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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民主是抽签而非选举,再复述希腊的历史也对这个问题没有帮助吧...

对于抽选是民主利器的说法,有些人并不否认。但他们既不认可民主,也不认可抽选。古希腊的大部分哲人便是如此。在事实层面,他们可以坦然指出抽选是民主最显著的特征;然而,在价值判断层面,他们认定民主与抽选都不是什么好东西。究其原因,他们会回答说,因为民主与抽选会为愚昧的民众参与治国打开大门。

南山子的回答似乎完全答非所问啊。。。其实这个问题基于政治范畴的专业回答已经如过江之鲫了,我贴一篇我个人认为思路清晰,条理明确的吧,切题的部分会加粗表示原文《抽选的回归:民主政体的实践与探索》作者:王绍光“抽选”在英文中对应的是"sortition”,估计大多数学过英文的中国人从来都没有听说过这个词。可能让他们更为吃惊的是,原本民主制度最重要的特征是抽选,而不是今天人们所熟知的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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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如果民主意味着人民当家作主的话,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抽选被看作民主的利器。

不过,了解是一回事,理解是另一回事。雅典的思想家的确都把抽选看作民主政体最重要的特征或混合政体中的民主元素,但他们却没有解释雅典到底为什么会广泛使用抽选,也没有解释他们为什么把抽选定性为民主。结果,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中,抽选成为没有理据的现象,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成为无本之木,容易枯萎。这种理据的缺失也许是因为,雅典人把抽选与民主看作天作之合,无须解释。但更大的可能性是,那些能为抽选提供理据的人没有为它提供理据的意愿。琼斯早就注意到,尽管雅典产生了浩瀚的文献,但其中没有关于民主的政治理论,因为其著作能流传至今的那些思想家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寡头政治的拥趸。

正是由于具有以上特性,在西方政治制度史中,除古希腊以外,还有一些运用抽选的例子,尽管它们的目的未必是全面实行民主,而是防止政治权力被豪强把持。例如,罗马共和国曾在其政治、社会、宗教、军事、司法、殖民地生活中广泛运用抽选来调和精英之间的政治冲突,避免一方独大。又如,曾因其保持长期稳定而引人注目的威尼斯大公国,在1268~1797年间,通过非常复杂的程序,用交叉使用抽选与选举的方式产生首席执政官一一威尼斯大公,其目的也是为了使任何一个有势力的家族都不可能把握最终结果,因为他们也许可以操控选举,但无法操控抽签。再如,在佛罗伦萨,平民集团于1250年执掌政权之后逐步确立了以抽签方式挑选政府官员的基本政治制度,包括挑选最高行政机构。

这个思路倒是可以找到一些证据,因为在古代,占卜、问卦、掷骰、抽签的确是被普遍使用的决策方式。古代中国如此,古代印度如此,古代希腊也是如此。有大量证据表明,从荷马时期开始,希腊人便十分迷信,时时处处试图寻求神的旨意,尤其在开始干某件事之前,或在做某项决定之前。抽签就是他们用来与神进行沟通的备选工具。事实上,古希腊神职人员的产生方式之一便是抽签,抽签的结果被解读为神选择了自己的仆人。据此,有些人确信,当抽签被运用于政治领域时,它带有的依然是宗教色彩;他们进一步推论,正是因为带有宗教色彩,抽签才会在政治领域被广泛使用,但与民主与否毫无关系。

不仅希罗多德这么看,几乎所有古希腊谈到过民主的思想家都把抽选看作民主的标志,不管他们喜欢民主也罢,厌恶民主也罢。如柏拉图理解的民主就是“公民都有同等的公民权及做官的机会——官职通常抽签决定”。而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则把有没有抽选看作区别民主与非民主的分水岭:“抽签分派官职可以说是平民政体的做法,而选举各种官员则具有寡头政体的性质。”根据当代古希腊史最权威专家之一莫恩斯·赫尔曼·汉森的研究,这在古希腊是妇需皆知的常识。

