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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澳门新葡新京手机app下载日本为何选择了战争》,但至今该会议在日本仍被纪念

政治学者南原繁在得知日军偷袭珍珠港的当天吟诵了一首短歌:“超乎人之常识,亦超乎学问,日本起而与世界为敌。”在南原繁这类知识分子看来,日本开战的行为令人震惊,因为日本与美国之间的差距太大,几无胜算。但诡异的是,当时的日本当局非但没有“隐瞒”这种差距,反而希望借此来激发国民的斗志,“煽动民众的危机感”反倒成了一条笼络人心的捷径。知名的中国文学研究者竹内好甚至一厢情愿地认为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反倒赋予了侵华战争的“合法性”。在日美开战一周后,他发表了《大东亚战争与吾等的决议》一文,写道:“我们一直在怀疑,我们日本是否是在东亚建设的美名之下而欺凌弱小呢?!在东亚建立新秩序、民族解放的真正意义,在今天已经转换成为我们刻骨铭心的决意。这是任何人也无法改变的决意……这样看来,在这一变革世界史的壮举之前,‘支那事变’作为一个牺牲不再是无法忍受的事情。”

然而,战争记忆其实是很难传承的。这种本已艰难的传承还依赖于一套复杂的社会机制。在历史修正主义兴起的二三十年间,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历史记忆范式也开始受到动摇。日本历史学家山田朗曾经将各种“历史修正主义”总结为九类:一、“日本并不是唯一实施过殖民统治和侵略的国家”;二、“战争与殖民统治也有好的一面”;三、“所谓‘大东亚战争’为亚洲国家独立解放发挥了作用”;四、“日本对英美开战是迫不得已”;五、“日本虽发动战争但并无领土野心”;六、“若承认是侵略战争,那么阵亡者岂非犬死”;七、“昭和时代的战争或许是非正义的,但明治时代战争则值得称颂”;八、“不应该现在的价值观去评判当时的作为;九、“战前和战时的事情与战后出生者无关”。面对前述这些论调,山田朗认为大部分其实都是“伪问题”,在学术研究领域便能轻松予以辩驳。其中,最棘手的论调乃是第九类即“战前和战时的事情与战后出生者无关”的论调。山田朗教授也承认:让现在日本的年轻人来为他们出生之前的战争负责,似乎确实有不近情理的地方。不过,他进一步指出“对没有经过战争的一代”来说,他们承担战争责任的方式便是去了解战争的历史,清楚地明白先人所犯下的“错误”和“罪行”。

1941年8月,英美两国就战争目的和战后世界秩序发表了着名的《大西洋宪章》。

但是,未受审判不代表昭和天皇不负有战争责任。

《日本人为何选择了战争》,[日]江藤阳子著,章霖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年9月出版

实际上,加藤阳子教授的论说便是在解释这种让格鲁大使当年倍感困惑的现象,究竟是如何产生的,而其背后的形成机制与日本近代化的道路又是如何纠缠双生的。从此意义来说,对上述两方面问题的探究远未过时,甚至在今日显得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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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和天皇的声音传了出来:“……战局并未好转,世界大势亦不利于我。加之,敌方近使用残酷之炸弹,频杀无辜,残害所及,真未可逆料。如仍继续交战,则不仅导致我民族之灭亡,并将破坏人类之文明。如此,则朕将何以保全亿兆之赤子,陈谢于皇祖皇宗之神灵。此朕所以饬帝国政府接受联合公告者也……”

自上世纪末以来,确实有不少日本学者在努力地向年轻一代日本人传递正确的战争记忆。在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学者中,东京大学京大学的日本近现代史专家加藤阳子教授必居其一。她不仅在学术领域建树颇多,更努力将专家学者们积累的知识与成果转换为日本社会所能理解并接受的普遍共识,尤其是在培养年轻人历史认识方面不遗余力。2009年加藤教授以年轻人为受众目标,出版了专著《日本为何选择了战争》(それでも、日本人は「戦争」を選んだ)。这本书的基础来自于2007年末至2008年元旦期间,她在神奈川一所高中连续五天所做的历史讲座,为高中生梳理日本自甲午战争以来是如何一步步走向导致最大灾难的太平洋战争。

