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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明的描绘出现了问题澳门新葡新京手机app下载,欲废孔学

《汉语的意义》一书要处理的材料涉及中西语言,涵盖的时段则从17世纪初直到20世纪初。实际上,其副标题包含的三个关键词:语文学、世界文学和西方汉语观,每一个都足以单独写成一本书。

凝固的常识受到质疑而被悬置的时候,我们可能一时失语。假如有人以大量的实例告诉我们习以为常的观念背后乃空虚的所在,意义便容易被消解到黑洞之中。这是颠覆的力量,与此相遇,将考验我们的智力。而学术研究遇到此类难题的时候,也恰是思想生长的时候。无论颠覆者还是被颠覆者,都有了一次重新自我定位的机会。 中国论文网 许多年间,这种颠覆我们思维的工作,大多来自域外学者的劳作。一年前,刘禾教授告诉我,正在主编一本全球史研究的论文集。她说,这不是一般的论文结集,“而是一批原创性的学术研究的会合”。现在,我终于看到了这本《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如刘禾所说,的确是一本挑战性的着作。全球史研究是我不太了解的领域,从刘禾的角度来说,她们这个团队在研究方法上与以往的史学研究不同,“它不分国别史与世界史,而是把本国的历史置于全球地缘政治的大范围中来进行互动研究,因此,本国的问题同时也是世界的问题,世界的问题也是本国的问题”。由此产生的方法必然是多学科的合作,它的过程与结果,都有非同寻常的地方。 问题不仅仅在于多学科合作,而是对于流行的观念的一次颠覆性的阐释。恰如美国学者杜赞奇评价此书时所说,它“为全球史的写作,打开了强有力的新思路”。这是一本试图改写我们学术地图的着作,它在几个方面质疑了流行了上百年文明秩序的合理性。不过,这也给我带来了某些困惑,一个恒定的思想存在倾斜了。至少是我,在面对它时,不能不重新把目光投向我们民族现代化的历史,我们以往的工作,没有意义了吗? 给我们带来刺激的研究常常是范式的转换,但也有旧的思想的回归。溢出与回归,是学术钟摆的状态,但大幅度的溢出和回归则引来争论。我对于此书好奇的地方很多,一是研究这个话题的作者,多是文学研究出身的。除刘禾外,梁展、赵京华、程巍、梦悦、刘大先都是国内活跃的文学研究者。二是,还原了上百年的文明观的源头,这个源头涉及到欧美国家设计世界秩序的初衷。在一个不公平的话语里,欧美之外的文明怎样受到了漠视,在此都有一个交代。三是,对于我们几代人形成的知识结构,做出了另类的描述,研究者们认为,我们近乎在用一种西化的词语言说存在。今天使用的概念,许多是“被近代”的产物,在这个概念里,我们的固有文明的表达受到了遏制。 在这个团队里,对于现代地理学、国际法、“亚细亚生产方式”、日本史、人类学、文学中“他者历史演变”都有深入的阐释。大量的文献透露的信息表明,西方的文明论在初期是与自己的利益密切相关。在异于自己的世界里,西方人将文明设定成不同的等级,所谓野蛮、蒙昧、半开化等词语,顺理成章地成为国际秩序的依据。据此而产生的各项法规、条约,都有等级制的痕迹。强国对于世界的分配,是从自己的文明观出发的一种选择。 刘禾与自己的团队的用意在于,这是一种文明霸权的存在,因了这样存在,世界文明的描绘出现了问题,人类多元的、丰富的文化受到了压抑,现在已经是改变它的结构的时候了。 所有的论者都以大量资料给我们展示了知识起源性的话题。世界近代文明的起源在此得到了一种明晰的说明。文明等级论涉及的话题甚广,几乎覆盖了文化的方方面面。法律、金融、文学、军事等都在这样的逻辑里展开。刘禾的《国际法的思想谱系:从文野之分到全球统治》涉及到东亚的近代,文章谈及日本的时候,看出其“被现代”的尴尬,日本为了从“半文明”的耻辱身份挣脱出来,改变了自己的航线,“脱亚入欧”,进入欧美的话语体系。在一些日本人看来,向殖民宗主国的特权和经典的文明标准看齐,才是重要的。宋少鹏的《“西洋镜”里的中国女性》揭示了西洋文明论性别标准内在结构和在中国晚清的投影,以及中国女性批判性的回应。姜靖的《世博会:文明/野蛮的视觉呈现》,告诉我们世博会背后的殖民扩张背景。梁展的《文明、理性与种族改良:一个大同世界的构想》则在民族学、人种学中看出中国晚清知识界思想变化的“虚假的必然性”。郭双林的《从近代编译看西学东渐――一项以地理教科书为中心的考察》在文献中指出了西方文明观中的“毁灭性”,其中有“殖民主义者设置的思想陷阱”。而孟悦、刘大先提供的知识视角,也在另一层面证明了类似的观点。 这里不能不提的是程巍的《语言等级与清末民初的“汉字革命”》,我以为是有代表性的论文。作者从东西方学者对于汉语的不同理解,以及汉字革命产生的过程,看出强势文化对于弱小民族的压抑。每一种语言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尤其是像汉语这样的古老的存在,它的博大和幽深,因为存在的封闭性而在近代遭受厄运。对于母语的自卑,造成了认知的混乱,其中语言的变革和汉字的改造成了一时的话题。比如,世界语运动对于晚清知识分子的号召力很强,这源于对我们的文化普及滞后的焦虑。中国的读书人只知道拿来这个方案,对于世界语的起源未必了解。程巍发现,世界语看似是世界主义的新梦,但发明这种语言的柴门霍夫是为了解决犹太人的安全问题而做出的创造性劳作,“所以这位世界语的创制者同时又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中国的知识人似乎不知或不懂这个悖论,他们拿来这些改革方案,解决的是自己的问题。 