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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个正面的灵感来源啊……,女性反乌托邦文学

编者按:在今年9月颁出的美国艾美奖上,根据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小说《使女的故事》改编的同名剧集成为最大赢家。自去年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出版于1985年的《使女的故事》成为一个文化现象,知识界和普通读者都在重读这本小说,在一部分知识分子看来,小说里描写的很多场景似乎将要在美国上演。以下是美国作家朱诺·迪亚斯与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对谈录节选,他们讨论了小说《使女的故事》以及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刊登在今年6月的《波士顿评论》上。

【编者按】北京时间9月18日上午,美国电视类最高奖项,第69届艾美奖揭晓。根据阿特伍德小说《使女的故事》改编的同名剧集,横扫最重要的剧情类剧集奖项,囊括最佳剧集、最佳女主角、最佳女配角、最佳导演和最佳编剧等奖项。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一系列反乌托邦题材的小说开始在美国热销。其中,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使女的故事》也进入了美国亚马逊图书畅销榜。本文为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为新版《使女的故事》撰写的序言。

想 快、准、狠 地说说这剧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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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春,我开始写《使女的故事》,它最初并不叫这个名字。我用手写,绝大多数时候写在黄色法律记事本上,然后把我难以辨识的潦草手稿在一台租来的德国键盘手动打字机上敲出来。

2018年1月13日更新:

《使女的故事》[加拿大]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著 陈小慰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不久前,英语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奖——布克奖(Booker Prize)2019年度获奖名单公布: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和英国女作家伯纳德·埃瓦里斯托(Bernardine Evaristo)同时获奖。这是阿特伍德第二次获得该奖,也是第四次被提名。此次获奖的小说是她的新作《证言》(The Testaments),也是其1985年出版的《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的续篇。布克奖评委会给予《证言》的评价是:“今天,这部既野蛮又美丽的小说以信念和力量向我们诉说。因为是阿特伍德,所以评选标准定得非常高,但她远远超越了标准。”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键盘是德国产是因为我当时住在西柏林,那时它还被柏林墙包围:苏联仍然强势,并且要等上五年才会崩塌。每周日,东德空军制造音爆,提醒我们,他们近在咫尺。我造访过几个铁幕国家——捷克斯洛伐克、东德——经历了那种警觉、被监视的感觉、死寂、转换话题、人们用来传递信息的暧昧方式,这些对我当时的写作产生了影响。那些重新分配用途的大楼也一样。“这本来属于……但后来他们消失了。”这种故事我听了很多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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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小说会让它的读者感到战栗,还有些则连作者本人都无法摆脱自己笔下世界的阴影——《使女的故事》便是这样一本书。1984年春天,当奥威尔预言过的时刻到来时,身处西柏林的阿特伍德开始写作这部在她看来“无异于一个冒险之举”的小说——读者是否能够相信,美国的自由民主政权在一夜之间被推翻,变成了一个神权至上的独裁政体?过去的三十多年里,“使女的故事”已经成了“女性反乌托邦文学”的代名词,甚至变为英语中一个常用的短语,用来指涉对女性极尽压迫的社会,尤其是强行控制女性生育自由的状况。2017年,随着同名电视剧集的热映,以及美国大选后特朗普政府对女性及其权益的一再贬抑,这部小说又再度进入了大众的视野。

《证言》接续《使女的故事》,讲述了不可思议的原教旨主义神权政体——基列共和国在瓦解过程中三位不同女性的故事。作品触及女性主义、生态环境、人类权益等问题,再次引起读者和批评界的极大共鸣。

朱诺·迪亚斯:首先,很荣幸能与你对话,也恭喜你获得了那么多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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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19日更新:

除了奥威尔的《1984》,熟悉西方反乌托邦文学传统的读者还会从中读到扎米亚京的《我们》、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和布拉德伯里的《华氏451》的影子,阿特伍德也曾在采访中不止一次地提到过类似的启发。在使女生活的国度里,20世纪末的美国面临着环境恶化导致的人口危机,健康出生的婴儿成了宝贵的国有资产。在一场没有明确定义的“大劫难”之后,美国发生了一场政变,建立了一个名为“基列国”的神权独裁统治。与任何等级制度分明的社会一样,具备生育能力的女性成了统治阶级独占的宝贵资产,被分配到没有后代的指挥官家庭,以“使女”的身份为指挥官和他们的妻子繁衍子嗣——但是她们不能拥有自己的孩子。使女们被剥夺了名字、身份、财产,沦为纯粹的生育机器,如果能够侥幸生下一个健康的孩子,则能够免于被送往隔离营或到殖民地清理核废料的下场——那里是上了年纪、无法生育或违背教义的“坏女人”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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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我也很高兴能跟你聊天。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今天听到某人的言论,据说是游戏公司的老总

