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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媒体对书籍的宣传和推广方面,并通过文学了解真实的中国

现在媒体对外国纯文学的推荐比较多,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事情。流行的魔力是挡不住的,也不需要太多推荐。要让更多人有面对学术、文学的机会。

铁凝代表中国作协向远道而来的各位汉学家、翻译家及国际出版人表示热烈的欢迎和真诚的感谢,并介绍了近年来中国作协为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所作的积极努力。她说,两年来,中国作协继续致力于推动中国作家和外国同行的交流,推动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译介工程接受了多位国外翻译家的资助申请,并与许多国家开展了双边交换互译作品出版;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向国外译者、出版商推介中国优秀作品,帮助他们申请文学翻译资助。我们举办了多次中外文学论坛,分别在庐山、唐山和天津举办了“国际写作营”。同时,我们也致力于文学翻译媒介的发展,中英双语版《中国文学》丛书在近期创刊出版,《人民文学》杂志社去年推出了英文版。除此之外,每年也有许多作家应邀出访国外,特别是2012年伦敦书展,中国作为主宾国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文学的独特魅力。已连续举办多届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中国作家与出版商之间搭建起了版权交易与合作的平台。

在大会主题发言中,发言者发出了共同的声音:回归文本,以文本为本添加理论关怀。陆建德在题为《于细微处见精神》的发言中指出,虽然文学研究与翻译不能仅仅局限于文本,不能脱离开历史与社会的语境独立,但此次会议提出“回归文本”,是针对当前国内学界普遍存在的转引自西方批评理论的概念、术语充斥各大文学评论杂志,甚至出现以理论介绍理论、完全脱离文学文本的现象。陆建德认为其根源在于一段时期以来的文学研究过分注重从宏观上把握作品,以抽象的理论概括归纳文学现象。而真正的作家是在细节处用功夫,成熟的读者应该从细节处体会作者的创作意图。他还指出缺乏文本细读致使中国学者忽略了许多文学作品中暗含的褒贬。作家、《文学自由谈》编辑部主任赵玫结合创作实践畅谈“外国文学与中国小说创作”。她首先回顾了20世纪80年代更多的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出版使中国年轻作家开拓了视野,打破了传统单一的写作途径,尝试新鲜的写作手法,成就了中国文学创作的多元化时期。此后,经历了模仿、探索、发展,中国作家在法国新小说派、拉美文学爆炸、劳伦斯小说的解禁、米兰·昆德拉及女性主义文学的影响下,经历了向外国文学学习、摆脱及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国文学新时期的发展可说是站在外国文学巨人的肩膀上前进与发展的。但赵玫认为,中国文学创造力与创新力的发展相对滞后,这是需要重视与解决的问题。中国社科院外文所李政文和与会者分享了自己作为外国文学编辑对于文本问题的体会,同时强调了作为文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的文学插图的重要性。

