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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只是了解全球变暖的第一步澳门新葡新京网上导航,对极端气候所造成的损失的评估

在我看来,这一部分主要有两大特点:一是作者的预测绝非纯理论层面的空想,而是综合了大量数据及现实因素,并结合自己先后建立的两个分析经济对气候变化的可计算模型进行动态和综合预测;另一方面,诺德豪斯没有把这些影响当作简单的自然现象进行预测,而是始终把气候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作为重要考量。

Nordhaus的论文发表标志着IAM的发端。此前的数篇论文都是在为它的出现做模型架构和数值计算上的准备。以诺德豪斯的功底,在一般均衡框架里纳入生态系统的影响并非难事。他创造性地把经济学中的边际分析法引入到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研究中。如图1所示,横轴代表温室气体下降的百分比,纵轴为实际货币值。若任由市场自发运行,从而温室气体不减少,那么对社会的损害为Z点的高度值。当社会投入资源以降低温室气体时,边际成本是递增的;但温室效应的边际损害将随着温室气体存量的减少而逐步降低,这可视为减排的边际收益。E点为MR=MC的均衡点。此时,社会总成本是区域B的面积,社会总收益是区域B+C的面积,从而减排将带来区域C面积的社会净收益。上述分析思路就是气候变化经济学文献中经常提及的成本-收益分析法的原理。

