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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伏瓦去世那天正好是萨特去世6周年前一日,在澳门新葡新京网上导航《告别的仪式》中详细记录了萨特最后十年的

西蒙娜·德·波伏瓦的一个独特身份是存在主义哲学家、文学家让-保罗·萨特的终身知己。近日,她关于萨特人生最后阶段的回忆录《告别的仪式》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引进,并于2019年9月推出中文版。

澳门新葡新京网上导航 1保存到相册《为什么要萨特》柳鸣九 着金城出版社2012年7月 柳鸣九 可惜萨特已经去世,我来巴黎太迟了。 不过,西蒙娜·德·波伏瓦还在,在我的心目中,她与萨特就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他们在求学时代就相识并成了终身伴侣。只不过他们为了表示对传统习俗的藐视,而从未举行结婚仪式;他们同时开始创作活动,她帮萨特建立了人类思想发展历程中存在主义这一独特的路标,她以与萨特思想倾向一致的作品,而和他在当代法国文学史上构成了影响深远的存在主义文学;她在政治上始终是萨特的同志和战友,共同参加过反法西斯的斗争,从事过种种进步的事业,一同访问过新中国,对中国一直怀着友好的感情;在生活上,如果用简单化的语言来说,她实际上是萨特的妻子,萨特一生得力于她实在不少,上世纪30年代,萨特一度精神不正常,是西蒙娜·德·波伏瓦在经济上和生活上给了他极大的支持,帮助和照顾他恢复了健康。他们两人在巴黎虽然各有寓所,但相距甚近,几乎是每天,萨特总是从他的住处,步行来到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家,在这里看报、读书、讨论问题、修改稿件,度过整整的一天……不过,当我来到巴黎后,却听到了关于他们的生活的一些传说:萨特最后十年身边包围了一批左派青年,他又收养了一个女儿,他与西蒙娜·德·波伏瓦疏远了,甚至逝世时并没有什么遗物留交给她。有人就企图利用这些情况,把这两个人分割开。 历史的基本现实,往往总有一些局部的现象来遮盖,正像蓝澄澄的天空里,有时总要飘过几朵障眼的云霾。我几乎是怀着见萨特的心情来到了西蒙娜·德·波伏瓦的门前。 门开处,一位衣着雅致、气派高贵的老太太站在我们面前,从面部的轮廓上,我马上认出了这就是我在照片上见过的与萨特在一起的那位风姿绰约的少妇。她把我们让在房间的一角,这里有好几张彼此靠近的沙发。我先向她表示问候,并针对上述的传闻和说法,特别强调我不仅是把她看作当代法国文学中的大作家,而且是把她看做萨特最亲密的战友和伴侣来致以问候的,这使她显得有些高兴。我感到,那似乎是一种突破了沉郁心情的高兴。 我赶快提出我的问题:“您是最了解萨特的人,我想听听您对萨特作为一个战士、一个文学家、一个哲学家所具有的最可宝贵的价值的看法。” 她的回答却是这样浓缩:“萨特作为思想家,最重大的价值是主张自由,他认为每个人必须获得自由,才能使所有的人获得自由,因此,不仅个人要获得自由,还要使别人获得自由,这是他作为社会的斗士留给后人的精神遗产。在萨特看来,只要作为一个人,就要获得自由,并且,在争取自由的时候,要知道别人也是缺乏自由的,因此,也应帮助别人获得自由,当然,不是形而上学的自由,而是具有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的自由。是的,加缪也提倡自由,但只是人自身所要求的一种抽象的自由,而萨特,他虽然也认为自由是人自身的内部的要求,但他同时认为必须通过具体的社会环境,既要超出眼前的物质利益,也要通过物质利益表现。” 随后我把问题引到萨特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在我看来,萨特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可以算得上是马克思主义的朋友。 “当然,他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的朋友。”西蒙娜·德·波伏瓦迅速地作出了回答,“他虽然也写过分析评论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但他是在尊重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这样做的,照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应该是发展的,所以,他主观上想要尽可能补充马克思在有生之年所创立的学说,譬如说,马克思对人本身的研究并不充分,萨特想在这方面加以补充,总的来说,他对马克思主义还是很尊重的。” 