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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与未来之间,《极权主义的起源》、《人的条件》、《精神生活》

由此凸显出她后来浓缩为人的“诞生性”这一概念在博士论文中产生的语境。这些修订与她在后来其他著作中关于诞生性的讨论相一致,都指向奥古斯丁关于人的创生的隐喻。(关于行动的存在论条件是人的“诞生性”的表述,最早出现在她1958年出版的《人的境况》和同年为《极权主义起源》写的再版序言“意识形态与恐怖”中。她认为,人的出生构成一个绝对意义上的新开端,行动和带来新意义的言说,可谓政治人类学意义上的新生或“重生”。)在论文中,她也将对于人之诞生的喜悦,对比于她对海德格尔的中心主题——面对死亡的焦虑——的抛弃。“换言之,决定了人作为一个有意识的、记忆的存在者的关键事实,是出生或诞生性(natality),即我们以出生进入世界。决定了人是一个欲望存在者的关键事实是死亡或有死性(mortality),即我们在死亡中离开世界。”“给人的生存以统一性和整体性的,就是记忆而不是期待(例如,比较在海德格尔进路中对死亡的期待)。”

外文名:Hannah Arendt

与通常的书信集相比,《海德格尔与阿伦特通信集》呈现出一种高度不平衡的状态。书信集中绝大部分的书信是海德格尔写给阿伦特的,阿伦特写给海德格尔的回信则几乎没有保存下来。期待中的双簧变成了海德格尔的独角戏。另一个特点则充分体现二战时期德意志知识分子的普遍命运。与施密特和恩斯特的书信集类似,海德格尔和阿伦特的书信来往被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打断,二人中断联络十数年之久,1950年才重新联系起来。正如编者乌尔苏拉·鲁兹所说,“本书的一个特点已经可以被指明了:马丁·海德格尔的声音占主导地位。另外的一个特点在于:存在着亲密交往的阶段和完全不来往的阶段以及一系列中间阶段”(515页)。

2017年1月21日,周六,20:17修订于北京野兽爱智慧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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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的博士论文——《奥古斯丁的爱的概念》

中文名:汉娜·阿伦特

第三个阶段的开始并不是那么明确。本书编者倾向于从1966年阿伦特六十周岁开始,而笔者更倾向于从1969年海德格尔八十周岁开始。这是和解之后的成熟。随着年岁的增长,他们开始越来越多地回忆和总结,同时代的人不断老去,成为时代落幕的预演,友谊之花摆脱了世俗的纷扰,化为成熟的果实。

