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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哀曾用死亡做过一次最逼真的表演,在法国作家埃里克澳门新葡新京网上导航-埃马纽埃尔·施米特的作品中

《奥斯卡与玫瑰奶奶》则更能体现施米特“会讲故事的哲学家”这一称号的特点。十岁奥斯卡的生命在本该最灿烂的季节戛然而止,他还没有经历过青年、中年、老年,没有体验过甜蜜、背叛、倦怠,即使最苦涩的五味陈杂,他也已没有机会体验。但玫瑰奶奶“神奇十二天”的建议——将生命最后的每一天都当成是人生中的十年——让他在生命的最后十二天感受了此生已无法经历的20岁、30岁、40岁,直到120岁。在作者轻盈与诗意的书写中,无论是进入生命倒计时的十岁男孩,还是八十多岁还穿着粉色裙衫的医院义工玫瑰奶奶,都在一望无际的死亡面前表现出自己的高贵与从容。

为了中国孤儿奉献演出

原标题:每个人都是利己主义者,而爱是利己的相反面 来源:界面文化©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界面文化(BooksAndFun),作者:潘文捷,Photo by Zou Meng on Unsplash被誉为法国国民作家的埃里克-埃马纽埃尔·施米特(Eric-Emmanuel Schmitt)对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说,他准备手写一封信,告诉远在法国的爱人,自己第一次来到中国,吃了什么样的米饭、遇到什么样的趣事。“过去一封情书要十天抵达,那样的场景迫使我们把爱拉得很长。可是如今,爱却有了新的语境。”2010年凭借短篇小说《纪念天使协奏曲》获得法国龚古尔文学奖的施米特是巴黎高师哲学博士,曾经做过哲学教授,如今则作为剧作家、小说家和导演活跃于文坛和戏剧界。其中,短篇小说集《看不见的爱》讲述的是“隐秘的情感”,一对同性爱人在教堂外伪造了一场婚姻,一位医生在狗被车撞死之后选择自杀,一个女人的第二段婚姻里总是晃动着第一个丈夫的影子……这些故事讲述了种种人与人(以及人与动物,或者艺术)之间切实存在、却可能无法一眼看穿的感情。在刚刚完成这些作品时,施米特自己并没有在文本之间找到什么一致性,直到有读者向他指出这些故事无一例外不是在说爱,施米特才恍然大悟:“我有哪一天写的小说是在讲述别的事?”除了对爱的持续关注,施米特写作的另一大特色是把逸闻趣事和哲学混在一起,用轻松的口吻来谈论深刻而沉重的话题,这也让他获得了从哲学教授到普通读者的不同群体的喜爱。他在《奥斯卡和玫瑰奶奶》一书中讲述了10岁小男孩奥斯卡的故事,他得了很严重的白血病,玫瑰奶奶向奥斯卡提议玩一个哲学的游戏:把接下来的每一天当作十年来过。于是,奥斯卡展开想象度过了这段“很长”的人生,并从中获得了一个重要的哲学智慧——在某一天,人的生命终会终止,每个瞬间都很珍贵。“我的读者有哲学家也有普通人,其中一些作品也可以被12岁的男孩女孩阅读,这是我的目标。”施米特解释说,知识分子读者可以明白他想要表达的哲学理念,而即使是看不出其中理念的普通读者,也完全可以弄明白故事是怎么回事。埃里克-艾玛纽埃尔·施密特爱的敌人:自我、即时性与脆弱的权利虽然施米特写作的中心议题是爱,但他也清楚地意识到,爱一直以来都是很艰难的,因为爱有一个最大的敌人:自我。“每个人都是利己主义者,可是爱是利己的相反面,”他说。爱在今天变得更艰难了吗?哲学家韩炳哲甚至在《爱欲之死》一书中指出了爱的死亡。他认为,纯粹意义上的爱在当下受到了威胁,甚至已经死亡。因为爱欲的对象是他者,但是由于当代人个体自恋情结加深,社会越来越陷入同质化的地狱,难以产生爱欲的经验。“整个世界只是自我的一个倒影,在任何时空中能被一再感知的只有自我。在到处都是自我的深渊中漂流,直至溺亡。”施米特所探讨的“爱”究竟是什么呢?他认为我们可以用自私和无私来区分纯粹的激情和爱。他访华期间正值网红博主@宇芽遭遇家暴、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前妻Kim公开原谅“家暴男”的新闻发酵,针对引起广泛讨论的亲密关系中的暴力问题,施米特说,爱是利他的、无私的,爱是我们对某一个人的依恋,所做的一切都是想要让这个人幸福;而激情是一种病,是自私的,有排他性的,莫名其妙地来,莫名其妙地走,激情离开之后一地灰烬。“爱和激情是两回事。当男女关系有暴力的存在,通常来自于激情,而不是爱。”除了利己与激情的威胁,施米特认为,在当今社会,爱还面临着另一个更大的敌人——即时性。今天人人都是消费者,用手机预订、付款、接收,一切都有目的性,一切都可以即时满足。人人都想快速成功、快速赚钱,快速陷入爱情。可是,快速来去的是欲望,真正的爱需要时间培养。施米特说,“手机划动就认识了,过两天就分手,这是一个商业行为,内里空无一物。对某物某人产生欲望是消费心理,可是爱情不完全是性或欲望。”这位常年以爱为写作主题的作家说道,爱这种情感不是即时的,而是绵长的,它应当像大海一样深沉宽广。当代爱情难道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吗?施米特想了很久,最终摇了摇头。他说,即便今天同性婚姻合法化呼声日益高涨,但是,超出常规的爱并不为世俗所容。