殿中的席位。但是这个群体中很少人像他这样引起争议,引起同行持续不断地讨厌和排斥。亨廷顿遭到形形色色的指责,从军国主义到本土主义无所不包。在美国轰炸越南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在《纽约书评》上就攻击他,后来又把亨廷顿最著名的书《文明的冲突》(1996)描述为美国精英控制人民的工具。亨廷顿在申请加入国家科学院时两次遭到拒绝。 他为什么引起如此强烈的愤怒呢?其实要确定其政治立场是非常困难的。他是终身的民主党人,1968年为极端自由派总统候选人赫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工作,2004年投票支持约翰克里(John Kerry),可他也是坚决支持越南战争的保守派。他短暂的军事生涯给他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最明显的体现是在他的第一本著作《士兵与国家》(1957),该书赞美了著名的西点军校的理念。他写到,在西点军校,集体意志取代个人冲动,是文明的巴比伦中的后期斯巴达。这本书注定了他得罪自由派同行的命运,一个评论家把他描述为三流的墨索里尼。 作为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后裔和美国新教徒圣公会教徒,他在哈佛大学度过了几乎半个世纪,他的几代祖先都是哈佛人。但是他的民族主义是政治的不是种族的,他尊重像军队这样的机构和宪法而不是永远的风景或者英勇的祖先。在《不和谐的前景》(1981)中,他写到作为观点的美国身份,他认为美国缺乏阶级冲突,所以没有必要寻找欧洲神秘的民间民族主义。不管是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后裔还是移民都急于扔掉过去,建立一个自由的国家。他没有把清教徒或者先驱者浪漫化的任何意思。 亨廷顿天生是个保守派,这是因为他尊重有秩序的社会,但他也支持把保守主义当作捍卫自由机构反对共产主义破坏的必要工具。在他的很多书中,他攻击理想主义的自由派,认为这些人因为坚持不可能的乌托邦标准从而破坏了这些机构在世界上的有效性。 就在共产主义崩溃前夕,亨廷顿的思想体现出冷战新保守主义的色彩,他相信非西方文化成为推广民主的障碍。但是共产主义的垮台动摇了这个观点,让他重新欣赏文化的力量。柏林墙倒塌四年后,他写出了历史意义的文章文明的冲突,后来又把它扩充为一本书,指出文化冲突将成为后冷战时期的定义。 亨廷顿拥有历史循环论的观点,担心美国和西方由于狂妄和堕落而陷入衰落。在《文明的冲突》中,他强烈呼吁复兴集体精神,既排斥国内的多元文化主义也排斥国外的新保守主义普遍主义。他逐渐认为通过海外尊重差异国内竭力复兴西方文明才是更好的办法。 9-11袭击后,亨廷顿立刻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字,他的文明的冲突成为从南部苏丹的叛乱分子到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都广泛引用的名言,不过同时也引起争议。左派的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宣称无知的冲突把伊斯兰描述为铁板一块儿,右派的新保守主义者则对亨廷顿反对他们的普遍主义进入穆斯林世界的旅程感到震惊,(他反对第二次伊拉克战争非常符合他一贯的主张对于左派和右派的普遍主义感到怀疑。)他的反对让自由派批评家感到不快,也不愿意理睬。 在他的最后一本著作《我们是谁?》(2004)中,亨廷顿加倍下注,进一步主张复兴美国的文化民主主义,说西班牙语的移民已经超过美国黑人成为第一大少数民族,因此多元文化主义在挑战美国的盎格鲁新教徒文化核心。因此亨廷顿重新思考他的要包含文化敌人的例外主义的民族主义教条。在采取这个步骤的时候,他的观点类似于过世的历史学家韩牧(John Higham),这位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纽约人也担心说西班牙语的美洲移民的数量和地理上的集中性,这和从前分散多样化的大量移民涌入不同。亨廷顿担心拉美人的分裂当然是放错了地方,但是他对于美国文化核心的关心和他对于世界主义的外地精英的轻蔑显然能引起很多美国人的共鸣。美国的思想界精英显然不高兴,把这本书描述为种族主义思想,进一步确立了他在哈佛及其他地方的贱民地位。 这不应该阻止我们认识到他的成就。他不仅对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而且对弗朗西斯福山的自由派国际主义者的《历史的终结》论提出了非常需要的矫正思想。但是最终来说,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作为对于国家行为的明显解释是失败的,主要是因为人们不能像想象自己的国家那样想象自身的文明。人们把自己和隔壁邻居区别开来,但无法和远方的文化团体区别开来。当国家间结为联盟时共同的文明身份是可以解释的,但是它并非决定性的因素。伊斯兰和西方基督教世界可能成为这个规则的部分例外,但是对于多数人来说,即使乌玛(umma)和欧盟也仍然是非常抽象的东西。 本质上是打破传统的斗士,亨廷顿从来没有把命运交给左派或者右派。他是个国家主义者所以不可能是自由意志论者,是现实主义者所以不可能拥抱新保守主义,非常同情民族主义、宗教和军队所以不可能把自己看作自由派民主党人。作为保守的民主党人,他又是思想上的另类。但他和美国思想界精英保持距离的情形不过证明了他是正常人:大部分战后美国选民一直自认为是保守派民主党人。一小撮民族主义自由主义中间派比如迈克尔林德(Michael Lind)或者刚去世不久的小亚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是他真正的志同道合者。他们主张美国不要那么咄咄逼人,只要关心自身的事务就好了,这比他的优秀学生更好地确定了亨廷顿的遗产。

