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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格尔顿关心的其实并非西方文学正典的存废,本文授权转载自《文艺报》

就方法而言,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实际上是把文学理论和文学引向了哲学研究的世界中,并试图通过经验、体制等概念范式对其发生、发展过程进行阐释。但即使是哲学,也必须区分欧陆“高深理论”传统与英美的“文学哲学”传统,二者在伊格尔顿的论述中是分开进行的,对此他的态度是存而不论。他打比方说,欧陆理论家是“穿衬衫必敞领口”,英美理论家则“任何时候都系着领带”,前者自由大胆、充满批判性,后者成熟严谨。

文 |丛子钰

7.董志强:《对维根斯特坦“家族相似”理论的批判》,《哲学研究》2003年第11期.

伊格尔顿当然不满足于对文学本体做一种维特根斯坦式的哲学沉思。他再次像堂吉诃德一样,向各种文学理论的风车发起了冲锋。对他而言,证明别人是错的,和证明自己是对的一样重要。形式主义批评家们是错的,因为他们将文本当作“精致的瓮”,不重视文本生成的历史,过分强调了文学的语言特性;德里达和福柯他们是错的,因为他们把一切文本当成是社会历史中的“话语”(discourse),否认文学的自主性,结果滑向了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的深渊。至于一向重视历史与权力的后殖民批评、性别研究和女性主义批评等新“显学”,则根本未进入伊格尔顿的法眼,因为《文学事件》并不屑于与“低理论”展开对话。

[15][16][17][21]吴炫.当前文艺学论争中的若干理论问题[J].文学评论,2008.(4).

文学性只能建立在相似性而不是差异性的基础上,这一点通过文学创作中的情感也能获得合理的解释。“没有人会致力于书写原则上只有自己能懂的思想或情感,哪怕是《芬尼根守灵夜》的作者。不存在那种除我之外任何人都不可能拥有的情感,但可能存在那种别人碰巧没有而我却有的情感。写作便是卷入某种可以共享的意义建构活动。即便是最明显的私人经验也暗含了普遍性维度,这也是使文学成为可能的因素之一。”如果文学只是表达独特的经验,即使是没有任何人直接经历过的经验,也不意味着不能理解这种经验,凡是表现为物质事实的东西,包括词语在内,一定通过普遍中介的原则跟所有使用这种语言的人类联系在一起,除非这种经验只是存在于作者的脑中,从未通过语言表达出来,不然它就是某种能够理解的存在物。这样一来,伊格尔顿在《文学事件》中所表达的核心也恰恰是维特根斯坦从《逻辑哲学论》到《哲学研究》所表达的哲学,在前一著作中,他说过,“凡是能够说的,都能够说清楚,凡是不能说的,必就应该保持沉默”,而在后来的作品中,他则认为“哲学的结果是揭开一个又一个十足的胡说和理性举头向语言的一些界限碰撞后留下的一块块的肿块。这些肿块使我们看到了发现的价值。”哲学发现概念只能紧紧跟在现实之后,但它的力量全部储存在概念之中,也就是说,现实也只有通过概念才成为现实,否则只是混乱而非理性的表象。而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通过将文学概念化,来使文学得到自由。问题是,自从文学理论诞生到解构主义,文学已经日渐衰落。“解构主义标志着衰落的人文主义转向好战的反人文主义的转折点……现如今……文学作品或许仍然可被视为事件,但如今它们成了堕落的行为、一种拙劣的表演。既然文学的媒介是这种无底洞一般的双向性,即语言,它们就只可能是堕落的。”另一方面,可能恰恰因为在文学受到理论和批评的浸染之后,才拥有了自由的可能性,它自愿选择堕落,而不是享受强制的幸福。

就方法而言,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实际上是把文学理论和文学引向了哲学研究的世界中,并试图通过经验、体制等概念范式对其发生、发展过程进行阐释。但即使是哲学,也必须区分欧陆“高深理论”传统与英美的“文学哲学”传统,二者在伊格尔顿的论述中是分开进行的,对此他的态度是存而不论。他打比方说,欧陆理论家是“穿衬衫必敞领口”,英美理论家则“任何时候都系着领带”,前者自由大胆、充满批判性,后者成熟严谨。

“如果说文学是对现实中无法解决的矛盾的象征性解决,那文学的潜文本就是这个无法解决的矛盾,而文学也成为这个矛盾的一部分。在这样的一种理解中,文学和现实是不可分割的。这不是因为文本是现实的反映、同构、复制,也不仅是因为现实永远已经是文本化的,最主要的是,文学是对现实的策略性行为:文学不仅使某个环境出现,而且是对这个环境的回答。”