这些不同角度的叙述,直指某些认知的盲区,但也让我有了重新思考民初新文化的冲动。中国新文化运动,也是在西方近代思想启发下的一种选择。新文化运动领导者考虑的是解决内部的矛盾而采纳了域外的思想与技术。从《新青年》刊发的大量译介文章看,不都是帝国主义的逻辑,而是用西方知识分子批判、反思自己历史的文章在激励着自己。他们对于那些思想的起源和过程了解有限。从自己内部问题出发应对外部的挑战,必然忽略域外话语的逻辑层次,目的不是成为西方的一员,而是像对手一样有自由的天地。所以,我以为我们的前辈面对西方话语的时候,欣赏的是域外文明中自我调适的能力。这种调适即是一种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 “五四”之前的文人讨论世界问题时,不免受帝国话语的影响,梁启超、谭嗣同的世界观中,有被文明等级论传染的部分,但“五四”后,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过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既有对于帝国话语的挪用,也有对帝国思想的批判。这种复杂的表达我们今天梳理不够。刘禾团队涉及了人们认知中的空白。不过,刘禾等人的研究似乎忽视了对于文明等级论认识中的差异性,论文中缺少辩驳性的视角,这带来了认知的单一性。但必须承认的是,本书对于我们从事近现代史和近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人提出挑战,我们的知识结构似乎难以回答其中的问题,可是我们必须回答这样的问题。总结起来,应当有三点: 1.我们如何看待一百年间向强国学习的历史? 2.我们如何面对我们自己的文明的内部问题? 3.我们如何激活我们民族遗产中有价值的存在? 百年间的历史,是借助西洋文明观自我选择的历史。我们的现代化进程,有时受益于外来的思想,但也受困于这样的思想。自左翼文化出现,一面学习西方,一面批判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传统。这个过程我们丧失了一些存在,也获得了一些存在。 实际上,《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的作者,有的暗含着这样的思路,只不过他们把思考的路向指向了另外一极。唐晓峰的《地理大发现、文明论、国家疆域》涉及帝国话语的部分,也看出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的身影。马克思早就看到,资本主义的世界地图,其实是利益的地图,人的私欲在此都有折射。讨论文明等级论时,看到西方内部的分化与多样性演变,以及在这个演变中生成的新的精神,可能与初期的赤裸裸的逻辑不甚一致。赵京华的《福泽谕吉“文明论”的等级结构及其源流》向我们展示了问题的另一面,对日本的开化理论进行反省和批判的是日本的知识界,他们对于自己的前辈的文明论里的问题的冷思,说明强国的价值观是在多元的交会里变化的。 对于文明等级论的批判来自西方和发达国家的知识分子,这意味着一百多年来西方文化的进化也有依托于自己的批判传统的成分。如果我们只看到西方文明等级论里的阴谋,而无视西方自身多元文化的碰撞和不断裂变、发展的过程,就会把我们自身的问题隐藏起来。文明是在对抗中互补互动的存在。列强带来了灾难,但也输入了他们的文化中值得借鉴的遗存。一百年来,中国人苦苦向西方学习,不是希望成为霸权的国度,而是建立合理的世界秩序。而文化,则在“多”通于“一”中显示自己的特色。 中国知识界百年的域外文化接受史有丰富的经验与教训,应当承认,也走过一段弯路。但中国知识界对于域外文化接受中大的收获是获得了一种批判思维。这里除了马克思主义之外,其他流派的传统都使几代人为文化的认识提供了难得的参照。胡适的知识结构与李大钊不同,但对于传统的态度,有惊人的一致。李大钊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甚深,而胡适的精神来源有杜威的元素,两人都巧妙运用域外资源,对于新文化进行了有趣的勾勒。文明等级论在他们那里转变为文明的进化论,每个民族都可以通过学习与对比,后来居上,成为人类和谐大家族的一员。 这让我想起康德在《实用人类学》中对于文明国度的文化心理批判性的表述。他认为“道德上的自我主义者是这样的人,他把一切目的都局限在自身”。“能够与自我主义相抗衡的唯有多元主义,亦即这样的思维方式;不是把自己当作整个世界囊括在自己的自我之中的人,而是当作一个纯然的世界公民来看待和对待”。揭示文明等级论与世界秩序建立的逻辑显得异常重要。它至少告诉我们,人类的选择有无数种可能,而非在一条路上。 我个人以为,这里存在着一个差异性理论,其中有多个要点值得注意:一是应当承认文化发展的强弱不同,弱势存在体有其产生的根源,但不能满足于现状,学习他者极为重要。二是在对话中形成自我批判的传统,必须意识到文明不是固定的存在,有盛衰之别,和变化的可能。三是在开放的视野里重塑我们古老文明中有价值的遗产,一方面不断反省我们自身的局限,一方面吸收域外文明有价值的东西,“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中国学界缺少对这几种现象的深入研究,对于域外文明的过程的阐释还远远不够。在重审文明等级论的同时,既要考虑世界秩序的主奴背景,也要警惕民族主义和大中华主义演变为“政治无意识”。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才是它的价值所在。今天我们讨论这个话题,不能不考虑这些因素。