尽管加藤教授的这本书发端于面向高中生的历史讲座,但如她所言“相信这种尽可能让人身临其境的讲述方式,不仅会得到年轻读者的喜欢,也不会辜负更高年龄层读者们对本书的期待”。实际上,即便从专业研究的学术角度来阅读,也能获得很多启发。有别于传统的国别史研究,加藤教授始终是从国际的角度来观察近现代的日本军国主义化的过程,将日本史纳入世界史的范畴,以长时段的视角来一道进行分析,并尝试让读者在方法论上也收获新知。例如在谈及日本政治体制与军政体制时,会将其与美国、俄国进行比较;又或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逐步形成的“总体战理论”来论述当时日本各界对战争形态的想象以及这种想象又如何加速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化的步伐。用作者的自己话来说,就是“本书不会像地心说一般,只把日本作为中心,我也会从中国和西方列强的视角出发来审视问题,并尽量融入最新的研究成果”。

吉川彗:日本在国际时局中到底处于怎样的状况和地位呢?无论过去还是当下,普通日本国民似乎都很难看清楚。

战后,美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使昭和天皇逃脱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设法保留了天皇制。

例如卢沟桥事变之初,日本陆军参谋总部第一部部长石原莞尔最初下达的命令是所谓“不扩大主义”,但结果却因为杉山元、武藤章等“强硬派”军官的要挟,又改为了同意“增兵”。另一方面,时任首相近卫文磨为了通过表现强硬立场来稳固自己的政治地位,不仅放任军部暴走, 甚至还制定更为激进的侵华政策。日后代表日本在二战投降书上签字的外务大臣重光葵曾如此评论过:“政府一面号称坚持不扩大方针,一面又在事实上将事态扩大。结果变成政府与军部一道都叫嚷着要进行‘惩戒中国的圣战’。”

尽管是几无胜算的战争、尽管是毫无道义的侵略,但当时的日本依旧选择了战争,选择了一条“民族切腹”之路。重读《日本为何选择了战争》,又想起了约瑟夫·格鲁的一段评论。1933年3月当他得知日本正式推出国际联盟时,曾如此评论:“绝大多数日本人都有真正的自欺欺人的惊人本事。他们打心底里相信,他们做的每件事都是对的……这种心理状态,比那些厚颜无耻但自知理亏者还要难对付的得多。绝大多数日本人,哪怕又才智者也在其中,都不知道是自己错了,所以抵抗外国干涉的决心反而愈加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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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昭和天皇是日本侵华战争的直接责任者。整个战争期间,几乎所有的战争决策和重大军事行动,都与天皇有着密切关系,或是得到天皇的暗示、默许、批准,或是天皇在御前会议上通过“密室指导”做出的决定。正如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所说:“没有这个日本国唯一高统治者的命令或同意,大日本帝国对外进行战争是不可能的。”

实际上,加藤阳子教授的论说便是在解释这种让格鲁大使当年倍感困惑的现象,究竟是如何产生的,而其背后的形成机制与日本近代化的道路又是如何纠缠双生的。从此意义来说,对上述两方面问题的探究远未过时,甚至在今日显得更有意义。

自上世纪末以来,确实有不少日本学者在努力地向年轻一代日本人传递正确的战争记忆。在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学者中,东京大学京大学的日本近现代史专家加藤阳子教授必居其一。她不仅在学术领域建树颇多,更努力将专家学者们积累的知识与成果转换为日本社会所能理解并接受的普遍共识,尤其是在培养年轻人历史认识方面不遗余力。2009年加藤教授以年轻人为受众目标,出版了专着《日本为何选择了战争》。这本书的基础来自于2007年末至2008年元旦期间,她在神奈川一所高中连续五天所做的历史讲座,为高中生梳理日本自甲午战争以来是如何一步步走向导致最大灾难的太平洋战争。

既然有了上述生效前提条件,为何日本政府还是急于推动国会通过TPP批准案呢?我想我们应该从历史中探寻这个问题的答案。

1945年8月15日正午12时,日本放送协会的播报员在整点报时后说:“现在即将广播重大事项。请全国听众朋友起立。”接着,情报局局长下村宏说:“天皇陛下即将亲自对全体国民宣读重大诏书。现在开始播送玉音。”