“我们不能够说我们是当代人,男女就平等了,同性恋可以自由结婚了,一切都更美好,一切都在进步,历史终结了。其实历史一直是像波浪线一样起起伏伏,现在争取到的权利不是终极的,它很脆弱,随时随地都可能有新的思潮出现来摧毁它。”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不是爱,而是恨美国学者、德勒兹专家迈克尔·哈特在《走向“爱”的政治概念》一文中提醒读者警惕自恋式的爱——即对共性或者对成为共性的爱,他看到这种爱的政治形式可能导致最为反动的政治筹划,如作为白人至上主义基础的种族之爱、作为民族主义基础的民族之爱、支撑法西斯主义的种族与民族之爱。在施米特的书中,爱总是存在于个体与个体之间,与共同体无关。他说,“创造共同体和爱没有关系,只要有共同的想法、共同的价值观就可以了。”作为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欧洲人,他已经受够了民族之爱与种族之爱。施米特的祖父一辈怀着对国家的爱战死在欧洲战场上,如今,当法国人说爱国的时候,他看到的不是爱,而是恨。“种族主义不是对我种族的爱,而是对其他种族的恨。爱国主义是对自己国家的爱,但也是对他国的恨。我的作品要创造一种宽容,来阻止这些观念。”他补充说,这是非常欧洲式的看法,和中国人对国家和民族的观点或许不一样。施米特总是希望在他的作品当中超越种族和民族之爱,寻找维系人与人的共同的东西。在短篇小说集《看不见的爱》中,第一篇《布鲁塞尔的两位先生》的故事主角是两位相爱但无法合法结婚的同性恋男性。施米特说,在读这篇作品时,女性和异性恋男性读者也可以感同身受,因为每个人都希望得到爱、帮助、关切、支持,有着有共同的困惑和共同的欲求。“我总是试着把读者汇集到共同的地方,再通过我的故事呈现出人的不同的爱的方式。“施米特说。《看不见的爱》[法]埃里克-艾玛纽埃尔·施密特 著 徐晓雁  译中信·大方 | 中信出版集团 2019-9在《布鲁塞尔的两位先生》中,这对恋人因为对一位女性的强烈兴趣,而体验到了某种虚拟的女性的感觉;又通过对一位少年的关切,体验到了一种虚拟的为人父母的感受。施米特看到,实际上,我们都在同时经历着事实上的生活和想象中的生活,这连体婴儿般的双重生活比我们以为的要更加相互交织,那个平行于现实的世界可以重塑甚至改变我们的现实世界。“我们每个人不能够亲身经历一千个爱情故事,这的确不幸,但是我们通过虚构的小说去拓展和经历爱。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可以帮助我们生活得更加智慧。”施米特说,法国作家的小说得到中国读者的阅读,就说明我们有共同的困惑和共同的疑问。通过写作和阅读,人们可以理解人类心灵的复杂性,更加了解爱、更加了解我们自身,从而让大家走向团结而非分裂。一本书一畅销质量就遭怀疑,这是愚蠢的在与小说集《我们都是奥黛特》同名的短篇小说中,施米特讲述了一位女售货员和一位巴黎畅销书作家之间不可思议的爱情故事,也顺便抨击了文学评论界对畅销书和大众作家的诋毁和嘲笑。施米特告诉界面文化,他本人与评论家之间的关系经过了三个阶段。“一开始书很成功,评论界的赞美让很多人知道了我的书。但是由于书很畅销,就有人开始批评我,那是为了保持他们的话语权。现在,由于我抵挡住了这些批评,一天比一天成功,这些人已经无话可说了。”他认为,在美国这样的“新大陆”,大卖的作品通常会得到赞美,但是像在法国、德国和中国这些历史悠久的老国家,一旦书卖得很好,其质量就会遭到怀疑,因为这些国家的文学界有批评的传统。“这是愚蠢的,有的时候畅销书可能写得很差,但是也有写得很好的畅销书。”《我们都是奥黛特》[法]埃里克-艾玛纽埃尔·施密特 著  徐晓雁  译中信·大方 | 中信出版集团 2018-12施米特说,由于他的教育背景是哲学,他的文学作品中总是蕴含着哲学的智慧。他意识到,哲学家总是试图去了解社会结构和事物本质,试着把事情弄简单。如果哲学家想要写小说,常常会在重现真实的过程当中带着冷漠,带着医学般的清晰,是对生动性的阉割,给一种“实验室的感觉”;而文学使人免做简单判断,因为小说家会展示事物间的联系,拓展边界,捍卫复杂性。在他看来,哲学和文学相互丰富、相互补充。“我身兼哲学家和小说家两种身份,所以我的作品很大一个特点是在哲学性和文学性之间来来回回。”哲学家的训练有助于施米特把复杂的内容进行简单易懂的呈现。“作为一个作家,我的职责是试着用简单的方式把复杂的东西说明白。”他说,如果说简陋是无知和拒绝复杂性,简洁则要经过很多思考,克服很多困难。把叙事精简到最主要,避免无用的枝节横生,讲描述引向暗示,笔墨简洁,摒除作者的一切沾沾自喜,这都需要时间。或许正因其明白晓畅的特质,施米特的作品几乎部部畅销。施米特作品的中文译者徐晓雁看到,他是当代用法语写作的作家当中读者最多和被改编最多的作家之一。作为所谓“国民作家”,他说金钱和名誉并没有给他的写作带来负面影响。“人们往往有一种浪漫的想法,认为贫穷会让人写出好的作品。但这不是真的。狄更斯赚了很多钱,他也能够继续写很好的书。我倒希望每个作家都有足够的钱来写作。”他说,不论是贫穷还是富有,一个作家依然是一个作家。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界面文化(BooksAndFun),作者:潘文捷