1945年,日本宣告战败。五年后,20岁的子安宣邦考上了大学。此时,朝鲜战争开始了,日本周边的环境随形势而变。当然,日本青年学生感到极大的震撼,也来自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

有听众提问:西方人伪造历史中国学者难道都不知道吗?

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的兴起,在理念和方法上都受到19世纪比较语文学的研究方式的影响。由此观之,世界文学、语文学和西方汉语观的背后都隐含着现代欧洲普世主义的理想。然而,正如作者所言,这种普世主义思想有着内在的矛盾。一方面,普世主义理想所推动的世界文学和语文学研究有可能消除民族间的偏见,促进不同文化体的相互理解;另一方面,在普世主义的名义下,19世纪不少西方思想家认为欧洲人有权去改造和教化其他“愚昧”和“落后”的民族文化,从而为西方在全球的殖民扩张和帝国主义侵略提供理论支持。以普世主义之名,行欧洲中心之实,在作者看来,这样的做法是“对早期人文主义的普世主义情怀的背叛和亵渎”。

作为对现代中国影响至深的历史事件,五四运动有着多重的面向和丰富的内涵。五四运动的主旨在于批判旧文化,提倡新文化。在批判旧文化方面,五四运动致力于打倒孔家店,废除旧礼教;在提倡新文化方面,除了引荐“德先生”和“赛先生”,五四诸君极力推动文学革命,强烈主张用白话文替代文言文。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不避俗语俗字”,他断言“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鲁迅则说,“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刘半农在《答王敬轩》中感叹:“我们中国的文字,语尾不能变化,调转又不灵便,要把这种极简单的文字,应付今后的科学世界之种种实用,已觉左支右绌,万分为难;推求其故,总是单音字的制作不好。”最激进者,当属研究音韵学的钱玄同。他赞同陈独秀提出的“推翻孔学,改革伦理”乃是“救现在中国的唯一办法”,为达此目的,他大胆宣言“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

