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葡新京网上导航-手机app下载大全 > 文学概论 > 日语对汉语语法乃至文体的影响,仍指口译人员

日语对汉语语法乃至文体的影响,仍指口译人员

隔在中西之间的日本

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史,有两个时期特别引人注目。一个是唐代,一个是近代。唐代时,日本贪婪地向中国学习,直至与中国文化接触之后,大和民族才首次与文字遭遇,学会了书写。日语的“假名”(字母)不过是汉字的变体而已。而近代时,则轮到中国拼命地向日本学习。别的姑且不论,仅语言文字方面,日本倒成了汉语的输出国。日本“汉语”,冲击着东亚各国的语言系统,当然也大量涌入到中国的汉语里,成为中国人日常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

乌云高娃

欧化中文、西化中文或英式中文,是指语法、文笔、风格或用词受欧洲语文过分影响的中文,一般带贬义。影响中尤以英文所造成的最为深刻。欧化中文除了缺乏传统中文的特色,也可能因为用词繁琐生硬,导致阅读及理解上的障碍。

除了欧化中文,我们还有中式英语,指带有汉语词汇、语法、表达习惯的英语,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

在清朝中期之后对西方典籍的翻译上,“若日本文译本,则以光绪甲午我国与日本构衅,明年和议成,留学者咸趋其国,且其国文字迻译较他国文字为便,于是日本文之译本,遂充斥于市肆,推行于学校,几使一时之学术,寝成风尚,而我国文体,亦随因之稍稍变矣。”

原帖:

梭罗名作《瓦尔登湖》是一部社会批判、文化反思和景致文字的总汇,作品第九章专写瓦尔登湖,作家用生花妙笔绘就了美不胜收的绝美画幅。

——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问题

近代由日本输入的汉语词汇,被称作日语“外来语”。之所以给“外来语”加上个引号,是为了区别于直接来自西方的外来语,如沙发、咖啡、逻辑等,因为这二者之间毕竟还是有些不同的。

在世界文化史上,东亚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单元。长期以来,东亚各族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民族之间,国与国之间的交往离不开兼通双方语言或多种语言的翻译人材。“象胥”、“译”、“典客”、“舌人”、“译官”、“译语”、“通事”等,均指历代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国家交往时,负责传译的人员。同样,口译人员也普遍存在于东亚诸族中。东亚诸族中深受汉文化影响的朝鲜半岛、日本也使用“译语”这一术语。

​ 汉语的欧化现象有多少是直接来自西语俄语的,还有多少是经过日文传递的,当然还有哪些实际上是直接来自日文的, 这三种渠道应该分别阐述才好,特别是后两种,早应引起我们的注意。

在大事藻绘之先,梭罗如此交代:The scenery of Walden is on a humble scale……

图片 1

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数量多得惊人。据统计,我们今天使用的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大约70%是从日本输入的。这些都是日本人用汉字对西方相应词语的翻译,传入中国后便在汉语里落地生根。我们每天用以高谈阔论、冥思苦想、说“东”道“西”的概念,竟大都出自日本人之手。实际上,离开了日语“外来语”,我们今天几乎就无法说话。通过大量的翻译引介,日语词汇源源不断地融入到现代汉语里。这些词汇迅速取代了“严译”,即严复翻译的,大部分术语。现在我们常用的一些基本词汇和术语,大都是这一时期从日本引进的。例如服务、组织、纪律、政治、革命、政府、党、方针、政策、申请、解决、理论、哲学、原则、经济、科学、商业、干部、健康、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法律、封建、共和、美学、文学、美术、抽象等。

考诸文献“译语”这一术语,在东亚诸国史籍中含义有三,一是指充当翻译的口译人员;二是指翻译之事;三是指互译语言[1]。唐代,大量日本人进入中原学习,日本人习称遣唐使时代。这一时期,日本、渤海、新罗等东亚国家的职官制度深受唐制影响。政府中亦设有“译语”之职。到了元明时期,随着编撰“至元译语”、“华夷译语”等多种对译辞书的出现,“译语”作为口译人员的涵义逐渐消失,只保留了互译之事和对译语汇这两种意义。但同一时期的高丽则不同,据《高丽史》记载,在高丽“译语”仍指口译人员。朝鲜王朝受明、清影响较深,也编撰了许多他国语和朝鲜谚文对译语汇。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以中国和朝鲜半岛为中心,考就东亚“译语”自唐宋、高丽时期主要指口译人员,到元明朝鲜时代,主要用来指他国语和本国语的对译语汇的演变过程。

一般我们提起日语对汉语的影响,多偏重语词方面的因素,即日语借词对汉语的影响。而且现在朝这方面做的人也越来越多,成果显著,蔚为大观。相比之下,日语对汉语语法乃至文体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明显落后,甚至不大引起人们的注意。我们既然承认有那么多的日语借词,而为何对语法及文体上的影响却熟视无睹呢?

除了humble一词,略通英文便不难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可是,付之汉语却非易事。一位颇有声望的作家如此翻译:瓦尔登湖的风景是卑微的……原句纯系描写,若将“风景”跟“卑微”用“是”加以系联,似乎给人一种在可否之间加以考量,尔后做出判断的感觉,原作纡徐自若的表达效果则不免受损。若想更为深切地体会个中意味,且看一桩著名的文坛旧闻。

同样一个西方科学术语,同样用汉字,在中国和日本却有两个截然不同的译法,而且最后还是以中译失败,日译胜利而告完结。这的确是个耐人寻味的现象。严复和梁启超们,为什么没有想到采用明治初期日本学者那种比较自由和通俗的意译方法?明治初期的日本学者们,为什么没有采用二十年之后大陆精英们那种引经据典式的译法?先是汉字和汉语词汇在隋唐时期大举登陆日本,造就了日本的书面语言。继之,当日本与西方在近代相遇后,便大量地使用汉字和汉语词汇去翻译相应的西方名词和术语。最后,出自日本学人之手的这些译词,在清末又潮水般地涌入中国。

“译语”一词的由来

看了一些有关汉语文体的研究,才知道这方面的研究思路基本上是一条,首先拿王力的《中国语法理论》(1944)作研究的起点,然后就拿胡适以来提倡的白话文加以分析,特别对其中的英文转换汉语时出现的现象着墨甚多,也就是所谓的汉语欧化研究。比如,近来的《现代汉语欧化语法现象研究》(贺阳,2008)也是从来华传教士的文体直接跳到新文化运动的胡适那里,就好像汉语近代文体的形成就只有来自西语的欧化这一条线似的。但是,我们知道这种思路的展开从文化交流史上来说是有点问题的,即中日之间的近代交流这一环完全被忽略了,或者说完全被日语借词这一种现象所掩盖了,不去关心其他语言现象的相互影响。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所谓欧化现象有多少是直接来自西语俄语的,还有多少是经过日文传递的,当然还有哪些实际上是直接来自日文的? 这三种渠道应该分别阐述才好,特别是后两种,早应引起我们的注意, 京都大学教授高田时雄在《西洋近代文明と中華世界》(狭间直树编,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1)一书的语言史部分的引言中就特意指出过:欧洲语言的影响不限于中文,明治以后的日文也同样受其影响, 文体上的中日语言间的比较研究应予以加强。