正如法国小说家阿拉贡对小说的定义“撒谎—讲真”一般,虽然小说是虚构的文学作品,但是在假的过程中,却能说出一些真理性的东西。在董强看来,作品兼具文学性和哲学性的施米特达到了某种平衡。“小说如果没有任何的哲学,很容易落入肤浅。但是小说的深度并不是不断地告诉你一些概念和哲学性的东西,而是通过小说的艺术和情节人物,是它传递的情节的复杂性上升到一个高度,但在施米特身上,我可以看到一种融合的东西。”董强说。

莫里哀是位喜剧大师,但是他的死却是一场悲剧。为了维持剧团开支,他不得不带病参加演出。传说,莫里哀曾用死亡做过一次最逼真的表演,而那次的表演,也让他付出了生命。是什么原因,让他必须以付出生命为代价,来进行艺术表演?

或许是因为年轻时有过在撒哈拉沙漠濒临死亡的经历,所以,在法国作家埃里克-埃马纽埃尔·施米特的作品中,生与死是一个常见的话题。《奥斯卡与玫瑰奶奶》的主角,是骨髓移植失败后即将走向生命尽头的十岁小男孩小奥斯卡,而在《诺亚的孩子》里,身处战火之中的犹太小男孩约瑟夫,被修改了名字、年龄以及信仰,只为了在乱世中求得一席容身之地。

北京6月14日至17日

由中信出版·大方最新出版的《看不见的爱》一书共收录了五个短篇故事,它们都围绕着一个相似的主题——“隐秘”的感情。从一条狗身上看到上帝的医生、在死后将遗产赠送给一位陌生女人的两位绅士……与一般意义的爱相比,书中的爱似乎更加模糊与难以理解。然而,在作者百转千回的叙述中,一切爱又变得合理与感人。