我很清楚,西蒙娜·德·波伏瓦是言之有据的,萨特在晚年的时候,就曾明确地说过,“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最先进的科学”。不过,她说萨特企图在人自身的研究方面补充马克思主义的不足,这与西方批评家认为弗洛伊德在对人的研究方面补充了马克思主义的不足有何区别,于是,我要求她在对人的研究和发现上,将萨特与弗洛伊德作个比较。 “萨特是在尊重和吸收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对马克思主义加以分析和补充的,而且,他主要是尊重与吸收,但他对弗洛伊德学说则不是这样,他主要是进行批评,他认为弗洛伊德主义是机械的,弗洛伊德看到了性和潜意识对人、对家庭的影响,这是对的,但他没有考虑到反作用,因为,人毕竟是人,而不可能完全是性、潜意识的奴隶。” 她的回答简要而明确。我又赶快谈到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为引起她的议论,我说,“自由选择”的主张是萨特存在主义哲学的核心,因而,这种哲学与其说是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不如说是对某种人生观的提倡。 她马上以萨特学权威的态度对我说:“不完全准确,萨特主要的思想是自由选择,不过存在主义哲学还有另外一些意思,如存在先于本质,在萨特看来,对人来说,人最重要的是本质,不过,人还是可以改变自己的本质的,即通过存在去改变它。” 我觉得她这些话只是存在主义的ABC,根本不是对我的本意的回答,不过,她很快就表示了和我相近的理解:“的确,存在主义是一种人生观,不是对世界的解释,它是一种描述,对客观的人生的一种描述。” 关于萨特,我向西蒙娜·德·波伏瓦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是:萨特作为一个文学家在文学史上的贡献。 她简要而全面地谈到了对萨特作品的看法,虽然并未作概括性的评价。关于萨特的剧作,她说,萨特的戏剧完全是古典式的,与现代派的方法完全不同,与荒诞性无关,他剧中的人物和情节都很完整,主人公在历史、现实中都有一定的位置,并不是抽象的人,而在所有这些剧作中,她,西蒙娜·德·波伏瓦最喜欢的是《上帝与魔鬼》。关于萨特的小说,她认为《恶心》表现了作者的世界观,是他最重要的作品,因为他在这部作品里发现了人的存在,发现了人的偶然性以及人对世界的敏感性,世界的存在是靠人去发现的,如果人不去发现它,世界有什么意义呢?但发现要靠偶然性。萨特在这部作品里表现了这些哲理,在文学史上要算是一个创举了。她还谈到萨特另一部重要的作品:自传《文字》。她指出,这部作品反映了一个作家的“存在”,从萨特自己的内心生活反映了萨特作为一个作家的生活,其中很多句子看起来很简单,其实有多重的意思,不是单一性的,而是多重性的。她还特别着重谈到萨特的文集《境况种种》,认为这十本文集是人类的宝贵财富,一定能流传下去,她还告诉我,萨特最重视的也是他这一套文集,希望它能传之于后代,因为文集中有他的文学理论、哲学观点,有对当代政治和人物的看法,反映了萨特时代的人和事。 半个多月后,巴黎文坛上发生了一件引人注目的大事: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回忆录《永别的仪式》出版了,厚厚一大册,正如她告诉我的那样,前半是她对萨特晚年生活的回忆,后半是她与萨特谈话的记录。那次谈话,几乎是他们两人有意对他们大半辈子共同生活的回顾,它清楚地表明,这两个人的不可分割。这是一本带有应战性的书,是对在巴黎流传的关于他们两人关系的某些说法的一种回答。 澳门新葡新京网上导航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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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扉页上,波伏瓦深情地写道:“写给爱过、爱着和将要爱上萨特的人。”作为最接近萨特,也是对他最重要的女性,波伏瓦依据自己一直以来坚持写的日记,以及从朋友的笔录和口述中收集的各种材料,在《告别的仪式》中详细记录了萨特最后十年的生活,无数巨细靡遗的细节和如同亲临现场的对话,罕见地展现了一个平凡而又不平凡的萨特。

