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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江户时期日本《春秋》《尚书》研究的梳理中,武士的学校教育可分为幕府直辖的学校和各藩设立的藩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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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历史上的中华民族,不仅以开放的姿态接纳外来文化,从而丰富自己的文化与文学内涵,同时也以文明大国的文化优势,对东亚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甚至影响到这些国家历史、文化与文学的建构。这里所辑的三篇文章,张德恒、刘世明的两篇,是关于一个半世纪之前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问题,在对江户时期日本《春秋》《尚书》研究的梳理中,揭示了中国经典文化作为重要的精神资源,对日本近代历史与文化的影响。而大槻东阳仿照《尚书》文体写出的日本诏令集——《皇朝尚书和解》,更可视作是《尚书》言政之楷模。总之,江户时期日本的《尚书》的研究,不仅确立了《尚书》在日本文化思想上的崇高地位,而且影响到了日本社会风气和日本的发展。

德川时代的教育

德川时代以前,学校教育衰落,武士只能在家庭或寺院里受教育。如前所述,德川中期以后学术思想昌盛,学派林立,学校教育也随着发达起来。不用说武士受高水平的教育,就是平民识字也越来越多。据不完全统计,德川末期在男子中有40—50%的人识字,女子中有15%的人识字。 因身份等级制的关系,武士和平民所受的教育不同,学校也异。武士的学校教育可分为幕府直辖的学校和各藩设立的藩校。整个德川时代幕府直辖学校有21所,藩校有219所(其中187所是公元1751年—公元1867年设立)。幕府直辖学校以昌平簧为代表,前述五代将军纲吉命林罗山之三代孙林凤冈为大学头,后由林家世袭主持这所学校。公元1790年幕府在此发布禁止异学令,从此成为专门传授朱子学的最高学府。该校招生对象是幕府的家臣——旗本和御家人的子弟。教学内容有经书、历史、诗文,教科书指定为孝经、四书、五经。不过至幕府末年,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昌平板学问所的课程也进行改革,改为经科、中国史科、日本史科、刑政史科,学生可以自选。昌平簧除江户本校外,幕府直辖领地还设有分校,教育在各地任官的幕臣子弟,如长崎的明伦堂、甲府的征典馆、骏府的明新馆、佐渡的修教馆、日光的学问所等。分校也都以儒学教育为主,由本校派遣教官授课。 当初藩校较少,而且大部分是利用儒家的私塾和藩主的圣堂改建的。德川中期以后各藩竞相设立藩校,为本藩改革培养人才。从而教学内容和方法都和幕府直辖的昌平坂学问所有所不同,进行了许多改革。如萨摩、长州等西南诸藩重视实学,除经、史、诗文外还增设算术、医学、天文等学科,而且打破身份等级制,准许平民子弟入学。图片 2德川后期文学艺术的繁荣 元禄时期文艺以京都为中心,以町人为其主角。享保(公元1716年—公元1735年)时期起,江户日趋繁荣,文艺中心移到江户,市民的享乐气氛吏浓厚起来。作品的文学水平不高,多数是庸俗趣味,但冲破封建理学的束缚,敢于说出人性和市民的心情。甚至把古圣贤和教祖当作讽刺对象,说明时代的转变和历史的进展。 小说方面,前代已见萌芽的风流小说、传奇小说、滑稽小说、言情小说及连环画合订本等,到文化、文政年间(公元1804年—公元1829年)日见繁荣。风流小说,代表作有山东京传(公元1761年—公元1816年)的《倾城买四十八手》、《通言总篱》(描写江户吉原名为总篱的大妓院街)等,言辞淫秽,没有文学价值。传奇小说,代表作有上由秋成(公元1734年—公元1809年)的《雨月物语》。滑稽小说,描写卑俗,有的也奚落孔孟之道。代表作有十返舍一九(公元1765年—公元1831年)的《东海道中膝栗毛》、式亭三马(公元1776年—公元1822年)的《浮世澡堂》和《浮世理发馆》,都以江户时代平民生活为对象。连环画合订本,代表作有柳亭种彦的《邯郸诸国物语》、彦柴田舍源氏》。言情小说,迎合社会淫靡之风,格调鄙俗。代表作有为永春水(公元1789年—公元1843年)的《春色梅历》、《风月花情春告鸟》。 诗歌方面,自松尾芭蕉之后,诽谐日趋庸俗。到与谢芜村(公元1716年—公元1283年)时,以画家的才能,使徘偕具有诗中有画的风格,虽没有恢复芭蕉的朴素情调,却带有幻想空间。