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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勒费弗尔总是将饶勒斯当作自己最重要的,小编整理了5位年鉴学派大师的12本好书

本文系《1789年大恐慌》([法]乔治·勒费弗尔著,周思成译,高毅审校,山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7月出版)一书序言,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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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主持听取专家学者对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的座谈会时,向与会专家推荐了法国历史学家、思想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这本书也因此备受关注。

法国年鉴学派是西方史坛上的主流学派之一,在西方史学界乃至世界史学界享有崇高地位。

马克思主义史学是20世纪流派纷呈的法国史学格局中的一股重要力量。除了阿尔贝·索布尔和米歇尔·伏维尔这样为学界所熟知的历史学家外,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群体中还有让·饶勒斯、阿尔贝·马迪厄、乔治·勒费弗尔和皮埃尔·维拉尔等著名人物。这些历史学家或信奉马克思主义理论,或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共同构建了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传统和思想谱系。其中,在社会史和心态史的学术视野下,以索布尔和伏维尔为代表的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法国革命史领域取得丰硕成果,彰显了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基础和阶段特征,再现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实践风格。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及学术历程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既体现了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传统与研究路径,也映照了西方新史学的史观取向与演进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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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旋 孙立平社会观察

  《旧制度与大革命》是法国历史学家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的名著,原著出版于1856年,中文译本在199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冯棠译,桂玉芳和张芝联校。

小编整理了5位年鉴学派大师的12本好书,推荐给读者朋友们,亲们读过哪些呢?

第一阶段,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40年代,是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意识形态倾向明显突出、社会政治实践色彩较为浓厚的创立时期。就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路向及后果来说,政治组织与史学思潮密切相关。1920年法国共产党的诞生及其组织机构的建立,无疑为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实践及史学思潮形成提供了重要条件与保障前提。社会运动与政治实践则推动了学术研究和史学实践,法国共产党总书记和社会活动家多列士等人极力促成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团体的初步建立,积极推动着史学界对法国大革命史的系统研究。20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法国知识界反法西斯主义、社会民主建设和进步史学运动的广泛开展,史学界产生了以让·布吕阿和马克·皮奥洛为代表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职业史家,开创了法国工人运动与现代社会发展研究领域,注重分析其所涉及的重大历史问题和学术理论问题,影响了后来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

乔治·勒费弗尔的《1789年大恐慌》这本书,我20世纪80年代读博时看过,受益不浅。现在重读,又有了一些新的体会。

作者:谭旋

  就《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思想内容、价值与对当代中国的启示,本报专访了已故张芝联先生的弟子、北大历史系主任、我国著名法国史专家高毅教授。

一、布洛赫

第二阶段,20世纪50—70年代,是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社会史视野与学术思想奠定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索布尔等人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西方新史学及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在史学理论与实践方式上多有建树,拓展了社会史视野下法国大革命史研究这一重要领域,成为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深入发展的重要阶段。其间,学术团体纷纷成立,如1959年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包括历史学、哲学、心理学和语言学等学术机构,其学术宗旨是把学术研究同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传播结合起来;1966年,建立关注工人运动和社会现实问题的多列士研究所。1979年,上述两个机构合并为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后,陆续召集一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定期出版《思想》《历史学报》《法国社会》《国际研究》《出路》等五种刊物,推动了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

先前读它,是出于对当时西方正在兴起的法国革命“心态史”的兴趣:因为勒费弗尔这本书中有很多相关的内容。所谓“心态史”,是一种注重探索历史事件背后的集体心理或大众文化因素的史学,它本属于年鉴学派内在的学术传统,而它之所以能在法国革命史学界走红,则主要是因为它有助于打破这个学界只认“社会-经济分析”的传统研究模式,既能丰富历史阐释的手段,又能让大革命史学增加一些它本就应该有、但在过去一段时间里被不恰当地淡化了的人文色彩。这个路子看来是走对了,后来国际史学界经久不衰、至今风头仍健的法国革命政治文化研究热,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无疑是一次了不起的史学革新,而勒费弗尔在其中的先驱作用也早就为史界所公认,原因就是他在1932年推出的这部“大恐慌”综合研究,首次尝试了社会经济、时事政治和集体心理诸要素的有机结合,视角独到,分析精彩,几乎就是勃兴于20世纪末的心态史学新潮的一次预演。

1789年7月和8月初,一股异乎寻常的恐慌蔓延整个法国,几乎无与伦比地展示了谣言的力量及其对整个社会造成的冲击。短短两星期内,在三分之二的法国领土上,一座座城镇和村庄相继沦陷,只因害怕“盗匪”来袭。据说,这群盗匪在乡间一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在恐惧的胁迫下,大批村社居民纷纷逃离家园,藏身近旁的树丛和森林。或者,他们匆匆纠集起来,在城镇外围拦起路障,试图抵御歹徒的袭击。在恐慌期间,最令人惊讶的事实莫过于——那些令人战栗的“盗匪”实际上从不存在。

  法国大革命与美国的民主

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

正是在这个阶段,索布尔作为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的关键人物发挥了重要作用。1959年,初露头角的索布尔接替勒费弗尔去世后的留缺,负责“罗伯斯比尔研究会”工作,担任《法国革命史年鉴》主编;1967年,索布尔担任法国革命史研究所所长、巴黎大学法国革命史讲座教授。索布尔与法国史学界第一流学者拉布鲁斯、布吕阿、勒高夫、贝热隆、沙提埃以及其他年轻史学家日益密切合作,在法国史学研究的诸多领域,尤其是在法国大革命史研究领域进行了大胆实践尝试和史学理论创新,逐渐使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领域大为拓宽,也促使社会历史的综合解释更为科学合理。

不过勒氏这本《大恐慌》的意义恐怕还远不止于此——这是我最近在校阅这本书的中文译稿时产生的一个强烈的感觉,当然这种感觉的触发也和我多年来在法国大革命问题上的种种见闻和思考有关。

显然,在人类历史上,类似的恐慌事件并不鲜见。例如,15和16世纪西欧发生的可怕的巫术恐慌,还有1940年6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德国军队合围巴黎之际发生的大逃亡。毫无疑问,中国历史上也有许多类似案例。18世纪“叫魂妖术”引发的恐慌,以及1900年义和团运动造成的普遍恐慌只是其中两例。但是,1789年的“大恐慌”尤为引人注目,原因首先在于恐慌传播的速度和范围;其次在于它对法国大革命产生了重大影响。事实上,国民议会竭力平息乡村的骚乱,这对它在1789年8月4日颁布的一系列法令产生了深刻影响,正是这些法令废除了封建特权,摧毁了旧制度的主要社会政治结构。

  《21世纪》:《旧制度与大革命》是托克维尔的最后一本书,这本书在托克维尔个人思想史上和法国思想史上具有什么样的地位?

