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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这个国家里的其他女性一样,这脆弱的平等或正义是极端容易被摧毁的

又譬如,如果将这些视为小说世界中“真实发生”的事件,那么曾经存在的人的深入骨髓的痛苦和艰苦的斗争,化作多年后研讨会上的谈笑风生,含义何在?阿特伍德表示,《证言》中含有“非常多的希望”,指的是小说中暗示的女性斗争的胜利。但评论家角谷美智子则认为,这种胜利装进学者们浅薄而自大的研究框架中,带有讽刺的色彩,女性们的抗争并没有真正胜利。从这个角度说,斗争仍然任重道远。无论如何解释,这层元叙事因素为小说增添了情节和趣味性,同时使得小说更为复杂,向多种可能的解释敞开。

今年9月中旬,《使女的故事》小说续集《证言》在伦敦上市前夜,书迷们和同名剧集的剧迷们蜂拥到皮卡迪利街的水石书店,他们穿戴着故事里使女们的红袍白帽,等待零点钟声敲响时由阿特伍德亲自卖出第一本《证言》。满头灰白卷发的阿特伍德站在人群中,如同唤起午夜魔法的巫师。伦敦的书店很久没有出现这样的盛景,上一次能达到同等轰动规模的新书午夜发售,还是《哈利波特》系列的大结局。

医生和配备了各种仪器的救护车,只能守在房外待命,除非情况万分危急。整个住宅区的女人们都赶来了,在警报的召唤和产车的护送下,纷纷聚集在二楼那间主卧里。即便屋里已闷得透不过气,女人们大汗淋漓,可她们仍然按照以前所教,有序地围在产凳旁,一齐有节奏地吟诵着“用力,用力,用力”。

这部小说对我震撼最强烈的,是翻开小说读到的最早的章节。原因很简单,最早出现的“奥芙弗雷德”,这个名字本身非常恐怖。我们忘记了那样的事实:离现在不到100 年前,张王氏,李赵氏,你丈夫和你父亲的名字构成了你的名字,女人拥有乳名,不拥有自己的名字。

小说写于1984年,故事内容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

两部小说都具有一个带有元叙事特征的结尾。《使女的故事》最终的《史料》章节是2195年“第12届基列研究专题研讨会”中著名教授詹姆斯·达西·皮艾索托的发言记录,这位教授声称全书前面的章节是无法确定身份的某位使女秘密留下的自我陈述;而《证言》则附上了2197年举行的下一届研讨会上同一位教授的发言,声称三份自述同样是研究基列共和国的重要史料。教授发言的内容说明,基列共和国已经成为历史,这些女性的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这当然令读者快慰。但是,阿特伍德的这一构造并不是简单地指出一个光明的未来,而是制造了更多的复杂性,这两处元叙事给小说带来的更多是疑问和暧昧不清。

蜂拥而至的读者,见证阿特伍德“出圈”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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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疾病都已经可以被消灭,但是制造药品的大公司为了让人们继续购买药品,不惜研制出病毒并暗中传播。如果有人企图揭发这种阴谋,等待他的就是死亡。

“即便我要创造一个虚构的花园,我希望里面的蟾蜍是真实鲜活的。”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使女的故事》被翻译成四十多种语言,还有了许多种形式。1989年拍成了电影。它还被改编成了戏剧,被编成了芭蕾舞。目前,它正被改写成绘本。可以说,30年来这部小说一直受到关注,现在依然能令我们产生无数共鸣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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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阿特伍德在柏林开始构思《使女的故事》,那是一个被认为“乐观的年代”,妇女解放运动在全世界展开,几代人的持续抗争,换来社会结构的一点改善,“第二性”逐渐发出被压抑的声音,争取着被父权剥夺的权利。在那样的大环境里,阿特伍德敏锐地察觉到始终存在强悍顽固的保守力量,时刻准备着把女性的身体、声音和自我意识,一样样地重新封锁到黑匣子里。为此,她写下了《使女的故事》——如果在北美,存在着一个威权运作的政治体,权力对“人”的征用,最显见也最终极的表现,是对女性的物化和工具化。