在书的结尾,伊格尔顿如是总结:“策略是有目的的(purposive)计划,但不是一个单一主体的有意识(intentional)话语。一个非文学的例子就是葛兰西称为霸权的那种力量,霸权指向某些目标,但不能被理解为一个单一主体的行动(比如统治阶级)。策略既不是客体,也不是单一的(unitary)行动。假如策略完全是现实世界的事物,这不是因为它‘反映’或‘对应’现实,而是因为它通过运用某些受规则制约的手段,以一种维特根斯坦式语法的方式将现实组织成有意义的形式。”

斯坦利·费什,当代读者反应批评的重要理论家。费什的读者反应批评在西方产生较大影响,他的“意义即事件”、“介绍团体”、“反对理论”等提法都具有独特的内涵

[11]南帆主编.文学理论新读本[M].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3.

文学本身不具备辩证机器的动力,因为文学家总是单方面地试图成为唯名论者,让文学家接受抽象总是艰难的,感官特殊性对于他们来说就像是呼吸一样,是一种本能,也是文学的本质,而认知能力不过是偶然的补充,所以资产阶级的“趣味”概念对于创作者而言是不需要在创作时考虑的事,至少对于“为艺术而艺术”的纯粹艺术家而言,它们不太重要。

《文学事件》共分为五章,第一章讨论的是整个问题的哲学根基,也就是中世纪晚期开始的唯名论与实在论的论争核心,在这场论争中,神学家和哲学家们不断阐释的重点是“本质”究竟存不存在。唯名论者在乎特殊性,认为本质只是一种表达方式,现实总是越出概念的边际;而实在论者则看重普遍性,坚持本质是一种确切的存在,不存在超越概念的现实。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别从精神分析学、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现象学、接受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批评等角度,解释文学的本质如何在作者、作品和读者之间的关系中产生。在第四章和第五章中,伊格尔顿甚至走得更远,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文学理论的本质是什么?他认为,这是一门研究文学“策略”的学说。

他将这五种相似性因素概括为:虚构的(fictional)、道德的(moral)、语言的(linguistic)、非实用的(non-pragmatic)和规范的(normative)。

伊格尔顿反对特里林的另一点,源自两人对想象的不同认识。在伊格尔顿看来,仅有想象是不够的,因为这样一种“主观知识”并不见得会带来实际的道德行动。例如,施虐狂也许完全可以想象到皮鞭下受害者的痛苦,但这不见得会让他们停止这种折磨。道德如何转换为一种美德知识(而非康德意义上的道德律令)的实践,就变得殊为重要。在一个没有公义的社会,如果我们从作品中汲取的,仅是关于恶的“感觉”或对受难者的“移情想象”,那么文学远远没有实现其应有的社会功能。对于现实主义小说来说,“忠于生活”就是作者和读者需要进行的道德实践之一;对于后现代文学而言,“接受叙述的碎片化和真理的暂定性”也许就成了另一种生活中的美德。

[22]黑格尔.小逻辑[M].贺麟译.商务印书馆,2003.242.

《文学事件》共分为五章,第一章讨论的是整个问题的哲学根基,也就是中世纪晚期开始的唯名论与实在论的论争核心,在这场论争中,神学家和哲学家们不断阐释的重点是“本质”究竟存不存在。唯名论者在乎特殊性,认为本质只是一种表达方式,现实总是越出概念的边际;而实在论者则看重普遍性,坚持本质是一种确切的存在,不存在超越概念的现实。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别从精神分析学、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现象学、接受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批评等角度,解释文学的本质如何在作者、作品和读者之间的关系中产生。在第四章和第五章中,伊格尔顿甚至走得更远,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文学理论的本质是什么?他认为,这是一门研究文学“策略”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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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的时间,更应该是思考的时间。

本文选自但汉松新书《以读攻读》

当然,笔者反对文学理论的本质论范式,并不主张走向文学存在论的取消论。西方解构性后现代主义者反本质主义/本质论之后往往既走向“本质虚无论”,又走向“存在取消论”,代表性的是解构主义。在它们那里,世界、事物根本不存在形而上之维,剩下的只有形而下的现象。具体落到文学理论问题上,就是既反对文学具有固定的本质,又反对文学的任何存在论思想。笔者认为,当今时代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存在论思想,不过这个存在论思想不应还停留在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阶段,更不应以本质化约替代本体,而应真正走向存在,恢复“本体论”的存在论本意。也许,从21世纪的社会文化现实出发,在吸收中外文论关于文学存在论研究的有效资源的基础上,建构以现代哲学存在论为基础的文学存在论,并将之确定为多元化文论语境中的文学基础理论范式,可能是实现中国新世纪文论研究新突破的一种明智选择。