“对话”本来就是文明的起源。你去看古希腊文明,如果没有像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的对话,哪来的文明?中国没有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哪有中华文明?

在国家构建方面,如果说英格兰是先发先至,法兰西是先发后至,那么,西班牙则属于先发迟滞。再征服胜利和“发现”新大陆后,西班牙的国家构建就步履蹒跚,踌躇不前了。用佩里·安德森的话说:“主宰这个庞大帝国的却是一个有累卵之危的乌合之邦,只是由于君主的联姻才合并起来。……其内部关系之松散和杂乱,恐怕也是独一无二的。”的确,天主教双王的绝对主义仅止步于卡斯蒂利亚,就连阿拉贡都未能实现有效的中央集权。近年来,加泰罗尼亚人多次闹独立,从西班牙统一伊始的国家构建的松散性之中,可以窥得根源。而导致这种松散性的原因,竟然与新大陆有关。佩里·安德森如是说:“正是新世界重新填满了它的金库,延续了它的四分五裂。……秘鲁的俯首贴耳补偿了阿拉贡的桀骜不驯。”

一、历史根源:伊比利亚遗产

责任编辑:齐鲁青

即便是二战时日本的侵略,也不能说是文明的冲突。本质上这些都是很具体的利益冲突,而非所谓的文明冲突,都是具体的既得利益集团“挟持”着文明,与别人发生冲突。

威亚尔达指出,伊比利亚-拉丁美洲文明与西方文明的诸个分支——盎格鲁-撒克逊文明、法兰西文明、德意志文明——分享一个共同的源头。这个源头就是希腊、罗马、《圣经》和中世纪的基督教。不同的是,伊比利亚半岛成为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后,变得比罗马还要罗马化。事实上,拉美地区殖民和独立以来的很多政治制度、文化传统都可以从伊比利亚半岛的历史中找到根源。当查理五世幸运地得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日不落帝国”时,他面对的最大挑战是如何统治这个身躯庞大的怪物。我们知道,直到十八世纪末北美独立建国,适用于大国治理的现代联邦制才被创制出来。因此,查理五世这位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唯一熟悉和了解的就是罗马帝国的那一套自上而下的、“分而治之”的统治方式。并且,不仅统治方式借鉴自罗马,封建大地产制度也来自罗马。罗马帝国曾将大量土地分给了取得胜利的军团,这些人之后就住在西班牙。这是伊比利亚半岛封建大地产制度的基础,并在其后的拉美殖民地大行其道。另外,根据威亚尔达的考证,在拉美盛行至今的侍从主义(clientelismo)和庇护主义(patronage),其哲学基础也是来自罗马时期,是从出生在西班牙科尔多瓦的罗马政治思想家塞内加(Seneca,约公元前4年-65年)的“恩惠”(gift)概念中演化而来的。此外,考迪罗(Caudillo)通常被认为是只有拉美这片大地上才会出现的特产,但威亚尔达指出,其实它还是来自伊比利亚半岛的历史。考迪罗主义分别从西哥特人和摩尔人的统治中孕育而来。