这不是主教第一次召唤与奥芙弗雷德单独相处了。之前另一个奥芙弗雷德就因这样的私密幽会被夫人发现,自行了结。可其实无论是哪个奥芙弗雷德都没有选择的权利。她只能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门前,却发现这里有着“另一个天地,正常生活的天地”。

我要说明两个事情。第一,反面乌托邦不是反乌托邦。经常有人认为“反面乌托邦”是“反乌托邦”,换句话说反面乌托邦展示的是乌托邦式构想所必然的人类梦想的反面。

作家构建了一个基列共和国。人口数量由于有毒的环境不断减少,生育健康婴儿的能力变得弥足珍贵。在极权制度之下,该政权的精英阶层将具备生育能力的女性分配给自己,作为使女。故事就此展开。

复杂与暧昧的元叙事结构

阿特伍德的写作,既是出于对现实的洞察,所以她从莉迪亚嬷嬷的视角呈现了系统的崩溃;但同时,恰似奥弗瑞德留下的声音,“叙述”也可以是一种寄托着希望的行动。于是,在《证言》里,少女阿涅斯和黛西的声音是和莉迪亚平行展开的声部,阿涅斯成长于瓦解前的基列国,黛西是在襁褓中随母亲逃到了加拿大。严酷和希望、毁灭和新生的复调贯穿了整本小说,男权和女性的对峙逐渐退隐到背景中,前景中清晰的是少女的出走和回归,很多时候,这个故事就像阿特伍德钟爱的莎士比亚晚期悲喜剧,它几乎是带着童话色彩的——荒野的孩子终将找回家园。

授精仪式也成了每月家中必须进行的一项常规活动。铃声响过之后,房子里的所有人都需要出现在起居室里:着黑色制服的主教,穿天蓝色裙子的夫人,还有使女、女佣和司机。由主教先行诵读《圣经》中的段落,寓意多多生养,以及使女的正当。接着“一家人”便按照规矩行使各自职责:夫人躺在床头上方,穿戴整齐,两腿张开;使女夹在中间,头底顶着夫人耻骨,裙子卷在腰部;下面主教则完成他的步骤,不带丝毫感情,像行军步调似的动作着。这里所进行的一切都非消遣,而是严肃的仪式,由“一家人”共同参与的仪式。

同时在于女主人公自始至终没有名字。阅读者、批评者不断推论说她原来叫“琼”,但是小说没有名字存在。是第一人称叙事。

有这样一个情节:使女们围坐一圈,佩带着电击棒的嬷嬷们逼迫她们参加一个活动,辱骂她们中一个名叫珍妮的成员。她被迫讲述自己青少年时期被轮奸的经历。其他使女则齐声念诵着“是她的错,是她勾引了那些男人”,对其加以愤怒声讨。

幻想还是真实:社会现实与使女故事

严酷和希望、毁灭和新生的复调贯穿全书

许许多多不同的材料孕育了《使女的故事》——集体处决,禁奢法令,焚书运动,党卫军的“生命之源”计划,阿根廷将军偷窃幼童的行为,蓄奴制的历史,美国一夫多妻制的历史……林林总总,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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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主人公奥芙弗雷德就是这样一名使女。她是这个国家中为数不多能够生育的女性之一,被分配到没有后代的指挥官家庭,帮助他们生育子嗣。和这个国家里的其他女性一样,她没有行动的自由,被剥夺了财产、工作和阅读的权利。除了某些特殊的日子,使女们每天只被允许结伴外出一次购物,她们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眼目”的监视。更糟糕的是,在这个疯狂的世界里,人类不仅要面对生态恶化、经济危机等问题,还陷入了相互敌视、等级分化和肆意杀戮的混乱局面。女性并非这场浩劫中唯一被压迫的对象,每个人都是这个看似荒诞的世界里的受害者。