当然,这些都仍然是在社会历史的范畴内的思考,对伊格尔顿来说,在《文学事件》中更重要的是能用一种确定的、可以科学分析的方法去单独看待文学本质性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伊格尔顿自己可能仍然重新陷入了社会批判理论所批判的那种方法,为了得出答案而设立问题。为此,他走向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类似性”理论,用以解决本质主义与随机性之间的两难选择,并试图用这种“更温和的本质主义”来从实际上捍卫文学。在《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谈到的“家族类似性”理论建立在对游戏共同性的讨论中,维特根斯坦认为在游戏之间没有共享成分,人们在游戏时拥有的是“某种交叉重叠的相似性的复杂网络”,同理,“文学性”也可以用这种重叠的相似性关系来进行限定,通过文学的对立范畴,人们就可以获得文学的范围,但什么是文学的对立面这个问题仍然难以确定。“文学的对立范畴可能是事实性、技术性或者科学化的写作,可能是那些二流的,或是未能激发我们想象力的写作,抑或那些并未从‘文雅’或上流圈子里衍生出来的文字,或是那些不能向我们透露神性的作品,如此等等。”伊格尔顿意识到,首先用来确定相似性的范畴必须是有意义的、决定性的,只有同本质性的范畴相似,才能说明对于这个家族的附属,但这又回到了最初的问题,文学是什么?“文学不是传达观念的媒介,不是社会现实的反映,也不是某种超越性真理的体现;它是一种物质事实,我们可以像检查一部机器一样分析它的活动。文学不是由事物或感情而是由词语制造的,故将其视为作者心灵的表现乃是一个错误。”(《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至少在1983年,伊格尔顿对“文学性”的判断仍然在于其差异性而不是相似性,他在新的探索中则更多希望看到某种更协调的状况。困境并没有得到解决,不过伊格尔顿稍微妥协地走向了动态化,他之所以亲近了“家族相似性”理论就在于它不仅仅是分析,而是一种持续的介入。“家族类似概念本质上是动态的,就是说它自带某种扩张与变形的能力。这也是一些保守派批评家对它保持警觉的原因之一。”这样一来,文学性的概念就得到了扩容,它不再是一个严格限制在经典体系下的创作风格,而允许自己的边界随着文学事实而动摇。在这个立场上,伊格尔顿同《什么是文学》的作者萨特达成了共识,尽管在其他问题上二者可能是分道扬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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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起来,这一理论的核心思想是“以事物之间的‘相似性’关系取代并否定传统哲学所认为的事物之间存在的‘共同性’联系——即事物的本质”,即认为事物之间要么在总体上要么在细节上存在着重叠、交叉的种种相似,但是并无本共同的本质。明晰了这一点,就很容易厘清伊格尔顿在《文学事件》中的分析论证思路。

《文学事件》中最深得我心的,其实是伊格尔顿对于文学的伦理维度的评述。如果说文学的本质在哲学上看依旧玄而又玄,那么文学的功能则更容易谈清楚,而且也更为重要。在宗教影响日益衰退、精神生活日益败坏的年代,马修·阿诺德认为伟大的文学可以替代宗教起到教化作用。伊格尔顿也认为,“在一个后信仰的时代,文学已经成为了道德的范式。”

[6]童庆炳.维纳斯的腰带[M].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55.

一方面,作为社会辩证法的继承者,伊格尔顿在揭示文学独特性的过程中,也不断地揭示这个独特化过程的政治性,这种来自正统批判理论的力量在第一章对神学唯名论的讨论中就已经跃跃欲试。“将本质或者共性清除出去,就可以软化该物质,进而令其更驯服于力量的支配。当然还有更加进步的反本质主义形式,只是其拥护者通常未能意识到,这个信条其实也能服务于人自身统治的合法化……就像弗朗西斯·培根所认识到的,对万物的真正控制包括对其内在属性的知识化掌握,但这和尊重事物的特殊性,也就是马克思所谓的使用价值是相悖的。”该理论最早出现在马克思·韦伯的社会学批判中,后来在整个社会批判理论中达成了共识。同样,结合18世纪与19世纪文学独立化的进程,人们会发现同样的规律,当不同类型的文学体裁,尤其是它们的创作者联合起来,用“文学”和“文学性”这个名字站在资产者的一边去对抗贵族时,他们就拥有了短暂的、假冒的自由,但当资产阶级建立统治,不再需要通过文学作品来建立自我认同和安慰的机制时,那些被抛弃的作家和艺术家不仅失去了自由,而且失去了他们的艺术。