她带来了鲜花和果子,成熟于他方的土壤 置身于丰饶的自然里 沐浴着别处的阳光。

《过去与未来之间》

最适合您的才是最好的书! 推荐书为您搜集购买地址,请放心购买: 在过去与未来之间,一切都是为了现在。但现在这个世界,如此多的灾难,我们还能做什么?用阿伦特的话说,用行动去爱这个世界,爱这个残缺的世界。 内容简介: 阿伦特的笔下勾勒出现代社会面临的一个紧迫危机:政治学中,诸如正义、理性、责任、德性、荣誉等传统关键词的意义失落,及其带来的后果。通过八篇随笔,她再一次提炼出传统概念中至关重要的精华,以此来评估我们现代人当前所处的位置,重新获致观照未来的框架。 阿伦特对政治本质的分析,体现出让人耳目一新的原创性和洞察力;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哲学家,像他那样给与政治生活的现象学如此多的关注。——比库·帕勒克 作者简介: 汉娜·阿伦特(1906—1975)美籍德国犹太哲学家,曾师从于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在海德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自1954年开始,阿伦特先后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布鲁克林学院开办讲座;她还担任过芝加哥大学教授、社会研究新学院教授。阿伦特以《极权主义的起源》、《在过去和未来之间》和《论革命》为代表的一系列著作,及其天才的洞见和隽永的智慧,为当代政治哲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成为二十世纪政治思想史上令人瞩目的人物。 精彩书评: 1958年,汉娜·阿伦特完成了《人的境况》的草稿,她原本想把书名定为“政治学入门”,但这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没有遵循写作者的意图。书中对劳动与工作、对现代科学与经济增长等进行了长篇大论,至少从表面上看与政治无关。为了弥补这种缺憾,阿伦特又从新的角度断断续续写了六篇文章,在1961年集结成《过去与未来之间》出版,1968年修订后添加了后来的两篇。某种程度上这本文集才真正实现了她的“政治学入门”的写作初衷。 阿伦特在“政治学入门”写作的资金申请书中,如此描述她的写作计划:“重新批判、讨论政治思维的重要传统的概念与概念的框架——手段与目的、权威、统治、权力、法和战争等问题。虽然说是批判,并不意味着‘错误的暴露’。我想发现这些概念在成为古老的硬币之前、在成为抽象的普遍概念之前,从什么地方产生的。”发掘和梳理这些政治概念的历史当然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为了重新让这些习以为常的政治概念“陌生化”,唤醒我们对其的质疑和思考,“发现概念的真正起源,以便提炼出这些传统概念的原初精神,后者已经令人悲哀地从政治语言的关键词消失了,只留下一些可以塞进去几乎任何内容而不必考虑背景他们背后的现象实在的概念空壳”。阿伦特的“在过去与未来之间”的标题无疑指向的是,过去代表的传统的丧失,会对未来愈加灰暗的政治图景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这里需要对阿伦特所在的背景做一个简单的陈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阿伦特已经在美国作为评论家赢得了广泛的声誉,《极权主义的起源》让她声名鹊起,跻身于知识分子精英的行列,自此后她受到美国多所名校的邀请,作为客座教授主持一系列的讲座。她的生活环境的改变不仅仅体现在经济状况上和身份的转变上,她可以有更多的精力搞自己的研究,而更多体现在对现实有着强烈的兴趣上,尤其身为大学的客座教授,对教育问题的关注愈发让她察觉出一种传统与现代的断裂。 我们不要忘记,她是个有经历的学者——世界大战、纳粹屠杀、极权主义、原子弹爆炸,当你从废墟中走来的时刻,对这个世界的观感再也不会相同——这是一个要求哲学家重新认真思考的世界,我们需要构建新的政治学,通过对传统进行整理的方式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我们要特别注意这里的用词,“思考”,而不是改变。在这本书的第一章《传统与现代》的开篇,我们就读到了这样的句子:“我们的政治思想传统有一个明确的开端和终结,它开始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教导,我相信,这个传统在卡尔·马克思的理论中差不多到了一个明确的终点。” 阿伦特对马克思理论的反感就在于他僭越了政治与哲学的传统界限:“政治哲学必然暗含着哲学家对于政治的态度;其传统肇始于哲学家厌弃政治,之后又为了将他的标准强加于人类事务之上而回归政治。而当一个哲学家厌弃哲学以便将他的哲学‘实现’在政治当中的时候,这个传统的终结就来临了。”换句话说,在阿伦特看来,哲学家的灾难就在于原本用于沉思世界的哲学,偏偏要去改变世界。我们如果想纠正这种哲学的偏差,最好的方式就是对传统进行重新的梳理,回归到哲学的本源性。 “传统与现代”、“历史概念”、“何为权威?”、“何为自由?”、“教育的危机”、“真理与政治”,这一个个篇幅组合而成的是一幅从过去到未来之间冲突洪流中的思想演变的画卷。阿伦特把这些随笔称之为“思想操练”,它们唯一的目的是“获得如何去思的经验”。对哲学家来说,“思”便是最大的行动。思想过程不是为了发现真理——真理问题在这些操练当中从头到尾都是悬而未决的;思想的过程也不是为了续接断裂的传统——传统的断裂和延续当代人生活中必须直面的;思想的过程不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哲学家只负责思考问题,不负责解决问题,尽管这种思考完全都是从现实经验中获取的。思想的过程是为了质疑过去,也是为了质疑未来,最终还是为了找寻现在的位置。在过去与未来之间,总有一个现在,这才是思的存在和意义。 部分目录: 前言过去与未来之间的裂隙001 第一篇传统与现代013 第二篇历史概念036 第三篇何为权威086 第四篇何为自由136 第五篇教育的危机163 第六篇文化的危机:其社会和政治意蕴183 第七篇真理与政治210 第八篇对太空的征服以及人的地位247 索引

博士论文的主题

出生日期:1906年10月14日

在衰老中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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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是关于“诞生性”的主题。B版最后一段对于奥古斯丁区分世界“开端”(principium)和人的“开端”(initium)的讨论,是她在1963年修订时特地加回到原文中的:

代表作品:《极权主义的起源》、《人的条件》、《精神生活》

乌尔苏拉·鲁兹这样描写道:“在马丁·海德格尔能够庆祝他的八十岁生日之前,卡尔·雅斯贝尔斯已经逝世了。在巴塞尔的葬礼事宜之后,汉娜·阿伦特立即动身前往弗莱堡。从此之后——尤其是她1970年10月也失去了亨利希·布吕歇尔之后——‘弗莱堡’这个地址对她变得越来越重要了。”(520页)

阿伦特的其他重要出版物还有(身后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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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的和解

延伸阅读:汉娜·阿伦特主要著作简介

随着阿伦特的奥古斯丁论文重新得到学界的重视,在阿伦特研究中,对阿伦特政治思想的片面“海德格尔式现象学化”和“希腊城邦化”的解读有可能得到纠正。一些政治学者则从公民德性、公民身份主题上,受之启发重新挖掘奥古斯丁政治思想在当代的活力。其中有代表性的两部作品是已故芝加哥大学教授让·俾斯克·爱尔斯坦(Jean Bethke Elshtain)所著《奥古斯丁与政治的界限》(1996)和现任普林斯顿宗教系教授艾力克·格雷戈里(Eric Gregory)的《政治与爱的秩序:一种民主公民身份的奥古斯丁式伦理》(2010)。

逝世日期:1975年12月4日

全书收录了一百六十八篇书信,既包括1925年至1975年之间海德格尔与阿伦特的通信,亦包含数封海德格尔妻子与阿伦特的往还。本书编者根据书信的内容,将其编为“目光”“再-见”“秋天”和“尾声”四个部分,并添加了丰富的注释。

2、《人的境况》(The Human Condition),1958年出版,德文版名为《积极生活》( Vita Activa)。作为海德格尔的学生,阿伦特在这本书中在对海德格尔的思想做比较彻底清算的同时,建立了自己著名的“行动理论”:强调人只有在与他人分享这个世界、共同拥有这个世界并在这个世界中积极行动,才能使人获得意义。这样的立场被称之为翻转了西方哲学几千年推崇“沉思”的传统。

重新编辑的英文本

民 族:犹太

海德格尔之后的行动却显示出对阿伦特的疏离。阿伦特不无悲伤地写道:“你现在不来了——我想我已经明白了。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忧虑,就如同我这几天总是一再突然地被一种莫名其妙的强烈忧虑所侵蚀一样。”(1928,信四十二)他们之间逐渐变得陌生。对阿伦特而言,有意与自己保持距离的海德格尔成了一个他人口中的名人,这让阿伦特感到难过:“然而,我已经站在你面前几秒钟之久了,你实际上已经看到我了——你却逃避着向上看。”(1929,信四十四)

1975年12月阿伦特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对于她的博士论文最终为何以奥古斯丁为选题,她马堡时期的同学、终身好友汉斯·约纳斯说,当时以奥古斯丁为论文题目是流行而常见的做法,而且那时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都热衷回应“奥古斯丁的存在主义信息”。海德格尔1921年在弗莱堡大学夏季学期的课程讲授过“奥古斯丁与新柏拉图主义”,雅斯贝尔斯自己也写过大哲学家导论中的一卷:《柏拉图与奥古斯丁》(英文版1957年由阿伦特编辑出版),这些都显示出1920至1930年代的德国现象学对奥古斯丁式存在主义的热情。显然阿伦特不是把奥古斯丁当成教父神学家,而是当成存在哲学家来阐释的。她声称她的论文对奥古斯丁的解释要“捍卫一种纯哲学的探索”和“避免教条化”,“尝试穿透奥古斯丁自己都未能澄清的幽深之处”。海德格尔的迫人直面的死亡、在世的沉沦,雅斯贝尔斯的“存有”或“大全”,都在论文中清晰可见。另外,她以奥古斯丁最具有标志性的一个概念——“爱”为主题,也是意味深长的,有人认为这与她对海德格尔秘密的、失败的爱情有关。的确,在他们两人1929年前的通信中,“爱”是一个被“实在性”“命运”“生存”等存在主义词汇包裹起来的、两人之间的暗语。但是正如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始于对“我是谁”的自我找寻,而终于自我被上帝寻回的道路一样,阿伦特也透过对奥古斯丁这一重要概念的重新诠释,告别了她后来视为私人的、“非世界性”的“爱情”,发展出公共性的“世界之爱”。