虽然抗战时期外国文学译作出版工作十分艰难,但依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抗战文学出版中也形成了一定规模。抗战时期,外国文学翻译出版与抗战形势紧密相关,受抗战时期各地译作出版环境影响,我国外国文学译作出版工作呈现不同特点。本文主要基于抗战时期国统区与解放区外国文学译作出版情况,对抗战时期我国外国文学译作出版特点及原因进行探讨。 中国论文网 外国文学;译作出版;抗战时期 赵天阳,白城师范学院大学外语教学部。 鸦片战争以来,尤其进入20世纪后,我国译者对外国文学进行了大量译介和出版,这些出版的外国文学译作给我国传统文学发展带来了很大冲击,推动了我国传统文学的快速发展。即便进入抗日战争时期,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我国译者和作家们依然坚持对大量外国文学进行翻译,出版了众多优秀外国文学译作。虽然抗战时期译者和作家们的生活极不安定,外国文学译作资料奇缺,且外国文学译作出版十分困难,但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我国各地外国文学译作出版工作从未停止,它继承和发展了“五四”以来的光荣传统,取得了很大成绩。抗战时期,我国被分割为沦陷区、国统区和解放区三大块。沦陷区主要指日本在华所扶植的伪满洲国区域;国统区主要包括重庆、桂林和昆明等地,由国民党统治;解放区主要为共产党所在的以延安为中心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以及华北、华中和华南敌后抗日根据地。受多种因素影响,各区外国文学译作出版呈现不同特点,其中,国统区和解放区外国文学译作出版工作更为活跃,也更能代表抗战时期我国外国文学译作出版工作,从国统区与解放区外国文学译作出版的工作特点看,我们可窥见我国抗战时期外国文学译作出版工作的大体面貌。抗战时期,我国各区外国文学译作出版既呈现一些共性特点,又呈现一些不同特点。 一、抗战时期我国外国文学译作出版特点 1.抗战时期我国外国文学译作出版大体特点 外国文学译作出版重点关注世界反法西斯文学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于1938年3月在武汉成立,该协会在成立宣言中明确表明,中国文化事业必须与抗战时期结合起来,同时与世界反法西斯潮流结合起来,融入全世界反法西斯文�家队伍中,并对中国翻译出版界发起号召,呼吁大家加强团结,对优秀外国文学作品进行译作出版,通过携手共进来共同抗敌,维护世界和平。抗战时期,我国外国文学译作出版工作集中在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上。以曹靖华、葛一虹等为代表的外国文学译作出版工作者主要对苏联反法西斯文学作品进行翻译出版;以马耳、铁弦等人为代表的外国文学译作出版工作者主要对英国反法西斯文学作品进行翻译出版;以马宗融、金满成等人为代表的外国文学译作出版工作者主要对法国反法西斯文学作品进行翻译出版;以夏衍、胡风等人为代表的外国文学译作出版工作者主要对日本反法西斯文学作品进行翻译出版;以胡愈之、孙用等人为代表的外国文学译作出版工作者对优秀反法西斯文学作品的翻译出版则涉及更大的范围。 我国外国文学译作出版以苏联作品为主 从解放区与国统区外国文学翻译情况来看,对苏联作品进行翻译出版成为抗战时期我国外国文学译作出版的主流趋势。抗战期间,我国文艺工作者对外国文学作品的译作出版超过700种,而苏联文学则是当时译作出版的外国文学作品中的重点与热点。在国统区,译作出版数量多的外国文学作品即为苏联作品。尤其在苏联爆发卫国战争时期,国统区内形成了对苏联文学进行译作出版的高潮,这与抗战时期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有关,当时,苏联是世界强大的战斗堡垒。我国国统区内当时出现了大批对苏联文学进行译作出版的工作者,在我国当时的抗战文艺报刊上,大量与苏联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相关的小说、戏剧以及诗歌等作品被翻译和刊登,如西蒙诺夫的《俄罗斯人》,瓦希列夫斯卡的《虹》等。陈瘦竹对肖洛霍夫的《他们为祖国而战》进行了翻译,该作品在《时与潮文艺》刊登后,给中国人民抗战带来了很大激励。与此同时,我国文学译作出版工作者还对俄国古典文学作品进行了翻译,如《战争与和平》《复活》《上尉的女儿》《樱桃园》等。 在解放区,外国文艺理论的译作出版也以苏联为主,主要阵地为《新中华报》和《解放日报》,在这些阵地中,很多外国文学作品被翻译和介绍。