然而,战争记忆其实是很难传承的。这种本已艰难的传承还依赖于一套复杂的社会机制。在历史修正主义兴起的二三十年间,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历史记忆范式也开始受到动摇。日本历史学家山田朗曾经将各种“历史修正主义”总结为九类:一、“日本并不是唯一实施过殖民统治和侵略的国家”;二、“战争与殖民统治也有好的一面”;三、“所谓‘大东亚战争’为亚洲国家独立解放发挥了作用”;四、“日本对英美开战是迫不得已”;五、“日本虽发动战争但并无领土野心”;六、“若承认是侵略战争,那么阵亡者岂非犬死”;七、“昭和时代的战争或许是非正义的,但明治时代战争则值得称颂”;八、“不应该现在的价值观去评判当时的作为;九、“战前和战时的事情与战后出生者无关”。面对前述这些论调,山田朗认为大部分其实都是“伪问题”,在学术研究领域便能轻松予以辩驳。其中,最棘手的论调乃是第九类即“战前和战时的事情与战后出生者无关”的论调。山田朗教授也承认:让现在日本的年轻人来为他们出生之前的战争负责,似乎确实有不近情理的地方。不过,他进一步指出“对没有经过战争的一代”来说,他们承担战争责任的方式便是去了解战争的历史,清楚地明白先人所犯下的“错误”和“罪行”。

1935年6月27日,胡适在日记中写下了这么两句话:“日本武士自杀的方法是‘切腹’,而误事切腹时需要一名介错人。日本今日已走上了全民族切腹的路。上文所述的策略只是八个字:日本切腹,中国介错。”胡适所谓“策略”是指他对中日可能发生冲突的预测即日本侵华战争将会是“太平洋世界战争”的前奏。或许是因为这个比喻过于生动,以至于战后的中日历史学家都喜欢引用。加藤阳子教授在《日本人为何选择了战争》中也引用了胡适的这个比喻,甚至还放入了第四章的标题之中。“胡大使”见识之广阔、预测之准确,自不必多言。不过,“日本切腹”的说法却并非是胡适所独创。另一位他的美国同行跟他所见略同,甚至更早提出了类似的比喻。

太平洋战争1941年拉开大幕,至今已过了75年,距离《日本国宪法》颁布也已有近70年,对于战后日本来说,2016年堪称是个重要节点。回顾过去的一年:7月,参议院选举揭晓,修宪势力在参议院中进一步壮大,修宪的现实正日益迫近;8月,天皇陛下表达了希望让位的想法。2016年的确给人一种日本战后政治架构即将发生巨变的山雨欲来之感。

诏书长4分40秒,是昭和天皇在当天凌晨录制好的。诏书中的“联合公告”即《波茨坦公告》,其第十三条明确要求“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昭和天皇虽然在御前会议上接受了此公告,但在诏书中只字未提“投降”的字眼,而且大量使用汉语的文言文。听到诏书后,明白其含义的陆军大臣等34名将官切腹或开枪自杀,但还有很多日本平民没有理解天皇的意思。

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Joseph Grew)在1934年12月27日的日记中,有这么一句话:“在目前情况下,这个国家的军人是完全可以冲破政府的约束,抱着错误的爱国观念,进而干出近乎‘民族切腹’(National Hara-kiri)这样的事。”七年后,在珍珠港事件爆发一个月前,格鲁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书中再次使用了“民族切腹”这个说法。他这样写道:“谋求和解的努力如果归于失败,日本的钟摆就可能再次摆回以前的立场,甚至可能走得更远。这又会导致他们所谓的全力以赴的殊死斗争,以顶住外面的经济封锁,宁冒民族切腹的危险,也不向外国压力屈服。”加藤教授的这本书其实就是在描述近代日本走向“民族切腹”的过程。较之纳粹德国,日本的这个过程似乎更像是一种“集体无意识”选择的结果。战后日本最有影响力政治思想家丸山真男将之称为“日本法西斯的矮小性”:“诚然,日本帝国主义走向末日在宏观上有其一以贯之的历史必然性,但越从微观的角度来观察就越会发现这其实是一大推不合理决断累积而成的结果。”