莫里哀死后,葬礼很简单,只有两个教士参加,没有任何观众,而且是在日落黄昏之后,悄悄进行的。但是,不管怎样,一个伶人终于获得了葬于圣地的机会!次日,全巴黎都知道了这件事,一个伶人,没有宣布放弃他的职业,没有经过赦免他演戏、写戏的罪过,居然在宗教认可的圣地上安葬了,这是他为艺术争得的荣誉。

所有人,都应该试着去配得上这生命。

灯笼剧团创建于2005年,它集合了生活在北京的讲法语的职业或业余演员。不过根据演出需要,它也会邀请其他地方的专业演员。

活动现场 右二为埃里克-埃马纽埃尔·施米特

难道莫里哀真的是因为他那50个兄弟没办法生活了,才带病出演,并且最终以死亡谢幕的吗?有人说,莫里哀一生对自己的要求非常高,他做梦都想演出一部让观众满意,并且让自己满意的作品。可是,尽管他的名声日益增大,也尽管他的成就已非常高了,但他却依然对自己不满意。这里有一个小故事,可以说明这一点。

“生命是一份奇特的礼物。开始我们往往高估了这封礼物,以为得到了永恒的生命。然后,又低估它,认为它腐烂,转瞬即逝,想把它抛弃。最后人们才明白,其实这不是一份真正的礼物,仅是一次出借。于是,我们就试着配得上这个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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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种态度与施米特的哲学背景休戚相关。施米特前不久在成都锦城第一中学演讲时曾表示:“哲学是一门思考的艺术。”在大学教哲学的五年时光里,他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更像是苏格拉底式的关系——只是通过暗示和提议,来引起学生的兴趣。比起教授学生怎么说和怎么思考,他更重视教授学生学习哲学的方法。施米特常常在课堂上给学生一个工具箱,让他们自己动手,去自由地从事哲学思考。

也有人说,莫里哀之所以要带病演出,虽然并不全是为了他那50个兄弟,但也是为了能过上富有的生活。这从他的经历中便可以看出,他早期的生活是十分穷困的,演出也是十分失败的,加上那时艺人的社会地位低下,他的内心也是十分脆弱的。

如果仅仅停留于讲述一些感人的故事——这毕竟是多么充满戏剧性的题材,垂暮老人为临终少年点燃精神之光,战争岁月里仍有人性的微光穿透黑暗,这些元素足以演绎无数赚人热泪的传奇——那么,施米特就不会是那个连获龚古尔文学奖、法兰西学院戏剧大奖、三项莫里哀戏剧大奖的传奇国民作家了。毕竟,在法国,他的作品与莫里哀、雨果、伏尔泰的作品一并列入法国教育经典榜单前十,《奥斯卡与玫瑰奶奶》更是被读者与《圣经》《小王子》一同列入“改变一生的书籍”的榜单。所以,《诺亚的孩子》里,小男孩约瑟夫在辗转流离中被拯救只是一个层面。战争结束,父母找到离散的骨肉抱头痛哭,从集中营中幸存下来的人们固执且偏执地吃着盘中的食物,是一个侧影。藏在这些乱世百相背后的,还有另一个从语言、文字和信仰出发的身份认同问题。约瑟夫从试图改变自己的信仰到最终接受自己的民族身份,作为孩子们庇护者的牧师收藏犹太人的典籍和文字。从战乱到和平,从二战中的犹太人到始终存在的被迫害的少数人群,帮助人类留存火种的诺亚方舟,始终存在。

