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葡新京网上导航-手机app下载大全 > 文学作品 > 创作于上世纪70年代的小说《花狗崖澳门新葡新京手机app下载》中,探讨艾特玛托夫的文学贡献以及在

创作于上世纪70年代的小说《花狗崖澳门新葡新京手机app下载》中,探讨艾特玛托夫的文学贡献以及在

吉尔吉斯斯坦与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接壤。据统计,中国现已成为吉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国。尽管,我们对这一邻国了解不多,甚至还有点儿陌生,但只要提到一个人的名字,广大文艺青年,特别是上世纪8 0到9 0年代的文学爱好者一定不会陌生,他就是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家文化名片、世界知名作家钦吉斯·艾特玛托夫。

钦吉斯·艾特玛托夫是吉尔吉斯斯坦最为重要的作家之一,享有世界声誉。他在生之时,作品迭出,精彩纷呈,似乎令读者目不暇接。他离去之后,展读他的作品,回顾他的人生,作家心系人类、彻悟人世,由小世界而进入大宇宙的创作轨迹渐渐显现出来,他的人类情怀也在文化对话实践中得到寄托。

吉尔吉斯族作家钦吉斯·艾特玛托夫(Чингиз Торекулович Айтматов,1928-2008)于2008年6月10 日溘然长逝,他的逝世给世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失。艾特玛托夫是目前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他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深刻的忧患意识,人道主义是他精神追求的逻辑起点和价值归宿。艾特玛托夫认为,“文学的最高使命就在于,在唤醒人们理性的同时,传播人道主义,因为人道主义是人类用以达成保卫和平协议的共同语言”。他站在全人类的高度,以如椽之笔着力彰显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自我身心全方位和谐的生态之美。对于生命的伦理关怀、对于人性的道德关注是其一以贯之的理想和追求。他以毕生对于人性的不懈探索竖起了一座巍峨的时代丰碑,成为人们心中岿然不动的山峰。而今,“山脉崩落之际”,也是众生悲哀之时。 “启示录”式的生态预警小说 艾特玛托夫的小说富于警示性,通常被认为是生态预警小说。他尤其善于运用悲剧题材,加强对于现实揭露和批判的力度,通过塑造悲剧形象使读者能更深入地理解人类的精神内涵。《白轮船》(Белый пароход)《花狗崖》(Пегий пес, бегуший краем моря)《一日长于百年》(И дольше века длится день)《断头台》(Плаха)等悲剧都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作家在《白轮船》中描述了对待自然的两种行为方式并作出了不同的价值评判。前者的代表人物是森林中的“土霸王”、邪恶的奥洛兹库尔,他为了满足一己之私利,不惜疯狂地破坏森林,盗取林木并残忍地杀害了被当地人视为神灵的长角母鹿,为此受到了大自然严厉的惩罚;第二类是纯洁的无名小男孩以及善良朴实的莫蒙爷爷。为了同邪恶势力作斗争,小男孩纵身跃入了波涛汹涌的伊塞克湖中,为捍卫神圣的长角鹿妈妈付出了生命,体现出强烈的道德力量。作品运用了神话传说中长角鹿妈妈的故事,把它描写成曾经以自己的乳汁养育人类的祖先,是人类的救命恩人。长角鹿妈妈因此在作家笔下成为民族历史、民族记忆和民族精神的象征,她承载着民族的过去,也昭示着民族的未来。长角母鹿的罹难和无辜小男孩的死亡预示了人类悲剧的发生。《断头台》同样向我们展示了一幅悲剧性画面:欲实施拯救人类计划的阿夫季死去了;牧民波士顿及其爱子亡故了;草原狼的一家灭亡了;失去人性的巴扎尔拜丧身于波士顿的枪口之下;草原上的大批羚羊丧生于现代化的杀伤武器之下……面对当前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艾特玛托夫忧心如焚,通过主人公波士顿之口道出了这样一句意蕴深刻、发人深省的话语:“世界的末日到了”。作品向人们昭示:人对自然的贪婪攫取直接危及人类的生存,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必将造成灾难,人类终会被送上自己所设置的“断头台”。 