政治学者南原繁在得知日军偷袭珍珠港的当天吟诵了一首短歌:“超乎人之常识,亦超乎学问,日本起而与世界为敌。”在南原繁这类知识分子看来,日本开战的行为令人震惊,因为日本与美国之间的差距太大,几无胜算。但诡异的是,当时的日本当局非但没有“隐瞒”这种差距,反而希望借此来激发国民的斗志,“煽动民众的危机感”反倒成了一条笼络人心的捷径。知名的中国文学研究者竹内好甚至一厢情愿地认为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反倒赋予了侵华战争的“合法性”。在日美开战一周后,他发表了《大东亚战争与吾等的决议》一文,写道:“我们一直在怀疑,我们日本是否是在东亚建设的美名之下而欺凌弱小呢?!在东亚建立新秩序、民族解放的真正意义,在今天已经转换成为我们刻骨铭心的决意。这是任何人也无法改变的决意……这样看来,在这一变革世界史的壮举之前,‘支那事变’作为一个牺牲不再是无法忍受的事情。”

吉川彗:经过参议院选举,修宪的现实意味越来越浓,而在东京都知事选举中失败的鸟越俊太郎曾指出,“日本的自由主义正在现实面前遭遇失败”。在美国总统大选中,持续发表右翼言论的特朗普笑到了最后。面对这些事件,加藤教授有何感触呢?

因此,昭和天皇投降的诚意一直受到争议。

加藤教授将这类言行乃至决策揶揄为“闹别扭”式的赌气之举,并进一步指出当时日本决策层又或是社会各界的精英们往往都未意识到导致日本陷入这种困境的根本原因是近代以来的扩张主义、冒险主义以及毫无预见性的国际观。亦如她在书中所引用水野广德的评论那样:“日本根本就是无法进行战争的国家”、“这种国家并没有独自进行战争的资格,无论在和平时期如何扩张陆海军的军备,也不过是毫无基础的空中楼阁罢了”。上述言论在当时的日本看似“异类”,但其实不少日本军政高层却都暗自抱持同感,而又选择随波逐流,无人愿意挺身负责。丸山真男将其比喻为冲向风车的堂吉诃德:“一边怀着对失败的恐惧浑身发抖,同时又闭上双眼直冲上去。若说他们渴望战争,此言不假;若说他们想要避免战争,却又不由自主般选择了战争的道路,这或许才是事实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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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晋三14日在访问澳大利亚时表示,日本和澳大利亚同意加强军事联系,继续推进TPP以保障开放的贸易环境,还企图说服特朗普保持在亚太地区的介入。

天皇制在战后得以保留,天皇未被追究战争责任,本就是导致现今一些日本人歪曲理解历史的深层原因。尤其是战后一代,没有经历过天皇下令开战的历史惨剧,在他们眼里,天皇是没有错误的,是神圣不可动摇的。所以,战后出生的首相安倍晋三等人在2013年4月喊出了“天皇陛下万岁”的口号,这正是二战官兵经常喊的口号!战后的首相这样做极不寻常,无法不让人回想起昭和天皇的侵略战争时代。在当今世界,对皇室文化和民族精神来说,和平与自省比什么都重要。

尽管加藤教授的这本书发端于面向高中生的历史讲座,但如她所言“相信这种尽可能让人身临其境的讲述方式,不仅会得到年轻读者的喜欢,也不会辜负更高年龄层读者们对本书的期待”。实际上,即便从专业研究的学术角度来阅读,也能获得很多启发。有别于传统的国别史研究,加藤教授始终是从国际的角度来观察近现代的日本军国主义化的过程,将日本史纳入世界史的范畴,以长时段的视角来一道进行分析,并尝试让读者在方法论上也收获新知。例如在谈及日本政治体制与军政体制时,会将其与美国、俄国进行比较;又或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逐步形成的“总体战理论”来论述当时日本各界对战争形态的想象以及这种想象又如何加速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化的步伐。用作者的自己话来说,就是“本书不会像地心说一般,只把日本作为中心,我也会从中国和西方列强的视角出发来审视问题,并尽量融入最新的研究成果”。