一位性情、经历与著作都独具特色、极富魅力的学者,享誉世界史坛的史学大师。

法国大革命史研究中“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以勒费弗尔的研究为开端。勒费弗尔在1924年发表题为《法国大革命时期诺尔郡的农民》的创风气及立学派之作。他强调运用集体心理认同或普遍潜意识方法,把大革命时期农民心理和社会历史联系起来研究法国大革命史。在此基础上,索布尔在法国大革命研究中从社会史视野出发强化了关于革命过程不同镜像的宏观描述和微观分析。1958年,索布尔的博士论文《共和二年的巴黎无套裤汉》成为从下层视角研究法国大革命传统的典范之作,随后出版《法国大革命的农民问题,1789—1848年》《文化与法国大革命》等论著。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新社会史在西方史学界兴起,特别是年鉴新史学的带动,索布尔等人提倡打破传统法国大革命史研究的选题思路,将史学研究的触角延伸到当时社会历史的各个层面和社会运动的各个领域,“这正是1789年革命史研究以来从米什莱经由饶勒斯、勒费弗尔到索布尔的一个进步传统”。至20世纪80年代,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关于社会史视野下的法国大革命史研究范式,与西方新史学家极力扩大历史研究的对象、方法与领域等实践风格一道,融汇到当代社会的制度体系与社会思潮之中,推动着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其研究取向的深刻变化。

有心人会注意到,这些年来总能听到一些诋毁“革命”的声音,大体意思是说,像法国大革命这种靠发动群众进行的革命全然是错误的,根本就不应该发生,因为它只能带来无穷的灾难。伴随着这种诋毁的,还常常有对英美式精英改良路线的各种追捧,直至把它说成人类进步的不二法门。这当然是一种缺乏历史常识的偏激之论,传播它的也多是一些自媒体,而严肃的专业历史学家一般都不屑于去理会,实际上它也不值一驳。但问题是,在新保守主义思潮甚嚣尘上而那些低品质的自媒体又极其活跃的当下,如果专业历史学家完全不介入,听任谬种流传,后果恐怕也有些堪忧:因为“法国大革命”这件事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史学问题,它与当今世界的政治现实息息相关,尤其是那些诅咒大革命的人往往还打着“道德”“自由”“人权”等漂亮旗号。所以有良知的专业历史学家还是应该有所行动,主要是应该设法多向公众传达一些有关大革命史学的科学信息,包括通过出版社多推介一些好书,譬如我们面前的这本《1789年大恐慌》。

这部关于“大恐慌”的著作,作者是乔治·勒费弗尔,堪称20世纪研究法国大革命史独一无二的大家。他的父亲于1874年出生在法比边境的工业城市里尔,是一家贸易公司的会计员,他的祖父是一名朴实的纺织工。由于家世寒微,勒费弗尔只能通过助学金继续学业,没有能力去巴黎求学。这也导致后来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巴黎的知识精英圈子才勉强接受了他。勒费弗尔在里尔大学完成了学业,他最初的兴趣是英国中世纪史,似乎是在1899年获得学位并服完义务兵役之后,才转向法国大革命研究的。多年后,勒费弗尔回忆说,造成这一“转变”最重要的因素,是他邂逅了伟大的政治领袖和政治活动家让·饶勒斯撰写的多卷本《社会主义法国大革命史》。尽管二人从未私下晤面,勒费弗尔也只远远望见过饶勒斯两次,但勒费弗尔总是将饶勒斯当作自己最重要的“导师”。事实上,勒费弗尔自青年时代开始,就受到了茹尔·盖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熏陶,盖得是里尔在国民议会的议员。但是,饶勒斯的马克思主义不那么教条化,似乎特别吸引勒费弗尔。他还加入了饶勒斯1905年创建的法国社会党,终生保持党员身份。通过早年的阅读和政治活动,勒费弗尔对卡尔·马

  高毅:托克维尔的主要著作有三本,即《论美国的民主》(上下卷,分别出版于1835年和1940年)、《回忆录:1848年法国革命》(1848年革命后不久即写就,但1893年才出版,其时托氏已去世34年)和《旧制度与大革命》(1856年)。

1929年,布洛赫与吕西安·费弗尔合作创办《社会经济史年鉴》杂志,标志着年鉴学派的诞生。

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后,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学术理念与西方新社会史思潮的关联融合时期,也是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的重塑阶段。这一时期伏维尔等人大力宣扬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理论体系更为完善,新社会史取向更为明确,同时与法国年鉴史学的重新定向在时间上的交叉与重合,推进了法国大革命研究范式的心态史转向,彰显了法国史学取向的双线演进轨迹。20世纪50年代起,以年鉴史学为代表的西方新史学思潮的内部嬗变令人眼花缭乱,观念更替频繁而呈现根本性的方向变化。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西方史学的“新社会史转向”及新史学思潮的兴盛时代,无论是理论原则还是思维模式,不管是研究方法还是问题取向,甚至在史学叙事方式和学术态度风格方面都与传统史学大异其趣。从史学研究的发展规律看,随着西方新史学由整体史转向微观史的范式转换,西方新史学的研究取向也再次走向深入具体。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启的“新文化史转向”过程中,许多史学家强调分析微观团体或底层群体及其中个体的文化体验与历史经历,考察“长时段”与“跨学科”视野下的具体经验及社会文化因素,诸如历史主体的价值态度与情感观念等成为史家关注的对象。然而,在法国大革命史研究传统中,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是强调政治斗争和阶级冲突的政治史传统,犹如基佐、梯叶尔和米涅等旧史学家那样,史学家们往往会忽视如何分析集体意识心理和革命政治活动的关系问题。面对西方史学潮流的新变化,鉴于法国传统马克思主义往往受制于社会历史的经济解释和政治解释的二元对立与理论困境,伏维尔力主开辟新途径、新领域,把从事心态史研究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重要责任,要求史学家在研究社会历史之时,既应立足物质经济的时代基础,又要放眼人类社会思想的深层考察,最终揭示特定历史时期那些作为人类社会思想核心内容的群体心理和精神状态。在史学实践中,这种传统也由勒费弗尔尝试与开创,大体从20世纪80年代起,通过诸如伏维尔那样拥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与西方新史学家双重身份的史学共同体的努力得以推广。他们借用心理学的理论,强调从研究对象的心理状态或精神状态出发,对17和18世纪心态史、法国大革命史和其他阶段的社会历史进行深层解释。关于法国大革命时期基于群众心理机制与社会大恐慌的史学取向和研究样态,最终在《大革命心态》等论著中得以充分体现。由此,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把法国大革命的心态史研究建设成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我感到《大恐慌》这本书似乎特别有助于今天的公众正确认识法国大革命。究其理由,大概有如下几点。首先,它能让读者深切感知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历史必然性,而一旦有了这种感知,那就不难明辨上述那种“革命否定论”的庸俗和虚妄了。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没错,法国大革命确实是靠发动群众来进行的,那是一场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全民动员”的革命,所以它才能不同于英美革命而习惯地被人们称作“大革命”。而如果没有“大恐慌”,法国革命能不能“大”起来呢?显然是不能的,因为“大恐慌”所体现的,其实就是革命时代法国占人口80%的农民的总动员,而且这种农民的总动员还几乎同时促发了许多城镇的国民卫队组建,实际上推动了法国市民的总动员,于是全民动员完成。可是,这些法国农民又是怎么被动员起来的呢?是某个政治领袖或党派刻意策划、主动实施的吗?当时的人们也确实有过这种怀疑,有的说是贵族在搞阴谋诡计,有的说是资产阶级在玩鬼蜮伎俩,显见是两大正激烈较量着的政治势力在相互甩锅,虽然全都不靠谱,不过倒也反映了一个事实,那就是革命派的精英层至此都还没有洞悉“大恐慌”的实质内涵。这些“城里人”虽然也渴望革命,有些甚至还有做领袖的野心,但此时终究谁都不曾动过一丝全民动员的念头,当然谁也不可能有这种能力。事实上他们还觉得农民的这种发动很碍事,甚至很危险,所以在“大恐慌”期间和随后的几个月里,全国各城镇的大资产阶级都曾不惜和特权等级联手,血腥镇压过起义农民——不过没想到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一暴行立刻普遍引起下层市民的强烈抗议,进一步促成了他们的政治觉醒。