艾特玛托夫站在宇宙的高度深入思考并揭示出造成生态悲剧的原因,从哲学的高度思考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新内涵,拓宽了人道主义的视阈,认为自然万物同人类一样具有其内在价值;对自然的尊重、对生命的敬畏是有人性、有道德的表现;反之,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就意味着道德的背叛和人性的毁灭。作家将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纳入到善与恶、人性与兽性的价值判断之中,指出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不仅仅是生态平衡问题,而是涉及人的道德伦理判断;生态危机的根源即人性危机。艾特玛托夫笔下的悲剧所蕴含的生态警示意义因此已大大超出了文学范围,具有了启示录的意义。 独特民族文化的滋养 艾特玛托夫的创作大多立足于本民族的文化土壤,展示了人性之美与人性之复杂。可以说《白轮船》《一日长于百年》《断头台》等作品都是作家观察生活、洞悉人性的结果,表现出对人性的深情观照与精心呵护,以及对理想和幸福生活的向往与憧憬,反映了人性中善与恶的对立以及人性之复杂。神秘而令人敬畏的大自然、古老的伊斯兰文化、别样的异域风情,构成艾特玛托夫小说的主要特点。艾特玛托夫被吉尔吉斯人誉为“先知”,其作品中宗教文化的印迹无处不在。《一日长于百年》中主人公叶吉盖把宗教视为战胜困难的源泉和支柱,《断头台》中主人公阿夫季试图用宗教力量挽救毒品贩卖团伙。这些独特的民族文化提供并孕育了艾特玛托夫的文化母体,它是主人公最初的文化源头。艾特玛托夫以凝重而洗练的笔墨,饱含深情地表达了对于家乡、对于本民族和祖国的挚爱。 此外,其创作还具有浓郁的抒情风格,大量运用具有强烈民族文化特色的民歌、谚语、神话传说故事等艺术手法,让我们从中领悟到吉尔吉斯人民可贵的精神品质和传统文化的神韵,其创作具有承载历史的人文厚重感与某种形而上学意味。正如艾特玛托夫本人所言:“神话和传说是人民的记忆,是人民生活经验的结晶。是用神话-幻想形式来表达的人民的哲学和历史的结晶,是人们对子孙的遗训。”《白轮船》中长角鹿妈妈的传说,涉及了吉尔吉斯族的一支——布吉族的起源;《花狗崖》中“渔女”的故事,讲述了尼福赫人的祖先;“野鸭鲁弗尔”的故事则讲述了万物的起源。值得一提的是,艾特玛托夫神话传说故事的主角都是由动物来充当的,《别了,古利萨雷!》(Прошай Гульсары)中的溜蹄马古利萨雷,《白轮船》中慈爱的长角鹿妈妈,《花狗崖》中美丽的渔女、可爱的小蓝鼠、创世的野鸭鲁弗尔、引航的北极猫头鹰,《一日长于百年》中惊恐饥饿的小狐狸,《断头台》中一对恩爱的草原狼等。这些都体现出艾特玛托夫对自然的敬畏和原始宗教图腾的印痕,同时也反映了作家对于人与自然和谐相融的美好期盼。 人类精神和心灵的成长史 除了独有的地域特色外,艾特玛托夫更为关注的是人类生存境遇和民族命运的忧思。如《查密莉娅》(Джамиля)是一曲青春和自由的颂歌,《白轮船》《一日长于百年》旨在谴责对于历史和记忆的背叛,《断头台》向读者传达了作家关于善与恶的冲突以及关于人类未来的警示。艾特玛托夫的作品可以说是一部部人类精神和心灵的成长史。 艾特玛托夫说过:“人本身——就是一个充满悲剧性的生物。”尽管如此,作家仍然努力捍卫人性的纯洁,坚守人性本善的信念,他以理性的目光审视和思考人类生存和发展,以赤子般的情怀强烈呼唤全人类意识和未来意识,将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民族精神置于宇宙的广阔大背景下去考量,体现出容纳一切的伟大胸襟和气度,让我们从中领悟生命,进行思考。《一日长于百年》就向我们描绘了这样一个理想的星球:那里没有国家机器,不知道武器,不知道战争是什么,其实质就是每一个人都将超越民族的、语言的以及其他种种的差别,从而首先将他人看成是善良思想的源泉,而不是侵略的渊薮。艾特玛托夫用这种“全球性思维”精心构建着他心目中理想的物质家园和精神家园,从中暗示出一个民族曾经拥有的不畏艰险、百折不挠的精神。 艾特玛托夫充分利用文学这一手段有效地反映现实、演绎人生,这种对于生活的练达、对于人性的呵护,归根结底源于爱。艾特玛托夫曾经这样叙述:“人实质上生下来就是一个潜在的人道主义者,在他还不知道人道主义这个术语时,从小就学会仁爱……从爱母亲、爱自己的亲人,爱女人,爱大自然,爱大地开始,最后升华到爱祖国,爱自觉的人道主义,爱人类共有的感情”。他以自己真挚的爱心给读者带来生活的快乐与美的享受。 尽管现实的残酷一再撞击他的心灵,对道德的坚守、对于人性的呵护是作家始终不渝的追求。古罗马学者朗吉弩斯在论及崇高的来源时认为,庄严伟大的思想是崇高的首要条件,而庄严伟大的思想,来自高尚的心灵。艾特玛托夫的创作反映出崇高的道德理想和崭新的生态伦理观念,他锐意进取、独树一帜,在物欲横流的世间为人类淅出了一泓清泉,洗去铅华,显现精神,催人奋进。艾特玛托夫的作品超越了时空的界限,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和永恒的艺术价值。