不过,在古代雅典文献中,把抽选与宗教挂钩的说法如凤毛麟角,大概只有柏拉图在《法律篇》中的两段话,而他谈的恐怕是理想状态,而不是雅典的实情。实际上,公元前5世纪以后,在政治中使用抽签并没有太多宗教色彩。例如,苏格拉底曾公然对抽选表示蔑视,对他的指控却纯粹是政治性的,而不是对神祇的不敬。这就是为什么汉森断言:“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表明,以抽签的方式挑选官员带有重要的宗教意义。”换句话说,在雅典民主制下,抽签已被世俗化了;创立雅典政制的那些人之所以大量引入抽签元素与宗教没有什么关系,他们关心的是抽选的政治效果。反倒是在没有实行抽选的罗马共和国,对宗教化抽签(religiosortis)的谈论才更多。后面,我们将看到,其实罗马共和国使用抽签时,迷信也不是主要原因。

其次,抽选对所有人都敞开大门。在选举制度下,充其量只能实现选别人的机会平等;而在抽选制度下,所有人被选中的机会是完全相同的。无论贵贱、贫富、荣辱都不会增加或减少这种机会,真正实现了人人机会平等。

后世思想家持类似看法的人也相当多,只不过他们的话往往说得不如古希腊思想家那么直白。虽然从心底里不信任人民大众,但他们往往要摆出支持民主的姿态。不过,他们都不希望恢复抽选,因为他们不敢相信,抽选适用于现当代社会。

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呢?因为最近在看英国的历史。而再之前一本看的是希腊历史,所以期间我突然意识到英国这一路的发展好像很少能看见希腊的影子。如果说希腊对西方有影响,这又体现在哪里呢?ps:再复述希腊的历史也对这个问题没有帮助吧...?

理论上,当我们说抽选是雅典民主的利器时,这并不意味着抽选本身就是民主。抽选只是实现民主理想的工具(“器”),而政体是否具有民主性质取决于政治游戏的开放范围。如果抽选仅限于少数贵族、有产者,把大多数普通民众排斥在外,这种抽选显然不是民主的。历史上曾存在过一些实行抽选的非民主政体;当梭伦引入抽选时,雅典也算不上民主。但反过来,如果政治游戏向所有人开放,但大多数人的角色仅限于选举少数精英出任统治者,没有一种机制让他们担负起当家做主的责任,这种政体 也够不上民主的称号。这也就是说,抽选是民主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有了抽选,未必是民主;但没有抽选(或类似的制度安排),便肯定不是民主。

最后,抽选植根于“人皆可以为尧舜”的信念。只有相信普通民众也具备治理国家的能力,才会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才可能将抽选制度化。那些视普通民众为群氓、草芥、蝼蚁、粪土的人是不可能接受抽选的。哪怕嘴上说得天花乱坠,他们支持的只会是某种精英政治,如经由选举出来的精英治国。

这与以选举作为制度特征的体制非常不同。选举暗含的假设是,依据能力,人分两类,一类治人,另一类治于人。前者是少数,是精英;后者是多数,是群氓。即使不得已允许后一类人进入政治游戏,这些人唯一能扮演的角色是,从相互竞争的前一类人中,选出自己比较中意的对象,让他们替自己做主。普通人也许在投票时兴奋一时,误以为自己是主人;但直到下一次选举之前,他们再也没有什么机会影响政府决策了。当然,允许后一类人进入政治游戏总比把他们全然排除在外更“民主”一点。

《剑桥古代史》对此的概括是“所有的古代权威都同意,抽选是一种在富人与穷人之间实现机会平等的民主设置。”

还需要指出的是,当家做主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历代精英分子往往借口普通老百姓素质不高,反对抽选。实际上,抽选不仅为广大普通民众参与政治生活铺平了道路;而且有利于人民群众在当家做主的过程中提升自身的政治素质。在雅典,除参加公民大会外,相当大比重的普通公民在一生中都有机会担任审判员、议事会成员和/或其他公职人员。出任一种公职,他们必须学会处理一类自己此前从未经历过的事务,学会与同僚打交道,学会与没有担任公职的公民打交道,学会开会的技巧、讲话的技巧、商议的技巧、合作的技巧、妥协的技巧。假如有机会以不同的身份参与城邦的立法、司法、行政、节庆、宗教、军事、经济活动,这些亦工亦农、亦官亦民的普通人一定会对城邦方方面面的运作有相当深入的了解。有了切身体会,他们也许不再会把政治看作某种神秘、深不可测的事务。这种丰富的人生经历在现代社会是不可想象的。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参与城邦生活的方方面面,回报一定丰厚。如果在全方位参与政治生活之前,他们曾经是愚昧无知的,当家做主的经历会让他们不那么愚昧无知,因为只有实践才会出真知。