子安宣邦的研究方法,被视为一种后现代的方式,他吸纳了福柯的知识制度批判和话语分析。福柯研究历史注重的,不是客观事实,而是观念、知识、话语的产生机制及其与权力的关系。对于子安而言,重要的是日本近代知识制度的建构过程,而不是思想学说的本质性意义。简言之,对于日本现代化的批判,要跳出近代价值。同时,他也强调要对现代化的后果,即日本此后走向对中国及亚洲的十五年战争历史有足够反思。

谈到中国文化在哲学上对欧洲的影响时,诸玄识先生说,西方哲学主要是德国哲学,其开创者莱布尼茨和他的弟子沃尔夫都是基于儒家经典的(孟晓路教授指出:“全部哲学都是近代事物,是从六经流出的欧产之子学”)。当代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确认,莱布尼茨使用“汉字表意”作为他建立欧洲哲学的基石。

概括而言,本书的学术贡献有以下几点。一,以往对白话文运动的研究多将其视为一场新旧知识交锋的本土运动,对其域外思想渊源着墨不多。本书则将其置于中西交流的脉络之中展开讨论,考察汉语观在世界知识空间的流转和传播,揭示西方汉语观对五四知识分子的影响,为深入理解五四知识分子的激进文化立场和现代文字改革运动的思想史意义提供了新的视角。二,西方汉语观的形成与欧洲现代人文学科的兴起和现代思想体系的发展几乎同步。众多西方思想家在著述中以汉语和中国为“他者”,来建构现代欧洲自身的知识体系和对世界的想象。该书以“汉语观”为抓手,探究汉语如何嵌入到现代欧洲思想史的知识建构之中,被西方思想家相互征引、循环挪用,从而窥一斑而见全豹,对西方现代思想的知识生产和建制化提出反思和质疑。三,过去的跨文化研究多关注交流成功的个案,而本书将注意力转向跨文化交流中产生的“曲解、误读、偏见、矛盾和冲突”。西方对汉语的认识,乃至对中国的整体想象中充斥着大量的误读、歪曲和偏见,这是自不待言的事实。作为研究者,不能停留在激愤和遗憾的情感层面,而需要思考造成这些误读背后的逻辑及其带来的后果。本书为这样的研究提供了具体的例证,这是作者在研究方法论上的重要贡献。最后,作者将世界文学置于奥尔巴赫的人文主义传统中,提出对世界文学新的理解。它不是一个僵化封闭的概念体系,而是一个开放、流动的历史过程,是威廉斯所说的“悬而未决,仍在发展中的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本书对西方汉语观的考察也没有给出一个终极答案,而是提出了更多的问题。比如,若将西方汉语观视为一种“流转传播”的话语体系,那么,中国很可能并不是接受的终点。据《胡适日记》记载,1923年9月23日,“有越南人‘巢南子’潘是汉先生带了四个同国人来访,他去年着有《天乎地乎》小册,我为作一跋,他用作小序。我劝他们提倡越南白话,造成国语文学,以为新国家的基础。”潘是汉是越南近代着名民族解放运动领袖。为了抵抗法国的殖民侵略,他先后前往日本和中国寻求帮助,与梁启超、孙中山、蔡元培等人都有过交往。胡适的劝说,是否对潘是汉及其越南革命同志产生影响,亦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循这一思路,有心者或能写出一部全球史视野的白话文运动史。

一般的思想史研究,往往从现代追溯到“近世”(近代以前的那个时代),也就是透过现代问题来看近世,挖掘近代以前的先驱性人物是如何思考的。子安宣邦在学生时代就已经出现的杰出思想史学者丸山真男,就是从现代角度去追寻日本前现代时期的典型代表。他的着作《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非常着名,而丸山本人也是日本思想史研究的榜样,像高墙一样难以超越的前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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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庆生教授在其新著《汉语的意义》中认为,要回答这些问题,不能将思考局限在语言学学科内部,也不宜将讨论的边界囿于中国,而应当从更为开阔的语文学的角度,将清末以来延续至五四的汉语改革运动放置于世界语文现代性话语体系形成的历史中来考察。《汉语的意义》追溯17世纪以来西方汉语观的生成与发展,并揭示其与语文学、比较文学、世界文学的密切关联,继而从思想史和跨文化交流的角度指出,西方人对汉语的关注以及随之产生的知识话语,不仅在西方现代知识体系的建构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也对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对汉语和中国文化的认知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精英之所以采取如此激烈的态度批判汉语,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表现出明显的自我东方主义”,“有意无意地接受并传播西方汉语观”,并将西方汉语观付之于实践的结果。