例如,肖三对《列宁论文化与艺术》进行编译,周扬对《马克思主义与文艺》进行编译,这些译作出版的外国文学也都宣扬了反法西斯斗争精神。其中,柯涅楚克的剧本《前线》在解放区产生了很大影响,该作品被翻译并在《解放日报》连载后,广播电台每天播发数千字到各个解放区,各地也分别进行印刷。解放区不仅针对《前线》出版过单行本,同时在个别地区还对《前线》进行上演。此外,苏联作家别克的《恐惧与无畏》也非常受解放区的人们欢迎,该作品由肖三翻译,彰显的是为实现祖国自由而不惜牺牲小我的苏联英雄气概。解放区很多指战员的学习教材中也包括很多外国文学译作出版作品,如里多夫的《丹娘》和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等。当时的解放区,受艰苦出版条件限制,外国文学译作出版物多用土纸出版,发行量也不大。但即便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下,《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发表后,不到七年时间,各解放区也完成了对56种苏联文艺理论等作品的翻译、出版和发行,由此我们可见,苏联作品在我国抗战时期外国文学译作出版中的重要地位。 2.抗战时期我国各区外国文学译作出版的特点 国统区重视欧美文学译作出版,涉及少量日本文学 除反法西斯作品与苏联外国文学译作出版外,国统区内译作出版工作者还对欧美国家重要作家的重要作品进行了翻译,涉及作家不仅包括海明威、马克・吐温、小仲马和狄更斯,还包括雨果、卢梭和莎士比亚等。这些重要作家的作品在抗战时期都有中译本,欧美文学作品中又以法国文学作品的译作出版为主。抗战时期,我国处境与当时的法国相似,因此,我国国统区译作出版工作者对法国文学作品的译作出版比较重视,当时的中国报刊也对很多能够彰显法国人民反抗法西斯侵略的作品进行翻译刊登,如韦尔科尔的中篇小说《海的沉默》等。与此同时,国统区内也对一些日本文学进行了翻译出版。不过,抗日战争的主旋律为抗日,我国文化界普遍仇视日本,对日本文学的译作出版也比较冷淡。国统区对日本文学的翻译不多,仅重视与反侵略战争相关的日本文学的译作出版,主要出版了一些反战作家的日本文学作品。 解放区内外国记者所着报告文学的译作出版异常受欢迎 相比苏联文学作品,外国记者所创作的报告文学的译作出版在解放区内也比较受欢迎,成为解放区外国文学译作出版的一大特色。抗战时期,我国政治形势急剧变化,不少外国记者来到我国,并将我国人民英勇的抗战事迹通过报告形式报道给全世界,这些作品在解放区内迅速被翻译为中文并出版。1937年3月,王福时对《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组织译作出版,5000册被一售而空。同年,美国记者史沫特莱随八路军在抗日前线纪实,发表了《打回老家去》,该作品被钱许高翻译后,由上海导报馆在1938年加以出版。美国记者安娜发表的《为自由而战的中国》,对八路军所在区情况进行了报道,1939年被伍友文翻译后,由上海棠棣出版社进行出版。这些外国记者根据中国抗战情况所编写的报告文学被翻译出版后,在抗战时期产生了很大影响。不过,因解放区内不识字的人占比较大,为促进抗战文学的快速普及,在这些报告文学的译作出版过程中,翻译策略比较通俗化,翻译者对故事梗概的叙述比较简明扼要,普通民众也能接受。 沦陷区日本军国主义文学译作出版的畸形繁荣 在沦陷区,外国文学的译作出版工作的突出特征表现在日本文学翻译出版的��常繁荣。为了对日本民族的优越性进行凸显和宣扬,也为了对日本文化纯粹论进行鼓吹,日本侵略者在沦陷区内对日本文学作品的翻译与出版工作给予大力扶持,导致沦陷区的日本文学译作出版呈现非正常的繁荣景象。“七七”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者通过政治策略引导日本文学在沦陷区积极传播。当时对日本侵略战争明确表示支持的作家有德富苏峰、菊池宽和火野苇平等。1939年,火野苇平的作品《士与兵》在北京被翻译出版,同年《麦田里的军队》在日本被翻译和出版。1944年,德富苏峰对日本侵略进行鼓吹的着作《必胜国民读本》以东方文化编译馆的名义在沦陷区出版。菊池宽因对日本军国主义政策表示积极支持,其作品在沦陷区内也被较多地翻译和出版,如在青岛所翻译和出版的《无名作家的日记》以及《新日本外史》。鼓吹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狮子文六的小说《海军》,也在沦陷区被翻译出版。而日本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文学作品译作出版被日本军国主义打压,虽然“九一八”事变后,沦陷区也翻译出版了《夏目漱石集》《新生》《舞姬》《转生》《李陵》等,但日本对这些文学作品的翻译出版工作进行了残酷打压,在此期间,小林多喜二被酷刑迫害致死,藏原惟人等被抓捕入狱。 