19世纪初,农民出身的小林一茶(公元1763年—公元1827年)在流浪的生涯中,表露了对弱者的同情。 川柳,形似徘句,风格自由,以柄井川柳(公元1718年—公元1790年)的《柳榔》为知名。 狂歌,和以前文雅而好讲理的京都狂歌不同,此时是轻妙洒脱的江户狂歌。代表作家有唐衣桔州、四方赤良、朱乐营江等所谓三大家。 戏剧方面,室町时代兴起的能乐,到德川时代已固定化,成为武家的一种仪式,与市民生活隔绝。德川前期流行的歌舞伎,这时在江户更隆盛。著名的伶人有市川团十郎、泽村宗十郎、尾上菊五郎等;关西则有泽村长十郎、中村歌右卫门、濑川菊之丞等。其中卧十郎及歌右卫门的称号,以后成为世袭,直至今天。剧本作者,以这时流行的历史剧作家及伶人鹤屋南北四世(公元1755年—公元1829年)最著名/净琉璃剧本,在竹田出云(公元1691年—公元1756年)以后衰落,近松半二(公元1726年—公元1783年)是净琉璃剧本最后的名作家。图片 3学术思想 1.后期国学 国学发创于日本古典文学的研究,由本来是外国思想影响下的宫廷歌学逐渐演变为日本民间固有文学的革新运动。如上所述,契冲为国学之祖,作为独立的学派始于荷田春满(公元1669年—公元1736年)。荷田的研究方法(必须排除今人的心,而由古人的心来理解)后为贺茂真渊(公元1697年—公元1769年)所发展。贺茂研究古典文学,发现了古代人的直心。在他的《国意考》里,指出读万叶调的歌能体现日本古道的天地自然之理,儒佛则是凭借狡智制作的人为之教或伪善的道学装饰起来的,所以痛斥两者,力主尊重自然和人性,具有自然主义的倾向。 本居宣长(公元1730年—公元1801年)集国学之大成,把国学发展成为属于日本古代所有的学问,但其重点放在究明古代社会秩序的古道上。宣长思想的核心是情。他认为儒学从中国传到日本,儒家作出种种种烦琐的规范,但那是汉意,和日本人的心情不同,在日本人的内心深处有日本人固有的情的世界。即使接受儒学也只是表面的,它应以纯粹的形式从昔日末被儒学污染的古代人心情——大和心中找出来。唯有理解古代人留下来的文章,通过它才能将大和心复原。于是宣长研究和歌及《源氏物语》。他主张《源氏物语》的本质,不是为悟道或劝善惩恶,而是为表现真实感情,将它的基础置于人性自然发露上。这是真渊学说的发展。 宣长还重视《古事记》,甩30余年岁月写成《古事记传》。他相信《古事记》所记载的是事实,对他来说,《古事记》所传的天照大神之道及天皇统治天卞之道曾是实有其事的世界,要从那里追求人生的理想。 平田驾胤(公元1776年—公元1843年)是宣长的私淑弟子,他发展了宣长的复古主义,反对儒者崇拜中国,批判唐虞禅让和汤武放伐的思想,强调日本古史上尊神忠君,爱妻育子之情就是日本胜于万国的古道。他又发挥复古神道的思想。幕末民族危机和革命浪潮下,他这种国家主义的尊王攘夷论在农村中竞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实践思想,对下级武士及豪农阶层影响很大,在倒幕维新运动中起了—定的作用。 2.折衷学和考证学 随着古学营园学派的停滞不前,代之而起的是既反对狙株古文辞学的烦琐注释,又对抗朱、王性理之学的空疏,主张折衷取舍各派优劣,来理解儒家经书本义的折衷学派。代表人物是片山兼山(公元1770年—公元1782年)和井上金峨(公元1732年—公元1784年)。 他们折衷汉唐训访与宋明义理,尊祟中唐、晚唐的诗,韩、柳、欧、苏的文,以清新流畅为主,力排古文辞学派。当时皆川漠园(公元1734年—公元1807年)也具有这一倾向。三人以后,有山本北山(公元1752年—公元1812年)、太田锦城(公元1765年—公元1825年)、松崎谦堂(公元1771年—公元1894年)、狩谷掖斋(公元1775年—公元1835年)、安井息轩(公元1799年—公元1976年)等。他们学术上缺乏独立思考,但在古学和清代乾嘉考证学影响下,精于对文献作实证的研究,相反地忽视规律的探索。这种治学方法到明治以后,与西方实证主义史学结合,构成日本学院派史学的基础,直至今日。 3.史学 由于国学和考证学的发达,从事史料学和史学的学者不断涌现。如搞保己一(公元1746年—公元1821年)搜集古书,在江户开设和学讲谈所,校订编成日本最大的类书或史料集成《群书类丛》正续编共25类,1500余卷。此书网罗了日本最贵重的文化史料,也是日本古今最庞大的一种丛书。又编辑了《武家名目抄》381册。 伴信友(公元1773年—公元1846年)著书120部。他的《比古婆衣》一书就有正续20卷,集录了有关日本古代文史的考证。狩谷掖斋精金石文,著有《本朝度量衡考》、《笺注倭名类聚抄》等书。广岛藩儒者赖山阳(公元1780年—公元1832年)工汉诗文,著《日本外史》。它是一种模仿《史记》列传体的武家时代史,对幕末勤王运动影响很大。又著《日本政记》6卷,它是一种史论性的编年体政治史。