据称,上世纪40年代初,郭沫若先生的话剧《屈原》上演。剧中婵娟痛斥宋玉:“宋玉,你辜负了先生的教诲,你是没有骨气的文人!”演出之后,郭先生跟饰演婵娟的名角张瑞芳商讨修改时,有位普通演员建议将“你是没有骨气的文人”改作“你这没有骨气的文人”,郭沫若欣然接受,且将对方奉为一字之师。以“这”易“是”,不假判断的效果顿时跃然纸上——宋玉“没有骨气”原本如此,不容商量。何以文坛巨擘的辞藻显得生硬刻板,普通民众的改动却能点铁成金?且容道出真相:这个引入汉语描写句的“是”是白话文运动输入的舶来品,是劣译作祟、作家示范所致的辞赘。

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史上,有着许多有趣味也有意味的事。从大的方面说,有两个时期的情形特别引人注目。一是在中国唐代,一是在近代。在唐代,是日本贪婪地向中国学习,甚至是在与中国文化接触后,大和民族才首次与文字遭遇,从此才学会了书写。日语的“假名”不过是汉字的变体。而在近代,则是中国拚命地向日本学习。

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基本属名词类。名词本身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可见可感可触的很具体的事物、场景的命名,如桌、椅、草、木、山、川、日、月等等;一类则表示某种抽象的意义,即所谓术语和概念,如政治、经济、民主、自由、科学、文化等。前者可称为具象名词,后者可称为抽象名词。在日语“外来语”中,具象和抽象两类名词都有。现谨以“电话”和“俱乐部”为例。“电话”是日本人生搬硬造出来的汉语词汇,用来意译英文的telephone。最初,中国人把这个英文词汇音译为“德律风”。在一段时期内,“电话”和“德律风”两种叫法并行不悖。但渐渐地“德律风”有些招架不住,最终还是败下阵来,灰飞烟灭了。关于这个译名,有关专家曾发现过一则有趣的史料。上世纪初,一群在日本的绍兴籍留学生曾联名给家乡写回一封长信,详细介绍了日本的近代化情形,鲁迅也列名其中。信里说到“电话”时,特意加以注释:“以电气传达言语,中国人译为‘德律风’,不如电话之切。” 而“俱乐部”这个词则是日本人对英文club的音译。这几个汉字在音、形、意三方面都堪称绝佳的选择,所以沿用至今。但也有些日译具象名词进入中国后,逐渐被淘汰。例如“虎列拉”这个词,曾在中国使用了相当长的时间,但后来还是被“霍乱”所取代。

“译语”作为口译官,在东亚诸国中普遍存在,考究其渊源是十分重要的。

那么我们回望时代背景时也会发现,日语的文体改革意识早在19世纪60年代就已经萌发,真正起步在1880年代,一直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前后整整花了60年多年的时间才算完成。在日本的所谓言文一致运动中,和文体·汉文体·欧文翻译体的融合成为重要课题,也就是说,日语文体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两个因素是:汉文体的改造与翻译体的吸收。

别的方面且不论,仅就语言文字方面说,在近代,倒是日本成了汉语的输出国。日本“汉语”,冲击着东亚各国的语言系统,当然也大量进入中国的汉语中,成为中国人日常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与汉字遭遇之前,大和民族只有自己的语言系统,而没有自己的文字。在原有的日语中,具象名词很丰富,对种种具体事物都有很精准的表述与命名,但抽象名词却极不发达。这并不奇怪。当一个民族还没有自己的文字时,是不可能有发达的抽象思维的,因而也就不可能产生出大量的概念。只是在与汉语接触后,汉语里众多的抽象名词才涌入到日本原有的语言中。汉语里的种种具象名词,如山、川、草、木、日、月、云、雾等,虽也传入日本,但日本人可按照自己原有的发音来读这些汉字;但像汉语里的自然、道德、政治、经济、风流、文学等抽象名词,因日语里原本就没有相应的词汇与之匹配,便只能模仿汉语的发音来读这些词。汉语中的抽象名词,在音、形、意三方面对大和民族来说都是陌生的。

《礼记·王制》篇记载“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2]。这是中国最早有关口译人员称呼的记载。由此可知,周与四夷交往时,对通东、南、西、北四方周边民族语言的人员有不同称谓。孔颖达疏解释“其通传东方语官,谓之寄,言传寄外内言语,其通传南方语官,谓之象者,言放象外内言。其通传西方语官,谓之狄鞮者,鞮,知也,谓通传夷狄之语,与中国相知。其通传北方语官,谓之译者,译,陈也,谓陈说外内之言”。我们无法确定孔颖达上述解释的根据所在。实际上,上述对翻译人员的四种称呼“寄”、“象”、“狄鞮”与“译”很有可能是不同语言中对译者的称谓。与本文关系最为密切的,是上述四种称谓中的“译”。《说文解字》解释“译”为“传译四夷之言者”[3]。据孔颖达疏和《说文解字》中的解释,从狭义角度来讲,“译”指通传北方语官;从广义上来说,又指“传译四夷之言者”。

日本早期的欧文翻译并非直译,而是用汉文体来意译。“《花柳春话》(1878)出现以后的翻译体的主流是汉文直译体,随之而起的政治小说也大多以汉文直译体为主轴”(山本正秀《第十五章 翻译文体的对达》,《近代文体发生の史的研究》,岩波書店,1965),由此我们能够理解《佳人之奇遇》之所以可以迅速由日文转译为中文正是因为其文体最为适用于梁启超《和文汉读法》的规则。

上述结论并非耸人听闻的夸饰之词,试看彼时文坛名流大同小异的表达:

在近代由日本输入的汉语词,被称作日语“外来语”,这里也借用这种称谓。在“外来语”上加上引号,是为了与直接来自西方的外来语(如沙发、咖啡、逻辑等)相区别。因为这二者毕竟有些不同。

到了近代,当日本与西方语言遭遇后,便用汉语抽象名词去大量地对译西方的概念。例如,用“经济”对译“economy”,用“自然”对译“nature”,用“文学”对释“literaure”等。作为中国人,我们不仅应该知道这些被日本人用来翻译西方概念的汉语词汇,原本是从中国引进的,我们更应该知道,这些汉语词汇传入日本后,在含义方面已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变化。抽象名词从一个民族传入另外一个民族,不可能始终如一地保持原汁原味。即便在文化发展阶段相等的两个民族之间,也可能发生某种误读和误解,何况当时的日本在文化发展阶段上与中国是如此之悬殊。那一大批植根于中国文化土壤中的抽象名词被日本人移植过去之后,要想真正在日本的文化土壤里生根开花,就必然要与汉语之原意发生某种程度的切割与剥离。日本学术界对这些汉语词汇在古汉语中的原意以及传入日本后的意义转化,曾经做过很多考索。例如“经济”一词,在古汉语中原指“经世济俗”、“治国平天下”,但传入日本后,其意义则变得狭窄起来,专指财务经营、财政措施等。再如“自然”这个词,在古汉语中原指不依赖人力,或人对之无能为力的现象;但传入日本后,却具有了“偶然”、“万一”、“意外”这几层意思。还有一些词,在汉语中原本只被用于一种很具象的场合,并不含有明显的抽象意义;但传入日本后,词义渐渐向抽象的方向发展。例如,现代汉语中的“社会”这个词,已经是一个抽象名词,是诸多日语“外来语”中的一个。这是日本学人对英语“society” 的对译。但“社会”在古汉语中,却基本上是一个具象名词,特指每年春秋两季乡村学塾举行的祭祀土地神的集会。但这个词传入日本后,渐渐地别有所指,开始变味了。江户末期,日本已将以教会为中心的教团、教派称作“社会”,已然使这个词汇具有一定程度的抽象意义了。