克思提出的阶级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深信不疑。然而,终其一生,这种信念与他在大学学到并服膺的实证主义、经验主义的历史方法之间,始终保持着奇特而复杂的张力。他是一位求知欲极强而心细如发的学者,一贯提倡绵密的考据,并且身体力行,近乎痴迷。他曾经写道:“无考据则无史。”他在笛卡尔的《方法论》中寻找灵感,同时也钻研马克思的社会学理论,对某些苏联历史学家“混淆史学和宣传”,从来冷眼以对。

  一个中心问题意识贯穿了托氏的这些著作,那就是如何面对正在席卷全球的政治民主化这个时代潮流,或者说如何在政治民主化的现代社会保障个人的自由。《论美国的民主》探讨的是在他看来是相当成功的美国经验,然而这种经验在旧大陆却也相当难以推行——他关于自己亲历的1848年革命的《回忆录》,其实就昭示了在欧洲(首先是在法国)建立这种美国式民主的艰难。他悲观失望,也气急败坏,《回忆录》中于是不乏对当时政坛名人的苛评,以至于该书只能在他辞世多年后才得以问世。至于《旧制度与大革命》,其实就是托氏对1848年法国民主政治失败的历史原因的一种追根寻源的考察。

两部重要著作——《法国农村史》和《封建社会》——是其史学家声誉屹立的重要基点。

伏维尔积极投身心态史的研究实践,先后出版诸如《旧制度的崩溃》《巴罗克虔诚与非基督教化:启蒙时期普罗旺斯人对死亡的态度》《宗教与革命:共和二年的非基督教化运动》《从地窖到粮仓库:普罗旺斯从社会史到状态史指南》《意识形态与精神状态》《大革命的精神状态》等论著,并产生了广泛影响。伏维尔与勒高夫、杜比、勒华·拉杜里等人一道,把具有法国特色的文化史研究或思想史研究取向的历史解释模式,发展到新史学转向的精神状态分析或心态史学阶段。

那么,究竟是什么引发了“大恐慌”?迄今能在综合的层面上把这个问题说透的,看来还只有勒费弗尔的这本书。它告诉我们,这一事变的发生,其实缘于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偶然纠集,其中,有天灾、王朝战争、政府决策失误招致的国民生计危机的严重恶化,有众多疑似盗匪的饥民和失业者流浪团伙的四下流窜,有粮食骚动和抗税、反领主等种种反叛活动的此伏彼起,有首都三级会议政情的危象丛生,有国内军队的可疑调动和外国军队的陈兵边境,还有关于流匪、雇佣军和外国武装数百年侵扰的历史记忆,有农民对领主压迫的千年积怨,等等等等。总之一切都表明,中世纪以来一步步积聚起来的法国社会矛盾,这时已经抵近了总爆发的临界点。这种情况下,法国农村的气氛自然非常紧张,人人如惊弓之鸟,有关匪患爆发和“贵族雇人烧毁庄稼饿死平民”的各种恐怖流言开始不胫而走。广大小农本来就度日艰难,现在更是人心惶惶,而出于求生自保的人性本能,他们很快就以村庄或教区为单位匆匆组织了起来,并拿起了武器,而这种农民武装在一些地方很快也就发展成了一支支攻向领主城堡的革命军,实际上就此形成了一股将对大革命进程发生真正决定性影响的民众力量。据说一些地方的基层领导也曾呼吁和敦促过村民的这种自我武装,但这似乎仍改变不了这种大规模农民发动总体上的自发性质。于是,读者这时也就能大体明白了:原来法国大革命的“大”,远非政治精英自主选择的结果,而是法国这种大陆国家阶级分化的历史比较悠久,因而强势阶级也就是反民主的特权贵族势力异常根深蒂固这一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使然;所以,在法国以及欧亚大陆其他历史悠久的国家发生的革命,也从来就没有什么应该不应该的问题,那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而这样一来,人们对英美的革命为什么会比较“小”(实际上相对于法国革命而言那可能只属于某种改良)也就能有所理解了,因为英国阶级分化的历史严格说来只是从1066年诺曼征服才开始的,而美国呢,则更无需多说。其实,应该说前现代历史短一些的国家的确拥有某种特殊的优势,起码它们的现代转型要少很多磨难,它们的“温和革命”也的确与政治精英的自主选择有较大的关系,但那能成为我们抱怨和责备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没走英美路线的理由吗?历史学不认可这种偏狭。

受到饶勒斯“自下而上的历史”的启发,勒费弗尔开始撰写长篇博士论文,以法国大革命前夕和大革命时期里尔附近地区的农民为研究对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迫使他不得不推迟论文的写作。因为,在德军入侵和占领里尔期间,他不得不丢下自己的研究札记,又不得不在地方志愿军中服役一段时间。不过,大战结束后,他寻回了丢失的札记,最终在1924年完成了论文,这项研究是法国史上最卓越和最有影响力的博士论文之一。勒费弗尔不仅开农民研究的风气之先,而且探索了许多社会史研究方法,这些研究方法后来由著名的年鉴学派大力弘扬。该学派以20世纪中叶极富影响力的刊物《经济与社会史年鉴》而得名。勒费弗尔的博士论文是一项庞大的地方性乡村人口研究,采用了多层次的分析:首先是地理学,其次是社会—经济“结构”和土地占有模式,再次是农业实践和农民生活的“文化”,最后是法国大革命的“事件”,包括大革命给农民社会带来的结构与文化的转变。自始至终,论文中的分析有广泛的统计数据支撑,并且均通过烦琐的人工计算获得。在这篇论文中,作者不曾把农民描绘成无知的牲畜,而是将他们表现为自身命运的理性参与者,尽管他们不时受到强大的恐惧和情感的影响。