原标题: 我读︱《日本为何选择了战争》:“民族切腹”之路

加藤阳子:当然,日本的变化是相当大的。占总人口一半的日本女性可以接受高等教育;以获得普选权为开端,日本女性的政治参与度也获得了扩展。关心政治的国民数量与战前相比大大增加,这都是划时代的巨变。而过去以培养少数精英为己任的日本高等教育体制也早已实现了平民化。

尽管是几无胜算的战争、尽管是毫无道义的侵略,但当时的日本依旧选择了战争,选择了一条“民族切腹”之路。重读《日本为何选择了战争》,又想起了约瑟夫·格鲁的一段评论。1933年3月当他得知日本正式推出国际联盟时,曾如此评论:“绝大多数日本人都有真正的自欺欺人的惊人本事。他们打心底里相信,他们做的每件事都是对的……这种心理状态,比那些厚颜无耻但自知理亏者还要难对付的得多。绝大多数日本人,哪怕又才智者也在其中,都不知道是自己错了,所以抵抗外国干涉的决心反而愈加强烈。”

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在1934年12月27日的日记中,有这么一句话:“在目前情况下,这个国家的军人是完全可以冲破政府的约束,抱着错误的爱国观念,进而干出近乎‘民族切腹’这样的事。”七年后,在珍珠港事件爆发一个月前,格鲁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书中再次使用了“民族切腹”这个说法。他这样写道:“谋求和解的努力如果归于失败,日本的钟摆就可能再次摆回以前的立场,甚至可能走得更远。这又会导致他们所谓的全力以赴的殊死斗争,以顶住外面的经济封锁,宁冒民族切腹的危险,也不向外国压力屈服。”加藤教授的这本书其实就是在描述近代日本走向“民族切腹”的过程。较之纳粹德国,日本的这个过程似乎更像是一种“集体无意识”选择的结果。战后日本最有影响力政治思想家丸山真男将之称为“日本法西斯的矮小性”:“诚然,日本帝国主义走向末日在宏观上有其一以贯之的历史必然性,但越从微观的角度来观察就越会发现这其实是一大推不合理决断累积而成的结果。”

加藤阳子:《日本国宪法》中并未写明女性不可以做天皇。此次天皇表示希望让位,似乎有必要重新回顾当年战后议会的宽松气氛。此次若能通过修正案,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国会能将“国会议决通过之《皇室典范》”最终确定下来,那将是好事一件。

2016年的初秋,曾去了一次长崎,自然也去了长崎原爆纪念馆。纪念馆不远处就是所谓“原爆点遗址”,北面则是纪念公园。在公园时,被不远处棒球场传来的欢呼声所吸引,走近才发现原来是在举行高中棒球赛。坐在观众席上望着热血少年在投球击打,而自己的思绪则还停在纪念馆中的历史。这些“球儿”的祖父辈、曾祖父辈或许都在那场战争中杀人或被杀。如今的他们又将如何面对那些战争记忆呢?前后两个场景的反差如此大,印象深刻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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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偷袭珍珠港前,类似的一幕也一再重演过。时任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曾对部下如此阐述他的想法:“失去战机的日本,可能会在一个不利的时期下迎来战争。既然早晚都要发动的战争,那还不如在稍有胜算的时候进行。”这种近乎鲁莽的决策逻辑近乎赌博,而在实际备战过程却又极不充分。在海军省负责后勤保障工作的保科善四朗中将就曾对当时草率情况感到震惊:“开战准备实在是太随便了,如同是痴人说梦。作战计划就是纸上谈兵,甚至把一些根本无法使用的武器装备都写在上面。”2019年8月,NHK披露了一份有关昭和天皇的新史料即战后第一人宫内厅长官田岛道治的《拜谒记》,合计有18本之多。其中,记录了田岛与昭和天皇多达613次、超过330小时的交谈,而这些谈话记录大多没有被之前编辑出版的《昭和天皇实录》所收录。根据《拜谒记》的记载,昭和天皇在太平洋战争前之所以同意东条英机组阁是因为“认为东条是唯一能够管住陆军的人”。这就如同是选择“纵火犯”来“灭火”一样,结局可想而知。