2008年6月14日,吉尔吉斯斯坦为著名作家钦吉兹·艾特马托夫举行国葬。在近40摄氏度的高温下,2万多民众为作家送行。总统巴基耶夫致悼词说,艾特马托夫是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形象的代表,向世界展示着吉尔吉斯民族的文化与传统。
  作为吉尔吉斯斯坦当代文学的泰斗,艾特马托夫的作品被译成上百种语言,传播到100多个国家。
  艾特马托夫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30多年前,他的中篇小说《白轮船》一进入中国,就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如今,他所有的作品几乎都有了中译本。1989年夏,艾特马托夫曾访问中国,此后重访中国成为他一直的心愿。他曾经打算到新疆拜访他同一民族(中国称柯尔克孜族)的90岁的《玛纳斯》史诗演唱者居素甫·玛玛依,不想此愿终未实现。
  艾特马托夫的文学创作灵感孕育于家乡的高山峡谷之间,源自于他对生活的细致观察和对人性的深刻思考。1928年,艾特马托夫出生在吉尔吉斯斯坦塔拉斯山区的一个小村庄里,那里是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流传着许多神话、寓言与传说。9岁时,父亲在肃反运动中蒙冤被害,艾特马托夫过早地感受到了现实生活的艰难,青少年时代卫国战争爆发,他经历了战争的残酷和痛苦。正如作家自己所说,这段时光促进了他对民族文化、民族性格和人性特点的认知,奠定了他人生观的基础。
  1958年,艾特马托夫自莫斯科高级文学培训班毕业后,在《新时代》杂志发表了中篇小说《查密莉雅》,由此跻身苏联文学界。此后,他的小说《第一位教师》、《我的包着红头巾的小白杨》、《骆驼泪》、《大地—母亲》、《永别了,古利萨雷》等作品相继发表,并于1968年获得了苏联文学最高奖——列宁文学奖。在这些作品中,无论是描写冲破传统羁绊、追求幸福爱情的查密莉雅,还是克服世俗阻碍、教书育人的乡村教师,或是面对生活不幸、始终坚忍博爱的母亲,以及遭遇误解不公但对信仰执着依旧的共产党员塔纳巴伊,作者都将他们作为普通的吉尔吉斯人来书写,以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刻画和塑造了苏联社会主义大发展时期普通民众的善良、正义与慈爱的形象,给人以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
  受俄罗斯传统文学影响,艾特马托夫上世纪70年代的作品开始注重对人物心理过程的描写。《白轮船》和《花狗崖》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作者运用浪漫主义的抒情手法,以接近于神话和寓言的形式,通过细腻和诗一般的语言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反映出善与恶、美与丑的斗争。《白轮船》讲述了一个被父母遗弃的吉尔吉斯小男孩的故事,全书充满了“艾特马托夫式的忧伤”,有人说艾特马托夫的文字像音乐,总能触动人们心底最隐秘的情感。作品在描写小男孩因为长角鹿被杀而准备投河时写道:“你好,白轮船!你好,爸爸!是我,你的儿子,请把我带上白轮船,一起走吧……”
  进入上世纪80年代,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社会与经济问题日渐凸显,人们陷入理想与现实巨大的反差之中。在此背景下,艾特马托夫开始对现实生活与人类精神领域进行哲学性思考,先后发表了中篇小说《一日长于百年》和长篇小说《断头台》。《一日长于百年》是作者通过现实、传说和科幻三个层面对人类生活的描述,从人与世界的多角度联系中深刻表达对人类命运的强烈关注和哲理思考。艾特马托夫因这部作品获得了哲学作家的称谓,并成为苏联文学界默认的领军人物。《断头台》是艾特马托夫的巅峰之作,作品讲述了人与狼之间的悲剧性故事,触及了当时社会生活中所存在的吸毒、犯罪等丑陋现象,首次提出人类发展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表达了善与恶在人类发展过程中的尖锐矛盾与残酷斗争。
  1988年,艾特马托夫开始了长达20年的外交官生涯。此间,他只发表了两部小说,《卡桑德拉印记》(1996)和《群峰颠崩之时》(2006)。对苏联后期以及解体初期社会生活与思想观念变化的思考折射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和对创作的渴望。
  艾特马托夫带着世人的赞誉离开了,所有受到他作品熏陶的人都为他的逝去惋惜。他曾在作品中这样写道,“如果人死后,灵魂有所变,我希望成为白尾鹰,可以自由飞翔,能从空中望见永远也看不够的故乡大地……”艾特马托夫的作品及其所表现的人性的善良、正义与人道关怀已然成为雄鹰,将永远在人们心灵中展翅翱翔。