1.后期国学 国学发创于日本古典文学的研究,由本来是外国思想影响下的宫廷歌学逐渐演变为日本民间固有文学的革新运动。如上所述,契冲为国学之祖,作为独立的学派始于荷田春满。荷田的研究方法(必须排除“今人的心”,而由“古人的心”来理解)后为贺茂真渊所发展。贺茂研究古典文学,发现了古代人的“直心”。在他的《国意考》里,指出读万叶调的歌能体现日本古道的天地自然之理,儒佛则是凭借狡智制作的人为之教或伪善的道学装饰起来的,所以痛斥两者,力主尊重自然和人性,具有自然主义的倾向。

原标题:儒学在日本:一段被“魔改”的思想史

伊藤仁斋肖像

尚书;日本;文化;研究;影响;经典;古代文学;江户时期;江户学者;道统

本居宣长集国学之大成,把国学发展成为属于日本古代所有的学问,但其重点放在究明古代社会秩序的古道上。宣长思想的核心是“情”。他认为儒学从中国传到日本,儒家作出种种种烦琐的规范,但那是“汉意”,和日本人的心情不同,在日本人的内心深处有日本人固有的情的世界。即使接受儒学也只是表面的,它应以纯粹的形式从昔日末被儒学污染的古代人心情——“大和心”中找出来。唯有理解古代人留下来的文章,通过它才能将“大和心”复原。于是宣长研究和歌及《源氏物语》。他主张《源氏物语》的本质,不是为“悟道”或劝善惩恶,而是为表现真实感情,将它的基础置于人性自然发露上。这是真渊学说的发展。

近年来,儒学的命运似乎迎来转机。儒学不仅作为一种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学问体系被重视和重估,而且还大有走出校园和研究机构,作为教养或行为方式回归日常生活之势。以此为背景,重新审视儒学与近代历史关联的议题屡屡被提及。

日本江户时代儒学盛极一时,儒学教育遍及京都、江户和各地藩校,却并未因此而形成八股取士制度。伊藤仁斋为东涯提供了一个研习儒学之家学,但最终促使伊藤东涯进行八股文写作实践的主要内在动因,则是他对文章的形式美之追求。

刘世明,系大同大学文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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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明治维新一百五十周年之际,一些讨论日本与儒学关联的专题论着发表。拜读过这些论着后,笔者不禁想到了三个故事,三个儒学与日本发生纠葛的故事。

众所周知,日本平安时代曾仿效唐朝科举制而实行贡举,历时二百多年而结束,故其策论甚为发达。江户时代,儒学发达,课士制度(以四书五经及《史》《汉》考核士子)遍及江户、京都及各藩校,却始终未形成八股取士制度。

编者按:历史上的中华民族,不仅以开放的姿态接纳外来文化,从而丰富自己的文化与文学内涵,同时也以文明大国的文化优势,对东亚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甚至影响到这些国家历史、文化与文学的建构。这里所辑的三篇文章,张德恒、刘世明的两篇,是关于一个半世纪之前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问题,在对江户时期日本《春秋》《尚书》研究的梳理中,揭示了中国经典文化作为重要的精神资源,对日本近代历史与文化的影响。王伟的一篇,主要谈的是“引进来”的问题,是两千多年前中国对外来文化的接纳、吸收,并希求通过对中外文化的交流研究,揭开《楚辞》等上古文献中的文化谜团。虽然这些观点还在探讨中,但对我们研究视野的开拓,对推进古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宣长还重视《古事记》,甩30余年岁月写成《古事记传》。他相信《古事记》所记载的是事实,对他来说,《古事记》所传的“天照大神之道”及“天皇统治天卞之道”曾是实有其事的世界,要从那里追求人生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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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鲜为人知的是,曾经有一位日本人正儿八经地写过44篇八股文,空前绝后,一枝独秀。虽不为官方科试而作,却也是日本儒学史上一道特有的景观。此人便是江户时代堀川学派的代表性人物伊藤东涯。