【机械网】讯  如今,研究气候变化的主流工具——气候变化综合评估模型(IAM),就是秉承了这一框架,并被广泛用于模拟经济和气候共同发展,用于测试碳税等相关气候政策干预经济的后果。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爆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冷门。  10月8日,美国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Nordhaus)和保罗⋅罗默(Paul Romer)摘得了这项桂冠。  获奖的两位经济学家,回答了一个长久以来人们的疑问:在解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命题上,经济学与自然科学并非泾渭分明。两位获奖者正是将技术创新和气候变化与经济增长相结合,通过解释市场经济与自然和知识的互相联动,拓宽了经济学分析的范围。  这或许为今后的科学家和经济学家们拓宽了思路:在解决某一个问题时,尝试用经济学和自然科学跨界融合的方式,或许会有新的路径。  正如威廉⋅诺德豪斯开创的气候变化经济学,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设定了研究方向。  气候变化中的经济学  威廉·诺德豪斯,是美国耶鲁大学经济系重量级教授之一,他早年与萨缪尔森(Paul.Samulson)合著《经济学》而成名于世。但他最有影响力的研究领域,始终沉淀在资源环境经济学,包括能源经济系、环境经济学、气候变化经济学等方向。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诺德豪斯就开始了这项学术研究。这来源于当时科学家们的普遍担忧:化石燃料的使用,将会导致气候变暖。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诺德豪斯首创了综合评估模型(integrated assessment model),通过全局性的定量模型,描述经济与气候之间的相互作用。将能源、环境、资源、气候、气象以及经济学等跨界学科纳入到经济学的解释框架中,形成了一个后来他称之为DICE Model的可计算一般均衡分析的模型。  这个模型是:经济系统在运转过程中产生二氧化碳,二氧化碳使得生态系统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再影响到经济系统,形成一个循环流。  诺德豪斯的贡献,集中于方法论的提出。尽管这位获奖者无法对问题给出确凿的答案,但这个理论模型,让人类实现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更近了一步。  瑞典皇家科学院在颁奖词中写道:  诺德豪斯和罗默均设计了新的研究方法以解决我们时代最基础、最紧迫的问题,探究如何创造长期持续而稳定的经济增长。  诺德豪斯还认为,人类在面临气候变化影响时,应以渐进式的政策予以应对。这与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教授斯特恩(Stern)的激进结论迥然相异,其核心思想已为美国政府所采纳,是美国各届政府出台应对气候变化各项政策的理论基石,并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施加深远的影响。  理论模型  经济学作为一门人文社会学科,其切入气候变化议题的起始点在哪里呢?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当这一概念甫一提出,人们充满了狐疑和不解。  当时,人类经济活动对大气、生物的影响已初现端倪,诺德豪斯在这篇写于1977年的文章(Economic Growth and Climate: The Carbon Dioxide Problem)中提出:  人类经济活动对全球气候的影响,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事实上,这篇文章很短,却对二氧化碳的特性、减排的国际合作、政策手段、不确定性等相关问题,都有所论述。文中所表述的许多忧虑,近30年来逐渐在现实中一一呈现,比如国际合作的艰难性、分析研究中的不确定性等。  对于不确定性,诺德豪斯给出了两点理由:  一方面,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措施,必须经由经济系统才可起作用;另一方面,气候变化也会对经济系统的生产过程和最终产出发生影响,比如干旱导致粮食歉收。  实际上,提出这一论断,诺德豪斯和他的团队,花了15年左右的时间。作为经济学家,他们需要了解生态系统运行方面的大量知识,并对如何取舍以放入模型做出判断。  这一模型蕴含了深邃的道理,自然学科在做预测时,往往使用简单的外推法,比如把二氧化碳排放量与GDP相挂钩,就忽略了微观主体对经济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  例如:气候如果变得干旱了,农场主可以不种植小麦,而改种对水分要求更少的玉米。  可见,自然学科在探索地球生态系统的规律上起着基础性的作用,但是如果涉及到遏制气候变暖的政策实践,就绕不开经济学。  在诺德豪斯研究的基础上,学术界开始将整个世界当作一个整体,判断有效的碳减排方案。  后来的DICE Model模型,在接近现实的程度上更进一步,将世界分为了10个区域,像美国、中国这样的碳排放大国为一个独立区域,其他的区域则包含了多个国家,它们在一定的博弈环境下做出选择,分别对应了完全不合作、有限合作、完全合作三种情形。  这几乎预言了历届气候大会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关于碳排放责任的“气候博弈”。  碳税的指引  在碳减排的机制设计上,诺德豪斯也多次表达了自己的主张。他把常见的碳减排手段分为三种:行政管制、数量许可证和相应的交易市场、以碳税为代表的价格机制。  1997年,京都议定书采用了数量许可证的方式,来约束各国的碳排放行为。但诺德豪斯认为,像京都议定书那样的数量控制型框架,避免不了效率欠缺的问题,要达到有效率的结果,还需要借助价格机制——碳税。  碳税是碳排放的隐含价格,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加速增加。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可以通过碳税与能源价格的比较,以做出更低成本的选择。如果政府出台碳税,企业可寻求替代能源,从而在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的同时,维持GDP增速不放慢。  正是在这一理论框架的指引下,全球碳汇交易从无到有,从理论到实践,开启了探索的步伐。  中国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也已经在近年悄然启动。  2017年12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方案(发电行业)》印发,明确以发电行业为突破口,启动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  例如,在同一个月份,内蒙古大兴安岭重点国有林管理局绰尔林业局与浙江华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完成一笔金额为40万元的林业碳汇项目交易,这一项目的碳减排总量为138.7万吨,这是我国最大国有林区——内蒙古大兴安岭第一笔林业碳汇交易。  目前,中国碳交易正在进行基建、培训方面的准备工作,预计将于2020年全面推开。随着时间推移,买卖碳汇将是能源和生态企业常态化交易项目,购买碳汇,将成为工业企业的大宗采购商品;而出售碳汇,也将为生态企业带来丰厚回报。  你看,从理论模型出发,人类在解决资源和气候变化问题上,已经实现了重大成果,尽管这一进程并不顺遂。  正如瑞典皇家科学院所阐述的那样:  经济学的核心是配置稀缺资源,当自然要素成为了经济增长的主要约束条件,而我们的知识,将决定我们如何解决这些约束问题。【打印】 【关闭】

我国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第一大国,总排放量占到全球总量近30%,预计未来温室气体排放还将持续增长,减排形势非常严峻。随着减排工作的深入,传统以行政命令为主的减排方式逐渐显示出其局限性。通过市场机制促进节能降碳,平衡发展与减排之间的关系成为时势所趋。

