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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可以借此把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人数从原来的9名增加到15名,——当1932年罗斯福指责共和党人控制了最高法院时

“最高法院凌驾于政治之上,不受政治控制。”——当1932年罗斯福指责共和党人控制了最高法院时,纽约律师界的一位领头人物如此反驳道。这句话反映了人们普遍持有(且十分珍视)的观点,即司法制度等同于某种世俗的神职制度:人们相信,法官一旦踏入司法领域,便抛弃了原先怀有的一切偏见;他们只要穿上黑色的法官袍,便变得纯洁神圣起来。大法官塔夫脱曾经将美国最高法院称为“圣地”;休斯在1932年新的最高法院大楼奠基之时,宣称“共和将会永存,而这正是其信念的象征”。在主流媒体看来,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是“身着黑袍的神祗”,他们高高在上,冷眼看着人类的争斗。他们是如此遥不可及,在宣告判决时措辞庄重而正式,出现在公众面前时永远带着冷峻而严肃的表情——这一切都增强了最高法院在人民心中的权威感。要改变最高法院的保守性格,就需要对法律和宪法的本质进行重新思考。

美国立国以来,一直实行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制度。正是这种自由放任制度把美国从一个农业国转变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工业国家。但是,在取得了巨大成果的同时,发展却也在制造着新问题。企业规模的扩张似乎创造出了新的难以抑制的邪恶力量。这个力量一心追求利润,不顾工人和其他社会底层成员的处境。由于他们那庞大的、无可控制的力量,单个个体根本不可能对抗他们。越来越多的人要求政府出面,控制和管理这些庞然大物,以实现社会平稳公正的发展。

8.《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著名评论家汤姆斯·弗雷德曼(Thomas Friedman)对大选案的评论与施瓦茨的看法惊人一致。在他看来,美国成功的秘密不在于华尔街(Wall Street),也不在于硅谷,不在于空军,也不在于海军,不在于言论自由,也不在于自由市场——秘密在于长盛不衰的法治及其背后的制度。美国强大的真正力量在于“我们所继承的良好的法律与制度体系。有人说,这是一种由天才们设计并可由蠢才们运作的体系”

赞美罗斯福的人,心目中只把他看作智慧、仁慈,深谋远虑的慈父,把他描述成一位热情的社会改革家,有时也把他描述成伟大的社会设计师。霍夫斯塔特认为,罗斯福争取发展和变革的能力是很了不起的,灵活性既是他力量之所在又是他的缺点。罗斯福极易感受公众的情绪。他的思想缺乏深度,但却有很宽的广度。他希望能满足所有人的愿望,而且不会让经济教条或政治先例来束缚自己。

总统VS最高法院

5.应当承认,在美国这种试验性的宪政体制中,毛病显得特别突出:如果总统强,国会弱,总统必然会独裁专制;如果国会强,总统弱,总统会成为傀儡,出现君无权威、群龙无首的混乱局面;如果联邦强,各州弱,就会造成中央政府集权,联邦制如同虚设;如果各州强,联邦弱,则很容易出现分裂和内战。显然,如何在草创的宪政体制下维持这些繁杂微妙的权力制衡关系,需要极为高超的政治技巧。

“新政的核心不是一种哲学而是一种气质。这种气质中最本质的东西是罗斯福的信心,他觉得即使在不熟悉的领域中行动,他也不会错,不会犯严重错误。”

最高法院选择了坚持。1935年,在谢克特家禽公司诉合众国一案中,《工业复兴法》被判违宪。1936年,在合众国诉巴特勒一案中,《农业调整法》被判违宪。《工业复兴法》最终因为违宪被宣布撤销。有意思的是,在这个问题上,最高法院实际上帮助罗斯福从一个严重的失误中脱身。《工业复兴法》内容远远超过了美国政府的财政能力。这个法案即使没有被最高法院撤销,也必将因为财政上的不堪重负而失败。当然,罗斯福并不会因此感激最高法院。罗斯福对最高法院的保守态度进行了严厉抨击,指出他们无视时代的变化,坚持落后的教条,他们依然“生活在马车和马力的时代”。

2.美国宪政中,最高法院最重要的责任是判决涉及宪法解释问题的案件,判定某些法律或政府行为是否违宪。

[美]杰夫·谢索著《至高权力:罗斯福总统与最高法院的较量》,陈平译,文汇出版社,2019年7月

新政终于摆脱了来自最高法院的保守分子的羁绊,可以乘风前进了。

11.在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期间,南卡罗来纳州长、著名制宪代表拉特利奇(John Rutledge,1789─1790出任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1795年任首席大法官)明确宣称:“宗教和人性与奴隶贸易问题均不沾边,惟有利益才是所有国家的统治性原则。”拉特利奇关于利益的直言一语道破了南方奴隶制的实质。北方之所以未经暴力就废除了奴隶制,主要是因为实行奴隶制毫无经济效益。南方奴隶主死活不肯放弃奴隶制,甚至不惜与北方兵戎相见,自有其深刻的经济根源。