上世纪50年代,大学生子安宣邦读了很多鲁迅,尽管他并不是一个热心论述鲁迅的人。“当时日本的文科类学生,没有人没读过这本书,很多学生正是因为阅读竹内好的《鲁迅》有很多的感想,所以蜂拥去报读中国文学研究专业。通过中国这一存在,我们好像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觉醒。”子安宣邦说。

在讲座的最后环节,主讲嘉宾与听众进行了热烈的互动。这里举几个例子。

通过对西方汉语观的历史梳理,《汉语的意义》一书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在语言改革运动中的“自我东方主义”倾向进行了批判,但这并不意味着作者是一位文化保守主义者。恰恰相反,作为对英语文学和世界文学素有研究的专家,他在本书中对这两个学科的方法和立场都作了深刻反思。作者以威廉斯和萨义德的方法,将西方围绕汉语产生的论述和近代中国的语言改革运动“历史化”,置于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之中进行考察,将西方汉语观与17世纪兴起的通用语言运动、启蒙时代的普世主义、世界文学和比较语文学的兴起等欧洲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联系起来,为我们理解汉语在西方主流思想史上被挪用作他者的角色打开了新的视野。

数百年间,西方的传教士、文学家、思想家和哲学家关于中国和汉语发表了种种不同的言论和意见,它们隐藏在官方档案、私人书信、文学作品、学术着作、报刊杂志的角落之中。如何处理卷帙浩繁的史料,是童庆生教授首先面临的最大挑战,而《汉语的意义》的首要特色即鲜明的方法论意识,也正是在应对这一挑战中得以充分体现。作者的方法论意识,得益于福柯、奥尔巴赫、威廉斯和萨义德等推崇“历史主义”批评方法的理论家。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在跨文化交流中,西方世界所产生的有关汉语的知识充满着误读、歪曲和偏见,但作者的目标是借鉴福柯“知识考古学”的方法,将“西方有关汉语的着述、言论视为一种集体的表述和话语形态”,统称为“西方汉语观”,进而考察这些知识如何产生、发展,怎样进入西方现代思想的知识体系,又如何被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挪用来推进中国的文字改革。简言之,这不是一部语言学或汉学着作,而是一部思想史着作。

对于自己的着作能在中国系统性地出版,子安宣邦有点意外。2017年刊行的《孔子的学问》已经售罄,很多中国读者对这个日本人如何解读《论语》很感兴趣。子安觉得,“与其说是出于我对《论语》的解释,倒不如说是我对《论语》解读的方法,让大家觉得比较新鲜。我认为,原汁原味的《论语》存在不重要,重要的是《论语》在历史上是如何被解释下来的。这就是我在《孔子的学问》这本书里所做的工作”。

成说认为,英语历史上曾有“古英语”与“中古英语”的存在。这种说法建立在伪造文献的基础之上,例如被置于公元8世纪比德名下的《英吉利教会史》显然出于近代伪造,完全不足凭信。

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再读上述言论,不免对如此激进的文化主张感到惊诧。为何众多知识精英都将中国发展的落后归因于文化,进而又将文化的停滞归因于中国的文字?为何钱玄同主张必须废除中国文字?为何当时的知识分子会认为改革中国文化和社会的根本在于革新汉语?语言文字的变革与现代社会的发展究竟构成怎样的关系?

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至今,子安宣邦一直精力充沛而活跃地从事现代批判工作。其中,他的很多着作是在2010年—2015年这一阶段写成的。他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具有跨学科的色彩,学者林少阳曾指出考古学和社会学在其中的影响。而他的写作风格亦有特色,分析由字词层层推进,循环往复,行文有其特殊节奏。

约翰逊不仅编写了第一部大型的英文词典,同时他还是重要的《莎剧》编辑,亲自参与了伪造莎士比亚剧作。莎士比亚在世时英文书面语言尚未形成,莎士比亚本人是个文盲戏子,他所演的所谓戏剧,都是些即兴表演的闹剧,本来不需要什么剧本。约翰逊所据以修改的莎士比亚原文稿,是17世纪的“编辑”以莎士比亚的名字所写,当时英文正在形成中,手稿水平粗俗谫陋。