阿特伍德本人并不觉得《使女的故事》是一部纯粹的女性主义作品。她曾表示,她想写的是社会的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的受害者除了女性,还有大部分的男性。《证言》也同样十分相似:虽然两部小说主要讲述的是女性的受难与抗争,尤其是失去最根本身体权利的使女,但实际上男女两性都不同程度地过着虚伪荒谬、失却自我的生活。艾格尼斯和黛西们历尽艰辛的追求,难道不是在拯救女性的同时,也拯救了深陷反人性旋涡的男性吗?人类社会的进步总是朝向增益所有人福祉的方向,违背人性的做法不能长久。小说中的社会生活表面上是刻板压抑的,私底下则是腐化和堕落,读来令人窒息。那么西方这套社会运行制度究竟何以存在呢?正如奥芙弗雷德所追问的,谁有权决定别人的身体如何使用?谁有权决定谁以什么方式生活?谁可以决定怎样才能得到宽恕?从这个角度来说,小说的思考不仅是女性主义的,还触及了更广和更深的问题。

《使女的故事》上承《可以吃的女人》,后接《别名格蕾丝》和《盲刺客》,阿特伍德在写作中坚持一条明确的信念:为什么要从女性的视角出发?为什么女性处在风暴的中心?因为苦难降临时,作为弱势者的女性和孩子,总是被迫承受了更多。

“可别小看这种自由”

一个是大家发现我们和系统之间的连接是多么脆弱和多么虚拟化。更进一步说,当一切都如此虚拟化,都只是数字时,当一切都是可以瞬息万变的数字,当影响这个数字的因素是很难用数字去计数的时候,我们仍然觉得如此安然。说明什么?说明每一个今日的现实主义者都是高度的理想主义者,每一个今天最为功利的人都是充满信仰的,你是靠信仰的力量才如此信托这个系统。

“让我们希望一切不至于糟糕到那个地步。我坚信不会。”阿特伍德在该书新版序言最后如此表示。

在基列共和国开始统治之前,人们还过着正常的生活,奥芙弗雷德是带着拥有家庭的幸福记忆开始进入这样一种人生的,这使得使女的命运愈加值得同情和关注,对解放了的女性的再禁锢也因此愈加令人警醒。阿特伍德的这一设计意义深刻,它提醒读者:历史会倒退,而且也许就发生在身边,必须警惕。从西方保守主义女性观的再流行到有些地方死灰复燃的女德班,有现象显示在世界范围内,女性解放这一广泛的认同似乎正在经历某些挑战。而同样,男性也面临着为时代倒退所伤害的危险。于是,坚持性别平等和人格平等的议题在当今世界必须时时重提。

阿特伍德《使女的故事》书封。 (出版方供图)

《使女的故事》作者:(加)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译者:陈小慰 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7年12月

当然,阿特伍德的性别是女性,她和绝大多数当今世界一流女作家略有差异的是,尽管非常不喜欢别人给她的小说贴上女性主义标签,但是她用全部的才情去捕捉女性的生存,现实生存、历史生存以及女性在今天世界上所可能充当的功能,以及由于女性功能可能在改变之中的,或者是形构之中的未来。几乎今天所有世界一流的女作家,换句话说在无需用“女”字标识的最优秀的作家群体中,阿特伍德是一个一以贯之的、有着极端的性别体认和立场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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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克奖获奖小说——阿特伍德《证言》 资料图片

《使女》聚焦的是在残酷的、非人的环境里,个体怎样活下去。“活着”可能是奥弗瑞德那样向善的、向着明亮方向的挣扎,也可能是莉迪亚嬷嬷那样,来自弱势一方却成为强权者的帮凶。“生存”的命题延续在《证言》中,在这个故事里,莉迪亚嬷嬷的声音清晰起来。小说标题“证言”,其实也是莉迪亚嬷嬷的遗嘱,在这个多声部的文本里,莉迪亚的声音指向过去,她的声音成为基列国土崩瓦解时凄厉的背景音。阿特伍德认为,莉迪亚嬷嬷的意义在于她提供了内部洞察的视角,她把这个角色定义为“女版的克伦威尔”“一个被权力吞噬的人”。莉迪亚是一个被厌弃的反面角色,一个同流合污者,但也恰恰在她身上,阿特伍德把普通人从受难者走向加害者的过程透明化了。