二、抗战时期外国文学译作出版特点的成因分析 抗战时期,外国文学译作出版是我国20世纪外国文学译作出版史上一个特殊板块,因特殊的局势而呈现特殊的特点。从整体上来说,国统区与解放区外国文学译作出版都表现了很强烈的抗日救亡意识,即便沦陷区的外国文学译作出版也表现了激烈的民族主义与殖民主义冲突。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外国文学翻译工作者主要通过选择外国文学译作来活动,保持和强化文学的民族特性,从而巩固反殖民主义阵营。抗战时期,我国外国文学译作译者的观点取向和策略与当时的环境中占主流地位的诗学观和意识形态有密切相关的一面,其中所展现的排斥与接纳,均被上升到民族意义层面。从长远发展来看,外国文学译作出版能够建立起外交的文化基础,通过外国文学译作出版可在地缘政治关系中强化国家间的同盟。如果我们仅将眼光放在抗战时期外国文学译本与原本的对应问题上,而对抗战时期各区外国文学翻译动机、译介主体文化所发挥的作用有所漠视,就难以理解为何抗战时期外国文学的译作出版在不同区域如此不同。 在沦陷区,日本殖民当局对反法西斯活动极力压制,外国文学译作出版人员不得不以各种隐蔽方式进行反法西斯文学译作出版活动,或创造各种条件开展译作出版活动,才使得沦陷区外国文学翻译出版活动呈现不同面貌。国统区外国文学译作出版除了要受日伪摧残,还必须承受国民党借助“战时”名目进行的各种限禁,加之国统区内物价飞涨,纸张昂贵,翻译出版物资奇缺等,外国文学译作出版活动受到很大影响。在政治意识形态与民族国家话语综合作用下,国统区外国文学译作出版者对英美或苏联等国家的文学普遍比较认同,对日本文学的译作出版比较排斥,因此,与日本相关的文学译作数量较少。而解放区,在抗战时期不仅要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封锁,还受到国民党的封锁,这种全面封锁使解放区几乎处于隔绝状态,与外界联系较为困难,导致解放区内外国文学译作出版事业发展受到了客观限制。且解放区时常被国民党“围剿”和封锁,整体处于文化相对封闭状态,受政治意识形态与民族国家话语的综合影响,解放区呈现以马克思主义和苏联文化为主的外国文学译作出版特点。 根据抗战时期外国文学译作出版概况,我们可以看出,随着抗战爆发,我国文化中心城市以及沿海大城市均处于相继失守、交通阻塞的环境中,各种生产经营因此而停滞,受此影响,我国翻译出版事业处于难以为继的状态。虽然迫于社会现实与经济情况,我国外国文学译作出版的发展停滞了,但外国文学译作出版从未完全中止过。抗战时期,外国文学译作出版涉及国家之多、文体之齐备,在中国外国文学译作史上实属罕见。从抗战时期翻译出版的外国文学作品概况来看,各种文学作品,特别是翻译出版的反法西斯斗争文学作品,帮助了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世界,对抗日救亡、抗日民主运动来说,具有重要激励作用。即便在国统区, 虽然这些作品一再遭到查禁,外国文学译作出版者遭受“种种恐怖迫害”,但同样也没有阻止当时译作出版工作者对苏联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出版。同时,这些外国文学译作不仅滋养了中国抗战文学,而且对提高中国作家艺术表现力,推动中国民族新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1]屠毅力,罗文军.“翻译与20世纪中国文学”学术研讨会综述[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205-208. [2]罗天,胡安江.分割的权力 各异的翻译――从权力话语的视角看抗战时期的翻译活动[J]. 外国语文,2011,27:82-85. [3]高云球.1932-1945:东北沦陷区翻译文学研究[D].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3:12-13. [4]余金燕.从翻译操纵理论看重庆抗战时期文学翻译[J].湖北科技学院学报,2015,35:97-99. [5]靳明全.深化国统区抗战文学研究之我见[J].文学评论,2009:194-196. [6]孔令云.救亡:抗战时期翻译文学的主流价值取向[J].现代语文:37-38. [7]张琪,孙倩.西方史学着作翻译热的思考[J].出版广角,2014:128-129. [8]孟庆春,王占波.中国共产党出版史探赜:抗战时期[J].北京印刷学院学报,2005, 13:49-51.