生存还是毁灭

第一,“家族相似理论”本身便存在着内在逻辑上的问题。维根斯特坦的“家族相似理论”是以事物之间的“相似性”关系取代并否定事物之间的“共同性”联系,“而事物之间的“相似性”关系是以事物之间的‘共同性’关系为前提,否定了‘共同性’,也就否定了‘相似性’,从而也就无所谓‘家族相似’”。

伊格尔顿另一个诡计,则是选择性地运用其历史主义立场。谈到形式主义和新批评时,伊格尔顿指出这种“去历史化”的批评模式其实恰恰就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正是因为工业革命后新兴起的中产阶级的恶趣味,带来了文学的堕落,所以才需要在20世纪初高韬地强调“文学性”,将“真文学”和那些庸俗读物区别开来。然而在论述读者反应批评时,伊格尔顿却吝啬于给出一个历史语境。费什看似极端的“认知建构主义”若是还原到冷战时代,将之视为对“新批评”的保守主义所进行的反拨,自然还是有其进步色彩的。美国大诗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在1934年吃了妻子留在冰箱里的梅子,便在餐巾纸上草写了个便条道歉,之后诗人仅仅重新将之分行,未改一字,遂成了诗歌史上的杰作。而少了“新批评”的语境,今日中国诗人将日常废话分行发表,则成了徒增笑耳的“梨花体”。

上文列举分析了主流派、建构主义、关系主义、穿越主义的理论建构实践与建构方略,这些肯定不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界对这个问题的全部思考。不过它给我们展示了一个窗口,通过这个窗口,我们看见了关于这个问题的最典型的风景。这是在“反本质主义”之后成长起来的一片片各具特色的但又都是在“本质论”格栅内绽放自己的风景。面对这样的风景不免让人沉思,反本质主义之后,中国新世纪文论还驻足于“本质论”的园地能否寻找到摆脱困境的出路?新世纪的东西方社会文化现实还能为这一片片“本质论”的风景提供生长的土壤吗?我们这个时代究竟需不需要文学理论?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文学理论?也许这个老而又老的问题再一次摆在了我们的面前。