国 籍:美国

海德格尔的态度无疑是悲观的,充满了旧时的感伤。他悲哀地写道:“个人再也不能做些什么来抵抗不易控制的‘大众传媒’和机制了。”(1974,信一百五十八)人类的命运将不可避免地陷入技术之中;哲学被划分为精细的分支,变成了一种无聊的东西。

2.柯尼斯堡的犹太女子 12

超越海德格尔

毕业院校:海德堡大学

那场试图从1925年开始的纯粹友情,在经历半个世纪之后,化为成熟的果实。这友情中,包容着智识上的密切交流与日常生活中的倾诉。它的参与者也不再仅仅是海德格尔与阿伦特两个人,而是两个密切交流相互支撑的家庭。这种支撑随着同时代人的陆续逝去,愈发珍贵。

7、《共和危机》(Crises of the Republic )1972年出版。该书由三篇长文章和一篇访谈组成,是阿伦特对于六十年代美国社会的观察、沉思的结果。第一篇文章题为《政治中的谎言》(Lying in politics),该文通过讨论“五角大楼越战报告”所暴露出来的问题——美国政府迷信问题专家和公关形象专家,乃至越南政策的错误一再延误,揭示了一般人为什么会相信政府及专家的谎言。原因在于人类普遍习惯接受系统的、前后一致的说法。这种心理原本是人类理性推理之所以成立的基础,但是如果失之省察,它也可以被用来灌输与事实不符的谎言。谎言也是有系统、看似严密和有条理的捏造和编织。这种编织的结果会比事实本身更严密和贯穿一致,结果是人们宁愿相信谎言而不是事实。民主社会的政治谎言正像极权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它们都提供了一套虚假的、看似符合逻辑的说辞来合理化当权者的政策。第二篇文章题为《公民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这是阿伦特对于60年代后期美国社会包括反对越战在内的社会运动的有力分析。年轻人走上街头,反对征兵,公然违背了政府的法令,但表现出来的却是如此理直气壮。阿伦特区别了“公民反抗”和“良心反抗"性质上的不同。“良心反抗”是出于个人内心的要求(个人信仰、信念等),以一个人的内心平衡作为准绳,说到底将事情归结为个人的;“公民反抗”的不同在于它是一种集体的、公开的、以挑战政治权威的正当性为指归的社会运动,着眼于公共领域中的“善”而不是一己的“善”;落实到公共事务的改善而不是个人的解脱。在这个意义上,以良心的要求来取代政治的标准是远远不适当的。与这篇文章站在“反抗”一边呼吁“反抗权”不一样的是,在另一篇《论暴力》(On violence)中,阿伦特表达了对于左翼学生运动中暴力倾向的忧虑。该文曾以单行本于1969年刊出,随即引起高度重视。阿伦特首先指出暴力并不是政治行动的本质,区分了暴力与权力如何从根本上性质不同;真正的政治行动的目标远非暴力,而在于自由权力。阿伦特继而区分了“暴力”(violence)、“力量”(strength)、“势力”(force)、“权威”(authority)等概念,指出在当代功能主义思考模式下,这些概念都被化约成达到统治的类似手段;但这样做只能使得人类生活的经验趋于单调。该书最后一篇是1970年接受德国作家阿得贝尔特·莱夫的采访,题为《关于政治和革命的思考》。

阿伦特,1924年

出生地:德国,汉诺威

阿伦特亦对今日的现状忧虑重重。她对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进步主义嗤之以鼻,在信中抱怨:“在纽约,我不得不把时间浪费在荣誉博士学位上,其中的五个是我今年获得的——由已经变得疯狂了的妇女运动而导致的一种膨胀。我想,明年就会轮到同性恋。”(1972,信一百四十四)并感叹学术政治逐渐侵蚀学术的根基:“大学无疑在没落……长此下去也会走向毁灭。”(1972,信一百四十四)