波伏瓦,她是20世纪法国思想界的女祭祀,现代女权运动教母。法国前总统密特朗称她为“法国和全世界的最杰出作家”。今天,波伏瓦———这位一生笼罩在伴侣萨特阴影下的法国思想家迎来了百年诞辰,巴黎郊外蒙帕纳斯公墓内,百合花和“红白蓝”三色带盖满波伏瓦和萨特的合葬墓。

让波伏瓦成为超越第二性而变成“第三性”的人类个体的内驱力只有一个——“女人要用力量去爱,而不是用弱点去爱。”

在波伏瓦的记录后还附有她与萨特的长篇对谈,萨特借此机会回顾了自己的家庭、童年和求学经历,并且梳理了对文学、哲学、阅读、写作、音乐、绘画、平等、金钱、时间、自由、生命等诸多主题的思考。

这个时候的法国,无论政客、演员、还是知识分子都宣布,波伏瓦的女性主义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和法国社会息息相关。“女人不是天生的,女人是后天形成的。”当60年前西蒙娜·德·波伏瓦喊出这句口号的时候,她不会想到这句话几乎颠覆了整个社会对女性的传统价值观,成为一代女权主义运动的标语。

《一个规矩少女的回忆》可以洞见波伏瓦的选择:她熟悉规矩,却破茧而出。她乐于被优秀的男性接纳为像他们一样优秀的人,后来她看到美国女性的“挑战者”姿态反而觉得沮丧,“从一开始,男人就是我的同志,而不是我的敌人。我不应该妒忌他们,事实上,我觉得我的地位是不同寻常的,它意味着一种特权……”“然而我并不否认我作为女人具有女人味的一面……在女人们都具有的一些东西上,我想象我并不比其他女人差,而且我并不憎恶她们……。”

海狸是一种有趣的动物,喜欢潜泳、筑坝、搭巢。

9月28日,上海译文出版社在上海科勒体验中心举办了“在一个物质世界创造人的生活——波伏瓦作品《告别的仪式》分享会”,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张闳与张念出席了活动。围绕存在主义、萨特与波伏瓦这一代法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和生活,两位教授与现场读者展开了深入的交流与讨论。

1986年4月14日,波伏瓦去世那天正好是萨特去世6周年前一日,“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时任法国总理的希拉克这样评价波伏瓦,“她在文学上的成就代表了一个时代思想的冲撞,并深刻影响了我们这个社会。她在法国文学史理应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我以政府的名义表彰她为女英雄。”女权主义运动先驱格洛丽亚·斯泰纳姆曾评价她,“如果要说谁真正影响了这个时代的国际妇女运动,那就是波伏瓦!”《女性的奥秘》作者贝蒂·弗里丹则将波伏瓦形容为“女性史上毫无争议的英雄”。

波伏瓦和萨特的组合是人类历史上间杂伟大友谊、伟大爱情、伟大性变态、伟大性崇拜、伟大智慧创造等一切伟大之处的少数中的少数,接近不朽!这对恋人组合最大的使命就是写作和爱的“共同成功”,“双倍的光彩,双倍的声望……从两面镜中,世界就是他们的奖品。”

萨特在看到西蒙娜·德·波伏瓦戴着围巾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随口给了她一个绰号“海狸”,也许是因为她的狡猾、聪明与可爱,也许是因为她的勤奋、简洁与冷漠的个性跟那个小动物十分相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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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着波伏瓦百年诞辰,法国各界也从去年底开始热闹起来,十多本相关图书、电影和DVD陆续发行,塞纳河上一座新桥以她的名字命名,一场国际学术研讨会本周将在巴黎召开,一位法国政府官员甚至在政府新年贺卡上印上了波伏瓦的名言。法国众多媒体也在近期将更多的版面毫不吝啬地花在了这位女性身上,法国《新观察家》杂志刊发了一篇名为《波伏瓦的复兴》长文,并在封二印上了波伏瓦的裸照,《快报》则质问是否到了该让波伏瓦上硬币的时候了,《观点》杂志则对新近发行的一本波伏瓦传记感到惶惶不安,在那本传记中萨特被形容为“性冷淡、大男子主义、霸道和猜忌”的人,而波伏瓦头上的形容词则是“独裁者、皮格马利翁情结”,对周围的人充满着控制欲。

另一方面,萨特和波伏瓦的组合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爱”的可能和一种“爱”的模式。做为萨特这样的男人,绝不会抱怨别人骂他是玩弄女性的魔鬼和流氓,更不会担忧自己死后进不了天堂直接去见魔鬼撒旦,他甚至拒绝诺贝尔文学奖这种巨大的荣耀,他真的不在乎这些来自身心之外的舆论与评价!