二、巴西军队的内部特征与1964年的军人恋栈政变

伊比利亚遗产的体现是多方面的。在经济上,各个殖民地的经济结构总体上是以大庄园为核心的大地产体系,少数来自欧洲的殖民者统治着在人口上占多数的原住民、混血人和黑奴,这就为后世拉美各国的两极分化埋下了祸根。此外,殖民政府的统治也主要以掠夺贵金属和经济作物为目的,而非鼓励当地工商业的发展,这一因素与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金字塔型结构的共同作用,抑制了当地中产阶级阶层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拉美各国的现代化进程。

那么亨廷顿当时提出“文明冲突论”有什么考量呢?他是担心西方文明内部的认同和凝聚问题。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半个多世纪后,西班牙王室主持了一场著名的神学辩论,辩题是美洲的印第安人是否有灵魂。道明会的教士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1484-1566)慷慨陈词,指出美洲的印第安人有自己的灵魂,应当被当作自由人看待,新大陆印第安人的文明完全可以与旧大陆古代人的文明相媲美。拉斯卡萨斯是他那个时代名副其实的人道主义者。他一生十四次远航于新、旧大陆之间,为捍卫印第安人的权益历难犯险,其作为印第安人保护者的鲜明立场永存于《西印度毁灭述略》等传世名作之中。

在社会结构上,僵化的两极社会因为各殖民地的大庄园经济结构而普遍存在,而其中所包涵的种族歧视使得这种结构更加不平等。由于上层完全被少数白人精英所把持,加之下层的各个群体又因为饱受不公正的待遇而无法得到更好的发展,因此和平状态下的社会流动基本上不存在。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强力支持的稳定注定是短暂的,而动荡则成为了一大特色。

在文化上,拉美各国民众普遍信仰宗主国带来的天主教。然而这一宗教本身不仅延续了半岛国家在光复运动时期的保守特征,而且在拉美的传播过程中也表现出了极大的权威色彩。为殖民统治而服务的教会支持现存的社会等级秩序和自上而下的政府权威,而当殖民政府被赶走以后,教会就转而支持那些由土生白人所组成的国内精英,其保守的本质则丝毫不变。

而且,如果用宗教文明的范畴来套中国的话,又会出现问题。中国不是一个宗教文明,中国是个世俗文明。中华文明讲究和而不同。在中国,有文明产生以后,都是把其他的文明吸收消化进来,和平共处。

威亚尔达进而指出,在十九世纪初的独立建国时期,拉美国家的宪法就与美国模式有了很大差别。比如,拉美新宪法强调国家统一,将既有的托马斯主义旧思想与卢梭的而非洛克的新思想结合起来。建国之父们担心无政府状态甚于忧虑暴政,在宪法中赋予总统以无上权力——相当于宪政独裁者,立法权和司法权遭到边缘化。他们赋予国家元首紧急状态权,他有权解散国会,关停最高法院,中止基本权利,召集军队,可以通过行政法令统治。这些权力都远非美国历任总统所可企及。还需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拉美立宪者赋予军队以维持秩序和安全的特殊使命,军队介入甚至推翻腐败无能的文官政府在很多情况下是依宪干政,并非全无宪法依据。的确,几乎所有国家的宪法——巴西要到1891年宪法——都采纳了美式共和立宪主义的外观,一方面,诚如威亚尔达所言,他们是为了追随和顺应国际潮流,尽快跻身发达国家行列。另一方面,在我看来,也是因为在当时并没有更好的制度安排可供选择,欧洲大陆那时还是南北美洲的建国之父们共同拒斥的君主制的天下。

如果不考虑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少数前英、法、荷殖民地的话,通常意义上的“拉丁美洲”主要是指那些由18个前西班牙殖民地和一个前葡萄牙殖民地构成的一系列国家。这些国家尽管在一些方面各有特色,但均有一个统一原则,即它们所共享的 “伊比利亚遗产”。

三、巴西国内政治格局对1964年政变的解释

中国这几年提“四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更为重要、更为基础。制度从哪来,还是从文化演变过来。道路如果偏离自己的文化,不就走偏了吗?理论如果没有自己的文化根基还叫理论自信吗?理论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所以文化自信很重要。