当两个相距遥远的民族交往时,往往不能找到通双方语言的人员,不得不借助第三种语言,故有“九译”和“重译”之说。是指进行几道翻译之事,形象的说,就是先将A民族的语言翻译成B民族语言,再将B民族语言翻译成C民族语言,最终达到译成汉语的目的[4]。

日文里真正导入欧文直译体是明治20年(1887)以后,即在汉文体的基础上引入欧文直译体,注重欧文表达的逐字翻译。这种欧文直译体虽然生硬,且有些地方无视日语规范文体中的格的位置,但是采用这种文体的主要原因在于欧文体“严谨精微”的周密性。这种文体经由森田思轩揉合成一种“外形与内容并重的周密文体”后,德富苏峰主办的《国民之友》杂志(1887—1898)便成了这一文体的主要阵地。

“英国的天时与气候是走极端的,冬天是荒谬的坏。”——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

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数量是很惊人的。据统计,我们今天使用的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有70%是从日本输入的,这些都是日本人对西方相应语词的翻译,传入中国后,便在汉语中牢牢扎根。我们每天用以高谈阔论、冥思苦想和说“东”道“西”时所用的概念,竟大都是日本人弄出来的,——想到这一层,我的头皮就有些发麻。

在用汉字对译英文词汇与概念方面,主要有如下几种作法:

《尚书》记载“远方重译而至七十六国”[5]。《尚书》大传记载:“周成王时,越裳氏重九译而贡白雉”[6]。《册府元龟》外臣部记载:“周公居摄三年越裳以三象胥重译而献白雉”[7]。越裳在交趾之南,与汉地相距遥远,语言不通,所以与中原只能“重译”往来。汉武帝时,平南越置交趾郡。但是,“虽置郡县,而言语各异,重译乃通”[8]。

在这一过程中,特别是所谓的欧化语言的影响问题上,日语的欧文翻译体的特征实际上与汉语讨论的问题是一致的,山本正秀(《西洋文学の日本文体に及ぼした影響》,《言文一致の歴史論考》,桜楓社,1971)主要举出以下几点特征:

“立在翁则生家的空地里,前山后山的山景,是依旧历历可见的。” ——郁达夫《迟桂花》

实际上,离开了日语“外来语”,我们今天几乎就无法说话。就在我写这篇谈论日语“外来语”的文章时,也必须大量使用日语“外来语”,否则就根本无法成文。这个问题近几年也不时被人以不同的方式道及。例如,雷颐先生在介绍美国学者任达的《新政革命与日本》一书的《“黄金十年”》一文中,便写道:

第一种方式,是接受汉语中已有的译法。日本现代学者在论及本国近代的翻译工作时,往往不忘提及利玛窦、徐光启、莫里逊这些先行者所提供的参考。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有些名词、术语,正是当初来华的传教士及其中国合作者所共同创造的译法。据日本学者考证,至少“数学”、“理论”、“银行”、“保险”、“批评”、“电气”这几例,属于日本近代学人对中国已有译法的袭用。在人们谈到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时,往往把上述词汇也包括在内,这显然是不正确的。

《尚书》大传与《册府元龟》的记载,内容方面基本相同,只是“三象胥重译”和“重九译”这几个字上的差别。“象胥”是周官称谓,即上述《礼记·王制》中四方翻译称谓中译南方语言之“象”。据《礼记》记载“此官正为象者,周始有越重译而来献,是因通言语之官为象胥。谞谓象之有才知者也”[9]。《周礼》记载,象胥“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而谕说焉”[10]

1.翻译新词,如“社会、理想、自由”等;

“松树是一片浓黑的,天空是莹白的……”——冰心《往事(二)》

通过大量的翻译引介,一大批日语词汇融入到现代汉语之中。有意思的是,这些词汇甚至迅速取代了“严译”的大部分术语。这些几乎涉及各类学科的新词汇或是现代日本新创造的,或是使用旧词而赋以新意,现在又被广大中国知识分子所借用,这大大丰富了汉语词汇,并且促进了汉语多方面的变化,为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奠定了一块非常重要的基石。

第二种方式,是对汉语词汇的原意加以改造,使之适合用于对译英文概念。通过这种方式产生的译语很多。如革命、艺术、文化、文明、文学、封建、阶级、国家、演说、民主、自由、经济、社会等,均属此例。前文已述,有些汉语词汇输入日本后,其含义已自然而然地发生了某些变化,如“经济”、“社会”等。日本学人在选定此类汉语词汇来对译“economy”、“society” 等相应的西文概念时,应该不会有过多的犹豫。而更多的时候,日本学人必须对汉语词汇的原意进行有意识的加工,才能为某个西文概念量身定做一个大体合适的译语。将汉语词汇的语意抽象化,是日本学人改造汉语词意的一种途径。例如“阶级”一词,汉语原意指台阶和官位俸给的等级,并不具有多少抽象的意义。而当日本学人把“阶级”作为英文“class”的译语后,便已将这个词大大地抽象化了。另外一种途径则是将汉语词汇的原意覆盖面缩小,仅取其中的一部分,用来对译西文概念。例如“文学”这个词,汉语原意十分宽泛,一切文字形态的书籍和文献,都属于“文学”之列,汉唐时期,“文学”甚至还是一种官职。而当日本学人用“文学”来对译英文的“literature”时,只是用了其中的部分含义。还有一种途径,便是对汉语词汇仅仅假其字而完全不取其义,甚至赋予其一种与汉语原意完全相反的意义。例如“民主”这个词,汉语原意指“庶民之主宰”,而当日本学人用以对译英文的“democracy”时,便令其表达了一种与汉语原意截然对立的意义。

《史记三家注》有“重九译”[11]的记载,《史记》正义解释为“重重九遍译语而致”(《史记》正义是唐人张守节所作,宋人合刻《史记三家注》)。在唐朝时期,译语除了指口译人员之外,已经有了指翻译之事和互译语汇这两个含义。

2.接头、接尾词的发达,如“泛太平洋、非合理性、超特急、反战、妥当性、自然主义、近代化”等;

“天是蓝得可爱,仿佛一汪水似的。” ——朱自清《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现在我们常用的一些基本术语、词汇,大都是此时自日本舶来。如服务、组织、纪律、政治、革命、政府、党、方针、政策、申请、解决、理论、哲学、原则等等,实际上全是来自日语的“外来语”,还有像经济、科学、 商业、干部、健康、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法律、封建、共和、美学、文学、美术、抽象……数不胜数,全是来自日语。

第三种方式,是新造汉语词汇。当实在找不出对译英文概念的相应汉语词汇时,日本学人便利用现有的汉字构成新的词组。以这种方式产生的英文译语也为数不少。在具象名词中,上文提及的“电话”当属此列。在抽象名词中,个人、民族、宗教、科学、技术、哲学、美学等等,都是这种生搬硬造的产物。例如“哲学”一词,为在西文东译方面做出卓越贡献的西周所造,用以对译英文的“philosophy”;“美学”则为有“东洋卢梭”之誉的中江兆民所造,用以对译英文的“aesthetics”。