阿伦特继而将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加以比较。法国革命期间,西耶尔(Emmanuel Joseph Sieyes1748--1836)第一次提出了“制宪权”的问题,按照他的解释,“制宪权”不仅存在于“国家宪政权力”之外,而且先于“国家宪政权力“的存在,因此才有了正义的基础。针对西耶尔的意见,阿伦特指出:“制宪权”的主体(不论是“人民”还是“民族”),都不具有宪政性格,因此他们不拥有任何权威,从而实现想要实现的事情。具体到法国的“宪政大会”,阿伦特指出,它本身“既然先于宪政,就缺乏宪政性格,也不可能转变成为宪政本身。”因此,新宪政如何具有合法性仍然是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引导出一种绝对性原则,以证明确立本身及其立法的正当性和合法性。西耶尔最终把“制宪权”根植于“自然状态”的“民族”之内。接着事情发生戏剧性的转折:当把民族定位为“多数”时,同时又把这“多数”解释为受贵族和教士阶层所压迫的“第三等级”,进而肯定“第三等级”由于受压迫而而具有了某种“特权”能够成为“制宪权”的主体。当罗伯斯比尔喊道:“共和制?君主制?我只知道解决社会问题”时,这场革命的目标产生偏移,不再是建立“自由宪政”的新秩序,而是变成了一场社会性的悲情控诉:对于民间的同情、对于贫困不幸者的同情成了政治品格;深邃无涯的悲悯转而成为新体制之大仁大德的证明。阿伦特分析道:同情只是在针对某个人的时候才可能;针对大众则就变成了抽象的、对民族产生灾难性影响的东西。当整个民族的苦难破坏了对于同情的克制能力,由此便产生了意欲以极端手段来铲除不幸的倾向。这时的悖论在于——有人出于同情和对人类的爱而随时滥杀无辜。

奥古斯丁写道:“这个开端以前根本不存在。为了有这样一个开端,人被造出来,在那之前没有人。”……因此,正是为了创新(novitas)……人才被造。由于人能意识到、了解和记起他的“开端”或起源,所以他能作为一个开端者行动并创造人类故事。(B: 033190)

汉娜·阿伦特,犹太裔美国政治理论家,1906年出生于德国汉诺威一个犹太人家庭,在马堡和弗莱堡大学读哲学、神学和古希腊语;后转至海德堡大学雅斯贝尔斯的门下,获哲学博士学位。1933年先是流亡巴黎,1941年到了美国,1951年成为美国公民。同年,《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出版,为她奠定了作为一个政治理论家的国际声望。 她认为极权主义起源于19世纪的排犹主义和帝国主义。流亡之前,阿伦特以一个犹太人的身份协助犹太组织工作,为此曾被纳粹政府关押过。去美国之后,她为流亡者杂志《建设》撰写评论等;做过肯舍出版社的编辑;1952年担任过“犹太文化重建委员会”的负责人。自1954年开始,阿伦特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研究新学院、纽约布鲁克林学院开办讲座;后担任过芝加哥大学教授、社会研究新学院教授。随着《人的状况》、《在过去与未来之间》、《论革命》等著作的出版,使她成为二十世纪政治思想史上的瞩目人物。1975年12月阿伦特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海德格尔试图将两人间隐秘的爱描绘成一种永恒的爱:“我不是在把我树立为一个典范——更不用说我什么时候曾试图接着来教育你或者做类似的事情了;而是整全的你——就如你现在只所是和带着你的过往依然会是的那样——我就是这样爱着你。只有这样,爱对于将来才也是强大的,而且不是一时的轻浮的快乐。”(1925,信二十)他们的爱的确是不同寻常的,却并不像他们所设想的那样纯粹。1927年阿伦特的订婚,成了这段隐秘之爱的转折点。

6.告别德国 58

让·俾斯克·爱尔斯坦著《奥古斯丁与政治的界限》与艾力克·格雷戈里著《政治与爱的秩序:一种民主公民身份的奥古斯丁式伦理》

职 业:思想家、政治理论家

《海德格尔与阿伦特通信集》亦是如此。它关乎哲学,关乎政治,关乎人类宏大的命运,但它始终是两个人的故事。它充斥着各种无趣的生活琐事。它跨越了阿伦特的青春与死亡,跨越了海德格尔的生机勃勃与垂垂老矣,跨越了他们共同经历的半个世纪,其中包含着年轻时代的爱恋、天命耳顺之年的和解与暮年的成熟。那些试图从他们的书信集而不是学术著作中寻找政治和哲学解释的读者,很快会失望地承认,他们所得甚少。