作者:段歆涔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4-4-9 8:03:54 选择字号:小 中 大 《自然》文章:IPCC最新报告引发的思考 改进气候变化经济模型势在必行 所有的文献和数据都表明,社会成本模型低估了气候变化的危害。今年早些时候,洪水使英国部分地区陷入停顿。图片来源:Danny Lawson3月31日,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发布了关于气候变化对人类和生态系统影响的最新报告。报告详细阐述了迄今为止气候变化产生的影响、气候变化的未来风险以及为了降低风险而采取有效行动的机会。去年,受美国政府委托,一个跨部门联合工作组曾利用3种主要经济模型估算出,现在每排放1吨二氧化碳将给未来造成37美元的损失。这里的碳社会成本是指为了减少碳排放而给未来造成的损失以及社会在当下为减排政策所付出的成本。政府、机构和公司根据这些评估决定投放多少资金用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在美国,2010年的一项评估使得政府对新车实施更严格的化石燃料补贴标准。此后,总统奥巴马的气候政策指出,政府将于明年为燃煤发电厂设立温室气体排放限值。加拿大、墨西哥、英国、法国、德国、挪威一直利用类似的数据制定监管决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以此为依据发放化石燃料补贴。然而,碳社会成本衡量基准却正在遭到猛烈攻击。实业集团、政治家包括美国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的领导人以及一些专业学者表示,不确定因素使得这些评估失去效力。《自然》杂志指出,一些法律、气候科学和经济学专家认为,当前针对碳社会成本的估算对政策制定起到很大作用,尽管其具有很大不确定性。主要经济模型都指向同一个方向:气候变化将造成实质性经济损失,因此立即采取行动减少排放是非常必要的。由于模型忽略了几个和气候变化相关的主要风险,诸如社会动荡和破坏经济增长的突发事件,这些模型有可能低估了未来的损失。相反,气候经济模型需要进一步扩大,包括更广泛的社会和经济影响。很多空白需要填补,诸如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的响应,对极端气候所造成的损失的评估。现在,只有美国和欧洲的一小部分科学家专门从事这类模型研究。学界急需囊括更多研究人员的更大范围的项目以探索更多领域,弄清更多现象,更好地估计碳社会成本并为决策者提供指导。社会成本目前的模型旨在整合对温室气体排放成本的估计并制定出减排措施。首先,模型将经济与人口增长以及由此导致的排放物转化为大气成分和全球平均气温的变化。之后,该模型利用损失函数研究全球气温变化所造成的经济成本。最后,模型用现在的货币价值来衡量未来的损失。这种不确定性来自很多方面,例如:二氧化碳浓度变化会对气候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气候系统的正、负反馈循环,不同社会经济状况下排放量的增长率;损失函数的完整性和准确性;未来几代人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用于把未来损失转化为现值美元的经济折现率。2013年的美国分析报告采用了最近年份的3个长期模型:FUND 3.8、DICE 2010和PAGE 09。每个模型适用于不同的气候和经济状况,以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温室气体排放导致全球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上升了2摄氏度,每个模型都估计了由此造成的大规模经济损失。2010年,在美国分析报告成形后,有两个名为ENVISAGE和CRED的模型作出了和上述3个模型类似的预测。分析报告预计,2020年,每排放1吨二氧化碳所产生的社会成本约为12~64美元。更大的损失基于4种原因,气候变化造成的未来损失可能会更高,首先,历史上温度变化的影响表明,社会和经济可能比这些模型预测的要更不堪一击;和平均气温的变化相比,天气的易变性更容易造成危害,尤其是对农作物生长和粮食安全。例如,超过某一特定气温后,一些作物的产量会大幅度下降。第二,模型忽视了气候变化对劳动生产率、生产率增长、资本存量价值的负面影响。其年增长率的降低可能对全球经济造成更深远持久的影响,而3个主要模型仅强调了静态的年度经济产量的损失。从中期和长期的角度看,增长减缓带来的复合效应之一将是人类福利的显著减少。此外,模型没有考虑到气候变化可能引发战争、政变、社会瓦解及经济危机的风险。第三,模型假设人们对生态系统的价值将保持不变。当一件商品变得稀有,其价值自然而然会增加。在沙漠中,水变得格外宝贵。在一次洪灾中,干燥的土地是非常珍贵的。由于气候变化的负面效应,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很可能越来越少,气候变化对未来生态系统的破坏程度远超这些模型的预测。第四,美国分析报告用现在的货币价值衡量未来损失时,假定贴现率不变。然而,这种影响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且发生在遥远的未来,经济学家认为随着时间的流逝,贴现率将不断下降。未来的贴现率将显著低于2013年分析报告中使用的数据。这种方法会高估气候变化所造成的长期损失,进而高估碳社会成本。不可否认的是,未来的科技发展将使社会能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但所有的文献和参数都表明,社会成本模型低估了气候变化的危害。更好的模型接下来该怎么做?《自然》杂志认为,建模者、科学家、环境经济学家必须冲破瓶颈,携手共进,填补研究领域的空白,弥补模型局限性。发展中国家的气候热点区域就是一块研究空白,因为这些地区的经济反馈不能通过发达国家的数据推测得出。极端温度的影响也是不确定的。目前预测损失的模型,都将升温幅度设定在3摄氏度以内。然而,如果没有缓解措施,IPCC预测,到本世纪末,全球变暖的幅度将超过4摄氏度。这种气候变化将超出人类经验所能认知的境界。如果到了22世纪,这种情况仍未得到抑制,气候变暖将使得地球上的一部分地区在炎热的夏季不再适宜居住。研究人员应经常调整模型使其跟上科学发展的步伐。研究者通常会测试模型对新参数的敏感性。但是在一些结构和案例中,模型的校准方法还停留在20世纪90年代此时最初的模型才刚出现。IPCC报告有助于设置针对气候的研究日程。第五次评估报告展示了到目前为止人类所取得的进步。科学家需要确保,第六次评估报告再向前迈出实质性的一步。通过不断完善对碳社会成本的估计,IPCC将更好地履行其职责:指导全世界如何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这一逐渐逼近的威胁《中国科学报》 (2014-04-09 第3版 国际)