《尚书》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经典,同时也是东亚诸国家的经典。早在公元六世纪,《尚书》即由五经博士段杨尔传入日本。公元718年,日本元正天皇则将《尚书》定为大学寮课程的教科书。在日本德川幕府统治下的江户时代(1603—1867),《尚书》研究出现高潮。当时著名儒者,如藤原惺窝、林罗山、伊藤仁斋、荻生徂徕、中井履轩、佐藤一斋等,皆有著述。其对《尚书》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平田驾胤是宣长的私淑弟子,他发展了宣长的复古主义,反对儒者崇拜中国,批判“唐虞禅让”和“汤武放伐”的思想,强调日本古史上尊神忠君,爱妻育子之情就是日本胜于万国的“古道”。他又发挥“复古神道”的思想。幕末民族危机和革命浪潮下,他这种国家主义的尊王攘夷论在农村中竞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实践思想,对下级武士及豪农阶层影响很大,在倒幕维新运动中起了—定的作用。

故事一:鲁迅

日本江户时代的儒学教育与科考形式

关于圣王之道的探寻

2.折衷学和考证学 随着古学营园学派的停滞不前,代之而起的是既反对狙株古文辞学的烦琐注释,又对抗朱、王性理之学的空疏,主张折衷取舍各派优劣,来理解儒家经书本义的折衷学派。代表人物是片山兼山和井上金峨。

1902年,鲁迅进入东京的弘文学院,学习“四书上并无记载的”化学和生物等近代科学。然而有一天,

儒学曾在日本江户时期盛行一时,出现了一大批颇有成就的汉学家。但八股文却没有在日本“逻辑地”形成,这与日本的人才选拔体制、教育制度密切相关。

《尚书》自《尧典》开篇,终于《秦誓》,记载的便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治国理民之道。对此,江户学者极为关注。如古文辞派领袖荻生徂徕曾言:“《书》者,帝王之大训也。圣人之言,义莫备焉,道之所在也。夫《书》者,义之府也,舍是而何求哉?先王之道与义,折衷于《论语》,先圣后圣,其揆一也。”其初,程朱理学盛行,朱子学派讲道学,也谈尧舜禹汤相承传的道统。其后,古学派崛起,则更是要从古经古史中探寻道统的踪迹。如伊藤仁斋、伊藤东涯父子扛着“尊古”的大旗,从儒家经典中寻求儒学的真谛,而荻生徂徕、太宰春台师徒则是将儒家文化上溯到了尧舜禹的原始时代。《尚书》中反复倡导的“德”“仁”“敬”“诚”等,也被他们认作为“圣道大义”。然而,日本学者在感受“德”“仁”“敬”“诚”的过程中,却将“忠君”视作了尊王尊圣、恪守道统的第一要义。如林罗山在解读《尚书序》“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诸桐”一句时,便说:“‘放’当作‘教’,盖古文‘放’‘教’相肖,传写之误也。太甲不顺,故尹教诫之于桐,而后顺于道。”(《林罗山文集·示恕靖百问》)伊尹为臣,岂可流放自己的君主呢?为了强调“忠君”思想,不惜更改经文。再如《舜典》“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贽”,孔安国《传》解释为“二生,卿执羔,大夫执雁。一死,士执雉”,这是指不同级别的人所用的礼物。林之奇《尚书全解》就曾说:“皆其所贽之物,量其贵贱轻重,以寓其等差而已,非有义理于其间。”日本冈白驹则说:“雉性不驯,不可生为贽。士执雉,取其守介,死不失节也。”即将此与忠义之行联系在了一起。这体现了江户时代日本学人及民众的价值取向。重义轻生,美化死亡,忠君死节,变成日本一种普遍的社会信仰,《尚书》等中国经典为其提供了重要的精神资源和理论依据。

他们折衷汉唐训访与宋明义理,尊祟中唐、晚唐的诗,韩、柳、欧、苏的文,以清新流畅为主,力排古文辞学派。当时皆川漠园也具有这一倾向。三人以后,有山本北山、太田锦城、松崎谦堂、狩谷掖斋、安井息轩等。他们学术上缺乏独立思考,但在古学和清代乾嘉考证学影响下,精于对文献作实证的研究,相反地忽视规律的探索。这种治学方法到明治以后,与西方实证主义史学结合,构成日本学院派史学的基础,直至今日。