  《旧制度与大革命》主要讨论的是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的起源,尤其是法国革命那种特殊的暴烈性或狂暴性的原因。实际上托氏想说的是,法国大革命的民主政治实践,体现了一种为追求社会平等而不惜牺牲个人自由的政治文化,而这种政治文化恰恰是从革命前的“旧制度”政治文化中蜕变出来的。由此,托氏首次揭露了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间的内在联系,开辟了大革命研究的一条新的思路:它试图在事实与思想、历史与历史哲学相结合的基础上,回答如下几个主要问题:为什么革命在法国比在其他欧洲国家更早发生?为什么路易十六时期是旧王朝最繁荣时期,这种繁荣却加速了革命的到来?为什么法国人民比其他欧洲国家人民更加憎恨封建特权?为什么在18世纪法国文人成为国家的主要政治人物?为什么说中央集权体制并非大革命的创造,而是旧制度的体制?等等。

有些时候,在一门学科的发展中,一种设想,哪怕表面看来很不成熟,往往会比许许多多的分析研究更有用,换句话说,有时候揭示问题本身比试图解决它们更为重要。

在经济全球化语境和新的历史条件下,随着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相结合,在精神状态史的理论视野与实践领域里,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重新调整研究方向,并朝着纵深发展。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把具体研究领域同社会历史变动紧密结合,研究领域不断革新,研究成果贴近时代、充满现实感。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念同其他各种观念进行对话与交锋,促进了关于法国历史复杂性的史学解读,深化了对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认识。

勒氏这本书之所以值得特别推介的第二个理由,是它展示了“革命群众”的本来样貌。法国大革命中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全民动员”,自然也就引出了一种史无前例的“群众现象”,而这一现象也的确与法国大革命的那种常常显得非常过激的暴力色彩,与共和二年的“大恐怖”有显见的关联。正因如此,“革命群众”——这个由法国学者勒庞首次提出的命题,也就很自然地成了世人对法国大革命的不同看法的核心分歧点。承认法国大革命及一切类似革命的历史正当性的人,如勒费弗尔,都能对“革命群众”或热情赞美,或至少抱持某种“同情的理解”,而诅咒革命的人则无不痛恨“革命群众”,说他们是“凶狠的野蛮人、残暴的杀人犯”(伯克),是“走私犯、偷猎者、流浪汉、乞丐、惯犯”等“社会渣滓”(泰纳)。勒庞虽然并不认为“革命群众”的暴行是严格意义上的犯罪,但他仍把“革命群众”的出现归咎于非理性的雅各宾党人对传统社会结构的破坏,认为是这种破坏把人变成了狼。值得注意的是,所有那些敌视“革命群众”的人都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个人主义”的拥护者,也就是希望全世界都能走英美路线的人。所以对“革命群众”的这两种不同态度,实际反映的还是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平等主义和自由主义乃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等一对对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左右对峙,是法兰西政治文化与盎格鲁-撒克逊政治文化之间的传统对立。这些观念性的东西之间当然并没有绝对的对错之分,实际情况是各有各的存在理由,相互之间也应该互补共融,但讨论历史问题时,最首要的还是要注重史实。勒费弗尔对“大恐慌”时期“革命群众”的描绘和分析,就堪称注重史实的典范,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首先,这些“革命群众”的出现并非对传统社会结构的“人为破坏”所致,因为根本就没有谁策划或操纵过“大恐慌”;其次,“大恐慌”事件的参与者看来并没有多少泰纳所说的那种“嗜血和兽性的恶棍”——武装起来的村民们,无论是警戒、巡逻和盘查行人,还是驰援附近城镇或攻打领主城堡,都表现得相当克制;尽管事件几乎席卷了全国,领主城堡和封建文契也烧了不少,但杀人案查来查去也只有区区三起。如此看来,非理性的残暴实非“革命群众”的天然属性。当然,我们也清楚地知道,勒费弗尔这里所介绍的“大恐慌”时期这种相当温和的“革命群众”,远非大革命时代“革命群众”的全部。事实上,随着大革命的激进化,“革命群众”也变得越来越暴烈了,直至变成1792年“九月屠杀”中的那群令人发指的杀人狂魔。饶是如此,说“革命群众”天性残忍仍然是一种罔顾事实的偏见,因为大革命中所有那些极端形态的“革命群众”其实都是在极端危急的形势下出现的,或者说把“革命群众”中的人变成了狼的,根本上还是大革命所面临的那种极端强大而凶悍的国内外反动势力。大陆主要国家的现代化转型一般就是这么难,奈何?“大恐慌”时期的“革命群众”之所以比较温良,无非是因为大革命才刚刚起步,各种矛盾还没有充分激化的缘故。勒费弗尔没有论及后来的变化,只简单说了说1790-1793年间研究尚不充分的恐慌复发情况,并断言:“只要革命处于危急之中,恐慌就会持续不断。”也许,有关大革命上升过程中民众恐慌现象演进的深入探讨,有可能在“大恐慌”和“大恐怖”之间建立某种关联,从而为“大恐怖”的成因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开出一条新路?我们拭目以待。

在索邦大学完成答辩之后,勒费弗尔已年届50,终于得以从中学教学脱身,荣任大学教授:最初是在法国中部小城克莱蒙费朗,接着获得斯特拉斯堡大学的重要教职。在斯特拉斯堡大学的8年,是勒费弗尔学术生涯中最富于创造力和最多产的岁月。他先后迅速完成了关于法国大革命的第一篇综论,一项关于1793—1794年“恐怖统治”时期农业问题的研究,以及关于拿破仑时代的长篇概论。但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成果,应属他对大恐慌的研究,首次发表于1932年。勒费弗尔的新史学方法,还有他对民众集体心态的兴趣,可能受到斯特拉斯堡大学两位杰出同事的影响——马克·布洛赫和吕西安·费弗尔,他们当时刚刚创立了开拓性的历史评论期刊《经济与社会史年鉴》。

  这本书的学术性很强,虽然语言很平实,像是一种娓娓道来的聊天,但要读懂它还是需要有点世界近代史、法国革命史的知识准备;而且它微言大义,内涵极深,每读一遍都会有新的收获,因而要读很多遍才行,仅“看一下”是不够的。

——布洛赫

(作者:梁民愫,系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20世纪20年代末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创立年鉴学派的马克·布洛赫和吕西安·费弗尔,同时也有过创立心态史学的努力,分别写出了《国王神迹》(1924)和《拉伯雷的宗教》(1942)这两部心态史名著。勒费弗尔写《大恐慌》时也在斯特拉斯堡大学任教,与他们过从甚密。虽然勒氏更接近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有自己不同的学术路数,但费弗尔和布洛赫仍极重视他的研究,都为《大恐慌》写过书评。其中布洛赫说的一些话,我觉得别有深意。他说:“大恐慌”因其主要起因即“匪患”的虚幻性,从来不为史家所重视,大家一般只把它看作大革命时期一个搞笑的插曲,觉得研究它远不如研究发生在巴黎街头的事情来得实在;而勒费弗尔却慧眼独具,看到了“大恐慌”这个“集体幻象”对当时法国社会状态的“征象”意义,那就是广大农民通过这一番瞎折腾,却也增强了团结感,并意识到了自己力量的不简单,所以一旦“匪患”幻象烟消云散,他们就“自然而然地”敢于把抗争的矛头“转向自己身边的社会之敌:领主和他们的文契保管室,还有他们那些令人痛恨的权利”应该说,布洛赫这些评说的关键意思,正如其文章的题目所示,是“大恐慌”被勒费弗尔正确地看作了当时法国“社会状态”的“征象”。而当时法国的“社会状态”又是什么?不就是一场革命风暴正在降临么?马克思主义史学一贯认为法国大革命是一场“反封建”的阶级斗争,而勒费弗尔对这个观点是完全赞同的,同时他对“大恐慌”的基本定性也是法国农民反封建的总动员,那么,如果说他把“大恐慌”当作当时法国“社会状态”的“征象”来研究,其实也无非是把“大恐慌”看作了“大革命”的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个案”。