数百年间,西方的传教士、文学家、思想家和哲学家关于中国和汉语发表了种种不同的言论和意见,它们隐藏在官方档案、私人书信、文学作品、学术著作、报刊杂志的角落之中。如何处理卷帙浩繁的史料,是童庆生教授首先面临的最大挑战,而《汉语的意义》的首要特色即鲜明的方法论意识,也正是在应对这一挑战中得以充分体现。作者的方法论意识,得益于福柯、奥尔巴赫、威廉斯和萨义德等推崇“历史主义”批评方法的理论家。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在跨文化交流中,西方世界所产生的有关汉语的知识充满着误读、歪曲和偏见,但作者的目标是借鉴福柯“知识考古学”的方法,将“西方有关汉语的著述、言论视为一种集体的表述和话语形态”,统称为“西方汉语观”,进而考察这些知识如何产生、发展,怎样进入西方现代思想的知识体系,又如何被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挪用来推进中国的文字改革。简言之,这不是一部语言学或汉学著作,而是一部思想史著作。

曾写作《日本后现代与知识左翼》一书的学者赵京华,是子安宣邦着作的译者。他在阅读和翻译子安的着作时,鲜明地感受到法国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在方法和理论上的影响。上世纪9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曾在中国流行过一段时间,如今已经不再时髦。后现代解构的方法,对于我们的知识思考,是否仍有意义或者价值呢?子安宣邦的研究,或许提供了一种方向。

德语词典在1838年开始由格林兄弟编撰。最初的格林兄弟预计项目10年,全书大约6-7卷。事实上,第一卷直到1854年才出版,其间威廉格林在1859年去世,雅各布在1864年编辑到词条"Frucht" 时突然去世。

追寻世界通用语主要有两个努力的方向:一是找回巴别塔之前的“原始语言”;二是创制新的人造通用语,而汉语在这两个方向都遭遇了出人意料的挪用。当17世纪的欧洲人想要追求一种共同的语言时,《圣经》关于原始语言的记载激起了众多的猜想。可是,巴别塔之前的人类说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语言,没有人能够完全说清楚。最令人吃惊的是,竟然有人提出汉语就是人类最早的原始语言。持这种观点的不仅包括来过中国的法国传教士白晋,也包括从未踏上过中国的土地、对汉语一窍不通的欧洲人。究竟什么是原始语言,欧洲学界争论不休,另一些人决定另辟蹊径,在新科学思想的指导下依据理性原则,去设计一门人造语言来跨越语言的鸿沟。利玛窦及其他欧洲人有关中文的论述,再一次得到广泛的关注。利玛窦注意到,汉字实际上在相当广泛的地区发挥着共通语的作用。书面汉语作为“通用文字”能够帮方言不同的大家互相交流;来自日本、越南、朝鲜等国的知识分子能够凭借汉字通过“笔谈”来讨论学术。1588年,胡安·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翻译成英文在伦敦出版,书中刊印了一些汉字,令更多欧洲人能直接看到汉字的形象。作为象形文字,汉字似乎较拼音文字更为直观易懂,更加接近自然。汉字的这些特点,引发了欧洲通用语设计者的浓厚兴趣。英国思想家培根在《学术的进步》(1605)中就认为中国使用的是“真正的文字”。

追寻世界通用语主要有两个努力的方向:一是找回巴别塔之前的“原始语言”;二是创制新的人造通用语,而汉语在这两个方向都遭遇了出人意料的挪用。当17世纪的欧洲人想要追求一种共同的语言时,《圣经》关于原始语言的记载激起了众多的猜想。可是,巴别塔之前的人类说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语言,没有人能够完全说清楚。最令人吃惊的是,竟然有人提出汉语就是人类最早的原始语言。持这种观点的不仅包括来过中国的法国传教士白晋,也包括从未踏上过中国的土地、对汉语一窍不通的欧洲人。究竟什么是原始语言,欧洲学界争论不休,另一些人决定另辟蹊径,在新科学思想的指导下依据理性原则,去设计一门人造语言来跨越语言的鸿沟。利玛窦及其他欧洲人有关中文的论述,再一次得到广泛的关注。利玛窦注意到,汉字实际上在相当广泛的地区发挥着共通语的作用。书面汉语作为“通用文字”能够帮方言不同的大家互相交流;来自日本、越南、朝鲜等国的知识分子能够凭借汉字通过“笔谈”来讨论学术。1588年,胡安·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翻译成英文在伦敦出版,书中刊印了一些汉字,令更多欧洲人能直接看到汉字的形象。作为象形文字,汉字似乎较拼音文字更为直观易懂,更加接近自然。汉字的这些特点,引发了欧洲通用语设计者的浓厚兴趣。英国思想家培根在《学术的进步》中就认为中国使用的是“真正的文字”。