无忧无虑

但是退一步说,拥有四个和四个以上妻子的事实难道离我们远吗?并不遥远,某种意义上,事实上的多妻制已经存在,是资本所赋予和彰显的权利。在反贪全面展开之前是权钱交易的最好的外在形态。

《使女的故事》:希望世界不会糟糕到那个地步

在如此背景之下,《证言》的出版成为文学界和文化界备受关注的事件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甚至在小说正式出版之前,它就已经进入了布克奖的长名单。最后的成书回应了《使女的故事》中的一些问题,暗示了一个更为光明的未来。

阿特伍德迟来的声誉未必是影视改编推波助澜的结果,至少不全是。英国科幻作家尼尔盖曼在读过《证言》之后的这段感言透露了更多的信息:“在我读《使女的故事》时,曾以为她过分悲观。时隔30年,我不得不痛苦地承认自己过分天真。面对现实,我们中的大多数总是不够清醒,不够警惕。”阿特伍德本人接受《卫报》采访时,直接说:“过去的30年里,我们本来有希望远离‘基列国’,但现在眼看一步步地回去了。”

连奥芙弗雷德也开始渐渐怀疑,自己是否真的曾经穿着泳衣在沙滩上待过。对于这类事情,人们的观念总是转变太快,她已经很久没看见女人穿薄薄的丝袜和刚过膝盖的短裙了。基列国的女人们不会这么毫无顾忌,即便夫人们也是如此。使女的身份,更让奥芙弗雷德不得不把自己裹进长及脚踝的裙里。全身上下都是红色,这是使女们的标志。脸上裹着白色双翼头巾,是为了让她们与世界隔离,而搭配红裙红鞋的红斗篷、红手套、红雨伞,则让她们看上去好像“浸在鲜血里”。

这个话题有点脱离阿特伍德了。多说一句。今天我们很容易指责理想主义者,很容易指责种种带有理想色彩的表达,很容易嘲笑情怀党,很容易拒绝或者是真的根本不能理解那种脱离了日常生活的功利主义逻辑的言说、追求、行为。我们认为我们高度的现实主义,相信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相信每一个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的,相信只有功利主义的具体目的能驱动我们。

作家梁鸿更认同“这是一部未来小说”。因为,未来小说不等同于科幻小说,未来小说里面有科幻的因素,然而它更多的是一些政治、文化和历史方面的内容。

有趣的是,虽然由于《使女的故事》,阿特伍德被提名科幻界的最高奖项——雨果奖,并且获得了阿瑟·克拉克最佳科幻小说奖,但她本人并不承认这是一部科幻作品,因为它所写的是“现实”。这一“现实”在当今的美国社会显得更为真切:社会多样性的降低,女性地位的下降,性别不平等的加剧,以及对女性权利越来越严重的侵蚀,使得这部小说在出版30多年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是一个社会寓言。不仅小说自身的批判力量使得其成为女性主义运动所借用的武器,作家本人也被奉为女性主义在文学领域的代表人物。

苦难降临时,女性和孩子总是被迫承受更多

——《圣经·创世纪》第30章第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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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有人问,这是一部预言小说吗?阿特伍德不认同,“我写的所有全是现实,没有一件不是真的”。事实上,许许多多不同的材料孕育了《使女的故事》——集体处决,禁奢法令,焚书运动,党卫军的“生命之源”计划,阿根廷将军偷窃幼童的行为,蓄奴制的历史,美国一夫多妻制的历史……林林总总,不胜枚举。

不久前,英语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奖——布克奖(Booker Prize)2019年度获奖名单公布: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和英国女作家伯纳德·埃瓦里斯托(Bernardine Evaristo)同时获奖。这是阿特伍德第二次获得该奖,也是第四次被提名。此次获奖的小说是她的新作《证言》(The Testaments),也是其1985年出版的《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的续篇。布克奖评委会给予《证言》的评价是:“今天,这部既野蛮又美丽的小说以信念和力量向我们诉说。因为是阿特伍德,所以评选标准定得非常高,但她远远超越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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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列国里当然是有自由的,不过只属于部分人。就像主教,房子里只有他的办公室可供男人们出入,连夫人都不可踏进半步。当然某些时候,主教会为奥芙弗雷德破例,他让司机尼克为他传话,晚上九点,他想见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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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评论家张楚表示,读完小说后挺压抑的。他认为,作者从所谓男女不平等延伸到权力上,从男女关系里面隐藏的权力关系,到我们的政治里隐藏的权力关系。小说暗和了女性主义的特点,让我们思考,什么样的存在才是相对平等的权力关系。