最高法院为什么能对罗斯福新政产生如此巨大的阻碍作用?这一点我们要回到西方法治传统的源头去寻找答案。“罗马法”是西方法治传统的重要渊源之一,但对近现代欧美法治精神影响更大的也许是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中对于上帝立法、自然法的概念,这个概念将法律上升到一种神圣的,具有信仰特征的事物,摩西《十诫》是戒律,也是最早的基督教立法。正是在这样一种法律代表了上帝的意志的概念下,法律高于一切人和权力的观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才得以在西方文明确立。美国的建国之父是一群信奉新教的基督徒,他们仿照英国三权分立的宪政体制,最高法院拥有对包括涉及宪法在内的所有司法案件的最终判决权力,到了罗斯福时代依然如此。

真正的理由是,此前几年,最高法院通过几个关键案件的判决,严重阻挠了罗斯福上台以来为了解决1929年经济大萧条而推行的“新政”。而通过常规手段,罗斯福对这些大法官无可奈何。按照美国法律,虽然法官由总统任命,但除非犯有重大罪错,否则法官的职位不受任何影响,司法完全独立。也就是说,罗斯福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最高法院的九个老人把他极力倡导的国家改革计划逐一扼杀。

4.美国最高法院追求公正,标榜无私,但毕竟大法官们也有犯错的时候,杰克逊大法官有句名言道出了问题的实质:「我们不是因为没有错误而成为终极权威,我们只是因为终极权威而没有错误。」

法律原则是永恒不变、机械运转的机器,还是具有生命力的、与时俱进有机的制度?罗斯福认为“我们的宪法已经被证明是有史以来最不可思议、最灵活的政府法规大全”,宪法从来不是一只“失去生气的手”,它既不会向人类的抱负泼冷水,也不会阻止人类的进步。恰恰相反,美国建国之父们将宪法视为一股活跃的力量,这股力量响应国家的需求,并表达国民的意志。

但最高法院不为所动。一家铁路公司开除了一名积极的工会会员。铁路公司因此被起诉,并被判有罪。但当官司上诉到最高法院以后,却被改判无罪。理由还是老一套——宪法赋予了铁路经营者的用工自由不容剥夺。

10.林肯对黑人的基本观点是:给奴隶以自由,然后将他们送回非洲。

从大萧条的历史背景来看,美国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成人阶段,自由放任主义,扩张得到处是机会的伟大时代已经成过去。“自然”经济力量的枯竭要求政府介入并指导创建新的经济秩序。美国人民已经看到停滞业已发展到危险的程度,他们希望试验,希望有变动有改变,反复试验,只要能显示出运动或新颖事物的意思就行。罗斯福对于经济只有非常贫乏的常识,但他凭政治家的直觉,努力回应选民的需求,他的措施也恰好顺应了那个历史阶段的需求,强大的民意使罗斯福有信心和决心挑战“至高权力”。尽管如此,罗斯福“填塞最高法院计划”却遭到了民主党党内党外各派势力的阻挠,并最终失败收场。“填塞最高法院”来改变最高法院判决倾向这种做法并非罗斯福首创,而是他以前多位美国总统使用过的制衡最高法院的手段。因为制定宪法的国父们确保了司法体系完全独立,总统有权提名参议院任命大法官,但无权罢免法官,国会也无权削减法官的薪资,但宪法没有规定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人数,这也许是故意留下的对最高法院的制衡办法。

现在的问题就是,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在社会各界要求政府拯救国家经济的舆论下,在罗斯福总统如日中天的威望之下,最高法院是否依旧敢于坚持他们保守主义的原则,直接对抗罗斯福新政。新政终于摆脱了来自最高法院的保守分子的羁绊,可以乘风前进了。

《美国宪政历程》断断续续读完,好在整本书的大部分内容都是通过大案梳理,不担心断篇衔接不上,也容易通过这些大案看到更本质的东西。整本书在结构上基于25个大案件,像我们展示了美国宪政发展的过程,期间有最高法院确立权威、定义宪法、判决案件、受到质疑、推翻判决、媒体监督、席位改组等等关键性问题探讨,实在是精彩。这篇笔记摘录一些有意思的点:

本来罗斯福依据先例和在参众两院压倒性的多数派力量,他过于自信能轻松通过该法案,事先没有与国会领袖商议,提出“填塞”方案的理由是最高法院工作量超负荷,这个掩人耳目的理由也遭到了质疑和证伪,导致罗斯福陷于被动,最终不得不对议会和公众说出他要“填塞”法院的真正原因所在。而在罗斯福提出“填塞”方案前后,最高法院的多数派也对新政的违宪问题逐步改变了看法、立场,也迫于民意和政治压力,做出了有利于新政措施的判决。尽管最后“填塞”法案最终被否决,但阻碍罗斯福新政的最高法院问题终于得到解决。罗斯福过于狂妄自大当然是他失败的具体原因,但从大的政治环境来看,美国确立的三权分立的制衡机制,要求“为了阻止权力被滥用,权力就必须给权力设置限制”,加之国内不同的政治力量和派别之间的斗争和制衡,他们担心罗斯福已经取得了压倒性的民意领袖地位,如果天秤再加上最高法院,罗斯福也许会成为一个“独裁者”。

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在1937年遇到一次重大危机。这一年的2月5日,当时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向最高法院发起了强有力的挑战。总统宣布了一个名为“填塞法院”的计划。按照这个计划,总统可以提名另一名法官取代任何超过 70岁但还没有退休的联邦法官。

13.在美国社会中,新闻媒体被称为“无冕之王”。由于有美国宪法第1条修正案的保驾护航,它不仅不是政府的喉舌,反而是监督政府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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