在最后一章中,伊格尔顿讨论了文学的策略,他说:“……如果它们都是入世的,那不是因为它们‘反映’或者‘顺应’现实,而是因为——有点像维特根斯坦对语法的观点——它们采用特定的统治技术,将现实组合成有意义的样式。策略的概念还允许我们发掘文学理论不同分支之间的相似之处”。在文学与文学理论的关系中,体现了文学哲学的可能性和优越性。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仍然应该看到,伊格尔顿并没有解释得比萨特更细致全面。当然,萨特更在乎人类的责任而不是文学的责任,因为在战俘营里生活过的人就知道,脱光了衣服的文学解决不了脱光了衣服的人的问题,它只给人带来强化了的恶心和毫无自尊。因此,当伊格尔顿从纯文学与道德的角度谈到“某种元-海明威式、寡言少语的叙事风格可能会把它的道德意义藏得十分隐蔽,甚至到了无法察觉的地步。罗兰·巴特认为新小说在刮去道德毒素上居功甚伟。一部作品的道德重点体现在它记录物质世界时一丝不苟的态度以及明晰的条理上,也在于它对幻想镇痛剂和暧昧感伤的坚定拒绝。”萨特则说道:“纯艺术和空虚的艺术是一回事,美学纯洁主义不过是上个世纪的资产者们漂亮的防卫措施,他们宁可被人指责为缺乏文化修养,也不愿意被说成是剥削者。所以,他们自己也承认作家必须谈论什么事情。可谈论什么呢?”而当英国人伊格尔顿谈到读者的希望,谈到人们希望从作品中读到一些超越字面意义的真理,法国人萨特却不招人待见地将那种真理、那种艺术家的灵魂解释出约定俗成的社会性来。“除非另有强烈的动机,人们没有向公众显示自己灵魂的习惯。但是,约定俗成允许几个人有保留地把自己的灵魂投入商业领域,而且所有成年人都能得到它。今天对许多人来说,精神产品就是这样一种花不了几个钱就能买到的游魂……人们把这些游魂变得不能加害于人的全套加工过程叫做文学艺术。它们经过鞣制、提炼和化学处理,就能为买主提供机会,以便它们从整个儿向外发展的一生中抽出片刻来培育自己的主观世界。”从艺术家和存在主义哲学家的体验与立场出发,萨特发现了阶级社会中文学以及一切艺术本身以及对它们的接受的假真理,“作家向社会展示它的形象,他命令社会承担这个形象或者改变自身。不管怎样,社会起了变化;它失去了因无知而得到的平衡;它在羞愧和厚颜无耻之间摇摆不定,它实行自欺;作家于是使社会产生一种负疚心理,因此他与维持平衡的保守力量永远处于对抗之中,他的目的就是要打破平衡……只有统治阶级有财力酬劳一种既非生产性的、又如此危险的活动,而他们这样做既是出于策略,也是出于误会。对大多数人是误会:统治阶级的精英分子已从物质烦恼中解脱出来,他们得到充分的自由,渴望对自身进行反思;他们想回复自我,就委托艺术家向他们展示自己的形象,殊不知这以后他们必须担当这个形象。对某些人是策略,他们认出了危险,就给艺术家颁发年金以便控制他的毁灭力量,所以艺术家是统治阶级的‘精英分子’的食客。但是就其功能而言,他与养活他的那些人的利益背道而驰。”所以,萨特将全部关于文学以及人类自由的希望都寄托在一个无阶级社会,只有在无阶级的社会里艺术家才能够不受威胁地站在不同人群的对立面,保持距离地观察他们,既支持又反对,萨特称这种方式为“介入”,对一个作家来说,确实是一种值得期待的乌托邦。而伊格尔顿所谈到的开放性,可能确实没有顾忌那种与政治乌托邦相关的愿望,但为文学的一般受众,也就是普通读者提供了更多提高自我的机会,为未来的文学事实建立了一种至少能够清晰地解释和想象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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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伊格尔顿并不是给定一个本质主义的定义,而是借助“家族相似理论”的思想,找出文学现象中的五种相似性。

归根到底,真正好的文学批评应该关注的是什么呢?伊格尔顿告诉我们,应该是文学的这种事件性,是作者的写作策略和读者的阅读策略,是文本、读者和作者之间的戏剧性对话,是这种策略和背后的深层“语法”(grammar)。对于维特根斯坦而言,阐释这种语法的运作机制,也正是哲学研究的根本任务。难怪伊格尔顿更愿意称自己的研究为“文学的哲学”(philosophy of literature),而不是文学理论。

[12][13][14]南帆.文学研究:本质主义,抑或关系主义[J].文艺研究,2007.(8)

正如序言中所说,其实《文学事件》(The Event of Literature)一书的题目本来是个无可奈何的翻译结果。“event”一词在这里更多地指活动的方式和场所,所以《文学事件》的真正含义就是“文学如何发生”,文学的本质就通过它发生的方式和场所向人们自我揭示。但这种揭示不是自动的,仍然需要读者和批评者付出许多努力去甄别。伊格尔顿要求人们回到文学体验发生之处,并且只有在与“非文学”的对立中,它才能够确定自己的位置。

正如序言中所说,其实《文学事件》一书的题目本来是个无可奈何的翻译结果。“event”一词在这里更多地指活动的方式和场所,所以《文学事件》的真正含义就是“文学如何发生”,文学的本质就通过它发生的方式和场所向人们自我揭示。但这种揭示不是自动的,仍然需要读者和批评者付出许多努力去甄别。伊格尔顿要求人们回到文学体验发生之处,并且只有在与“非文学”的对立中,它才能够确定自己的位置。

在30年前的《文学理论导引》中,我提出了一个关于文学本质的强烈的反本质主义的境况。我认为文学没有任何本质,那些被称为“文学”的作品没有任何一种或某些共同的性质。然而我依旧要为这种观点辩护,现在我比那时更加明晰“唯名论”不是“实在论”的唯一替换。这一观点并不遵循这一事实,即文学没有本质这一范畴就完全没有了合法性。

