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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国的自传文学要写我与周围的人不同,  澳门新葡新京大全日本学者川合康三近著《中国的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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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典诗词一直是海外汉学界研究的热点,海外学者的研究不仅推进了中国古典文学在域外的传播,也为我们提供了富有新意的视角。一些学者努力尝试着去贯通殊异的文化背景,往往能从一些我们自己早就习焉不察的现象中寻绎出新鲜隽永的意味。

卞东波: 中国读者最早知道您,可能是通过蔡毅先生翻译的《中国的自传文学》一书。这本书在中国出版后,很多中国学者都很感慨,为什么这么好的题目,我们没有想到。这本书的文笔也非常漂亮,如行云流水,一点都不像高头讲章式的学术著作。译者蔡毅先生也说,他的翻译没能完全传达出您的文笔之妙。您怎么会想到这个课题的?《中国的自传文学》只写到唐代为止,很多中国读者都想知道您会不会写宋代以后的部分。 川合康三: 写作这本书完全是巧合。这本书本来是林田慎之助先生主编的中国学艺丛书之一。我一开始领的题目是《中国的随笔文学》,但写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无法深入,所以就更换为《中国的自传文学》这个题目。我的出发点是西方的自传文学传统,我最早读到的是法国文学理论家菲利路逊努对西欧自传的定义,但我读到中国的自传文学文本之后,发现中国的自传文学与西方的完全不一样,无法用西方的定义来套中国的自传性作品。简单地说,西方的自传文学要写自己的变化,而中国的自传文学要写我与周围的人不同,要发现自我存在的特殊性。我还写过《中国诗歌中的自传》一文。我认为中国的自传诗分为两类:一类完全是自我心志的表达,一类是所谓的角色诗。中国从杜甫才开始写比较纯粹的自传诗,纯粹写自己的变化。我后来以《中国的自传文学研究》为题,申请京都大学的文学博士,可以说这也是我的博士论文。论文中也有宋代以后到清末的部分,包括明清时期的自传、近代的自传,但要修改后才能出版。 卞东波: 在您的著作中,还有一部书比较有意思,即您编的《中国的文学史观》。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开始讨论重写文学史的问题,也有学者对中国的文学史观作过研究,如戴燕先生的《文学史的权力》。您怎么会关注到这个课题? 川合康三: 我要讨论的不是文学史,而是文学史观。这是我在京都大学召开的一次会议的论文集。简言之,我就是想研究一下,是怎么开始写作中国文学史的。在19世纪80年代的时候,日本人受到西方近代学术的影响,产生了文学史的观念,开始写作最早的《日本文学史》。19世纪90年代的时候,又在世界上最早地写作了《中国文学史》。当然,日本最早写作《中国文学史》,也与日本悠久的汉学传统有关。从平安时代开始,中国文学就深刻影响到了日本文学,日本也很早开始中国文学的研究。另一方面,19世纪产生文学史观念的同时,也正是进化论产生之时。我注意到中国学者的文学史观念是一种达尔文主义式的进化观,认为文学是进化的,现在的文学是最好的。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文学并不是线性进化的。所以,我们要写新的文学史,就要否定这种机械的进化文学史观。 卞东波: 蒋寅先生编的《日本学者中国诗学论集》收了您三篇论文,其中有一篇《无常观日中文学比较一端》非常有意思,您写这篇文章有什么心得? 川合康三: 《无常观》这篇文章,是我1999年在北京大学的一次演讲,但也有很多人不同意我的观点。我认为,吟咏人生的短暂无常是世界上任何国家文学共有的主题,在古希腊、阿拉伯文学中都有。我举到的例子是阿拉伯奥玛尔海亚姆的《鲁拜集》,这本书认为人世无常,万般皆空,只有饮酒可以忘记人生的无常。