1935年,61岁的勒费弗尔终于在巴黎获得教席。两年后,他接任索邦大学的法国大革命史的教席。时局风云激荡,大学乃至全法国都受到了政治对抗的波及。勒费弗尔热情地致力于反对法西斯主义,捍卫共和主义和民主价值观,他创建了“笛卡尔俱乐部”并出任主席,该团体由大学教师和中学教师组成,致力于促进对时事的理性发声。在1936年执政的左翼人民阵线政府的支持下,勒费弗尔还投身于1939年纪念法国大革命150周年的活动筹备。他参加了一系列相关主题的广播访谈,并担任《马赛曲》一片的历史顾问,该片是让·雷诺阿拍摄的大革命题材的著名电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勒费弗尔出版了极具影响力的关于法国大革命起源的著作《一七八九年》。在书中,勒费弗尔凸显了4个不同社会阶级的大革命体验:贵族、资产阶级、巴黎平民阶级和农民,以及这些体验如何彼此歧异和互相作用。此书长期以来是对大革命初期的主流解释,迄今仍被广泛参考。

  《21世纪》:为什么在英、美、法三国的革命中,只有法国革命把革命前的制度称为“旧制度”,也只有法国革命才被称为“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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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勒氏这本书值得特别推介的第三个理由,那就是它有助于人们认识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本质。

对于勒费弗尔来说,二战年代是一段悲哀和惨淡的岁月。1940年法国战败的悲剧,加上他的妻子于1941年突然辞世,让他的境遇雪上加霜。此外,他的弟弟泰奥多尔,也是普瓦捷的大学教授,遭到纳粹处决,而他的犹太好友马克·布洛赫和莫里斯·哈布瓦赫同样遭到纳粹杀害——前者在里昂附近被杀,后者在德国集中营内丧生。但是,勒费弗尔仍在索邦大学坚持教学,一直工作到远超正常的退休年龄,因为他担心,尽管自己大可全身而退,但德国占领军会趁机撤销法国大革命史的教席。他还着手编纂

  高毅:这是由法国社会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较之革命时代的英国和美国,革命时代的法国不仅阶级矛盾太尖锐,或者说社会不平等的状况太严重,而且经过启蒙运动的洗礼,社会各界已普遍产生了彻底纠正这种不平等状态的强烈渴望。

马克·布洛赫(1886-1944 )

姓名:梁民愫 工作单位:

勒氏此书既是有关法国大革命的典型个案研究,同时又是一部公认的经典,那么它所传递出的每一个理论信息,尽管有的看似并不很经意,却值得认真考量。就是本着这种态度,我注意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那就是勒氏在高调肯定“大恐慌”的反封建意义的同时,也在时不时地强调另一个客观现象:“大恐慌”在有力地推动着“l’unité nationale”或“la solidarité nationale”——在法语里,这两个说法的意思大同小异,笼统地都可以被汉译为“民族团结”“国民团结”或“国家统一”,抑或是意思更详实的“民族国家的团结统一”。勒氏对这一概念的使用常常有些随意:有时指的是第三等级的“阶级团结”——如在解释一些局部“匪警”何以会迅速传向四方时,勒氏说那是因为相信贵族正在利用盗匪对付第三等级的民众,“自然要呼吁加强全民族的团结,加强城市和郊区之间已经初具雏形的联盟”(见本书第159页),有时指的是三个等级之间的“等级联合”——如勒氏称在普遍发生的乡民武装驰援城镇的行动中,可以看出“民族统一有了很大进展,因为本堂神甫和领主常常走在队伍的前列”(见本书第173页),但他最强调的还是这一概念的“反贵族”内涵——如他在书的结尾处这样总结:“恐慌立即引起了激烈的反应,在其中,大革命的好战激情第一次展现出来,民族团结也获得了自我表现和巩固的良机。此外,这种反应——尤其在乡村地区——转而反对贵族。”(见本书第234页)。但尽管如此,从勒氏行文中对“民族的”(national)这个字眼的这种反复提及,我们还是能感到,他在强调“大恐慌”(实际上也是“大革命”本身)的“反封建”特性的同时,另一个问题总在他心头挥之不去,那就是那个时代对于“民族国家”问题有一种特殊浓烈的关怀。

一份关于大革命起源的重要文献集,为一些研究生提供工作岗位,保护他们免于被征入纳粹的劳役工厂。

  简单说来,英国1066年才进入封建社会,封建贵族的势力发展不够充分。美国原本只是一些英国的殖民地,其居民都是身份平等的平民,根本不存在什么贵族势力。而法国就大不一样了。法国在中世纪就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国家,贵族势力特别浩大,封建割据的状态极为严重。当时法国的大贵族,都是独霸一方的封建主,财大气粗,豢养了自己的军队,能和国王分庭抗礼。这种骄横的贵族也只承认暴力的逻辑,从来不屑于使用理性的方式,比如使用法律的武器来和王权作斗争。这样就导致法国始终没能出现像英国1215年《自由大宪章》那样的约束王权的法律文件,因此没有能够培养出自由主义的法治传统。这种情况下法国国家统一的任务也只能由国王用秦王扫六合的暴力征服方式来完成了。这种暴力征服之后形成的法国的绝对王权,也由此成为欧洲最典型、专制程度最高的君主制。特别强大的法国王权,很自然地会成为传统的贵族特权的有力保障,从而为后来法国革命增添了许多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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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nation”这个词(它有汉语的“民族”“国家”“国民”“民族国家”等多重含义),从来就是法国大革命的第一关键词。不过我们要知道,这个词当时除了自己的本义之外,还带有强烈的“人民主权”或“民主”的时代意涵。“国王万岁(Vive le Roi)”和“民族万岁(Vive la Nation)”是革命之初反映政治态度对立的两个标志性口号。当西耶斯喊出“第三等级就是整个民族”的时候,他实际上就是在宣示,法国革命的核心任务是要以民权取代王权,要对法兰西民族国家实施民主化改造。但在18世纪人们的心目中,民主化这东西始终只是个手段,远非目的。那么什么是目的?按照卢梭和康德的意思,欧洲各民族国家之所以需要民主化,那是因为只有在欧洲各国都实现了民主化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建立“欧洲联邦”,而只有在欧洲联邦稳固确立之后,欧洲才会享有“永久和平”——目的,就在这里。而且我们也知道,18世纪法国和欧洲的启蒙哲人都有很强的世界主义情怀,所以他们对民主化的鼓吹,显然还有更宏伟的世界性目标,最终目的无非是实现永久的世界和平。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勒费弗尔从大学退休。不过,他仍然致力于编辑《法国革命史年鉴》,并担任他创立于1937年的索邦大学法国大革命史研究所所长。1946年,他发表了一项关于大革命末期的督政府时期的研究。1951年,他出版了法国大革命时代综论的修订版。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多数时间他都住在巴黎南部工人小镇塞纳河畔布洛涅的一所小宅子里,这里成为吸引世界各地法国大革命史研究者的朝圣地。1959年,勒费弗尔在此辞世,享年85岁。