从豆蔻年华的20岁开始,从西蒙娜·德·波伏瓦认识萨特开始,她的名字就总是和萨特放在一起,一直到她在萨特死后的第6年,到她也怅然离世的时候,她的名字和她的身体,还是被放在了萨特的旁边。——萨特和波伏瓦的合葬墓朴实无华,低矮的墓碑上没有任何装饰性的雕塑,只有两个名字刻在上面:

分享会现场 本文图片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提供

规格虽然比不上前几年的萨特百年诞辰全球纪念活动,但在一个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巨人的法国,波伏瓦的智慧、独立人格和勇气依然激励着一代法国人,特别是女性。

我并不觉得萨特和波伏瓦为了“写作”这一宏旨不惜使自己的生活、相关人等的生活沦为一堆素材,相反,喜欢这样的人性自由,不受约束地发展自己,超越性欲和伦理所能规定的一切界限,在探索中发现自我的边界和潜力,这才是他们生命中唯一一项激动人心的事业。通过这样的探索历程,他们一起创造着无限的激情,活出着充沛洋溢的生命!

让-保尔·萨特     1905—1980

波伏瓦和萨特引起中国一代青年的惊讶和关注

“我一生都在灵魂探索”

嘿嘿,当然,他们有生之年甚至在21世纪的今天,她和萨特、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仍然能占据报纸八卦版,红酒、左岸、咖啡,他亲爱的衬衫,她著名的紫红色头巾,还有对他们偶像的颠覆——“他们经常和同一个女人睡觉”。所谓存在主义,可以自由地乱搞是也……。这是酸葡萄心理,还是叶公好龙心理,谁知道呢!反正说说说说不断地说呗!

西蒙娜·德·波伏瓦   1908—1986

分享会开始,两位教授首先回忆了自己接触到波伏瓦的作品与存在主义的经历。张念第一次读到波伏瓦是在19岁,那时的她对世界、婚姻、爱的看法有很多奇思妙想,偶然在书摊上与波伏瓦的《第二性》相遇,她感到非常兴奋:“我觉得我在世界上不孤单了,遇到了一个我的精神伙伴,并且现在我已经到了中年,她依然伴随着我。”在她看来,她与波伏瓦的相遇也是非常存在主义的,她对于张念来说就像一个亲密的对话者。“萨特和波伏瓦对于写作的概念也是这样理解的,我们人类的精神和心灵通过文字这个物质材料而相遇,它是活的,有生命的。对于存在主义者来说,他们的写,他们的思考,他们的爱和恨,尤其是他们那种存在主义者的无畏之勇的精神,幸好得到了文字这样一种物质载体,所才能够穿越时空。我相信波伏瓦不仅仅遇到了我这么一个汉语读者的精神伙伴,她在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精神伙伴。”张念说。

1908年1月9日,西蒙娜·德·波伏瓦出身于巴黎,“不安定的生活,让我一生都在灵魂探索,这也揭示了我为何成为知识分子。”波伏瓦在索邦大学主修哲学,也在那里遇到了比她大3岁半的萨特,“这是我生命中第一次遇到一个智力上比我高一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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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从来不单独地谈论他们中的某一位,人们总是把他们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精神实体,无论思想还是身体。

张闳第一次读到波伏瓦和萨特则比张念早了近十年,当时中国刚刚改革开放。张闳解释说,萨特和波伏瓦对于中国上世纪80年代的青年影响很深,他们不仅仅成为了一代人文学和哲学上的关注对象,他们之间不结婚的终身伴侣关系,也引起了那一代年轻人的惊奇和关注。“他们是完全独立的自我,而且又能够彼此理解和融合。他们相爱,但彼此之间是完全透明的;另一方面萨特说‘他人就是地狱’,我不知道他们自己会有什么样的感觉,我觉得至少是个透明的地狱,是可以彼此观看和彼此关注,可能还彼此相爱的一个地狱。”张闳说。

在离开索邦大学后,波伏瓦和萨特一起住在巴黎,1931年波伏瓦在马赛获得一个教职,直到1938年波伏瓦才回到巴黎。在教学之余她创作小说,1943年波伏瓦辞去教职专业从事写作,1945年加入了萨特创办的《现代》杂志。

让-保尔·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瓦,1929年,法国哲学教师资格考试首次将他们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从此以后,他们的名字再也没有被世人分开谈论过。他们努力践行契约式婚姻也是1929年的事。那时波伏瓦20岁,萨特23岁。某个午后,他们一起看完电影,萨特对波伏瓦说道:“我们签个为期两年的协议吧。”契约式婚姻宣告诞生。不久,他们又达成了另一个协议,“双方不应互相欺骗,而且不应互相隐瞒”。即是说他们彼此的“偶然爱情”都应该毫无保留地告知对方,双方都有爱其他异性的权利。这两个协议,他们竟然执行了一辈子。

这一点,尽管德·波伏瓦并没有表示异议,但是,在我看来,把二人的姓名永远地放在一起,把波伏瓦的姓名永远地放在萨特之后,总是那么地别扭!