  今年是艾特玛托夫诞辰90周年暨逝世10周年,在颇有纪念价值的年份重新推出作家最具代表性的着作《一日长于百年》,别有一种深长意味。

吉尔吉斯民族直至2 0世纪之初还尚无文字,民族文化传统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得以保留,艾特玛托夫正是在这一古老民族的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他曾获得列宁文学奖,多次获苏联国家文学奖以及欧洲文学奖,其作品被翻译成1 5 7个国家的1 8 0多种语言,并有2 7部作品被搬上银幕。自我国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华东师大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华文出版社等相继再版或重译其系列作品。要想了解吉尔吉斯斯坦,阅读艾特玛托夫便如同搭上了直达快车。

艾特玛托夫的文学创作主题既紧扣时代又渐向宏阔,反映了不同历史阶段当地民众的热点关切。作家最早的小说《查密莉雅》《我的包着红头巾的小白杨》,既顺应潮流又独抒心灵;小说《永别了,古利萨雷!》触及该如何对待人的问题;当美苏的军备竞争达到白热化之时,作家的首部长篇小说《一日长于百年》从星外文明的视野,发出了和平的呼唤。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发生后,在人们的生态意识开始萌动之际,他在小说《断头台》中视生态危机为人的道德沦丧的恶果。这部作品又与同时期的拉斯普京的小说《火灾》、阿斯塔非耶夫的小说《悲惨的侦探》齐声共振,敲响了社会危机的警钟。进入新世纪之后,面对市场经济导致的物欲横流,艾特玛托夫在2006年推出了小说《崩塌的山岳》,作家萨曼钦挽山岳于既倒,用自己的生命阻止了猎杀珍稀雪豹的行为。这些作品都表明,作家的聚焦点由杯水风波逐渐扩展为天下大观。

  这位出生于吉尔吉斯斯坦的作家曾先后三度荣获苏联国家奖金,他的作品被译成多种语言,在100多个国家发行。在德国,据说几乎每个家庭都至少有一本他的作品。他对中国本土作家有着深远的影响,深受路遥、张承志、王蒙等作家的推崇。