为了更好地让翻译家们有相互交流的机会,2015年《民族文学》将5种文版的作家、翻译家和一些汉族作家汇聚北京,召开了作家翻译家见面交流会。这次会议不但让5种文版的翻译家们可以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与探讨,更让翻译家们找到了自己翻译的作品的作者。这种交流与相识,让翻译家们对作家作品有一种亲近感,使得翻译家们不但对作品有了深刻的了解,更对作家有了直观的感受,大大有利于今后的翻译工作和提高翻译的质量。

普 蓝(豆瓣编辑):外国文学新动态关注得较少,更多精力还是放在经典和名作上,毕竟读书耗费精力和时间成本较多,不太敢冒险读不太了解的作品。偶尔会读一些新出的外国文学,基本是通过信得过的豆瓣友邻们频频推荐才读的,或者是通过各个国际文学奖项来获悉一些新的作家和作品,当然也会因为销量注意到某些书。希望新闻媒体可以多多发掘、报道一些冷门、先锋的作品,在没有奖项也无销量的状况下,它们几乎难以被国内的读者甚至出版方知悉,更遑论被引进、翻译,很可能需要过一二十年我们才有机会读到它们,这样我们错过的可不远止是一些优秀的文学作品。

在全球化的今天,文学与翻译在跨文化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架起了各个国家民族沟通交流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它为各国人民提供了丰富而深入的了解方式,使他们得以深入彼此的心灵和思想,实现相互信任、和谐相处。也因此,翻译家充满智慧和艺术的劳动显得尤为必要和宝贵。铁凝指出,从古至今,翻译之于文学、文化和文明的发展都曾起到巨大的作用,这不仅是学术上的共识,也是基本的文化常识。但是,我还是想强调翻译中所包含的艰辛而珍贵的创造,各种语言之间的互译不仅是人类文化创造和发展的重要源泉,它本身也是人类创造力的体现。就中国来说,来自不同国度的文学作品,丰富着中华民族的语言经验,使汉语的思想和表达能力不断得到扩展。中华文明在漫长的历史中能始终葆有强健的活力,其原因就在于她以开放的态度接收着世界上各民族优秀的文化经验,同时,我们也热诚地希望与世界各国人民分享我们的创造成果。

青岛大学校长夏临华,山东省外国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王化学,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所长陆建德在开幕式上致辞。

近五年来,《民族文学》民文版共刊发了小说70余篇、散文90余篇、诗歌120余组、儿童文学作品20余篇、评论46篇,还有一篇长篇小说节选。除了小说、散文、诗歌、儿童文学、评论等常设栏目外,还设置了名家特稿、名家新作、世界眼光、“中国梦”征文作品选等专栏。此外,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专号、纪念新诗百年特刊、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专号、庆祝延边作协成立60周年专辑等,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