张闳坦言道,自己现在其实“有点烦”萨特和波伏瓦了。“也许是因为他们的生活跟我们的生活之间构成了某种参照,使得我们不得不接受的生活和他们自由的生活之间有一种反差,再加上萨特在政治判断上跟我的政治理念是不一致的,所以我对萨特有一点敌意。”张闳说,“萨特对一些问题居然有这么愚蠢的判断,那我觉得他的判断力就很可疑,乃至于他的哲学很可疑,我是抱着这样的想法来看《告别的仪式》这本书的,甚至我还想波伏瓦你是他的伴侣,你可能会对他进行一些掩饰。”不过张闳表示,《告别的仪式》在某种程度上纠正了他的偏见。“因为萨特老了,生病了,而且还很痛苦,甚至要死了。当一个存在主义者真正要处理生命存在的问题,他就回到了跟普通人平等的水平上,同等的感受上,而且波伏瓦作为他的一个密友和伴侣,非常近距离、非常亲近地感受他的痛苦。这跟我们每个个体的生命息息相关,因此波伏瓦的笔下披露了一些非常真实细小的细节,甚至是丰富程度远远超过他的哲学的,那种微妙的、甚至为他自己哲学背叛的东西,我看了还是感觉到非常震撼。”张闳说。他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提醒了我们,这个时代当然需要哲学,特别是存在主义这样一种哲学,并且更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对自己生命的关注、思考、反省和深切的体悟。

1954年,波伏瓦的小说《达官贵人》曾获龚古尔奖,小说隐秘地叙述了波伏瓦和萨特之间的私人关系,虽然作家终身都对此表示“否认”。波伏瓦的处女作是1943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女宾》,早年的波伏瓦表示她深受海明威影响,并十分推崇卡夫卡、普鲁斯特和乔伊斯。

他们把爱情关系处理得很好,50年的相处只有一晚在不和中分手。“永别的仪式”,是他们平时分开独居时说的玩笑话,但最后却成了波伏娃在萨特死后写的书名——这部书回忆了他们最后十年在一起的生活,是波伏娃在自己生命无多的日子里,向先她而去的萨特的最后告别。

对于张念来说,她与萨特和波伏瓦的相遇与时代风潮无关,她将其看作一种纯粹的个体性的遇见。“就像针刺一样,他们俩带领我去穿透某些东西。这样的阅读体验是一种蔓延式的,是从个体生命的核心蔓延出去,然后再去探寻很多可能性的边界。”张念说。

1955年,波伏瓦曾随萨特一起来到中国,在45天时间里,他们访问了中国多个城市:北京、南京、上海、沈阳、杭州、广州……对这个在西方人眼中带有特殊色彩的国度进行了全方位的了解,使他们产生出许多异样的感受。这段行程,在北京过中国的国庆,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58年,波伏瓦根据这段旅行创作了《长征》。

萨特一生情妇不断,有保持长期关系的,也有一些露水姻缘。他对波伏瓦忠实的时间很短。从波伏瓦的女友到朋友的妻子或女伴,有几分姿色的,他都爱慕。他早在中学时代便已经意识到自己的一生大事将是爱与被爱。但他对女人并无绝对占有之心。他说:“让我动心的是实施诱惑。女人一但被诱惑,我就撒手了。”波伏瓦后来对萨特说:“好像只要有个女人出现在你面前,你就做好了与她有一手的准备。”萨特自己的看法将之上升到哲学高度:“爱情之欢的根本,是让人感到存在的理由。”

翻开各种版本的德·波伏瓦传记,我们总能看到对她这样的介绍:德·波伏瓦——享誉世界的法国著名作家、存在主义理论的捍卫者、女权主义的教母、放眼世界的社会活动家、让-保尔·萨特的终身知己、契约式爱情的发明者和实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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