吉尔吉斯河流的奔腾不息,河谷森林的茂密,湖泊水天相连的壮阔,气候的恶劣与瞬息多变,牧场的广袤与苍凉,山地的绵延起伏,以及吉尔吉斯人民的隐忍和善良,勇敢和顽强,狂暴和倔强在艾特玛托夫笔下化作瑰丽又雄浑、苍莽又壮阔的长卷,徐徐展开在世人眼前。搭乘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既可感受吉尔吉斯母亲河奔腾咆哮的湍急水流,又可领略两岸悬壁的巍峨壮观,还可一睹吉尔吉斯热闹的大草甸子、茂密的森林,远眺那夏天山路上浩浩荡荡、马达轰鸣的干草运输车队,体验那遮天蔽日的凛冽暴风雪,凝视那如大海般辽阔又神秘的伊塞克湖。《一日长于百年》则将带领我们走进只能骑骆驼穿行其间的大盐湖湖底,去触摸从坚硬龟裂的土地里冒出的白盐,追赶湖区春天短暂的绿意,体味沼泽地泥泞阻滞的怅惘;到了夏天,那里热得连蜥蜴都逃进房里躲避艳阳,偶尔的倾盆大雨打在地上不但腾起水雾,还像开了锅似地冒水泡。《断头台》中草原的辽阔、冰山的险峻、牧羊人翻山越岭转场时的孤独、高山伐木的危险、踩着齐腰结冰河水放排的艰辛、智斗狼群的惊险和无奈,一幕幕殊死搏斗看得人心惊肉跳,在苍莽大地上坚韧生存的民族也令人由衷敬佩。《母亲——大地》和《红苹果》中则既可以欣赏秋天微风吹拂羽茅草的壮美,又可以深吸青草沁人心脾的迷香,还能体味覆盖着落叶公路上的一派秋色与满目荒凉。

从地域空间来看,作家笔下的世界由民族分野延展至人类宏观,视野广阔。艾特玛托夫的早期作品具有鲜明的吉尔吉斯斯坦地域特点:《我的包着红头巾的小白杨》中的伊塞克湖成了主人公不断返回的心理疗伤之所;在小说《骆驼眼》中人们开垦的阿纳尔哈伊草原;科幻小说《白轮船》中有仙鹿隐现的伊塞克湖成了作品中的“出场人物”。

  近日,“艾特玛托夫作品在中国的译介传播——‘一带一路’视域下的民族文学暨《一日长于百年》新书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召开。研讨会上,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阿达诺夫·拉何曼表示,艾特玛托夫是吉尔吉斯斯坦的文化象征,他的文学作品让全世界的读者领略到了吉尔吉斯斯坦的风土人情和精神传统,是衔接吉尔吉斯斯坦与世界各国的文学桥梁。

吉尔吉斯民族文化中蕴含丰富的神话和传说,倘若细细品读艾特玛托夫的作品,则能从中体味那悠远历史中的璀璨星光。《白轮船》中讲述了吉尔吉斯民族将母鹿尊为圣母以期种族繁衍的神话,母鹿是民族的图腾,更是民族团结的象征,母鹿之死意味着失去躲避外族屠杀的庇佑,意味着失去种族兴旺的根基。《一日长于百年》记录了一位母亲为救被俘后惨遭折磨而失忆的儿子却反被儿子亲手射死的传说,人们将其埋葬在被称为“圣地”的阿纳贝特墓地,以此时刻提醒后人不忘对祖先的崇敬,通过对祖先世代不忘的崇敬护持民族的生生不息、源远流长。在吉尔吉斯人民心中,一个民族如若失去记忆,便会成为任人摆布的奴隶,独立的判断和思考是奠定民族精神的基石。雪豹作为生活在天山山脉吉尔吉斯山民的图腾,传说有碑文记载,因此当《崩塌的山岳:永恒的新娘》中主人公由猎杀雪豹转变为保护雪豹,并因此被唯利是图的同乡枪杀时,这一幕不仅唤起读者心底的愤慨,激发其对悲剧源头的深思,同时也是对违背信仰的惩罚,对贪婪的痛斥,更是为人类的自我拯救、道德的自我守护、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提供了吉尔吉斯民族的经验和智慧。艾特玛托夫还借用希腊-罗马神话中先知卡桑德拉的名字创作了《卡桑德拉印记》,卡桑德拉印记出现在孕妇的额头就意味着灾难将随胎儿的诞生而降临。然而如同受到阿波罗诅咒不再有人相信卡桑德拉的预言一样,小说中卡桑德拉印记的出现同样未能引起人们的重视,一幕幕悲剧的发生正是对人类罪恶的惩罚,对人类异化的警示。艾特玛托夫的作品中对民族传统的探寻、对生态伦理的关切、对人性善恶的思索,无不为人类向善、求德的精神之路指明了方向。