3.渴求知识 22

阿伦特从1933年离开德国流亡开始,德文版的博士论文始终带在身边。1962年她和出版社签订了一份翻译出版其博士论文的合同,论文由翻译过雅斯贝尔斯多部著作的阿什顿(E. B. Ashton)翻译,英译稿得到了她的肯定。在她1964年1月13日致乔治·麦克肯纳(George McKenna)的一封信中,就博士论文何时能与读者见面的问题,她回复说:“我博士论文的英译稿已经拿到了,预计今年或1965年出版。我还腾不出时间把译文过一遍,但我想译得很棒。”事实上一拿到译稿她即着手修订,在与玛丽·麦卡锡的通信中她曾简短提及此事(《朋友之间:汉娜·阿伦特、玛丽·麦卡锡书信集,1949-1975》,章艳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在1965年10月20日发自纽约伊萨卡城的信里,阿伦特详述了她最近的欧洲之旅和她与雅斯贝尔斯的会面,然后她提到了她修改博士论文的工作:

海德格尔是从雅斯贝尔斯而非阿伦特那里得知这一消息的。他在信中表示,“雅斯贝尔斯只是告诉了我他的‘猜想’,我根本没有进一步问‘与谁’‘多久’和类似的事情”(1927,信三十七),甚至大度地写道:“现在,留给我的是对如下事实感到的痛苦,你如此地感到害怕。”(1927,信三十七)

1、《阿伦特和海德格尔书信集》

奥古斯丁的爱观,对后世最大的影响就是提出了圣爱(caritas)/贪爱(cupiditas)的两重区分:圣爱是对上帝的爱,贪爱是对被造物的爱,前者是“正确的爱”,它“追求永恒和绝对未来”,后者是“错误的、世俗的爱”,它“握住世界不放,从而构造了世界”。前者让人“返回”作为自身存在源头的造物主,后者诱使人离开真实起源而陷入次一级的世界,误以为先于他个人存在的、给定的世界就是他的起源。但阿伦特在博士论文中真正要问的是,在奥氏对爱的两分法中,邻人之爱的位置何在?在论文前两章,她运用现象学方法分析了奥古斯丁爱的概念的两种“概念语境”,第一个是欲望的语境,在此语境下,爱被定义为“欲求”(craving/appetitus),“爱不过是为了自身的缘故对某物的渴求”;第二个是造物主-被造物的语境,其中,爱是向着创造源头的回返,向着过去之记忆的回归。在前一语境中,两种爱的区别在于不同的欲望对象,在后一语境中,两种爱的区别在于时间性上返回到不同的起源(上帝和世界)。她分析的目的是要表明,在这两种论爱的语境中,邻人之爱都是从圣爱中派生出来的,从上帝之爱推出邻人之爱的过程,不仅让后者不具有一个独立的地位,而且造成了对自我的否定和对世界的疏离,从而取消了“邻人”自身的特殊性和他(她)与我们在世相遇的“相关性”。邻人之特殊、切近被消除:“既然我不爱在这世界的归属中成就的我,我也不爱在具体属世的境遇中与之碰面的邻人。”“与我的同伴本人——在他们具体的在世存在以及与我的关系中——的相遇,始终被排除在外。”

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品尝这旧时代最后的陈酿。在这半个世纪关于过去的书信中,我们依旧可以找到一个关于爱、关于和解、关于成熟的故事。从隐秘之爱开始,经历了漫长的和解,他们友谊的果实最终在衰老中成熟——一个从潜在的纯粹友谊化为现实的纯粹友谊的过程。

22.河面上的光芒 260

汉娜·阿伦特1929年在她的导师,著名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奥古斯丁的爱的概念》(Der Liebesbegriff bei Augustin),这是她登上学术舞台的首部著作,1929年由施普林格出版社在柏林出版。受她政治思想吸引的的研究者们很少注意到这部以神学为主题的作品,但在奥古斯丁学界,她大胆挑战这位教父权威的观点却不时受到关注。其实阿伦特跟她的另一位著名导师海德格尔一样,都是从神学转向了哲学研究。阿伦特十六岁就读过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理性界限内的宗教》,她高中从文科中学退学后,先在柏林大学旁听了几个学期。在那里,天主教存在主义神学家罗曼诺·瓜尔蒂尼(Romano Guardini)的神学课吸引了她,接着她醉心于丹麦神学家和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著作,从而做出了主修神学的决定。1924年她提前一年通过了中学毕业会考获得大学入学资格,进入了马堡大学。阿伦特在马堡期间也选修过德国神学家鲁道夫·布尔特曼(Rudolf Bultmann)的新约神学课程,布尔特曼以对“新约的非神话化”研究著称。不过阿伦特很快就放弃了神学,转而跟随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所引领的哲学批判潮流。

死后记

4.汉娜和那个巫师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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