陆 源(作家、译者、出版人):事实上,这三重身份无不联结着一个关键词:阅读。是阅读滋养着我的写作、翻译,以及图书策划和编辑工作。阅读给我启发,给我激励,也开拓了我出版方面的视野。阅读是我生活、想象与创作的粘合剂。至于作家、译者、出版人这三重身份,作家和译者之间的互利关系比较明显。从这个意义上讲,翻译是程度最深的细读,是最用力的誊抄,而创作的经验显然对翻译时斟酌字词,也有极大帮助。至于从事图书编辑工作,其实是与创作、翻译在争夺时间精力,与它们是有矛盾冲突的。不过,编辑这份工作让我得以安身立命,而且付出也相对较少,因此我心存感念。

时隔两年后再次相聚北京,许多作家、汉学家早已是老朋友,徐坤、刘震云、余华等与克拉拉、朴宰宇、白睿文等热络地问候交谈,更关心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话题。美国汉学家桑秉华专门为这次研讨会制作了贺卡,封面是她亲手绘制的一幅水彩画——一只仙鹤停在树下回眸远望,寄予着真诚美好的祝福。主题演讲环节,专家学者们梳理中国文学的新形式、新问题,阐述各自的新观察,提出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在接下来的研讨中,与会者从各自的创作、翻译、出版实践出发,聚焦“全球化视角下的中国文学翻译”,探讨选择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推荐给海外读者,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如何实现文学性与商业性的平衡,怎样扩大中国文学作品的海外读者群,改变他们的阅读期待,从而使国外读者获得真实、美好的阅读体验。

贴近文本来解读作家作品是主题发言的重点。厦门大学外文学院杨仁敬通过细读海明威研究中所忽视的海明威新闻作品,总结其特点:开门见山、突出动作感、经常使用对话、穿插个人感受、运用细节调动读者兴趣、运用民谣等增加新闻的文化感以及新闻作品中体现的幽默感及戏剧性。进而得出结论:海明威在其新闻作品中打破新闻叙述常规,用写小说的手法写新闻作品,体现其创新性,并影响其文学创作风格的形成。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吴晓都详细解读了普希金的诗歌,指出其诗歌中与海洋有关的主题与形象体现了浪漫主义对作家的召唤,体现了诗人对自由精神的追求。中国社科院外文所余中先以小说《红色巴西》为例,分析了当代法国历史小说的特点。他发现,历史与虚构结合成为近几年法国小说创作中作家的通行法则。当代法国历史小说的共同特点是故事与文献相结合,细节真实可信,历史常常作为小说背景。他认为,历史小说中细节的真实有其现实存在的理由。长期以来,法国文坛上的创新与实验使小说创作越来越脱离现实,读者热衷于有确切历史时代背景的人物和故事,以便从中获得真实感。也就是说,读者对知识的要求比对想像力的要求更为迫切,而历史小说和传记文学恰恰具有满足这一要求的优势。上世纪70年代,欧美文学研究者注意到文学文本研究基本是静态,缺乏动态研究,从而提出了文学动力学的概念。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李建波以文本为基础,分析了福斯特小说的框架叙述及其文学动力学机制。

“通过不断发掘年轻翻译人才,加强“翻译—审读—编校”全过程的把控,保证了译作的质量。在翻译队伍不断“吐故纳新”的过程中,改变了创刊之初文学翻译人才“匮乏”的局面,逐渐建立一支老、中、青分梯次,小说、散文、诗歌、外国文学各有专攻的翻译家队伍。”

阿 乙(作家):对外国的获奖作品,比如说诺贝尔文学奖、龚古尔奖、布克奖,国内有一批优秀的出版社和译者,在随时待命。对一些引起了国外报纸关注的作家,中国的出版社也会积极反映,我知道的,还有一些版代公司会向中国出版社推荐优秀的外国作家。