再次,抽选的结果具有代表性。无论古代还是现代,选举出来的人往往来自社会精英阶层,虽然他们号称是人民的“代表”,但其社会背景、资源占有、生活习惯、思维方式、倾向偏好都与普通老百姓格格不入。他们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代表”人民?实在是个未知数。而随机抽选则可能让各色人等都被选中,既包括达官贵人,也包括小康之家,还包括贩夫走卒。现代抽样理论证明,如果抽选严格遵循随机原则,最后产生的样本完全可以代表人口总体特性。

先看第一个层次。像火与轮子一样,随机抽选是古代人类的一大发明。虽然它是理性的人类创造出来的,但它最重要的特征却是,理性地选择将挑选过程去理性化,使之带有非人决策的色彩。在抽选中,爱、恨、情感、偏好、判断、预测、谋划、掌控统统没有施展余地;谁当选完全不是理性选择的结果,因此它不可预测、不可操控。在抽选中,任何人,不管他占有多少资源,多么能掐会算,都不具优势。不仅如此,如果存在配套的任期限制,即使某些能人走运在抽选中当选,他们也无法长久执掌权力。

西方的“史学之祖”希罗多德大概是最早为民主留下纪录的人。在其巨着《历史》一书中,他强调抽选是民主的试金石:“人民的统治的优点首先在于它的最美好的声名,那就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切职位都抽签决定,任职的人对他们任上所做的一切负责,而一切意见均交由人民大众加以裁决。”

然而,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最早讨论民主的人(如希罗多德、伪色诺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不会如此轻看抽选。他们不约而同地将民主与抽签的联系看成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这绝不可能是凑巧。在他们看来,抽选是雅典民主不可或缺的机制,有没有抽选是区别民主与非民主的试金石,尽管他们本身并不喜欢民主。可以这样说,不了解和不理解抽选,便不可能真正了解和理解雅典民主。

按照亨廷顿的说法,在19世纪初,世界迎来了第一波民主浪潮。然而奇怪的是,也正是从19世纪开始,抽选与民主绵延两千年的关系突然被割断了,它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取而代之的是,选举变成了民主的标志:争取民主就是争取选举权、争取扩大选举权。法国学者曼宁1997年出版的《代议政府的原则》专门有一章讨论“选举的胜出”,他用“令人吃惊”来形容发生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这个突变。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下半叶。在这一百多年中,抽选这个曾经的民主利器失传了

苏格拉底对抽选的批评众所周知:“用豆子拈阄的办法来选举国家的领导人是非常愚蠢的,没有人愿意用豆子拈阄的办法来雇用一个舵手、建筑师、奏笛子的人或任何其他行业的人,而在这些事上如果做错了的话,其危害是要比在管理国务方面发生错误轻得多的。”伪色诺芬(老寡头)的看法同出一辙。他指摘在实行抽选的民主制下,当权的是那些缺钱、缺少教育、愚昧无知的穷人、坏人、下等人,而不是独具德行和智慧的富人、贵族、优秀分子。即使不那么情绪化的亚里士多德也持同样看法,他把民主政体定义为“穷人当政”,把寡头政体定义为“富人当政”,可两者在他看来都是偏离正途的蜕变政体。而当柏拉图说“对一切人不加区别的平等就等于不平等”时,他也许想到的正是抽选及其后果:所有人不加区别地参与政治。