从明人文集中对不同民族、国家语言和汉语的对译语汇的命名,体现出“译语”一词的由来与《礼记·王制》篇的记载有关。

3.三人称代词的性别区分,如:彼he,彼女she;

汉语纯以神运,简短洗练,若属摹状,便将描写客体与所属特征直接相连而不用系词。所以,《老残游记》交代大明湖胜景时,并未将“那楼台树木,格外光彩”写作“那楼台树木是格外光彩的”。英语则不然,尽管描写客体与所属特征在表达语境之下存在对等关系,却为了遵从“句有动词”的语法规则而不得不以系词连接,因而be(相当于汉语的“是”)成了必需的造句要素。

图片 2

还有另外一种情形,即被日本近代学人从汉籍中选取用作英文译语的词汇,在汉语里并不独立存在。例如“主义”,在古汉语里原本不是一个单独的词汇。日本现代学者在考证“主义”的语源时,却硬说“主义”一词原为汉籍所有,并列举了《史记.太史公自序》中的“敢犯颜色以达主义”一句为证,想以此佐证日本近代学人确实系从汉籍中找到“主义”这个现成的词汇,去对译英文词尾“ism”的。但太史公这句话里的“主”,指的是“主上”,即汉文帝,全句的本意是说“敢于犯颜强谏,致皇上于义”。所谓“达主义”,不是说自己要坚持实现某种信念,而是说“要使主上抵达义的境界”。在这句话中,“主义”根本不构成一个独立的语言成分。有趣的是,日本出版的《大汉和词典》中,也列举《太史公自序》中的这句话为“主义”一词的汉文出典。日本近代学人有可能是将汉籍中的“主义”误读成一个词,并作了望文生义的理解,再用以对译西文的“ism”。不过,日本近代学人的汉文程度都很高,也可能他们根本就没有误解汉文,“主义”不过是他们新造的一个词汇,与“以达主义”这种汉文中的“主义”并无关联。而真正误解误读的,只是后来的考证者。

明代吴人慎懋赏所撰《四夷广记》[12]中,收入了十三种语言和汉语的对译语汇。例如,东夷有日本寄语、朝鲜寄语、琉球寄语、瓜哇寄语、满剌加寄语;北狄有鞑靼译语、女直译语;西夷中有榜葛剌译语、安南国译语、还有未标明的对译语汇,但一看便知,是回回馆译语,有波斯文原文和汉字音译及汉译;南夷有占城象语、暹罗象语、真腊象语。这一命名与《华夷译语》中诸蕃语言和汉语对译语汇之命名有所不同。大体上是以东、南、西、北四方不同国家语言和汉语的对译语汇,分为寄语、译语、象语三种。但是,其中北方和西方国家语言和汉语的对译语汇,均称为译语;东方国家语言和汉语的对译语汇称为寄语;南方国家语言和汉语的对译语汇称为象语;这一命名应出自《礼记·王制》篇“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的记载。

4.添加动词:“尊敬を払うpay”“注目に値するworth…ing”“…を見し出したfound”“理解をもつhave”;

正因为如此,在曹雪芹笔下,甄士隐如此夸赞贾雨村:“雨村兄真抱负不凡也!”英国翻译家霍克斯译为英文时,则“补”了那个不可或缺的系词be,于是,这句本色汉语获得了纯正的英文形式:You are a man of no mean ambition。

严复(1854-1921)

值得一提的是,今天在中日两国都被广泛使用的那些作为西文译语的名词、概念,也并非一开始就在日本得到了普遍的认可。在日本近代刚开始大量译介西方著作时,往往同一个西文名词、概念,会有数种译法,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存不悖。只有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才能最终存活下来的。例如,“literature”这个英文词汇,一开始在日本至少有“文章学”和“文学”两种译法,而最后“文章学”遭淘汰,“文学”被接受。再如“art”这个概念,一开始有“艺术”、“美术”、“文学技艺”等数种译语并行,直到上世纪初年,“艺术”才最终战胜其他译法而站住了脚。有时,一个译语的产生和定型,所经历的过程是十分艰难曲折的。例如“个人”这个概念,今天在中日两国的使用频率都很高。这是英文“individual”的译语。汉语中原本没有“个人”这个词,据日本现代学者考证,“个人”这个译语的选取,原本是对汉语“一个人”的省略。在一开始,也曾直接用“一个人”来对译“individual”,而且在很长时期内,这个英文概念在日本有多种译法并存,“各殊之人身”、“独一者”、“人”、“独一个人”、“私人”等译语都曾被使用过。“个人”这种译法并不是最早出现的,但却笑到了最后。

译语的设置

5.语法上的欧化主要表现在被动态,进行时,使役态,关系代词,无人称代词,形容词的比较级,主语多用等现象上;

白话文运动倡导言文合一,为语言建设指出了一条健康的发展道路。可惜时势相迫兼以挟裹偏见,中国精英由声讨文化进而归咎语言,不但彻底否定了源远流长的优美文言,也抛弃了发端于宋元、成熟于明清的古典白话。

雷颐先生是以肯定的口气谈到日语对汉语的侵入的。而李兆忠先生的《汉字的圈套》一文,则在与雷颐先生做了相同的介绍后,不无遗憾地写道:

翻译家严复强调,要想深切了解西方思想学术,必须直接读原著。借助翻译已是不得已而为之,借助翻译的翻译,则隔尘更多,去真更远。他认为,日本对西方概念的翻译多不准确,因此不能无条件地借用,要敢于坚持自己的译法。例如,他反对“经济”这个日本译语,而代之以“计学”。他认为 “经济”一词,原意比英文“economy”要宽泛的多,因此不宜作该词的译语。再例如,他拒绝借用日文译语“社会”,而坚持把英文的“society”译作“群”,把“社会学”译作“群学”。此外,“capital”一词日译“资本”,严译“母财”;“evolution”一词日译“进化”,严译“天演”;“philosophy”一词日译“哲学”,严译“理学”;“metaphysics”一词日译“形而上学”,严译“玄学”。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译语”始设的具体年代,尚不清楚。唐宋、日本、新罗、渤海、高丽,都设“译语”,作为口译人员。

6.来自英文的新的表达:“換言すればin other”“ある意味ではin a sense”等;

这真是个值得思索的问题,同样一个西方科学术语,到了中国和日本,就被译成两种味道相去甚远的词,最后却是以中译失败,日译胜利而告终,这是为什么呢?或者换一种不太合理的问法:严复、梁启超们为什么没有想到采用明治初期的日本学者那种比较自由和通俗的意译法?同样,明治初期的日本学者为什么没有像二十年之后的大陆学者那样,采用那种引经据典式的译法呢?