翻译作品的质量也是大家特别看重的,有学者指出,文学作品的翻译一定要注重质量,从作品的选择到译者的选择都要遵循严格的标准。翻译质量不高的书籍损害的绝不只是读者与作者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它严重损害了中国文学本身。西班牙汉学家达西安娜·费萨克认为,中国文学作品的西班牙语翻译与其他语种翻译都面临基本相似的问题,在这个速度与效率至上的时代,译者更应该看重译文的质量,优秀的翻译者应该有较好的汉语水平,同时有一定鉴赏把握文学作品的能力,再就是要具备一流的本国语能力。

11月13日至16日,由中国社科院外文所《世界文学》《外国文学动态》编辑部、青岛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上海大学等单位联合举办的“回归文本:外国文学阅读、翻译与研究”学术研讨会在青岛大学举行。来自各大高校、中国作家协会和外国文学相关出版社、杂志社的百余位外国文学专家、学者、作家、编辑齐聚青岛,就外国文学的阅读、翻译、教学、研究、批评等各方面的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壮大翻译家队伍,推出翻译精品

张 楚(作家):我的阅读存在着一些缺陷,外国小说读的多,但是哲学和社会学的著作读得少一些。小说里比较偏好俄罗斯、美国和法国的作家。托尔斯泰的小说里有宏阔的天地和世界,相对于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更偏重于人物的心理探索和对宗教信仰的诘问,小说技法和人物塑造还是比较单一的。美国的小说家有种探险精神,在文体、语言和结构方面都会进行自觉的探索,这可能跟他们的传统有着天然的关系,对新生事物和未知事物有着强烈的好奇心,这可以从福克纳、托马斯·品钦、冯内古特、唐·德里罗的小说里得到佐证。而法国小说家似乎更专注事物的细部和微观世界,无论是福楼拜、普鲁斯特,还是新小说的作家们,都让我们感觉到神经末梢的触动。阿米斯说,俄罗斯和德国的长篇文学创作自始至终贯穿着一种复杂性,他们的作品通常有两个以上的主题,而法国的相对要精致优美,至于原因,阿米斯归结为,法国和意大利受一元论哲学影响,德国和俄罗斯受二元论哲学影响。格非也赞同这种说法。当然,作为一名小说家,要在创作中进行各种各样的学习、借鉴跟实践。

与会者交流各自的心得体会,都缘于对汉语的热爱、对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的热爱。诚如铁凝所言,今天的主题中有一个词叫“全球”,我们的古人并不知道世界是圆的,所用的词是“天下”,他们相信,在日月星辰之下,所有的人都能沐浴文明的光辉,都应充分交流经验、梦想、智慧和真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今天的研讨是全球视角下的对话,也是灿烂星空下的心怀天下的对话。

在小组讨论中,与会者就文本解读、诗歌与戏剧、文学翻译等具体议题展开讨论,范围涉及英、法、日、俄、希伯来等多语种文学作品。讨论内容涵盖了经典作家和名著解读,如周平的“《圣经》文学阐释中文化符号的辨识与互文解读”、王宗琥对布尔加科夫中篇小说《狗心》的三种释读;当代作家细读,如对欧茨、莱辛创作风格的分析;还包括对华裔英语作家如哈金等人作品的分析,讨论体现了对于文本多元而无限的解读。

《民族文学》朝鲜文版、蒙古文版和哈萨克文版,积极与“一带一路”上的多国作家联络,始终注重对外文学交流,与朝鲜、韩国、蒙古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文坛均有往来互动,在对外交流中也取得了一些成果。比如推介《民族文学》朝鲜文版发表的《咳嗽天鹅》、《玫瑰庄园的七个夜晚》、《向南还是向东》等作品参评韩国“金狮文学奖”并获奖,并收录于由韩国语言文化振兴院公开出版发行的《亚洲优秀小说选》中。此外,我们还每年策划做一期“韩国文学作品专辑”、“蒙古国作品专辑”和“哈萨克斯坦文学作品专辑”,介绍这几个国家最新的文学创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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