他创作了《Le Cycle de lInvisible》,包含五部关于童年和灵性的小说,在舞台和在书店中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Milarepa》,《Monsieur Ibrahim et les fleurs du Coran》,《奥斯卡与玫瑰夫人》,《诺亚的孩子》和《胖不起来的相扑手》。他从《LEvangile selon Pilate》开始创作小说,这一工作从光辉灿烂的《LEvangile selon Pilate》开始吸引了他很大一部分精力,后者的《La Part de lautre》想要展示黑暗的方面。从此,他创作了《Lorsque jtais une uvre dart》,对于浮士德传说的一种异想天开的现代改编,还有自传体小说《Ma Vie avec Mozart》,一本他与这位维也纳作曲家的私人书信集,这本书之后是《Quand je pense que Beethoven est mort alors que tant de crtins vivent》,它是《Le Bruit qui pense》的第二册。然后是两本中短篇小说集:《我们都是奥黛特》,讲述了八个寻找幸福的女人的命运,灵感来自于他的第一步电影;《La rveuse d'Ostende》,向想象力致敬的作品。在《Ulysse from Bagdad》当中,他创作了一部我们时代的史诗,并且质疑人的境况。他的第三部中短篇小说集《纪念一位天使的协奏曲》向我们介绍了在某天得到了救赎的几位主角。2010年,这部小说获得了久负盛名的龚古尔短篇小说集。在2011年出版的小说《La femme au miroir》中,他为我们描绘了三种命运,三段独特的冒险,三个无限近似的女人,她们的相似既是由于她们的差异感,也是由于她们想要摆脱时代的镜子所展示的她们自身的形象的愿望。一切都让她们远离社会、亲人、男人代替她们决定的事物。

与一些喜欢描述的英美作家相反,施米特显然更钟爱暗示与留白。“聪明的读者需要用想象力来填补我没有写出来的空白,我希望我的读者是活跃的,他们能够运用自己的想象力。我的一位读者是出版社的编辑,他已经80多岁了,但是他说看我的书怎么都不会忘记,因为看书的同时也和作者一起在创造,自己去填补作者的留白。”施米特如是说道。

莫里哀,法国喜剧作家、演员、戏剧活动家。法国芭蕾舞喜剧的创始人。本名为让·巴蒂斯特·波克兰,莫里哀是他的艺名。莫里哀是法国17世纪古典主义文学最重要的作家,古典主义喜剧的创建者,在欧洲戏剧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在此前各届成功演出的基础上,2012年6月灯笼剧团的第7出剧目将上演法籍比利时作家埃里克-埃玛纽埃尔施米特的剧作《放荡子》。

作为一个观察者,施米特显然很擅长观察人。比起对于衣着的打量,他更能看到一个人身上的缺憾、能量以及光与影的变化——而那些阴晴圆缺背后的能量往往是不易为人察觉的。“看不见的爱就是我所看到的人,我看到他们的能量和信息,把这些故事书写出来。它讲的就是存在于人们背后,实实在在的,却无法一眼看穿的感情。”施米特说。

传说莫里哀每写成一个剧本,都喜欢先念给他的女仆听。女仆听后总是说好。莫里哀最初认为女仆文化水平低,不过是讨主人喜欢而已。一次,莫里哀故意把一个写失败了的剧本念给她听,女仆立刻瞪大眼睛说:“这不是先生写的!”莫里哀恍然大悟,原来女仆已经熟知了他作品的风格。后来,莫里哀觉得,既然连女仆都知道他作品的好坏,他更不能坏了自己的名声,于是对自己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最后便有了以死亡来做一次最逼真的演出的想法。

1960年出生,诺曼底人,哲学教师,博士,他凭借《访客》在戏剧界崭露头角,这部作品假想的是弗洛伊德与或许是上帝之间的相遇,已经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一部经典之作。很快,其他的成功接踵而来:《放荡子》,《Htel des deux mondes》,《 Petits crimes conjugaux》,《Mes Evangiles,《La Tectonique des sentiments》,《Kiki Van Beethoven》他的作品受到公众和评论界一致好评,并多次摘得莫里哀奖和法兰西学院戏剧类大奖。他的书籍被翻译为43种语言,世界上有50多个国家经常上演他的作品。

在文学世界中,没有所谓的好人与坏人,有的只是世界的复杂性。因此,文学拒绝简化一切东西,因为复杂才是真实社会的原貌。悲剧就是这样的产物,它是无解的。

那是1673年2月17日晚上,法国巴黎剧院上演一部喜剧《无病呻吟》,担任主角的是作者本人——莫里哀。开演前,他妻子恳切地劝他,说:“你病得这么严重,就不要登场了吧!”他回答说:“这有什么办法呢?假如一天不演出,我那50个可怜的兄弟又如何生活呢?”他忍着病痛参加了演出。剧场里座无虚席。莫里哀登场了,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剧中人“心病者”是一个挂着医生招牌的江湖骗子,没病装病,而扮演的人却真正有病,经常痛苦地皱眉咳嗽,观众还以为是莫里哀表演得逼真,就热烈地鼓掌喝彩。由于咳嗽震破了喉管,当掌声尚未平息时,他的生命已结束在舞台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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