  革命前的法国的社会结构,被划分为三个等级。这三个等级实际上也就是两个等级,一个是特权等级,一个是非特权等级。特权等级就是第一、第二等级,教士和贵族,无权无势的人就是第三等级,也就是平民等级了。特权等级,位高权重,在法国中世纪它享有各种优惠,不仅基本上垄断了法国的政府、军队和教会的高级职位,还拥有极庞大的土地财产,而且他们还不用怎么纳税。

《封建社会》

也许有人会讥之“乌托邦”,但这个世界不能没有这种乌托邦,也注定会有无数为之舍身奋斗的仁人志士。法国革命者其实就是第一批这样的人。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于是法国大革命就被成就为了这种“乌托邦实践”的伟大开端。其实在法国革命之前发生的英美革命本质上也是无悖于这种“乌托邦理想”的,只是特定的地缘政治条件(或孤悬海外,或远隔大洋)和社会历史条件(没有足够的倒逼压力),没有让它们做成这个注定将演成世界性的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运动的开端。当然法国大革命的路走得也极艰难,迟至19世纪末叶才勉强完成法国自身的政治民主化,而且这个好不容易才初步建成的现代法兰西以后还会跌跌撞撞地走许多弯路。战后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显然也是这种“乌托邦实践”的继续,或者说大革命事业的继续,它有过一些可喜的发展,但现在看来仍困难重重。不过无论如何,法国大革命终究是开创了一个符合人类根本利益的历史伟业,事实上它也留下了许多极其重要的相关遗产,其中,“自由、平等、博爱”这个已经深入全球人心的“三词箴言”,还有那一套把爱国民主情感和国际主义胸怀融为一体的“政治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不仅时时在调正法国人处理国内和国际政治事务的步态,而且似乎还能长期成为整个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运动弥足珍贵的思想资源。

勒费弗尔在撰写关于法国北部农民的博士论文期间,深深为大恐慌这一历史现象吸引。正是在这一语境下,他开始质疑长期以来对大恐慌的主流解释,这种解释深受大革命时代的人自身对大革命的看法的影响。1789年7月,恐慌的报告从四面八方涌向巴黎和凡尔赛,仿佛暴力和动乱已经席卷全国。许多报告提到城镇和村庄正遭受袭击,同样可怕的是,刚刚成熟的庄稼正遭到焚毁。其他消息提到了入侵城堡和焚毁领主的文契档案。对于当时的法国民众而言,暴力和恐慌仿佛同时在各地爆发。因此,毫不奇怪,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恐慌是蓄意策划的阴谋引发的。除了贵族,还有谁会炮制出如此阴谋?他们在革命中失去了太多的权力,难免心生怨恨,自然渴望教训放肆的平民——如此推理下去——贵族必定会收买各地的罪犯、歹徒和“盗匪”来实施暴行。一旦接受这种解释,同时代的法国人转而相信关于“饥荒阴谋”的古老传说,在旧制度时期,这是对粮食短缺或面包价格暴涨的流行解释,这种说法在平民阶层中十分常见,偶尔也会被精英阶层采信。大多数民众无法理解气候变迁和市场力量产生的普遍影响。将饥荒乃至其他一切不幸归咎于个别恶人有意为之,似乎更为简单,也更有说服力。

  可是,到了18世纪末这个时候,法国贵族还想在中世纪那样维护他们的特权已经行不通了,因为时代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法国的平民等级,尤其是平民的上层资产阶级,在经济实力上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已经有能力向贵族等级、贵族特权说“不”了。如此一来,一场异常激进的革命也就在所难免。而人民大众一旦被动员起来、被推上了政治舞台,这个革命也就小不了了。因此,法国大革命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民主的革命。

布洛赫学术活动的最后作品,被公认为作者的巅峰之作。

至此,我们大概就能有所感悟:原来法国大革命除了传统史学一贯强调的反封建意义之外,还有启动了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世界潮流这一层意义,而且这层意义似乎还更加深刻一些,更能代表大革命的历史本质。

在大多数情况下,19世纪和20世纪初几乎所有历史学家都接受了对大恐慌的当代解释的某个版本。这些学者几乎不约而同地接受了三大基本命题:第一个命题是恐慌发生的同时性,相信它几乎在各地同时爆发。第二个命题是认定在对盗匪的恐惧和针对贵族及其城堡的袭击之间,存在密切相关性。一旦农民意识到盗匪其实并不存在,据说就会将矛头转向当地贵族。第三个命题是相信某些群体积极自觉地挑起了骚动,这一群体或是凡尔赛的一小撮贵族,或是——在不少历史学家看来——出自巴黎爱国者授意而行动的平民。

  如何看待和评价法国大革命

论述封建主义的国际水准的著作,为数不多的完美学术著作之一。

通过对法国国家档案馆和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当代出版物和手稿的仔细研究,勒费弗尔推翻了上述三大假设,对大恐慌作了旨趣迥异的描述和解释,这种解释首先注重对经历革命阵痛的民众的情感和集体心理进行细致入微的分析。勒费弗尔仔细比对了法国各地恐慌发生的时间表,证明恐慌并未在各地同时爆发,恐慌的传播呈现连锁反应的态势,可以依次追踪到恐慌在两个星期内传播的踪迹。勒费弗尔最终确定了恐慌的五六个最初策源地,从这些地方,恐慌穿越乡村,昼夜不休,以平均每小时2至4公里的速度蔓延开来,结果,惊慌失措的村民敲响了教堂的警钟,派出信使通知邻村和亲友:“盗匪”来袭。这类恐慌浪潮通常只是在抵达海岸或者边境时才会消弭。

  《21世纪》:出身贵族的托克维尔是如何看待法国大革命的?