《古诗十九首》可以代表中国的无常观,这组诗中经常写到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等表现人生短暂的句子。但中国后来的诗人,如陶渊明、杜甫、苏轼等都能克服这种无常观,肯定人生,肯定世界。我在演讲中也说到,日本文学是在咏叹此世之无常中发现抒情。我举到花的例子,日本人视花为无常零落之物,因无常而认识到美。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无常观很了解,而且日本人的无常观比中国人的更精细。比如中国学者经常提到的物哀,其实也反映了无常观的美感。继续说花的例子,中国人喜欢盛开灿烂的花,而日本人则喜欢快凋谢的花。讲起中、日两国文学的不同,我还可以再举月亮的例子。中国人喜欢满月,只有鲍照诗中偶尔出现过缺月,而日本人则喜欢缺月。日本人对月亮分得很细,满月以外的每一个月亮都有名字,比如十七日的月亮称为站起来的月亮,十八日的月亮称为坐起来的月亮,十九日的月亮称为躺着的月亮。我曾经研究过中国古诗中月色遍在的问题。中国古诗写月色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空间上的遍在。中国古人看月亮,一般是甲地的人看月亮,想象着乙地的人也在看月亮。如杜甫《月夜》中写到的,他自己在长安看月想念远在鄜州的妻子,同时也想象着妻子也在看月想自己,他们在不同的空间看的是同一轮明月。另一种是时间上的遍在,即同一轮明月在不同的时间上遍照。这在初唐时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中就已经有了,如诗中写道: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日本诗人也写月,但在看月亮的方式上,日本比中国复杂。我在《中国的恋歌:从〈诗经〉到李商隐》中举过一个例子,平安时代诗人西行法师写过一首和歌:月見ばとちぎりおきてし故郷の人もや今宵袖ぬらすらむ。说的是,两位男女一起看月,但他们知道将来一定会分开。将来男的在京都,女的则在故乡,男的想象他们将来分开后会看到今宵看过的同一轮明月,而女的会哭泣。这首和歌牵涉到时空上的转换,虽然同是看月,但其中的感情流变非常复杂。 卞东波: 您多次说过,要将中国文学放到世界文学中来看。我觉得,这种研究方法很吸引人。您还有一本书没有翻译为中文,就是《中国的Alba谱系的诗学》。书中《中国的Alba或论乐府〈乌夜啼〉》一文就讨论了类似于西方骑士文学中Alba一类的诗歌。通过您的介绍,我们知道,Alba是指骑士与情人相会、长夜将尽、不得不分别时所唱的离别的歌。您也讨论了中国古典文学中类似的诗,如汉乐府《有所思》、李商隐《无题》以及《乌夜啼》。但您也指出,中国最后没有形成一种像Alba这样的文类。这些观察很有趣。 川合康三: 其实并不是我最早用Alba这个概念的,最早的是阿瑟魏理。很多日本学者一辈子就研究一个人,比如研究陶渊明就一直在研究陶渊明。我不喜欢研究一个诗人,就一直看这个诗人的作品,而是喜欢从一个地域、一个时代以及诗人的合体来看某个诗人。就好像仰望天空时,你只看一颗星星,孤零零的一颗星星,就很没有意思。如果看一大片熠熠发光的星星,研究星星之间的关系,会有意义得多。我最近在思考中国叙事诗的问题。从西方epic的观念来看,希腊有《伊利亚特》这样的荷马史诗,但反观中国诗歌,就看不到类似的史诗。这并不是说中国没有叙事诗,我认为中国有一种反映女性历史的叙事诗,如蔡文姬的《悲愤诗》。其他像《孔雀东南飞》、《木兰辞》、白居易的《琵琶行》、杜牧的《杜秋娘》中都有女性自叙的部分,我认为这些女性叙事诗的接受者应该也是女性。 卞东波: 说到女性文学,您还专门写过一本《中国的恋歌:从诗经到李商隐》这么风花雪月的书。您为什么会写这本书?为何这本书写到李商隐就结束了? 川合康三: 我受到日本的和文学的启发。如果离开了恋爱的题材,和文学就不是和文学了,而且很多和文学的作者就是女性。这一点与中国很不一样,由于受到士大夫文学的压力,中国的恋爱文学不太发达,但不是没有。所以我就写了这本书来讨论这个问题。我觉得,文学中的男女关系很重要因为可以反映许多复杂的社会关系。宋词中也写美丽的恋情,但我认为很多都是虚构的,代言的成分更多一点。至于为什么写到李商隐就结束,是因为我认为李商隐的恋歌是独立的存在,后世的诗人,如宋代西昆诗人怎么模仿都模仿不像,它是无法复制的。