何谓“抽选”?看看公元前6世纪雅典民主制下的做法就清楚了。雅典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支柱是五百人议事会,其500位成员就是抽选出来的。当时雅典有10个部落,每个部落可以产生50位议员,加在一起就是500人。这些议员不是选举出来的,而是从年满30岁的自愿候选人中抽选出来的。原始的抽选方式是在预先准备好的罐子中放入与其席位相等的白豆和一定数目的黑豆,凡抽到白豆者为议员。公元前4世纪以后,一种特制的抽选石盘代替了抽选罐。抽选不仅在五百人议事会的运作中至关重要,它也是产生其他官员的主要途径。负责司法的约500位评审员是抽选出来的,负责行政的约700位执政官中的600余位也是这么产生的。除了将军、司库等少数需要专门技能的官员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外,其他所有官员均需从年满30岁的公民中抽签选出,不设经验、技能或财产资格方面的限制。

雅典民主是抽签而非选举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中,更是在很长的时间里,民主被认为是与抽选分不开的。如马基雅维利(NiccolòMachiavelli,1469~1527年)与弗朗西斯科·圭恰迪尼(FrancescoGuicciardini,1483~1540年)是同时代的思想家。前者试图在制度史和思想史中挖掘资源,以限制政治中权贵家族的势力,他因此建议为平民设立与精英阶层抗衡的专门机构,并支持抽选。而后者因反对民主而极度厌恶抽选,却对选举独有情衷;他是思想史上最早鼓吹选举的人之一。同样对民主持批判态度的哈林顿(JamesHarrington,1611~1677年)也认为用抽签的方式挑选决策者是愚蠢的。他在《大洋国》一书中用了很长的篇幅讨论过往各国的抽选实践,但认为只有选举才能把现存的精英挑选出来。而孟德斯鸠(BarondeMontesquieu,1689~1755年)的一段话几乎与2000年前亚里士多德的话一模一样:“用抽签的方法进行选举是属于民主政治的性质;用选择的方式进行选举是属于贵族政治的性质。”抽选之所以民主,是因为这种方式不会冒犯任何人,也不会给任何人特殊的机会;它给每个公民同样的机会被选中,得以服务自己的国家。不过,偏好贵族政治的孟德斯鸠并不看好抽选。直到18世纪末,这种把抽选与民主挂钩的做法仍很常见。卢梭在1762年出版的《社会契约论》中对孟德斯鸠的说法明确表示赞同,进而指出,“抽签的办法最具有民主制的性质”,“因为抽签时,人人的条件都是相等的,而且选择也并不取决于任何人的意志,所以就绝不会有任何人的作用能改变法律的普遍性。”只有在贵族制下,“用投票的方法才是非常合宜的”。

只要有了抽选,出现一个稳固统治集团的可能性便微乎其微。哪怕政治游戏只是开放给上层阶级(如梭伦改革后的雅典),也足以防止某个人、某个家族、某派势力垄断政治权力。一旦排除了某派垄断权力的可能性,与争权夺利形影相随的党争便会无疾而终,因为哪怕党争再激烈、谋略再高明,都不可能增加某派获得权力的概率。没有当选,也再正常不过,怪不得任何人。而一旦消除了党争,城邦内部的政治稳定就比较容易形成与保持。

首先,抽选难以被人操控。雅典的抽选要经过复杂的程序,任何人都不可能知道谁会被选中。这与选举不同,后者的结果很容易受到金钱、相貌、口才甚至暴力或暴力威胁的影响。由于这个特性在不懂现代随机抽样理论与技术的古代人看来,抽选是神的选择:只有神才知道结果,人是不会知道的。

这与以选举为特征的政体形成鲜明对比。可能影响选举结果的因素举不胜举。一言以蔽之,谁掌握资源多,谁的胜算就大。如果不加任期限制,选举使某个人、某个家族、某派势力垄断政治权力成为可能。一旦有了这种可能性,各派系之间定将纵横捭阖、波谲云诡、徇私舞弊、任人唯亲。这种恶性争斗很容易引发内乱或政体更替。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有些城邦之所以用抽签代替选举,就是为了确保内部和平。避免政治操控及其相关的恶果,很可能是雅典在建立民主制之前便采用抽选的首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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