为了进一步强调文学作为“事”的存在,伊格尔顿在《文学事件》中借用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speech-act theory)。简而言之,文学语言在句法、风格或修辞上与日常语言并无绝对区别,其特殊性体现在文学能以言行“事”。伊格尔顿进一步改造了奥斯汀的观点,认为所谓施为性(performative)的和描述性(constative)的语言在文学中并没有真正界限,因为文学虚构在用文字描述世界时就已经完成了某种行为。当菲茨杰拉德透过尼克的眼睛描述盖茨比的奢华别墅和狂欢派对时,文学不仅仅是在蓦仿,更是在创造一个“爵士时代”;当乔伊斯在奥地利小镇上写着《都柏林人》时,他也是并非玩笑地在“锻造着爱尔兰民族不曾存在的良心”。文学语言的这种“施为性”,与《圣经》传统里的“太初有言”遥相呼应,也是文学可以成为“事件”的理论前提。换而言之,在文学虚构这个反身指涉的世界里,语言拥有和神一样的创世力。在这样的世界里,无所谓真与假的命题判断,因为文学虚构是自己的立法者,向自身赋权,所有文学要素以“共和”体制共存于文本 。

一、“反本质主义”之后的“非本质主义本质论”

特里·伊格尔顿2012年著作《文学事件》的中文版于2017年面世。在这本小册子中,伊格尔顿返回了30年前《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1983)中的基本问题:文学有没有本质?在当初那本影响甚众的著作中,他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时隔多年,伊格尔顿经过新一轮反思后觉得,似乎应该有个更乐观的态度,至少对于这个问题的解释不应像当初那样斩钉截铁,所以在《文学事件》中,他决定重新探讨一下文学的共相与殊相。

“创建影像,拆除壁垒!”

关键词:伊格尔顿;《文学事件》;家族相似理论;策略;文学本质

为了避免在“挂一漏万”的本质主义和“全盘否定”的相对主义之间二选一,伊格尔顿从他最心仪的哲学家维特根斯坦那里搬来了救兵,即“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这是一个非常生活化的譬喻,相当简单易懂。家族成员之间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相似之处(体形、相貌、眼睛的颜色、步姿、性情等),有时是总体上的相似,有时是细节上的相似。同理,文学大家族中的个体作品之间并没有连贯的单一特征,它们的相似性存在于“相互重叠和交叉的复杂网络”中。

[20]吴炫.论文学的“中国式现代理解”——穿越本质和反本质主义[J].文艺争鸣,2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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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授权转载自《文艺报》

然后他对众多文学理论流派和思潮视域下的文学本质进行了批判和否定,并将炮火集中在批判“后现代主义”和“文化理论”之上,认为“文化理论”已经成了为“那些被狭隘的分析哲学、经验主义的社会学和实证主义的政治学神经紧张地卸掉了的大题目,一些大的令人困窘的题目”提供场地的堆放场,“并没有任何作为一门学科的特殊的统一性。”

这位师从雷蒙德·威廉斯的剑桥尖子生真正成为耀眼的学术明星,应从《文学理论导论》(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1983)算起。这本影响了欧美大学几代学生的教科书式读物其实绝无詹明信的《语言的牢笼》那般建构学理的雄心。它以伊格尔顿最为擅长的“走马灯”方式,对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主要流派进行了梳理和批判,最后雄辩地告诉我们:所谓“纯文学”理论其实是并不存在的学术神话而已。然而三十年后,作者在《文学事件》里又雄辩地告诉我们,他已经改变了当年的看法,认为文学确实存在一种当年他竭力证伪的“本质”(essence)。伊格尔顿或许并不认为这种学术立场上的“转身”之举有何值得尴尬。在他的辩证法世界里,这种“双手互搏”的游戏不仅是追求真理的必要,而且也很有趣。