而在偷袭珍珠港前,类似的一幕也一再重演过。时任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曾对部下如此阐述他的想法:“失去战机的日本,可能会在一个不利的时期下迎来战争。既然早晚都要发动的战争,那还不如在稍有胜算的时候进行。”这种近乎鲁莽的决策逻辑近乎赌博,而在实际备战过程却又极不充分。在海军省负责后勤保障工作的保科善四朗中将就曾对当时草率情况感到震惊:“开战准备实在是太随便了,如同是痴人说梦。作战计划就是纸上谈兵,甚至把一些根本无法使用的武器装备都写在上面。”2019年8月,NHK披露了一份有关昭和天皇的新史料即战后第一人宫内厅长官田岛道治的《拜谒记》,合计有18本之多。其中,记录了田岛与昭和天皇多达613次、超过330小时的交谈,而这些谈话记录大多没有被之前编辑出版的《昭和天皇实录》所收录。根据《拜谒记》的记载,昭和天皇在太平洋战争前之所以同意东条英机组阁是因为“认为东条是唯一能够管住陆军的人”。这就如同是选择“纵火犯”来“灭火”一样,结局可想而知。

加藤阳子:的确如此。如果将TPP交涉事件与“满洲事变”后国际联盟会议上的讨论相比较的话,恐怕很多人也难免一声叹息。下面给你介绍一下1932年11月被日本派往国际联盟就满洲问题进行交涉的全权代表团的事情吧。

1935年6月27日,胡适在日记中写下了这么两句话:“日本武士自杀的方法是‘切腹’,而误事切腹时需要一名介错人。日本今日已走上了全民族切腹的路。上文所述的策略只是八个字:日本切腹,中国介错。”胡适所谓“策略”是指他对中日可能发生冲突的预测即日本侵华战争将会是“太平洋世界战争”的前奏。或许是因为这个比喻过于生动,以至于战后的中日历史学家都喜欢引用。加藤阳子教授在《日本人为何选择了战争》中也引用了胡适的这个比喻,甚至还放入了第四章的标题之中。“胡大使”见识之广阔、预测之准确,自不必多言。不过,“日本切腹”的说法却并非是胡适所独创。另一位他的美国同行跟他所见略同,甚至更早提出了类似的比喻。

加藤教授将这类言行乃至决策揶揄为“闹别扭”式的赌气之举,并进一步指出当时日本决策层又或是社会各界的精英们往往都未意识到导致日本陷入这种困境的根本原因是近代以来的扩张主义、冒险主义以及毫无预见性的国际观。亦如她在书中所引用水野广德的评论那样:“日本根本就是无法进行战争的国家”、“这种国家并没有独自进行战争的资格,无论在和平时期如何扩张陆海军的军备,也不过是毫无基础的空中楼阁罢了”。上述言论在当时的日本看似“异类”,但其实不少日本军政高层却都暗自抱持同感,而又选择随波逐流,无人愿意挺身负责。丸山真男将其比喻为冲向风车的堂吉诃德:“一边怀着对失败的恐惧浑身发抖,同时又闭上双眼直冲上去。若说他们渴望战争,此言不假;若说他们想要避免战争,却又不由自主般选择了战争的道路,这或许才是事实的真相。”