但严复对日本译语,也并非一概拒绝。在他自己的著述中,使用日本译语的例子并不鲜见。对有的日本译语,他也非常首肯。例如,对把英文“liberty”和“freedom”译作“自由”,严复就毫无异义,并且说:“西名东译,失者固多,独此无成,殆无以易。”

唐与中亚诸国、西域、日本、新罗等周边民族、国家之间,有着频繁的往来。唐朝在相应机构设置了专门的翻译,当时被称为“译语人”,鸿胪寺设有译语人[13]。唐朝还在中书省下设“蕃书译语”[14]。

  1. 修辞法:拟人法,倒装句,感叹句的多用;

如前所述,中国学人在借鉴西方文明时抛弃了本国的文化遗产,以妄自菲薄的心态对本族语文痛施挞伐。北大教授钱玄同的观点颇有代表性,他批评“中国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进而倡导,“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华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

这里把梁启超与严复相提并论有些不妥,但提出的问题确实是值得思索的。汪丁丁先生的《“经济”原考》一文,是对“经济”二字的汉语原意进行追溯,实际上也同样涉及到日语“外来语”问题,因为“经济”也是众多日语“外来语”中的一个。而考古学家陈星灿先生的《考古学就在我们身边》一文,倡议中国的考古学“建立自己的话语系统”,因为“所谓的国家、文明、私有制等等概念都是从国外输入的”,它们用来说明中国古代的情形或许并不很合适。陈先生所说的这些概念,虽然源自西方,但毕竟是日本人把它们译成现在这样的汉语词的。对这些概念的反思,也必然引发对翻译过程的追问。

在怎样翻译西方术语问题上,当初在中国是有过争议的。大体有三种观点。一种主张尽可能有中国自己的译法,反对无条件地借用日译,严复可为其代表。一种主张尽可能借用日本已有的译法,王国维可为其代表。还有一种观点,则主张对西文术语进行音译,章士钊可为其代表。实际上,有些西方术语,也确曾以音译的方式广为流行,如“德谟克拉西”(民主)与“赛因斯”(科学)。就是严复,也有过音译西方术语的成功尝试,如将“Logic”音译成“逻辑”,据说便出自严复之手。“逻辑”二字,在音、形、意三方面都是上乘之选,所以能够站住脚。对“Logic”,日本也有意译和音译两种译法,意译作“论理”,但后来还是音译更为流行。“逻辑”这个汉语译法,也传入了日本,而且还经常出现在在现代日本著作中,但往往加注“logic”的日语译音。在日本,“逻辑”一词可说是中、日、西三种文化的混血儿,即中国的字,日本的音,西方的意思。

据《唐六典》记载:“鸿胪寺译语并记二十人”[15]。《新唐书》记载,中书省有“蕃书译语十人”[16]。这是唐朝在中央机构所设置的翻译人员。除了中央机构设有译语之外,民间也有译语进行翻译活动。在吐鲁番出土文书及《李文饶文集》中,多处可见有关译语人的记载。向达先生指出:“李文饶集多记载唐会昌初年译语人诸事,在京回鹘译语人,屡及石姓译人,谓为‘皆是回鹘种类’”[17]。

8.标点符号的健全。

回首百年,学界前辈的颠覆论调固然基于建设热忱,奈何影响既广,积弊已成,悍炼简短、浏亮清畅的本色汉语已然遭受污染,终成末大不掉之势,恶性欧化给汉语留下了时逾百年的不良影响。上世纪20年代,关于翻译标准的“信”“顺”之争势同水火,似乎忠实原文的“信”跟畅达可诵的“顺”判然对立,难以两全。“宁信而不顺”的主张更是为硬译、呆译,甚至死译提供了口实。

以上是我近年偶然见到的涉及到日语“外来语”的文章中的几篇。这些文章,也引发我对这一问题的兴趣。

由于我们使用的西方概念基本上是日本人替我们翻译的,因此在中国与西方之间,也就永远地横隔着一个日本。

唐朝译语,主要由居住在中原的藩、胡人来充当。在唐以前,已有西域人入居中原。《后汉书》记载“蛮夷皆置邸以居之,若今鸿胪寺也”[18]。黎虎认为唐代从中央到地方机构之译语人,多以“昭武九姓”胡人来充任,是因为他们兼通胡汉语言[19]。《唐会要》记载:“永徽元年十月二十四日。中书令褚遂良。抑买中书译语人史诃担宅”[20]。史诃担应是当时担任中书译语的中亚史国胡人。

日本当时在对译英语时,也是采用的汉文训读体, 这样一来,通过翻译反映在日文中的这些特征, 实际上在形式上更便于被中文接受, 我们只要看看中文里“值得关注/注意……”这一表述都是出现在民国以后,就会发现上述现象都是与汉语中的欧化问题一脉相通的。

余光中先生曾对民国以来劣译夺位、侵染汉语的现象痛加反思,因而呼吁译语本色,维护母语纯洁。笔者的《瓦尔登湖》翻译,尤其译林版修订,便秉承“译意而不译辞”的原则。因而,面对篇首所引文句,不惜“背叛”原文,不惮“漠视”系词,直接写作“瓦尔登的山光水色内敛含蓄”——这是维护母语纯洁的自觉选择。

20年前,当我开始学习日语时,我发现日语中有那样多的汉语词,这令我有过短暂的惊奇;而后来,当我知道汉语中有那样多的日语词时,我却不得不有持久的惊讶。

图片 3

在唐朝,中亚、西域使臣、僧侣、商人往来频繁,他们中间有些人能通诸族语言,常成为现成的口译人员。关于唐朝政府对译语人素质方面的要求,学者观点不同。塞诺认为唐朝对译语的要求不高,不要求懂得文字,能懂胡、藩等少数民族语言、而又能通汉语者,可担任译语。并提出唐朝译语,年龄限在15-20岁,无定数,有专职和兼职人员[21]。其依据当是《新唐书》所记载“鸿胪译语,限年十五以上、二十以下,择仪状端正无疾者”[22]。马国荣则认为唐朝政府对译语人员的素质要求较高。各边州郡县开设了一些译语学校和短期训练班,培养和选拔更多的翻译人才。译语人,基本上都是由熟悉汉文化和精通汉语,并长期生活在唐朝的蕃客所担任[23]。他的依据是“其边州令制,译语学官,常令教习,以达异意”[24]。

黎锦熙的《国语运动史纲》(商务印书馆,1934)是把白话文与欧化文分开表述的,前者说的是“民国六七年间新文学运动初期所谓‘白话’,这种白话,是已经有了七八百年的历史的,已经产生了从水浒传西游记直到老残游记这些‘活文学’作品,所以当时一声吶喊,全国的学士大夫,自然而然都‘不学而能’地写得出从没写过的‘白话文’来”,就好像白话文运动在胡适倡导下,经陈独秀《新青年》上的呼应,然后就有鲁迅《狂人日记》的对表,短短几年就算完成了似的。后者则是“新文学运动以后到现在逐渐流行的‘欧化的语体文’,……如‘经济困难’,于古于俗皆无征,完全是二三十年来从日本输入的,……我曾雇一车夫,他常问我的一句话:‘回头我没有来接您的必要吧?’这真是‘欧化的大众语’了”。他总结说前者的“白话”可写成“文”却不能说,而后者的“欧化的语体文”则有转向说的可能,即为言文一致的途径之一。

我们知道,梭罗关于语言具有专业学者的修养,《瓦尔登湖》显示了他卓越的修辞技巧,也给翻译导致了很多障碍。他的作品亦庄亦谐、妙趣横生。常常通过双关、原始义和典故的活用让文字充满了谐趣。

先是汉字和汉语词汇进入日本,并造就了日本的书面语;当日本在近代与西方相遇后,便大量使用汉字和汉语词去译相应的西方名词、术语;出自日本学人之手的这些译语,在清末又潮水般涌入中国。——这个过程很复杂,也很有趣。我所能接触的资料十分有限,只能勉强说出一个大概。