出版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受到学术界高度赞誉。

其次,勒费弗尔证明,大革命同时代人和后世历史学家都轻率混淆了两种不同形式的大众情绪。一方面,在7月和8月间,法国有六七个相对有限的地区发生了一连串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反叛。其中一些反叛事件特别针对贵族和封建权利。另一些反叛事件似乎针对一切被认为盘剥过农民的人:不仅是贵族,还包括王国税吏,向农民放贷的各类中产阶级市民,天主教教士的某些个人,个别情况下甚至包括犹太邻人。另一方面,与农民反叛几乎同时爆发的恐慌浪潮,几乎总是蔓延至叛乱未曾波及的地区。受到恐慌威胁的农民和市民,并未袭击贵族,反而常常向当地贵族求助,因为其中许多贵族有军事经验,足以领袖群伦,保卫家园。

  高毅:托克维尔是19世纪最聪明的法国人之一,是富有前瞻性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他出身贵族(文官型的“穿袍贵族”),其家族在大革命中蒙受了巨大的苦难,但仍能对大革命持客观、公允甚至部分肯定的态度,因为他深切认识到,自启蒙运动、美国革命以来,王公贵族的独占统治再也难以为继,民主已经是不可抗拒的历史大潮,法国大革命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必然要发生的一个事件,具有不容否认的历史必然性和正当性。

《封建社会》是研究封建社会的一部综合性巨著,包括了西欧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心态等诸多结构。

第三,勒费弗尔指出,若按时间顺序追溯恐慌各支流的传播路线,通常能确定最初的“发源”。在多数情况下,引发恐慌的原因稀松平常:例如,牛群回圈之际在远方扬起尘土,或者一群僧侣突然在森林中现身。最引人注目的起因是法国东北部昆塞城堡发生的巨大爆炸。后续调查显示,爆炸可能发生在当地的节庆期间,当时领主正为自己庄园内的农民举行宴饮。有些醉汉举着火把,下到城堡的地窖寻找美酒,不料闯入了装满火药桶的隔间。但是,几乎所有人都将这起爆炸事件看成贵族领主诱杀农民的阴谋。无论如何,爆炸引发恐惧和轰动,掀起的一波恐慌马不停蹄地一直冲到数百公里外的地中海。

  但作为自由主义者,托克维尔内心深处最珍视的还是“自由”的价值,并且终其一生,他都对民主政治对平等的重视有可能导致对自由的侵害,有一种深深的隐忧。这一点早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就有所体现:一方面,他承认民主是世界潮流,另一方面他也担心,民主政治强调人人平等,搞得不好很有可能导致“多数人的暴政”。

以年鉴学派总体史观为指导写成,将中世纪欧洲封建社会史的研究推向了空前的水准。

除了大恐慌的一般特征,勒费弗尔在本书前半部分还用了好几章探讨可能引发大恐慌的深层原因和背景因素。总的来说,他提出了三个层面的解释:恐慌的长期因素、短期因素,以及直接“导火索”。在长期的结构性因素中,最重要的或许是大多数人口的贫困状态,他们生活于赤贫之中,相当大比例的乡村人口缺乏足够的土地维持生计,这与收成好坏无关。一年之中,他们不得不有一段时间要受雇于人,并通过市场购买部分食物。因此,他们对谷物和面包的价格非常敏感,这是他们食物的主要部分。一旦价格飞涨,他们根本无法获得足够的食物养家糊口。勒费弗尔还考虑到了当时法国的通信网络的特征。19世纪的路政和邮政制度,使得通讯空前顺畅。不过,不同于当代的即时通信,任何种类的消息,总是要耗费一定的时间才能到达,可能是一到两天,也可能是10天,这取决于个体在法国所处的位置。因此,从坏消息自巴黎传来,直到正式确认、否认或者修正,可能相距数日之久。这正是1789年夏在法国多地发生的事情。

  他在《回忆录:1848年法国革命》中坦言:“在思想上,我倾向民主制度,但由于本能,我却是一个贵族——这就是说,我蔑视和惧怕群众。自由、法制、尊重权利,对这些我极端热爱——但我并不热爱民主。……我无比崇尚的是自由,这便是真相。”

《封建社会》不是一部通俗著作,而是一系列研究中的第一部,这些研究旨在从整体上把握人,追求一种“总体史”:从漫长而多变的时段上将灵与物、身与心联系起来加以探索。

至于短期因素,勒费弗尔分析了1789年的大规模粮食危机。就在前一年夏天,一场可怕的风暴和冰雹横扫了法国大部分领土,庄稼尚未成熟就被吹倒。据说,在许多地区,有近三分之一乃至一半的麦田颗粒无收。这是第一次天灾,发生在11月到次年1月间,这个季节是整个18世纪最寒冷的冬季。橄榄树和其他果树大量受灾,藏入地窖的葡萄酒瓶都冻裂了,法国各地的河流冰封,彻底阻断了粮食运输。井泉和磨坊也都冻上了,通常很难获得足够的饮用水和烹饪用水,现成的谷物也无法磨成面粉。粮食供应不断减少,面包的市场价格飙升,1789年7月达到本世纪的最高水平。此外,民众也无法获得充足的木材供暖,被冻死的人成千上万。同时,大批穷人流浪街头,乞讨食物,有时甚至敲诈勒索,或以在庄稼地和房屋上纵火相威胁,以便从相对宽裕的农民和市民那里获得食物或金钱。四处迁徙的“流浪汉”人数激增,很大程度上引发了对“盗匪”的恐惧,这种恐惧心理在1789年夏天四处流行。事实上,勒费弗尔证明,早在1789年春,法国已经爆发了一连串规模较小、影响有限的恐慌事件,源于对盗匪的“恐惧”。但是,自1788年底到1789年春,普遍的粮食危机也引发了法国各城镇和村庄的粮食骚乱,因为民众控诉面包师傅和形形色色的富人囤积居奇,哄抬粮价。最近的一项研究也证明,这类骚乱很可能导致了叛乱事件空前密集地爆发,两百多年来都十分罕见。

  在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之间,托克维尔当然更认同美国革命,因为他感到美国革命建立的制度有效地削弱了多数的暴政,而法国革命在这方面则完全失败了。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他就明确表达了他对法国大革命的这种失望情绪,认为法国大革命没有处理好自由与民主(平等)的关系。在他看来,大革命本来是要建立一种能够保障个人自由的平等社会的,而这也正是“民主政治”的真谛,但是人们很快就忘记了自由,却甘当独裁者拿破仑统治下的“平等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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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天灾和流浪汉大军诱发的骚乱,又因为政治局势更加恶化。1789年3月,法国各城镇和村庄都为即将召开的三级会议举行首轮选举。凡年龄在25岁以上并缴足最低税额的男子,都可以参加本地的大会,投票选出一名“选举人”,代表他们出席上一级的大会,由这些大会最终选出赶赴凡尔赛的王都参加三级会议的代表。同时,甚至可能更关键的是,约有40000个地方选举大会奉命起草“陈情书”,开列他们希望呈送国王御览的一切改革诉求。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时刻,各地民众都受邀反思本地政府和社会的弊端。毫无疑问,这个选举过程触动了全法的农民,极大地鼓舞了民众对变革的期待,也让全国各地的民众瞩目于5月初召开的三级会议上发生的一切。