在使女以外,所有女性的生活都发生了本质的改变,按各自的功能被分门别类为夫人、马大(女仆)、经济太太、荡妇等,各自穿着的衣服颜色也凭身份而有所不同。尽管基列国的统治是一个父权制的建构,但男性也一样没能逃脱受害者的命运,他们的行动受到严格限制,唯有特许阶层或立下战功的男人才有成婚的资格。无处不在的“眼目”监视着所有人的一举一动,曾经的学校沦为“改造”使女的感化中心,充当教化工具的嬷嬷们不遗余力地向使女们灌输“新的正常”,而曾经的哈佛大学的围墙上挂满了违背基列国法律的死者的尸体。

布克奖获奖小说——阿特伍德《证言》 资料图片

朱诺·迪亚斯:那就让我们开始吧。“让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小说重放光芒”是女性大游行中的一条标语,它反映了很多人的一种感觉,即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就是某种针对女性的反乌托邦。你是否有这种感觉?

我出生于1939年,在二战时开始记事,我知道建立起的秩序可能会一夜之间消失。变化可以迅疾如闪电。“这在这里是不会发生的”并不可靠:任何事都可能发生,在一定的情形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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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开始写作这本书时,阿特伍德选择了主人公的名字作为小说的书名,“奥芙弗雷德”(Offred),即“弗雷德的”,意为她是那家大主教的私人财产;此外,这个名字也隐含了一个宗教献祭的受害者的意思(offered)。与剧集里不同,我们从始至终都不知道女主人公的真实姓名。按照阿特伍德的说法,那是因为历史上的许多人都曾这样隐匿在了时间的褶皱里,沦为历史的注脚。

幻想还是真实:社会现实与使女故事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是的,我们身在加拿大,但正如你所知,我在美国住过一些年,在那儿也有很多朋友。这不仅仅是特朗普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体气候的问题,在美国的某些地区,事态正在向《使女的故事》中描绘的情形发展。例如在德克萨斯州,一批全是男性的立法者通过了有关女性身体的条例;随即一群女人身穿《使女的故事》的戏服,在州议会门口静坐抗议。她们只是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所以没人有理由驱逐她们。而当时的一张照片显示,她们被一群荷枪实弹的男人包围着,这一幕就好像是把《使女的故事》电视剧中的画面搬到了现实中。

到了1984年,我那会儿回避自己的小说已经有一两年了。它在我看来是一项冒险。自1950年代高中生涯以来,我一直广泛地涉猎科幻小说、悬测小说、乌托邦和反乌托邦小说,但我从未写过这样一本书。我能写吗?这种形式遍布陷阱,其中包括说教的倾向,转入寓言的危险,以及缺乏说服力。如果我要创造一个虚构的花园,我希望里面的蟾蜍是真的。我的其中一项原则是,我不会在书中放入任何詹姆斯·乔伊斯所言历史的“噩梦”中已经发生过的事件,或者任何已经存在的科技。没有想象的小玩意儿,没有想象的法律,没有想象的暴行。俗话说,上帝显身于细节。魔鬼也是。

所以,《使女的故事》的故事真的离我们很远吗?

写作这本书时,阿特伍德谨慎地选择着自己的材料,留意不要将任何没有历史比照或现实影射的情节引入其中。除了提出“同样的情况有可能发生在此时此地吗”这个反乌托邦小说的经典问题,她还试图通过这部作品,指出这样的情况是如何已经在此地或他处成为现实的。如果说奥威尔的《1984》是对未来社会的推测,使女的世界则是对“我们正在经历的生活的轻微的反转”。我们很难不对电视剧里呈现的世界感同身受:迟迟不来的网约车、突然被冻结的信用卡、植入在使女耳后的电子定位器……没有一样不存在的科技,没有一个无法在现实中找到对应的细节,同样,没有想象的法律,也没有虚构的暴行。

阿特伍德于1939年生于加拿大渥太华,求学深造毕业于多伦多大学和哈佛大学。作为一位多产的小说家、诗人和评论家,她出版的长篇小说、诗集、短篇小说集合计超过50部,并有大量童书、评论和编辑作品。她以高超技巧创作多种类型的文学作品,关注女性主义、动物权利、环境保护和幻想等主题。除了布克奖外,阿特伍德还获得过数十个奖项及提名,包括加拿大总督奖(1966,1985)、阿瑟·克拉克最佳科幻小说奖(1987)、卡夫卡奖(2017)等,是当代英美文坛最富影响力的作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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