由于译语者,多非汉人,故有时亦存在获取朝廷信任的问题。例如,李德裕《论译语人状》记载“右缘石佛庆等皆是回鹘种类,必与本国有情。纥扢斯专使到京后,恐语有不便于回鹘者不为翻译,兼潜将言语辄报在京回鹘。望赐刘沔忠顺诏,各择解蕃语人不是与回鹘亲族者,令乘递赴京,冀得互相参验,免有欺蔽。未审可否”[25]。这是说,译语石佛庆与回鹘关系密切。在担任口译时,唐朝方面不利于回鹘的言行不但可能不翻译出来,而且可能私下为回鹘通风报信,故希望有非回鹘亲族的译语在场监督。石佛庆当为中亚石国胡人。向达先生认为其流寓长安应在文宗、武宗之际[26]。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十多年间,可谓中日文化交往最为频繁的时代,亦有“中日黄金十年”之说以印证当时的两国间的交流情形。我过去在《〈汉语大词典〉在处理日语借词上的几个问题》(《日语研究》第2辑,商务印书馆,2004)一文中曾指出过这一现象带来的语言问题:

双关常常会使讲述蕴藉隽永、意味深长。他写到一位渔人长时间垂钓而一无结果,于是得出结论,他已经“跻身那些古老的修士之列了”,而“修士”(Coenobites)这个词在英语中恰好是“鱼儿未曾上钩”(see no bites)的谐音。

历代以来,译者地位并不高,自明成祖开始,方准许译者参加科试。译语也不例外,地位并不高。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大批的中国留学生来到日本。中国近代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文学家以及科学家等都曾在日本留学,汲取知识,并将之介绍到中国来。郭沫若就曾说过:“中国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成的。”“中国的新文艺是深受了日本的洗礼的。”(《桌子的跳舞》,《创造月刊》第一卷第11期,1928.5.1)从文学上来证实这一点的研究已经有很多了,这里我想关心的是语言上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定义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而所谓“现代白话文著作”的作家们多是那些经历了日本留学的人,他们写的文章中如果大量使用了日本式汉语,那么我们也只好当做“规范”予以接受了。

他写到了春天的雁鸣说,“头雁的规则鸣叫不时传来,满怀期待能在泥泞的池沼中开斋”,而“开斋”一词,其常用义却是“早餐”,追溯其语源,却由break(打破)和fast(斋戒)合成。这是梭罗通过原始义的剔发予文字以点化,以获得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的手法,这种任由驱遣、挥洒自如的辞令技巧源自卓越的语言修养,而典故的化用则显示了他深厚的文献功底和敏锐的识断。他说,他栖居湖畔时几乎没有丢过什么东西,唯一的例外是一本荷马史诗,至于下落,他说“它曾摆在我们营中的某个士兵面前”,这句跟上下文多少有点距离的表述让我们感到纳闷,殊不知,这句话是在化用中国的典故,其出典在东方典籍《孔子家语》中。这个典故既交代了事象,又因其内涵而隐隐地传递出值得揣摩的人生态度。

语言中的词汇,有名词、动词、形容词等数种区分。现代汉语中的所谓日语“外来语”,基本属名词类。但名词本身也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可见可感可触的很具体的事物、场景的命名,如桌、椅、草、木、山、川、日、月等等;一类则表示一种抽象的意义,也就是所谓术语、概念,如政治、经济、民主、自由、科学、文化 等等。前者可称之为具象名词,后者可称之为抽象名词。

《唐会要》记载:“开元十九年十二月十三日敕。鸿胪当司官吏以下,各施问籍出入,其译语掌客出入客馆者,于长官下状牒馆门,然后与监门相兼出入”[27]。《新唐书》“鸿胪译语,不过典客署令”[28]。黎虎认为唐译语人的地位不得超过七品以下的典客、署令[29]。

这一背景下,语词的借贷似乎多引人注意,除了大家议论纷纷的新名词外,比如鲁迅的作品里,量词的用法也几乎是沿袭日语的用法, 大原信一曾举一个“匹”的例子,指出其在鲁迅作品里的使用范围是超出现代汉语的规范用法的,如从大动物到小虫蚁都可以使用“匹”做量词。但在文体上,首先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梁启超的“新民体”的形成与德富苏峰的文体之间的密切关系(大原信一《梁启超与日语》,《近代中国のことばと文字》20—40页,東方书店,1994),而德富苏峰的问题又可上溯到“严谨精微”的欧文体。

谐音、双关、原始义和典故活用等辞令技巧在《瓦尔登湖》中俯拾即是,乃至成了这部作品的一个鲜明特色,它为本书赋予非常别致的意味,同时也形成了翻译的巨大障碍。译者面对这种现象,在尽最大可能照顾表意的前提下进行了迻译,但终因英汉语言和中西文化的差异而无法尽行表现,所以,通过注释再现作品风貌成了不得已的选择,因为尽最大可能以译语传递源语的信息是译者的责任。

在日语“外来语”中,具象和抽象两类名词都有。具象名词今天仍在使用的,可举“电话”和“俱乐部”两词为例。“电话”是日本人生造的汉语词,用来意译英文的telephone。当初中国人对这个英文词采取了音译,译作“德律风”。在一段时期内,“电话”和“德律风”两种叫法通用。但后来,“德律风”这种叫法终于湮灭。关于这个译名,我发现过一点有趣的资料。

宋朝与契丹、女真、蒙古、党项等北方民族时战时和,须有翻译人员。宋朝亦在四方贡奉使下设置译语通事,皆是为国外或少数民族传译而建置[30]。据宋周密《癸辛杂识》《后集》“译者”条“今北方谓之通事,南蕃海舶谓之唐帕,西方蛮徭谓之蒲义,皆译之名也”[31]。宋、辽、金时期,均设立通事人员。姚从吾先生认为“舌人改称通事,大概在唐代末叶,或辽宋初年。南宋以后,始废舌人、译者,专称通事”[32]。

日本出版的《明治·大正·昭和翻译文学目录》(国会图书馆编,风间书房,1959)收有四万条书目,明治时期(1868—1911)就有近两千种。因而,谭汝谦《中日之间译书事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实藤惠秀监修,谭汝谦主编,小川博编辑《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亦说:

本世纪初年,一群在日本的绍兴籍留学生曾联名给家乡写回一封长信,其中详细介绍了日本的近代化情形,鲁迅也列名其中。信中说到“电话”时,特意注释道:“以电气传达言语,中国人译为 ‘德律风’,不如电话之切。”于此亦可见日语输入中国的途径之一种。而“俱乐部”则是日本人对英文Club的音译。这几个汉字,音、形、意三方面都是绝佳的选择,所以在中国沿用至今。但也有些日译具象名词进入中国后,又被淘汰了。例如“虎列拉”,在中国曾被使用了相当长的时间,但如今却被“霍乱”取代。

《宋史》记载“四夷有译语、通事、书状、换医、十券头、首领、部署、子弟之名,贡奉使有庭头、子将、推船、防授之名,职掌有傔”[33]。这里,译语、通事同时出现,可以看出,宋、辽、金以后,通事作为口译官在北方较为普遍使用的情况下,译语并没有被通事一词所取代。

西洋作家如Jules Verne, Maupassant, Camille Flammarion, Allen Upward, Hermann Sudermann等,通过梁启超、吴梼、鲁迅、包天笑等幼稚的译笔,从日译本重译过来,清末读者亦受落。