首当其冲的是医学部,其次是文学部。正在东京大学做助手的子安宣邦,眼见东大丸山真男老师的研究室也被破坏了。他当时跟学生展开了一些对话,问学生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斗争。

1635年路易十三的宰相黎塞留创办法兰西学院,标志着法语开始由方言土语向民族及世界通用语言迈进,其文字内涵大力引进“汉语雅言”。学院的首要任务是编纂法语辞典。从1635年开始到1694年,经过近60年的时间,终于编成了第一部《法语词典》。1670年《汉法词典》先于《法语词典》问世,当时法文尚未形成通用语言,《法语词典》还在编撰中,要到24年后才面世。

《汉语的意义》一书要处理的材料涉及中西语言,涵盖的时段则从17世纪初直到20世纪初。实际上,其副标题包含的三个关键词:语文学、世界文学和西方汉语观,每一个都足以单独写成一本书。

概括而言,本书的学术贡献有以下几点。一,以往对白话文运动的研究多将其视为一场新旧知识交锋的本土运动,对其域外思想渊源着墨不多。本书则将其置于中西交流的脉络之中展开讨论,考察汉语观在世界知识空间的流转和传播,揭示西方汉语观对五四知识分子的影响,为深入理解五四知识分子的激进文化立场和现代文字改革运动的思想史意义提供了新的视角。二,西方汉语观的形成与欧洲现代人文学科的兴起和现代思想体系的发展几乎同步。众多西方思想家在着述中以汉语和中国为“他者”,来建构现代欧洲自身的知识体系和对世界的想象。该书以“汉语观”为抓手,探究汉语如何嵌入到现代欧洲思想史的知识建构之中,被西方思想家相互征引、循环挪用,从而窥一斑而见全豹,对西方现代思想的知识生产和建制化提出反思和质疑。三,过去的跨文化研究多关注交流成功的个案,而本书将注意力转向跨文化交流中产生的“曲解、误读、偏见、矛盾和冲突”。西方对汉语的认识,乃至对中国的整体想象中充斥着大量的误读、歪曲和偏见,这是自不待言的事实。作为研究者,不能停留在激愤和遗憾的情感层面,而需要思考造成这些误读背后的逻辑及其带来的后果。本书为这样的研究提供了具体的例证,这是作者在研究方法论上的重要贡献。最后,作者将世界文学置于奥尔巴赫的人文主义传统中,提出对世界文学新的理解。它不是一个僵化封闭的概念体系,而是一个开放、流动的历史过程,是威廉斯所说的“悬而未决,仍在发展中的问题”。

作为日本邻国,中国读者如何接受子安宣邦的着作和思想?赵京华认为,日本对中国的研究相当深厚,这些研究是我们了解日本,乃至化解中日矛盾的好材料。因为,很多矛盾都建立在误解的基础上。中国历来对自己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事情不太关心,有时候有些大国主义。

1755年《约翰逊英语词典》出版,这部词典是英语被“汉语雅言化”的一个结晶。约翰逊是一位中国通,按照巴罗爵士(马戛尔尼使华团成员)的说法,约翰逊编写该词典的时候,“满脑子都是汉语思想”。

作为对现代中国影响至深的历史事件,五四运动有着多重的面向和丰富的内涵。五四运动的主旨在于批判旧文化,提倡新文化。在批判旧文化方面,五四运动致力于打倒孔家店,废除旧礼教;在提倡新文化方面,除了引荐“德先生”和“赛先生”,五四诸君极力推动文学革命,强烈主张用白话文替代文言文。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不避俗语俗字”,他断言“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鲁迅则说,“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刘半农在《答王敬轩》中感叹:“我们中国的文字,语尾不能变化,调转又不灵便,要把这种极简单的文字,应付今后的科学世界之种种实用,已觉左支右绌,万分为难;推求其故,总是单音字的制作不好。”最激进者,当属研究音韵学的钱玄同。他赞同陈独秀提出的“推翻孔学,改革伦理”乃是“救现在中国的唯一办法”,为达此目的,他大胆宣言“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

《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作者:丸山真男,译者: 王中江,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0年1月