回顾作家一生的创作,其关注点逐渐由吉尔吉斯族扩展到其他民族:创作于上世纪70年代的小说《花狗崖》中,鞑靼海边的花狗崖在尼夫人看来是有生命的地方;而在80年代初的《一日长于百年》这部长篇小说里,艾特玛托夫对地球的遭际作了深刻反思。

  这种衔接和沟通的能力,源于艾特玛托夫用具有浓郁乡土气息和鲜明民族色彩的元素,诠释人类普遍存在的困境,探讨人类共同关心的话题。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贝文力特为本刊撰文,探讨艾特玛托夫的文学贡献以及在“一带一路”视域下研究民族文学的新方法和新思路。

有趣的是,艾特玛托夫在其创作初期便开始关注、描写中国,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吉尔吉斯人民对中国的朴素认知。在他于1 9 6 1年发表的《我的包着红头巾的小白杨》中,能够开着大货车带着心爱的姑娘去中国边境,在当地是一件令人骄傲的事情,驾车跑一趟中国的货运更是令人羡慕的美差,司机们威风得意地沿着美丽崎岖的天山之路行驶,那时的中国在吉尔吉斯人的心目中已是理想而可行的致富之地。

从作家胸襟看,由小我情愫拓展至宇宙情怀。50至60年代,艾特玛托夫的作品沉浸于吉尔吉斯人的情感世界。在小说《查密莉雅》中,已婚的查密莉雅在劳作中遭遇复员军人丹尼亚尔,两颗心碰撞到了一起;在小说《第一位老师》中,主人公回忆了白手建立学校的老师玖依申;《我的包着红头巾的小白杨》则讲述了由于“我”的鲁莽毁掉了自己家庭的苦痛经历。

文学评论焦点

进入2 1世纪,艾特玛托夫笔耕不辍,在先后结束吉尔吉斯斯坦驻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三国大使兼驻欧共体和北约代表的任期后,于2 0 0 6年出版了《崩塌的山岳:永恒的新娘》,这一年离作家去世仅隔两年。小说中描述了大山里穷苦、困顿、愚昧的生活,人们梦想有朝一日即使在贫困落后的阿富汗边境安家,也要让孩子们去中国接受高等教育,书中对中吉两国间文化差异与经济差距的思考、对本民族未来出路的探寻精准而深刻。在艾特玛托夫笔下,吉尔吉斯人民将中国看作是一个抬腿便可走动的邻居,是一个可以模仿、值得学习的朋友,是一个富足、有朝气、充满活力的国度,是一个能够实现梦想的理想之地,在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吉尔吉斯人民对中国怀有的美好想象与期待。

从60年代末的《永别了,古利萨雷!》到70年代的《白轮船》,艾特玛托夫关注的热点已然转向人与自然、人与他心爱的动物之间的关系。在《永别了,古利萨雷!》中,牧民塔纳巴伊保护着心爱的老马并与之相依为命;《白轮船》中人类对待动物的态度,成了评判他人的善恶标准。

  积淀民族特色、同时又包含宽阔全球视野的文学作品,既为我们了解这个民族的生活、性格和精神的独特性提供途径,又能赋予我们一种神奇和宝贵的体验:情感、思想、追求得到呼应的体验。

在一带一路背景之下重读艾特玛托夫,如同拥有了打开吉尔吉斯民族文化的密匙,不但可对其文化符号与根源一探究竟,同时也可为中吉两国人民之间架起进一步深入理解的桥梁。

进入80年代后,作家的胸襟更加开阔。在《一日长于百年》里,美苏两国联合举行航天行动,两位宇航员应邀到了林海星,那里有比地球更为发达的文明,那个社会没有武器,更没有战争。这就形成了宏阔的宇宙“胸襟”,为陷于冷战、纷争的地球世界建立起乌托邦式的参照系。

  吉尔吉斯斯坦作家钦吉斯·艾特玛托夫奉献给世人的就是这样的作品。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一带一路与全球发展研究院研究员、俄语系教授)