从这个意义来说,小说在当今西方文化背景下提供了一种斗争的力量和心灵的疗愈。阿特伍德对受到侵害的人们说:对待历史的倒退,要去争取才能得到解救。而奥芙弗雷德的后代的抗争与换得的团聚无疑带有一种隐喻的意味:人性的光辉终究会战胜反人性的秩序。

也许是年迈让作家变成了布道者,但也正像她形容的,站在迷宫路口的人类仍然是有选择权的,也许打开对的那扇门,门后就有光亮。

虽然一切都变了。历经地震、核爆炸和有毒物质的侵袭,基列国环境不断恶化,期间出生的非正常婴儿占比也越来越大。他们这才在大劫难后提出把使女列入新颁布的法律:将有生育功能的女人分配给没有子嗣的大主教家里,好帮助他们延续后代,繁衍生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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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报》 (2018-04-13 第6版 读书)

女性主义文本?也许更复杂

时间倒推到1985年,《使女的故事》小说出版时,并没有在书市制造大的反响,作家本人回忆:“只在出版人的小圈子里小小庆祝了一下。”“小小庆祝”是因为这部小说获得了布克奖提名,可惜最后未能获奖。此后十年里,阿特伍德又因《猫眼》和《别名格蕾丝》两获布克奖提名,但她最终拿到布克奖,要到2000年的《盲刺客》。直到当时,阿特伍德的声誉仍局限于小范围的知识分子和文学爱好者中。2000年以后,阿特伍德因《珀涅罗珀记》和《女巫的子孙》两次进入公众讨论的视野,她从女性主义的视角故事新编地重述了荷马史诗的《奥德赛》和莎士比亚的《暴风雨》。到了2017年前后,她决定续写当年的《使女的故事》,也就是在这一年,根据她的《使女的故事》和《别名格蕾丝》改编的两部剧集先后上映,一夜之间,原作者阿特伍德真正意义上地“出圈”了。

不只奥芙弗雷德还时不时沉浸在原先的生存方式里,很多人大概都一样。

我会讨论制度。所有人说你诱惑了他,在我看来不是一个集体暴力,因为她们是被教化说这句话。看上去她们参与了对珍妮的迫害,但是制度就是通过这样的行为矮化她们,侮辱她们,毁坏她们自己。这种侮辱和毁坏,将成为她们变驯顺的依据。因为每一次尊严的折毁,都使得她丧失反抗的可能和力量。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新版序言中书写了她创作这部小说时的心理历程。1984年春,她身居西柏林,那时它还被柏林墙包围。开始写这部小说之时,已刻意回避这部小说有一两年了。因为“在我看来无异于一个冒险之举”。阿特伍德上中学以来,一直广泛涉猎科幻小说、乌托邦和反乌托邦小说,但从未自己动手写过这样一本书。她很怀疑自己是不是能写得了。

阿特伍德于1939年生于加拿大渥太华,求学深造毕业于多伦多大学和哈佛大学。作为一位多产的小说家、诗人和评论家,她出版的长篇小说、诗集、短篇小说集合计超过50部,并有大量童书、评论和编辑作品。她以高超技巧创作多种类型的文学作品,关注女性主义、动物权利、环境保护和幻想等主题。除了布克奖外,阿特伍德还获得过数十个奖项及提名,包括加拿大总督奖(1966,1985)、阿瑟·克拉克最佳科幻小说奖(1987)、卡夫卡奖(2017)等,是当代英美文坛最富影响力的作家之一。

《使女的故事》作者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半个月前度过了她的80岁生日。在世俗人们觉得“只能颐养天年”的年纪,这位加拿大老太太给全世界的女人——包括女作家——打了一针强心针:如果你有热爱的事业,不要过早地放弃,坚持做下去,你到80岁仍然有可能制造出撬动地球的爆款。