比如,你购买一棵莴苣时,需要支付种植成本以及劳动者报酬。然而,抽水灌溉莴苣地时释放的二氧化碳却会助长全球变暖,没有参与莴苣交易的人也会无辜受损。“外部性成本”的说法,也为后文将要提到的碳排放定价提供了理论根基。

本文转载自 经济学动态

电力行业参与碳市场:挑战与机遇并存

当我们为环保进行投资的时候,成本在现在,收益在未来。那么,想要在今天减排的成本与未来减少损失的社会价值之间进行权衡取舍,就不得不相对于今天发生的成本来贴现未来收益。于是,诺德豪斯不仅结合模型分析了不同情况下的减排成本,还创造性地引入了“贴现”的概念,并解释了贴现率的决策方法,就气候政策中争论最激烈的问题之一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10月8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和保罗·罗默。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低碳发展与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在提交联合国的中国国家自主贡献中提出:到2030年左右实现温室气体排放峰值,同时将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0%左右。在采取切实行动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和促进节能减排的同时,我国正在积极探索基于市场手段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新机制。碳交易这个原本陌生的名词,正逐渐进入众人的视野。

以农业为例,由于农业是人类的受控系统,作者没有单纯地讨论气候变化对农作物的影响,那是生物问题;他高度关注气候变化与适应性行为之间的激烈争夺,提出了碳肥、适应、国际贸易、经济结构四个缓解因素。在探讨是否应该为了保护环境而放弃经济发展时,他根据模型对比了有无经济增长状态下气候路径的差别,并得出结论:即使有实际性的气候变化损失,在有增长的世界,消费仍将比没有增长的世界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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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0月,国家发改委下发《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正式批准北京、上海、天津、湖北、广东、深圳、重庆7省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截至2014年6月,7个试点的碳交易市场全面启动,纳入控排企业超过2000家,配额总量近12亿吨。我国碳交易试点在学习国际碳市场经验的基础上,开展了大量自主创新,积累了丰富的市场经验,为建设全国性的统一碳市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预测终究是预测。我们把二氧化碳排入空气,也把自己送入了气候的赌场,摇动着全球变暖的骰子,谁也不敢保证能在赌局结束时全身而退,好在我们还有时间转身走出赌场。