从创作方法看,由写实入微到想象恣肆。1986年艾特玛托夫在接受记者费·梅德韦杰夫采访时谈到,俄罗斯文学既有《静静的顿河》这样强健的人民史诗,也有米·布尔加科夫笔下“达到智性高度”的精致散文。假如不拘泥于字面的含义,大致可以看到,这就是艾特玛托夫文学创作方法的两极三层:即以写实为基底的一极和以想象为升华的一极,中间是民间神话传说资源层与其上下相沟通。

  哈萨克斯坦学者С·卡斯卡巴索夫把艾特玛托夫称作是一位具有全球影响和意义的杰出人物:“其创作给不同时代千百万人提供道义支持和精神财富”。

在艾特玛托夫早期的作品中,作家以细腻的现实主义手法展示丰富的环境与人物行为和内心世界。学术界对艾特玛托夫早期的现实主义笔法非常关注,列伊德曼和利波维茨基所著的《当代俄罗斯文学史》将《查密莉雅》的叙事方法称为“共情眼光”,由尚未成年的少年直接观察主人公的行为。

  在20世纪最受欢迎作家的行列里,艾特玛托夫毫无疑问地占有一席之地。他早期创作的中篇小说甫一问世就被列入文选。上世纪80年代,他的作品被翻译成150种文字,出版量达4000万册。评论家М·卡里姆写道:“艾特玛托夫是那些为数不多的突厥语作家中的一个:他让其他国家的,尤其是西方的读者接触到他作品中的人物,让读者爱他们、恨他们,和他们悲喜与共。”他始终是世界文学评论界关注的焦点。“艾特玛托夫研究学”也应运而生。

作家创作的中期逐渐加入丰富的民间神话传说,使之与现实手法所表现的世界相对比。玛·米斯金娜在《艾特玛托夫散文中的民间故事——神话主题》一书中,对《永别了,古利萨雷!》《白轮船》《花狗崖》等作品中的神话曾进行详尽的分析。作家后期则逐渐升华出超越日常经验的、想象丰富的世界,例如《一日长于百年》的外星文明、《成吉思汗的白云》中的白云和《崩塌的山岳》中的永恒新娘,都说明作家丰富的想象力超越了日常经验的藩篱。

  艾特玛托夫致力于对民族生活进行全面深刻的描绘,与此同时,又努力展现属于全人类的东西。从“具体的现实”递进到“普泛的现实”,结合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前景,在作品中对有关生命和生活的意义、人与自然的关系、代际传承、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传统人伦的继承、宗教的价值等话题进行探索,并与读者进行尽管是隐形的、但几乎无处不在的对话。通过自己的作品,他对社会意识产生持续不断的影响。

突破自我,走向宏阔世界,是人类向善、向上的精神路径。构成歌德《浮士德》的五个小悲剧,展示的正是浮士德不断突破小我世界,走向大宇宙的心路历程,这也是从小至大、由微观而宏观的艾特玛托夫文学创作之路。《各民族人民友谊》杂志曾发表了对艾特玛托夫的访谈,他说:“我有自己的祖国、故乡、人民,有自己的语言,但这并不妨碍我吸收新的精神、人文价值。”艾特玛托夫不但在文学创作和自我定位中突破狭隘走向宏阔,在社会实践领域也积极提倡文化对话,并积极付诸行动。1986年,他设立了“伊塞克湖论坛”,邀请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法国作家克洛德·西蒙等人,在风景如画的湖畔坐而论道,践行着作家胸中关怀人类的精神。

反映时代问题

  艾特玛托夫1928年出生在当时作为苏联组成部分的吉尔吉斯的基洛夫区塔拉斯谷地的舍克尔村。童年和少年时期的经历跌宕起伏。父亲横遭镇压,家乡父老向他们孤儿寡母伸出援手,提供庇护。他由此深切地感受到世态炎凉和古老道德传统的惊人力量。卫国战争爆发后,还是少年的他挑起了工作的重担。多年后他回忆道:“现在我自己都无法相信,14岁时,我已经担任了村苏维埃秘书。我必须解决与一个大村子生活有关的众多问题,而且是在战争期间。”但也正是这段生活成了他日后创作的 “圣洁的源泉”:“你可以经常从中汲取思想、场景和人物场景”。

  • 首页
  • 电话
  • 经典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