按照丽迪亚嬷嬷的说法,女人们更该庆幸。因为如今遍布的哨卡和机关枪,让大街上再也没有男人会对她们口出讳言,动手动脚。“自由有两种,丽迪亚嬷嬷说。一种是随心所欲,另一种是无忧无虑。在无政府的动乱时代,人们随心所欲、任意妄为。如今你们则得以免受危险,再不用担惊受怕。可别小看这种自由。”

看到海报我才注意到前面放了一个广告语:这本书里的每一个字,都曾真实地发生过。它告诉我们几件事,一件事是阿特伍德在新版序言中写的,为了这本关于未来的想象的故事,她做了大量历史考据的工作,她在告诉我们,这个关于恐怖的、构成反面乌托邦的未来途径,都曾在历史中发生过。“这里的每一个字都曾发生过”,也在告诉我们,可能就在我们身边发生过,可能就在我们生命里发生过,可能就在我们的近旁,也许就是相邻的地方发生过、发生着,或者随时可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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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言》接续《使女的故事》,讲述了不可思议的原教旨主义神权政体——基列共和国在瓦解过程中三位不同女性的故事。作品触及女性主义、生态环境、人类权益等问题,再次引起读者和批评界的极大共鸣。

阿特伍德拒绝认为“基列国”是想象的产物,她说:“即便我创造一个想象的花园,那里面一草一木连带一只乌龟都是真的。《使女》故事里的所有细节,来自清教徒时期的北美,我是把真实发生过的事件重新排列组合了。”

而重要的是,女性不是一个会移动的生育机器,所以她们不应当如此被对待。如同作者阿特伍德所写:“为什么说女性有趣且重要呢?因为她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确如此。”为什么说女性不应当被认为只是一个容器,而应该是一个跟男性一样的立体的、丰富的、自主的人?因为她们的确如此。

女性始终面临一个问题。我们假定相信了一个性别的集结,相信了我们都是女人,是姐妹。在女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对我来说最感人最有理想的就是姐妹情谊。但是最大的问题和难点就在于女性群体是人类的一半,在女性与女性之间间隔着阶级的、种族的、文化的、地域的和年龄的差异。女性与女性之间也从不是平等的,这使得女性主义的话语带有想象性和暴力性,她自身的问题会掩盖一些问题。

美剧《使女的故事》第二季计划于本月开播。这部剧的第一季曾在2017年度艾美奖上斩获五个奖项。随着电视剧的大热,其原著、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写的《使女的故事》再次成为全球畅销书。

艾格尼斯和黛西其实是奥芙弗雷德的大女儿和小女儿。虽然她们没有经历过基列共和国之前的正常社会秩序,但却不约而同地选择踏上危险的征程,为自己和其他女性争取自由。更耐人寻味的是丽迪亚嬷嬷的自述:虽然在《使女的故事》中她是一个神权卫道士的形象,但这份自述显示,在无法逃避的强权面前,她先是选择保存自己,成为缔造基列共和国畸形女性秩序的主要推手之一,后来则表面合作而暗地里加入反抗组织,秘密帮助其他女性脱离控制。她的初衷并非为女性争取权益,而是为自己。但是,毁坏强权最有力的方式是从内部攻击,经过内心挣扎的丽迪亚嬷嬷正充当了这样的角色。自利而利他,精明而刚强,这个复杂的人物展示了《证言》的精华所在。她提醒读者思考,如果自己不是处在完全被动的使女的位置上,而是有机会作出一定的选择,那么自己将会成为怎样的人?这个问题使得《证言》所达到的思想高度超过其前篇。

难以置信

仅仅只有一步之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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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女的故事》第一季剧照。

我们忘记了,这种功利的利益结构下的,趋利避害的,完全利己的社会是建筑在一个高度虚拟的系统中的,而这样一个系统本身所依照的机构和机器是极端脆弱的。它首先漏洞百出,其次任何一个漏洞和环节一旦发生问题,整个机器就会瘫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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