中国学术思想新动向

作者循着语文学发展的路径试图弄清西方汉语观的演变。他将西方汉语观生成的源头追溯到17世纪初,以1615年利玛窦《中国札记》的出版为标志。在此之前,欧洲虽然已经出现一些讨论中国文化和语言的书籍,但多依据二手资料,内容不可靠,论述也简略。利玛窦在中国生活传教长达28年,他熟练掌握汉语,写作的文字甚至得到同时代中国文人的赞誉。在作者看来,利玛窦的著作在西方人理解汉语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利玛窦的书被译为多种欧洲语言,以后被广为征引,在17世纪欧洲兴起的世界通用语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作者循着语文学发展的路径试图弄清西方汉语观的演变。他将西方汉语观生成的源头追溯到17世纪初,以1615年利玛窦《中国札记》的出版为标志。在此之前,欧洲虽然已经出现一些讨论中国文化和语言的书籍,但多依据二手资料,内容不可靠,论述也简略。利玛窦在中国生活传教长达28年,他熟练掌握汉语,写作的文字甚至得到同时代中国文人的赞誉。在作者看来,利玛窦的着作在西方人理解汉语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利玛窦的书被译为多种欧洲语言,以后被广为征引,在17世纪欧洲兴起的世界通用语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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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成果,西方民主是在百年后实现的;当中有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就是引进古代中国的文官制度及考试制度。在两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开始在东印度公司试行这项制度,1870年后推行到英国本土及大英帝国全境。其他欧洲国家也都这样做了。在1883年,美国国会批准有关引进中国文官制度及考试制度的提案;之前虽是杰斐逊首倡,但长期争吵:反对的人攻击赞成者都是“中国佬”,而不是美国人;这件事的转机是,1881年,一名抱怨“求职不公”的美国人刺杀了美国总统加菲尔德,国会加紧讨论、加快程序,最终决定步英国之后尘,期间有一句打动人心的话,即“在世界上,我们这个最年轻的国家,采取最古老国家的久经考验的先进制度”。

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的兴起,在理念和方法上都受到19世纪比较语文学的研究方式的影响。由此观之,世界文学、语文学和西方汉语观的背后都隐含着现代欧洲普世主义的理想。然而,正如作者所言,这种普世主义思想有着内在的矛盾。一方面,普世主义理想所推动的世界文学和语文学研究有可能消除民族间的偏见,促进不同文化体的相互理解;另一方面,在普世主义的名义下,19世纪不少西方思想家认为欧洲人有权去改造和教化其他“愚昧”和“落后”的民族文化,从而为西方在全球的殖民扩张和帝国主义侵略提供理论支持。以普世主义之名,行欧洲中心之实,在作者看来,这样的做法是“对早期人文主义的普世主义情怀的背叛和亵渎”。

译者丨李原榛、梁晓奕

以上所说是“华夏派生现代西方”的外延;说到其内涵,那就是“汉字密码”。

在这个意义上,本书对西方汉语观的考察也没有给出一个终极答案,而是提出了更多的问题。比如,若将西方汉语观视为一种“流转传播”的话语体系,那么,中国很可能并不是接受的终点。据《胡适日记》记载,1923年9月23日,“有越南人‘巢南子’潘是汉先生带了四个同国人来访,他去年著有《天乎地乎》小册,我为作一跋,他用作小序。我劝他们提倡越南白话,造成国语文学,以为新国家的基础。”潘是汉是越南近代著名民族解放运动领袖。为了抵抗法国的殖民侵略,他先后前往日本和中国寻求帮助,与梁启超、孙中山、蔡元培等人都有过交往。胡适的劝说,是否对潘是汉及其越南革命同志产生影响,亦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循这一思路,有心者或能写出一部全球史视野的白话文运动史。

《汉语的意义:语文学、世界文学和西方汉语观》,童庆生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1月第一版,52.00元

阅读子安宣邦对日本的思想史研究,既是了解日本的方法,也是重新认识中国的方法。因为他透过着作所提出的问题,不单单是日本的问题,而是整个亚洲近代的问题,自然也包含了中国的问题。在赵京华看来,“这个参考,可能甚至比我们多读几遍《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类书更有启发意义,因为我们可以获得从外部观看我们自身的视角,或者通过日本学者的研究来反省中国自身的近代道路。”

董并生资料说明:欧洲语言的汉语雅言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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