具象名词本身也许并不值得多谈,我感兴趣的是抽象名词。但具象名词与抽象名词之间,有时并无明确的界限。有些名词,在古汉语中本不具有抽象的意义,传入日本后,则被抽象化了。

日本、新罗与唐朝有着频繁的外交关系。日本、新罗多次派使团到唐朝。译语应是在这一时期传入日本、新罗等地。日本派往唐朝的僧侣、留学生中就有译语。据《日本书纪》记载,日本派往唐朝的留学生八人中有“奈罗译语惠明”[34]。根据日本延历寺所藏最澄入唐求法时的台州公验,日本求法僧最澄入唐求法,随行人员中有“译语僧义真”,驹井义明认为义真是“通译”[35],即口译人员。日本派往唐朝使团中所出现的译语,应是随行翻译人员。

这样看来,现在很多专门研究汉语的欧化文体的著作等于是完全跳过这一环节,不去看梁启超,而直接跳到胡适。明明知道中国近代翻译的60%以上来自日语,却只强调仅占21%的欧美翻译。比如,吴梼译自俄国作家契诃夫《黑衣教士》的下述例子,实际上正是译自日人薄田斩云翻译的《黑衣僧》(《太陽》杂志十卷13—14号,1904.10.1—11):

图片 4

关于朝鲜半岛三国时代译语的情况,朝鲜方面的史料记载非常缺乏。据《三国史记》记载:“史台。掌习诸译语”[36]。这里,译语应是指对本国语和外国语的翻译之事或指翻译语汇。不是指口译官。这一史料证明,在朝鲜半岛,三国时代,已出现了学习各国语言的情况,而且,由史台掌管此事。其目的应该是为从事翻译而学习外国语。

①随即启行,转向从前的恩人,又是第二个父亲,俗称义父,当时俄国著名园艺家白叔忒斯开所住的处在。(軈て自分の以前の恩人、且つは第二の親たる、當時、露国の園藝家として名を知られて居るペソトスケー氏の處へ出かけた。)

在与汉字遭遇之前,大和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但却有自己的语言系统。在原有的日语中,具象名词很丰富,对种种具体事物都有很精确的命名,但抽象名词却极不发达。这也并不奇怪。当一个民族还没有自己的文字时,是不可能有发达的抽象思维的,因而也就不会有大量的概念产生。只是在与汉语接触后,汉语中众多的抽象名词才进入日本原有的语言中。

关于新罗译语,日本方面的史料多有记载。正填补了朝鲜方面史料记载之不足。

②那些生机活泼的花草,被水浇灌了,湿气油然,四面散开浓香。(日は早や没せんとして、生々と、水を灌かれた草花は、湿気ある、人を簇す様な香を发散して居る。)

汉语中的种种具象名词,例如山、川、草、木、日、月、云、雾,等等,虽也传入日本,但日本人可按照自己原有的发音来读这些汉字,但像汉语中的自然、道德、政治、经济、风流、文学这类抽象名词,因日语中原本就没有相应的词与之匹配,便只能模仿汉语的发音来读这些词。在大和民族与汉语相遇时,汉语中的抽象名词,在音、形、意三方面对他们都是陌生的。

《日本书纪》记载:“由是天皇诏大伴大连室屋,命东汉直掬以新汉陶部高贵、鞍部坚贵、书部因斯罗我、锦部定安那锦、译语卯安那等迁居于上桃原、下桃园、真神原三所”[37]。

例①中“处在”带有一个很长的定语,而且定语中还嵌入了一个介绍“恩人”情况的插入语,这种修饰结构的形式在以往的白话中是很难见到的,口语里更是根本不说的。汉语的“被”字句原有两个特点,一是通常只用于不如意的事情,而一般不用于如意的事情;二是句子的主语通常都是指人的,而很少是指物的。例②的“被”字句却都说的是如意的事情,且主语还是指物的名词,这样的“被”字句在以往的白话中也是很少见到的。这些都是语法上的所谓“外国语迹象”,也就是欧化的语法现象。

而在近代,当日本与西方语言遭遇后,大量采用汉语抽象名词去译西方概念,例如,用“经济”译“economy”,用“自然”译“nature”,用“文学”释“literaure”。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知道这些被日本人用来译西方的词汇,原本是从中国输入的,但我们更应该知道,这些汉语词在传入日本后,其中不少意义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变化。抽象名词从一个民族传入另一个民族,不可能始终保持原汁原味,即便在文化发展阶段相等的两个民族间,也可能发生误读和误解,何况当时的日本在文化发展阶段上与中国如此悬殊。那一大批植根于中国文化中的抽象名词被日本移植过去后,要真正在日本文化中扎根生长,就必然要与汉语原意发生某种程序的分离。

《日本后纪》记载:“六年春正月壬寅,是日停对马使生一员置新罗译语”[38]。

笔者现将日文附在中文例句后加以比较,可以看出作为典型的欧化语法所强调的两点:“处在”前所带的很长的定语和 “被”字句的特殊用法,都是先反映在日语里加波浪号的部分上,中文等于是日文的直译,也就是说,这种欧化现象完全是通过日文转译过来的。

日本现代学术界对这些汉语词在古汉语中的原意以及传入日本后的意义变化,也多有考索。例如“经济”一词,在古汉语中指“经世济俗”、“治国平天下”,但传入日本后,则意义变得狭窄起来,被专用来指财务经营、财政措施。再如“自然”这个词,在古汉语中指不依赖人力,或人对之无能为力的现象,但在传入日本后,却具有了“偶然”、“万一”、 “意外”这几种意思。

《日本后纪》记载:大宰府报告,西海出现三艘新罗船,因语言不通,消息难以了解,“差新罗译语并军毅等”[39]。

的确,我们看这个吴梼(1880—1925)经日文还翻译了很多外国小说,其中有一半选自《太陽》杂志刊登的日译外国小说。比如吴燕的研究(《〈燈臺卒〉をめぐって》,《清末小説》第33号,2010)便是就其《燈臺卒》的翻译来厘清文本间的相互关系和翻译上的问题点的,这里仅举该译本的成立始末:

还有的词,在汉语中原本只被用于一种很具象的场合,并不具有明显的抽象意义,但在传入日本后,词义则渐渐向抽象的方向发展。例如,现代汉语中的“社会”这个词,已是一个抽象名词,是日语“外来语”中的一个。这是日本学人对西方“society”的翻译。但“社会”在古汉语中,基本上是一个具象名词,特指每年春秋两季乡村学塾举行的祭祀土地神的集会。

毫无疑问,新罗译语的作用应是消除语言阻隔,传译双方语言。译语卯安那、新罗译语应是日本方面,懂新罗语的口译人员。

1902年 田山花袋以英译为底本翻译出《灯台守》,登载于《太陽》杂志

《辞海》上举《东京梦华录·秋社》中的一段话来说明这个词:“八月秋社……市学先生预敛诸生钱作社会,以致雇倩祗应、白席、歌唱之人。归时各携花篮、果实、食物、社糕而散。春社、重午、重九,亦是如此。”但这个词传入日本后,渐渐别有所指。据日本学者铃木修次考证,在江户末期,日本已将以教会为中心的教团、教派称作“社会”,这就已经使这个词具有一定程度的抽象意义了。