  《21世纪》:作为我国研究法国史的著名学者,您如何评价法国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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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引发恐慌的“导火索”,是在凡尔赛和巴黎传出的事件。由于众望所归的三级会议实际上一事无成,民情日益不满。三级会议由三个“等级”组成:教士是第一等级,贵族是第二等级,平民是第三等级。1789年1月,国王授权平民代表的人数可相当于贵族和教士代表的总和。

  高毅:尽管法国大革命开启了政治民主化的世界潮流,但是法国革命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一个实现政治民主化的理想模板。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的革命太激进了。法国大革命充斥着一种平等主义的梦幻,还有一种“民族再生”也就是要实现“人尽舜尧”的道德狂想。同时,强劲的贵族社会传统还使法兰西民族养成了崇尚暴力的习惯,结果这个民族在它的革命中,自觉不自觉地总要诉诸专制的、专横的暴力手段,最终导致了其民主实验的流产。法国大革命的确一贯地带有某种和现代民主格格不入的专制主义气质,不是搞“议会专制”,就是搞“群众专制”,后来还滑向了拿破仑的个人独裁。

《法国农村史》

但是,国王拒绝具体规定投票的方式:三个等级的代表究竟是一起投票,还是分开各投各的。大多数贵族和教士拒绝一起投票,而第三等级要求一起投票。结果,会议陷入僵局。经过长达6个星期的协商,6月17日,第三等级的代表决定独自开会。他们邀请其他两个等级的代表参加,但是,即便其他两个等级缺席,第三等级依然单独成立了国民议会。起初,路易十六拒绝承认国民议会。6月28日,他似乎回心转意,下令三个等级共同召开会议,然而,种种迹象表明,这只是国王的缓兵之计。大批雇佣兵被调来包围巴黎和凡尔赛。会议代表和普通公民都预计,政变一触即发,结果就是国民议会被消灭,还有可能入侵巴黎并报复民众。面对如此威胁,巴黎民众开始组织武装自卫。7月14日,在搜寻更多枪支和火药时,巴黎民众攻入了巴黎东边巨大的中世纪要塞——巴士底狱,最终占领了这座要塞。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法国革命的这种激进性也有一个不容抹煞的历史功绩,那就是通过对平等价值的执着追求,大革命不仅彻底捣毁了法国那种特别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从而为人民主权在法国的实现开辟了道路,同时它还在世界历史的层面上,做出了一项英美革命所不能企及的贡献,这就是它以空前的力度高扬了人民民主的正当性。这正是英国革命、美国革命这种“小革命”做不到的事情。为什么人们公认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也就是开创了政治民主化的世界潮流的革命是法国大革命而不是英美革命,原因就在这里。

布洛赫的成名之作,也是其史学造诣的代表作品。

此外,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关于“贵族的阴谋”的谣言在巴黎流行开来,勒费弗尔指出,这一谣言很快就传到了外省各城市和乡村。据说,贵族绝不会甘心失败和失去权力,一定会报复胆敢忤逆的平民。各地形势早已剑拔弩张,首先因为近来发生了一连串的民众反叛,其次因为面包价格飞涨,再次因为农民害怕即将收获的庄稼遭到破坏,最后也因为民众对巴黎发生的事情有所隔膜。很快,各地民众都开始防备“盗匪”来袭,据说这些盗匪是贵族收买的帮凶。这样一来,几起稀松平常的事件就足以引发一连串大规模的恐慌,而民众深信盗匪即将来袭,这实在无足讶异。

  由此看来英美式革命和法国式革命各有自己的短处。英美式革命的短处在于,它片面地倡扬了自由的价值,而法国式革命的短处则在于它过于迷恋平等的价值。因此,这两种革命的经验实际上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也许只有将两者的思想原则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建成比较健康的现代民主政治。

公认的史学经典,被视为法国地理历史的巅峰之作,中世纪和近代农村史研究新境界的起点。

勒费弗尔这部著作首次出版,距今已近百年,他提出的解释依然极具影响力。确实,最近的一些研究表明,恐慌各支流不曾以简单的线性路线蔓延至整个法国的乡村,而勒费弗尔似乎如此认为。相反,其间存在着大量的涡流和旋涡,移动方向也十分复杂。某个社区同时从各方接到盗匪来袭的警报,绝不罕见。这一事实可能让恐慌更加剧烈。更重要的是,今天看来,勒费弗尔视为恐慌“导火索”的“贵族阴谋论”,仅仅盛行于巴黎及其周边某些地区。在法国大多数地方,当时的报道从未提及过这类阴谋,民众最担心的,首先是普遍的无政府状态,这纵容了盗匪和歹徒横行无忌,另外他们也时而担心外国军队的入侵。但是,总的来说,勒费弗尔的分析仍然成立。这一著作不愧是对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大众心理和集体情感最卓越和最有影响力的研究之一。因此,它仍然是一部史学经典,任何有志于了解历史上人类行为动机的读者都不应错过。

  《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现实意义

使用了“倒溯历史法”,体现了布洛赫从已知推未知的治史理念,被学术界认为是最具开创性的学术贡献之一。

  《21世纪》:您认为,《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对我们今天有哪些启发意义?

《法国农村史》的内容是古代、中世纪和近代早期法国社会的物质和经济基础,也就是农业生产和庄园制度。庄园制度史占四分之三的篇幅,是全书的主要内容。

  高毅:就中国当下的形势和问题而言,《旧制度和大革命》主要能为我们提供这样几点启示:

综合运用农业学、制图学、经济学、地理学、语文学、心理学、社会学与民俗学等多学科研究手段,开辟了农村史研究的新境域。

  第一,旧制度最大的弊端是统治者的腐败,只是在旧制度末期的时代条件下,这种腐败没有带来经济的凋敝,相反却促成了前所未有的物质繁荣(因为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专门从事生产活动的被统治者即第三等级创造财富的效能的增长),然而也正是这种繁荣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腐败的旧制度下的经济繁荣就这样成了大革命的催生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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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旧制度统治者的腐败,主要表现为贵族阶级的没落——这个中世纪以来的社会统治阶级,此时已随着王朝集权(绝对王权)的发展失去了它过去的社会管理职能,脱离了人民,却仍保持着种种令人憎恶的特权(主要是免税特权)和占据着高官显爵的尊崇地位,而且还越来越顽固地维护之,从而加剧了社会不平等这个旧制度的顽症,而这也正是引发法国大革命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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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法国大革命的激越浪漫、血雨腥风,很大程度上缘起于其间法国特有的“文学政治”——即一帮在旧制度下没有政治自由也没有政治经验的文人掌握了权柄,这些人无知无畏,勇于标新立异,也“更热爱那些普遍的思想和体系,更蔑视古代的哲理,更相信他们个人的理性”,而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又应归结为旧制度言论自由的缺失——按托克维尔的原话来说,就是“政府的种种罪恶所造成的所有政治反对精神,既然不能在公共场合表现出来,就只能潜藏在文学之中,而作家已成为旨在推翻国家全部社会政治制度的强大政党的真正首领”。

《国王神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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