[10]方克强.文艺学:反本质主义之后[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

在最后一章中,伊格尔顿讨论了文学的策略,他说:“……如果它们都是入世的,那不是因为它们‘反映’或者‘顺应’现实,而是因为€€€€有点像维特根斯坦对语法的观点€€€€它们采用特定的统治技术,将现实组合成有意义的样式。策略的概念还允许我们发掘文学理论不同分支之间的相似之处”。在文学与文学理论的关系中,体现了文学哲学的可能性和优越性。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仍然应该看到,伊格尔顿并没有解释得比萨特更细致全面。当然,萨特更在乎人类的责任而不是文学的责任,因为在战俘营里生活过的人就知道,脱光了衣服的文学解决不了脱光了衣服的人的问题,它只给人带来强化了的恶心和毫无自尊。因此,当伊格尔顿从纯文学与道德的角度谈到“某种元-海明威式、寡言少语的叙事风格可能会把它的道德意义藏得十分隐蔽,甚至到了无法察觉的地步。罗兰€€巴特认为新小说在刮去道德毒素上居功甚伟。一部作品的道德重点体现在它记录物质世界时一丝不苟的态度以及明晰的条理上,也在于它对幻想镇痛剂和暧昧感伤的坚定拒绝。”萨特则说道:“纯艺术和空虚的艺术是一回事,美学纯洁主义不过是上个世纪的资产者们漂亮的防卫措施,他们宁可被人指责为缺乏文化修养,也不愿意被说成是剥削者。所以,他们自己也承认作家必须谈论什么事情。可谈论什么呢?”而当英国人伊格尔顿谈到读者的希望,谈到人们希望从作品中读到一些超越字面意义的真理,法国人萨特却不招人待见地将那种真理、那种艺术家的灵魂解释出约定俗成的社会性来。“除非另有强烈的动机,人们没有向公众显示自己灵魂的习惯。但是,约定俗成允许几个人有保留地把自己的灵魂投入商业领域,而且所有成年人都能得到它。今天对许多人来说,精神产品就是这样一种花不了几个钱就能买到的游魂……人们把这些游魂变得不能加害于人的全套加工过程叫做文学艺术。它们经过鞣制、提炼和化学处理,就能为买主提供机会,以便它们从整个儿向外发展的一生中抽出片刻来培育自己的主观世界。”从艺术家和存在主义哲学家的体验与立场出发,萨特发现了阶级社会中文学以及一切艺术本身以及对它们的接受的假真理,“作家向社会展示它的形象,他命令社会承担这个形象或者改变自身。不管怎样,社会起了变化;它失去了因无知而得到的平衡;它在羞愧和厚颜无耻之间摇摆不定,它实行自欺;作家于是使社会产生一种负疚心理,因此他与维持平衡的保守力量永远处于对抗之中,他的目的就是要打破平衡……只有统治阶级有财力酬劳一种既非生产性的、又如此危险的活动,而他们这样做既是出于策略,也是出于误会。对大多数人是误会:统治阶级的精英分子已从物质烦恼中解脱出来,他们得到充分的自由,渴望对自身进行反思;他们想回复自我,就委托艺术家向他们展示自己的形象,殊不知这以后他们必须担当这个形象。对某些人是策略,他们认出了危险,就给艺术家颁发年金以便控制他的毁灭力量,所以艺术家是统治阶级的‘精英分子’的食客。但是就其功能而言,他与养活他的那些人的利益背道而驰。”所以,萨特将全部关于文学以及人类自由的希望都寄托在一个无阶级社会,只有在无阶级的社会里艺术家才能够不受威胁地站在不同人群的对立面,保持距离地观察他们,既支持又反对,萨特称这种方式为“介入”,对一个作家来说,确实是一种值得期待的乌托邦。而伊格尔顿所谈到的开放性,可能确实没有顾忌那种与政治乌托邦相关的愿望,但为文学的一般受众,也就是普通读者提供了更多提高自我的机会,为未来的文学事实建立了一种至少能够清晰地解释和想象的可能性。

最后在考察众多主要的文学理论之后,他得出结论:一切的文学批评都是政治批评,现代文学理论的历史乃是我们时代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历史的一部分。

已近古稀之年的伊格尔顿虽然忙着四处执教、演讲和树敌,却丝毫没有才思枯竭的迹象,最近十二年里居然写了十五本书。2012年5月耶鲁大学出版社的《文学事件》(The Event of Literature)也许不如上一本那么撩拨众人的神经,可也称得上是一场小规模的“文学事件”。我之所以这么说,并非是要吹捧伊大师的影响力,而是要在维特根斯坦和阿兰·巴丢的语境下使用“事件”(event)这个词——一种处于运动过程中的、影响正在生成中的存在物。于是,《文学事件》在伊格尔顿的思想体系中就不再是孤立静止的物(thing),它所关注和讨论的问题贯穿了他四十多年的学术生涯。

[3]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J].文学理论争鸣辑要[Z].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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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路德维希·维根斯特坦:《哲学研究》,涂纪亮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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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陶东风.文学理论:建构主义还是本质主义?——兼答支宇、吴炫、张旭春先生[J].文艺争鸣,2009.(7).