《高丽史》中多处出现有关译语的记载,小仓进平早已提出《高丽史》中频繁出现的译语应为口译人员[40]。《高丽史》记载“置司译院,以掌译语”[41],指出在高丽时期,司译院应是掌管译语的机构。

1903年 馬場孤蝶译《灯台守》登载于《新小説》(明治三六·六)

据《高丽史》记载,文宗二十七年五月,西北方面兵马使报告,请求派乡人来观战,于是遣“定州郎将文选及将校译语等着蕃服与”[42]。这是说高丽与女真、契丹为东蕃问题争战时,将校译语等穿上蕃服去观战。这里的将校译语应是懂女真语或契丹语,能进行高丽方面的语言和女真、契丹语言互译的口译人员。

浅野憑虛(和三郎)译《灯台守》登载于《文艺界》(明治三六·八)

对日本近代学人用汉语词译西文概念的过程,我一直很感兴趣。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有种种权衡、取舍,有迟迟找不到一个合适译语的苦恼,也有绞尽脑汁后终于“吟安”一个译话的欣喜,当然,也可能有不得不姑且用一个并不很合适的译语时的遗憾。由于资料的限制,对这个过程,我尚不能知道得很多。但可以断定的是,日本近代学人在译西文概念时,大体有以下几种方式。

《高丽史》记载,恭愍王七年五月倭焚乔桐,高丽方面派各蕃人马去防卫倭贼,其中有“译语各五人赴阻江赤口朽石等处”[43]。此处译语五人,未记载姓名,他们应该是懂日本语的口译人员,有沟通语言阻隔的媒介作用。

1906年 吴梼根据田山花袋的译本翻译成白话文《灯台守》登载于《绣像小説》

第一种方式,仍是向中国学习。从时序上说,中国接触西方文化远比日本早。早在7世纪的时候,就有基督教僧侣来中国传教。此后,13世纪的马可·波罗,16世纪的利玛窦,是广为人知的西方文化在古代的使者。在利玛窦的时候,西方汉译的工作已开始。徐光启与利玛窦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这是人所共知的。

高丽称口译人员为译语应受宋朝影响。但与唐宋不同的是,高丽时期有译语、译语别将、译语郎将、译语中郎将等不同称呼。为了方便起见,现将其列表如下:

1907年 馬場孤蝶译《灯台守》收入《泰西名著集》

1870年,新教传教士莫里逊来到中国。他把《新约》译成汉语,全版《新约》于1814年出版。更重要的是,他还编了一本汉英词典,词典第一卷于1817年印行,整部词典四开本,共六卷,4595页,于1823年出齐。传教士与中国合作者所从事的西方汉译的工作,尤其是汉英词典的编纂,为近代日本学人翻译西文概念提供了借鉴。

表一《高丽史》所见译语资料:

1908年 周作人又据美国人Curtis的英译本用文言文译成《灯台守》

他们也许并没有过多地袭用传教士和中国合作者的译法,但他们无疑会从这类西文东译的先行者那里得到不少启发。日本现代学者在论及本国近代的翻译工作时,往往不忘提及利玛窦、徐光启、莫里逊这些先行者所提供的参考。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有些名词、术语,正是当初在中国的传教士和中国的合作者共同创造的译法。对这类译语进行全面的列举是一件难事,但据日本学者考证,至少“数学”、“理论”、“银行”、“保险”、“批评”、“电气”这数例,属日本近代学人对中国已有译法的袭用。在人们谈到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时,这些往往也被包括在内,这是不正确的。

《高丽史》文宗三 卷九

1909年 《灯台守》收入在东京出版的《域外小说集》

第二种方式,是对汉语词的原意加以改造,使之适合于作西文概念的译语。通过这种方式产生的译语很多。例如革命、艺术、文化、文明、文学、封建、阶级、国家、演说、民主、自由、经济、社会,等等,都属这一类。上文说到,有些汉语词输入日本后,意义已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变化,例如“经济”、“社会”等。日本学人在选定这种汉语词来译“economy”、“society等相应的西文概念时,该不会有过多的犹豫。

文宗二十七年,秋七月 丙午制曰黑水译语加西老谕东蕃为州县。

也就是说, 吴梼的中文译文实际上是译自田山花袋的日文,而田山花袋则是由英文翻译过来的。这一点与周氏兄弟的《域外小说集》相似,并不是直接译自外文原文,而是经日文转译为多。《共产党宣言》的翻译也一样,即陈望道的初版也是译自日文的,而日文又是从英文转译的(拙稿《〈共产党宣言〉的翻译问题》,《二十一世纪》第九十三期,香港中文大学,2006)。从这一例子也可以看出,研究汉语的近代文体的形成,日文翻译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儿。我们查检《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会发现其中共收入转自日译的欧洲文学翻译就有76种,如果加上登载在杂志上的单篇译作,数量远远不止于此。如果再加上其他社会科学的翻译,这种转译带来的文体上的影响就更不容忽视了。所以说,这种大量的日语文献、小说被译成中文,加之中文转译的日译西方小说,西化的汉语文体必然包含“日本”这一环节,无视这点便会出现很多偏颇的见解。

而更多的时候,日本学人必须对汉语词的原意进行有意识的加工,才能为某个西文概念选定一个大体合适的译语。将汉语词的语意抽象化,是日本学人改造汉语词意的一种途径。例如“阶级”一词,汉语原意指台阶和官位俸给的等级,不具多少抽象的意义,当日本学人把“阶级”作为西文“class”的译语后,便将这个词大大抽象化了。

《高丽史》元宗一卷二十五

实际上,鲁迅强调的直译在这一点上是与日本欧文体的周密性主张相一致的。既要输入新的思想内容,在感受文学的同时也要输入新的表现法。鲁迅认为:“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作文的秘诀,是在避去熟字,删掉虚字,就是好文章,讲话的时候,也时时要辞不达意,这就是话不够用,所以教员讲书,也必须借助于粉笔。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就是脑筋有些胡涂。倘若永远用着胡涂话,即使读的时候,滔滔而下,但归根结蒂, 所得的还是一个胡涂的影子。”而要医这病,只能是“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 即翻译“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关于翻译的通信》,《二心集》,《鲁迅全集》,第4卷,第373页)。这里说的新的表现法当是由直译而导入的,基于这些因素, 我们还可以通过下面几点来探讨一下日语对汉语欧化文体形成的一些影响,比如英语定语从句中的关系代词能表述很长的内容,日语翻译后也照样,于是乎,留日作家的句子里也多出现长定语:

另一种途径则是将汉语词的原意缩小,即取其原意中的一部分,来译西文概念。例如“文学”这个词,汉语原意十分宽泛,一切文字形态的书籍文献,都属“文学”之列,在汉唐,“文学”还是一种官职。而当日本学人用“文学”来译西文的“literature”时,只取了其中的一部分含义。

元宗二年,随太子谌到元朝。

她不是“苟活到现在的我”的学生,是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青年。(鲁迅《纪念刘和珍君》)

还有一种途径,便是对汉语词仅仅假其字而完全不取其义,甚至赋予一种与汉语原意完全相反的意义。例如“民主”这个词,汉语原意指“庶民之主宰”,而当日本学人用以译西文的“democracy”时,便令其表达了一种与汉语原意截然对立的意义。

《高丽史》元宗二卷二十六、卷一百三十林衍传

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鲁迅《狂人日记》)

上一篇:没有了
下一篇:没有了
  • 首页
  • 电话
  • 经典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