”龙阳之癖“也就是”龙阳之好“,出自战国时期的魏王和龙阳君,这个典故出自《战国策·魏策》中魏王与龙阳君的一段记载,指的是男子对同性的喜好,这也是正史上记载的最早的同性恋。龙阳君是中国正史上第一个有记载的同性恋,龙阳之癖也成了同性恋的代名词。

《中国的恋歌:从〈诗经〉到李商隐》 川合康三 著 郭晏如 译 复旦大学出版社

  日本学者川合康三近著《中国的恋歌:从〈诗经〉到李商隐》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川合康三是日本汉学界名流,这一次,他从爱情这个人类共通却又很难沟通的话题入手,涵泳中国古代的恋爱文学,尽管考察的时限仅截至唐代,却涵盖了诗歌、神话、辞赋、小说等多种文体,试图既从中发现“所有文化圈共通的要素”,又揭示出“中国独特的要素”。

龙阳君经常和安陵君一同被提及,安陵君是战国时期魏国的人物,他凭借着唐雎而闻名,安陵君是战国时期时一个小国的君王,他长相俊美,出身贵族之家,文化修养极高,气度不凡,性格沉稳,是当时受到时人追捧的对象。阮籍曾写了一首《咏怀诗》赞赏此二人,”昔日繁华子,安陵与龙阳。夭夭桃李花,灼灼有辉光。“

中国古典诗词一直是海外汉学界研究的热点,海外学者的研究不仅推进了中国古典文学在域外的传播,也为我们提供了富有新意的视角。一些学者努力尝试着去贯通殊异的文化背景,往往能从一些我们自己早就习焉不察的现象中寻绎出新鲜隽永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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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龙阳君生活在战国年间,他是魏王的男宠,关于他的出生、生平事迹,史书上并没有过多的记载,他的是中国历史上较早有记载的男同性恋,龙阳也成为后世男色的代名词之一。龙阳之癖与断袖等词语,成为了同性恋的代名词。据说,这位龙阳君,长得十分俊美,他的美貌竟然是宫里的美女都不能及的,让六宫粉黛无颜色的,不仅仅只是杨贵妃,龙阳君也有这个本事。

日本学者川合康三近著《中国的恋歌:从〈诗经〉到李商隐》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川合康三是日本汉学界名流,这一次,他从爱情这个人类共通却又很难沟通的话题入手,涵泳中国古代的恋爱文学,尽管考察的时限仅截至唐代,却涵盖了诗歌、神话、辞赋、小说等多种文体,试图既从中发现“所有文化圈共通的要素”,又揭示出“中国独特的要素”。

《中国的恋歌:从〈诗经〉到李商隐》川合康三著郭晏如译复旦大学出版社

龙阳君虽然是因为美色而受到魏王的赏识,但是龙阳君却不是一个花瓶,他能够帮助魏国很迅速、出色地完成任务,兼具了外交家、政治家多重身份。史书上记载了一段十分有名的故事,这个故事叫做”龙阳泣鱼“。想当初,龙阳君可是震铄战国的美男子,不仅长得美,还相当有政治头脑,和长远的眼光,魏王对他宠爱有加,走哪里都把他给带上。《战国策·魏策》就记载了他和魏王一起出游的情况。

超脱于单一的文化背景,使他对李白、陶渊明、鱼玄机的看法别出心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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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王与龙阳君共船而钓。龙阳君得十余鱼而泣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如是何不相告也?对曰,臣无敢不安也。王曰,然则何为涕出?曰,臣为王之所得鱼也。王曰,何谓也?对曰,臣之始得鱼也,臣甚喜;后得又益大,臣直欲弃臣前之所得矣;今以臣之凶恶,而为王拂枕席;今臣爵志人君,专人于庭,避人于途;四海之内,美人亦甚多矣,闻臣之得幸王也,必亲上而趋大王,臣亦犹恐臣之前所得鱼也,臣亦将弃矣;臣安能无涕出乎?魏王曰,误,有是心也,何不相告也?于是布令四境之内,曰有敢言美人者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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