加藤阳子:日本败给同盟国之后,国家的基本秩序,也就是我们的国体被重新书写了,新宪法可以说是日本为了重新站在世界舞台之上购买的“搭乘券”。1952年,《旧金山合约》开始生效,日本恢复了国家主权,日本与亚洲地区的贸易也开始恢复,为了不再挨饿,坚强地活下去,购买名为《日本国宪法》的“搭乘券”是非常必要的。而且作为战后价值观中的关键一点在于新宪法第11条的“享有基本人权”以及第13条“尊重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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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的初秋,曾去了一次长崎,自然也去了长崎原爆纪念馆。纪念馆不远处就是所谓“原爆点遗址”,北面则是纪念公园。在公园时,被不远处棒球场传来的欢呼声所吸引,走近才发现原来是在举行高中棒球赛。坐在观众席上望着热血少年在投球击打,而自己的思绪则还停在纪念馆中的历史。这些“球儿”的祖父辈、曾祖父辈或许都在那场战争中杀人或被杀。如今的他们又将如何面对那些战争记忆呢?前后两个场景的反差如此大,印象深刻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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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卢沟桥事变之初,日本陆军参谋总部第一部部长石原莞尔最初下达的命令是所谓“不扩大主义”,但结果却因为杉山元、武藤章等“强硬派”军官的要挟,又改为了同意“增兵”。另一方面,时任首相近卫文磨为了通过表现强硬立场来稳固自己的政治地位,不仅放任军部暴走, 甚至还制定更为激进的侵华政策。日后代表日本在二战投降书上签字的外务大臣重光葵曾如此评论过:“政府一面号称坚持不扩大方针,一面又在事实上将事态扩大。结果变成政府与军部一道都叫嚷着要进行‘惩戒中国的圣战’。”

1910年,西方列强殖民势力在亚洲分布图(中国东北、外蒙古和新疆被俄罗斯控制,青藏高原和长江流域被英国控制,西南被法国控制,山东被德国控制,台湾被日本占领)

《日本人为何选择了战争》,[日]江藤阳子着,章霖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年9月出版

据日本亚太资料中心事务局长内田圣子介绍,为了使TPP协定生效,“在参与谈判的12个国家中,必须获得其中至少6个国家国会的批准,而且批准TPP的所有国家的GDP必须占12国GDP总量的85%以上(其中美国占62.1%,日本占16.4%——观察者网注)”。这意味着,如果日本或美国中有一个国家不批准的话,TPP就会化为泡影。

受到上述日方观念的影响,《日本国宪法》第一章第二条这样写道:“皇位世袭,依国会议决通过之《皇室典范》(《皇室典范》系指两者,一为《大日本帝国宪法》时代的产物,制定于1889年2月11日,新《皇室典范》是在《日本国宪法》下于1945年1月16日制定而成的——观察者网注)规定继承之”,实际上作为法律的新《皇室典范》中到底包括哪些内容,当时参与制定《日本国宪法》第一章的那些人恐怕也并不完全掌握。日本战后制定的新《皇室典范》所包括的内容其实远不止于此。

根据这一说法,似乎有很多“空白市场”等待日本公司前去开拓。但是,对医疗、保险、农业等日本国内产业来说,TPP的具体影响并不是清晰可见的。

2013年11月6日,日本召开“大东亚会议”70周年纪念大会,主题为:以创造人类文明为志愿的亚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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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阳子:如今社会上有很多人喜欢批判霞关公务员,似乎成了潮流。但是,像日本这样通过公平考试来任用官员并使公务员体制得以成功运行的国家,在全世界来说也寥寥无几。所以,就此次TPP协定附录中的保留内容以及“投资者与国家之间发生纠纷的处理方案”等问题,希望能由政府各部门进行讨论并汇总之后,向全体国民进行说明。

在日本,超过总人口80%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出生的,面对即将发生却无任何应对经验可谈的时代巨变,我们能够从历史中学到什么呢?

加藤阳子及其历史着作《尽管如此,日本人还是选择了战争》,该书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当时无论是善良的普通日本人还是聪明的精英阶层,为何都认为‘除了战争别无选择’了呢?”

1943年在东京召开的“大东亚会议”曾试图将日本发动的战争合理化,但至今该会议在日本仍被纪念

曾经参加过日俄战争,后来成为着名评论家的水野广德在其1929年出版的着作中曾道破日本作为一个国家的真相:“在战争实现了机械化、工业化并严重依赖国家经济实力的今天,大部分军用物资都不得不仰赖从他国进口这一点对一个国家的战争能力来说是致命的”,这实际上意味着日本先天就是个没有资格投入一场战争的国家。

加藤阳子:我是1960年出生的,终战时的玉音放送(指日本战败时播放天皇宣读《终战诏书》;由于日本天皇的声音首次向普通民众播放,其声音被敬称为“玉音”,“放送”意为“广播”——观察者网注)虽然对我来说只是个历史事件,但似乎也能将自己代入到当时日本国民屏息凝神、紧张倾听的情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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