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到二十世纪初,孔德的实证主义在拉美地区盛行。实证主义的口号是“秩序与进步”,强调实证精神,反对神学和形而上学。在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终于将拉美从中世纪推入到了现代国家。约瑟夫·梅尔、阿尔夫雷德·韦瑟黑德等学者将处于两次大战之间的1930年代称作拉美地区的“中世纪的黄昏”,封建主义和中世纪的精神至此终结。然而,拉美地区又碰到了坏运气——再一次。此后历经二战和冷战,在美苏对峙之下,不存在从霍布斯时刻顺利走向洛克时刻的政治空间。自1930年代到1980年代近半个世纪里,军政府与民粹主义政权轮流主导了拉美政坛,旧思潮余威犹在,各色新思潮又快速涌入,使这个地区变成了一个意识形态的“活着的博物馆”,一个左右撕裂的“冲突社会”。直到1980年代的第三波民主化——它被亨廷顿称作“一个势不可挡的天主教浪潮”,拉美地区才最终走向现代国家构建的洛克时刻。根据彼得·史密斯的分析,到二十世纪末,选举民主在拉美绝大多数国家已经确立。但是,洛克式的理想,“将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在拉美地区还是一项有待完成的谋划。自2014年以来,从巴西的“洗车行动”开始,整个地区掀起了规模和力度完全不亚于中国的反腐败运动,可以看作是国家规范建设——提高国家能力和推进民主法治——的一次重要努力。

伊比利亚遗产的体现是多方面的。在经济上,各个殖民地的经济结构总体上是以大庄园为核心的大地产体系,少数来自欧洲的殖民者统治着在人口上占多数的原住民、混血人和黑奴,这就为后世拉美各国的两极分化埋下了祸根。此外,殖民政府的统治也主要以掠夺贵金属和经济作物为目的,而非鼓励当地工商业的发展,这一因素与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金字塔型结构的共同作用,抑制了当地中产阶级阶层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拉美各国的现代化进程。

在社会结构上,僵化的两极社会因为各殖民地的大庄园经济结构而普遍存在,而其中所包涵的种族歧视使得这种结构更加不平等。由于上层完全被少数白人精英所把持,加之下层的各个群体又因为饱受不公正的待遇而无法得到更好的发展,因此和平状态下的社会流动基本上不存在。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强力支持的稳定注定是短暂的,而动荡则成为了一大特色。

从这个意义上说,“文明冲突论”当然是错误的。实际上当年亨廷顿把这个理论抛出来后,学术上没多少人认同的。经验证据证明不了他的结论,反而都是证明他错的。

由此,当西方其他国家开始进入现代世界、开启“人的国”之时,伊比利亚以及美洲殖民地仍处于“神的国”。正是在这个新旧交替的大时代,拉美大陆与伊比利亚半岛一起被“冻结”在了中世纪。于是,拉美大陆也复制了它的宗主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天主教的、保守的、正统的、新经院神学的、有机主义的、法团主义的和封建主义的。正是在新大陆,行将就木的中世纪封建欧洲被满血复活了,并且生命力强劲,一直活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1964年3月,南美大国巴西发生军事政变,合法总统古拉特被推翻并流亡国外,政变军人们则建立了长达21年的威权主义统治。值得注意的是,1964年的政变的意义非同寻常:这不仅是巴西军人首次在政变后拒绝还政、反而自行掌控政权,也是巴西自从1945年推翻瓦加斯政权后再次进入威权统治时期,更是此后拉美诸国一系列军事政变的先声,象征着拉美世界“第二波”民主浪潮的退却。因此,这场政变的原因无疑值得我们进行研究。

如果不考虑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少数前英、法、荷殖民地的话,通常意义上的“拉丁美洲”主要是指那些由18个前西班牙殖民地和一个前葡萄牙殖民地构成的一系列国家。这些国家尽管在一些方面各有特色,但均有一个统一原则,即它们所共享的 “伊比利亚遗产”。

我的身份是宗教上的,可能不同教派的不同分支的认同,比民族、国家层面的认同感要强得多。当宗教时代过去后,欧洲进入民族国家时代,国家利益、民族认同才变为最主要的认同。

国家构建的先天不足

在文化上,拉美各国民众普遍信仰宗主国带来的天主教。然而这一宗教本身不仅延续了半岛国家在光复运动时期的保守特征,而且在拉美的传播过程中也表现出了极大的权威色彩。为殖民统治而服务的教会支持现存的社会等级秩序和自上而下的政府权威,而当殖民政府被赶走以后,教会就转而支持那些由土生白人所组成的国内精英,其保守的本质则丝毫不变。