当然,这些都仍然是在社会历史的范畴内的思考,对伊格尔顿来说,在《文学事件》中更重要的是能用一种确定的、可以科学分析的方法去单独看待文学本质性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伊格尔顿自己可能仍然重新陷入了社会批判理论所批判的那种方法,为了得出答案而设立问题。为此,他走向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类似性”理论,用以解决本质主义与随机性之间的两难选择,并试图用这种“更温和的本质主义”来从实际上捍卫文学。在《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谈到的“家族类似性”理论建立在对游戏共同性的讨论中,维特根斯坦认为在游戏之间没有共享成分,人们在游戏时拥有的是“某种交叉重叠的相似性的复杂网络”,同理,“文学性”也可以用这种重叠的相似性关系来进行限定,通过文学的对立范畴,人们就可以获得文学的范围,但什么是文学的对立面这个问题仍然难以确定。“文学的对立范畴可能是事实性、技术性或者科学化的写作,可能是那些二流的,或是未能激发我们想象力的写作,抑或那些并未从‘文雅’或上流圈子里衍生出来的文字,或是那些不能向我们透露神性的作品,如此等等。”伊格尔顿意识到,首先用来确定相似性的范畴必须是有意义的、决定性的,只有同本质性的范畴相似,才能说明对于这个家族的附属,但这又回到了最初的问题,文学是什么?“文学不是传达观念的媒介,不是社会现实的反映,也不是某种超越性真理的体现;它是一种物质事实,我们可以像检查一部机器一样分析它的活动。文学不是由事物或感情而是由词语制造的,故将其视为作者心灵的表现乃是一个错误。”至少在1983年,伊格尔顿对“文学性”的判断仍然在于其差异性而不是相似性,他在新的探索中则更多希望看到某种更协调的状况。困境并没有得到解决,不过伊格尔顿稍微妥协地走向了动态化,他之所以亲近了“家族相似性”理论就在于它不仅仅是分析,而是一种持续的介入。“家族类似概念本质上是动态的,就是说它自带某种扩张与变形的能力。这也是一些保守派批评家对它保持警觉的原因之一。”这样一来,文学性的概念就得到了扩容,它不再是一个严格限制在经典体系下的创作风格,而允许自己的边界随着文学事实而动摇。在这个立场上,伊格尔顿同《什么是文学》的作者萨特达成了共识,尽管在其他问题上二者可能是分道扬镳的。

9.John R. Searle,Expression and Meaning(Cambridfe,1979).

经过漫长的哲学铺垫,伊格尔顿接下来要用更为漫长的两章谈同一个问题,即“什么是文学”。正如一些国外书评人抱怨的那样,这长达86页的两章是全书最令人乏味的部分。这并不奇怪。对于文学的定义,人们往往更习惯在一两句名人俏皮话里寻找答案。小说家伊夫林·沃(Evelyn Waugh)说:“文学就是对语言的恰当运用,无论说了什么和为什么说。”批评家斯图亚特·凯利(Stuart Kelly)则说:“文学指的是能扩展文学疆域的东西。大卫·福斯特·华莱士是文学。乔纳森·弗兰岑只是尝试在写文学小说。”这些即兴发挥的定义往往散落在文学教授的课堂开场白里,小说家或诗人的演讲和笔记里,文青们在读书会或咖啡馆的闲聊里。它们往往让读者觉得茅塞顿开,智力提升,但静下心来一想,其实还是似是而非,云里雾里。

[21]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147-154.

特里€€伊格尔顿2012年著作《文学事件》的中文版于2017年面世。在这本小册子中,伊格尔顿返回了30年前《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的基本问题:文学有没有本质?在当初那本影响甚众的著作中,他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时隔多年,伊格尔顿经过新一轮反思后觉得,似乎应该有个更乐观的态度,至少对于这个问题的解释不应像当初那样斩钉截铁,所以在《文学事件》中,他决定重新探讨一下文学的共相与殊相。

3.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商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但是,在文学与非文学界限模糊的后现代社会,让学院派知识分子去谈文学的道德功能,这似乎显得十足的“反动”。20世纪现代派文学的正典作品,几乎都习惯于将质疑道德、打破道德作为主题书写,道德往往是以自由的敌人面貌示人。那些说教色彩浓厚的作家作品,通常会被认为文学性打了折扣,成了今天文学史上的失踪者(谁还认识桑顿·怀尔德?)。在《自由的想象》(Liberal Imagination)中,莱昂纳尔·特里林就认为文学想象对于西方社会是不可或缺的,因为越是在自由主义制度健全的地方,越倾向于相信人性的可完善性,认为道德会伴随制度的改善而变好。然而,在霍桑、亨利·詹姆斯、乔治·艾略特或爱丽丝·默多克那里,人性之恶或是无可救药的。伟大文学作品通过对人性道德的复杂呈现,帮助自由社会更好地面对自己的心灵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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