“学监大久保先生集合起大家来,说:因为你们都是孔子之徒,今天到御茶之水的孔庙里去行礼罢!我大吃了一惊。现在还记得那时心里想,正因为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所以到日本来的,然而又是拜么?一时觉得很奇怪。而且发生这样感觉的,我想决不止我一个人”。

日本于奈良时代开始举行贡举制,历时二百多年而结束,考试形式主要是策问。日本具有浓厚的儒学基础,从江户时代的儒学教育即可见一斑。京都、江户以及各藩校的儒学教育多以《论语》、《孟子》、五经、《史记》、《汉书》为研习对象,这些典籍正是明清科举考试的最主要的典籍。各儒学教育机构不仅以这些典籍教育诸生,而且采用了特定的考试形式。近年有学者注意到了江户时代昌平坂学问所的“学问吟味”的考试方式,其初试以小学、四书、七经为题目,其本试分“经义科”“历史科”“文章科”;并称其经义采取“章意”“字训”“解义”“余论”的固有顺序,这种答题方式曾被认为是“可以媲美明、清时期的‘八股文’的格式”(吴光辉,熊娟《日本“科举学”的转型与评价》,《厦门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但这毕竟不是八股文,并且这种学习与考核并不是为了选拔官员的目的,因而并不能算是一种科举制度。然而我们可以说的是,中国古代的科举文献在江户时代的儒学运动中备受重视,并渗透到了幕府官学——昌平坂学问所和各藩校的儒学教学与写作实践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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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才去日本的鲁迅,没料到又撞见了孔庙和热衷儒学的日本人。鲁迅和他的同学最后有没有去“拜”,尚不得知,但明治后期儒学的影响可见一斑。

据昌平坂学问所关系文书,其考试分初场和后场。初场考《小学》,后场考《礼记》,其试诗则为七言律一首。其所出《小学》题或四书五经题(如《“士相见礼曰”章》《“凡学之道”至“所以尊师也”》),均属完整的句、节、章。在截搭题类的八股文风行于中国的时期,昌平坂学问所这种出题方式与明清时期的八股文旨趣(尤其是截搭题所引发的旨趣)相去甚远。

3.史学 由于国学和考证学的发达,从事史料学和史学的学者不断涌现。如搞保己一搜集古书,在江户开设“和学讲谈所”,校订编成日本最大的类书或史料集成《群书类丛》正续编共25类,1500余卷。此书网罗了日本最贵重的文化史料,也是日本古今最庞大的一种丛书。又编辑了《武家名目抄》381册。

这座“御茶之水的孔庙”,在1923年9月的关东大地震中被焚毁。之后被重建,并于1935年竣工。“孔子的圣庙落成了,湖南省主席何键将军就寄赠了一幅向来珍藏的孔子的画像。”对于这件事,鲁迅多少有些感叹。我也有些疑惑:日本孔庙的重建,牵动了中国的关心,这算不算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呢?然而,对圣人和儒学的共享并没有使中国在两年后免遭日本的全面侵略,正如欧洲人共享着一个上帝也未能逃过一战和二战一样。

昌平坂学问所讲授的汉籍典籍范围甚广,除四书五经、《左传》、《国语》、《史记》、《汉书》之外,还有《三国志》《后汉书》《明史稿》《通鉴》《历代君鉴》《通鉴纲目续篇》《历朝纲鉴全史》《贾子新书》,于文学类则讲授韩愈文、《文体明辨》。昌平坂学问所还曾经讲授过陆陇其的《三鱼堂大全》,因而现存孤本陆陇其所选评的《一隅集》曾为昌平坂学问所收藏,似乎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伴信友着书120部。他的《比古婆衣》一书就有正续20卷,集录了有关日本古代文史的考证。狩谷掖斋精金石文,着有《本朝度量衡考》、《笺注倭名类聚抄》等书。广岛藩儒者赖山阳工汉诗文,着《日本外史》。它是一种模仿《史记》列传体的武家时代史,对幕末勤王运动影响很大。又着《日本政记》6卷,它是一种史论性的编年体政治史。

不过,对日本侵略者而言,这也算不上什么矛盾。“侵华战争”在当时日本的舆论中被淡化为“中国事件”,被形容为“兄弟阋墙”的内部纠纷,是作为“大哥”的日本教训不守规矩的弟弟的无奈之举。其后,“大哥”日本又担负起“外御其侮”的重责,抵抗英美侵略,振兴亚洲,并以实现天下一家,世界大同为最终目标。这岂不非常符合“圣人”之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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