第二场是关于碳减排的行动缓急之争。温室效应的全球性意味着一国的碳减排具有很大的正外部性。在分散决策的机制下,这将导致碳减排的力度偏弱。为了有效地遏制气候变暖,就需要一个国际合作框架来协调各国的行动。而国际合作涉及到政治角力,其中的重要问题包括:是各国都以相同的力度减排还是可以区别对待?是一开始就强力减排还是可以逐步加强力度?2006年的“斯特恩报告”认为,若推迟减排或减排力度不足,则以后将每年付出20%GDP的巨大代价,因此主张各国立刻采取坚决有力的行动,以降低未来灾难的发生概率。在这一观点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被区别对待的程度很小,而且立刻的强力碳减排明显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追赶。“斯特恩报告”影响广泛,为欧美政治势力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强压发展中国家起到了理论烘托的作用。

其次,全面开展电力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数据盘查。排放数据是开展碳排放管理的基础,也是制定集团碳排放管理战略的依据。目前国家已分3批发布了24个行业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其中包括发电行业及电网行业的报告指南。电力企业应根据相关标准,抓紧开展全方位的碳排放统计和盘查工作,厘清自身排放总量和排放特点。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分析公司温室气体排放趋势,保障未来碳配额分配的科学性。

美国很多经济学大师都喜欢写通俗经济学著作,诺德豪斯也表示,自己写这本书的目的,正是向大众普及气候变化的知识,让公众接受正确的观点并参与减缓全球变暖。希望读过这本书的朋友能够对全球变暖有一个更加立体的认知,运用经济学思维更理性地看待气候变化的方方面面,并且从我做起将减少碳排放内化为自觉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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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科学梳理碳减排项目资源,积极开发减排量碳资产。电力企业所开展的日常建设、运行以及技术改造工程中包含大量节能减排活动,根据国家发布的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的相关规定,此类主动减排努力可依据对应方法学开发获得减排量碳资产。电力企业应对合规的项目资源进行科学梳理,并借助对应的方法学,对项目蕴藏的减排量碳资产进行开发,强化企业碳市场参与和应对能力。

全球变暖问题涉及两门科学,大多数人对其的认知停留在自然科学阶段,即全球变暖的成因与影响背后的科学机制,以及治理全球变暖的科技发展。然而,自然科学只是了解全球变暖的第一步,想要设计有效的控制战略就离不开社会科学的参与。

与“斯特恩报告”相对的另一种观点是气候政策坡道说,即近期的减排力度可较小,在中远期再逐步加大减排的力度,而且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区别对待。这一主张是众多不同IAM模型得出的大致相同的结论。如果以宏观碳税来代表一国实施碳减排的力度,那么从近期到2100年,碳税的数额大致是从每吨碳十几美元上升到一百多美元。不仅诺德豪斯的计算结果是如此,许多其他研究者的结果也大同小异。而“斯特恩报告”的碳减排力度则是在近期就要征收大约每吨碳360美元的碳税。既然“斯特恩报告”也是基于一个IAM展开的分析,为什么差异会这么大呢?

1992年5月9日,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在该法律框架下,1997年12月在日本通过的《京都议定书》为工业发达国家设立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碳排放限制和碳减排目标,并确定了“灵活三机制”,即排放交易和清洁发展机制,催生了国际碳市场的兴起。2005年,欧盟正式启动了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该体系是目前全世界最大、最成功的碳市场。此后,瑞士、新西兰、美国部分州、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碳市场相继建立。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也考虑引入碳交易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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