所谓“伊比利亚遗产”,指的是这些前殖民地在长期由伊比利亚半岛上的两个国家——西班牙和葡萄牙所统治后,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领域形成的一系列共有特征。 在近300年的殖民岁月中,这两个前宗主国在方方面面影响了整个拉美大陆。作为南美洲最主要的国家之一,巴西也同样继承了这一沉重的历史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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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威亚尔达的这本书中,我们可以找到几个关键词:文明、民主、理解。概而言之,只有理解了拉美有不同于北美的独特文明,才能更好地懂得拉美的民主将往何处去。它的未来是美式的自由民主,还是拉美人自己的(自由)民主?威亚尔达的答案是后者。他指出政治文化因素的重要性,并强调这种差异始于殖民之初,他称之为“奠基原则的差异”。

巴西特殊的独立过程使得它与拉美其他国家相比有所不同。由葡萄牙王室成员自上而下推行的独立是以相对和平的方式进行的,而随后形成的君主体制也比其他拉美国家要稳定一些。但尽管存在这些差异,巴西的帝制仍然在19世纪经历了两次军人干政并最终被推翻,而新确立的共和制不仅未能消除这一普力夺传统,反而在20世纪将其发扬光大,甚至在1964年迎来了长达20年的军政府统治时期。究其原因,除了“伊比利亚遗产”这一拉美国家共性的作用以外,或许还需要从该国的军人集团与国内政治的特征,乃至外国干预的因素上来加以分析。

一、历史根源:伊比利亚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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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他对二十世纪以来影响拉美政治至深且巨的民粹主义,也保持了有意或无意的沉默。从1910年代阿根廷伊里戈延的早期民粹主义,到1940-70年代以庇隆为代表的经典民粹主义,再到1980-90年代的新自由民粹主义,以及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前十年以查韦斯为代表的新左翼民粹主义,乃至近年来的博索纳罗的右翼民粹主义,拉美地区的民粹主义浪潮可谓声势浩大,绵延不绝。阿根廷的费尔南德斯已经击败马克里,成功当选阿根廷新总统,庇隆主义在阿根廷卷土重来。作为一本书写拉美政治文化传统的专著,民粹主义居然缺席,是令人非常遗憾的。如果他没有去世,并且愿意补写民粹主义这个章节,我能想象得出会有多么精彩!现在,这个工作只能由后辈学人赓续前贤了。

在政治上,西、葡两国在拉美所推行的殖民主义本身就带有浓厚的保守与权威色彩。相比起同时期在北美进行殖民活动的英国,伊比利亚半岛上的两个绝对主义国家当时不仅在社会经济结构上未能摆脱封建特征,在政治上也更为专制一些,因此它们的殖民统治也相对继承了宗主国的这些特色。各个殖民政府对原住民的大规模屠杀、对黑人的奴役、对土生白人和混血人的歧视都表明,纯粹以掠夺和压榨为主要目的的殖民统治往往更为直接、权威与残暴。此外,殖民当局也没有在当地建立一套地方上的自治制度,一旦来自万里之外的马德里或是里斯本的殖民统治垮台,殖民地的整个制度都将极为脆弱,权力上也将趋于空洞化。

另一方面,巴西的政党体系也无力支撑现有的政治制度,更不能起到联系政府与基层民众、整合社会各阶层利益的作用。尽管各个党派看起来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主张,但实际上都是为支撑一个潜在领导人的政治野心而建立起来的。 这些政党不仅拿不出一套自己的政治纲领,也缺乏成体系的组织结构,以至于有学者将其讽刺为“纸政党”。难以想象这些制度化程度较低的政党会按部就班地在制度框架内进行活动。按照亨廷顿的观点,在现代化进程中,军事政变最容易发生在无党制或者多党制的国家 ,而巴西这种拉美国家特有的政党制度似乎同时兼具了无党制与多党制的弱点。

况且,就算亚洲这些文明之间爆发冲突,也没出现过西方十字军东征那种大规模的冲突。但十字军东征也不能说完全就是基督教文明跟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背后还是西方统治集团为了财富、地盘等等利益,打着宗教、文明的旗号发起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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